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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人口大國，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我們基本上達到了糧食自給。但是，近幾年來，中國農民的種糧意愿并不強烈，出現了改種經濟作物或者撂荒等現象。這個問題已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因為，在越來越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格局中，中國的糧食安全雖要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但還是應以基本自給為基礎。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在保持基本耕地的同時，需要把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和質量，保障國民的糧食供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

加強對農資價格的調控和質量監控，切實保障農民的利益。目前影響到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隨著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致使種糧生產成本提高，種糧不賺錢甚至虧損。今年各地主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普遍上漲，其中肥料和農藥價格比去年同期普遍上漲30%至40%。以產糧大省湖北為例，今年的鉀肥價格為每80斤160元，去年才120元；磷肥價格是每100斤36元，去年才18元；農藥“草甘膦”的價格每500毫升為7－6元，去年才4.5元。按這樣的價格，種一畝水稻所需肥料就要增加近30―40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肥料和農藥等主要農業生產資料隨著其它原材料的漲價而有所提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一定要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國家有關部門就應發揮職能作用，堅決查處亂漲價的行為，特別是要在農資質量方面把好關，切實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建立農業合作組織，為糧食生產者提供市場服務也是十分必要的。

適當提高糧食價格，確保糧食耕種面積。今年以來國家兩次累計稻谷最低收購價提高9％―10%，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提高4％―7%，但與種植其它經濟作物相比，種糧的效益太低。在產糧大省湖南，種植棉花的現金收入為1084元每畝，是種植稻谷收入的3倍。因此，許多農民選擇種植經濟效益好的經濟作物。有些地方政府也從發展本地經濟出發，通過給高額的財政補貼，鼓勵農民改種經濟作物。有些地方的良田都改成了果園和菜地。因此，有專家提出，政府應放開對糧價的控制，可擇機提高糧食價格30%左右。可問題是，放開糧價，糧食價格上漲，也會帶動糧食加工產品和其它許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從而有可能引發新的通脹，又會反過來影響到糧食生產。這就需要在提價的幅度和時機上全面衡量。

加大對農民種糧補貼，從制度上保證補貼真正落到種糧農民手中。國家實行糧食直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糧食生產積極性。但這一利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其中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各種手段截留直補款；其二是這些補貼是按耕地面積分下去的，雖然有些地方規定，不種糧就取消這些補貼，但基本上沒有什么作用。今年中央財政決定再拿出156億元投入，給每畝糧食種植面積增加農資綜合補貼23元，達到40元，同時再追加50億元良種補貼。加上各地的補貼，有些地方達到了每畝150元。如何使這些錢真正到種糧農民的手中，需要有必要的制度建設。這其中不僅要進一步限制地方政府克扣直補款的行為，而且要使種糧農戶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以體現政府鼓勵糧食生產的政策導向。

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走農業集約化經營的道路。目前農民種植規模較少，商品化程度不高，也是影響到農業效益進而影響到農民種糧積極性的重要原因。這與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密切相關。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保證了農民基本平均分得了一份土地的同時，也使土地耕種的規模受到影響。分散的農戶種糧技術和機械化程度較低，生產成本也就相對較高。這些分散的農戶，種糧的目的也主要是解決自己的口糧，商品化的程度不高。近幾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一些進城的農民開始通過各種方式高價流轉承包的土地。這樣雖然使土地向種糧大戶集中，但由于租金較高而且不能領到政府的各種農業補貼，大大壓縮了他們種糧的利潤空間，也影響到他們的種糧積極性。而要使土地集中起來進行機械化、集約化耕種，提高生產效率和單位產量，提高糧食生產的商品化，就應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