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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廣州孫志剛事件引起了流浪乞討人員救助模式的轉變，有強制收容遣送轉變為主動救助、自愿救助。如今，渦陽3.12事件再次強烈沖擊大眾的視野，人們不禁要問“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工作究竟怎么了？”。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當前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工作存在“三個錯位”。

地方社會管理和國家立法出現了錯位。《城市生活無著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開明宗義，救助對象就是救助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在本城市無親友可投靠，又不享受城市低保和農村五保待遇的人員，救助原則是堅持主動救助、無償救助、自愿救助的原則。而當前在城市管理方面，往往要求提升帶動力、競爭力；優化發展環境，提升對外形象；改善市民生產生活環境，解決事關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無疑城市管理的內容之一就是減少流浪乞討人員，尤其是面對職業乞討人員，《辦法》和地方城市管理存在錯位。

相關部門之間配合出現錯位。一些城市盡管建立了政府領導、民政牽頭、部門配合的領導機制。但在救助流浪乞討人員工作中，由各機構的職權界定不嚴格、不準確，尤其是界定邊緣不清晰，造成的缺位、錯位的問題。有關法規規定明確“民政部門救助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公安機關和其他有關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流浪乞討人員的，應當告知其向救助站求助；對其中的殘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和行動不便的其他人員，還應當引導、護送到救助站”，“對于成年人拐賣、脅迫、誘騙未成年人流浪乞討的，公安機關應打擊、處罰成年人”，但在實際工作中職業乞討人員、父母攜帶未成年人乞討等類別均處于真空地帶，尤其在一些經濟發達城市，類似的流浪乞討人員更為集中。因此各部門在解決“維護城市形象讓市長和市民滿意”、還是讓流浪乞討人員等弱勢群體“活下去”的兩難選擇中，民政等相關部門每時每刻都要直面那些社會中最現實的社會問題。各個部門到底應該履行哪些職責、行使哪些權力、承擔哪些責任，必須有明確的法律界定，才能使其與相關部門之間既各司其職又密切配合，既嚴格執法又不侵民擾民，順利完成自身所肩負的使命。

大眾善良的的慈善思想和好逸惡勞職業乞討者之間錯位。我們國家歷來都有扶貧濟困、樂善好施的傳統美德，如今更是如此，一些市民懷著菩薩心腸，廣泛救助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有的1元、5元、10元，有的甚至50元。一些老年、殘疾、未成年乞討者充分利用這一點，或暴露殘疾的肢體、或編造悲慘身世博取大家的同情，不勞而獲的乞討大量資金。筆者在調查走訪中發現，一些職業乞討者平均每天乞討大約40元，遇到重大節日多則500元以上。正如一些乞丐鄉、要飯村，十有八九的人都出去乞討過。雖然乞討是一種沒有尊嚴的謀生方式，而在這個村子里，乞討是公認的致富捷徑，一些人外出乞討后生活得到改善，其他人看到后也出去乞討了。

盡管我國經濟發展較快，全國普遍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以城鄉低保為基礎、醫療救助、工會救助、司法援助、生產救災、五保供養、重度殘疾生活救助等專項救助為輔助的，慈善救助和臨時救助為補充的社會救助體系，各種困難都會得到相應的救助，為何還會出現如此眾多的流浪乞討人員？這和三個錯位有著直接關系，不得不引管理層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