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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時期的農村合作化和改革開放后的經濟要素合作兩個歷史階段。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因地制宜，采取靈活的形式和途徑。政府也要繼續予以扶持。

關鍵詞：集體經濟；發展模式；改革開放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積極“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集體化是農業發展的正確方向，是促進農業“第二次飛躍”、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同時也給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與實踐者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新課題。

一、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本歷程

“集體所有制”最早由馬克思提出。1874年，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教訓時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將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一開始就應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但不能采取得罪農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廢除繼承權或廢除農民所有權”。從馬克思這段話可看出，集體所有制是區別于私有制的一種公有制形式，不能以廢除農民個人所有權，而是要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農民土地私有制到集體所有制的過渡。但馬克思沒有提出經濟道路的具體形式。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明確地說：“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就是集體企業”。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我國現階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過去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相比，最顯著的特征在于：第一，現階段的集體經濟組織是以土地為核心的主要生產資料歸組織內部農民集體所有的經濟組織，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標。第二，現階段的集體經濟組織是民事法律主體的組織。它依法律和政策規定而建立，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擁有獨立的財產和自主進行生產經營的權力和能力，并能在一定的財產范圍內獨立承擔民事責任。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歷程，總體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下的農村合作化時期(20世紀50年代初至1978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為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在自然鄉村范圍內，由農民自愿聯合，將其各自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較大型農具、耕畜)投入集體所有，由集體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農民進行集體勞動，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特別是伴隨“”運動，在廣大農村，公社、生產大隊及生產小隊都不同程度創辦了不同數量和規模的社辦、隊辦企業。這些社辦、隊辦集體企業，在生產經營、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接受國家或當地政府的計劃和政策約束，在其內部實行高度集中的統一管理；企業的領導人往往也由或生產大隊的領導成員親自擔任或任命委派。由于在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實行政社合一，強調“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調”，嚴重脫離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和發展規律，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導致農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后的經濟要素合作時期(1978年以來)。1978年后，我國廣大農村(除了華西村等極少數村莊外)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組織替代了低效率的體制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方面，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結束了農產品供給長期短缺時代。另一方面，由于原來集體所有的以土地為核心的生產資料平均分給了農戶，使改革開放初期農村中的集體經濟出現了“空殼”現象。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一些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不斷涌現，并且越來越多樣化。如，對原有的體制下的集體企業采取了個人承包、租賃經營；以鄉或村的名義投資興辦新的企業；以鄉或村的名義將原集體企業改制為與個體或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聯合投資的股份制企業；鄉民或村民聯合投資將原集體企業改制為股份合作經濟或其它形式的合作制經濟；村委會將已承包的土地在農民自愿并得到上級部門的批準的前提下，將土地使用權收回，并對全村土地進行統一規劃，發展村集體非農產業，等等。目前，我國廣大農村集體經濟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

二、農村集體經濟形式的發展趨勢

根據我國的國情，一方面，發展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制度基礎，同時，必須尊重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完善產權制度，使各種生產要素的產權必須明晰。因此，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應采用以下形式：

(一)土地統一經營型。在農民自愿并經過上級嚴格審查批準的前提下，對農民承包的土地采取貨幣置換等方式，將土地集中，由村里統一規劃、統一經營。如，浙江寧波灣底村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經上級機關批準，通過貨幣置換的辦法，將農民土地使用權重新收歸村集體，由村委會對全村土地進行統一規劃，全村建成4個區塊：第一塊是以果桑為主的高效農業區；第二塊是農業精品區，種植無公害蔬菜；第三塊是觀光旅游農業區，包括名優果園、花卉園等；第四塊是生態農業和無公害農業區。村中勞動力不愿意外出打工的，即可進入村辦集體企業就業。如今的灣底村已由原本以種植業為主的貧窮落后的小村莊變成了富裕的浙江省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示范村。(二)產權經營型。即通過對資源、資產使用權的合理流動，將擁有所有權的資源進行拍賣和租賃，實行競爭投標，擇優成交，一次性賣斷使用權若干年，收取拍賣、租賃費，并從中拿出部分資金用于滾動開發，再進行拍賣或租賃。如，浙江舟山市定海區馬岙鎮馬岙村利用荒山資源，與旅游企業合資發展觀光農業，村級每年收取資源使用費6萬元，且每隔三年遞增5％；浙江瑞安市安陽街道筼筜橋村，抓住舊村改造的契機，將昔日的廢棄地改造成店面出租，村集體年增收30萬元。

(三)產業龍頭型。結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圍繞本地農業特色及優勢，組建專業公司、加工企業及生產、加工和流通環節的中介組織，采用“公司+農戶”、“協會+農戶”等形式，為群眾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幫助農民解決一家一戶辦不了的事情，以有償服務的方式增加村集體收入。

(四)資源開發型。即發揮地區特色和資源優勢，通過合理開發運作，使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激活村集體經濟活力。如，杭州余杭紫荊村利用竹子優勢，開發苦竹林面積8000畝，制作的各類笛簫樂器遠銷海外，村集體年收入達80萬元。

(五)股份合作型。即將原村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人，成立以資產為紐帶的股份經濟合作社。如，浙江臺州市椒江區下陳街道下陳村，針對人均耕地僅0.2畝和社員不愿耕種的實際情況，實行“股田制”，即將農戶耕地、村集體留地和邊角地統一入股，興辦農業綠色園區、建設農貿市場，使村集體每年增收168萬元，社員每年有500多元的分紅。據浙江省農業廳統計，全省范圍內的改革從2005年啟動，到2007年初，共對705個村完成了村集體產權制度的改革，累計量化集體資產163億元，享受股份社員達到78.5萬人，合作社全年可分紅5.6億元，社員人均增收909元。

三、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遵循如下基本原則：一是自愿民主原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應注重實現“民辦、民管、民受益”。民辦是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和生命力所在。要由農民自愿自主地參加勞動合作、技術合作、營銷合作和資本合作；民管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制度保障和凝聚力所在。要實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充分保障成員對組織內部各項事務的知情權、決策權和參與權；民受益是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吸引力所在。要通過合作經營和服務獲取更高經濟效益，按照惠益返還原則，增加成員收入，使農民真正得到實惠。二是多種形式發展原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既可開展單項的技術、信息合作，也可興辦加工、流通實體，開展產加銷一體化的經濟合作與貿易服務；既可在本地、本專業范圍內開展合作與聯合，也可跨地域、跨所有制開展合作與聯合。三是示范引導原則。集體經濟從無到有、由弱到強是一個發展過程，要充分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和農民意愿，不能搞強迫命令，不能揠苗助長、急于求成。要通過試點示范，不斷增強集體經濟對農民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正確引導和促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

(二)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過去有些貧困村在發展集體經濟中，沒有從本地實際出發，不顧客觀條件辦項目，貪大求高，急于求成，脫離實際，不但經濟發展不起來，而且還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為此，我們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時，要堅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則，根據當前各地實踐情況，立足當地資源優勢，以市場為導向，選擇合適的發展項目。

(三)強化農村基層干部隊伍的素養。農村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是新農村建設的直接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現實中，一些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起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鄉村干部素質不高，缺乏創新意識和能力，存在“等、靠、要”思想。因此，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過程中，培養提高干部隊伍的素質和他們的領導帶動能力非常關鍵。要使他們能立足本村，放眼世界，瞄準市場，成為團結農民發展經濟的帶動力量。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動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各級政府要貫徹“多予少取”的方針，推動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一是要有積極的舉措化解村級債務，減輕村級債務負擔。興辦村級企業的債務，可在核實情況的基礎上，采用債務剝離給企業的辦法；為興辦教育、電力設施形成的債務，可根據產權的變化，用劃轉的辦法剝離債務；對有債權的村，在金融、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加大清收債權力度，加快償還債務的速度。二是增加對村集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在稅收、用地、用電、綜合項目開發等方面，給予大力扶持。三是建立對集體經濟薄弱村的財政補助制度，對經濟薄弱村給予一定扶持。四是加大農民負擔監督檢查力度。堅決制止對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民的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行為，切實減輕村集體經濟和農民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