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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范文第1篇

議，旨在提高公路網規劃的科學性。關鍵詞：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經濟發展；相關性中圖分類號：F299.23 文獻標識碼：A

我們都知道，通常情況下，一個地區所產生的交通量是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的，經濟總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為什么會這樣呢？事實上，影響交通量的眾多因素中，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是影響交通量增長的主導因素，而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是影響其增長的具體因素。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樣的經濟總量，對于不同的經濟結構來說，所產生的交通量還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時，需要通過統計各地市從收費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結合當地的經濟指標，選擇合適的模型進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背景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而交通運輸業在國民經濟整體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續增加，如今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中的一個支柱產業。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一）我國交通運輸的發展現狀

交通運輸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它不僅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也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這個全流通的時代，交通運輸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而我國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的加強，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快的今天，顯然不僅促進了我國交通運輸業的飛速發展，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為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

通常情況下，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復雜，不僅相互影響，而且相互聯系。所以為了促進交通運輸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問題，然后據此對交通運輸業的未來發展作出規劃，最終提高交通運輸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程度。一個國家的交通運輸發展水平和其經濟發展水平是有著密切關系的，這是因為國家經濟的發展可以推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間的交流，這樣對交通運輸系統的要求也就會增加。所以，如果沒有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做支持，社會經濟的發展根本就不能夠長久。

（三）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近些年來我國一直在加大對交通運輸業的投入，而國家的重視也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快速發展。另外，由于交通運輸發展與經濟發展是相互影響的，所以我們不難做到使交通運輸和當前經濟發展相互吻合。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要想要得到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就要以一個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做為保障。因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可以實現各個地區經濟的共同發展。如果交通運輸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的話，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一個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可以逐步形成一個統一的市場競爭機制，為人才交流和知識傳播提供有利條件，從而利于人們視野擴寬，對生產資料進行優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區的經濟交流，最終也會促進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思路

（一）思路詳介

這里講到的收費車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駛車輛通行費時所劃分的車型。在一般情況下，提到交通量時都是指由交調車型進行統計的交通量。交調車型就是公路交通情況調查統計中所采用的調查車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術標準》中所劃分的車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時，可以通過人工進行分車型調查，從而獲得收費車型和交調車型交通量對應的比例關系，由該比例可將統計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轉換為交調車型交通量，接著再進行匯總，在匯總時，要分地市進行，將其所轄的收費站分進口和出口進行匯總，這樣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這時候，就需要將該交通量和其經濟指標進行回歸分析，最終確定二者之間的定量關系。

（二）思路簡介

簡單來說，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費站得到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通過分市區的匯總，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過這里有幾點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費站交調車型交通量可以通過人工分車型調查得到收費車型與交調車型的轉換系數后，再結合各收費站收費車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該地市的經濟指標進行綜合分析得到的。

三、總結

影響交通量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有兩點是最重要的，一個是國民經濟的發展現狀，一個是經濟總量與經濟結構，前者是主導因素，后者為具體因素。所以，一個地區所產生的交通量是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的，經濟總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樣的經濟總量，對于不同的經濟結構來說，所產生的交通量還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時，需要通過統計各地市從收費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結合當地的經濟指標來選擇合適的模型進行具體分析。

[1]趙偉，周俊紅.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J]. 公路與汽運，2013，03：230-231

[2]匡安樂.高速公路運營交通量增長特性及預測方法優化研究[D].長安大學，2010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知識 經濟 知識經濟

知識自人類社會產生開始就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知識與經濟越來越趨于融合。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知識，尤其是新的知識成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一、對知識與經濟的基本理解

所謂知識，指的是人們通過學習、感悟和實踐獲得的關于客觀世界的認識總和。它既包括以經驗、表象、印象、概念等形式表現的觀念形態，又包括以圖書、雜志、圖表、信息等形式的載體中表現出來的觀念形態。所謂經濟，指的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不斷提高和擴大的需要，而從事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產品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活動的總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經濟一直都離不開知識。為了便于比較和說明問題，我們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的主要特征簡單列表如下：

簡單來看，在單純依賴土地、自然生產物品的農業經濟中，用于指導人類經濟活動的知識以經驗為主，知識的含量少，作用小。工業經濟社會采取工廠化生產，用手工工具和機械制造物質產品，這一時期的經濟主體依賴資源，依賴知識的程度明顯提高，知識的含量和作用明顯增加。而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二、知識與經濟的辯證關系

總的來說，知識與經濟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基于上文的論述可知，在人類認識與改造世界的活動中，知識不是經濟，經濟也不是知識，二者之間存在著確定的差別，這是它們對立性的表現。而知識與經濟的關系又是統一的。二者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過渡的。

一方面，知識的產生和積累離不開經濟活動。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類的知識，無論是自然科學知識，社會科學知識還是生產技術知識，本質上都是由經濟決定的。首先，人類的經濟活動是知識的源泉。在原始社會時期，人類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就是采集和狩獵，人們通過采集和狩獵自然界中的野生動植物不僅維持了自己最簡單的生活，而且還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發明了“鉆木取火”和“摩擦起火”，學會了制造工具。可見，知識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實踐。其次，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知識的積累提供了條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出現，促進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離，知識成為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東西，專業的知識生產者隨之出現，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再次，生產實踐的發展呼喚新理論的出現。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生產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興產業逐步取代傳統產業，實踐的發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論指導。從而，探索經濟發展的新規律，研究新理論，創立新學科，成為了時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類的任何經濟活動也離不開知識的指導。知識自人類社會產生開始就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人類歷史上任何類型的經濟都包含有一定的知識因素，并且這種知識因素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斷在發展的，其對經濟的指導與推動也在不斷升級。當人類掌握石器技術知識后，創造出的是原始社會的生產力；當人類掌握了青銅技術知識后，創造出的是奴隸社會的生產力；當人類掌握了鐵器技術知識后，創造出的是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當人類學會使用機器以后，創造出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如今，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微電子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科學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知識與經濟越來越融合在一起。從而，知識，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里，成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資源和生產要素，經濟也將越來越依賴于知識的創新；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中，知識創造的價值將占最大比重，知識本身也就成為了最大的資本。進而，知識的擁有與否成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經濟成敗的關鍵，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

三、知識逐漸融入經濟并不斷加以創新――知識經濟的出現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范文第3篇

1、經濟管理的概念分析。經濟管理是一門綜合性的管理學科，是因為它能實現企業管理的現代化。一個社會的發展由許多方面來體現，其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主要體現社會的總體狀況。社會經濟要靠經濟管理來實現，經濟管理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很重要，沒有扎實的經濟管理體系就不可能談上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2、經濟管理現代化的概念。何為現代化？經濟管理的現代化是指什么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濟管理在其模式、思維和方法等方面都向現代化發展。當今社會的經濟管理體系在不斷地發展并改善，這樣下去就產生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就能夠更好地符合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

3、經濟管理與現代化。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飛快地發展經濟管理出現了民主化的、網絡化的、人性化的、扁平化的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經濟管理現代化已經成為我國人們都在關注并重視的問題，是因為經濟管理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快，實現科學有效的經濟管理現代化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有現代化的驅動經濟管理才能夠符合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因此，經濟管理與現代化不能分開，現代化的經濟管理體系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因素。

二、經濟管理發展的新趨勢

1、以人性化的管理思維優化管理制度。經濟管理模式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尤其是科學、有效的經濟管理模式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因素。我國傳統的經濟管理模式強調速度，只著重企業的效益，沒有重視作為生產本質的工作人員。經濟管理發展的新趨勢已經形成以人為本的管理思維，要求在工作中分析員工的生理、心理、日常生活情況等各方面的因素。采取這樣的經濟管理思維，能夠激勵員工的工作態度，自然而然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經濟管理發展的這種新趨勢能夠彌補傳統管理模式的不足之處，為達到最終工作目標做鋪墊，使員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從而提高企業和組織的利潤效益。

2、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傳統的經濟管理體系很少見到民主化的痕跡，幾乎談不上民主化的管理方式，現在企業與組織的經濟發展要求民主化的經濟管理方式。將民主化深入到現在的經濟管理模式，能夠實現領導和下屬之間關系的透明，避免發生貪污受賄等不良后果的發生。企業和組織針對一名人員任命上的正確與否必須要進行民主化的判斷，需要花幾天的時間來做出民主化的決策。如果不花時間去判斷基層人員的任命情況，可能要對企業的未來產生不良影響，使企業的利潤效益受到很大的損失。因此，為了使企業獲取最大的利益，關鍵在于花時間來判斷基層人員是否勝任其現在的工作，這樣就能夠實現企業的核心價值。

3、以客戶為導向的新趨勢。傳統的經濟管理主要追求高科技，以技術為企業的導向，這樣的經濟管理體系必然會導致賣方市場的格局惡化。市場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今市場經濟要求客戶為導向，使賣方市場主導的企業格局轉變成以消費者為主導的買方市場。買方市場來主導企業與企業，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競爭是現代經濟管理發展的必然結果，買方市場變成企業與組織實現其最終目的的把柄。每一個企業都在使用高科技，高技術的當今社會上企業和組織向創造價值只能由買方市場來決定，因此，必須要以客戶為導向，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把握買方市場的情況，針對買方市場的狀況來采取行動。這樣才能為企業和組織創造最大利潤，使企業與組織達到最終目標。

4、網絡式的溝通方式。21世紀是信息時代，人們都在使用便捷的溝通方式，網絡是社會溝通方式的最便捷的途徑之一。現代化的經濟管理需要更快更好的進行企業與基層人員的內部聯系，需要更迅速地完成任務，從而達到企業與組織的最終目的。網絡式的溝通與交流方式更滿足企業和組織的需求，更容易解決在內部產生的每一個問題。網絡式交流不僅有利于企業內部聯系，也有利于企業的每一個人能夠獲取更多的信息，使信息更廣泛的進行傳播。網絡式的溝通方式是經濟管理的現代化表現，使企業的和組織的內部工作進行的更加順利并有效。

5、團隊協作精神的培養及發展。經濟管理現代化的發展趨勢還體現在團隊協作精神的培養上，強烈的團隊協作精神是現代化經濟管理體系的重要特色。對于一家企業團隊協作精神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核心，團隊協作精神的重要性在經濟管理體系中什么都無法替代，因此團隊協作精神是企業與組織發展的重要部分。企業與組織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和實現自身價值必須要重視培養團隊協作精神，只要團隊協作企業與組織才能創造更大的價值，達到企業與組織的最終目標。

三、結語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結構香港經濟經濟增長

在不同的經濟體系之中，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會有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在近些年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香港屬具有較高對外依存度的都會經濟體系，因其經濟結構與一般社會不同，影響其經濟結構變化的因素有異于其它社會，因而其經濟增長對經濟結構變化的反應亦同其它類型的經濟體系不盡相同。

一、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經濟結構是一個內涵非常廣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種經濟成份、要素互相聯結、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另一方面也是各類經濟行為體在各個不同的經濟領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動、構造具不同效能的經濟側面，進而介入經濟生活的直接體現。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就經濟結構的組成而言，它會涉及到產業結構、分配結構、就業結構、供給結構、需求結構等等。

無論社會生產力處何等發展水平，也不論社會在何種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會性的經濟行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經濟結構之中活動的，并同經濟結構形成互動的關系。經濟發展或增長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經濟結構不斷演化的過程，也是經濟活動內容不斷增添的過程。

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是反映社會經濟活動的具有較強關聯性的兩方不同的側面。如果把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的過程，而一定時期的經濟總量實際上又等于所有結構的總量的話，那么，經濟增長也就等于結構總量的增長。而從動態的角度看，分析經濟增長總是不能離開經濟結構這一前提的，任何增長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條件下的增長，經濟結構會從多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比如，能否形成與市場要求相吻合的社會經濟結構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狀態如何取決于各類要素在各個經濟領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現代經濟意義上的增長應是指可滿足社會需求、能順利實現自身價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務內容在內的社會總產品在量上的增長，因此，各類要素在不同經濟空間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項需求的，那么，這種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有利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自然就會快一些，各類資源就會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經濟結構就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阻礙，經濟增長就會放慢或者停頓，最終導致社會資源的損失和浪費。

另外，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是指生產要素的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決定著生產力系統的整體效能和發展狀況。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形態之下，對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種要素間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經濟增長的源泉構成也勢必會有所不同。美國學者彼特就按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屬性，把經濟增長分為了“要素（勞動力、土地及其它初級資源）推動”的增長、“投資推動”的增長、“創新推動”的增長和“財富推動”的增長。不言而喻，這四種不同的增長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經濟結構條件才會出現的。比如，當經濟結構處初級形態之時，社會的經濟增長只能主要依賴于勞動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資源的大量投入，經濟成份間的聚合要求較弱，社會生產力處于一種比較低下的水平。而當經濟增長進入“創新階段”之時，創新技術成份將在經濟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傳統的要素將大量地被技術創新所替代，創新將成為增長的主導部門。

再則，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經濟增長的質量也就是經濟增長的效率，即效率與微觀的各投入和產出相關的經濟變量。說的直接一些，也就是投入產出的化率。而投入產出既同經濟結構的需求結構有關，又同經濟結構中的供給結構有關，如投入會影響需求的水平，產出會影響供給的水平，需求和供給又與社會的收入水準和分配結構緊密相聯。因此，如果經濟結構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能夠相互協調，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釋放，那么，“經濟增長價格”便會相對減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經濟結構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是滲透于經濟各部門的，如制造業、貿易、金融業等。所以說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周期是因為經濟結構變化始終是以資本投入、技術創新等因素增減為條件的，社會產業生產力構成（包括中間要素投入結構、產業固定資產的結構和技術結構）當然地會對經濟增長周期產生影響。從資本投入的角度看，無論是企業增大存貸投資，還是機器設備投資，或是房屋建設投資，乃至大型基礎設施投資，如道路、碼頭、隧道等，都必然會引起總需求變動，引至生產和就業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增添新的上升動力，改變經濟增長的曲線，或者是延長增長的上升時間。而經常在經濟長波下降階段出現的重大技術創新，可為社會創造出新的增長快的產業，藉此則可克服下滑趨降波段的低速增長，把社會經濟帶入另一個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時期。

最后，經濟結構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受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影響，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種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相互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在這樣的條件下，一社會的經濟結構的開放度、該社會在世界產業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及經濟專業化程度、產業轉換的彈性大小等方面，都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帶來影響。如一社會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彈性的話，經過一段時間后，其出口增長會表現為快過國民收入的增長；若一社會經濟增長依賴的是易于受外部景氣影響的產業，那么，這一社會的經濟增長穩定性就會較弱。

二、香港經濟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影響的一般分析

同其它的經濟體系一樣，戰后的香港經濟增長一直是同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密切相聯的。因此，戰后香港的經濟增長可以說是“起也結構、落也結構，興也結構，衰也結構”。香港經濟結構及其變化速率對香港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體現在多方面的。

首先，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決定了香港經濟增長點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資源條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響，香港經濟結構呈現著缺項性的特征，或者說一直是“發育不全”的經濟結構。這里沒有生產資本品的重工業，沒有農牧業，微乎其微的采礦業初期在經濟結構中只是處于可忽略不計的地位，后來亦因資源的枯竭而成為消亡的產業。因此，香港永遠不可能建立形成產業門類齊全的經濟體系，社會經濟增長支柱也不可能像一些國家經濟那樣全面、均衡地分布，戰后香港經濟結構雖不時變換，但基本上體現為數量有限的幾個主導性產業相互間在結構上的比例增減，植根于海港經濟土壤之上的對外貿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關產業始終在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長時間扮演“貿易中心’的角色而推進本身的經濟增長。若能俯瞰戰后50余年香港經濟增長變化圖像，很容易就會看出，其增長點并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卻表現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經濟增長點偏于集中，歸根結底，這是由經濟結構的缺項性所決定的。

其次，經濟結構快速轉換性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日本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渡邊利夫在分析東亞經濟之所以能在世界經濟低迷時期，始終保持旺盛的活力現象時，提出了結構轉換連鎖理論，認為東亞經濟所以能長時期地得到發展，關鍵在于其有很高的“轉換能力”，即東亞各國和地區在根據條件變化進行自我調整，向更加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轉換的應變能力方面，“顯示出比其他地區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該區，由于各國都具有很高的結構轉換能力，一國的結構調整和轉換會立即誘發他國的結構轉換，從而產生一種結構轉換連鎖效應，使整個區域經濟保持一種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作為區內的重要經濟成員，香港在戰后50余年的發展中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結構轉換能力，從而也推動了自身經濟的長時期快速增長。回顧香港戰后50余年的經濟結構轉化，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一是結構轉化速率決，如從經濟成長階段上看，香港在50年時間內數度轉換經濟結構，這在其他的經濟體系中是難得一見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產業的產生和崛起，如現代制造業可在香港迅速發展壯大，并使香港較快實現社會工業化；三是完全依條件的變化而調整，如香港工業可因50年代貿易的受阻而異軍突起，亦可因80年代內外部條件的變化而外移；四是支柱產業的高級化進程快，如香港的第三產業由初期的批發零售、出口貿易、餐廳和酒店等傳統行業占主導地位發展到由金融、保險業、地產業以及商用服務業等新興行業占主導地位僅僅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樣一種從多方面表現出來的結構轉化速率無疑會對因條件變化所帶來的種種增長阻力產生化解或減弱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獲得長時期增長的前進動力。

第三，經濟結構演化的階段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階段性。經濟結構的升級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始終要被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物質技術狀況的階段性所左右，并最終使經濟增長呈現出階段性的增長特征。比如，戰后初期，香港本身生產能力低弱，社會經濟活動主要圍繞轉口貿易展開，經濟增長則表現出了靠貿易發展帶動增長的階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當香港的外部資本流入迅速增多，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技術成份出口增大后，香港的經濟結構則提升至另一層次，香港經濟增長也進入到靠對外貿易和制造業共同帶動的階段。當社會的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財富達到較高豐裕程度時，香港經濟結構則顯出了第三產業迅速壯大的階段特征，香港的經濟增長也因此表現為主要靠第三產業發展所推動。

第四，經濟結構的開放性會影響到經濟增長波幅的變化性。對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可依其與域外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大小而對其開放性作出劃分判斷。顯而易見，與域外經濟聯系程度高的經濟結構即應為開放性大的經濟結構，反之，即為開放性小的經濟結構。而不同經濟體系的經濟聯系一般是以相互間的要素交流為聯結紐帶的，主要體現為資本和商品在相互間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對一經濟結構而言，如果對外貿易和國際間的資本交流活動在其中占較大比例的話，這一結構即應屬開放程度較高的經濟結構，反之亦相反。而經濟結構的開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實質上反映的是一經濟體系對外依賴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結構開放性如何勢必會對經濟增長的波幅產生影響：經濟結構開放性大，其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大，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條件變化的影響也大；相反，經濟結構開放性小，其對外的依賴性也小，這種結構之下的經濟增長受外部變化的影響也就小。香港無疑屬經濟結構開放性較大的社會；無論是按人們通常所用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衡量，還是按對外投資依存度判斷都可證明這一點。從中也就不難找出香港經濟增長波幅易變的答案。

第五，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也決定了經濟增長的導向性。因經濟結構形態的不同，其所吸納的資源構成也是不盡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納資本，有的經濟結構中實物資本多一些，有的則虛擬資本多一些；有的經濟結構中技術成份多一些，有的則傳統要素成份多一些，這種實際存在著的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構成偏差勢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導向，比如是向實物經濟領域偏移，還是向虛擬經濟領域偏移，是推動諸類產業的齊頭并進、全面增長，還是盡力推動某一產業的發展。因經濟結構的基礎條件影響，在吸納各類資源方面，各個時期的香港經濟結構一直是表現出有所取、有所舍的特點，由此也使各個不同階段的經濟增長呈現出了不同的導向性。如在經濟結構主要處于吸納貿易及相關資源狀態時，香港經濟則呈現出了主力發展對外貿易業的增長導向；如經濟結構形成了多方吸納資源的動力機制時，社會經濟會出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便會成為不容懷疑的理所應當之事。總結香港經濟增長過程可以讓人得出結論，香港經濟增長導向性的不斷改變，正是以經濟結構吸納資源的偏好性不斷調整為條件的。

第六，經濟結構的趨軟性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經濟結構會因其中生產性活動所占比重的逐漸降低而呈現出日益軟性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的發展快慢亦會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產生影響。近。十年來，香港因內外部需求條件的改變，第三產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服務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80年的69．5％增加到1997年85．2％，而工業制造業卻從1980年占本地生產總值的31．7％下降到1999年的14．7％。這樣的經濟結構輕型化程度在其它經濟體系中是相當罕見的，由此也給服務業造成了所依托的基礎日益削弱的隱憂，這樣的經濟結構一旦受到沖擊和干擾，社會的經濟增長就很難回復到原來的增長路徑，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因素的出現，或者新的增長動力的形成，增長就會很難達到原來的穩定狀態，或者說經濟活動不能自動向其穩定狀態、穩定增長路徑收斂。“九七”金融風暴實際上也就是對這種經濟結構的一種驗證，從中也發現了這種經濟結構的缺陷，認清香港所以須經

歷一場較長時間的痛苦結構調整的原因所在。

三、影響香港經濟結構變化的諸項因素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結構對經濟增長是在多方面發揮作用的，那么，經濟結構本身又要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概括而言，下面的一些因素在香港戰后的經濟結構變化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1．社會的稟賦資源會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稟賦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的重要基礎條件，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如何，基本上取決于自然資源和其它要素的結合形式。比如，有的地區礦產資源豐富，這一地區常會形成以礦產生產加工為主干的產業結構；有的地區牧業資源豐富，這一地區大多會致力發展以牧業為依托的各類產業。香港是自然資源非常稀薄的地區，土地有限，缺乏礦藏，由此也就決定了香港的第一產業只能處于極其微弱并逐漸消亡的狀態，因自然資源條件的限制，香港的經濟結構只能永遠定型為“發育不全”類型。但香港又擁有天然良港，這就為各類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性的條件，從而使貿易活動始終成為了香港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香港又是中西方文化交匯的地方，中英文通用，各種不同風格的經營方式在這里易于生存發展，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本易于在這里交匯融合，社會具備了容易吸納勞動力、資本的良好條件，因此亦使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比如，“二戰”后到70年代，香港的勞動力資源充足，特別是制造業方面的勞動力資源比較充裕，所以在這一階段的香港經濟結構中，貿易業、制造業占據了較大比重。后來當社會資本資源變得充足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自然得到了長足發展，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據的成份必然日趨增多。

2．地理位置優勢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評價一地區在地理位置上是否占據一定的優勢，既可以從時區方面考慮，又可以從地點上考慮，還可從交通運輸條件上考慮，該地區在這些方面是否占據優勢，自然也會對其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從時區條件方面看，香港地處紐約和倫敦時差的中轉站，是全球各類資本市場24小時全天候運作的重要一環，因此使香港擁有了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天時條件。而從地點條件上看，如果以香港為圓心，以飛行時間為半徑，5小時航程之內的香港周圍集中著全球半數以上的人口，與那些實行工業化的國家相當靠近，這無疑有助于香港成為國際間商品、資本、技術、信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集散地。同時香港具有著在全球貿易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航運位置，背后是占據全球人口1／5比例、且世界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國，香港是這一東方潛在最大市場聯系外部經濟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橋梁，這些當然地為香港在促成和推動各類要素流動方面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利條件，使香港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形成了清楚的角色定位，從而衍生出現在的經濟結構組成。而香港的交通運輸條件是相當優良和完善的，無論是港口、還是機場，或是通訊，都可以說是堪稱一流的，這無疑也會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3．需求因素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結構變化。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現代社會的任何經濟活動都是圍繞著社會需求進行的，社會需求的變化導向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基本動因，社會經濟結構逐步高級化是由社會需求層次不斷提高所決定的。對于具有較高對外開放度的香港經濟體系來說，其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化是內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香港內部需求方面看，伴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日漸提高，人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變，人們的消費支出結構也相應地在發生變化。在60年代占用消費支出較大比例的是食品、飲品、煙草、家庭管理開銷，而經過30余年的發展，人們的個人護理、醫療保健、交通及通訊、娛樂及消費需求有了快速增長，因此勢必會帶來經濟結構的變化。又比如，伴隨著都市經濟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要求香港與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因此也就帶動了香港通訊業的發展，香港通訊工具不斷更新換代，香港成為人均打出國際電話時間最長的地區，近一半的人口擁有手提電話，電訊業因此在經濟結構的比重亦與日俱增。而從外部需求看，過去數十年，亞太區經濟蓬勃向上，需求強勁，故帶動了香港對外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如1997年香港對外貿易額已達30754億港元，比本地生產總值高出1．29倍；而包括國際運輸、跨國銀行、國際融資及其它金融服務、國際保險與再保險、國際信息處理、國際咨詢、國際電訊服務、廣告、設計、會計管理服務內容在內的服務貿易方面，在1987～1996年的十年時間里，其出口年增幅達到了16％，1996年出口額達3929億港元，在世界排名第九位，超過新加坡、瑞士、加拿大和韓國。不言而喻，這種外部需求的增加自然會影響到香港經濟結構變化。

4．供給因素也對香港經濟結構產生影響。實際上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所牽涉的無非就是供給和需來兩個方面，因此，供給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比如，因投入成本較高或無法形成規模，或因資源的消耗殆盡，香港的農業從50年代占香港生產總值的3－4％的比重減為80年代以后的占百分之零點兒的比重，采礦業60年代占本地生產總值尚有微弱的0.2％的比重，到90年代則因資源枯竭而完全消亡。又比如，香港地少人多，可供商業利用的已開發土地資源相對不足，因此使房地產業在香港經濟結構中一直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幾乎成了香港興衰的標志。再比如勞動力供給在不同時期會有總量和結構上的不同，如果某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為勞動力供給所推動，那么這一時期的經濟結構應由勞動密集型成份占主導地位。如果在某一時期勞動力供給在結構上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那么必然會使某些產業出現發展不足的問題。同樣，資本供給的流向變化也勢必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5．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影響香港的經濟結構。社會的經濟發展始終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為前提的，而一社會經濟結構如何也是被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左右的，社會的產業結構狀態、產品結構狀態、技術結構狀態、企業組織形式、社會分工等歸根結底都要被社會生產力的結構狀態所影響，社會生產力是推動一社會經濟結構升級的根本力量。戰后以來，香港經濟結構的數度轉換，實際上也是一直由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帶動的，香港新興產業的不斷問世，社會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社會分工的日趨細致，經濟成分的日漸增多，產業結構的日益高級化無一不是同香港社會的技術進步、人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緊密相關的。

6．政府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結構產生影響。政府政策會影響到經濟發展，這是不容質疑的，即使是在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香港，政府的政策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是有所影響的。在香港，政府通過自由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土地政策、某些行業的約束政策等對香港經濟活動加以影響。從基本的經濟政策方面看，香港政府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其政策制訂的哲學基礎，對經濟活動奉行的是最大支持、最少干預的主導政策，使社會經濟活動的效能可得到較高程度的釋放。而在財政政策方面，其收入政策堅持的是：（1）維持低稅率、簡單而明確的稅制；（2）使政府有足夠的收入來履行已知的開支承擔；（3）維持嚴格的“用者自付”制度，以厘定各項收費。以期把稅率保持在低水平；（4）維持充足的財政儲備，以應付日后不可預見的情況；（5）打擊偷稅及逃稅；（6）在最有需求的范疇提供寬減。在財政開支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則堅持了以下一些原則：（1）量人為出；（2）控制公共開支規模及增長率；（3）提供良好的環境，維持規模小而效率高的公營部門；（4）公營部門開支的形式，必須反映政府在施政方面所訂的緩急次序。很顯然，這在保持社會公營部門、私營部門平衡及提高這兩大部門效率方面都是有積極作用的，從而也會對經濟結構的轉換帶來積極的影響。當然，香港政府還通過對一些公用事業的建設、資助、管理和經營來對經濟活動加以影響，比如民生所需的郵政、自來水供應、鐵路、地下鐵路、隧道和社會基本服務，如教育和房屋等，并通過政策、法例確保這些部門保持一定的效率，如公司化、私有化等。此外，香港政府還利用自身在土地資源供給上的控制地位。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土地的供應方式和數量，有目的地對香港經濟生活施加影響。同時，香港政府在培育和保護一些核心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發展過程中，也比較注意制訂并實施積極務實的產業政策，適當地加以產業約束，使這些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如銀行業等。這一切當然會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

社會經濟中的主導性因素范文第5篇

【關鍵詞】信用 金融業 金融危機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向世界各地的人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如何看待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的相互關系?進一步分解這個大問題,人們還可以質疑諸如這些問題:在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部門可以長期超越其他部門快速膨脹嗎?金融機構與實體部門中的企業相互關系究竟應該是什么?金融和投資業一定時期中出現的超高回報率能夠長期持續下去嗎?在金融部門異常“繁榮”的背景下,實體經濟是否會出現日漸萎縮的趨勢。

回顧經濟學說發展的歷程,實際上可以看到早已有學者們在思考和探討這些問題。19世紀中期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已經從多個方面對上述問題展開了論述。聯系今天所看到的空前規模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繼續從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教益。

馬克思對金融業發展的經典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有關金融業發展的趨勢、特點及與實體經濟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大量探討,許多論斷對今天的思考者也有著重要啟示和指導意義。

金融業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發展了,以銀行家為媒介,產業家和商人對社會各階級一切貨幣儲蓄的支配能力也跟著不斷增大,并且這些儲蓄也不斷集中起來,達到能夠起貨幣資本作用的數量,這些事實,都必然會起壓低利息率的作用。”①這段論述雖然圍繞信用制度,實際上泛指金融業。19世紀中,金融業在當時西歐主要經濟體中主要表現為銀行業的普及和發展,股票投資剛剛興起,證券交易對象主要是政府債券,金融衍生工具也不普及。以銀行為代表的信用制度或者說信用體系在西歐許多經濟體都得到了長足發展。這種發展在馬克思看來發揮了增加社會儲蓄從而增加銀行信貸資金供給并進一步促使利息率降低的作用。而在利息率下降的過程中,更多的產業資本可以利用信貸資本并在社會資源允許的范圍內加快生產發展。

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框架中,信貸資本本身雖然不創造價值,但可發揮其幫助價值和剩余價值創造的重要輔助作用。他說,“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緊張。”②這段話也揭示了信用資本的高度運用有著促使社會需求與供給相脫節并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馬克思對信用體系發展必然性和重要性的高度評價還表現在另一個論斷中,即他認為,自古以來的社會經濟可以區分為“自然經濟、貨幣經濟與信用經濟”③。盡管馬克思沒有展開有關這個論斷的論述,但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他對信用體系在社會經濟中不斷上升之地位的高度肯定。

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增長在工業革命后表現周而復始的資本再生產和積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三種資本形態:產業資本、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它們相互配合,是完成一個循環周期所必需的各個部分和環節。

金融機構與實體部門中的企業相互關系是相互制約、相互平衡的。馬克思從社會分工角度來解釋信用體系和信用資本的發展。他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出現在市場上的貨幣資本,會越來越不由個別的資本家來代表,而是越來越表現為一個集中的有組織的量,這個量與實際的生產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會資本的銀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來說,和借貸資本相對立的是整個階級的力量;就供給來說,這個資本本身整個地表現為借貸資本。”④用現代語言來說,信用金融機構在取得了獨立經營地位后,具有發揮專業化優勢的傾向,不再簡單地局限于傳統產業資本的經營模式中。

但是,與后來許多作者看法不同的是,馬克思并不認為信用發展會促成社會經濟結構朝著金融業傾斜,或者說出現借貸資本或信用資本對產業資本的支配作用,即金融機構成為主導性的經濟機構。他在幾個不同地方都表達了這個看法。他說,“假如大部分的資本家愿意把他們的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那么,結果就會是貨幣資本大大貶值和利息率驚人地下降;許多人馬上就會不可能靠利息來生活,因而會被迫再變為產業資本家。”⑤

這段論述表達了幾層意思:第一,社會資金具有逐利性和流動性;第二,包括金融業在內的各個行業的投資收益率由資金供給平衡及其變動所決定,收益率本身不是一個常數,而是會隨著資金流動即資金供求關系的改變而變動的;第三,貨幣資本的價值或收益率與利息率有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互為因果關系;第四,從長期觀點看,在產業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平衡關系或均衡關系,兩者之中任何一者如果出現收益率超過社會平均水平的情形,資金流動就會朝著促使其收益率下降的方向。

從現代觀點來看,馬克思這些論述實際上揭示了這么一種趨勢:盡管在一定時期中金融和投資業的收益率有可能出現較高回報率,這種較高的回報率也能吸引大量社會資金進入到金融和投資業,但是,隨著資金流動的繼續進行,金融和投資業中的回報率必然趨于下降,而且會下降到讓一般的產業投資者也感到有利可圖的水平上。換言之,社會經濟中各個部門的回報率從長期觀點看,有著趨于平均化的趨勢。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19世紀中期正是工業化運動在西歐尤其是不列顛蓬勃開展的時代。馬克思一定親眼目睹了許多產業風起云涌跌宕起伏的情形,觀察到了社會資金在各個部門之間和地區之間加快流動的情形,也注意到了金融市場上利息率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廣泛影響。馬克思的上述論斷可以說是對當時已經出現了的實際情況的一個理論概括。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經濟和金融市場中的許多變化也基本上遵循這些概括所揭示出來的規律或長期趨勢。我們從最近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危機是失調的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相互關系的一種調整,調整的結果就是促使社會經濟回復到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狀態。當然,人們也可以說危機不過是這種調整采取了劇烈形式。

針對19世紀中葉已擁有一定壟斷地位的銀行機構(英格蘭銀行)是否會進一步上升成為全面性的壟斷機構問題,馬克思給出了一段評論說,“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機構,對商業和工業擁有極大的權力,雖然商業和工業的現實運動仍然完全處在它的領域之外,而它對于它們的現實運動也是采取了被動的態度。”⑥這種“被動的態度”可以理解是銀行機構以信貸業務為主,不持有或很少持有企業對象的股權,各個企業客戶獨立自主展開經營活動。馬克思顯然是認為在銀行機構與實體工商企業之間存在一定的社會分工,兩者之間各自有著自己的經營優勢。如果一方超越界限去施加影響,社會經濟的效率很可能會因此而降低。

總的看,馬克思在他自己的經濟思想體系中堅持了“產業資本中心論”,認為產業資本是最能動的一個部分,是追求價值和剩余價值創造的主導性力量。其他社會性資本,包括商業資本和信用資本,是這個過程中也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具有不同功能的社會經濟機構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的平衡關系。

后來的一些學者根據19世紀末20世紀初若干大型投資銀行在北美和西歐一些經濟體的突出發展得出了“金融資本”勢將控制社會經濟的看法。這種看法主要基于當時新出現的兩個重要情況:一是社會經濟許多部門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生產集中和大企業壟斷化傾向,二是社會資金進一步向金融機構集中,而金融機構在社會資金運用上的能力越來越超過實體企業,甚至超過那些在各自行業中已高度集中并擁有一定壟斷地位的實體企業。

但是,也有兩個情況客觀上阻止了“金融資本”成為全面壟斷性的力量。一是許多國家都通過立法手段采取了反壟斷措施,限制單個經營機構成為所在行業的單一廠商,并為跨行業經營活動設置種種壁壘。二是金融業中繼續維持競爭性局面,在長時間事實上存在多個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并存的格局。實際上,一直到20世紀末之前的很長時間中,商業銀行在主要市場經濟體中是金融業中的主體經營機構,而對實體經濟部門有較大直接影響力的投資銀行機構無論在資金規模還是在分布范圍上都不如商業銀行。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各國經濟增長才得以不斷持續。

可以說,馬克思關于社會經濟各部門和各種機構之間關系的基本見解是協調發展,相輔相成。而且,聯系馬克思在其他地方多次表述的看法,他認為,如果一定時期中社會經濟各部門關系不符合“協調發展、相輔相成”,那么,就會遭遇經濟危機。

信用發展會促使投資活動愈益普遍。對經濟危機在信用關系普遍發展后可能性的增大,馬克思也給予了特別的重視。他認為,信用發展會促使投資活動愈益普遍,并且可能會讓投資主導商業和金融交易市場。馬克思在總結信用的作用時提到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信用“使買與賣的行為可以互相分離較長的時間,因而成為投機的基礎。”⑦

馬克思這些看法的正確性已經被實際經驗反復證明了。20世紀出現過多次其規模和波及范圍遠遠超過19世紀的經濟危機,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說明投機活動隨信用體系的普及而成倍數地擴大了,而這種投機泡沫的破滅只會帶來危害程度更深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結合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來概括馬克思論述中所給予的回答,可以這樣說,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的相互關系應當是協調發展和相輔相成的;在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部門不可以長期超越其他部門而快速膨脹;金融機構與實體部門中的企業相互關系應該是相互制約相互平衡的;金融和投資業中一定時期中出現的超高回報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金融部門出現異常“繁榮”,實體經濟會的發展會受到不利影響,但這種異常情況必不能持續,實體經濟經過調整一定還會恢復增長趨勢。

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

聯系這些看法反思最近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可以認為,危機發生以前的一段時間中,若干發達經濟體中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顯著的失衡。這種失衡有多方面的表現。一個表現是早些年大型金融機構進行大規模合并,出現了過度集中傾向。高度集中的傾向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給金融機構高層管理人士帶來了追求薪酬增加的便利,而且更重要地是導致了大型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大而不倒”的道德風險,即認為經營規模擴大后即使面臨破產風險政府也會出手相救,從而大大減少了必要的風險防范。

另一個失衡表現是,交易活動越來越多地發生在金融機構之間,金融交易越來越多地演變成了純粹投機性或“關聯性”活動,從而弱化了甚至失去了與實體經濟的正常聯系。

此外,失衡還表現在金融市場上,許多價格指數由于投機因素的強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真實地反映實體經濟運行情況,不再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投機因素的盛行推動了金融市場的虛假繁榮并掩蓋了實體經濟中存在的多種問題,有的時候甚至促使社會資金大量從真實價值創造領域流出,從而損害了實體經濟部門的可持續增長。

客觀地看待近幾十年來世界范圍內的所出現的經濟結構演變和調整過程,我們可以同意說,由于一系列因素的作用,金融部門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出現了趨勢性的上升。這些因素包括,各國社會經濟持續不斷的商品化和貨幣化;隨著收入和財富的增長,可儲蓄資金得到了更快的增長;由于人口結構變化和收入及財富的不斷增長,社會成員對風險資產的承受能力和需求出現了較快的增長,同時,對組合投資(例如人壽保險基金和養老基金等)的需求也有較快增長;在財富和現金流的組合價值面臨波動風險的背景下,社會成員通過科學方式的財富投資尋求避險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此外,還如馬克思在19世紀已經指出的那樣,由于金融市場的普及和發展,社會成員的收入和財富本身也會出現“資本化”傾向,即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認識到預期現金流的現在價值并通過金融機構增加其可交易性。⑧

這些多方面的因素分別地及共同地決定了社會資源越來越多地流向金融部門,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因而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資金流動中介和配置作用,并通過風險和效率的識別及篩選等功能來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但是,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能否有效地持續性地發揮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自身的完善。正如前面在回顧馬克思的理論分析時所看到的那樣,影響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相互關系的重要因素涉及到金融業自身的市場結構,即這個行業是否有著良好的競爭性結構,有沒有突出的壟斷化問題。與市場結構相關的一個因素是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尤其是對那些大型金融機構來說。治理結構不僅要反映合理的產權關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兼顧長遠利益與短期收益之間的協調平衡機制。

金融機構建立和健全良好治理結構也意味著它們在實際經營活動中會堅守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審慎經營和風險防范,不追求對實體企業的股權持有和代替企業進行經營決策,也不向單純財務投資者(其中是投機者)提供信貸支持。

此外,結合最近國際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還應該認為,在金融業發展處于相對寬松的環境時,政府應該堅強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并特別重視市場系統風險的防范。金融監管應當注重防微杜漸的原則。同時,監管當局與金融機構之間更多地是相互制約和平衡的關系。

社會經濟良性發展一定需要各個部門協調平衡。金融業在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地位和意義的上升也不意味著金融業可以脫離實體經濟。只有協調平衡的關系才可以促使金融業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并推動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注釋

①《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5頁。

②同上,第546頁。

③《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2～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