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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第1篇

關鍵詞：去家庭化；人口老齡化；女性就業

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創新實踐項目”資助 立項號：2015SSCX068

人口老齡化改變了勞動力年齡構成，在未來二十年，適齡勞動力比例將不斷減小，家庭撫養比不斷增高。隨之而來的勞動力供給短缺、家庭收入減少、撫養負擔過重都將給每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埋下隱患。從消極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導致的適齡勞動力群體年齡老化和規模縮小，將給中國的社會經濟增長造成極大負擔。從積極的角度來說，人口老齡化現象客觀上擴大了老年服務產業的需求，并且，我國作為“超級人口大國”，結合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時間節點，未來10到20年，老年服務的市場需求將會相當龐大。

另外，維持勞動力的正常供給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對勞動力供給的制約，將間接的影響當下就業率處于劣勢的女性勞動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勞動力群體內部多樣性的客觀存在，人口老齡化現象在影響其就業率的過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邏輯路徑。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齡化現象對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勞動力就業率的影響。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鑒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一書中將“去商品化”和“社會分層化”程度作為劃分福利國家體制的標準，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指責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還對針對女性的福利項目視而不見，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傾向。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盡管福利國家制度并不決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機會，但國家提供的福利如對老人和兒童的照顧服務等都決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脫離家庭。于是許多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更具性別敏感度的福利國家模型，其中為學界廣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礎上認為“去家庭化”通過減輕家庭的負擔，減少個體對家庭親屬的依賴，進而尋求個體的獨立[2]。

接下來探討這個福利國家體系中的概念在我國的適用性。福利國家既規范了生產方式中的資本關系，也規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從宏觀上來看，我國不屬于福利國家，因為有著不同于福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但是，從微觀上來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國存在借鑒福利國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為歐美國家衡量其福利體制產出結果的重要指標。雖然我國并非福利國家，但隨著我國養老、兒童等相關福利項目日漸市場化，社會保障體系下政府、市場與家庭的分工博弈愈發激烈，“去家庭化”這一西方福利國家語境下的產物在我國社會保障領域，尤其是對關于老人、兒童的照顧服務，以及女性承擔的家庭照顧責任大小等問題尤其適合我國情境的解讀。

所以，在我國“家庭化”可作為衡量政府和家庭對家庭成員生存和發展的責任分工的重要概念，專指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獲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為個人帶來風險和負擔的場所，而不是個人獲得福利和服務的場所。“去家庭化”則是指為了擺脫家庭帶來的各種風險和負擔，個人有意識地減少家庭生活和家庭關系對自己的束縛。

關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標的擬定，由于我國統計數據較OECD國家稍顯簡略粗放，故在指標擬定過程中不能全然參照西方學者的測量指標2。本文在此考慮我國語境，對我國“去家庭化”程度從老年人這一維度進行定義。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體現為通過借助于老年服務產業，如養老機構等，能夠減小老年人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依賴到何種程度。故以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養老機構的人數占總人數比例，以及養老產業支出占GDP比例等，作為參考指標。

2 人口老齡化現象影響“去家庭化”程度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現象加劇，失能老人數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趨向“空巢化”，致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整個社會養老問題愈發迫切。并且，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養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觀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繼續家庭養老存在問題。因此，作為家庭養老的替代，社會化養老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而社會化養老的普及即意味著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將不斷加深。

本文以全國23個省市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作為各省市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參考指標，并且采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的截面數據，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對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進行劃分。以下為我國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后，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參考指標：

由數據可知，從單個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來看，23個地區中人口老齡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慶，程度最小的為北京、上海；從人口老齡化程度來看，23個地區可分為如下表三個梯度，從Ⅰ到Ⅲ，老齡化程度不斷減弱。

其中，福建和廣東“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區“去家庭化”程度雖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類差異并不顯著。基于此，結合上文老齡化趨勢梯度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預期，福建和廣東地區老齡化趨勢與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負相關。

北京和上海兩地區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減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應降低。

四川和重慶兩相鄰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卻存在顯著差異。

人口老齡化趨勢處于中游的地區，整體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趨向于較低的梯度。

圖 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針對以上幾點，首先，探討福建和廣東地區與北京和上海地區人口老齡化對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響結果相左的原因。由圖2可知，雖然，近期該四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相對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趨勢，整體老齡化問題也比廣東和福建更嚴重，而相應的為緩解老齡問題的老齡產業仍處于發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廣東和福建整體老齡化程度較低，主要是由于流動性大的年輕人比例較高，老年人進入養老機構的比重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較高，但是廣東和福建相對與北京和上海，老齡化問題仍在發酵過程中，預期會愈發嚴重。

四川、重慶同為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卻比重慶高。這主要是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其一，農村老齡化程度存在差異。相較于城市老齡人口，農村老齡人口選擇機構養老的比例較低，故農村老齡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會相對減小。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重慶65歲及以上農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達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過兩個百分點，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期，重慶農村老齡化程度僅比四川高零點三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重慶不僅農村老齡化程度比四川嚴重，在老齡化趨勢上也更為嚴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較低。其二，人口構成存在差異。老齡化程度反映了地區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擔家庭負擔的中堅勞動力的比例。中堅勞動力比例越低，意味著家庭養老功能越弱化，因為能夠親身承擔家庭照料責任的人數減少。故四川人口老齡化程與重慶相差無幾，但是四川的兒童及老人的總撫養比比重慶高出兩個百分比，這說明四川家庭勞動力負擔更重，親身參與家庭養老的比例更低，即選擇社會養老服務的比例更高，相應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齡化程度中等的地區“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這恰好反映了雖然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十多年，但與其配套的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并沒有跟上老齡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證明不同地區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存在非同步現象。綜上，人口老齡化影響了各地區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動了整體“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實際數據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還受到老齡化趨勢、地區人口結構、城鄉分布等因素影響，這也反映出各地區應對人口老齡化比較滯后，老齡化與“去家庭化”的正相關仍然不顯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對女性就業影響

女性就業情況主要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為勞動市場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二為女性個人的就業意愿。這兩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響。

以往關于女性就業問題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齡作為劃分，顯少從勞動力所處市場不同的角度劃分。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主要是勞動力類型、數量與產業結構轉型對勞動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勞動力市場分割下，女性勞動力可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中高端勞動力以及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低端勞動力，而“去家庭化”在影響決定女性就業率的兩因素時，對這兩類勞動力的影響方式是不同的。

關于對勞動市場需求的影響。“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圖3，一方面能夠發展社會養老產業，創造大量適合女性的服務就業崗位，吸納低端女性勞動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負擔桎梏，削弱市場對女性就業的消極態度，進而在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對的提高女性勞動力需求。

目前全國65歲以上老人已達1.38億，占總人口的10.1%。對養老服務具有客觀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萬3。綜合多個地區養老機構護理員配備比例，半護理和全護理的配備比例分別為1：5和1：3左右，但是，當前全國養老機構人員不到100萬，其中，持有養老護理員資格證人數不足2萬，故需求缺口多達幾千萬。另外，關于老年人選擇養老方式的意愿的諸多研究表明，“養兒防老”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下降，經濟狀況較好、文化程度較高以及身體健康狀況好的老年人會傾向于機構養老。這就意味著對養老機構及護理員的需求只會愈發擴大。在產業結構轉型造成勞動力過剩的當下，如物流行業能成為農業和建筑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擴大了對女性低端勞動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為女性中低端勞動力轉移的新方向，將部分緩解女性的就業壓力。

關于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筆者利用社會經濟地位指數4測量行業社會經濟地位，將所有行業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選取指數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個行業5作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代表，通過對該20個行業從業女性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變女性的家庭承擔責任，由傳統的家庭勞務承擔者轉換為家庭經濟承擔者。在此過程中，女性就業意愿對角色轉換是否進行起到決定作用。同樣，整個社會的“去家庭化”趨勢也會影響女性就業意愿，進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趨勢。因此，筆者就影響的可能，提出以下幾點假設：

假設1：即使需要承擔“去家庭化”的經濟成本，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更傾向于就業。

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一般具有較高的學歷，并且會有相對穩定的家庭經濟基礎。女性主動就業既是對家庭經濟責任的承擔，也是出于對女性自我價值的認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養育責任對女性的束縛，緩解女性就業過程中來自于傳統家庭責任的壓力，處于更舒適的就業狀態。

假設2：面對“去家庭化”的額外經濟負擔，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更傾向于回歸家庭，直接消除該經濟負擔。

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一般學歷較低，并且家庭傳統養育觀念相對較重，所以與其通過外出工作來填補選擇社會養老服務而產生的家庭經濟缺口，該類女性更傾向于放棄工作，直接在家承擔傳統的養育責任，維持以家庭為主的狀態。

假設3：當“去家庭化”需要的經濟成本在可接受范圍內，“去家庭化”對女性就業意愿起正向推動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著力推進社會養老服務的發展，進而降低了家庭經濟承擔者選擇“去家庭化”所需承擔的額外經濟成本。選擇就業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購買社會養老服務之外仍相對可觀，并且能緩解就業過程中來自家庭責任的壓力，這將使女性就業意愿更加強烈。

針對以上幾點假設，對問卷結果進行統計，具體統計結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對“去家庭化”需要承擔的額外經濟負擔時，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的確存在不同選擇。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傾向于對就業意愿沒有影響，而次要勞動力市場傾向于有影響。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認為經濟負擔會影響其就業意愿，這說明處于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女性并不意味著一定具有穩定的家庭經濟基礎。同樣，有31.4%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女性仍然選擇繼續就業，這說明即使在低端勞動力中，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也逐漸弱化其影響。

表5顯示，當“去家庭化”給家庭經濟帶來的額外負擔在可承受范圍內，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都會傾向于繼續就業。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會選擇不繼續就業，其原因有“不認為服務價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圍內”，“不需要出錢享福”等，多集中于傳統觀念的限制以及對社會養老產業的價格預期不樂觀。

表6可知，主要勞動力市場女性認可不親身承擔照顧責任能有利于就業的高達93.7%，并且多指出沒有過多家務負擔能緩解工作過程中的身心壓力。然而，次要勞動力市場有39.9%的女性與該觀點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擔照顧責任與工作同時進行并不會造成困擾，并且認為工作之余承擔照顧事項的“理所當然”。

綜上，由統計結果可看出，結果與上文假設基本相符。在關于“去家庭化”對女性就業意愿的影響中，經濟收入和傳統觀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響。但是無論主要或次要勞動力市場，去家庭化”的趨勢會對處于就業狀態的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意愿起積極推進作用。

4 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數據對“去家庭化”程度進行劃分，結合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與問卷調查數據，探討了人口老齡化現象對女性就業率的影響。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響，但是我國各地區政府對人口老齡化的應對措施滯后于老齡化趨勢。“去家庭化”程度通過影響女性勞動力市場需求及就業意愿對女性就業產生影響。隨著“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會養老產業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缺口愈發擴大，而數據顯示，各地區政府在引導女性勞動力進入該產業的措施并沒有起到實質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對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女性勞動力的就業意愿都有一定積極的作用。雖然，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緩解女性承擔家庭勞務責任的壓力，整體上利于女性在就業市場保持良好狀態。故無論從緩解人口老齡化加劇造成的養老問題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壓力，抑或解決產業升級過程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政府都需要加強我國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動社會養老產業的發展。

注釋

1.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雙薪家庭支持、市場取向的測量指標，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義和去家庭主義的測量指標。

3.數據來源：《老齡藍皮書：中國老年宜居環境發展報告（2015）》

4.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ocioeconomic index，簡稱社經指數SEI）是美國社會學家鄧肯（Duncan，1961）設計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來測量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其回歸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職業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職業的平均收人）。

5.行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最高的10個行業分別是：信息、咨詢業；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水上運輸業；綜合技術服務業；食品、飲料、煙草和家庭用品批發業；文化藝術業；能源、材料和機械電子設備批發業；科學研究業；銀行業和其他批發業。行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最低的10個行業分別是：木材加工業；農林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其他交通運輸業；倉儲業；紡織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以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

參考文獻

[1] 金雅昭，《福利國家的第四個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東亞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學，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葉：《從性別觀點看臺灣的國家福利體制》，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鐘曉慧，《是“去家庭化”還是“再家庭化”》，載《深圳特區報》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特征 影響 解決對策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征

20世紀70年代我國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這造成了生育率急速下降，人口結構從年輕型轉為成年型。根據國際上普遍的衡量準則：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或者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以上，說明該國或地區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截止到2015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經突破2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老年人口過億的國家。我國老齡化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在社會經濟尚不發達狀況下提前進入老齡化時期

先期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一些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萬美元以上，呈現“先富后老”，這為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3000美元，呈現出“未富先老”。由于經濟實力還不強，無疑增加了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難度。21世紀前半葉，中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繁重，經濟和社會要可持續發展，社會要保持穩定，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使得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相對發達國家和人口基數小的國家更為艱巨。

（二）城鄉倒置

改革開放前期，我國在工業化和城鎮化并沒能做到同步發展，城鎮化相對落后，導致大量人口滯留在鄉村。而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從農村轉入城市，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時卻加重了農村實際老齡化程度。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調查，農村在老年人口總數、老齡化水平和老年撫養比等三個重要指標上都顯著地高于城市。其中，農村老年人口總數為1.05億，是城市的1.69倍；老齡化水平18.3%，是城市的2.3倍；農村老年撫養比高達34%，是城市的2.8倍。

（三）規模大，增速快

根據國際上的統計，全球老年人口比重從1950的5.2%上升到2010年的7.6%，而我國的老年人口總數卻翻了將近兩倍。以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數據為參考，該項指標從2002年的7.3%上漲至2012年的9.4%。2012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到1.27億人，且每年仍以800萬人的速度增加。根據國家老齡委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將于2020進入小康社會，65歲老年人比例將超過12%，80歲以上人口將占老年總人口的12.4%，高齡化的增長形勢更為嚴峻。預計2050年，我國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老年人比例的峰值達到23%。

二、人口老齡化給我過經濟帶來的影響

（一）對經濟增長速度及社會經濟結構的影響

近幾年來在全球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態下，我國能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國內需求的持續增長。但中國人口老化越嚴重，國內消費受到的阻力越大。老年人的消費指數和消費結構與年輕人相比差別很大，他們消費心理較為保守，喜愛物美價廉、經久耐用的商品。隨著老齡化的進一步加深，會使得消費需求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給新產業、新服務的發展造成阻礙，而這必然影響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

（二）導致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

人口老齡化F象的加劇造成社會勞動力供給嚴重下降，以前在我國南方經濟發達的城市勞動力非常的充裕，而近些年卻出現了用工荒現象。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對經濟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企業所需要支付的勞動報酬日漸增加，經濟生產過程中消耗的勞動成本也隨之加大，同時由于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我國對外貿易也不在具有競爭優勢，這都將對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

（三）醫療保障資金需求急速增加

老年人是醫療保障制度的重點對象，伴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這導致我國醫療保障資金的需求迅速膨脹。2002-2013年，我國人均醫療費用平均每4年翻一番，2013年我國老年人口醫療費用占GDP的1.23%。預計到2020年將占到1.41%，2030年將達到3.06%。同期的老年人口將增加1.2倍，醫療費用將增長5倍。到2050年老年人口醫療費用將占GDP的8-9%。

（四）增加社會養老負擔

由于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增高，導致我國養老資金的缺口不斷擴大，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率低，一般都只覆蓋了大部分城鎮，大部分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幾乎沒有覆蓋，絕大多數的老年人口完全依靠兒女贍養，這給青壯年人口帶來了不小的贍養負擔。

三、人口老齡化的解決對策

（一）改變產業結構，發展老齡產業

為了尋求老齡化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應該充分分析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市場消費結構的變化，進而結合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發展老齡產業，以老年人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良好的支持。這樣，就能夠充分發揮出人口老齡化在促進經濟建設方面的積極影響，進而促使我國經濟建設在新時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二）建立健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

針對當前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養老保障體系建設空白的現狀，國家應進一步加強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視，借助對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統籌我國養老保險工作，拓展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增強其影響力，為老齡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時，加快公共財政改革的步伐，加大社會保障體系資金的投入。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目的在于切實提高我國城鎮及農村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減輕我國城鎮及農村人口退休后對生活來源的擔憂，進而促進他們消費需求，拉動我國經濟的增長。

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口 老齡化 經濟發展 影響 對策

引言

伴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將出現勞動力、資本等經濟因素的變化，必然會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影響，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普遍關注；并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過程中，面臨的要保持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保證社會環境穩定，改革發展任務已經相當繁重的情況下，我國順利度過人口老齡化這一階段，解決期間出現的各種問題相比其他發達國家更為艱巨。

面對下一世紀高齡化社會的挑戰，從現在開始必須準備應付比目前多出四倍以上的老年人口，這種準備不僅包括如何滿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的物質、文化和各種服務的需求，而且還要科學地估計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對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影響程度，對勞動力的供給、投資、分配、生產、經濟發展的速度、消費結構等方面的影響，制定科學的社會發展戰略對策，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究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哪些影響，如何引導積極影響、減緩消極影響，已經成為當前研究的重點，本文就此進行了分析。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特點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分析

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年型。事實上我國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完成了其他發達國家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從成年型社會向老年型社會的轉變。根據預測，以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7％上升到14％所需的時間作比較，英國和德國大概需要45年，瑞典需要85年，法國需要115年，而中國只需28年。尤其是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增長率快于老年人口增長率。至2050年，80歲以上高齡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將從現在的10％上升到20％，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

在老年人口增長的同時，14歲以下少兒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迅速下降，2025年老年人口將超過少兒人口，2050年將接近少兒人口一倍。但是，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根據統計，世界上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年型的國家已達70個。而其中只有中國等4個國家人均國民產值不足1000美元。在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里，老齡問題與人口問題同時出現，使我國處于兩難境地，只有認真探討，才能找到出路。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1.老年人口規模巨大。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2.未富先老、老齡化速度快。根據2008年聯合國的統計資料，西歐老齡化過程中，人均收入從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才剛剛達到800美元，而我國的人均收入也小于1000美元，與國際社會相比，我國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據統計資料顯示，英國65歲以上人口從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時間，瑞典65歲以上老齡人口從5％增加到7％用了40年時間，日本用了50年時間，而我國僅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相當快。

3.城鄉二元結構明顯、地區發展不平衡。目前，我國農村老齡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地區差距明顯，北京、上海、大連等沿海城市，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的社會，目前的老齡化程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城市；我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由于長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老齡化問題很嚴重，大致和西方國家老齡化程度相當；河南等我國的中部地區，在2004年前后才步入老齡化社會；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偏遠地區到2010年左右才跨入老齡化社會，可能還要更晚一些時間進入老齡化社會。

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導致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

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首先會造成：勞動適齡人口規模減少，即勞動力短缺。按照分析來看，由于勞動適齡人口減少，直接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下降，降低社會生產的經濟總量，于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武永生，2011）；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即勞動力老化。勞動力老化對總體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抑制作用較大，勞動者的身體素質成為勞動生產率高低的決定因素之一。人口老齡化是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一個因素，而這種消極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對勞動力資源的影響上。

（二）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由于人口老齡化的出現，要對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做出調整，以滿足老年人口對物質、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我國已經進入老年型國家，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其物質和精神需求增長，市場機制將引導社會資源向開發老年人生活用品、保健產品、醫療設備以及老年大學、老年旅游等產業轉移。社會對第三產業的需求將會明顯增大（齊傳鈞，2010）。人口老齡化帶動第三產業大發展，從而有助于調整國民經濟增加值的產業結構，并且有力促進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實質上是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實現勞動力就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

人是消費的主體與直接承擔者，社會的發展總是為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一定社會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以及由此形成的產業結構總是與這個社會的人口構成因素密切相關。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將使得未成年人口的消費品需求逐漸下降，而適應老年人口需求的各種消費品以及服務將會不斷增加，并由此對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提出了挑戰。

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影響的對策與建議

（一）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以實現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是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應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在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目前既要控制人口增長，又要防止人口老齡化速度過快和老年人口比重過高。我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也為將人口老齡化納入經濟發展的長期規劃提供了良好契機。

（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改革開放期間，由于非公有制經濟成長的深入，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份額有很大幅度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全要素生產率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存在一系列問題：

第一，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即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部門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結果，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第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增長率在不同部門是有差異的。第三，在整體生產率穩步改進的同時，如果把環境生產率與市場生產率分別觀察的話，反映減污技術利用效率的環境生產率實際上是下降的。

（三）合理配置和利用勞動力資源

針對人口老齡化的地區差異，應盡快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老年型地區可以為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決老齡問題的經驗，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可以為老年型地區輸送勞動力以填補其“年輕人赤字”，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重視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趨勢，為不同年齡層次的人口提供針對性的教育機會，特別是加強對年長勞動力的培訓，加快其知識更新，提高就業競爭力，充分開發老年勞動力資源，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和就業環境（萬美君，2010）。同時，老年人所擁有的嫻熟技術以及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更是日積月累、不可多得的社會財富，盡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輕人，但相對年輕人來講，老年人才工作報酬要求比較合理，工作經驗豐富，一上手就能解決實際問題，而且穩定性更高。讓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職場，不僅有利于緩解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所面臨的壓力，還有利于解決老年人“空巢綜合癥”等心理問題。

（四）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障體系

與子女同住，老年人心態普遍較好，吃飽穿暖就很滿足，對子女要求也不高，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絕大多數老年人還都將在家庭中度過自己的晚年，因此家庭仍起著十分重要的養老作用，家庭作為提供感情和心理需要的最基本單位，是養老理想的場所。同時，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應盡快建立由國家、單位和個人共同承擔的社養和家養相結合的養老保障體系。

提高認識，加快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步伐。在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步伐晚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農村老年人人口的養老問題正在迅速地由傳統的家庭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農村老年人口對社會化養老保險的需求日益迫切。

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逐步延長職工退休年齡，增強基本養老保險的基金積累。解決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歷史債務問題，逐步做實個人賬戶，改變目前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籌資模式，實行部分積累式的基金制籌資模式。總之，解決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帶來的挑戰不能采取單一的保障辦法，而應采取“大保障”的思路，構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綜合型養老保障體系。

（五）大力發展老齡產業

老齡產業收益低、政府相關政策缺位以及老齡市場需求不旺是限制老齡產業發展的主要障礙。為此，在促進老齡產業發展方面，必須發揮政府的推動作用。一是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過專項撥款、補貼等財政優惠，激發企業涉足老齡產業的積極性；通過稅收優惠或減免，減少老齡產業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場競爭力；通過對老齡產業貸款的規模、期限、利率等方面優惠，鼓勵其實施規模經營，做大做強。二是不斷提高老年人的保障性收入。政府要通過做實養老金帳戶以保障養老金的可持續供給，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來，進而切實將老年人的各類潛在需求轉化為針對老齡產業的有效需求，進而形成養老需求有效拉動老齡產業發展的生動局面。

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第4篇

關鍵詞：生育率；人口紅利；老齡社會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4）23-003-02

一、問題重述

人口的數量和結構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70年代初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另一方面，其負面影響也開始顯現：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紅利消失。本世紀初調整到“雙獨二胎”，到現在的“單獨二胎”。無疑是政策不斷進步的表現。選擇合適的角度建立數學模型，評估有沒有必要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二、影響因素的分析

1、生育率水平。20世紀70年代初，大力推行計劃生育導致我國迅速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生育率幾乎一直處于低生育率2.14以下的水平，近幾年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超低生育率水平加快了我國老齡化的進程，不利于社會的發展。

2、出生性別比例。在計劃生育中的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性別選擇”成為人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最終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例被“人為性”破壞失調。查閱1980年至2010年的性別比例資料得知，正常性別比例在103：100左右。自1978年計劃生育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例明顯升高，1985年后除了個別年份外，出生性別比例均超過了112，明顯偏離了正常的性別比例，從總趨勢上看，比例仍呈增長趨勢。出生性別比例失衡會帶來婚姻擠壓、性別透支和人口結構失衡等嚴重社會問題。

3、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源于多種因素，“人口紅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紅利期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通過用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變化表示人口紅利的變化，確定人口紅利的變化趨勢。

經分析，我國的人口紅利大致處于增長趨勢，但是在2010年出現了一個拐點，為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建立差分方程模型預測未來幾十年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變化趨勢，進而說明人口紅利的發展趨勢。

（1）差分方程模型。將人群按年齡大小等間隔地分成n個年齡組，比如每10歲或每5歲為1個年齡組。與年齡的離散化相對應，時間也離散為時段，并且時段的間隔與年齡區間大小相等，即以10年或5年為1個階段。人口是通過女性個體的生育而增長的，所以用女性數量的變化為研究對象比較方便，下面提到的人口數量均指其中的女性。

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群數量為 ，第 年齡組的生育率為 ，死亡率為 ，生存率為 ，有 ，假設 和 不隨時段 變化。 的變化規律：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口數量是時段 各年齡組生育數量之和，即

①

時段 第 年齡組的人口數量是時段 第 年齡組生存下來的數量，即

②

設時段K種群按年齡組的分布變量為： ③

則（1）、（2）可表為 ， ④

其中，由生育率 和生存率 構成的矩陣 ⑤

當矩陣L和按年齡組的初始分布向量 已知時，可以預測任意時段K人群按年齡組的分布為 ⑥

（2）模型驗證。將年齡分為4組，全國人口分為0-14、15-49、50-59、60-90共4個年齡階段，根據公式⑥只要知道 時的L矩陣，依次可以得到以后每年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數據，進而可以預測年齡在15-59歲的勞動人口數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查得2000-2008年的出生率 及死亡率 ，通過死亡率得生存率 。

表2中平均相對誤差為0.0159，說明該模型起到了較好的效果，符合人口發展規律。用該模型預測各年齡段的人口數量，從而得出15-59歲勞動人口數以及總人口數，算出比值即得到每年的人口紅利數據，相關運算過程借助MATLAB實現。得知，人口紅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長趨勢，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后，呈急劇下降的趨勢。

4、老齡化問題。老齡社會是指老年人口占總數人口達到或超過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結構模型。按照聯合國的新標準是65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7%。采用新標準分析我國老齡化程度。

由表3中數據可知，我國2000年65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7%，2011年比例已經高達9.1%，說明我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并且老齡化程度還會繼續加大。

為了更加明確的說明問題，根據建立的動態差分方程模型，預測未來2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得出我國人口老齡化呈遞增趨勢，2030年左右我國老齡化已經超過20%，并將一直增長下去，所以20年后我國將成為高度老齡化國家。造成上述原因可分為兩方面：1、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第一方面與我國計劃生育政策有關，第二個方面得益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疾病的控制、衛生條件和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口高度老齡化使我國的養老負擔迅速增加，會導致社會總儲蓄減少，進而使社會總投資下降，最終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

三、結論

通過對生育率、出生性別比例、人口紅利和人口老齡化的分析，得出生育率持續降低，出生性別比例不平衡程度繼續加深，人口紅利在2015年將會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繼續加重，這種變化趨勢最終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國的生育政策急需調整。也就是說目前很有必要開放二胎政策。

參考文獻

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第5篇

（沈陽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41）

摘　要：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發展進步的一個突出問題，其顯著特點是“未富先老”、在老齡化社會里“跑步前進”，且老齡化速度快。那么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遼寧省2012年老年人口比例達17.67% ，高出全國平均水平，這將會對遼寧省的經濟發展水平產生深遠的影響，采取相應措施已刻不容緩。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老齡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C91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4）25-0188-02

在2010年，遼寧省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其呈現“三快一高”特點，即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齡老人增速加快，空巢化加快，失能老人占老年人比例增高。本文通過詳述遼寧省人口老齡化概況及特點，分析其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并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遼寧省人口老齡化概況及特點

1.遼寧省比較早地進入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總人口中因年輕人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其實按照這一標準，遼寧省在1995年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得，除去暫住人口，遼寧省60歲及以上人口很可能達到總人口的1/6，預計在2030年，遼寧省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將會提前20年。2010年遼寧省60歲及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重的15.43%，2011年為16.96%。截至2012年末，全省總人口為4254萬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751.7萬人，占總人口17.67%，與全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4.3%相比，高出3.37個百分點。

2、人口老齡化呈現明顯的區域性特征

以2012年為例，在全省751.7萬老年人口中，城鎮老年人口399.8萬，占53.2%；農村老年人口351.9萬，占46.8%。從地區分布上看，沈陽、大連、鞍山、撫順、本溪等五市城鎮老年人口多于農村老年人口，其他九市均是農村老年人口多于城鎮老年人口。發達城市人口老齡化倒置現象突出，如沈陽，撫順，錦州等地。其實，城鄉人口老齡化程度倒置與我國的人口流遷密不可分。欠發達地區的青壯年從鄉村流向城鎮，青壯年的流出則加劇了鄉村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同時降低了城市的人口老齡化程度。

3、城鎮化進程加快，空巢老人數與日俱增

隨著社會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因工作、學習、結婚在外而形成了空巢老人群體。截止2012年末，遼寧各市空巢老人在老年總人口中占了四成左右。空巢現象越來越普遍，空巢老人數也在與日俱增。即目前看來空巢老人所面臨的兩個突出問題是缺乏照料和精神慰藉。2012年末，全省空巢老人達到340.6萬人，占老年人口45.31%。

4、老年人教育程度較低，收入水平不高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發展以及文化的普及，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是老年人受教育的程度仍然較低。從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來看，小學及以下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雖然在2012年末，全省共有老年大學（老干部大學）155所，在校學習人數2.4萬人；基層老年學校621所，在校人數近10萬人。其在總的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僅有1.6%，總體來說，遼寧省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同時，遼寧老年人收入水平主要由離退休金養老金、勞動收入以及其他人員供養三部分組成，而以離退休金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比例接近1/3，收入水平不高。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之所以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源于經濟發展與人口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因人兼有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屬性，所以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對產出，勞動供給，以及社會保障支出產生深遠的影響。

1、人口老齡化對產出水平的影響

經濟水平的增長主要取決于三個要素，即勞動投入量、資本投入量以及技術進步。下面將采用一個基本的產出模型分析人口老齡化對經濟水平的影響。假定勞動投入量L，資本投入量K，則該省總產出Y為：

Y（t）=A（t）·F［L（t），K（t）］

在資本投入量和技術一定的前提下，產出規模隨著勞動投入量的變化而變化。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使得勞動投入量減少，從而使總的產出水平降低。

2、人口老齡化對GDP的影響

GDP是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經濟指標，其包含儲蓄，投資以及消費等變量。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則相應要求提高產出中用于老年人支出的比重。由于老年人不長期從事生產，所以在養老水平一定的情況下，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則需要產出的就越多，而用于投資的比例就相對較小。在下圖中可得，隨著遼寧省GDP的增長，人口老齡化程度基本呈增長態勢。綜上所述，人口老齡化不但改變了資源配置關系，而且使得儲蓄率降低，消費率提高。

3、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進而影響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使得勞動力資源減少。自2009年開始，退出勞動年齡人口大于進入勞動年齡人口，而在2020年后，這一趨勢將更加顯著。在總的勞動人口中，年長者所占的比重持續上升，而年輕人比重將會減少，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預計2020年，勞動年齡人口中位數為44.6歲，2030年將達45.9歲。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將對我省的勞動就業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運行的邏輯是：人口老齡化將會改變勞動力的人口結構變化，而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會影響經濟的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最終體現為對總體經濟運行產生影響。

4、人口老齡化使得社會保障支出增大

（1）養老保障支出。養老金作為社會保障支出的重點，直接影響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以老年人為保障對象的養老金負擔問題日益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遼寧省作為全國首個進行“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試點”的省份，截止2012年末，全省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1609.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2.6萬人，增長3.38%。全省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連續八年增長，平均漲幅14.2%。如下圖近六年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一直持續增長，在2012年，企業養老金人均1683元。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日趨增長，養老保障支出不斷增大，給省內經濟帶來一定的經濟負擔。

（2）醫療保障支出。人口老齡化導致老年人數量大幅度上升，致使老年人醫療費用和護理費用攀升。老年人口是醫療服務需求量最高的人群，因此對整個社會醫療業乃至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壓力是令人擔憂的。在2012年末，省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2251.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31.8萬人，是2000年的61.63倍。2012年末，新農合政府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290元，比上年度提高60元。因此，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口醫療費用既影響到老年人自身的總體生活質量，也給家庭和社會造成巨大壓力。

（3）養老服務支出。目前養老服務的內容正在逐步發展和完善，基本涵蓋了生活照顧、醫療保健、文化娛樂、心理慰藉以及權益維護等一些基本需求。2012年末，全省城鄉各類養老機構達到1591家，養老床位總數達到20萬張，新增床位2萬張，同比增長11.1 %。省內進一步推進農村中心敬老院建設工程，全年維修改造農村中心敬老院105所，改擴建城市公辦養老機構68所，并新增眾多文娛設施。總體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老年人的需求呈多元化趨勢，促使養老服務支出會與日俱增，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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