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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2、翻譯:關關和鳴的雎鳩,相伴在河中的小洲。那美麗賢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撈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醒來睡去都想追求她。追求卻沒法得到,白天黑夜便總思念她。長長的思念喲,叫人翻來覆去難睡下。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采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奏起琴瑟來親近她。參差不齊的荇菜,從左到右去拔它。那美麗賢淑的女子,敲起鐘鼓來取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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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昭、穆以后,國勢漸衰。后來,厲王被逐,幽王被殺,平王東遷,進入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會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譜曲,演唱給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反映周初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面貌的《詩經》,正是這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等。
《關雎》介紹:
《關雎》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第一首詩,通常認為是一首描寫男女戀愛的情歌。此詩在藝術上巧妙地采用了“興”的表現手法。首章以雎鳥相向合鳴,相依相戀,興起淑女陪君子的聯想。而后又以采荇菜這一行為興起主人公對女子瘋狂地相思與追求。全詩語言優美,善于運用雙聲、疊韻和重疊詞,增強了詩歌的音韻美和寫人狀物、擬聲傳情的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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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雎》這首詩,應該是寫的夏、秋季節。
2、從資料里看:荇菜一般于3-5月返青,5-10月開花并結果,9-10月果實成熟。植株邊開花邊結果,至降霜,水上部分即枯死。在溫暖地區,青草期達240天左右,花果期長達150天左右。荇菜一般干3-5月返青,5-10月開花并結果,9-10月果實成熟。植株邊開花邊結果,至降霜,水上部分即枯死。在溫暖地區,青草期達240天左右,花果期長達150天左右。荇菜全草均可人藥,能清熱利尿、消腫解毒。藥材采收:夏、秋季采收,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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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有一位英俊的皇子。他已是強身健體的壯年時期,他的父王打算讓他成親,可是那個皇子硬是不肯。他想到處見見世面,闖蕩一番,自己找到紅顏知己。于是他的歷險開始了:
一天,他聽見了緩緩而又悅耳的琴聲,伴隨著琴聲他來到了一條河邊,他向四處往一下,這下令他大喜,他發現了什么?是一位美麗而又賢惠的女子這在河邊彈琴,她的琴聲時而緩慢時而急促,時而歡喜時而悲傷。他那婀娜多姿的身子讓親年心花怒放。漸漸的過了很久很久,他才反應過來,這位皇子很想過去慰問一下這位賢惠的女子。可是中間隔著一條大河,河水很深很深,有又很兇猛,要想坐船也沒有船只,如若淌,也淌不過去啊。這下子他犯了愁。這下該怎么辦呢???無奈的他只好天天在夢中思索著女子的面影。他輾轉反側,怎么也睡不著。于是他每天苦苦的思索著,唉…該怎么辦啊!
一天,他終于想出了個辦法。他到處云游尋訪有名的老師,學習音律。經過他的頑強和努力,刻苦的學習和努力,終于,他抱得美人歸了!
關鍵詞:解構主義 關雎 譯者主體性 創造性翻譯
一、引言
《詩經》是我國詩歌發展的源頭,其不同的翻譯版本多達十余種,影響力早已超越國界。而《關雎》作為《詩經》的首篇,歷來是中外學者詮釋、翻譯及研究的對象之一。本文選取了英國著名漢學家阿連壁、美國意象派詩歌代表人龐德以及中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所譯的《關雎》英譯本,從解構主義的視角進行探討,旨在拓寬《詩經》英譯的研究思路,探析用解構主義解讀文本和譯作。
二、 解構主義翻譯觀
傳統的翻譯理論認為,原作者是原文的主體,具有主宰作品文本意義的最高權威。作為文本思想和言語的創造者,作者可以任意處置文本;而譯者卻必須嚴格按照原作,精確地傳遞作者的意思。著名英國翻譯理論家德萊頓就曾把譯者比作“奴隸”,只能在別人的莊園勞動,釀出來的葡萄酒卻歸主人所有。與德萊頓同時期的翻譯評論家于埃也認為,譯者應緊扣原文,盡可能的還原原作的意義與風格。
翻譯解構主義派隨文學解構主義的興起而誕生。他們對作者的權威性提出了質疑。羅蘭?巴爾特在解讀讀者與文本的關系及分析文本意義時,明確宣稱“作者死了!”。他認為,文本的意思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與文本相接觸的產物,而非作品本身所固有,或是高高在上的作者放在文本中的。[1]即便作者可以對自己的作品做出解釋,讀者也可以完全以文本為準,不考慮作者的詮釋。在解構主義中,讀者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闡釋權。同樣的,譯者作為外語文本的讀者也獲得了極大的自。譯者的角色由原來的“奴隸”變成了與作者平起平坐的創作主體。
德里達在研讀了德國哲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本杰明的《譯者的任務》后指出,譯文賦予了原作新的生命。德里達在《哲學的邊緣》中杜撰了“延異(differance)”一詞。“延異”有兩層含義:一為區分、差異(to differ),指的是空間模仿;二為延擱、推遲(to delay),指的是時間概念。[2]符號在空間上總為其他符號所限定,在時間上也總是擱延所指的在場,因此,其意義是無法確定且恒定下來的。讀者只能順著“蹤跡(trace)”,在上下文中暫時確定符號的意義。然而隨著空間的差異和時間的延擱,意義的解讀又會出現多種可能性。一旦符號的意義不能最終確定,原文的意義也不可能固定不變。因此,不同的讀者有著自己對原作獨特的理解。在翻譯過程中,譯文絕不可能一成不變地傳達原作的意思。譯者也勢必會有意無意地加入自己的主觀理解。通過這些譯者創造性的闡釋,譯文獲得了超越原作的新的意義,從而原作得以不斷成長、獲得新生。德里達認為,譯者的使命就是要為語言的生存與生命的延續而奮斗。
三、《關雎》英譯本研究
自古以來對《關雎》的闡釋就存在著較多的分歧。就其題旨而言,學者們就有6種不同的觀點。其中“美后妃之德說和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說”、“貴族祝婚歌說”、“戀詩說”較為多見。林明德將《關雎》分為“傳統的關雎”和“現代的關雎”兩種。持“傳統的關雎”理解觀的詮釋家認為《關雎》的主旨是“后妃之德”或“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現當代的學者比較推行的是“戀詩說”,他們強調“就詩論詩”地去領受詩境的美感[3] 。
詩歌短小精悍,更沒有人稱、時態的束縛,從而也給后世讀者馳騁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因此,也造就了該詩英譯文的多個版本。從解構主義翻譯觀的角度看,各版本的譯作都是譯者對原作的解讀,是原作生命的延續。本文選取的譯作分別出自英國著名漢學家阿連壁[4] 、美國意象派詩歌代表人龐德[5] 以及中國著名翻譯家許淵沖[6] 。三位譯者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對原作的翻譯也就各有千秋,筆者將從詩歌形式和字義訓詁這兩方面對這三個版本的譯文進行研究比較。
(一)詩歌形式
《關雎》為先秦時代漢族民歌。詩的格調純凈清新,句式整齊短促,節奏和諧明快。詩中多用疊韻雙聲連綿字,增強詩歌音調的和諧美。然而,由于中西方詩歌的差異,要完全保留《關雎》的形式對譯者而言也是一件極具挑戰的事。本文選取的三種譯文在形式上,并沒有完全遵循原文的格式及韻律。
在韻律上,阿連壁的譯作押“aabb”式的韻腳。他在理解和翻譯上較為自由,譯文幾乎很難看見原文的痕跡。與其說他是在翻譯《關雎》,不如說他是在對原文進行改寫和重組。阿連壁的譯作主要是著眼于英國人的鑒賞。“他總是從詩歌的意義出發,在意義確定后,重新用英語詩歌的形式進行改寫”。[7]他的譯文中有多處增添和刪減。不僅在詩歌章節上很難和原文對應,章節中詩句的順序也做了較大的調整。如原文中“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這三個反復吟唱的章節也被譯者創造性地縮減成一段,以適應英詩的風格形式。
《關雎》對于20世紀不熟悉漢學的西方讀者而言,它帶來的感受是非常遙遠陌生的。解構主義翻譯觀認為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譯者應最大限度地再現原語言的特點和文化色彩,保留原語的“異質”成分。龐德在翻譯時,便刻意保留了中西文化的距離感。如將“在河之洲”中的“河”譯為“Ho”,用羅馬拼音將讀者帶入中國這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度,彰顯中西語言及文化的“異質”因素。在詩歌形式上,龐德也展示了他的創造力:用自由體將原詩的五節譯成了三節;借雎鳩之口發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嘆。
在詩歌音韻方面,龐德注重表現原詩雙聲疊韻詞和疊字的音韻美。如用押頭韻的“reed against reed”對應“參差(聲母C)荇菜”、“tose and turn”對應“輾轉(韻母an)反側”,傳達求之不得時的急切、焦躁[8] ;將“關關”譯為“Hid! Hid!”,兩個單音節詞的連用,不僅體現了鳥鳴聲的短促,其暗含意“隱藏(hide)”也傳達了“關”在漢語中的引申義“隱匿”,突顯“淑女”形象幽深隱秘的特點。
許淵沖在翻譯時沒有放棄原詩的韻腳,堅持以詩譯詩。譯作每句由四至六個詞構成,句尾“pair”、“cooing”、“fair”、“wooing”,采用了“abab”交叉式的韻腳。用他自己 “意美、形美、音美”的翻譯標準來衡量,譯作大體對仗工整,節奏較為明快,用韻的音律美也有助于產生與原詩相似的效果。相較前兩篇譯文,許淵沖的譯作最為忠實。不過在細節處理上,他也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了創造。如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譯為“His yearning grows so strong, / He cannot fall asleep, / But tosses all night long, / So deep in love, so deep”。原文借“求之不得”的綿綿愁思,翻來覆去難以入眠的畫面來傳達“君子”的情思。譯文中并沒有直接表明“求之不得”這一結果,而是進行了弱化處理,通過“cannot fall asleep”和“tosses all night long”為讀者預留想象空間,誘導讀者得出“求之不得”這一結論,而最后一句“So deep in love, so deep”再次凸顯情思之深、憂思之長。
在敘事人稱上,由于原詩并沒有出現人稱,所以究竟是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還是第三人稱,并無定論。在翻譯時人稱的顯化也給譯者進行發揮提供了空間。在這三篇譯作中,阿連壁以第一人稱作為敘述視角。他對《關雎》題旨的闡釋與前文提到的“傳統的關雎”較為相符。傳統的闡釋以賀婚歌為主,敘述者便為詠唱者,使用第一人稱。龐德與許淵沖則認為詩歌傳達的是青年對女子的愛慕與追求,以第三人稱為敘述視角。盡管兩人同樣采用的是第三人稱敘述視角,但對譯文主角“青年”卻有著不一樣的認識。相較龐德譯文中將“青年”理解為貴族男女,許淵沖則指的是普通青年男女。
(二)字義訓詁
三位譯者除了在詩歌形式上,根據各自的對作品的理解,采取了不同甚至相差甚遠的處理方式。在翻譯某些特定詞匯時,也展現了他們對這些詞義的多元化解讀。
“君子”一詞在現代,泛指“才德出眾的人”或是“對統治者和貴族男子的通稱”。然而詞的意義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隨著空間的區分和時間的擱延,對于意義的解讀又會出現多種可能性。在詩經時代,“君子”不僅可以指王侯貴族,也可以是對一般男子的美稱。該詞意義的不確定性,造就了多種版本的譯文。阿連壁、龐德、許淵沖認為該詞的指稱對象分別為“周文王”、“君主/王子”、“普通青年”。阿連壁在標題中明確表明“King Wen’s Epithalamium”,是為文王婚禮而作,譯文中用了較為籠統的“prince”。同樣,龐德用了“prince”一詞,但并未明確指出其身份,只是泛指貴族男子。許淵沖將《關雎》解讀為青年男女間的戀詩。“君子”一詞也自然采用了“a young man”這一譯法。
再者是“窈窕淑女”的形象刻畫。原文中被反復吟唱的“窈窕淑女”,在三種譯文中也各具特色,并且出現次數也從原來的4次被刪減到2次。對淑女的描述,三位譯者的側重各不相同。阿連壁的選詞“modest and virtuous bride”、 “gracious air”、“modest mind”及“lady fair”側重對“淑女”高尚美德的贊頌。許淵沖在人物塑造上,選用了“a good maiden fair”和“sweet and slender”,著重突顯女子的美貌。不過,也有學者指出“maiden”一詞在英詩指“處女”,含有“貞潔”之意。所以“a good maiden fair”短短四個詞,既包含了外在的貌美,也體現了內在的德行[9] 。龐德的譯法是三人中最具創造力的。龐德僅用了兩個詞――dark和clear。他用“Dark and clear/ Dark and clear”來體現“窈”和“窕”的“深遠”之意。在第二節中,又用“clear as the stream”修飾“modesty”,用“dark boughs”形容她的“secrecy”。“dark”和“clear”分別暗含“隱秘、寡言”、“寧靜、潔白無瑕”之意,簡單明了,體現出女子的幽遠嫻靜、潔身自好,又帶有一絲神秘色彩。
此外,三位譯者在“參差荇菜”的英譯處理上也體現了解構主義的“延異”和“譯者主體性”的思想。 “參差”意為“長短、高低、大小不齊”,在古漢語中,它還有“多姿”之意。阿連壁取“多姿”意,譯為“They sent me to gather cresses, which lie/ And sway on the stream”,水芹在溪面上飄搖,展現了荇菜的多姿之態。龐德譯文中的荇菜高挑、纖細,而又茂密(reed against reed/ tall on slight),隨著溪水左右搖擺(as the stream moves left and right),在水面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倒影,烘托出夢幻般的氛圍。水芹或高或低,隨溪水或左或右搖曳(Water flows left and right,/ of cress long here, short there),是許淵沖對“參差荇菜”的解讀。在他的譯文中,荇菜高低錯落、搖曳生姿,同時涵蓋了“參差”古今兩個意義。
四、 結語
基于解構主義翻譯觀,本文從詩歌形式和字義訓詁這兩方面對《關雎》三個版本的譯文進行了解讀。面對同一首詩,阿連壁、龐德、許淵沖采用了不同甚至相差甚遠的形式,對意義的解讀也存在著較多差異。從解構主義的視角來看,這些差異都是極其正常的。翻譯過程中,譯者既是讀者,又是作者。作為讀者,由于符合意義的“延異”,對同一作品的解讀可以千差萬別。而作為翻譯的主體,不同的譯者也會對同一個作品的內容、風格等產生各自的理解,從而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因此,譯文傳達的其實是譯者在對原作進行解讀后,根據自己的體會重新表達的內容和情感。盡管大多數情況下,就譯者主觀而言以為是原作的,但這些解釋與原作的內容必然會有一定的差距。當然,也正是譯者的主體性的發揮,才創造了如今豐富多彩的英譯本,使得《關雎》的生命得以延續。
參考文獻
[1] 李紅滿. 解構主義對傳統翻譯理論的沖擊[J]. 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1(3):76-79.
[2] Derr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 李林波.從“關雎”的多元英譯看中國典籍外譯現狀與問題[J].外語教學, 2011(5)::90-95.
[4] Clement F. R. Allen. The Shih Ching [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891.
[5] Pound, Ezra.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M].London:Faber and Faber, 1975.
[6] 許淵沖.詩經[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7] 焦勇.英語國家的《詩經》譯介及專題研究[D].山西大學,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