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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貿營銷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農產品；渠道；對策

1 農產品營銷渠道現狀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農產品流通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目前，我國農產品營銷渠道呈現出以下一些主要特點。

農產品批發市場成為農產品流通的主渠道。覆蓋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和農產品集中產區，基本形成了以城鄉集貿市場、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主導的農產品營銷渠道體系，構筑了貫通全國城鄉的農產品流通大動脈。目前大、中、小城市消費的生鮮農產品80%-90%是通過批發市場提供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大力發展，對于搞活農產品流通、增加農民收入、滿足城鎮居民農產品消費需求發揮著積極作用。

農產品超市脫穎而出，對城市集貿市場造成一定沖擊。超市作為一種現代新型營銷業態在近幾年開始涉足農產品銷售領域，成為農產品營銷渠道體系里的新成員，與傳統的集貿市場在零售終端展開了激烈競爭。目前國內的大型超市遍布郊區、鄉鎮，以連鎖方式經營生鮮農產品，其農產品的銷售量和市場份額近兩年來大幅上升，發展勢頭迅猛，對原有農貿市場的經營業績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傳統農貿市場“唯我獨尊”的銷售地位正倍受擠壓。另一方面，各個地方政府也都在大力推行“農改超”工程，打造高效安全的農產品營銷網絡，使之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

農產品營銷中介發展活躍，各種農產品購銷主體：個體戶、專業戶、聯合體不斷發展壯大。依托這些活躍在城鄉各地的農產品營銷中介組織，使得一家一戶的小規模生產和大市場實現了對接，改變過去產銷脫節的尷尬局面，有效地緩解了農產品賣難的問題。隨著農產品市場的活躍，各省市都相繼出現了一批批農產品運銷大戶和農產品大王，他們的出現帶動了上游生產基地的發育壯大，帶領農民走向市場，幫助農民致富，對地區農業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2 農產品營銷渠道存在的主要問題

（1）渠道層次過多，環節過長。我國農產品的主要流通形式是以多層中間商銷售為主的營銷渠道。以蔬菜流通為例，生產者（菜農）——產地中間商——市場批發商——市場中間商——零售商——消費者，從生產者到達消費者要經過多個環節。即使是目前的生鮮超市，大多數也只是市場中間商與零售商的合二為一，并沒有有效地減少流通環節。多層次的渠道模式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交易成本過高，每個環節的參與者都必須獲取相應的利潤；流通時間過長，而農產品具有保鮮時間短、易腐變質的特征，時間越長損耗越大，使得交易成本進一步擴大，農產品流通范圍受限。多層次的渠道模式也阻礙了信息的流通，從需求市場反饋回的信息無法快速有效地到達生產者，生產者在缺乏信息或信息被扭曲的情況下盲目進行生產，造成了資源極大的浪費。

（2）渠道組織過于分散。生產者、中間商、零售商無一不是參與者眾，缺乏組織和規模。從生產者方面來看，小農戶、小規模的小生產方式與現有大市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農產品生產者成為整個營銷渠道中最弱勢的群體，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成為價格的被動接受者，生產者權益得不到保護，同時也沒有太大的積極性用于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從中間商方面來看，職能單一、組織分散，基本上沒有形成大規模的企業集團。整個中間商層面的現狀是:產地中間商、市場批發商、市場中間商為數眾多充斥市場，成分復雜，大多數完全缺乏現代企業的營銷管理，對上不關心農產品的質量，對下不關心消費市場需求信息的反饋，使得農產品質量和資源配置失去市場控制。從零售商方面來看，分散化的零售點是符合消費者便利購買農產品的實際情況的，關鍵是如何解決零售終端的分散與經營規模化、服務規范化的問題。

（3）渠道交易活動傳統，缺乏創新。從交易方式看，大多數農產品交易仍沿用傳統的現貨交易，即買主現場看貨，實物交易，增加了物流負擔和農產品儲運損耗，限制了農產品交易的時間和地域范圍，使得交易效率低下?，F代交易手段如網上交易、拍賣交易、期貨交易方式所占份額仍有待大力提高。從交易對象看，不僅深加工、高附加值的農產品成交量份額很低，就連關系到所有家庭膳食的只需初加工的凈菜產品的消費也未普及。保守估計，農產品垃圾要占到家庭生活垃圾的2/3左右，于是每天大量初始形態的農產品運入城市，與此同時又有大量農產品生活垃圾從城市運出，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而在西方國家，只有加工好的農產品才可運入城市直接使用，節省了不少城市資源以及職業女性的家務時間。

3 農產品營銷渠道建設的對策建議

（1）各級政府部門應大力培育各類農產品營銷主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當前，要解決我國農產品“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就必須大力培育各類具有競爭力的農產品營銷主體。各級政府部門應該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各級立法機關應盡快制定與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為各類農產品營銷主體的生長與發育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各級政府部門應在財稅、金融等方面對農產品營銷主體的成立、運作等給予優惠政策和大力支持；三是政府部門應在市場信息、法律咨詢、價格協調、糾紛調解、工商登記等方面為農產品營銷主體有效運作提供良好的服務；四是應加強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場體系。如建立農產品市場的信息、質量安全檢測、電子結算制度等基礎設施，為農產品營銷主體的成長與發育提供保障；五是各級、各地政府部門間應加強合作，打破所有制界限和行政區劃，以主導農產品為紐帶，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或農產品行業協會。

（2）對現有的農產品批發市場與集貿市場進行拓展升級，以提高流通效率。

改造升級原有的渠道組織，提高流通效率。主要是要對當前農產品流通的主要載體——農產品批發市場和集貿市場進行拓展升級，具體措施有：對農產品批發市場和集貿市場的建設和發展進行統一規劃；加強批發市場和集貿市場組織軟硬件建設，完善市場服務功能，擴大批發市場輻射范圍，實現規模經營；批發市場在交易方式、管理模式、服務功能等方面要進行完善和發展，提高流通效率；集貿市場的發展則要繼續推進超市化改造，改變過去集貿市場“臟、亂、差”和“食品安全無保障”的狀況，促進農產品營銷渠道的規范化。

（3）優化農產品營銷渠道結構，提升營銷渠道績效。

針對我國農產品營銷渠道結構存在渠道環節多、流通鏈條過長等問題，必須對農產品營銷渠道結構進行優化。一方面，可以通過渠道環節的減少來提高流通速度、節約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如美國78.5%的農產品通過“生產地配送中心超市、連鎖店消費者”這一渠道通路完成其分銷過程，只有20%的農產品通過“生產者產地批發市場銷地批發商農貿市場消費者”的傳統農產品營銷渠道，農民的集貿市場只占1.5%。這種渠道環節少，物流快、成本低、效率高的渠道結構值得我們借鑒。另一方面，渠道結構優化可以通過渠道系統的垂直一體化，水平一體化和渠道集成化來進行。垂直一體化是由生產者和中間商組成的一種合體。水平一體化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渠道成員利用各自優勢聯合開拓農產品市場。渠道集成化是指同時運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營銷渠道通路進入某一細分市場。

（4）加強各行為主體的誠信建設，規范農產品營銷渠道行為。

一方面，中國農戶是規模非常小的經濟個體，大部分農戶依靠非常小的土地規模進行簡單再生產，多數農戶的財富很少，因而其違約成本很低導致其容易選擇違約行為；另一方面，工商企業等營銷主體的強勢地位，使其在選擇違約行為時很難受到分散的、弱小的農戶的追究，從而更易發生違約行為。各行為主體沒有良好的信譽，就必然導致各行為主體在農產品交易過程中的機會主義和更多的違約行為，從而勢必影響整個農業產業化和市場化進程。

因此，必須加強工商企業、專業批發市場以及農戶等各營銷主體的誠信建設，規范農產品營銷渠道行為。如強化合約管理，加大對違約行為的懲罰力度以保證正常履約，增強工商企業和農戶等營銷主體的履約意識，提高法制觀念，形成良好的互誠互信的市場環境，同時強化對合約的規范管理，實現從簽約到履約的全程監督。倘若出現違約，要加大對違約方的懲罰力度，如要求其全面賠償合約對方的一切損失，并在網絡上公示違約方違約行為信息，使其承擔由于違約所帶來的形象和聲譽損失，提高違約的機會成本——違約不僅需要賠償直接的經濟損失，還要損害其形象及信譽，嚴重的會導致其直接破產，由此促使契約雙方履約。

農貿營銷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蔬菜銷售 直銷 連鎖經營

2010年以來蔬菜價格普遍上漲，伴隨著“蒜你狠”、“姜你軍”等熱詞的出現，菜價一直牽動著城鎮居民的神經。到2012年4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漲雖然小幅降至3.3%，但市民們還是在抱怨蔬菜貴，蔬菜價格大大增加了他們的生活成本。

回顧蔬菜銷售的主要渠道——農貿市場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上世紀80年代伴著改革春風吹遍中國城鄉，農貿市場以新鮮、自由的形態讓進慣了國營副食店的中國人欣喜不已1。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年屆而立的農貿市場正面臨被擠出北京城區的尷尬處境。擠走農貿市場的不是新興商業形態，而是主管部門的規劃。2011年北京兩會期間，政協委員鄒正方建議取締五環內的農貿市場。隨后北京市商委對該提案進行了答復，商委答復稱：農貿市場將被列入北京市限制發展的業態范圍；為此，將不再新建農貿市場，同時加速對現存農貿市場的清理整頓，“關停一批，轉移一批，轉型升級一批，逐漸減少五環內農貿市場數量”；未來五環內將消除農貿市場這一業態。

據統計，目前北京農貿市場約有367家，已有規范化社區菜市場298家，其中有219家是由原來傳統的農貿市場轉型升級而成2。可是，雖然升級后的市場環境得到改善，但對消費者來說更重要的零售價格卻提高了。在2007年市場改造前，攤位租金約是600元/月，但改造后月攤位費超過了千元，攤主不得不提高價格應對增加的經營成本。農貿市場這一蔬菜主要提供渠道的價格優勢已不明顯。

目前，能夠補充農貿市場的蔬菜銷售渠道為早市、超市和社區菜攤。但這三種蔬菜銷售模式都沒有解決蔬菜貴的問題。早市雖然菜價便宜，但經營的時間過早，服務的消費人群有限。超市有營業時間長、蔬菜品種多、新鮮程度好等優勢，但平均價格較高。某些特價的蔬菜，只是吸引顧客的一種“招徠定價”手段。社區菜攤是伴隨著農貿市場衰退這樣一種城市規劃衍生出小型菜市場，他們以個人菜攤形式穿插分布在城市各個社區中。這種個人菜攤往往規模不大，品種為居民常見蔬菜，地點為各大居民社區內外。它雖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市民“買菜難”的問題，可競爭激烈程度下降導致攤販對蔬菜價格有了更多的主導權與加價空間，無形中加深了“菜價貴”的問題。

一些學者通過調研證實了蔬菜零售商的確對菜價擁有一定的市場支配力。根據范潤梅等人在《蔬菜市場批零價差和價格傳遞機制分析》中的調研結果可知，一般來說蔬菜零售價和批發價的比例小于等于1，被認為該市場流通是有效率的，價差正常。但北京蔬菜的批零價差大部分超過這個界限，有些蔬菜在旺季的零售價甚至是批發價的2倍以上。這說明北京蔬菜市場流通效率較低。研究進一步發現蔬菜市場的零售商通過批零價格調整的滯后性擴大價差。以北京蔬菜市場上小白菜、西紅柿和土豆的零售價格為例，零售商對批發價格上升所做出的回應（提升零售價格）更迅速，對批發價格下降所做出的回應（降低零售價格）較遲緩3。

可見，發展新型蔬菜銷售模式不僅是一項惠民舉措，也是當前市場的迫切需求。對此，北京區縣“菜籃子”工程創新了五類十種蔬菜零售新模式，包括直營對接新模式、社區“直投菜柜”模式、周末車載蔬菜模式、蔬菜連鎖經營模式、以及網店模式等。本文就針對其中的車載蔬菜市場與連鎖經營模式進行分析，并結合石景山區的實際情況論證適合該區域的蔬菜銷售模式。

1.蔬菜直銷可行性分析

目前，北京地區開展的主要蔬菜直銷形式為周末車載蔬菜市場。周末車載蔬菜市場是商務部、北京市政府聯合支持項目，由政府搭建平臺，幫助京郊地區蔬菜生產流通合作組織進城直接銷售蔬菜，通過農民自產、自收、自營的新模式，最大限度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成本，以便解決蔬菜“買貴”、“賣難”問題。對于車載市場的選點情況，北京市商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市場的選址主要以三環路以外地區為主，選擇蔬菜零售配套設施相對不足的小區，利用社區空地、閑置停車場、廢舊設施等場所開辦。

周末車載蔬菜當前的銷售模式是，合作社從社員手中收購蔬菜，統一銷售，年底有利潤再給社員分紅。一方面，合作社的收菜價比一般批發商高，讓菜農得了實惠；另一方面，因為直銷沒有中間環節，銷售人員都是社員，人工成本低，所以合作社的蔬菜銷售價比市場價低。比如菜花，菜農賣給批發商每斤0.3元，經過幾道環節后，市場上的銷售價每斤至少要1.2元；而益農合作社從菜農手里收購的價格定為每斤0.45元，最后直銷價為1元。

根據我們的實地調研發現，周末車載蔬菜經營到目前為止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這樣一個周末出現的菜市，消費者更多是以體驗新事物的心態來購買，并未把新模式替代傳統購菜途徑。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石景山區的兩個售菜點僅依靠一輛蔬菜保鮮車進行運送，供給量無法滿足需求；其次是從試點的管理與菜價上來看，車載蔬菜缺少專門的售菜人才。在調查中發現，蔬菜當天的定價沒有合理的依據，大部分蔬菜價格低于本區農貿市場價格，可也有一些高于市場價格。而且每周提供菜品的數量也比較盲目，其調整的依據是上一周周末的銷售情況，由于間隔時間長，供給變化存在滯后性。

以上問題可以通過擴大規模以及引進或培訓人才來彌補，可無論哪個方面都需要投入一定成本才能達到效果。現有的周末車載蔬菜市場是在享受政府補貼的情況下以低利潤維持著，如果增加運營成本，或政府不能繼續支持，周末車載蔬菜是否能夠盈利是個未知情況，或者該模式將失去它的低價優勢。由此看來，周末車載蔬菜這種模式并不適合在石景山區長期運營。蔬菜直銷的利潤相對來說較低，要取得較好效益還必須從規?；?、多樣化上下功夫。那么我們再來看連鎖經營模式。

2.蔬菜連鎖經營的可行性分析

連鎖經營通常是指一個企業的某種（類、品牌）商品的銷售模式或某種服務的提供模式4。連鎖經營把獨立的、分散的商店聯合起來，形成覆蓋面廣的大規模銷售體系。其下屬連鎖店分工明確、相互協助，形成規模效應，共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5。在很多行業，連鎖經營模式的成功運作為企業帶來了驚人的經濟效益。例如我國的水果超市是在21世紀初開始出現的，近幾年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迅猛增長。據統計調查，全國水果專賣超市超過10000家，單店年營業額360萬元以上規模的水果超市超過1000家，年零售額過100億元，占水果市場零售總額的5%左右。部分城市的成熟連鎖超市已占本地水果零售總額的60%以上，如杭州、沈陽等6。

水果超市的出現和繁榮發展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隨著農業的發展，規模化的生產成為必然趨勢，這將給農產品銷售的產業鏈帶來顛覆性的革命。因為傳統的蔬果種植以農民家庭為單位，種植面積小而且比較分散。只有依賴販運商去組織收購，再拉到批發市場集散才能完成交易。因此，傳統的蔬果銷售是經由“種植戶—販運商—批發市場—果蔬攤販”這樣一個鏈條。但是，當大規模生產成為現實后，種植基地與專業超市的對接就成為農產品流通可以實現，并且最具效率的模式。

其次，在國家政策方面，為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對農業的扶持和優惠政策，鼓勵農業走規?；a業化的道路。為了促進農產品的流通，國家正在大力推進農超對接。

最后，當與產地對接實現后，蔬果的連鎖經營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與傳統經營模式相比，連鎖經營模式有利于對同一資本下多家店鋪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管理調度各站點的人財物等資源信息。在采購方面，由于是規模采購，能夠獲得折扣、降低成本；在物流方面，由企業統一調度，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銷售方面，由于企業是連鎖模式，市場輻射面廣，覆蓋規模大，具有規模競爭優勢。與單個攤販相比，其規模大、形象好，易發揮品牌效應，更易獲得消費者的信任。與大型超市相比，連鎖店鋪的網點又多又密。店鋪開設在小區旁邊，利于消費者就近購買，更能為消費者節約時間。

目前，雖然蔬菜連鎖經營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但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水果超市產生的條件蔬菜產品也完全具備。并且，蔬菜與水果在產品性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水果超市的成熟發展模式給蔬菜銷售提供了可借鑒的范本。

3.石景山區的現有條件分析

接下來我們從蔬菜需求、政策環境、地理環境與人才四方面來分析在石景山區進行蔬菜連鎖銷售的現有條件。

根據我們的調研發現，由于部分不達標的農貿市場被拆除后未按“拆一建一”的原則建設新農貿市場，加之多年來絕大部分新建小區沒有配套的農貿市場，石景山區也面臨著一定的蔬菜供應缺口。根據消費者購買意愿調查，約有86%的居民更加愿意在居所附近購買蔬菜7。而蔬菜連鎖專賣店由于設在小區附近500m內，可以彌補農貿市場輻射不足，沖擊個體菜攤的價格主導權，為居民創造方便、快捷、安全的買菜環境，將受到居民的歡迎。顧客的支持為蔬菜連鎖店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除了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在對區商委同志的訪談中，我們了解到伴隨著石景山區CRD首都休閑娛樂中心區的規劃建設和老舊城區改造工作的不斷推進，政府非常希望這樣新型蔬菜銷售模式的出現，并提供支持。這些國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為石景山區開設蔬菜連鎖店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在地理環境方面，石景山區坐落在西五環附近，石景山路、蓮石路、阜石路與西五環、西六環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道路網，方便近郊農業基地或合作社對蔬菜的運輸，利用規模優勢節約運輸上的成本支出。

在人才方面，北京市具有人才聚集的特點，那么聘請與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就有更多更廣的選擇性，更容易找到適合我們的連鎖店管理人才。石景山區作為北京的中心城區之一，利用好北京市的人才優勢，建立科學嚴謹的管理體系，從形象、服務態度上抓住消費者的心理，更能取得好的銷售成果。

本研究為北京大學生科學研究與創業行動計劃支持項目，項目編號1215。

參考文獻：

[1]趙媛媛.露天農貿市場將在五環內消失[N].北京青年報，2011年03月28日。

[2]孫毅.北京五環內逐步取消農貿市場 菜價上漲引市民不滿[N].北京晚報.2011年04月06日。

[3]范潤梅，龐曉鵬，王征南.蔬菜市場批零價差和價格傳遞機制分析[J].商業研究，2007年11期：110-114。

[4]王吉方.連鎖經營管理教程[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2-3。

[5]奚華.連鎖店專賣店金牌主管經營與管理[M].中國商業出版社，2008年。

[6]饒印文.水果連鎖超市大有可為[J].中國商貿，2011年27期：9-10。

[7]楊為民，董清華.消費者行為對蔬菜連鎖經營的實證分析——對北京市蔬菜消費者的。

[8]農村公共品投入的技術經濟問題——中國農業技術經濟研究會2008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

作者簡介：

農貿營銷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農產品 農業 共享經濟 分享經濟

一、共享經濟模式及其特點

共享經濟這個術語最早由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發表的論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2010年初，英國學者雷切爾?布茨曼出版專著《我的就是你的：“合作式”消費的興起》指出共享經濟將給人們的消費模式帶來革命性影響。共享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在陌生的個體之間通過第三方信息技術平臺進行信息或物品的分享和交換（易），因此共享經濟亦被稱為分享經濟。

傳統商業模式的弱點在于產品和服務分配不均， 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和商品“過?！?， 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從而阻斷產銷鏈。而共享經濟中的消費方式實現了產品和服務的有效分配， 實現了商品價值的最大化利用， 同時形成新的供需產業鏈。

共享經濟模式的幾個要素是：第一，有閑置或過剩的資源，資源閑置或過剩是一切共享經濟的根基，如果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其他都是無效的；第二，搭建共享經濟平臺，通過網絡信息技術把不同物理位置的資源集中展示出來；第三，按需分配資源的方法，即如何到尋找需要這些資源的人并按他們的需要分配到其手里；第四，共享者獲得相關回報，這種回報以經濟回報為主，并伴隨有人脈等非金錢的資源回報。

二、農產品行業存在的問題

當前，農產品行業出現的一個比較頻繁且棘手的問題是農產品豐產卻滯銷，一邊是農民守著大量農產品低價難銷，一邊是城市民眾抱怨吃不上廉價果蔬。農產品“滯銷、賣難、買貴”的怪圈一次又一次上演。農產品滯銷只是一個表象，這個現象的背后，反映出農產品行業內的諸多問題：

（一）產銷信息脫節

由于農民獲取市場信息的通道閉塞，市場行情預判能力不高，農民在進行生產抉擇時難免存在投機心理，容易受當前價格引導進行盲目種植或生產，造成供需脫節，供大于求。而同時，消費者對市場供應情況不明，對市場上價格高企的農產品望而卻步，導致本來可以挖掘的潛在消費需求也因此喪失。

（二）經營方式落后

當前，我國農村的生產方式以分散式經營為主，小農經濟根源深厚，難以形成規?；a經營，農產品的質量差異較大，農業產業化程度很低，農產品的價值挖掘僅限于初級生產程度，深加工、附加值挖掘遠遠落后，農產品進入市場后只能聽天由命、銷售困難。

（三）銷售渠道單一

多數農戶都是處于自產自銷模式，農產品銷售僅僅靠周邊地區消化，更多的是靠每天把農產品拉到農貿市場或者等待中間商來收購后到批發市場進行銷售，農產品在市場中輻射范圍小，渠道對接過程中難免遇到信息失真現象，導致農產品滯銷。

（四）物流成本偏高

農產品與其他產品的最大區別在其存儲期上，農產品在流通環節別容易變質，這種脆弱性對物流環節的時效性要求極高；而農產品流通過程中，物流規劃不合理，流通環節多，導致迂回運輸，長距離運輸，使得產品腐爛變質塊，物流費用高，最終導致銷售價格高。

三、農產品利用共享經濟模式的發展策略

（一）完善基于電子商務的農產品供銷平臺

電子商務模式作為一種產銷模式的創新，已被各個行業廣泛應用，農產品領域內的電子商務平臺也在逐漸增加。電子商務平臺提供了實時的信息平臺，實現了產銷信息的互通，拓展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成為解決農產品滯銷問題的新途徑。當前農產品電子商務平臺覆蓋比較分散，農產品信息整合不夠全面，不同的運營模式導致交易方式差異大，容易造成信息混亂錯位，同時支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也影響農產品的正常交易，因此，農產品供銷平臺需要進一步完善，定位不同的電子商務平臺需要針對性的收集行業、市場及產品資訊，做好數據的調查和分析，優化系統平臺，完善平臺的用戶體驗，保證平臺的穩定性，為農產品的生產經營提供依據和平臺基礎。

（二）建立農產品產業鏈資源共享機制

共享經濟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實現了各類資源的共享，從農產品產業鏈角度分析，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環節，可共享的資源如下表：

建立農產品產業鏈資源共享的機制，就是按需分配資源的方法，將產品及資源供應、市場需求在第三方平臺展示，實現供需的共享。例如A企業具備生產食用油的優質原料，卻不具備生產線和生產許可，而B企業正好具備這樣的資源條件且有生產時間的空余，那么彼此均可在第三方信息平臺上相關需求和供應信息，使得A企業能順利的找到B企業，實現原料的有效利用，順利生產，而B企業也能獲得相關回報。這種共享方式使得產業鏈上不同的經營主體能彼此互通及互惠共利，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產品及市場，形成互為供應商，互為經銷商，互為服務商等協同合作模式。企業間通過共享經濟的模式，把資源做充分，把“蛋糕”做大。

（三）引導和主張市場進行分享型消費

當前市場環境下，信用危機頻頻出現，尤其在農產品行業，食品安全問題頻出，消費者對目前的食品類商業組織及食品產品信任度越來越低，而分享型的消費理念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分享型消費信息的發出往往是消費者信任的個體和組織，當分享的信息產生了消費者共鳴時，基于信任的消費行為自然發生。在移動互聯時代的今天，大商圈開始變小分散進入各社區和圈層，消費平臺出現大面積的碎片化，基于“分享型”的消費心態日益凸顯，以消費者分享為驅動力的新型營銷策略異軍突起。農產品企業應抓住這種機遇和條件，貫徹分享型消費的理念，引導和主張現有市場進行分享型消費。這意味農產品企業應以市場為導向，開發品質過硬的產品，建設與產品相關的有價值的內容和資訊，鼓勵消費者通過不同的渠道分享產品及內容，并給予一定的分享回報，將營銷的本質回歸于人。在社會化媒體營銷大趨勢下，誰抓住了消費者，誰就能在這場全新的營銷革命中贏得未來。

參考文獻：

[1]楊書培.中國分享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及可持續發展性[J].經濟觀察，2015（5），16-18

農貿營銷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字：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戶；農業企業

近年來，農產品質量安全事故層出不窮，從農田到餐桌農產品供應鏈各節點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許多問題。其中，大多來自于食品供應鏈的前端--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環節（鐘真，孔祥智，2012）。由于農產品安全生產是保證食品安全的基礎（錢原鉻，趙春江，2011），沒有供應鏈前端的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也無從談起。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必須從生產者源頭進行控制，一旦生產環節出現了農藥殘留超標等安全問題，就會一直延續到餐桌，進而影響消費者的生命安全（周峰，徐翔，2007）?；诖?，本文通過對2000-2013年國內相關文獻的研究，試圖從農產品生產者（農戶和農業企業）角度，歸納和梳理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產生因素，以期探尋未來相關研究的方向和重點。

文獻搜集結果

為了全面了解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情況，筆者以相似概念“食品安全”替代了“農產品質量安全”進行搜索（錢永忠，王芳進，2005），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為入口，檢索了“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發現以“食品安全”為“主題”，從1915年到2013年間的文獻共有84580篇。根據這幾個數據庫的“主題”搜索結果，對2000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文獻數量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1.1所示：

圖1.1 CNKI數據庫中以“食品安全”為“主題”的文獻統計

資料來源：中國知網

可以看到，在2007年之后文獻數量有一個較大幅的增長，數據上從2000年到2007年平均6262篇上漲到2008年的12417篇，這也與2008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的全社會對食品安全的關注有關。2008年之后則較為平穩的增長，數量上并沒有大幅度的波動。

由于本文旨在探討供應鏈生產者（農戶、農業企業）的生產情況及其責任，在文獻檢索上以“2012-2013南大核心期刊目錄”（經濟學和管理學類）為參考標準，同時以“農戶”、“農業企業”分別為“主題”、“關鍵詞”進行搜索，結果多來自中國農村經濟、中國農村觀察、農業經濟問題、管理世界等國內核心期刊。

檢索后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農戶以及農業企業生產的研究數量比較多，如圖1.2所示：以“主題”為“農戶”的搜索為例，可以發現關于該類問題的文獻呈現出連年遞增的情況。2008年為2063篇，2009年為2257篇，2010年為2367篇，2011年為2063篇，2012年為2936篇，2013年為2865篇，但是2000年到2007年8年間平均文獻數量也僅僅為585篇，也可以看出關于食品安全的話題在這個階段仍然沒有引起普遍的聚焦；同樣，關注農業企業的研究，文獻數量從2008年到2012年呈現連年上漲的趨勢。與之相比，關鍵詞檢索的數量少于主題的檢索，但是在基數上也處于較高的水平。因此，縱觀當前國內對于農產品生產者的研究多集中在農戶與農業企業上，本文也從這兩者出發，探究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影響因素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關于農戶與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文獻主要集中在研究農戶自身的缺陷，包括粗放型生產，規模不經濟，以及缺乏統一有效管理等（尚超，2011）。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與農戶數量過多導致難以控制、質量標準體系存在缺陷有關，但是農戶的質量安全認知程度低、技術文化水平不高則往往是導致質量安全問題的直接原因。具體而言專業化生產程度不足，缺乏有效的規模以及缺乏補貼和培訓是導致農戶安全行為得不到保證的原因。

（一）農業專業化生產

我國當前的農戶生產主要集中于粗放型生產（譚天明，2011），規模不經濟，生產行為較為落后。因此，有必要通過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的創新，來提高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羅元青，王家能，2008）。由于傳統農村集體組織在動員、形成專業化生產方面有積極的作用（高春鳳，朱啟臻，2007），但在專業化生產條件下，傳統集體組織很難適應市場要求，這是專業化生產條件下的農民比非專業化條件下農民合作意愿強烈的原因所在。因此，為了提高農民的專業生產能力，鞏固農產品質量安全，在我國農業產業化實踐中，政府應該探索，創新多種組織形式，如合作經濟（中介組織）帶動型、專業市場帶動型、主導性產業帶動型等（羅元青，王家能，2008）。由于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只注意了分工和專業化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作用，但是卻忽略了專業化生產由于資產專用性的增強而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羅必良，劉成香，2008）。因此，進行農業專業化生產也應該選擇縱向一體化的經營形式以減少專業化生產要求的高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費用，允許和鼓勵農戶建立合作經濟組織，從而使得分散農戶更能獲取有用的信息從而節約信息費用，減少信息的不對稱。

（二）農業生產規模

不同種植規模農戶是否存在效率差異，曾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生產規模的差異所造成的效率的差別也會對農戶的農產品安全生產行為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以小農生產為基礎的小規模農業經濟是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對立的非效率經濟。一種有影響的觀點從強調農民收益和發展現代農業角度，主張應提高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實行農地規模經營（任榮華，2007）。但是這種單純擴大規模的做法并不實際，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農戶是否存在規模經濟問題，沒有關注農戶經營是否存在適度規模問題（劉鳳芹，2003）。對于適度規模的控制也不僅僅是縮減農戶的生產規模，陳潔和蘇永玲（2008）通過對“禁牧”這一縮減農業生產規模的行為進行研究后發現農戶的總收入經歷了由降到升的過程，而且禁牧舍飼對農戶種植、養殖產生了影響；同時，項目區內農戶的生產成本逐年增加，純收入有所下降（李新，2006）。成本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農戶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使用不合格的原料進行農產品的初生產，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也不利。

（三）其他因素

農業補貼會對農戶的安全生產行為產生影響。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改革農業補貼方式，加大農業補貼力度，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糧食直接補貼的同時，在糧食主產省區大力實施良種補貼項目。良種補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了政府農業補貼效率（王秀東，王永春，2007），對農戶的安全生產有著積極的影響；此外，道德風險也會對農戶的生產行為產生影響，有機食品生產農戶道德風險發生的比例高達9.03%（張利國，2008），有必要加強監督管理，進行農業生產技術指導來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同時，生產的模式，如農戶與企業的合同也會作用于農戶的生產行為。公司也可以通過與合作社簽訂訂單，利用合作社內部成員之間的互相監督和自我約束，來保證產品的質量和訂單的履行（郭紅東，蔣文華，2007）。

關于農業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除了農戶之外，生產環節中另一個重要的利益主體是農業企業。雖然當前國內農戶粗放型生產以及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指導直接導致農產品安全問題（譚天明，2011），但是在“公司+農戶”鏈條中，農業企業充當的角色也不容忽視。以廣東省為例，2011年廣東省農業龍頭企業2403家，帶動農戶達403萬戶，實現農業總產值1640.4億元，占全省實現農業總產值2042.2億元的80.3%。農業企業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對農戶起到重要的影響，如果企業沒能履行好帶動農戶的責任以及執行自身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行為，難以保證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在此基礎上，農業企業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忽視社會責任也導致了自身以及連接農戶的農產品安全問題。農業企業的特殊之處在于生產的農產品直接關系公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姜海洋，2011），并受多種因素影響（汪鳳桂，歐曉明，2013），但是眾多農業企業的表現確差強人意。具體來說，生產商沒有履行好自身的社會責任受到自身和外部的約束：

（一）自身因素

農業企業沒有履行好自身社會責任應該歸咎于自身的運營模式，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責任意識薄弱、信息披露不足。首先，有學者認為農產品質量問題的發生與生產商自身營銷渠道模式相關（王曉鳳，張文勝，2012）。以乳制品為例，我國乳制品銷售渠道分為完全縱向一體化模式和契約一體化模式。由于乳品的兩種營銷模式都難以真正掌握和覆蓋廣大農村地區，這使得小企業和小生產作坊占據著農村市場。相對大型企業擁有較完善的監測系統，小生產作坊和小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容易出現質量問題。

其次，對農業企業而言，維持生產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責任兼具長期的有利性和短期的不利性。長期來看，承擔食品安全責任有助于企業形成良好的信譽，有助于建立消費者信任，而且通過加大對原材料的控制和質量控制技術的投入對提高企業收益有顯著影響（郭宇，龐文添等，2013）。而短期來看，這種責任往往會與企業的盈利發生直接沖突。出于利益最大化，企業在短期內可能不用履行自身提供質量安全產品的責任（趙翠萍，2012）。這也是導致農業企業可能沒有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自身因素。

最后，農業企業對于信息披露的不足也是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這里的信息包括了產品安全信息和社會責任信息。古川和安玉發（2012）認為農產品生產商要獲得消費者信任并實現與低質量生產商完全分離，必須披露更多的質量安全信息，同時高質量生產商披露信息對其更加有利。而在社會責任信息方面，由于人們在選擇產品時需要了解農業企業是否具有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而農業企業自身很少或者沒有進行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朱晉偉，李冰欣，2012），這也造成了消費者誤買等現象的出現，從而導致了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

（二）外部因素

除了農業企業自身存在的因素使其沒有履行好社會責任之外，外界也難以提供有效的監督和管制。具體體現在社會評判機制、市場引導機制、政府干預機制和公眾治理機制的不得當（賀立龍，朱方明，2012）。這也關乎生產要素或權利的歸屬界定不清，資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生產要素或權利得不到最優化的動態調整，以及激勵與懲戒失衡。

是否應該建立積極干預企業市場行為的外部機構規制，長期以來，對這一議題都存在著爭論。雖然傳統規制理論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措施、立法以及行政控制，較好地解決企業沒有履行社會責任的市場失靈問題，但是外部監督并不是每時每刻都是行之有效的。

目前，學術界研究外部因素對于企業監督的主要關注點是外部監督機構與企業市場行為方面，諸如妨礙市場效率的壟斷、合謀、信息壁壘等行為的規制，而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規制并沒有太多的研究（李志強，鄭琴琴，2012）。但是，有少數學者認為外部監督并不能使得企業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孫習明等（2012）在基于“中國到澳大利亞”供應鏈的研究上，發現國家的管制能夠比廠商自身提供更大的約束作用，但是從近幾年發生的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上看，國家的管制卻不盡人意。從企業集群作為研究對象看，更需要充分考慮組織和群體所在的外界環境，特別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的交易網絡以及企業家與企業家之間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董進才，黃瑋，2012）。周英豪（2009）認為我國對農產品，諸如畜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側重于生產后的控制，很少注意到生產中預防控制的重要性，體現在畜產品標準體系方面就是關于產品質量、檢測方法的標準很多，而關于加工技術規程、衛生規范以及生產中認證的標準很不夠。外部約束的不足同時體現在懲戒、打擊力度不夠嚴上。陶菁和顧慶良（2009）提出企業作為自利的經濟人，其社會責任的形成并不是自發生成的。不能指望自發演進過程提供解決社會群體面臨的所有協調以及沖突問題的方案，實際上它也沒有提供什么方案。要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演化的內在規則得到遵守，就需要外在的強制制度予以激發，政府作為供給外在制度的組織，具有其先天的優勢。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加大監管、增強外部約束，完善監測標準也是激勵生產商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舉措（文曉巍，劉妙玲，2012）。

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

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文獻研究為我們更加系統的理解如何進行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控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綜述，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了當前農產品質量存在的原因，并得出了以下結論：

1.多數學者認為，農戶沒有履行自身責任體現在為了追求利益而沒有注重原材料的質量，但是對于我國來說，這與農業專業化生產水平低，規模不大，監管不足等原因有關；

2.對于企業來說，為了減少成本而生產質量不達標產品，最終可能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使不合格農產品充斥市場的情況出現，給消費者帶來危害。這存在著自身與外部原因：自身原因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責任意識薄弱、信息披露不足；外部因素主要是監管不力等問題。

（二）未來展望

盡管學術界已經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但是，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后來研究人員的關注和思考：

1.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解決過多地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和政府監管上，對消費者的安全認知，購買意愿和行為因素等研究較少，深度不足。而且對于消費者認知的研究多集中在超市，代表性有限。因此，未來的研究也應該多涉及代表性更大的農貿市場等。

2.從利益相關者出發，對于建立整個供應鏈的風險防范機制的研究卻比較少，呈現出“個別防范措施較多，整體預警研究較少”的問題，這也難以串聯供應鏈中的各個利益相關者，一旦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對于之后利益相關者的安全也帶來相應的挑戰。后續的研究中，如何重新認識這些主體的本質及其在農產品安全控制中所發揮的作用將是一個必要的工作。

農貿營銷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供應鏈；擴展；食品安全；治理；理論框架

[DOI]10.13939/ki.zgsc.2017.15.267

1 引 言

人類健康的一個重要威脅是來自食源性疾病，與之相伴隨的就是目前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這已經成為食品行業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農產品供應鏈的全過程都涉及食品安全問題，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會對食品安全狀況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食品安全治理也是農產品供應鏈的全鏈條治理，涉及供應鏈中的各個環節。農產品供應鏈是指以農產品為經營對象，通過控制信息流、物流、資金流來協調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商、農戶、農產品加工者、農產品經營者和消費者等利益主體之間不同的利益需求，完成農產品生產作業、采購、收購運輸和分銷的一系列過程（蔣侃，2006）[1]。本文擬把傳統的農產品供應鏈向前和向后進一步拓展到農產品產前階段和食品的消費后階段，并且基于拓展后的農產品供應鏈來構建食品安全治理的理論框架。

2 食品安全治理的一般框架

2.1 市場治理

通過市場主體之間的市場交易行為來達到對農產品供應鏈各環節食品安全治理的目的是食品安全市場治理的主要內容。Van Tilbnrg and Moll（1998）[2]研究發現，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關系對于提高食品安全標準和降低風險能提供可供選擇的辦法。

由于食品安全治理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除了需要政府設置強制性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制之外，有效的企業治理機制也是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長效機制之一，也就是所謂的垂直一體化策略（威廉姆森，2002）[3]。因此，食品安全市場治理的主要手段通常包括安全生產合同、農超對接、垂直一體化、戰略聯盟等。國內學者在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比如，汪普慶、周德翼、呂志軒（2009）[4]研究認為，食品供應鏈中緊密的垂直協作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組織形式?；谑称返乃饺宋锲穼傩裕袌鼋灰椎牧夹曰雍椭萍s是治理食品安全問題首先采取的手段。

2.2 政府治理

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喬治?阿克爾羅夫提出了市場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并發表了關于“檸檬市場”的論文。由于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存在于市場交易中，買方會因為缺乏必要的市場信息很可能會蒙受一定的損失。當“檸檬市場”現象出現時，賣方就會比買方擁有更多的關于產品質量的信息，這種情況下，低質量的產品就會不斷地驅逐高質量的產品（Robert S.Pindyck，Daniel L.Rnbinfeld，2000）。[5]市場交易中，由于高質量的產品信息不能很好地傳達給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就會出現，從而導致了“檸檬市場”，買方最終的結果就是很難區別與產品有關的質量信息，從“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來看，買方由于必要的產品質量信息缺乏，“逆向選擇”行為在購買過程中出現可能就是合理的，買方這時就有可能承擔購買到低質量商品的風險。

關于“檸檬市場”現象的分析也同樣可以適用于食品產業和食品安全問題，由于食品生產者對于生產階段所施用的化肥、農藥獸藥殘留、重金屬超標等有關食品質量安全方面所磧械男畔⒈認費者更多，在食品安全領域就形成了所謂的“檸檬市場”現象。于是往往就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高品質、安全性高的綠色、有機農產品，由于較高的銷售價格很難被普通的消費者認可并接受；另一種情況是化肥、農藥獸藥殘留、重金屬含量超標的農產品，由于生產成本較低，可以以較低的銷售價格進入農產品市場。由于消費者在購買食物的時候通常是無法發現其安全損害，市場交易受到了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問題困擾，“看不見的手”這時就不一定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市場失靈的現象從而就出現了。當出現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市場失靈問題時，如果賣方能夠提供有效的產品標準保證，或者找出維持產品良好聲譽的其他辦法來，就能夠消除這種市場失靈。假如市場行為不能解決這種市場失靈，公共政策處理市場失靈的方法就是建立和設置強制性標準（Unnevehr，2003）[6]。這時就需要實行政府治理，由政府部門來制定相應的產品標準、實行嚴格的檢驗監督體系、頒布食品安全方面的各種法律、推廣可追溯體系等手段。王秀清等（2002）[7]提出，應從食品供應鏈的整體出發成立一個涉及農業和食品部門的全國統一機構，最終促進食品質量信號的有效傳遞，確保食品安全。

2.3 第三方治理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各類非政府組織（NGO）迅速發展，已經成為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方部門，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例如教育、健康、環境等），雖然它不同于政府和企業，但是比政府和企業在某種程度上更有效率，這些民間組織雖然有時候也會掛靠或者歸屬于政府的某一部門，但是可以相對獨立和自治，呈現國家組織的公民社會模式。凡是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同時出現的領域，一般從理論上來講都是需要非政府組織來治理的。私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都沒有得到很好體現的領域，就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時出現的領域，一般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環境保護、社區服務、權益保護、慈善救濟、扶貧發展和經濟中介等。因此，在多中心治理中非政府組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彌補“公正的遺憾”，克服政府失靈；靈活機動，便于溝通；同時在提供公共物品中非政府組織還具有效率方面的優勢。

處理食品安全問題時，在出現政府缺位的場合往往也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比較典型的就是“契約失靈”現象，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已經不能僅僅依靠單一的政府職能或市場職能了，非政府治理正在成為一項越來越重要的治理手段。王東輝、盧振輝（2008）[8]研究發現，僅僅依靠政府來保證食品質量安全是不夠的，通過第三方機構實施認證活動，加強食品生產、加工、經營過程的安全體系，已經成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面對日益嚴峻的食品安全問題，在整個農產品供應鏈中，無論是出現在生產階段的各種專業技術協會，還是出現在營銷階段的合作營銷、共用品牌等非政府性組織，發揮的治理作用都越來越重要。

農產品供應鏈中間環節行為主體的垂直協作形式所形成的協作式供應鏈及其實踐是農產品安全治理的重要內容，應該鼓勵和促進農產品供應鏈各個中間環節相互之間的垂直協作程度，使之相互影響和約束，達到良性互動，從而能夠使農產品的質量安全不會因為在供應鏈的中間各環節的加工流通有所弱化，使之得到比較可靠的保障，因此，農產品供應鏈中間環節的食品安全治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4.4 零售終端治理

超市和農貿市場是整個農產品供應鏈的零售終端，也是消費者選購農產品的主要選擇渠道，其對垂直協作形式的選擇和質量安全控制行為是農產品供應鏈質量安全治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主要的治理手段包括大型零售商創立自有品牌、建立生產基地及其生產安全控制行為，也包括通過采購合同來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等。

4.5 消費者治理

消費是整個傳統農產品供應鏈的目的，為消費者提供符合質量安全的農產品也是農產品供應鏈的追求，消費者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認知行為及其選擇，是整個農產品供應鏈質量安全治理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在農產品供應鏈中，消費者處于中心的位置，應該通過各種渠道向消費者提供符合安全要求的農產品和信息，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指導，同時提供可靠的超市、專賣店等安全農產品供應渠道，使消費者可以購買到放心的高質農產品，在消費者的心目中，重建對中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信心，擴大安全農產品的消費，是農產品供應鏈消費治理的應有之義。

4.6 消費后治理

傳統的農產品供應鏈一般到消費購買環節就結束了，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來說，因為農產品本身的屬性，其質量安全都是在消費后才能感知到，從而產生了屢被曝光的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因此，有必要把傳統的農產品供應鏈向后擴展到消費后階段，對農產品的消費后階段進行必要的治理，才能相對完整地應對食品安全問題。

消費后治理的主要途徑包括：一是對消費感知信息的搜集，對可追溯質量安全信息的反饋等；二是對消費后產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處理和懲罰。這些階段需要發揮政府監管部門、司法部門、媒體、消費者協會的作用，使消費者消費放心，并通過對暴露的食品安全問題的曝光和懲處，對農產品供應鏈的質量安全治理起到必要的倒逼治理作用。

5 結 論

食品安全既是生產出來的，也是監管出來的，同時也離不開相關利益主體和參與者的良性互動。食品的安全質量狀況與其所在的供應鏈密不可分，受到農產品供應鏈各個環節及其相關利益主體行為的影響。本文在分析闡述食品安全經濟學屬性的基礎上，介紹了食品安全治理的一般途徑和框架，并以擴展的農產品供應鏈涉及的相關行為主體作為依托，構建了包括產前治理、生產者治理、供應商的中間環節治理、零售終端治理、消費者治理和消費后治理等六個主要組成部分的食品安全治理的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1]蔣侃.生鮮農產品供應鏈的分析及其優化[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1）：57-58.

[2]Van Tilburg，A.Moll H.A.，J..Agricultural Markets Beyond Liberalization[M].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3]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論企業簽約與市場簽約[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4]汪普慶，周德翼，呂志軒.農產品供應鏈的組織模式與食品安全[J].農業經濟問題，2009（3）：22-26.

[5]Robert S.Pindyck，Daniel L.Rubinfeld.微觀經濟學[M].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6]Unnevehr，L.Food Safety： Setting and Enforcing Standards[J].Choices，2003，1st.Quarter：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