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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烏力圖同志，于1997年5月因病搶救無效不幸去世。享年67歲，1930年1月出生于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濟民村（蒙古族）于1946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隊付、付排長、連長、參謀長等職務。1983年10月離休后安置在豐臺軍休四所。

我和他的家鄉都在內蒙古自治區，但不是一個村。內蒙地區在1945年以前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為解放區，解放不久就成立了自治區政府，各農鄉相繼成立了農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當地掀起了一個宣傳革命的浪潮，一些青年學生和農民紛紛走向社會，投入革命的行列，烏力圖同志就在這個時候走向革命道路。雖然，為解放區但當時的局勢非常地混亂，日本特務和惡霸地主、以及階級敵人瘋狂進行反革命宣傳，反對青年參加革命，土匪活動更加猖狂，當時自治區政府力量又薄弱，一些革命者常常被暗殺，所以，家里人也反對子女參加革命，大局面前，走向何方，就在于對當局的認識和個人的決心。那時我還小，但心里很想走出去家門，我終于等到了1947年7月份，內蒙古自治學院招生時，我不顧家人的百般反對，是全村第一個走出去的唯一的一名女學生。于1947年12月自治學院結業這一批結業生將要投入工作，當時我的年齡還小，經院領導研究，將我保送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衛生學校學習，從此我成了一名人民解放軍戰士。

我和烏力圖同志，于1952年在北京參加全軍“八一”運動會以后相識，于1953年“八一”結婚。1954年6月他由內蒙古軍區司令部被調到北京軍區司令部工作，我隨他由內蒙古軍區后勤部衛生所到北京轉業，同年10月分配到北京市第五醫院工作。

我們都自小參加革命，在革命隊伍里長大成人，在黨的不斷培養教育下，都成為了一名革命干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烏力圖同志參加革命以來，一貫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思想，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鉆研軍事業務。他在長達五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為建立新中國和軍隊革命化、現代化建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曾多次受到嘉獎，先后被評為積極分子和榮立三等功，并被授予解放軍獎章。在解放戰爭時期，長期在內蒙古軍區擔任警衛工作，以他的勇敢機智、不怕艱險、不畏犧牲的精神去努力，在當時那種復雜而惡劣的環境中保衛了后方和首腦機關的安全，并隨內蒙古自治區黨政機關轉戰千里直到新中國成立。

建國后，他多年在內蒙軍區司令部和北京軍區司令部任參謀工作，為軍區的部隊組建、編制及軍馬建設、管理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參加了東南沿海戰斗的指揮組工作，身先士卒，為保衛新中國做出了貢獻。

在工程兵團工作期間不辭辛苦、治軍嚴格，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得到官兵的愛戴，他親自帶隊參加了援助“老撾”的國防建設，在長達三年的時間，在那種惡劣艱苦的環境中（蚊子、大又多、毒蛇多、瘟疫多）克服了種種困難，圓滿地完成了國際主義義務。他所帶領的部隊受到中央軍委、北京軍區的表彰。

他為人剛直不啊，在時期，給軍區的主要領導張貼大字報，受到打擊報復，被懷疑為“內人黨”及現行犯革命，而進了學習班，挨整三個月之久，但他始終相信黨，堅持黨性，直到解除懷疑。

在此期間，我和孩子們受到連累，我的粉色的出門證被換成了蘭色的，持有蘭色證的人，屬反革命家屬，在上下班時都在有人監視，節假日出門時受到門衛的限制，在我們樓外墻上寫著反革命子女某某，在他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一定的傷害。在過新年（1967年）的時候，放了他半天假，回家吃頓飯，此時的他情緒很低沉地對我說：我現在被打成現行犯革命，為了不影響孩子們地前途和我，讓我向他提出離婚。我當時向他表示“兩個相信”，一是相信你不是反革命，二是我相信黨不會冤枉好人，三個多月之后學習班結束，他被懷疑解除，我們全家人的情況也恢復正常。

由于他工作忙，并且經常出差，又長期住在團里平時我們全家人很少團聚在一起，但他抓緊一切機會教育孩子們，關心他們的成長，常給他們講述他家境貧寒情況，讓他們懂得苦和甜，使他懂得做人的原則，兩個孩子都參加過人民解放軍，兒子在部隊入黨，女兒在部隊里加入共青團。

離休后，他又熱心公益事業，積極參與支持干休所工作，曾任管委會主任，支部書記，他為人正直性格豪爽，關心他人，工作積極熱情，出主意想辦法，敢說敢干，迎難而上，克服困難，為搞好本所的建設工作，帶領大家一起干。

常參加所里工作會議，提建議，搞計劃、幫助寫年終總結，培養新黨員等等，對本所爭先進、創一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及時解決群眾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對黨員要求嚴格，以身作則，處處起帶頭模范作用，于1987年和1996年先后兩次被評為先進軍隊離休干部。

多年來，他對我在政治思想上的幫助極大，對我的工作，更是熱情的支持，特別是1982年我調到豐臺區計生委工作以后，我的工作繁忙，擔負著全區的計生業務管理工作，任務重、困難多，常寫調查報告及總結材料，由于白天工作忙，常常在夜間在家寫，每當我寫材料時，他總是陪伴著我一篇篇的修改整理到深夜。這一切常常浮現在我眼前，使我不能忘懷。我在計生委工作崗位上曾多次被評為北京市先進計劃生育工作者以及優秀共產黨員，這里面都有他的一份汗水啊。

對他不幸去世，深感萬分悲痛，那一刻我恍惚好象又一次聽到了他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背叛黨啊！”同時，我也立刻想起，他在早年與戰友們聚會的餐桌上講的一段話：“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黨給予的，沒有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我們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黨對我們培養，就是將來我們死后，還要向黨組織交納一部分黨費啊！”

為了實現他生前的這一心愿，表達他對黨的熱愛之心，我于1997年5月19日向黨組織一次性為他交納最后一次黨費五千元整，讓他的這顆愛心，永遠活在黨內吧！

烏力圖同志的一生是為革命戰斗的一生，是為人民奮斗的一生。我要永遠學習他為黨的事業始終不怕困難，不畏艱險的犧牲精神；學習他始終堅持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思想，提高政治覺悟的好學風；學習他始終堅持黨性，堅持原則的無畏風格；學習他始終熱愛祖國、熱愛黨，始終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崇高思想。

注：“內人黨”全稱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內蒙地區以后，一些進步青年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共產黨地下黨的領導下成立起來的革命黨組織，它在抗日時期抗日斗爭的勝利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央在1947年的一次會議、決定，內黨的黨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有少部分人沒有轉，他們主張內蒙應獨立，但沒有搞地獨立活動，1949年全國解放以后，此黨自然取締。可是，在中，在康生、等人的支持下，搞了挖肅運動，即：挖深、肅清“內人黨”的殘余，結果，搞來搞去，挖肅擴大化，是共產黨人都被懷疑的對象，兩派斗爭極其激烈，民族矛盾極其嚴重，運動搞得極其殘酷，當時內蒙古人口1300萬，最后統計運動中傷亡人數近60萬之多。

中央為了解決內蒙的問題，于1968年6月派去了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青為領導的工作團進駐內蒙首府呼市，將進一年的時間平息那種混亂的局面，烏力圖同志滕辦工作人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