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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外資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
2010年,金融危機逐漸衰退,世界經濟逐漸復蘇,但金融危機的滯后反應仍然存在,我國外資經濟發展既面臨發展機遇又要面臨嚴峻挑戰。
從國際環境看,一是2010年世界經濟有望出現緩慢復蘇,外資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總體趨于改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0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9%,其中發達國家將增長2%,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將增長6%。二是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外需不振可能在較長時期內存在,由于后危機時代競爭的需要,主要經濟體自顧性增強,各國將優先解決國內就業、產業發展等問題,繼續出臺各種貿易限制措施和保護措施,貿易摩擦日益頻繁,出口企業仍將面臨更多的貿易風險。三是利用外資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在中低端產業方面,周邊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在勞動力、原材料、能源價格等方面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我國低生產成本優勢正在喪失;在中高端產業上,我國也將在高科技產業、節能環保等領域直面與發達國家的競爭。從國內環境看,一是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將推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一系列舉措,這將給利用外資和進出口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并促進外資結構調整和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二是2009年我國先后七次提高出口退稅率,放寬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實施人民幣跨境結算,擴大外貿政策具有滯后效應,因此,這些政策對出口的促進作用將進一步顯現。三是引資新優勢有待提升。在產業優勢方面,我國當前的產業結構與國際對外投資結構不相匹配,承接國際資本轉移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增強。在要素成本優勢方面,受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和土地價格上漲、稅收成本增加等因素影響。我國要素成本優勢逐漸弱化,此前過分依賴要素成本優勢的引資策略有待進一步調整。
二、我國外資經濟發展趨勢與特點
(一)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趨勢
我國利用外資大概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起步階段,從1979年到1986年,外資主要來自于港澳,投資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區,產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服務業;1987年至1991呈穩步上升階段,與第一階段相比,臺灣地區的投資增加,投資區域向東部地區擴展,投資產業投資于出口型生產項目;第三階段是從1992年至1993年,是高速發展階段;1994年到2000年是調整發展的第四階段,跨國公司較多進入,更多行業開始利用外資;2001年以來進入了成熟穩定的第五階段。2001年至2007年,我國利用外資4382.88億美元,年均626.13億美元。在2001年和2002年,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別比上一年增長了11.5%和12.6%。2003年吸收了535.05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04年創出606億美元的新高,約占世界總量的9.8%:2005年實際投資603.25億美元;2006年全國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41485家,同比下降了5.7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694.68億美元,同比下降4.06%;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高達747.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外商投資已遍及第一二三產業幾乎覆蓋了各個行業。
據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從1993年起,中國已經連續15年成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人均收入較低,儲蓄也相當不足,缺乏經濟建設資金。從1979年開始,中國利用外資總額快速增長,至1993年,我國利用外資總額已經增至389億多美元,僅次于美國,處于世界第二位,2007年則達到748億多美元,居發展中國家之首。1979———2007年,我國利用外資的項目達到633981個,其中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達到632298個,實際利用外資額超過9574億美元。引進外資的70%進入到了工業制造業部門,1990年外商投資工業產值在我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28%,到2007年已經超過了30%。外資企業吸收的勞動力由1985年的6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583萬人,對同期全國城鎮就業新增數的貢獻率達到9.5%。另據商務部統計,中國目前在外資企業工作的雇員有2800萬人。外資企業工業產值占全國的31%,稅收占全國的20%,進出口占全國外貿58%。
(二)我國外資經濟運行特點
近年來,我國外資經濟根據發展實際情況,切實改善外貿發展環境,加快調整出口商品結構,加強外商投資引導,擴大外貿環境,努力開拓新的利用外資方式,我國外資經濟運行呈現以下特點:
1.外貿出口總量略有下降,結構有所優化。我國加工貿易逆勢增長,外資企業出口相對好于內資企業。傳統市場比重降低,開拓新興市場效果明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勢良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外資來源和投資方式中,大項目帶動作用明顯,境外返程投資仍然是拉動外資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國別看,亞洲資金仍占較大比重,但外資來源開始呈現多元化趨勢。從合作方式看,獨資企業占較大比重。外商投資開始,為了降低交易風險、減少交易費用。一般采用和中方企業合資或合作經營的方式,進而以企業經營不善等借口通過增資擴股,最終完成對企業的獨資占有。
3.利用外資的產業和地域分布,三產比重分布不同。一直以來,第二產業占全部合同外資總額的絕大部分;第三產業吸引外資數額小于第二產業,占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的比例還略有下降;第一產業吸引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很小。
4.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境外資源開發成為境外投資的熱點。2010年,我國增加境外投資開發項目。中方協議投資總額,逐漸增多,占全國境外資源開發中方投資的比例增多。境外并購成為境外投資的重要方式,境外并購項目中方協議投資總額已經逐漸占到境外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工程承包帶動作用明顯,占全國對外工程承包營業額增多。
三、我國外資經濟的發展機遇和挑戰研究
2011年,我國統籌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著力穩外需、促增長,轉方式、調結構,把擴大開放作為拓展空間、增強發展動力的一項基本政策,把保持外貿穩定發展作為首要任務,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體制創新為動力,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全面提升經濟國際化水平,促進我國外資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我國外資經濟發展機遇
雖然我國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工作還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但目前經濟企業回升的大趨勢仍然蘊含著很多機遇。
一是世界各國投資限制的放寬為“走出去”創造了良機。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紛紛出臺經濟振興計劃,放寬投資領域限制,為我國企業開拓市場帶來了新的商機。同時,我國正在積極構建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多邊合作框架,建立對話機制和平臺,并不斷研究和出臺相關鼓勵政策,有利于我國企業積極穩妥地“走出去”。
二是全球經濟的回暖為“引進來”提供了機遇。隨著經濟的復蘇,外商投資能力逐漸回升,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不斷演進,發達國家為擺脫危機紛紛放寬了高技術領域特別是環境和新能源領域技術輸出,合作態度積極,有利于提升利用外資產業結構。
三是世界經濟出現積極變化促使國際貿易回暖。在各國政府干預和大規模刺激政策支持下,世界經濟逐步走向緩慢復蘇。2009年三季度以來,美歐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開始有所回升,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增速明顯加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0年世界經濟、全球貿易和跨國直接投資都將由降轉升,其中,全球貿易將增長3.9%,貿易增長5.8%,投資增長15%,國際金融市場趨于穩定,實體經濟出現復蘇態勢,有利于遏制國際貿易下滑勢頭并逐步回升。
四是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為涉外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國家實施“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國內經濟在企穩的基礎上持續回升,不僅為外商投資者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投資環境,也使我國企業境外投資能力明顯增強。同時,擴內需等政策的實施,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提高了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二)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挑戰分析
盡管我國外資經濟發展蘊含著重大機遇,也要看到還面臨異常嚴峻的挑戰: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從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來看,不少國有企業包括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看,不少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金融企業還未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機制不活,效率不高,社會負擔和歷史包袱沉重等問題仍然阻礙著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尚未完成,新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還有待于在實踐中完善。
二是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地區分割、行業壟斷仍阻礙著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發展,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建立,市場秩序比較混亂,資本市場發展相對滯后,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比重低,金融風險過分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
三是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覆蓋面較窄,統籌層次低,保障能力明顯不足;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和國家對農業支持保護體系不健全,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尚未形成。
四是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體制改革仍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的要求。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才能逐步消除上述體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2.政府管理還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和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加入世貿組織最大的挑戰就是政企不分,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按照WTO規則不允許政府的權力進入市場,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內是不能有所作為的。政府的職責是搞好宏觀調控,但是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政企不分,政府干擾企業的活動多,企業還沒成為自我約束、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現行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水平與入世后的客觀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3.中國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盡管我國已有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已經取得明顯優勢。缺乏核心競爭力是我國發展大公司和大企業集團面臨的突出問題。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弱的主要表現有:
一是缺少具有國際品牌的產品。國際知名品牌會使得企業更順利地與國際市場接軌,它越來越成為競爭的決定因素。沒有品牌就等于沒有市場,未來世界地圖就是世界品牌的版圖。根據世界著名品牌顧問公司“INTER-BRAND”2003年度“世界最有影響力100家品牌”評選活動表明,可口可樂品牌價值達到704.5億美元。而我國最有價值海爾品牌的價值只有265億人民幣,可見差距是巨大的。塑造企業的國際形象,學習和借鑒國外著名品牌國際化的戰略,創出世界名牌,已是擺在我國企業面前的重大戰略課題。
二是企業管理水平差距大。與發達國家和著名的跨國公司相比,我國企業管理較落后,特別是企業的戰略管理、成本管理、質量管理、營銷管理等方面,很難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國際激烈競爭。企業制度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組織結構不合理,經營機制不活,產業集中度低,專業化水平不高,是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帶有根本性的深層次原因。
三是企業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的缺乏將直接影響企業管理國際競爭力。2003年,國際競爭力中的企業管理競爭力要素中,中國除勞動力成本具有競爭優勢外,其他要素都在低水平上。在參與排名的51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的綜合生產率是泰國的60%,巴西的46%,馬來西亞的33%。在獲取合格工程師和稱職高級管理人員狀況的國際比較中,我國僅排名在51位和50位,遠遠落后于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
4.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雖然我國的金融體制已經歷了多次改革,但現行體制仍然存在一些明顯弊端,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例如國有銀行呆賬、壞賬等現象嚴重,外幣、同業拆借、證券回購利率的市場化水平不高,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還很不完善,資本項目還沒有實現可兌換,直接影響了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和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
四、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新突破
我國外資經濟發展必須適應國情,為國內發展服務,若偏離此道,就談不上國家發展。必須明確國內發展要考慮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影響,在轉型期,我們要立足國內,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戰略。一方面要鼓勵跨國公司進入我國,充分利用國外的管理、資本和技術;另一方面要鼓勵國內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在競爭中壯大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具體有以下幾方面措施:
(一)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是實施“引進來”開放戰略。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實施“引進來”,積極利用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行“引進來”并不是只要是外國的就都無條件地“請進來”,而是要在綜合考慮對國內的產業和產品發展水平的影響及其對社會和自然資源的綜合影響下決定是否引進。同時要正確處理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的能力,有能力的盡力自主開發,增強我國技術能力,提升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二)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實施“走出去”的開放戰略。“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應有之義,就是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加入世貿組織,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條件更具備,要求也更迫切。我們要在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中,不斷提高“引進來”的規模和質量,大力推動“走出去”戰略。首先,在政治上,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助于樹立我國的大國形象,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維護我國國家利益,保障國家安全,促進祖國統一,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其次,在經濟上,實施“走出去”,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有利于引進先進技術,發展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帶動我國設備、技術、產品和服務出口,有利于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和著名品牌,更好地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并且可以增強企業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能力,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是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根本途徑。
(三)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法寶是加強金融體制改革。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資本流動的速度加快、規模明顯加大,金融衍生產品和創新工具明顯增多,金融風險已不可避免。完善金融監管制度,首先,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和金融預警網絡機制;對外資銀行的進入嚴格把關,并制定有效的風險監管體系,維護國家貨幣政策的順利實施。其次,加強政府對外債的統一管理,合理控制間接利用外資規模和結構;要統一債權,加強債權集中管理,同時注重外債的使用效益,杜絕消費化使用外債錯誤傾向。第三,化解銀行不良資產,卸下國有銀行和企業的包袱,加快國有政策性銀行向商業銀行科學轉變的改革,重構政府、銀行和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使銀行真正成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自負盈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商業銀行。第四,穩定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應建立具有自我約束、公開透明、高效運作、監管嚴密并與國際接軌的運行機制,應盡快抓住當前亞洲經濟復蘇、金融市場相對穩定、我國外匯儲備充裕等有利條件,推動人民幣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有序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
(四)我國外資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是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在鞏固傳統市場的基礎上,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進一步加大對新興市場的開拓力度,改善貿易環境。根據國際貿易格局變化,適時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努力改變出口市場過于集中的狀況。對亞洲傳統市場,繼續深挖市場潛力,重點做好鋼鐵、機械、輕工、紡織服裝等產品的市場開發。積極開拓非洲、俄羅斯、印尼等新興市場,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把抓洽談、抓成交當作對外貿易工作的重點,推動企業電子商務洽談成交、小組出國推銷成交、函電往來成交以及交易會、博覽會參展成交,通過開展各種貿易方式,爭取多成交,早成交,把商品貿易、技術貿易、境外辦企業、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等多種方式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立體式綜合開發,帶動我國產品的出口。堅持主動出擊與積極應對并重,努力降低貿易摩擦影響。加強檢測預警,密切跟蹤主要市場貿易保護措施動向,適時國際貿易信息,建立風險預警機制;研究對策,保駕護航,建立國際貿易摩擦快速反應和應對機制,做好鋼鐵、紡織、化工、輪胎重點商品貿易摩擦應對工作,提高應對率和勝訴率。
(五)我國外資經濟發展重要動力是積極穩妥豐富外資利用方式。
1.首先用好內資。從當前投資、儲蓄和外匯儲備來看,我國有著龐大的內資儲備。要利用外資首先要利用好內資,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當前。為此,要加速金融體制改革與創新,健全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金融產品種類,拓寬儲蓄轉為投資的渠道,增強市場活力,充分利用內資。金融業的改革開放,首先要對內開放,老百姓不能只有存款權,要加強對普通百姓的貸款權,拓寬直接投資渠道,豐富股票、債券等的發行品種,只有通過多樣化的投資渠道,方能使儲蓄有效地轉化為投資,變高儲蓄率為高投資率,確保資本金這一稀缺資源在我國不閑置浪費,并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在內資得到合理、有效利用的基礎上,經濟建設所需資金再由外資增補。國際經驗表明,凡在國際經濟競爭力方面提升迅速的國家,基本上采取吸引國際間投資為主的投資方式,包括證券融資、利用投資基金、項目融資、租賃融資和BoT投資等等。我國應在注重外商直接投資的同時,積極運用企業并購、風險投資、投資基金、境外上市等形式利用外資,以使我國的資本市場盡早與國際資本市場連接,完善經濟發展體。
關鍵詞:區域經濟;地方高校;人力資本
地方高校在全國高校這座“金字塔”中居于中間的塔身部分,不論是學校的數量還是在校學生的數量都占據重要位置。地方高校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主體部分,以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為目標,著力為地方培養高素質人才。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向知識社會的發展,地方高校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區域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平臺,區域經濟發展與地方高校發展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一、區域經濟發展與地方高校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區域經濟發展對地方院校發展的需要
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地方高校為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具體表現如下:
1、地方高校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本要素
高等教育是對大學生進行德、智、體、音、美全面素質教育的主要手段,是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的主要渠道。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離不開地方高校所提供的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本要素。尤其是在目前社會以科技創新、知識經濟為支柱的今天,沒有人力資源根本就談不上技術創新。而能夠提高區域經濟發展中所需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就是地方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因此,地方高校可以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大量的人力資本要素。
2、地方高校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
由于地方高校扎根于地方,其用于特殊的區位優勢。就目前江蘇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在高校集中的區域建立高新技術園區從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技術的不斷升級正成為區域經濟實現快速發展重要渠道。地方高校的發展已逐漸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技術源泉。
3、地方高校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第三產業正逐漸取代第一、二產業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伴隨著地方高校的不斷增加和擴招帶來的學生數量的增加,使得地方高校的教學及其他生活設施處于飽和狀態[1]。為此,地方高校開展的基礎建設和學生的日常生活消費為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拉動作用。
(二)區域經濟發展對地方本科院校發展的支撐
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發展也離不開區域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平臺,地方高校的教學和科研所需的條件需要區域經濟提供支撐。也就是說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地方高校的發展提供了辦學依托。
1、區域經濟的發展為地方高校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證
多數地方高校是在原來基礎較差的本(專)科院校或中專學校通過合并、共建、合作等方式重新組建而成,人才引進、學科發展、專業建設、科學研究、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而這些投入的主要來源就是區域經濟發展所提供的這一平臺。因此,可以說區域經濟實力是地方本科院校發展的的重要支撐。
2、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影響著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
隨著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也得到了不斷調整,從而引發區域內結構性勞動力的調整,因此,在本區域內的地方高校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特點要進一步優化,從而使得地方高校學科建設的結構與區域經濟發展內的產業結構相適應。
3、區域經濟發展的狀況影響到地方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就業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市場對勞動力需求的水平,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勞動需求也就越大,地方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前景也就越好。地方本高校畢業生就業前景不僅直接影響到畢業生的預期收益[2],還會影響到個人、家庭甚至社會對地方高校的信任程度,進而影響到地方高校的進一步發展。
二、江蘇省區域經濟運行的特點
江蘇省地處長三角經濟發展地帶,近年來經濟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勢頭。初步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優勢產業為支撐,現代服務業相配套的國際制造業基地。由表1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江蘇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稅9316.01億元,占江蘇生產總值的22.5%。
(一)地域優勢的凸現
江蘇省地處長三角經濟圈,毗鄰上海,內河、外海港口眾多,在經濟發展上,江蘇省產業發展與上海產業發展的具有錯位互補的關系,在資源上互通共享,因此江蘇區域經濟與上海經濟在發展上的具有聯動共贏緊密聯系。同時,長三角地區目前經濟聯動效應明顯,人員流動頻繁。尤其是滬杭高鐵開通后,與先前開通的滬寧高鐵一起,形成長三角一小時經濟圈,進一步加強長三角經濟區域一體化的進程,這也為江蘇區域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關鍵詞]市場經濟模式 制造業 新經濟
曾被譽為創造了亞洲奇跡的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表現出強大的增長和競爭活力,而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中卻顯得對應遲鈍,缺乏競爭活力。在短時間內將成功與失敗兩面的先后展現,為我們全面認識日本市場經濟模式提供了正反兩面資料。中國和日本同屬于東亞文化背景下的國家,在經濟模式與發展戰略的選擇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全面的認識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借鑒意義。
一、創造了制造業輝煌的日本市場經濟模式
從制度看,市場經濟是現代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經濟制度,從模式看,同樣的市場經濟制度卻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表現為不同的發展模式。同樣的制度之所以表現為不同的模式,就在于構成經濟制度和經濟增長要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了不同的組合。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二戰后經過60年代的經濟恢復,在80年代的高速增長中,逐漸定型。 從構成經濟增長的各要素的關系看,日本市場經濟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
1、從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看,是典型的政府導向型市場經濟模式
從所有制的角度看,日本的市場經濟屬于資本主義體系的市場經濟。從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看,日本的市場經濟屬于政府導向型市場經濟。從大范圍來看,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歐和北美的市場經濟大都屬于市場導向型市場經濟,具有東亞文化背景的東亞地區的市場經濟大都屬于政府導向型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日本的市場經濟則是東亞地區最典型的政府導向型市場經濟。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是亞洲地區最早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二戰之后,也是最早以政府導向的市場經濟模式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 政府導向型的市場經濟主要表現為政府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向和配置方式具有更大的權利。日本政府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控,主要通過這樣一些途徑來進行。
一是運用產業政策誘導社會資源向政府調控的領域和方向配置。從戰后50年代重點發展纖維等輕工業,到60年代重點發展鋼鐵和化學工業,從80年代轉向重點發展電器機械和汽車業,到90年展電子機械和信息產業的選擇,每一次產業的轉換選擇,都是在政府產業政策的誘導下進行的。
二是通過政府與企業之間建立的“保護”關系,保證企業投資和管理符合政府的產業調控的方向。日本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并不是歐美國家那種純粹的納稅關系。日本政府與企業之間,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指導和保護的關系。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不僅表現在一系列政策指導上,還表現在人際關系上。如在日本存在的“神仙下凡”制度,就是從人際關系方面加強了政府對企業指導。在日本存在著論資排輩年功序列制的官員升遷制度,由于越往高層,其職位越少。為了解決到一定年限需要提升的官員,而沒有空缺職位的矛盾,采取了從政府派到企業任職的制度。這種制度就是所謂的“神仙下凡”。大量政府官員“下凡”到企業,從人際關系上強化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聯系。
三是運用政府計劃和財政政策對社會資源進行直接配置。日本政府對社會資源的直接配置主要表現為兩大方面。一是80年代末經濟不景氣以來,通過發行國債來刺激經濟增長。其次就是從50年代開始的每10年制定一次的“國土開發綜合計劃”。為了解決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推行的國土綜合開發計劃,是日本政府按照計劃對開發地區進行直接投資的計劃。盡管這種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的投資,但對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具有一定引導作用。
2、從國際與國內市場看, 是對國際市場高度依賴的外向型經濟
由于兩大原因,使日本的市場經濟表現對國際市場的高度依賴性:一是國內資源的短缺。二戰后日本推進大規模的制造業發展過程中,必須大量進口原料和能源。日本對海外能源的依賴程度高達87%,美國是20%,英國9.3%,西德57.7%,法國80.3%,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為了解決在大量進口中形成對外匯的大量需求和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需要,在增加進口的同時,必須增加出口。所以對國際市場的高度依賴性,就成為日本市場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二是二戰之后支撐日本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和資本的積累,也需要在引進中進行。這些因素使得日本的市場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開放性。
從50年代開始,日本就確立了“貿易立國” 的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在60到80年代,日本利用歐美國家和西歐國家進行產業調整的機會,抓住有利時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對外貿易體制,實現了國內市場與國家市場的接軌。不斷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變化,根據互補優勢原則,確定產業發展重點,不斷調整出口貿易結構,在較短的時間內,使日本經濟在國家分工體系中充分利用國際市場資源方面表現出明顯優勢和強大的競爭力。
戰后日本市場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在“貿易立國”戰略指導下走向國際化的過程。從50年代開始這個過程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次國際化(1949年~1961年)是以振興出口和促進產業合理化為目標的國際化。處于戰后恢復時期的日本經濟,采取了振興出口,限制進口的國際化政策。
第二次國際化(1960年~1973年)是適應國際經濟自由化而進行的。在這一時期,日本經濟進一步走向自由化的過程經歷了三步。在60年代以前實行的主要是限制外資進入重點產業扶持的政策,通過關稅和數量限制來限制進口。第二步是從限制進口走向貿易自由化時期。第三步是從貿易自由化走向資本投資的自由化。
第三次國際化(70年代到90年代)是以解決貿易摩擦政策對應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化。日本的貿易收支自1962年起完全盈余化,70年代后期對歐美的貿易盈余呈現劇增,如何對應貿易摩擦成為日本外貿政策的中心。
3、從宗法關系與市場關系混合中生成的企業制度,是一種團隊精神很強的企業制度
在80年代,人們總結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成功的經驗中,曾將充滿團隊精神日本企業制度作為主要經驗予以研究。高度敬業和充滿團隊的企業精神是如何形成的,這曾是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日本企業高度敬業的團隊精神來自其特有的企業制度。這種企業制度從總體上看,是由兩種力量或兩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即從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宗法依附關系與市場競爭關系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日本的企業制度,也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一些特征,如現代日本的企業大都是股份制企業,在日本也存在龐大的證券市場,企業的經營活動也都遵循市場競爭規律。但這些并不是日本企業制度的全部,有些東西在現代日本企業制度中,則是某種形式的存在。如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在日本企業只是一種形式的存在。構成日本企業制度的主要內容,或者說構成日本企業制度的獨特性,是存在于日本企業中的另一種關系,即自上而下的具有濃厚宗法色彩的依附關系。
這種宗法依附關系,分這樣幾個層次存在。第一個層次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即政府對企業指導、保護的“護送船隊”關系。政府對企業除了通過產業政策誘導和管制外,還通過“神仙下凡”派往企業的官員,對企業進行滲透。第二個層次的關系是行業關系。行業關系通過行業協會和財界組織來實現。行業協會沒有政府背景,主要協調行業內事宜,制定行業標準。第三個層次的企業之間的“序列關系“。企業之間的序列關系主要表現為三種關系。(1)隸屬于企業集團(財團)的序列關系。日本不同的財團在歷史上屬于同一財閥延續下來的。每個財團以銀行和商社為中心形成松散的聯系。同一集團之間在商業上相互照顧。如企業之間的商品采購要優先從本財團內的企業采購。如在日本研修中參加富士通舉行的多次酒會上,所用啤酒是和富士通屬于同一財團的企業的啤酒。(2)主銀行關系。日本企業的金融業務都由一家銀行承擔,銀行向企業派遣干部,企業經營出現問題時銀行出手救濟。(3)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的“專屬配套關系”。中小企業依附某一大企業專門為其提品配套,大企業保證中小企業的經營業務、向中小企業派遣干部、提供技術并壓其降低成本。政府的指導、行業協會和財團、主銀行隸屬、專屬配套等構成了企業的存在外部關系。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主要通過企業內部的工會、雇傭終身制、年功序列制等制度來維系。
市場競爭的關系是一種橫向的關系,而自上而下的從政府到財團、從銀行到中小企業的關系網是縱向關系。將企業劃分在不同的條塊之中自上而下的序列關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某個企業一旦脫離或背叛隸屬的某個財團或他的主銀行,可能會為企業的生存帶來意向不到的危機和災難。任何一個日本企業都面臨著兩種關系的約束,即競爭關系和依附的關系的約束。這種自上而下的依附關系并不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而是對既定歷史關系的承襲。是古代自上而下的封建宗法關系在現代社會的再現。如日本的財團就是日本歷史上財閥關系的沿襲。同樣政府對企業的保護,銀行對企業的控制,這種變相的依附關系也是古代封建社會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皇權對超經濟控制的另一種形式的再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把這種自上而下企業關系稱其為古代宗法依附關系的遺留。這種關系的存在同日本的近代歷史有關。日本從古代的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社會,走的是一條改良道路。現代的資本主義關系是在保留古代封建關系的框架下漸進形成的。現代的日本企業存在于市場關系與遺留的宗法關系混合生成的制度中,也就不足為奇。
以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為主要內容的企業制度,在本質上也是使員工不得不依附企業的一種宗法關系。因為在日本所有企業都是隸屬某個財團或某個銀行,所有的企業都實行終身雇傭,而且是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形式上分離,實際上的不分離,所以在日本并不存在像西方國家那樣的發達的勞動力市場和企業家市場。從表面上看,這種變相的依附關系的存在是對市場競爭關系的抑制。特別是按照西方的古典經濟學觀點,這種變相的依附關系是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關系。但是在現實日本市場經濟中,正是這種依附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卻成了日本企業精神的形成根源。這種從古代社會遺留下的依附關系,在市場競爭的壓力和日本特定文化的背景下,變成了員工對企業、小企業對大企業,大企業對銀行、企業對政府的服從和忠誠關系。員工對企業的服從和忠誠在日本企業的內部又變成了高度的敬業精神和相互配合的團隊精神。企業對政府的服從,使政府的調控信息以最少摩擦得以實現。小企業對大企業的服從,企業對財團的服從,使以高度分工為基礎的現代化生產體系以最少摩擦而形成。如果說歐美的大企業是在長期的競爭中形成的,那么日本的大企業集團則是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宗法關系框架中形成的。與歐美的大企業相比,日本企業集團形成時期短,摩擦成本小。這可以說是在短期內日本跨國公司迅速成長的秘密所在。
總之,在市場關系與古代遺留下宗法關系混合中形成的日本企業制度,在80年代以前,表現出了很強生命力和競爭力。這種獨特的企業制度,也成了其他國家很難模仿的構成日本經濟特點的一種制度。
4、從產業政策與技術創新上看,是趕超性學習模式
二戰后至80年代末發生泡沫經濟前,日本產業政策的實施大致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為了恢復市場,克服通貨膨脹,確立了以經濟自力為基礎的產業政策;在產業選擇上,主要推進了以纖維紡織品為主的輕工業的發展。第二個時期,是以產業合理化為中心,培育新型產業,充實社會資本。在這一時期重點發展了資本密集型的鋼鐵、化學等行業。第三個時期,適應貿易自由化、資本自由化,為了實現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邁向經濟大國的目標,采取強化產業競爭力的產業政策。這一時期也是日本的汽車、電器機械迅速發展和走向世界的時期。第四個時期是產業政策多樣化的時期,主要是謀求振興電子產業和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的時期。
日本產業政策主要有三大特點:一是產業政策的出發點主要是追求規模經濟、鼓勵企業間的合并與聯合,追求卡特爾效應;二是適應日本經濟外向型特點,鼓勵出口始終是日本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三是堅持將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置于產業政策的核心,使產業推進和升級始終在技術進步的中進行。日本產業政策這三大特點與日本戰后趕超性總體發展戰略密切相關。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通過大規模生產提高引進技術的重復使用效率,然后在開拓的國際市場中進行銷售,在短期內實現趕超西方發達國際的目標,這就是日本戰后推行產業政策的核心所在。實踐證明,日本的趕超產業政策是成功的。正是這種趕超政策使日本在短期內,創造出了一個可以和美國相抗衡的工業制造大國。
通過產業政策、外匯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鼓勵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是日本在80年代以前實現經濟起飛的另一個經驗。日本的技術進步經驗從總體講是一個學習的經驗或二次創新的經驗。日本戰后技術革新是在引入西方先導技術的前提下,將尖端技術與具體工業流程、產品開發相結合進行追加創新的技術革新。所以在日本的技術創新體系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國家通過產業政策、外匯金融政策激勵下對西方尖端技術的引進、學習和消化的系統,另一部分是將尖端技術與生產工程和產品開發項結合,進行的技術再創新的。由于屬于工程學和實用技術的創新是與市場緊密相聯系的創新,所以日本的技術創新是以民間部門為主體的創新,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創新。技術創新所需資金的供給也是以民間部門為主。日本擁有全世界一流的工程師和各種各樣民間技術人員,日本也擁有世界一流的高素質工人。這些都是日本80年代在制造業技術領域領先世界的原因所在。這也是日本技術創新體系的特點所在。同歐美的技術創新體系相比,在研究開發領域,日本工程學占優勢,歐美則在理學占優勢。
5、從經濟發展的階段看,是適應制造業發展的經濟模式。
二戰以后是制造業迅速發展的經濟時代,適應制造業發展成長起來的日本市場經濟模式,表現出對制造業適應性和強大的競爭力優勢。
在技術上,制造業技術需要兩次創新。第一次是屬于理學上的原理性創新,第二次是在原理的指導下面向終端產品的屬于工程學上的適用技術或工藝流程的創新。二戰后建立日本技術創新系統,是一個直接面向市場、面向終端產品的二次技術革新系統。80年代以前,如果說歐美在第一次科學創新占據優勢,那么日本則在第二次技術革新中占據優勢。可以說,在制造業技術創新中,日本充當了歐美二傳手角色。雖然日本在第一次科學原理的創新中不占據優勢,但通過學習、引入的途徑彌補了這個不足。由于日本所擁有的技術革新優勢是在直接面對市場的終端產品中顯示出來的,所以日本所具有的技術優勢直接變成了市場競爭優勢。而歐美所具有的第一次創新技術優勢,由于缺乏二次創新優勢,所以在市場競爭中輸給日本。
在企業組織方式上,制造業所需要的是“雙高式”的企業組織方式。所謂“雙高”式是指建立在高度分工基礎上中小企業群與高度綜合的大企業集團相配套的企業組織。日本存在的大企業控制中小企業的“企業系列”制度,解決了將分散的中小企業納入社會化大生產問題; 大銀行控制大企業集團的“主銀行制度”,再加上政府對企業指導保護關系,使日本走了一條以最小的摩擦成本組建其與歐美相抗衡的制造業集團和跨國企業的捷徑。從古代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自上而下的宗法關系,雖然抑制了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但將遺留的宗法關系改造成適應社會大生產的有序的企業組織關系,卻成為日本以最小的摩擦成本組建現代企業集團最經濟的選擇。為日本高超歐美爭得了時間。
二戰之后制造業發展的時期,是貿易自由化發展的時期。在關貿總協定推動下的貨物貿易自由化,產品國際化成為制造業時代的市場特征。在特殊的自然稟賦和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對國際市場高度依賴的“貿易立國”戰略,使日本適應界貿易自由化大勢,不僅獲得了發展制造業所需要的技術、原材料和能源、而且開拓了產品銷售的國際市場。
在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是在特定企業制度中形成的以“忠誠”為核心價值的高度敬業的團隊精神。正是這種日本精神與市場競爭相結合,才使日本的“企業系列制度”、“主銀行制度”“終身制”“、年功系列制”等制度,變成了使內部的摩擦內耗降低到最小程度,使整體的團隊作用充分發揮的優勢。特別是在企業內部,正是這種敬業精神與日本一流工程技術相結合才創造了風靡世界市場的一流的日本產品。
綜上所述,80年代日本在制造業競爭中所表現的優勢,并不是某一個方面作用的結果,而是構成日本市場經濟模式的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構。日本在80年代所具有的優勢,從總體上講,是日本市場經濟模式的優勢。
二、在新經濟時代失靈的日本市場經濟模式
80年代后期因日元升值引起的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不景氣之中。日本經濟為什么長期無法恢復,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難題。長期以來,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泡沫經濟遺留下來的銀行壞帳、投資需求不足、企業經營困難等問題的解決。經過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如果將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泡沫經濟的破壞力,這顯然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日本經濟在90年代遇到的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解決泡沫經濟后的遺留問題,而是面對掀起的新一輪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從制度與結構的深層進行改革的問題。從更廣的范圍看,實質上是一個如何從創造了制造業輝煌的光環效應走出,對日本市場模式進行反思的問題。
1、政府導向型模式今后如何走?
如果說在80年代以前,顯示的主要是政府導向型市場模式的優點,那么90年代以來則頻頻顯示了政府導向型模式的種種弊端。 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政府面對不景氣的企業和銀行大量壞帳,仍然貫徹“護送船隊”的政策時,則變成對破產企業和落后企業保護。由于對應該處理的銀行壞帳未能及時處理,延誤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在政府導向型市場模式左右的慣性思維方式的作用下,過分相信政府調控力量的結果是希望通過政府的調控力量來走出經濟發展的不景氣,大量發行國債刺激經濟發展,不僅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巨額國債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包袱。
90年代以來,政府導向型市場模式在解決泡沫經濟破滅后的經濟結構調整上,在新一輪高技術產業的競爭中頻頻失靈行為,迫使人們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政府導向型模式,今后如何走?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選擇問題,實際是一個一個亞洲經濟發展模式的重新選擇問題。90年代經濟增長不景氣,使日本的政府導向型模式受到了時代的質問,1999年發生的東亞金融風暴的背后,也以同樣的方式向亞洲的政府導向型經濟模式提出質問。
2、缺乏原創性的技術革新成為昨日黃花
在引入西方尖端技術的前提下,在具體的工藝流程和產品中進行追加的技術革新的路徑,可以說是一條學習、引入西方技術的最佳路徑。80年代之前日本的這種作法,堪稱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引進西方技術的典范。但是80年代以來出現的新一輪的高新技術產業的革命,所依托的技術是原創型的技術。傳統的制造業技術,從原創性的科學理論轉化為可實用的技術和產品,需要兩次創新才能完成,9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時代的信息技術革命,從原創技術的出現到產品的問世,不僅在很短時間內完成,而且也是在同一個研究室中完成的。特別是信息技術時代的軟件產品,制造技術相對與軟件開發技術而言幾乎是零。這說明現代的高技術不需要二傳手。原創技術的發明者,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將技術變成產品,直接投向市場。如果說在制造業時代,獲利最大的是面向終端產品的二次技術創新,在新經濟時代獲利最大的像比爾蓋茨這樣的擁有原創技術者,而不是面向市場的硬件制造商。美國的比爾蓋茨,根本不需要日本一流的工程技術人員,就可以將他的產品推向全球。在制造業時代,日本和歐美共同分享來自同一源頭的水,日本比歐美甚至分享的更多。但在高新技術革命時代,來自歐美之源的水,不需要通過日本就可以流向全世界。 在新經濟時代,缺乏原創性技術體系成為昨日黃花。
3\缺乏競爭、創新力的企業制度對新經濟對應遲緩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沒有永恒的李嘉圖,也沒有永恒的凱恩斯,當然也不可能有永恒的企業制度。日本企業制度的優勢則是相對于70到80年代的市場環境和經濟條件而言,經濟發展的環境一旦變化,許多優勢的東西不僅不能繼續保持,甚至還會走向其反面,變成企業發展的障礙。在70年代,具有高度競爭性和獨立性的美國企業,在傳統的制造業競爭中輸給日本。但從80年代開始從傳統制造業向現代信息產業轉變的過程中,在充滿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存在的具有獨立性的美國企業和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力和人才市場,卻表現出高度的適應性。從80年代開始,在風險投資的支持下,一大批高科技的新型中小企業紛紛誕生,到了90年代這些企業已成為推動美國新經濟的發展新興產業而出現。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日本企業,在面對新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挑戰中,表現出對應遲緩。在政府保護下缺乏淘汰機制的企業序列制度,缺乏人才流動的終身雇傭制,很難使新型企業在傳統的企業制度體系的夾縫中產生。在這一時期,日本企業制度的封閉性,成為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調整的障礙。從80年代以來,日本的一些跨國公司和大的企業集團,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挑戰,從產品結構和研究開發方向上,也進行了很大調整,但這是在保留原企業制度下進行的,所以其競爭力和創新活力有限。
4、日本經濟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前景
由于結構和制度的原因使日本經濟走出不景氣的道路艱難而曲折,日本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的時間表,即使日本的專家與學者也很難確定。但經過十多年漸進的改革和探索,以及對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的反思,日本經濟未來發展與改革的方向越來越明確。從日本專家和學者講述的內容中,可以發現,市場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是現代日本經濟發展的三大趨勢,也是日本經濟改革中需要解決的三大問題。
日本的政府和學者已認識到政府導向型經濟模式的弊端,放松行政管制,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建立適應因特網時代需要的更加靈活的市場經濟,是目前日本經濟改革的主要方向。 在金融體制方面推進更加自由化、更加有選擇性的金融體系。 在金融機構的合并中,允許銀行、保險、證券等業務的自由化。在企業關系上,開始進行打破束縛企業之間競爭的序列關系的改革,在企業內部,對終身雇傭制進行改革,打破大鍋飯鐵飯碗,鼓勵人員開始流動、競爭,促使勞動力市場發展。在對外開放上,鼓勵外資進入日本,收購日本的企業和不良資產。這些改革都是圍繞一個目標進行的,就是使日本市場機制更加具有競爭性和開放性。
在新一輪的新經濟競爭中,日本企業未能抓住有利機會,獲得其應有的市場份額。面向全球,實現日本企業的再造,成為日本企業努力的目標。如富士通株式會社全力推行的面向全球性的經營戰略,代表了目前日本跨國企業改革的方向。富士通作為一個從事電子通訊的跨國企業,適應因特網時代技術發展的要求,提出兩大經營戰略。,將富士通的全部資源集中于互聯網世界,使富士通的品牌成為全球性的品牌。富士通的這兩大戰略與建立因特網時代無國籍企業的發展趨勢非常吻合。隨著互聯網時代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新一輪的國際競爭,將是以全球化經營為戰略目標的無國籍企業之間的競爭。在未來的國際市場中,越是全球化的企業,越具有生命力和競爭了。
日本政府鑒于在80年代以來IT革命的對應遲緩,提出了21世紀日本經濟發展的戰略是“e-Japan”,圍繞“建立網上日本”戰略,制定了三大戰略目標:(1)實現全體國民都得到IT利益的社會;(2)建立在自由競爭原理之上的有效率的經濟結構;(3)實現網絡時代的國際貢獻。實現戰略目標的4個重點政策領域是:(1)依靠民間進行超高速網絡的基礎實施建設,依靠政府,實現自由而公平的競爭環境;(2)建立電子商務交易的規則,為電子商務創造環境;(3)建立電子政府實現行政、公共領域的信息化;(4)為了適應信息社會而開展教育,培養IT技術人員,進行技術研究。
三、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的借鑒與啟示
二戰后經歷過經濟恢復、高速增長和不景氣,目前又處于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時期的日本經濟,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通過對日本市場經濟研修考察,可以發現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某些方面與中國有相似之處。日本與中國都屬于東亞農耕文化體系,東亞農耕文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組織和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相對較大。日本是亞洲最早進入資本主義,實行工業化的國家,但日本仍屬于西方市場經濟體系之外的在趕超中實行工業化的國家,目前中國推進的工業化戰略也屬于這種類型。日本雖然沒有像中國那樣搞過計劃經濟,但日本政府對經濟管理的某些作法與中國計劃經濟有相似之處。日本的企業系列制、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與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制度有某些相似。日本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經驗,對于我國發展市場經濟有許多借鑒和啟示。
1、面對日本市場經濟模式在新經濟時代的失靈,需要反思的第一個問題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正如沒有永動機一樣,也沒有永遠有效的模式,只有不斷的改革與創新。在80年代以前政府導向型的市場經濟模式曾創造了日本經濟增長的奇跡,但并不意味著這種模式是永恒的,面對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這種模式就面臨著一個改革的問題。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時期。適應經濟的轉型,就有一個走出應有的思維定勢和改革思路,以新的思維方式、新的知識、新的改革思路進行新的改革問題。特別是面臨即將進入WTO的挑戰,更是如此。
2、目前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面臨著兩大任務,一是適應新技術革命的挑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任務,一是用尖端技術提升和完善中國制造業的任務。 盡管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新經濟時代對應遲緩,但日本在發展制造業方面的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日本在發展制造業方面,通過組建面向國際市場的大企業集團的作法值得我國學習與研究。在發展我國制造業上,應當考慮根據競爭優勢組建企業集團,面向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發展制造業戰略。青島的海爾集團在這方面已先走了一步。面向國際市場組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集團,應當成為中國21世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之一。此外日本在發展制造業中,一方面積極引進尖端技術,另一方面大力進行二次技術創新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學習。在產業政策實施上,日本始終堅持將技術創新與產業政策、技術進步與進口政策緊密聯系的作法值得我們借鑒。
3、雖然日本是一個政府導向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但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管理也是法制程度較高的國家。日本的產業政策實施,社會保障制度建立,都有一套嚴密的法律依據。在戰后不斷提出的產業扶植政策,都是以制定的法律為依據。如在扶植纖維產業時,有“個別產業振興法“。在60年展汽車、機械電子產業時,曾制定了“國用車扶植綱要”、“振興機械工業臨時法”、“振興電子工業臨時措施法”等。依法治國,依法對經濟進行調控,這是我們值得學習的。
4、適應我國制造業的發展,一方面學習日本大力推進面向市場的二次技術創新做法的同時,適應新技術革命的挑戰,我們必須吸取日本的教訓,大力發展適應新技術革命的原創技術系統。盡管高新技術產業在中國的發展勢頭很強,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支持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源頭,并不是中國自己原創技術,高新技術產業中很大一塊屬于二次性的制造業創造的產值。
5、5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進行了5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但日本的學者認為這5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大部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在各種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的作用下,影響了計劃的科學性,偏離了原計劃的目標;二是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上,過多地利用了計劃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忽視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這些教訓對于目前中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具有借鑒的意義。政府的投資方向和開放計劃必須考慮到利用市場調節的功能,這應當是我國開發西部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特別是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如果將西部大開發的注意力過多集中在向中央要錢上,而忽視了本地區的市場環境和開發資源的培育,可能欲速而不達。
參考資料: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行政學院赴日第四期市場經濟研討會的講座材料:株式會社富士通總研朱炎、 金堅敏:《日本市場經濟概要》;一橋大學經濟學部 田近榮治:《日本財政政策和稅制》。橫濱國立大學 若杉隆平:《日本的產業政策》;鳥取大學教育地域科學部 光多長溫:《日本的地區振興政策》;株式會社富士通總研 田邊敏憲:《日本金融系統的未來展望》;富士通株式會社 森寺章夫:《富士通的經營方針》。
2、(日)大內乒衛等:《日本經濟圖說》,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本文通過梳理現代宏觀經濟學演變發展歷程中的三個重要階段,主要學派形成的歷史條件、思想淵源,以及其理論要點、政策主張和實踐,分析其演變發展過程的特點。
總體而言,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演變發展,是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出現而發生的,一直圍繞著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這兩大主題進行爭論和融合。這兩種基本力量此消彼長,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斷深入發展,從而豐富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實踐。
一、凱恩斯主義: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形成
(一)凱恩斯主義
1929-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普遍性的經濟大蕭條。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風波,接著是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大批破產,失業急劇增加。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紀初的水平;失業和處于半失業狀態的人數接近5000萬。據估計,危機期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額達到了2600多億美元。傳統的經濟理論對此一籌莫展,既無法從理論上給予解釋,也無法從政策上提出擺脫困境的辦法。1這場危機促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和基本矛盾進行新的思考。統治階級迫切希望有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既要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存在,并且能提出應對的政策,但又不要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
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在理論、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觀點,其思想主要體現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淵源是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說、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說、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的學說和霍布森的過度儲蓄導致失業和經濟蕭條的學說。
理論上,凱恩斯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遵循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強調總需求是決定國民收入的關鍵。他提出三大心理規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在它們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而市場機制無法自動調節并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方法上,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法,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合為一體,克服了此前傳統的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分開的“二分法”。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來消除失業和擺脫經濟蕭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相繼接受凱恩斯理論,并根據“有效需求理論”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例如,1945年,英國政府了就業政策白皮書》,聲稱政府將穩定就業水平作為主要目標和責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政府也宣布將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重要目標。1946年美國通過的“就業法案”規定“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是聯邦政府的一貫職責”。50年代以后,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進入鼎盛時期,成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二)新古典綜合派--凱恩斯主義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逐漸恢復,此后的20多年是相對繁榮和穩定發展的時期。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主要是針對經濟危機提出的,追隨者必須對其理論進行新的解釋,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又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威脅,需要對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忽視的長期發展、價格和工資問題進行研究。此外,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調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要求將反映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學和反映國家干預的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在這種理論和現實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綜合派。
新古典綜合派的思想淵源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理論。該學派理論的最大特點體現在“綜合”上:①綜合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總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應”,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替代效應”結合起來。②綜合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與古典學派的長期分析方法。③將傳統的對市場自行調節的機制與凱恩斯所主張的政府干預機制結合起來。④把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貨幣政策與凱恩斯強調的財政政策結合起來。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結合起來。⑥80年代以后,其“綜合”的特征還表現為對凱恩斯主義反對派各種理論的綜合。其代表人物薩繆爾森曾經說“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薩伊定律的侍從,而星期二、四、六,我卻可以是一名凱恩斯分子。”
新古典綜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張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對社會總需求進行適時適度調節,穩定經濟增長。1950年代,新古典綜合派的政策主張是補償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60年,肯尼迪總統采納了新古典綜合派代表人物托賓和奧肯的政策建議,削減個人所得稅,生產與就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這又對1970年代的“滯脹”困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應對這種困境,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緩和了階段矛盾,推遲了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剌激了生產與經濟的發展,但是卻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加劇。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貨膨脹率和低增長率并存的“滯脹”局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此束手無策。。5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包括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論戰中迅速崛起。
(一)現代貨幣主義
現代貨幣主義的思想淵源是費雪的貨幣數量論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該學派強調貨幣問題的重要性,主張通過貨幣政策來消除通貨膨脹。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從50年代中期起,根據費雪和芝加哥大學的傳統觀點,對貨幣數量理論作了新的論述,主要觀點是:貨幣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貨幣數量變動既影響物價水平,又影響商品和勞務的生產量或國民收入的變動;通貨膨脹不僅被看成是純粹貨幣現象,而且被認為是國家干預破壞市場機制作用的后果;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計劃地穩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即按照國民收入增長率有比例地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主張。
現代貨幣主義者曾提出過六大政策命題: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而不是失業;中央銀行需要使用明確而有效的目標框架和工具變量;合適的工具變量是全額準備金(制度);中央銀行能夠充分精確地控制貨幣供給;貨幣供給是適宜的高層目標;貨幣應以穩定或不變的比率增長。。]
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使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爾上臺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
1979年,美國進行了一場“貨幣主義者的實驗”,美聯儲不再以利率為中心,而是使銀行儲備和貨幣供給遵循事先確定的增長路徑。這項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成功,從1978年到1982年,通貨膨脹率從13%降到了4%,失業率從6%上升到10%;但是卻使貨幣周轉率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因此美聯儲漸漸不再以它作為貨幣政策的風向標。
(二)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強調要注重經濟運行的“供給方面”,其理論與政策的核心是說明財政政策的變化,尤其是邊際稅率的變化,對剌激勞動積極性、儲蓄與投資等的作用,進而對總供給和經濟增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供給學派的學術淵源主要是古典經濟學,具體來說,主要是指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并由薩伊建立的“從供給出發,將生產、成本、生產率作為研究重點,并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要政策主張的經濟理論體系”。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薩伊定律。
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在經濟陷入“滯脹”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納。里根政府大幅減稅:1981年第一次總統預算將非勞動所得收入的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把資本收益的最高稅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復蘇,失業率降低。1986年,失業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給經濟學,目的是通過增加供給提高生產率、消除“滯脹”。但推行減稅卻使稅收降低、赤字高漲,并造成低儲蓄率、低投資率、低生產率、高匯率,投資下降,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一)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
在20世紀70年代時,西方國家經濟面臨“滯脹”和大量失業的困境,凱恩斯主義和現代貨幣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都未能改變這種局面,一些經濟學家從現代貨幣主義中分離出來,形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學術淵源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該學派有3個重要的假設:理性預期(經濟行為人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符合這些變量實際的或者客觀的條件數學期望)、持續市場出清(工資和價格變動非常迅速,因此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態)、經濟當事人最大化。從這些假設中可以推導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張:①政策無效主張。如果貨幣當局宣布打算增加貨幣供給,理性的經濟行為人會考慮這一信息并完全預見貨幣供給增加對一般物價水平的影響,因此,產出和就業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變。②減少通貨膨脹的產出和就業成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經濟體要承受產出和就業的損失。③動態時間的不一致性、信譽和貨幣規則。最優政策選擇是在動態過程中發生變化的,由于存在試圖預期政策行為的當事人,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時期內的相機抉擇政策不會導致社會目標函數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建立對規則的信譽比具體的規則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獨立的中央銀行更能建立信譽,以更低的代價實施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⑤宏觀經濟政策增加總供給的作用。附加預期變量的總供給曲線自然隱含著增加總供給的微觀經濟政策,即增加產出或者減少失業的適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廠商和工人提供更多產出和勞動的微觀經濟動機的政策。盧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潛力來自較好的、長期的、供給方的政策,其收益遠遠超過短期穩定政策進一步提高所帶來的福利。”⑥政策評價的“盧卡斯批判”。盧卡斯批判使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來評價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為當事人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他們的行為,參數可能因政策規則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所以無法比較不同政策產生的效果,即宏觀經濟模型對于政策評價沒有用處。
(二)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長期在西方宏觀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在應對“滯脹”問題時一籌莫展,陷入困境。新凱恩斯主義的產生的理論條件是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時的軟弱無力。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缺乏微觀基礎,沒有清楚闡釋名義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盡管新古典綜合派的薩繆爾森后來把古典微觀理論引入凱恩斯經濟理論中,但是卻沒有形成有機的結合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雖然發展了一種有微觀經濟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但是過于追求理論結構和分析方法的完美無暇,其市場出清的微觀分析嚴重脫離了現實,宏觀政策無效性的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在這種背景下,新凱恩斯主義產生了。由于主張政府干預,它被看成是凱恩斯主義的復也。
相比舊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的“新”主要體現在:①在解釋經濟周期波動方面,強調的是名義價格剛性,而不是名義工資剛性。新凱恩斯主義的重要內容包括“菜單成本”理論、“近似理性”模型、長期合同理論或價格交錯調整理論。②強調實際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們來解釋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③試圖為解釋工資和價格粘性現象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微觀基礎。新凱恩斯主義把名義不完全與實際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預期假說、自然率假說結合在一起,說明名義總需求的波動如何能夠對產出和就業產生重大的實際效果,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干預政策如何可以穩定經濟。
四、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演變發展特點
雖然現代宏觀經濟學在產生和演變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識:①真實GDP的運動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推動的。M②真實GDP在長期內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內實際GDP的波動基本上是由總需求的沖擊引起的。③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在短期內存在,但在長期內不存在。④在長期內,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決定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追求一個較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⑤不主張政府使用不謹慎的“微調”總需求的政策,來使產出和失業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們充分就業時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經濟穩定被看成是一個博弈理論的問題。政府的政策體系能夠影響人們的預期和行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關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紀30年代現代宏觀經濟學產生后,經歷了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趨同與綜合這三個重要的演變發展階段。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區域經濟增長 主要特點 趨勢
自“九五”計劃以來,我國對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就投入了足夠的重視,先后制訂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西部大開發、促進中部崛起、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系列的經濟發展戰略,對于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近幾年國家更是加快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設步伐,從中央到地方都達成了經濟協調發展的共識,部分地區還制定了區域規劃與發展戰略,促使我國區域經濟出現協調發展的趨勢。
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方法
(一)我國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解。究其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具體含義,學術界至今仍沒有個統一的說法,這也是導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方法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些學者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屬于區級經濟關系,而有些學者認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就是指區域內部環境、社會、人口、資源等子系統的協調。針對我國為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制定的政策、發展戰略,不難看出國家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當作了國民經濟發展目標的部分,這些政策、戰略的提出都是為了解決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因此,對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就是對區域經濟能否實現協調發展進行分析。
(二)對區域經濟協調暗戰的定義和評價方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就是構建區域經濟相互促進、協同發展的局面,使各個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密切,相互的依賴性增強,促進區域間的經濟差距逐步縮小。區域經濟差異、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聯系是評價區域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要標準,本文正是基于這三個標準建立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方法。
(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的評價方法。對于區域經濟聯系狀態的計算和測量需要借助公式Moran's系數,本文收集了我國四大區域和31個省市區在2001年到201O年間的人均GDP、區域之前的空間相鄰權重矩陣等數據,并將其帶入Moran’s系數公式,判斷區域經濟聯系狀態主要依據Momn's系數的正負范圍,當Moran's系數處于正數范圍內時就表明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關系,即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比較密切。如果Moran's系數處于負數范圍內,就表示區域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是負相關的關系,即區域之間經濟聯系相對較弱。利用區域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可以算出區域經濟增長狀態,需要用到的數據是兩個區域的平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算出的增長率變異系數越大就意味著區域經濟增長的相對差異越大,也就是說在兩個區域之間缺乏必要的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反之,如果得到的變異系數越小,就表示區域經濟增長差異越小,即兩個區域之間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強。另外,通過區域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可以得出區域經濟差異狀態,在利用平均賦權法經得到的企業經濟差異值、區域經濟增長、區域經濟聯系結合成個可以反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有效綜合性質變,通過這樣系列的計算就可以測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
二、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趨勢和特征
(一)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總體顯著提高。2001年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是0.1264,到2010年增長至1,增幅為691.2%,這表明我國區域經濟已朝著協調發展前進了大步,但是其中在2007年-2009年問,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出現了下降,2007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是0.8217,2008年是0.4191,2009年是0.2310,之后才開始出現回升,但是從整體上講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二)四大區域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趨勢和特征。我國東部地區2001年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為0.2010間就達到了0.8257,其中雖然也因為經濟危機的沖擊發展度出現過下降,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總體上呈現上升的趨勢。中部地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穩重有降,但總體上也處于較高的發展水平。西部地區2001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是0.8520,2009年下降到0.2979,降幅為65%,其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同時期東北地區在2001年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是0.4833,到2010年上升到1,增幅是106.9%,其發展軌跡是先下降后穩定再上升。
(三)我國省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趨勢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