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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水平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尺度。近年來，我省經濟發展持續加快，財政收入穩步提高，*4-*6年我省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2.3%，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但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比較緩慢，*4-*6年我省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只有10.5%，比財政收入低11.8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工資低3.8個百分點。由于工資增長緩慢，我省職工平均工資已連續3年低于全國水平。造成我省工資增長緩慢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對此作簡要分析。

一、基本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職工收入水平穩步提高，但進入*0年以后，工資增長步伐明顯放緩，*1-*6年全省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速只有10.5%，其中，*3年、*4年、*5年低于10%，而同期全國職工工資年均增幅達到14.4%，快于我省3.9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盡管我省工資增長有所加快，達到14.3%，但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2個百分點，增幅居全國29位。由于增長速度緩慢，我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從*4年開始已連續3年低于全國水平，在全國的位次逐步后退，*0年我省居全國第7位，*4年后退到第9位，*6年再退到第11位，今年上半年居第13位。與全國的差距也不斷擴大，*4年與全國差距為421元，*6年擴大到1683元，今年上半年，差距是996元。

從經濟類型看，我省國有、集體單位工資高于全國水平，其他經濟單位低于全國水平。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鎮國有、集體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分別高出全國水平1226元、2053元，其他經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低于全國2217元。

從三次產業看，我省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工資高于全國水平，第二產業比全國水平低。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鎮第一、三產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分別高出全國水平1503元、580元，第二產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比全國水平低1325元。

二、原因分析

我省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與全國的差距不斷擴大，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國有單位職工比重大幅度下降。在我省城鎮國有、集體和其他經濟單位中，工資水平最高，增長最快的國有經濟單位。近幾年來，由于股權轉讓、收購兼并等體制性改革進程加快，使得我省國有單位數量和在崗職工人數不斷減少，比重大幅降低。*3年，我省城鎮單位中國有單位、集體單位、其他單位在崗職工構成比為44.0：6.9：49.1，國有單位在崗職工占城鎮單位全部在崗職工人數首次低于其他經濟單位，隨后差距逐步擴大。*6年，我省城鎮單位中國有單位、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在崗職工人數構成比為34.9：4.2：60.9，全國國有單位、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人員構成比為55：7：38。也就是說，我省相對高工資、增長快的國有單位在崗職工人數占比重不僅低于其他經濟單位26個百分點，也低于全國國有單位20個百分點，而相對低工資、增長慢的其他經濟單位不僅在我省占據主導地位，而且比重也高于全國23個百分點，這極大地影響了我省工資水平的提高。

*6年工資改革主要受益的是國有機關事業單位。今年上半年，我省機關事業單位平均工資增長22.9%，增幅是企業的2倍，但是在崗職工人數僅占城鎮單位全部在崗職工人數23.6%，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0.8個百分點。

此外，我省機關工資水平偏低。雖然機關公務員工資改革在我省已經啟動，但我省機關公務員工資仍然是偏低的。*6年全省機關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24413元，雖比全國機關平均水平23360元高出1053元，排在華東地區的第4位。但是若從省級統籌的機關平均工資看，即扣除廈門市后全省機關平均工資僅為18936元，比全國機關平均工資還低4424元，在華東六省一市中，僅排在江西的前面，位居第6位。

從周邊省份看，國有單位在崗職工人數占比重也較低的浙江省（占31.4%）和廣東省（占39.6%），今年上半年平均工資也僅增長11.2%和10.0%，與我省一起增幅列全國最后三名。

（二）低成本勞動人員持續擴大。近年來，我省民營經濟發展比較快，導致外來務工人員特別是農村流入城鎮勞動力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4-*6年，全省城鎮單位從農村招收的人數分別為47.15萬人、62.88萬人、66.48萬人，占城鎮單位當年新增從業人員的比重均在60%以上。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鎮單位從農村招收從業人員30.17萬人，占我省城鎮單位新招收從業人數68.8%，人數僅次于廣東省，居全國第2位，比重居全國第1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6.8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工資增長較低的浙江省、廣東省從農村招收人數比重也較高，兩省分別達到61.9%和54.3%。

（三）第二產業工資低，第三產業發展緩慢。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鎮單位職工一、二、三產業構成是1.7：62.7：35.6，全國構成是3.8：43.9：52.3。在我省居主導地位占城鎮職工人數62.7%的第二產業平均工資只有8273元，比全國水平低1325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只有11.9%，不僅增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4個百分點，也低于全國第二產業平均水平4.0個百分點。平均工資高出全國580元的第三產業在崗職工人數只占35.6%。導致這種情況主要是，我省經濟發展過分依賴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緩慢。在我省GDP中，*0年的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構成是17.0：43.2：39.7，*6年構成是11.8：49.1：39.1，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由*0年的43.2%上升到49.1%，提高了5.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由39.7%降為39.1%，減少了0.6個百分點，第三產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的比重也由*0年的46.8%下降到*6年的36.0%，六年下降了10.8個百分點。由于第三產業主要是一些有高技術含量的、新興的服務性行業，工資水平相對高，而我省城鎮單位第三產從業人員比重持續下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省工資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若我省第二產業工資增幅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則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鎮單位人均工資達到10192元，增長幅度為16.5%，比實際增幅高2.2個百分點。

造成我省第二產業職工工資較低、增長慢，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原因影響：一是從規模看，我省大中型企業少，*6年我省大中型工業企業只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0.5%。二是從招收人員流向看，我省今年上半年從農村招收的從業人員中有95.1%流向第二產業部門。由于我省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多數都是技術水平較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對職工技能要求不高，在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情況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多是采取低工資政策，而農村勞動力因其使用成本低，特別受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青睞。盡管國家有最低工資標準，但由于制度缺失和監管不力，導致一些企業不執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甚至隨意壓低、拖欠工人工資。這些低勞動成本人員的不斷加速流入，極大地抑制了我省工資水平的提高。近些年我省部分地區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并不是企業招不到民工，而工資低是一個重要原因。*6年，在我省城鎮單位中有67.5%的在崗職工工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港澳臺商投資單位有84.7%、外商投資單位有79.0%、集體單位有70.4%的職工年均工資低于全省平均工資水平。即使是在全省工資最高的廈門市，仍然有52.9%的在崗職工工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四）基數相對較高，缺乏增長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我省工資增長水平相對較快。我省城鎮在崗職工年均工資從1980年的703元增加到*0年的10584元，年均增長14.5%，全國同期增長13.4%，我省快于全國1.1個百分點，*0年我省年均工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213元，造成基數較大。進入*0年后，中央政策向中西部傾斜，大力推進中西部開放開發，我省地區優勢逐漸弱化，在競爭日益激烈背景下，我省居民收入增長動力不足。*1-*6年，我省年均工資僅增長10.5%，比同期全國平均增長14.4%低3.9個百分點。

工資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工資較低、增長緩慢，特別是企業職工工資低，不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這種狀況若不改變，將會對社會上產生消極影響：一是職工心態失衡。改革開放將近30年，大多數企業職工收入仍然偏低，不少企業職工面對勞動就業、家庭生活、看病就醫、子女上學等方面的壓力，存在憂慮和煩躁心理。二是影響了職工隊伍內部的團結。許多職工對企業內部分配不公現象不滿，認為企業管理者的收入幾倍、幾十倍地增加，一線職工工資卻沒增加或增加很少。三是因勞動報酬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不斷上升。四是因分配不公心理失衡而引發的職工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

三、幾點建議

（一）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加強監管。目前在工資收入分配缺乏嚴格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依據，企業工資指導制度剛剛建立尚未有效發揮作用，勞動監察力量弱且監督不力；勞動定額管理因無政府部門負責而處于失控狀態，企業工資收入平等協商機制尚未形成等。因此，政府部門應盡快制定完善工資分配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明確現行分配制度下應堅持的重大原則；建立適應我省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的最低工資標準和增長機制，確定行業工種勞動定額，對于改善企業工資分配不合理狀況是十分必要的；完善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制度并按職業分類標準擴展勞動力指導價位數量，建立企業人工成本信息指導制度；要加大對工資分配的勞動監察力度和調控力度，將工資收入分配調節到既能形成自主激勵機制，又能保證相對公正的范圍，切實維護廣大職工權益。

（二）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安國之策，積極擴大就業是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工資水平的有效途徑。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要進一步完善就業政策，建立促進就業的長效機制。當前我省就業壓力大、工資低，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能夠較多地吸納勞動力，有效緩解就業壓力的第三產業很不發達，我省第三產業發展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更是落后于沿海發達省份。因此，要切實提高工資水平，緩解就業壓力，不是通過低工資讓第一、第二產業的企業更多地雇傭工人，而是應該通過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來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在努力開發社區就業崗位的同時，鼓勵多種多樣的就業形式，吸引勞動力由一、二產向三產轉移。

（三）進一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由職工與企業行政領導通過協商共同確定職工工資收入的標準。在簽訂工資集體協議前，要對協議內容進行充分的協商，通過協商，讓職工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和市場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讓企業行政對職工的要求、愿望有比較好的了解，通過勾通，充分協商，談出一個雙方都比較認可的協議。要推進并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方面要發揮政府部門的積極引導和扶持作用，既要及時提供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行業人工成本信息等，又要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和有效的宣傳和幫助，解決現有問題，并打消企業的后顧之憂。另一方面，要有效地發揮工會作用，讓工會不再只是組織員工活動，更要切實擔負起維護成員現實利益的重任。

（四）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財政轉移政策是平衡地區收入差距的核心手段。其主要目的是促進地區經濟平衡發展，減少各地區人均財政支出的差距。要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來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工資收入的差距，不少因素是來自地方財力、實力的過分懸殊。因此，要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加大對財政困難縣鄉的支持力度，用以加強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