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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價虛高導致基本醫療尚未惠及農村和農民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歷來是黨中央、國務院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級政府工作的首要問題。可為什么改革開放都二十多年了，農民就醫難、看不起病等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徹底地解決，反而有越來越嚴重的發展趨勢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差異巨大，目前從全局上看已成為制約各項經濟指標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減輕農民的實際負擔，使農民有更多的收入。但是，因為目前尚未建立農村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加上部分藥品價格的虛高，社會難以向農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而且醫療費用高居不下，這樣，即使農民在其他方面的負擔減輕了，但又往往因求醫治病而抵消了收入的增長，農民的增收實績并不明顯。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一次新聞會上透露：全國有40％至60％甚至更高比例的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尤其在貧困山區，由于無力支付醫藥費，農民患病未就診的比例達72％，應住院未住院的有89％。所以，高昂的醫藥費用成為農民最大的負擔，由于藥價虛高造成的農民“看病難”應該引起各級政府和全社會的關注。

二、藥品價格虛高，對農民疑難雜癥的醫治將是一句空話。

目前，我國的農村銷售的藥品大多數是一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常規藥品，這類藥品對一些疑難雜癥的治療顯得有些力不存心，但是，稍好一點的藥品一盒相當于有些貧困地區農民一年的收入，國家對農民每年30元的補貼還買不來一盒藥，這樣的藥品農民只能望而卻步，只能是在家中等死，國家號召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只是一句空話，我認為藥品價格過高也是導致農村醫療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藥品價格的虛高，對突發性疫情的監控弱、反應慢。

由于用于農村一些對傳染性疾病、突發性疾病防治的藥品價格虛高，導致了農村抵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非常薄弱。2003年爆發的“非典”僥幸沒有在農村大面積流行。去年我國許多省份都大面積暴發禽流感，嚴重影響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農村一旦出現疫情，以目前廣泛虛高的藥品價格，國家全部承擔明顯不可能，農民自己掏錢又不現實，這樣一來造成疫情擴散蔓延，受害的就不僅僅是農村和農民，后果將不堪設想。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明確指出：農民增收工作是今后的工作重點。目前各級政府都在下大力狠抓農民減負增收工作，成效顯著。但是，由于應由社會提供給農民的公共衛生服務產品嚴重缺位，導致農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嚴重，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嚴重障礙。今年的兩會，國家極力號召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不僅需要全社會的關注，更需要制藥企業的大力支持。

必康制藥在積極響應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前提下，經過多次的調研與討論于2005年底啟動了“送藥到基層，133基層醫療普及工程”，目的就是為了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以自己療效可靠、價格低廉的藥品支持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提高鄉村醫生的診療水平，讓更多地農村老百姓用藥更安全、更有效、更經濟。同時，也針對藥價虛高對農村醫療改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以公共投入為主，積極推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

監控和防治傳染病、提供貧困人群的基本醫療服務、改善農村環境衛生和處置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等，單靠市場機制是難以解決的，這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狀況，只能通過政府干預、運用公共財政、地方企業參與來解決。農村公共衛生體系是整個衛生防御體系的網底，建立這個體系不僅僅是各區自身需要，也是一個全局的需要。建立農村公共衛生體系，關鍵是建立健全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議政府做好統籌工作，設立扶持農村合作醫療事業專項資金，加大財政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整合地方企業的分散資源，幫扶貧困村衛生站的建設和基本醫療設備的購置，建設符合規范要求的衛生站，保證農民小病看得起，大病無人憂。

二、規范農村用藥價格體系，加強對農村藥品價格的監督和管理。

藥檢、物價部門應該聯合起來確保農村用藥價格的規范性、合理性，防止某些藥品、某些制藥企業在農村用藥方面的壟斷地位，兩部門應該在農民就醫看病相對集中的醫院、藥店、衛生所等場所公示藥品的價格，不間斷的查處一些虛高價格的制藥企業、藥店、醫院及衛生所，同時，藥檢、物價等部門應不定期的印發一些農村用藥的價格目錄，正規的購藥渠道等常識，從根本上杜絕要價虛高對農村醫療改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適當調整政策，嘗試地方低價制藥企業介入農村合作醫療。

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從維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因地制宜適當調整政策，嘗試讓地方制藥企業的閑散資源介入農村合作醫療，從農民用藥的普及性、安全性出發，讓一些有實力的制藥企業降低藥價，提供安全用藥知識，同時，聯合一些大的制藥企業在自愿、互助、公開和服務的原則下，在農村建立一些有規模、有檔次、價位低的醫藥超市，避免新農合再次出現小范圍的壟斷，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正確指導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真正體現新農合便民、利民、為民、惠民的宗旨，減輕國家財政的壓力，更減輕了農民用藥的壓力。

必康制藥在農村醫藥市場的具體操作中遇到過許多的問題，在企業努力克服并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積累了一些認識和思考，通過這些思考，我們發現有些問題單憑企業的努力是難以克服的。“十一五”期間，是我國農村醫療改革與發展極為重要的時期，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時期，相信在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政策大環境的指引下，在地方相關部門的正確領導下，有更多的制藥企業參與到農村醫療改革的行列中來，與必康一起杜絕虛高的藥品價格，把更安全、更經濟、更有效的藥品送到農村，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通過必康制藥對農村市場持續不懈的努力，希望通過更多同行的加入把不適合中國國情的“饅頭論”變成歷史，相信終有一天，在農村治病和買藥就像買饅頭一樣是每個農民都可以得到的實惠，這就是必康的“饅頭論”，這一天就是農村醫療改革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