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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其系巨大。正如多年前春秋時期的管仲所說：“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在新的歷史時期，失地農民，其生產、生活乃至心理狀況越來越引起了黨和國家以及社會各方人士的高度關注。為此，探究失地農民社會心理以找到解決失地農民心理問題切實可行的方法，意義重大。

一、研究失地農民社會心理的社會背景

我國的失地農民是我國在由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形勢下城市化發展的產物。因而，失地農民社會心理也是整個宏觀社會轉變環境下的社會人心理的一個縮影。研究失地農民社會心理，起因于我們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以及對構建和諧社會的責任。

土地，不僅僅是一項影響農民生產生活的重要基本資料，更是一個關乎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大問題”。失地農民的心理問題，已經不僅是農民個體風險問題，更是一個深刻影響改革發展大局的社會問題。

在我國，農民是推進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的主要貢獻者，也應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中的受益者。深入了解和幫助失地農民解決其社會心理問題，情系失地農民，調動他們參與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既有利于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步伐，又能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二、征地過程中失地農民心理問題的主要表現及其理論探究

筆者通過對眾多失地農民的留心觀察，從心理學角度出發，發現當今失地農民心理問題主要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聚群行為——蝴蝶效應

這里之所以提及蝴蝶效應，重在強調在實際征地工作中百姓行為存在嚴重的聚眾特征。就拿社會廣泛關注的上訪現象來說，失地農民之所以上訪我們不排除這些上訪者中確有許多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理應上訪。但也存在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無理上訪”，更有甚者是“聚群”無理上訪。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個別失地農民有意引誘、煽動與事件本身無利害關系的其他人參與其上訪活動，肆意用金錢等拉攏，“你跟著我上訪，我就給你錢”，旨在造成聚群效應進而給基層政府施壓。在參與上訪的人員當中，存在這樣一種大眾心態：“反正是聚群上訪，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沒多大妨礙，那我還是參與上訪吧，這樣還可以得到一份‘參與上訪’錢”（或稱“誤工補貼費”）。殊不知，正是這種盲從心理和“隨大流”行為縱容了“賄訪”行為的發生和“無理上訪”事件的泛濫。

（二）“拉后腿”——木桶效應

一只木桶，里面可以裝多少水，取決于最短的那根木板。這就是著名的“木桶效應”。而在現今土地征用過程中，部分農民就是利用了這一點，“誓以一己‘不愿’之力拉眾人前進之步伐”。

認識是行為的先導，觀念是實踐的指南。在農村，尤其是在土地征用過程當中，個別人存在嚴重的誤區，認為“土地是我的，我想賣就賣，不想賣就不賣，只要我不賣，這次征地你們就不能進行下去”，如果土地征用補償不合理，我們理應不“賣”，但如果在一次征地中共涉及10戶農戶，9戶都愿意出讓，而唯一有1戶不愿意出讓，該如何？總不能讓這戶與其他9戶的補償標準不一樣吧？而如果一旦不一樣，就會出現其他新的問題了（例如，其他9戶可能也都不愿意出讓了，導致惡性循環）。況且，既然9戶都愿意出讓，說明土地征用補償相當合理。

征地難，難在何處？如果眾多農戶都不愿意出讓，那就不能征地，征地工作不開展就不存在“難”之說。而難就難在明知大多數農戶樂意出讓，征地可以進行，征地工作已開展，但卻擺脫不少數人的無理取鬧。大多數農民理解因城市化需要征地，只要當地政府按照國家要求給予合理補償，其實是很配合的。但就難在少數人的無理取鬧、肆意煽動，而即使是補償合理，也以“補償不合理”鼓動大家。

三、失地農民社會心理問題產生的原因

當今，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很多農民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意味著失去了飯碗。加之當前的就業形勢——大批下崗工人處于待業中，很多手持大學文憑的大學生都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更何況沒有什么技能的村民們。此外，由于受年齡、文化、體力、技能等條件的限制，很難實現再就業，而是立即成為“務農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群體，由此出現“難就業、難創業、難保障、難發展”的“四難”窘狀。單純的依賴土地補償金，只能解決近憂，難以維系農民長遠的安生立命的需要，隨著時間的消逝，農民對于補償金的過度、過快的不合理使用，補償金很快就花費殆盡，生活即入困境，形成新的貧困、弱勢群體。農民擔心工作無著落，社保無份，后顧之憂的出現直接導致心理問題的產生。

筆者認為失地農民已經成為中國最弱勢、最缺乏保障、最邊緣化的群體，成為了影響我國社會穩定的巨大不安定因素，如何幫助解決和處理好失地農民社會心理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

四、解決失地農民心理問題的對策建議

筆者認為，解決失地農民社會心理問題應主要從失地農民自身和基層社區黨員干部兩方面著手，究其原因，一面心理問題攜帶者，另一面是具體征地工作的實際操作者。

（一）失地農民自身的調節

西方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的最高層次表述為“自我實現”的需要。實際上，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離不開自我的心理調節。人只有依據外在環境的要求，有目的地、合理而有效地進行自我心理調節，才能真正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因此，被征地農民在走向市民化的過程中，其心理自我調節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基層社區黨員干部的疏通引導

基層社區黨員干部一方面作為黨在農村最直接的實踐者、宣傳者，是黨的政策在農村得以實施的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另一方面基層社區黨員干部又是聯系上級政府與廣大群眾的紐帶，與失地農民的聯系最為直接、密切，充分發揮其先鋒模范的帶頭作用，情系農民，實屬必然；再者，長期以來，基層社區黨員干部作為農村管理的重要力量，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這些經驗實屬寶貴，有些經驗的取得，甚至也是以血和淚的付出為代價的，不是農村工作的具體實踐操作者，更不會有切身的體會。

當一名為人民服務的公仆不容易，當一名情為民系、利為民謀的基層農村干部更是不容易。因為，這些基層社區黨員干部面對的是一個個具有自己鮮明的獨特的思想的農民，而要耐心地講說，用心良苦，有時候卻達不到預期的目標，甚至會適得其反。但正因如此，才更迫切需要我們的基層社區黨員干部去疏通、去引導。

五、結束語

時代畢竟是不會逆轉的，現代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城市化進程，而城市化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因而，促進被征地農民順利完成市民化道路，情系失地農民之心理，切實幫助失地農民完成其社會心理的轉化，讓失地農民共享城市化發展的成果，進而加快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的步伐，現實而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