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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社會繁榮穩定

黨的十六大以來，全國各地落實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建立農業補貼制度，對農民實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對產糧大縣和財政困難縣鄉實行獎勵補助。中央及地方大幅度增加對農業農村投入，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在過去五年累計1.6萬億元，其中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近3***億元，各地方也較多增加了投入。全國農業、農村、農民工作出現十分難得的好局面。20**年糧食產量達到**1**萬噸。自19**年以來首次實現連續4年糧食增產，糧食總產、單產和人均占有糧食產量這三項指標連續4年都呈增長趨勢。2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元，實際增長9.5%，是19**年以來農民收入增幅之最，亦是19**年以來首次實現農民收入連續4年增幅超過6%。在自然災害頻發、上年基數較高、政策效應趨穩、貿易競爭加劇的情況下，近年來的農業發展比預想的要好，糧食產量比預料的要多，農民收入比預期的要高，這為“十一五”規劃綱要的落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國家集中財力為農民辦了幾件得民心、順民意、解民難的大事，億萬農民由衷地感到高興。取消農業稅，終結了農民種田交稅的歷史，每年減輕農民負擔1335億元。農村的社會事業迅速發展。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了財政保障范圍，1.5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享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免費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不斷完善，已擴大到全國86%的縣，參合農民達到7.3億人，長期困擾農民的“看病難、吃藥貴”問題得到緩解。20**年在全國農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村居民納入保障范圍。廣大農民群眾從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惠，越來越多地分享到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成果。

二、農村的發展源自于改革開放和制度創新

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重大而關鍵的抉擇。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提出了一系列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方針政策，并認真落實、有力貫徹。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努力建設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社會。此后，黨中央明確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作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在2004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再次強調：“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幾年來，黨中央在農村工作中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重大措施。農村綜合改革逐步深化。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又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所有這些政策的提出為我國農村的發展和新農村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政策措施及其落實是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根源和體制保障。

三、農村改革攻堅任重道遠

我國近幾年來農業和農村領域的進步令人矚目，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消除，我國的農業基礎仍然薄弱，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依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影響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還相當突出。

農村發展的實踐證明，黨中央對農村發展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準確、到位，農村改革和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未來的路還很長，我們對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要有清醒的認識。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注重制度建設和創新，不斷深化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調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方面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三農”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