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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瓶頸愈益突出，建設節約型社會已刻不容緩。節約既涉及技術可行性問題，也涉及制度可行性問題，而現實可行性則是在技術可行性與制度可行性之間進行的折中選擇。只有制度可行性而沒有技術可行性，不可能達到理想的現實可行性；只有技術可行性而沒有制度可行性，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現實可行性。在技術可行性的實施成本低而制度可行性的實施成本高的地方，節約的要義在于完善制度建設和制度安排；在制度可行性的實施成本低而技術可行性的實施成本高的地方，節約的要義則在于推進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

一般來說，經濟主體只要尋求在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收益最大化行為，就必然會選擇節約成本。但個體的節約未必意味著整體的節約，個人的節約未必意味著社會的節約。在我國，影響和制約資源節約的主要問題，在于經濟增長方式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轉型，粗放型增長還沒有轉變為集約型增長，投資推動型增長還沒有轉變為需求拉動型增長。增長方式轉型滯后導致投資效率低下，這就意味著資源沒有被有效配置和使用，存在著浪費。當然，浪費只是相對的，如果考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全部約束條件，就會發現正是一些約束條件使得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發生了背離。

經濟增長方式為什么難以轉變呢？關鍵在于交易成本過大（約束條件過多），過大的交易成本導致了生產成本的扭曲，而生產成本的扭曲又導致了浪費。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見的，生產成本則是看得見的，所以，人們往往更關心生產成本。在大家都浪費的情況下，選擇“相對浪費”（利用現行制度安排下的要素價格過低）是一種優勢策略，而選擇“絕對創新”（從替代性的途徑尋求要素利用上的突破）則是一種劣勢策略，劣勢策略很容易被優勢策略所淘汰，從而個體理性導致了集體非理性。

浪費是現行增長方式的必然代價，節約是改變現行增長方式的后續結果。問題的關鍵在于找到現行經濟增長方式的約束條件，因為只有逐漸改變目前的約束條件，才能逐步轉變現行的增長方式。除了上述的企業約束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我國國情的最大特點即人口約束。人口約束給我國經濟制造了一個悖論：一方面，不熟練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使得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非常低，藉此我國制造的產品具有相當大的成本優勢；另一方面，不熟練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又使得工資的上升存在著強大阻力，這些勞動者很難從經濟增長中獲得足夠的實惠。諸如“民工荒”和“欠薪”現象，都是對這個悖論的注釋。當勞動的節約和資本的節約發生沖突的時候，由約束條件引發的把其中一種節約用到極限的現象就會不斷發生，而這必然又會導致其他方面的不節約；當一種節約的所得小于其他方面不節約的所失時，社會性的浪費就必然會產生。

節約是相比較而言的，有機會成本才會有比較的基準。我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把隱性的機會成本顯性化———從看不見到看得見，從不在乎到在乎，在漸進中提供了越來越好和越來越多的可供比較的平臺。資源緊缺條件下的資源浪費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矛盾，矛盾的關鍵就在于包括價格機制在內的制度安排還不合理，價格沒有成為顯示資源稀缺程度的有效信號，結果本來應該顯性的機會成本變成了隱性的機會成本，導致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人們輕視甚至忽視了這些機會成本的存在，所以，直接的和間接的資源浪費也就見多不怪了。有鑒于此，政府在推動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方面的作用應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擴大節約的制度可行性，進而降低制度可行性的實現成本；二是擴大節約的技術可行性，進而降低技術可行性的實現成本。只有“雙管齊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實現社會性節約，使得社會性節約有一種長效的自我實施、自我強化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