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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交人大審議。有人稱之為“中國掀起行政機構改革風暴”。對此，我可不敢那么樂觀，雖然本次國務院的機構改革方案著重點已經從過去的人員精減，開始局部、微觀地向職能轉換改變。但是，沒有宏觀視野上的政府職能轉換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政府權力法定，對于改革的未來，我還不敢太樂觀。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是，此次機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加強意在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生產以及對國產資產等方面的市場監管，并強調了整個國家的經濟調控由微觀向宏觀轉變（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這樣的改革方向，很難說政府的權力是大了還是小了，依我看擴大的可能性還要大些。

經過考察就會發現，在過去的25年改革過程中，市場的力量是空前地大了，但與時同時，社會力量的對比，并不是市場和政府之間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過程。伴隨著市場力量的擴大，政府的力量也是空前地增大了。一些地方因此呈現官商嚴密勾結的利益集團。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上，商人從政的新聞往往石破天驚，而官員下海從商卻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也不那么令人羨慕。曾擔任過某政府高官的原某集團董事長就深有感觸：當官時不覺得，一旦從商就受到官員欺負，他甚至還披露了其無緣無故被證監會罰款**萬元的事實。另一個幾乎每個人都能感同身受的現實是：各行各業的從業“準入門檻”越來越有被相關職能管理部門抬高的跡像，而抬高的目的，往往無非就是“留下買路錢”，雖然它有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管制行為，正在悄悄地由對事的管理，轉變到對人的管理上來。要是在國外，這就是違憲行為，但是在我國，政府機構的權力擴張暢通無阻。因為憲法的第**條相關條款是這樣規定的：“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你不知道這是政府的權力還是責任，解釋權在政府手里，自然向有利于它自己的方面上解釋。

我國由財政供養的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已達45**萬之巨，平均每28人要養一個吃“皇糧”的。如果中國公務員的統計標準與西方接軌，那么，這個數字還要大大增加。比如英國，把整個醫療衛生系統所有的人都當做政府的公務員來統計；還有，我國很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都是國家主辦的，按西方標準，他們都應屬公務員系列。這樣加在一起，將是一個龐大得十分可怕的數字。十羊九牧官多民少，這個國家不窮不弱才見鬼呢！

而我國歷史上需要財政供養的人與普通民眾相比，兩漢為1：945，唐朝為1：5**，清朝康熙時為1：91，新中國成立之初為1：6**，1978年為1：50，目前卻是1：28。怪不得“吃財政飯”的問題又成為今年兩會上的焦點。再這么下去，這個國家不被拖垮才怪呢，還談什么現代化？

有委員開出的藥方是：引入定量分析，在全國總人口中，行政官員應占百分之幾，事業人員應占百分之幾，定一個尺度，嚴加控制和執行。這種用計劃經濟和行政手段來調節的辦法，力度再大，哪怕弄到鬼哭狼嚎，也不過揚湯止沸而已。

為什么過去幾十年，每三五年就來一次機構改革和精簡，其結果都是越精簡機構越龐大人員越多？一個根本的也幾乎是惟一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權力不受控制，政府的權力來源根本沒有按照“法無明令授權不可為”來進行。這樣，各級政府往往都有著巨大的權力擴張的空間。只要政府的權力在擴張，市場和公民個人的權利空間就被擠壓甚至窒息。“吃皇糧”成為這個社會惟一輕閑、安逸、無風險而且獲利頗豐的職業，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就找路子、托關系，使出渾身解數擠入“吃皇糧”隊伍。退而求其次的就是形成官商利益共同體。幾乎沒有人敢于跟這種體制對抗，因為一個人跟一個龐大的體制比起來，渺小如滄海之一粟，上至總理，下至平民，莫不如此。

改革的路徑，惟有從憲政入手，從憲法上嚴格限定政府權力，形成“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行政管理體制，把市場和公民的應有權利和空間還給市場和公民。惟有如此，才能形成較好的市場體系、培育良好的公民社會。市場空間和公民權利大了，臨“淵”羨“官”的人就少了，官員干部下海的人也會越來越多，那個時候，不用精簡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及國企工作人員，這些吃國家財政飯的人員都會自動下海。過去我們一用再用的硬碰硬、面對面地精簡人員，不僅對被精簡的人員有失公平（因為我們還缺乏相應的、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利益補償機制），而且阻力很大，難以為繼，通常中央下一屆的改革都開始了，地方前一次的改革還沒有開始。那樣做，我以為是舍本逐末的，而且永遠不會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