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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黨同志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認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我國基本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

改革開放*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巨大進步，但人口多、基礎差、經濟落后、發展不平衡、現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國情尚未根本改變，這是制定中國發展大政方針的基本立足點。

辯證看待“中國速度”

*年，我國GDP（國內生產總值）超過20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7萬億美元。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總量今年將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我國GDP連續四年增長10％以上，已先后超過意大利、法國和英國。

“中國速度”令世界矚目。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威廉姆·福格爾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預測中國在2040年經濟總量將超過12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

而中國科學院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算了一筆細賬，提醒人們審慎看待這一前景：去年我國人均GDP為2042美元，比上年增長339美元，增幅近20％；美國則為43995美元，增長1919美元，增幅約4％。他說：“我們的增幅是美國的5倍，增量卻不到人家的五分之一。從絕對數量上看，我們與美國的人均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又擴大了1580美元。”

去年，我國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百位以后。如果說GDP反映的是國家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那么人均GDP反映的就是國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在這個意義上，我國仍然是一個相對落后的窮國。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提醒人們辯證看待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2003年底，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講演時說：“中國有13億人口，不管多么小的問題，只要乘以13億，那就成為很大的問題；不管多么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更令人憂慮的是，我國經濟機體內部還存在著諸多不夠健康之處。經濟結構矛盾依舊突出，一二三產業比例不合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農業基礎薄弱，銀行資金流動性過剩，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外貿依存度過高……這些不僅制約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也給國家經濟安全帶來了深層隱憂。同時，經濟增長方式仍然粗放，由此造成的資源、環境壓力和各種社會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樣的情形如不盡快改變，追求經濟高速增長難以持久。基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總書記在“6·25”講話中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戰略，要求下更大決心、采取更有力措施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

早在三個世紀前，西方國家就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化和財富積累，而我國經濟起飛只有不到30年，無論從經濟的量還是質上都相差懸殊，縮短差距絕非朝夕之功。這一國情，將長期決定著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走向。

資源環境遠慮與近憂

當前，“節能減排”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可喜的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摒棄了“我們中國地大物博”的盲目驕傲，逐漸認識到，按人均算，我國耕地、水、礦產資源的擁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的氛圍日趨濃厚。

然而，國家確定的節能減排任務卻難以完成。*年，全國未能實現單位GDP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2％的目標。究其原因，客觀上，我國正處于重化工階段，大規模生產帶來的高能耗、高污染難以完全避免；主觀上，一些地方和企業對資源環境問題的緊迫感仍然不強，只顧眼前，不計長遠，沒有認真執行節能環保法規和標準。

一個資源相對緊缺的國家，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很難長期支撐經濟的發展，這已不是一個遙遠的“明日危機”，現實問題就擺在眼前。2003年，全國有22個省份拉閘限電，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國家環保總局曾有一個保守估算，2004年，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全國GDP的3．05％。也就是說，當年10．1％的GDP增長率，扣除污染損失，就只剩了7．05％。

有人說，很多國家的發展都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但是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指出，當前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高速發展的美國相比，起碼存在三方面的差別：一是在大致相當的土地面積上，中國人口是當時美國6倍多；二是中國目前經濟增速比當年美國快一倍；三是中國當前工業化程度遠高于當年美國水平。這一切都意味著，目前中國的治污任務更為沉重。

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把資源環境成本看作我國未來必須支付的隱形負債。有專家測算，假如礦產、土地、水、空氣被迅速消耗、破壞，工農業生產成本將成幾何級數翻升。由于這種破壞常常是不可逆轉的，它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將比可能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更加嚴重。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和國家著力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節能減排逐漸納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今年，又連續出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等一系列相關政策，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資源環境問題，不僅關系到我們這一代人的切身利益，更是事關民族未來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要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發展模式，使節能環保變成每個人的自覺行動，尚需全社會付出更大努力。

化解社會矛盾進入“深水區”

改革開放*年來，中國人民感受最突出的一點是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名列第85位，比1990年前移20位。其中一些社會指標的進步舉世矚目，如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2000萬。

但是*年，中科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發表了一份報告，根據城市化、平均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等指標計算的社會水平綜合年代差，中國與英、美、德、瑞典、法等國差距超過80年，仍屬于“社會欠發達國家”。

從各國經驗來看，當一個國家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間時，是社會矛盾最突出、變化最劇烈的時期。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說，自上世紀末以來，我國基尼系數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貧富差距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同時，公共服務不到位、就業難、住房貴、上學貴、看病貴、社保水平低、農民失地等問題交織在一起，構成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從這樣的國情出發，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并從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使百姓享受到了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

然而，我國正面臨著一系列“兩難”矛盾：既要加快工業化，又要超越依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舊式工業化模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廣泛吸納勞動力的優勢；既要推進城鎮化，又要避免大量圈占農田導致耕地減少、農民失地……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出現的新特點，給社會問題的解決提出了許多新的難題。

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認為，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出現了許多階段性的特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個多樣化的社會已經取代過去的單一社會，一個開放的社會取代了封閉的社會，成萬上億自由流動的“社會人”正在取代過去那種一輩子依靠單位的“單位人”。諸如此類的變化，既使一個古老的民族重新煥發出了青春的活力，也給中國社會特別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許多必須研究和解決的難題。

牢記基本國情，增強憂患意識

曾經先后7次訪問中國的路透社總顧問馬婷洛女士說：“中國的發展真是一天比一天快，充滿活力，充滿希望。”這位國際友人的評價是客觀的，她既稱贊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又看到中國更大的發展是在未來。

在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一個創舉，也是長期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

1987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三大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論斷。這一論斷包含了兩層含義：其一，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其二，這個社會主義處于不夠發達的初級階段。

在20年后的今天看來，這一論斷仍然正確而深刻。從時間坐標看，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空間坐標看，我們在世界上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就是當前我國的基本國情。

中央黨校社會學系主任吳忠民說，準確把握基本國情，是明確我國所處歷史方位、科學制定大政方針、正確提出發展目標的基本立足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一系列革命方略離不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今天要想回答和解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同樣不能脫離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這是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理論證據之一。

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同時并存的新形勢新情況，對黨的執政能力是一個新的考驗。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分析指出，從國際看，當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們仍將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從國內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保持清醒，不能頭腦發熱，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超越階段，必須增強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