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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言格式范文第1篇

關鍵詞：詩歌 語言 形象性

語言是各種藝術創造形象的基本手段，繪畫語言是用線條、色彩在平面上創造有主體感的形象，音樂語言是用音符和旋律創造訴諸人們聽覺的形象，舞蹈語言是用人體的動作創造訴諸人的視覺的形象。文學語言是以文字為手段創造文學的形象，作為文學最高樣式的詩歌，是至精至純的語言，詩歌的語言藝術是最高的語言藝術。任何文學藝術的語言都要講究語言之美，詩歌的語言更需要追求語言的美感。

詩歌語言美的第一要素是形象性，亞里士多德指出：“荷馬常賦予無生命事物以生命……其出色之處，就在具體生動之效果。”與歐陽修齊名的北宋詩人梅堯臣認為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仿佛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詩歌語言的第一美質是形象性。

我們不妨看三聯詩：韋應物《淮上遇洛陽李主簿》：“窗里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居易《途中感秋》：“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明代謝榛在《四溟詩話》中這樣評價：“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為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于言表。”三聯詩中，白居易的詩比韋應物的詩形象生動，因為白詩的“黃葉”、“白頭”具有鮮明的色彩感，但兩詩仍只是簡單的比況，司空曙的詩“雨中”、“燈下”，比中有興，有色彩，有音響，環境氣氛的渲染更勝一籌，詩的語言更具鮮明的形象性，能激發讀者更豐富的美感。

所有文學樣式的語言都要求具有形象性，這是文學創作的共同規律，但作為最高文學樣式的詩歌，其語言的形象性有著特殊的基本要求，即動態美、色彩美。

動態美。萊辛《拉奧孔》：“詩想在描繪物體美時能和藝術爭勝，還可用另外一種方法，那就是化美為媚，媚就是動態中的美。”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早就有運用，如《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中描繪了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前五句分別以五個比喻來描繪女子的身體部位的美好，是一種客觀靜態的描寫。美具有很強的主觀屬性，這種客觀、靜止地描繪很難給所有讀者傳達出一個美女形象。最后兩句以動態的語言描繪了人物的動態，一寫巧笑倩麗，二寫秋波欲流，這樣，一個古代美女形象馬上顧盼神飛、呼之欲出了。

詩只有描繪事物的動態才能形象化，才能傳達出生動傳神的形象，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我國傳統詩歌美學為什么強調煉字，特別是動詞的錘煉，就是名詞、形容詞也常常使其兼有動詞的性質和作用。“語不驚人死不休”、“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是古代詩人們在創作上對煉字的自我期許和無奈自嘲。優秀的詩人總是力圖避免平板的靜態的說明和敘述，而努力將靜態的形象化為動態演示的化美為媚的意象。六朝何遜《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詩》中有一聯：“薄云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甫在《宿江邊閣》將其化為：“薄云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清代仇兆鰲在《杜詩詳注》中說：“何詩嘗在實處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轉換一二字間，便覺點睛欲飛。”之所以點睛欲飛，是因為“宿、翻”兩個動詞主要是用在人身上，從而把云、月人格化了，意象自然就更生動傳神了。

可以說擬人手法是使詩歌意象具有動態美的基本方法。如賀知章《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詩人一反前人寫法，不以楊柳的細柔形象來形容美人身材苗條，而是用擬人的手法，讓楊柳化身為美人“碧玉”出現，栩栩如生地刻畫出楊柳的婀娜多姿。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詩人細膩生動地描繪了春夜雨景，并以擬人化的手法，寫出了夜雨的神奇，喜悅之情躍然紙上。再比如杜甫《月》：“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明”本來是形容詞，作者在這里讓它兼有動詞的作用，使得樓臺燈火在暗夜和水波的反襯之下，更富于動態美。此外，這一聯詩中的“吐”字用得極妙，將月亮在山谷間慢慢升起的情景描繪得極富動態美，這種表達效果也主要是由于擬人手法的使用。杜甫此處“吐”的使用 對后世很多詩人都很有啟發：鄭板橋《江樓》：“夕陽開一半，吐出望江樓。”余光中《尋李白》：“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色彩美。詩歌語言的生動形象性不僅要表現出事物的動態，而且要表現出事物的色彩。詩歌是語言藝術，雖不能如繪畫直接以色彩描繪客觀事物，但可以用表示色彩的文字的虛摹，來引起讀者對于色彩的美感聯想。集詩書畫三絕于一身的蘇軾評王維《藍田煙雨圖》說：“味摩潔之詩，詩中有畫；觀摩潔之畫，畫中有詩。”在西方文藝理論中，古羅馬賀拉斯就提過：“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的觀點。我國現代著名詩人聞一多在《詩的格律》中提出新詩要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他的詩作的語言是很注意色彩的呈現，如《靜夜》：“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收回》：“拾起來，還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死水》：“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霉菌給他蒸出些云霞。”

贈言格式范文第2篇

關鍵詞:制度變遷;經濟增長;內在關系;實證檢驗;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18―09

標準的經濟增長理論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變的,所以無法認識到制度變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那么,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社會和制度變革作為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因?為什么在資源､人口､技術都沒有巨大變化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為什么有些貧窮國家在最近的幾十年里能獲得快速的增長,而有些國家卻仍在零增長線上掙扎?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研究來試著說明這一問題｡

一､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回顧

人們對于當今經濟增長模型批評最多的是,模型在強調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作用的同時,卻忽視了制度要素｡諾斯在評價內生增長模型時指出:“這些模型都取決于一個能驅動模型的暗含的激勵結構的存在,如果不將制度中派生出來的激勵結構作為這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研究對我來說將是一個無結果的試驗”｡[1]諾斯從制度安排的]進角度,提出了經濟增長由制度“啟動”的論斷,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為解釋和比較不同制度或體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變遷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它揭示了制度的動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從目前來看,關注制度與增長間關系最多的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研究制度與增長間關系的必要｡當然,其他一些主流學者也從相關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如Schulley的經驗研究就證明了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Jones and Keeper則用考慮有制度背景的影響模型和實證檢驗突出了這一點;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發現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兩者并不能截然分開;而lener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Tomell和Eicher分別從產權制度和制度實施效率這個角度分析了內生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2][3][4][5]

除了國外學者的研究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在考慮制度與增長間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關系｡如盧荻､沈坤榮､張軍､林毅夫和雷欽禮等學者都對該問題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們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易于在短期內被人們觀察到,而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表現不明顯或者不易衡量,這可能是許多經濟學家忽略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們還從不同的視角考慮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內生增長模型來進而揭示制度與增長的關系,如雷欽禮在其博士論文中做了一個嘗試;劉紅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澤填等青年學者也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和嘗試｡[10][11][12][13]但總的來看,關于制度和增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還是一個不清晰的問題,本文就想換一個思路,通過檢驗當代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來揭示這一問題｡下面,本文就通過把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當作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來探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二､轉型指標的設定及量化標準

把經濟體制轉型作為制度變遷的實例來研究,首先必須量化轉型指標｡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編制的改革進展指數(IRP)指標體系中,包括了企業､市場與交換､金融體制和法律改革4個領域的共10項指標｡在世界銀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報告中,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進展與評估是分類獨立進行的｡[14]世界銀行對經濟轉型的評估集中在四個領域,分四大類著手考察,它們分別是自由化､財產權和私有化､機構以及社會政策｡

盧中原､胡鞍鋼選擇了投資市場化指數､價格市場化指數､生產市場化指數､商業市場化指數四個單項的市場化指標｡[15]國家計委課題組是從商品市場化程度和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進程測算向市場體制轉型的程度,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按勞動力和資金市場化程度考察,勞動力程度由市場化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決定,資金市場化程度由銀行信貸資金的市場化程度來近似反映｡陳宗勝等學者通過對企業､政府､市場三個方面的考察來測度市場化進程[16]｡

在構造轉型指標時必須做到科學性和可行性的結合,即所構建的轉型指標應該能夠較好地反映出轉型的實際進程和結果｡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呈現的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同步的,這種耦合的趨勢可以很好地揭示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經濟轉型)的內在關系｡在刻畫中國經濟轉型的指標方面,我們參考世界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7]､陳宗勝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并結合國內外其他相關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把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量化指標確定為以下四個方面(見圖1):

(1)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本文用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中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來表示｡公式如下:NL:非國有工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工業總產值(或增加值)｡

(2)市場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們選取投資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即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投資”三項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ML=(外資+自籌資金+其他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

(3)對外開放程度(OL)｡反映經濟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公式如下:OL=(GDP-進出口總額)/GDP｡

(4)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GL)｡我們以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的變化程度｡

參照ERBD對改革進展指數(IRP)編制所設定的權重系數和國內､外學者對上述指標重要性的排序情況,我們設定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NL)､市場化程度(ML)､對外開放程度(OL)和政府干預程度(GL)對轉型進展的刻畫重要性分別為:0.4,0.4,0.2和0.2｡那么轉型進程綜合指數(TL)可以表示為(見圖2):

三､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

我們可以用圖3來表示經濟增長指數與經濟轉型進展指數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僅從圖中很難確定二者之間內在的關系,下面我們通過對二者之間進行協整和因果關系檢驗,來進一步確定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經濟增長指數是指把GDP以1978年設定為100計算的各年可比價格比增長指數)｡

本文的實證檢驗分4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確定時間序列lnGDP(GDP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和lnTL(經濟轉型進程指數數據的自然對數形式)的平穩性;第二,確定lnGDP和lnTL之間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第三,采用格蘭杰因果性檢驗考察lnGDP和lnTL之間的因果關系;第四通過VAR模型進一步驗證二者的內在關系｡本文所有檢驗結果均使用Eviews4.0計量經濟分析軟件進行了多次回歸分析而得｡

1.變量平穩性檢驗

數據選取本文采用前文計算的經濟轉型進程綜合指數和歷年經濟增長指數的變化數據作為樣本數據｡lnGDP和lnTL按照有關數據計算而得,其中,以上2個變量均取自然對數,是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樣本空間確定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對中國整個經濟轉型期做一個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將利用單位根檢驗來確定lnIF和lnFDI兩個變量的平穩性,具體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為

按照AIC最小值法則選擇最佳滯后期項數(2期),見如表2｡從VAR模型擬合結果也可以看出(見表3),經濟轉型確實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一種較弱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的時間較長,且不會在短時間內衰減;而經濟增長卻是經濟轉型的內在決定因素,并且這種決定因素會在較短時間內衰減｡

LnGDP(經濟增長)與LnTL(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單向因果關系,這從表1和表2的檢驗結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長期均衡增長關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故GDP與TL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由表2和表3知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是帶動經濟轉型的格蘭杰原因,而經濟轉型并不是引致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二者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說明,雖然經濟轉型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但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確實能有一定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如滯后1期與滯后2期影響系數比較接近)｡

四､結論與啟示

很多人認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決定作用,如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現象｡但我們通過二者的內在關系分析卻發現,結果恰好相反,正是經濟增長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變遷決定經濟增長｡這也說明諾斯的推論是有疑問的｡當然,經濟增長與經濟轉型之間存在的協整關系也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卻不是決定性的｡

我們再透過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轉型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經濟轉型問題上提倡“華盛頓共識”的學者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而市場無疑是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過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場化的策略,轉型國家可以在較短時間內成功走向市場體制｡但事實證明“華盛頓共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為轉型而轉型”的狹隘目標以及忽略增長取向的實現途徑上｡本文的研究也說明,經濟增長對經濟轉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同步考慮,只有在增長中來推動轉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這正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內在涵義｡

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增長而重視制度創新是必要的,但過分倚重制度創新來達到經濟增長的決策是沒有根據的｡制度變遷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說明在推動經濟增長中僅靠制度變革是行不通的,必須通過制度變革達到提高有效勞動､資本存量和技術進步改善才能達到｡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關系和VAR模型關系也說明,在經濟增長中制度變遷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這種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并且制度因素還會通過對其他增長因素的影響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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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3]RODRIK, DANI.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40.

[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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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盧荻.變革性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的結構與制度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7]沈坤榮.體制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增長[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8]張軍.增長､資本形成與技術選擇:解釋中國經濟增長下降的長期因素[J].經濟學季刊,2002,(1).

[9]林毅夫,劉培林.經濟發展戰略對勞均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基于中國經驗的實證研究[C].林毅夫發展論壇討論稿,2002.

[10]雷欽禮.制度變遷､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11]劉紅,唐元虎.現代經濟增長:一個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J].預測,2001,(10).

[12]皮建才.制度變遷､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一個分析框架[J].公共經濟研究,2005,(5).

[13]王澤填,盧二坡.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C].廈門大學2005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國際研討會交流論文,打印稿,2005.

[14]世界銀行.1996年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M].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96.

[15]盧中原,胡鞍鋼.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J].經濟研究,1993,(12).

[16]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馮舜華等.經濟轉軌的國際比較[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贈言格式范文第3篇

關鍵詞:數據結構;增量模型;教學改革

數據結構是計算機學科中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1]。它通過數學基礎而建構起來,同時又是計算機科學深入學習研究的先導知識與實踐的必備工具。因此,高校計算機教學中往往將它安排在最初的幾個學期中。然而此時學生尚未對計算機學科知識體系及該課程的重要地位有一個清晰的了解,故往往重視不夠,等到需要時就捉襟見肘,難以進一步深入學習。

筆者通過多年教學實踐發現,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學習興趣的激發與持續促進[2]。

1現行實驗教學中問題的分析

計算機是一門實踐的科學,單純的理論教學往往不能達到好的教學效果,而實踐是推進理論學習的重要手段。長期以來,實驗教學的問題較之課堂教學顯得更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 在實驗教學中,如果學生對數據結構不理解,很難動手編程。

2) 老師會給出若干編程題目讓學生編寫設計,而學生為了應付老師的檢查,相互抄襲拷貝,上網查找下載,使得上機實踐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3) 隨著課堂教學的推進,實驗課程要與之同步。但是隨著數據結構課程內容的深入,難度與代碼的復雜程度也越來越大,一次實驗課程很難完成,最終造成實驗課程影響了理論教學的進度,學生無法完成編程,實驗教學的效果便無法保證。

4) 以往的實踐教學所使用的題目多是抽象數據操作題目,枯燥且彼此缺乏聯系,學生容易讓學了后面忘了前面。

綜上所述,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學生學習興趣尚未激發。由于學生對課程的重要性理解不夠,重視不夠,學習態度消極,許多知識處于知與不知之間,一旦動手操作,問題就出現了。

2) 學生學習心態有待調整。由于課程多安排在最初的幾個學期中,學生在為什么學習上思考的不多,加之寬松的學習環境,學生往往為新鮮多彩的大學生活與易學有趣的應用技巧所吸引,對于相對枯燥的數據結構很容易失去興趣,使得編程窮于應付。

3) 傳統的教學模式削弱了知識的聯系,降低了學習的樂趣。在很多課程教學中,為了減少其他知識點的干擾,都極力使用一種與其他知識點聯系最少的描述以及與之對應的相關練習題目。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簡化知識要點的目的,但也使得每一種數據結構與算法的編程相互獨立,削弱了互相借鑒的基礎。

2數據結構實驗教學中增量模型的引入

由上可知,教學模式的改革和學習興趣的培養是改善實驗教學環節的兩個重要因素,二者相輔相成。好的教學改革是為了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進而取得好的學習效果;而學生學習興趣提高、積極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是教學改革的前提與改革成敗的重要指標。高等教育不同于“授之以魚”的初、中等教育,它的教學更傾向于“授之以漁”的方法與思想,應該引導學生自主的去學習探索,故此高校教學改革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的探索方向,提高學生自主學習創新的能力。

在實際教學中,通過老師對課程緒論的介紹與提示,不少學生一開始信心滿滿,但隨著課程的深入,學習熱情與興趣都打了折扣,因此如何維持高漲的學習興趣也是課程教學改革要思考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抽象且相對分散的知識點,有待激發且不易保持的學習熱情,如何將二者在改革中集中解決,這便要求我們引入新的思路。

2.1增量模型的基本思想

20世紀70年代,軟件工程學得到快速發展。它應用現代工程管理方法,規范軟件產品壽命周期過程,對過程實施嚴格控制。軟件工程提出的瀑布開發模型廣受各方認同,成為軟件項目開發的標準方式。但在開發過程中,人們終究難以接近理想目標,在需求說明難以完善明確的情況下,往往由于問題獲取上的偏差造成項目開發最終的失敗[3]。

為了克服瀑布模型的局限性,使開發過程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可修改性,于是產生了增量模型。增量模型和瀑布模型之間的本質區別是:瀑布模型屬于整體開發模型,它規定在開始下一個階段的工作之前,必須完成前一階段的所有細節;而增量模型屬于非整體開發模型,它推遲某些階段或所有階段中的細節,從而較早地產生工作軟件[4]。

增量方式包括增量開發和增量提交。增量開發是指在項目開發周期內,以一定的時間間隔開發部分工作軟件;增量提交是指在項目開發周期內,以一定的時間間隔增量方式向用戶提交工作軟件及相應文檔。根據增量的方式和形式的不同,分為漸增量模型和原型模型。

2.2引入到實驗教學中的可行性分析

將一種軟件工程思想引入到教學中來看似困難重重,但是通過觀察分析可以發現,在數據結構實驗教學中,增量模型的思想引入會對實驗教學中知識點的導入和學生興趣的激發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實驗項目,利用原型或者增量構造的方法,在逐步為項目添加新功能的同時將所學的知識點一一添加進來,由于所有的編程都是朝同一個開發目標進行的,使得學生在完成新的功能時還要適當回顧前面的知識,而為了更好地完善程序又會自覺學習新的數據結構方法,這樣實驗教學就具有了持續的驅動力。

這種構想主要是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1) 數據結構實驗過程與軟件開發過程具有極高的相似性。

實驗課的實施過程大體可以描述如下。

(1) 教師給出題目的描述及要求。

(2) 學生思考、分析題目,設計編碼或程序框架。

(3) 上機編碼,調試。

(4) 提交程序,完成作業。

這正與“客戶給定項目要求―分析人員與設計人員進行需求分析與系統設計―程序員和測試人員完成編碼與測試―開發工作完成,提交最終的軟件與文檔給用戶”的軟件開發流程有相似的對應關系。這也使得利用軟件工程思想來完成實驗的過程控制具有形式上的可行性。

2) 增量開發模型允許用戶需求逐步添加,使得在數據結構中隨著新的內容的學習將知識點逐個添加進來成為可能。

3) 數據結構課程中涉及的各種數據的結構與方法是高度抽象的,其適應的對象相當廣泛,我們在設計實驗時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間。

故此,引入增量開發模型到數據結構實驗教學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實驗教學中增量開發思想的設計

雖然如前文分析,引入增量模型到數據結構實驗教學中具有可行性,但這種方法畢竟是新的嘗試,教師需要對各部分知識點進行重新認識思考,找出一些盡可能多連綴知識點的思路與實例。筆者在實踐中將實驗構造與實施的過程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 知識的梳理。數據結構是數據對象,以及存在于該對象的實例和組成實例的數據元素之間的各種聯系。主要的數據結構包括線性表、樹、圖、集合等,每類數據結構又包括若干具體的數據模型,如線性表包括順序表、棧、隊列等[1]。搞清楚這些數據結構各自的特點與建構在其上的屬性與數據操作方法是實驗設計的第一要務。

2) 實驗包含知識點的規劃[5]。雖然實驗中的知識點是隨著教學進度逐個添加的,但是為了達到增量的可持續添加,我們必須在所有實驗實施之前對教學涉及到的知識點進行分析,有一些特定用途的數據結構(如線索二叉樹等)應根據其特性為其設計應用。我們希望一個項目框架可以貫穿更多的知識點,但同時不要奢望一個實驗項目涉及所有數據模型,只要一個實驗框架可以涵蓋每類數據結構(或是章節)中的一種或幾種典型數據模型就可以了。

3) 賦予實驗項目一定的意義。在教學中,我們常可以聽到學生諸如“這個題目是什么意思”、“這種數據結構有什么用”之類的提問。雖然我們講授的是一種抽象的數據模型思想,但是形象的事物對象有利于加深學生的理解。添加了具體事物的描述也拉近了學問與實際生活的距離,增加編程的趣味性。

4) 實驗項目的描述與功能模塊的劃分。實驗題目的設計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重要環節,題目在設計上要貼近學生熟悉的現實生活,使學生感受到實驗題目具有現實意義,是自己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并且有興趣有信心用計算機編程去實現、體驗它。實驗教師將問題細化,并根據事務的要求與某種數據結構對應起來,構成一個個功能的增量模塊。

5) 注意功能增量的釋放與模塊間的銜接引導。增量開發模型是將功能模塊以增量的方式逐漸添加到項目中去的。在實驗教學中,我們將功能模塊一個個釋放給學生,可以激發學生的求知熱情,從而保持其求解問題的興趣。我們設計實驗項目的目的是服務于教學,所以如何將功能的增量模塊釋放給學生就是一個主要考慮的問題。

6) 從學生作業中選取最優的進行講解并下發給學生作為下次實驗編制的原型系統。我們知道,只有不斷地得到自身或外界的激勵,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才能保持[6]。每一次原型從學生作業中選取,對學生是極大的肯定與激勵,同時也會激發其他學生競爭的熱情。此外,通過對學生作業的閱讀,可以發現他們的問題,尤其是一些共性問題,有助于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此同時,選取周圍同學的程序,由于思維層次與問題理解程度相近,故更容易被理解與修改。

4結語

通過將增量的開發方式融入到教學中,學生普遍對數據結構編程產生了興趣,對如何完善一個項目具體問題進行探索研究。當然,這種模式只是一種探索性嘗試,存在著項目設計和選取、模塊定義等方面的困難。用一個項目貫穿整個學期的數據結構實驗教學往往不易實現,對多項目在教學中的交錯穿行管理也有待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1] 嚴蔚敏,吳偉民. 數據結構(C語言版)[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 汪沁,奚李峰,楊秀金. 基于數據結構實驗的探討和研究[J]. 中國教育信息化,2007(4):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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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Data Structure Experimental Teaching Based on Increment Model

YIN Meng-jia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Xiaogan University, Xiaogan 432000, China)

贈言格式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會保障 經濟增長 比較 啟示

經濟長期增長中社會保障作用的理論探討

（一）政治經濟學角度的理論分析

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水平，反過來社會保障對經濟長期增長也具有重大影響，其本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社會保障在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情況下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和改善社會福利，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配置相應的經濟資源，并制定相應的社會政策目標，有利于促進經濟長期增長；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則將阻礙經濟長期增長，損害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乃至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二）西方經濟學角度的理論分析

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它通過減少不確定性降低生產和勞動力市場調整進程中的交易成本，并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勞動報酬的相關風險，改善人力資本投資的條件。同時，缺乏再分配體制的完全競爭市場體系無法保證收入和消費在理性經濟人之間的公平分配，通過社會保障再分配機制可以熨平市場機制在公平方面的短板。社會保障如果過度，市場經濟效率就會受到因承受過多社會風險的損害。另外，從哈羅德-多馬模型來看，積累是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社會保障可以影響到資本積累，并改變勞動者收入配置、影響社會消費和儲蓄，從而對經濟長期增長產生促進或阻礙作用。

（三）社會保障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機理

一是通過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促進經濟長期增長，促進經濟社會調整和結構變革，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創造市場機制發揮功能的良好環境，特別在社會危機期間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二是通過社會保障收支規模變化調節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三是通過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發揮宏觀調控功能。四是從長期來看社會保障有利于擴大內需，從而有利于發展經濟和擴大就業，并起到平抑經濟增長周期的作用，形成經濟長期增長的良性循環。

德國與希臘經濟增長表現的比較分析

（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較

圖1顯示，新世紀以來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經歷了兩個周期，并分別在2003年和2009年達到最低谷，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0.2%和-5.1%，雖然增長率不高但總體上優于歐元區指標，昔日因為經濟增長緩慢而被稱為歐洲“病人”的德國反而成為歐洲經濟發展的支柱和引擎；同時期的希臘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2007年之前均保持在4%左右這一相對較高的增長水平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一直處于下滑狀態，并從2009年起進入負增長區間并深陷其中。希臘國內生產總值在2009年之前均超過德國，但2009年之后這一形勢發生逆轉，不但遠遠低于世界整體增長水平，還大幅度低于歐元區增長水平。從波動幅度的比較情況來看，德國除2009年之外基本保持相對穩定的增長率，其穩定性總體上高于歐元區；希臘則整體處于下降趨勢，從2004年開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2010年開始低于歐元區平均水平且差距較大。

（二）失業率的比較

由表1可知，德國失業率整體波動不大，除在2003-2005年經歷經濟衰退時高于10%以外，其余各年度失業率均在10%以下，在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德國失業率不升反降，2011年甚至達到5.9%的最低水平。希臘大部分年度失業率在10%以上，特別2009年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失業率更是直線飆升，2012年達到22.6%的高水平，2013年8月更高達27.6%，是歐元區平均失業率的兩倍多。比較德國與希臘數據，德國除在經濟衰退時期失業率略高于希臘外，大部分年份的就業數據均大大優于希臘。

（三）希臘債務危機基本情況

2009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希臘進行了大規模援助，迄今希臘已經獲得了大約2150億歐元的信貸援助，第二輪希臘救助計劃應于2014年底結束，這是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歷史上對一個國家成本最高的財務援助。為了滿足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援助條件，希臘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緊縮計劃，但激進的緊縮政策和經濟改革使希臘走到社會瓦解的邊緣，希臘在接受救助的同時還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債務違約，最后不得不通過債務重組抹去1000億歐元以上的政府債務。2013年7月統計的希臘政府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接近180%，經過兩輪救助后的希臘財政仍然需要救助貸款才可能勉強維持。前兩輪希臘救助計劃實行效果欠佳，需要新的經濟援助已在國際社會的意料之中。

德國、希臘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一）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應是一個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地修正和完善的動態過程，必須隨著一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而改革和調整，以消除弊端及其對經濟的負面作用，才能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是否正相關，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是否合理與適度，而改革是使社會保障制度趨向合理的惟一途徑和發展方向。其中最關鍵的是“適度”問題，衡量是否符合恰當的“度”的標準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國家福利在實踐上是為了更有效調節、調控經濟，而不是為了最大限度實現社會福利經濟。社會保障改革的合理性，不僅影響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轉，而且還將直接影響到經濟的長期發展。

（二）德國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隨著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德國社會保障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社會保障覆蓋范圍涉及到各個階層，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成為一個廣保障、高福利的國家。2003年初施羅德政府開始醞釀“2010年議程”的改革計劃，并于2004年全面啟動該項計劃，大幅度地改革德國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削減社會福利保障，包括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政策進行改革，構建完善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在醫療領域引入更多的競爭機制，增強公民個人醫療的自我責任感意識，規定只有領過失業保險津貼者方能領取失業救濟金。二是改革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包括調整解雇保護政策，設立個人服務代辦處和職業介紹中心，鼓勵自主創業，允許從事“微型”工作、重點關注長期失業者等。此后的默克爾政府基本延續了上述政策，并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根據形勢需要適時推出“短時工作制”，不僅保障了私人消費能力，而且在經濟好轉、訂單重新出現時企業能有足夠的高技能工人。

德國上述被稱為“經濟節制主義”的社會保障改革強調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個人責任，在分配制度上通過政府的干預克服收入和分配上的不公平，改善了勞動力市場，促進了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創造了德國安定的經濟建設環境，重新激活了德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不管是面對全球金融危機還是近年來歐洲債務危機，德國經濟始終保持平穩運行態勢，經濟層面受的消極影響比其他福利國家要小得多。不可否認，德國在經濟發展表現逆勢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動推進和全方位實施的社會保障改革。

（三）希臘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增長的關系

希臘實行的全面福利制度對于維持社會和平和政局相對穩定，為經濟長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經濟增長放慢和公共稅收減少，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遇到困難；由于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養老保險的現收現付籌資模式出現了問題；較高的福利保障影響到勞動創造的積極性，客觀上形成“養懶罰勤”的逆向激勵效果，主動失業群體也日益龐大，社會保障的高福利性對希臘經濟長期增長造成的負面影響越來越突出。但由于社會保障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且希臘沒有相對有效的民主制度集中控制社會進程，因此希臘政府推行社會保障改革舉步維艱。為了維持超越自身經濟承受能力的高福利制度，希臘不得不負債運轉，最終導致積重難返，長期積聚的高赤字、高債務風險迅速演變為債務危機。希臘自爆發債務危機以來不斷地發生以反對削減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改革為訴求的全國性。希臘當前的經濟社會形勢可以概括為：社會保障隱形債務逐步顯性化拖垮經濟發展，理應作為“危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的社會保障改革反而成為觸發經濟社會危機的導火線。

兩國實踐對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啟示

從德國、希臘社會保障與經濟長期發展關系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否健康、增長潛力是否強勁，不僅要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狀況等經濟發展指標情況，還要分析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及運行情況、社會福利開支及增長趨勢等。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社會保障體系大體均衡或總體上平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方有可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否則發展就缺乏后勁或者說是不可持續的，過度的社會保障反而不利于經濟增長。建立與一國的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能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框架正處于建立完善期，將社會保障框架建立與改革完善一并進行，其目標是實現我國社會、經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從而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基礎和條件。

因此，要發揮社會保障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積極作用。社會保障與個體消費及總體消費、短期經濟增長率及長期經濟增長率密切相關，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這一社會“穩定器”和“安全網”，從而有效疏通社會保障刺激消費、內需的機制。要加強對提高居民預期未來收入、當期實際收入以及居民消費傾向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投入，有重點地選擇提高預期未來收入保障措施，提高居民總體消費的民生保障支出。要加大對醫療衛生、廉租房、教育、人力資源配置、扶貧開發等的投入，發揮社會保障的消費乘數效應。

處理好社會保障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最重要的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社會承受力較差、企業競爭力較弱，社會保障水平不能過高，要在重視社會保障對經濟長期增長積極作用的同時，充分考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性，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的關系。社會保障的剛性和不可逆性決定社會保障要慎重，特別要處理好福利水平與經濟承受能力之間的關系。現階段我國更適合走循序漸進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之路，即根據國家經濟發展實力和政府財政收支狀況靈活調整福利支出，積極穩妥提高社會保障標準和水平，在兼顧經濟可持續發展前提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參考文獻：

1.張盈華.社會保障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贈言格式范文第5篇

[關鍵詞]旅游；新業態；非正規就業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從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間。這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失業率維持穩定主要是中國國企愿意容納過剩工人。根據他們的調查，雖然目前國企過剩員工的絕對數量并不大，但比例卻相當高1。許多產能過剩的行業如鋼鐵、礦產等，這些行業里的國企有著很高的勞動剩余比例。另外，大量農民工聚集在低技術含量的崗位上，受到經濟下滑的影響比城鎮工人更大；但失業后的農民工通常會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不在城鎮登記失業率2的統計范圍內。因此，真實失業率沒有顯現出來。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3的開展，去產能與去庫存必然會帶來失業4。例如，2016年3月，武鋼裁員5萬人5。整個煤炭系統和鋼鐵系統，總共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6。為了解決就業問題，2015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國發〔2015〕23號）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93號），希望通過產業融合吸納失業人員。2016年5月，總理考察人社部時，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穩增長根本是為了保就業。考慮到建筑業和制造業等傳統行業吸納農民工就業在下降，總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農民工引向新經濟、新產業和新業態1。因此，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如何解決就業問題，成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砝碼。

一直以來，政府部門解決就業的方式就是通過投資和企業規模擴張來拉動就業。但是，這種方式不可持續。因為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且企業的規模總是有邊界的。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解決就業的手段，不難發現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死板而且進入了死胡同。政府總是想著自己動手來安置農民工和下崗工人或者必須要有企業來雇傭他們，而沒有考慮到人們可以主動就業――自己雇傭自己。事實上，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經濟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經驗，但政府部門選擇了無視。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改革不但不能通過國有企業的規模擴張來吸納勞動力，相反，它們必須分流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在這種經濟兩難的時期，適度放開非正規部門，將會促進許多個體主動走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洪流。

產業融合中非正規部門對就業問題的解決具有先天的優勢。產業融合會導致原來的產業邊界消失，出現許多市場空隙。非正規部門的商業嗅覺和敏感性總是能夠讓它們找到合適的方式參與其中。在這場龐大的產業變革中，旅游業作為綜合性的服務業天然成為眾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萬達等競逐的場所。旅游非正規部門會自然而然地在這場角逐中生長演化，從而成為就業和經濟的新增長點。通過閱讀現有的文獻和觀察經濟生活中的經驗事實，我們能夠確認產業融合帶來了就業增長。但問題的關鍵是，旅游產業融合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帶來就業增長的？就業增長主要表現在什么領域？只有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確認就業方式發生了什么變化。

1 文獻綜述

1.1 產業融合引致旅游新業態

關于產業融合，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日本著名產業經濟學家植草益[1]認為，它是指技術進步和管制放松導致的兩個企業之間的競合關系發生改變。美國學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認為產業融合是一種經濟現象，是企業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

產業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術融合[3]。20世紀80年代，技術融合所產生的創新活動激活了原本死氣沉沉的市場，推動了產業融合的出現[4-5]。它拓寬了大型企業的技術基礎，使它們贏得了競爭優勢[6-8]。技術融合之后，經歷了產品融合[9]。產品融合對原有的技術生產路線、業務流程、組織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造，使新產品能夠更好地迎合潛在的市場需求[10]。技術融合與產品融合都以市場融合為導向[11]。很多企業技術融合失敗，并不是技術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價值鏈上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12]。

產業融合發生的基礎通常是產業之間擁有共同的技術基礎[13]。發生融合的產業之間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8]。融合一般發生在產業之間的邊界和交叉處。它會改變原有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導致產業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產業融合通常指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或旅游產業內不同行業之間相互滲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樣化是促成產業融合的決定性因素[15]。信息技術在實現旅游產業融合過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業如攜程、去哪兒、芒果等依靠強大的預訂網絡渠道和信息影響力，共同分享日益擴大的客源市場，優化了資源配置[16]，共同延長了產業鏈，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創造了新的旅游服務價值[17-19]。因此，筆者認為，現代旅游產業融合主要指企業（也可以是其他產業的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對旅游資源、產品和服務等進行整合形成的一種新的產業形態。

新業態以旅游者為中心展開[20]，表現為產品形態、組織形態（企業）和經營形態的融合[21-22]。互聯網技術是旅游產業融合和旅游新業態的主要驅動因素[18]。近些年來，隨著出境旅游市場的發展，結合國內旅游消費的經驗，國內旅游者的消費心理日趨成熟。他們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個性化和精細化[23]。這種新的消費需求對原來的旅游企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細分市場的“小眾化”需求分布廣，企業無法通過原來的規模經營模式滿足消費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眾化”加總起來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單個企業卻無法以原來的成本模式進行市場供給[25]。這種兩難困境和矛盾沖突迫使旅游企業尋求突破，這種突破主要從兩個方向展開：第一，傳統旅游企業和在線旅游商合作，通過線上和線下的結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業的企業發現了旅游市場的商機，主動和旅游企業進行融合[27]，通過產品和資源的平臺化運作，滿足旅游者的個性化需求。

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是企業和消費需求在市場上的耦合[28]。旅游新業態具有它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29]。隨著傳統旅游企業經營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旅游產業內部存在著一種動力驅動企業在產品表現、管理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實行突破[30]。這種突破正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日益擴大的新型市場消費需求；這些突破中，不同的業態類型或以產品、或以技術實現了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消費的對接[31]。正是因為這種對接，造就了眾多的旅游新產品。這些產品包括鄉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態旅游[34]、遺產旅游[35]等等。

新業態出現的重要作用，就是帶來了就業的增長[36]；@種增長主要是從產業邊際和職業工種上發生的，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國內目前很少有學者關注這方面的內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業態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非正規就業。具體概念模型見圖1。

1.2 非正規部門和就業

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在肯尼亞的調研中發現，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員都在“非正規部門”就業，他們的工作千差萬別，但主要都是一些不“體面”的工作，如街頭小商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縫、廚師、司機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對加納與印度的研究也證明了非正規部門的存在及其效率。托達羅用二元部門做了最后的總結，后來的學者通稱“非正規部門”。隨后，人們觀察到發達工業國家的許多現代部門里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非正規化了[40]。

隨著非正規就業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發現，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總的來說，包括4個不同的流派，每個流派涵蓋相類似的理論。（1） 結構分離主義的核心強調非正規部門及其就業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充分所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存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部門之間的經濟屬性和收入存在差異，導致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形成了城市勞動力的超額供給。代表人包括劉易斯[41]、托達羅[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論是貧困就業理論、二元主義理論和勞動市場分割理論。（2） 結構替代主義的核心認為職業的歧視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對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導致非正規部門和非正規就業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理論。（3） 結構聯系主義傾向于將非正規部門和就業界定為現代生產關系的一種特殊形式，他們將非正規經濟視為依附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可缺失的一個重要環節。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論是新理論。（4） 結構嵌入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制度是嵌入在社會、文化系統之中的；同樣的，非正規經濟則是以非市場的基本規制和行為邏輯“鑲嵌”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會福利不能支撐個體正常生活時的一種替代性的生產行為，具有特定歷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蘭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論是反嵌入理論和標簽理論。

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部門就產生了。大量流動人口和下崗工人在非正規部門中就業[51-52]。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得益于三個原因：第一，戶籍制度的松動，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進，大量臨時性就業崗位增長迅速；第三，所有制結構顯著調整，國有、集體單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門勞動力邊際吸納能力下降[53-54]。盡管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就業）符合當時的我國國情，具有龐大的就業潛力，但是，非正規部門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為了用非正規就業重構就業空間，張彥在理論層面上澄清了非正規就業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陽和萬廣華研究了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在減貧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艷說明了非正規就業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發育以及城鎮就業增長的原因[57]。李強[58]和萬向東[59]集中研究了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說明了農民工非正規就業的條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規就業

國內對旅游就業的研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以2010年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規部門的就業；2010年之后非正規就業的研究開始出現并且占據了主導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業研究集中在總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對就業的促進作用[60]、就業效應[61]和彈性[62-63]以及旅游就業的統計[64]等等。2010年之后，王麗和郭為開始關注中國旅游非正規部門并對青島旅游自我就業者進行研究[65]。隨后，郭為和秦宇研究了青島和煙臺的旅游非正規就業者的群體特征[36]，并對中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進行了估計，約為2040萬人，遠遠超過了正規就業的總量[66]。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和產業融合，旅游非正規就業繼續增長，非正規就業模式的轉變已經成為未來就業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規就業者本身也開始把“非正規”的就業作為一種向上的職業通道而不是終端[67-68]。本文將從新業態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文章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獻綜述的形式介紹了產業融合導致新業態形成以及新業態與旅游非正規就業的關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業態的就業路徑；第四部分經驗地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第五部分通過調研數據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結論和建議放在第六部分。

2 新業態影響就業的路徑

旅游新業態表現為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隨著產業融合的展開，市場上涌現了許多“小眾旅游”新產品形態，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網絡旅游、養生（康體）旅游、結伴背包旅游等等。為了應對大量的“小眾”旅游形態，旅游企業通過線上和線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經營形態。這種新經營形態利用互聯網技術，形成平臺經濟，許多企業或個人以這個平臺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對新產品和新經營形態，企業不得不調整內部組織結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將組織管理變得越來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導致了旅游就業增長路徑的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三個方向：第一，旅游正規部門的正規就業增長，這一部分在統計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門每年統計的非私營旅游企業的年末就業人員總量。第二，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這一部分無法在統計上反應出來，主要表現為非私營旅游企業所雇傭的零時工、鐘點工等沒有穩定的勞動合同關系的人員數量。第三，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非正規就業，從統計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門涵蓋的統計對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業。郭為和厲新建[66]曾經詳細地對非正規就業進行過定義，并且估算中國在2011年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為2040.40萬。他們認為，旅游發展對中國就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非正規就業上而不是正規就業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規就業影響來源或路徑。

3 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經驗說明

3.1 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解釋，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主要指非私營企業部門（企業）與所雇傭的勞動力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形成了事實上的勞動關系1。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過構建新型的勞動關系和工作形式來實現。這種“新型”的勞動關系大量表現為非正規就業。

旅游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形式種類多樣，主要表現為非全時工、季節工、勞務承包工（外包）、勞務派遣工、小時工、鐘點工等等。盡管國家沒有對這部分就業進行統計，但根據我們的調查，自2008年以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主要目的是規避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筆者以青島H酒店的具體調查情況為例說明。

青島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產品和服務一直得到業界的好評。近些年來，H酒店在勞動用工結構和形式上出現了明顯的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除個別崗位外，H酒店逐步減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勞務工和實習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勞務工、68名實習生。第二，鐘點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鐘點工的使用達到了1 7666小時，平均一天要使用8個鐘點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規就業在擴大之外，一些互聯網旅游企業也明顯增加了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以攜程技術部門使用的兼職人員數量為例，2007年為10人，2010年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別達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攜程，其他部門如銷售部門2中其他類型的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也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來估算旅游正規部門中非正規就業的總量及其增長。

3.2 旅游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增長（非正規就業增長）

旅游非正規就業，可以從城市和農村兩個地域的具體表現進行說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規就業。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轉地。很多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都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為這些游客提供各種服務。他們構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規就業的主體。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島，大量的人員活動在車站、碼頭和景點景區周邊，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為[14]曾經對青島的旅游非正規就業進行了分類，并描述了這個群體的特征。第二，農村地區的旅游非正規就業。在農村地區，景點景區及其周邊的非正規就業基本成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傭大量的本地勞動力來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這些勞動力就回鄉務農3。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大型的發展成熟的鄉村旅游景區周圍，圍繞旅游服務興辦的旅館和餐館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鄉鄉村旅游景區附近，可直接進行網上預訂的旅館和農家樂就有260多家[21]。這些企業為本土農民提供大量非正規就業機會。郭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結合官方統計數據的具體內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人數大約為2040.40萬人，約占全國非正規就業總量的1/5。

4 新業態如何影響非正規就業的增長：實證證明

4.1 數據說明與調研

由于國內沒有非正規就業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只能通過調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對于旅游新業態，不同的學者看法都不一樣，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以楊玲玲和魏小安[22]為代表，他們站在企業角度把旅游新業態看作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的綜合。第二類包括大部分學者媒體4，他們把許多新出現的產品歸結為新業態，例如生態旅游[34]、鄉村旅游[70]、遺產旅游[35]、體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筆者認同楊玲玲和魏小安的觀點。因為旅游新業態代表著行業的一種運作模式，不同于單純的產品表現形式，因此，我們把新業態概念具體化成了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3個維度10個問項；把非正規就業具體化成了3個問項，這3個問項分別代表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考慮到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對企業用工方式的影響，我們針對它們各自分別設計了兩個問項，這兩個問項分別歸因，作為兩個控制變量來排除它們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

問卷調查開始于2016年6月12日，結束于7月10日。調查對象是全國各地旅游行業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人員在旅游行業工作時間大部分都超過了3年，對行業的具體運作情況比較熟悉，他們的回答基本能夠反映行業的現實。本項調查以青島本地為主，主要調研的企業有港中旅、萬達旅業、省中旅（山東省中國國際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爾洲際、攜程青島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島本地的民營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島大學旅游專業畢業的走上了管理崗位的學生。本次一共發放問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無效問卷7份，實際分析的問卷數251份。

4.2 調研的人口統計信息與因子分析

通過對調研的人口信息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別為55%和45%。年齡主要集中在25～44歲之間，約占51%。被調研對象主要來自旅游企業管理人員，約占52%，在旅游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約占19%。他們曾經或現正在旅游行業工作年限超過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數占比達到了74%。

年齡數據反映了旅游行業的管理層比較年輕，工作或年限超過3年說明了被調研對象對行業比較了解。問卷反映出來的信息在真實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證。

筆者使用SPSS軟件，對問卷中所有題項進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標克朗巴哈系數為0.863，信度系數大于0.7，說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與問卷設計初衷一致。又因為KMO值為0.809，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通過正交旋轉后得到了4個因子（表3）。產業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業利用相關技術以盡可能豐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現自身的產品，問項Q1到Q3主要與產業融合產品的表現形態相關，命名為產品形態。問項Q4到Q6主要描述了產業融合后旅游企業組織結構的改變，命名為組織形態。問項Q7到Q9主要說明了產業融合后旅游行業出現的新經營特點，命名為經營形態。問項Q11到Q13主要描述了當前旅游企業在招工方面對勞動力的使用，核心是勞動力的非正規使用方式，命名為非正規就業。所以，反映新業態的3個因子分別是產品形態（Q1～Q3）、組織形態（Q4～Q6）和經營形態（Q7～Q10）。反映非正規就業因子一個（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規就業各個變量單獨進行回歸時，對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4.3 回歸分析

雖然我們得到了4個因子，但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3個因子能夠和第4個因子非正規就業具有邏輯上的相關關系嗎？是的。從微觀角度看待就業，本質上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使用。企業對勞動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取決于產品銷售1。產品銷售（在給定質量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是與產品形態相關的如產品廣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時間等等。經營形態直接與勞動力使用數量相關，例如產品生產的工藝和流程差異會直接決定企業需要雇傭多少勞動力，前端銷售和售后服務員工的多寡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產品質量的感知。組織形態本質上是企業內部對勞動力的配置，通過實現最優配置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因此，我們的概念模型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是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企業內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們在理論邏輯上都指向了就業。

因此，根據上面的因子分析，我們依據邏輯概念（見圖1），可以通過構建經驗模型來分析新業態以何種方式影響了非正規就業。模型設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規就業因子，包含3個問項，每個問項作為一個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和自我就業（自我雇傭）。[β0]代表截距項，[x1i]、[x2i]、[x3i]分別代表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因子，[β1]、[β2]、[β3]分別代表前述3個變量的回歸系數，[y1i]、[y2i]分e代表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因子，這兩個因子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們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β4]、[β5]分別代表前述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j=13k=12xjiyki]分別代表新業態的3個變量與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的交互項，[β6～11]代表這6個交互項的系數，具體說明將會在回歸列表中給出。[εi]是隨機擾動項，服從同方差、期望值為零的正態分布。

每一個模型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不納入交互項的情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直接影響；第二類為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主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間接影響。

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模型（1）反映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59個單位。具體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經營形態處于市場的前端，直接通過銷售與消費者打交道，勞動力使用量的變化對市場非常敏感。產品形態引致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間接相關；組織形態更多表現為企業內部管理結構上的調整，也是與勞動力間接相關。因此，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不顯著。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正規部門傾向于雇傭更多臨時工和采用更加靈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47個單位；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67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這說明新業態不是獨立影響企業對勞動力的雇傭方式，而是和企業成本、經濟景氣度聯合起作用的。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084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產品豐富的表現形態等仍然可以增加企業的銷售，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212個單位。企業成本的影響要遠遠大于經濟景氣度的影響。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79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會調整組織結構，同時用工方式更加靈活。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177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28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36個單位。與前面的兩種交互類型相比，經營形態的影響系數最大。經營形態涵蓋了銷售環節，而銷售是企業雇傭非正規就業最多的部門。銷售結合互聯網技術，會產生新商業模式，新商業模式會生成新職業和工種，衍生新的就業方式（例如共享經濟中的就業），這種就業天然會游離在正規的就業體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規部門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302個單位。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似乎企業愈是處于最優運行的狀態，所需要雇傭的員工愈少，流向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愈多（這可能與我們使用的截面數據相關，如果是時間序列可能不會出現這種悖論，因為最優運行的企業會擴張，雇傭更多的員工）。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更多勞動力會流向非正規部門。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11個單位；經濟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58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1個單位。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196個單位。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225個單位。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6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09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14個單位。

總體來看，無論是否納入交互項，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都對非正規就業沒有影響；只有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才能對非正規就業產生影響。經營形態在任何情況下都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中國經濟中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但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二者通過經營業態形成了互補的關系，即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這進一步證明了旅游非正規就業是“就業蓄水池”的理論。

模型（3）反映非正規就業中的自我就業。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自我就業（創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這也是自我就業（創業）單獨作為一個問項、單獨以被解釋變量作為一個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結果與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區別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創造具有主動性；而在模型（3）中，我們無法確定個體選擇自我就業是否是主動的或者被動的；但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卻是確定的，它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仍然不是獨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聯合發生作用。

5 結論和建議

國內關于旅游就業的研究較為豐富，但這些研究大多從統計的層面告訴人們旅游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具體到旅游就業增長的途徑卻都語焉不詳。本文另辟蹊徑，以實證的方式說明了旅游新業態是如何影響旅游就業的。具體的增長路徑分別是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增長。

研究結果顯示，旅游新業態通過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影響非正規就業。這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第二，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第三，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上述現象并不單獨發生，而是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它們相互作用影響旅游非正規就業。如何具體看待這種影響路徑呢？筆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和人們需求的多樣化催生了豐富的產品形態，一些產品非常小眾化和碎片化，在經濟不景氣、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它迫使企業以非正規就業形式（例如彈性工作的方式）來雇傭員工，例如部分資助大學生出游，利用大學生寫游記來表現產品和帶動消費群。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的應用一定程度改變了組織結構，從而改變了用工模式，例如，許多旅行社減少了合同制導游，當業務繁忙需要導游時，企業直接從導游互聯網平臺“借用”。經營形態的改變從根本上導致了用工形式變化，線上線下的結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時雇傭；這些臨時雇傭可能是因為一個項目或者一個臨時的小業務。一個最令人關注的群體是網絡銷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線路或單一產品銷售，就像淘寶，它由無數個自我就業的“個體公司”組成。

上述研究結論在宏觀上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旅游新業態是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遠遠超過了旅游正規就業。它可能是中國供給側改革時期對下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產業。第二，新業態不僅在邊際上增加了就業，而且會通過就業結構的改變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所以，政府的產業政策要重視對新業態的引導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門應該重視非正規部門對就業的貢獻，通過合理的方式引導非正規就業，而不是以各種名義對非正規就業進行打壓。

同時，研究在微觀上也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或成本上升的時期，企業可以通過利用互聯網等技術豐富產品的表現形態，利用零時工等非正規就業手段增加產品銷售。第二，經營形態是企業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時候都顯著影響勞動力的使用量。邏輯上來看，靈活的非正規就業形式可能是企業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組織形態只有與經濟景氣度或企業成本交互作用時才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這說明了企業可以同時從用工結構和部門結構兩個方面來控制成本，前者節省外部的勞務成本，后者節省內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結論對旅游企業的具體營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甚至有可能意味著企業未來用工模式的根本變革：即從固定用工制（正規就業）走向彈性用工制（非正規就業）。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輯及其最后的結論共同呈現了一個具有一定創新性的關于非正規就業的理論。以旅游非正規就業為例，筆者認為，產業之間的融合導致了市場空隙的出現，這些市場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長尾的1；正規部門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來獲得這些市場中的利潤，只有成本夠低和靈活性足夠的“非正規形式”才能把握住這種機會。產業融合通過組織結構的改變催生了企業新業態，新業態的形成過程本身是一個勞動力以非正規方式流進流出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非正規就業增長的過程。其本質就是降低組織的成本來獲取新市場或市場空隙中的利潤。二元主義以靜態的眼光把經濟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則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待勞動力進入正規部門的障礙，新注重分工中生產關系呈現的“剝削性”。我們的理論基于產業融合，產業融合是動態的，因此，我們的理論也是動態的；勞動者是在一個動態的新市場中綜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動地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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