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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反映了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這種新認識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實踐基礎，各地在和諧社會建設方面的豐富實踐和積極探索，都為這種新認識的形成做出了貢獻。今年，我們到浙江進行調查，感到該省在和諧社會建設方面的一些做法，有較大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落實科學發展觀反映了浙江在新階段的發展要求

2005年，浙江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是全國率先進入人均GDP3000美元發展時期的省份。浙江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經濟社會結構已發生深刻的變化，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新階段。針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浙江更加注重協調發展。在城鄉協調發展方面，把解決城鄉分割、農工分離的難題作為突破口，打破城鄉二元體制，2005年頒布了《浙江省推進城鄉一體化規劃綱要》，加快了城鄉一體化建設步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2004年實現了近5年來的首次回落，由2003年的2.43：1縮小到2.39：1。縣域經濟的發展成為縮小城鄉差別的基礎，在2005年全國百強縣名單中，浙江的上榜縣(市、區)有30個，數量連續三年位居全國之首，全省超過1/3的縣(市、區)躋身全國百強。在區域協調發展方面，有106個欠發達鄉鎮與沿海發達地區106個發達鄉鎮“結對”共謀發展，眾多發達地區的產業加速向欠發達地區梯度轉移，使得欠發達地區經濟呈現跨越式發展，百姓收入有了明顯提高。2005年，浙江省級重點扶持的211個欠發達鄉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都高于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幅，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1500元的村由2003年的556個減少到300多個，1000元以下貧困人口發生率由7.8%降為5.9%。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不斷加大社會建設和社會事業的投入，逐步改變了以往經濟發展腿長、社會發展腿短的局面，社會發展水平得到了較快提升。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3年全國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評估，浙江社會發展綜合水平已列全國第3位，位居上海、北京之后。

二、加強社會建設是浙江對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浙江經濟已經形成規模，市場發育日益成熟。政府在處理與市場的關系方面，已經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建設在推動浙江深入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浙江過去致力于發育市場，現在更加注重發育社會。政府通過擴大公共服務、購買服務、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發展社會事業等方式，大大增強了調控能力和服務能力，形成了小政府大服務的格局。我們在調查中感到，地方政府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觀念，即政府、市場、社會是三種不同的運行機制，關鍵是要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在保證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浙江發展社會事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加強公共財政建設的同時，鼓勵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參與發展社會事業。這些年來，溫州、臺州、義烏、蕭山等地，紛紛將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引入社會發展領域，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興辦教育衛生等事業。2004年，浙江成為全國各省區中第一個基本普及15年教育的省份，流動人口適齡子女的入學率達96%，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30%。在公共衛生事業方面，浙江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84.18%，衛生戶廁普及率達到65.75%。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面，浙江也認識到，隨著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快速增加，社會管理的難度大大增加。浙江認真總結推廣“新楓橋經驗”，重視把問題解決在基層的體制機制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全國社會安全感調查中，浙江排在前面，不是偶然的。適應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變化，浙江加快城鄉社區建設，加強對社區居民自治功能的整合，發揮社區在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等方面的作用，構建社會基層的新型社會管理網絡。浙江在鄉村社區建設中把“中心村”放在重要位置，堅持因地制宜，加快推進村莊整治和建設，推動農村社區服務業和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使現代服務業的網絡向農村新社區延伸。隨著組織結構和就業方式的變化，浙江積極探索社會管理的新方法，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發揮社會的自組織能力。浙江目前民辦非企業單位達8000多家，在全國位居第二，絕大多數民辦非企業單位都屬于教育、醫療類組織，提供了近9萬個就業崗位。

三、共同富裕是浙江發展道路的一個新特點

通過發展人人創業的“老百姓經濟”，浙江走出了一條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新路。主要表現在:與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都較小。比如，從社會收入差距看，浙江2003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是0.40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城鄉差距看，2004年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是3.2：1,而浙江是2.4:1；從地區差距看，浙江的欠發達地區人口和農村貧困人口比例遠低于其他發達省份，即便是浙江欠發達的麗水和衢州地區，其農民人均收入也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另外，浙江正在積極推進統一公務員的工資工作，如浙江的義烏，公務員統一了工資水平，全部取消小金庫和單位化的獎金、津貼，同一級的干部，在財政部門和檔案部門工作，工資水平是一樣的，而且各地方機關聘用的司機、清潔員等，工資水平也是統一規定的。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自1986年以來已連續19年位居全國各省區之首，浙江在1997年摘掉了最后一個貧困縣的“帽子”，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貧困縣的省份。與此同時，中等收入人口的比重不斷擴大。浙江是外來農民工較多的一個省份，到2004年，浙江流動人口達1200萬左右。浙江現在在發展中更加注重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使他們真正融入城市和本地生活，不斷提高生活質量。在這方面，浙江重點抓了三項工作：一是建立農民工公寓，使數百萬農民工住上了廉租公寓。二是為農民工建立“三級機構、四級網絡”的就業服務平臺，免費為本地和外來農民工服務。三是保障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權利，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浙江的58萬農民工子女中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比例達到96％，其中2/3在當地公辦學校入學，民辦學校則作為補充。

四、編織社會保障安全網，為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浙江人期望走在全國前面的意識很強烈。過去到浙江調查，這種走在前面的意識，主要表現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這次在浙江調查，發現這種走在前面的意識，開始表現在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方面。人們似乎已經普遍意識到，健全社會保障安全網，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浙江持續穩定發展的社會基礎。浙江社會保障實行“全覆蓋”的重點，是生活困難群體和農村。浙江各地根據實際的財力，采取了形式多樣的辦法，在農村積極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養老制度、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無助老人集中供養制度、失地農民保障制度等。早在1996年，浙江就把農民列入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在全國率先建立了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4年，浙江60多萬城鄉低收入人口享受了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其中51.4萬是農民。浙江的農民養老保險工作也是走在全國前面的，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家庭小型化，農民養老越來越難以單純依賴土地和家庭。從1995年開始，浙江省在農村實行自我保障為主、自助與互濟相結合、儲蓄積累式的個人帳戶養老保險制度。隨著《浙江省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條例》的實施，目前已轉移到二三產業就業的57.5%的農村勞動力，也包括就業的外來農民工，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職工養老保險的范圍。浙江還在全國率先建立了以縣為單位的大病統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頒布了《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意見（試行）》，至2004年底，全省已有81個縣（市、區）建立了這一制度，現在要求到2007年所有的縣都要建立這一制度，覆蓋到80%以上的農戶。寧波市農民大病統籌的籌資額每人每年達到了60元—90元，是目前全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人均籌資最高的地區之一。浙江還較早實施了保障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和就業安置的辦法，2002年浙江出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對現有征用制度進行改革，要求合理確定征地補償標準，及時支付征地補償費用，完善土地征用補償安置辦法，加大被征地農民就業工作力度，建立健全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所需資金，按政府、集體、農民各出一點的原則解決，市、縣政府承擔的費用可在土地出讓金收入中列支，集體承擔部分可從土地補償費中列支，個人承擔部分在征地安置補助費中抵交。這種“土地換社?！钡闹贫龋拐憬切┦ネ恋氐霓r民有了基本生活保障，農民對土地應有的權益開始得到更多的補償，到2004年底，全省有139萬被征地農民納入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障。目前，浙江已基本建立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民工養老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孤寡老人集中供養等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沒有社會保障的狀況在浙江已經基本結束。

全國各地的發展實踐是豐富多樣的，各省市區都有一些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經驗，浙江的做法是一個組成部分，但給了我們很重要的啟示。這就是實踐經驗表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確實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已經成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