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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現象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時尚；符號；消費；階層；心理機制

一、時尚的內涵與分類

時尚是某種現象在社會范圍內的流行。具體地說，時尚是指一個時期內相當多的人對特定的趣味、語言、思想和行為等各種模型或標本的隨從和追求。時尚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在大范圍內廣泛傳播，得益于流行這一主要手段。人們往往會將時尚與流行兩個概念混為一談，這是因為時尚與流行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離開了流行，時尚就不會廣為人知，也就不能成為時尚；而沒有了時尚，流行就失去了客體。

學術界關于時尚的討論中，有兩類觀點比較具有代表性。一類是將時尚看做是一種流行的行為方式，另一類則強調時尚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將時尚視為一種流行的行為方式，即將時尚定義為流行的語言、舉止、禮儀表現等行為模式和思維模式。孫本文更進一步認為時尚的主體不僅限于人，它還可以包括任何其他可能的事物：“只要社會上一時崇尚，任何有式樣可講的事物，都可稱為時尚”。與上述觀點側重的方面不同，另一種觀點則更加側重于發掘時尚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將時尚與某種價值觀聯系在一起。日本學者藤竹曉以為：“時尚不僅是某種思潮、行為方式滲透于社會的過程，而且，通過這種滲透過程，時尚隊伍的擴大，還包括不斷地改換人們的價值判斷過程”。

盡管時尚現象紛繁復雜，但基于學者的理論經驗，以及對這一形成于社會生活并為大多數成員所共有的一種生活樣式或文化現象的考察，可以把時尚分為以下三類。

（一）觀念時尚

主要指社會大眾的思維方式、道德價值以及思想觀念等精神層面的內容。比如流行歌曲、熱銷書、熱播綜藝節目，以及流行的晚婚觀念和對婚前日益開放的態度等。時尚現象往往開始于觀念層面的時尚，繼而帶動時尚的行為方式。

（二）行為時尚。主要指各種具體的行為方式，包括工作、生活、購物、運動、休閑、娛樂等等。比如代購、自由作家等工作，桌游、麻將等游戲，游泳、保齡球等運動，以及騎行和搭車環游世界等行為。

（三）器物時尚

指具體的物品，包括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這種時尚是建立在生活所需的各種物質的流行之上的。包括牛仔褲、運動鞋等流行服飾，香奈兒、迪奧等品牌的化妝品，以蘋果手機、蘋果電腦為代表的電子產品等。

二、作為符號被消費的時尚

時尚如此廣泛地被大眾消費，并不在于它存在多少實用價值或者迫切被需要，而是因為人們消費的并不是物品，而是各種符號。消費時尚與人們通常認為的需要的滿足并沒有太多關系，重要的是這種符號背后的象征意義。人們通過消費特定的物品找到自己的位置，表達一種認同，換句話說，消費時尚就是認同表達的符號和象征。多種生存方式和消費方式并存的情況下，人們選擇這種而非那種生存方式和消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認同所決定的，人們的認同和人們的消費不過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消費的物品和所進行的消費活動很大程度上就是消費主體本身地位和身份的一種象征。而另一方面，人們之所以會選擇某種消費對象以及消費方式，也取決于其對自己所處群體和層次的歸屬與認同。由此可見，人們所進行的消費活動與自身的認同是密不可分的。

個體的認同是在持續進行的消費活動中不斷維持和逐漸完善的。消費一方面作為表達認同的符號，另一方面也在不斷維持著認同。個體的消費物件和消費行為，并不僅僅是由自身所擁有的資本和需要所決定的，同時還反映了對某種行為和觀念的認同，涉及對自身的態度與歸屬群體的劃分。人們所消費的東西是根據認同來選取的，而不會去進行與自己的身份層次不匹配的消費活動。同時，個體的消費行動也在不斷地創造、管理自己的認同。因此，選擇是否消費時尚以及消費哪種時尚，是由人們對自己的界定以及對所屬群體的認同來決定的；同時在不斷消費時尚的過程中，人們也在加深對自己的定位和對特定群體的歸屬感。

三、時尚背后的階層分化

著名社會學學者齊美爾對時尚現象進行了十分系統的研究，并且形成了非常權威的理論。他曾做出高度概括：時尚是階級分野的產物，時尚因階級的不同其內容、式樣也會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時尚在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表現絕不會是一樣的。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對于時尚的態度和心理是不同的，下層階級傾向于通過模仿上層階級的時尚來試圖減少這種階層的差異，而上層階級則傾向于利用時尚彰顯差異，將自己置于較高的層級，與社會底層民眾拉開距離。雖然社會底層的人們不斷模仿追逐上層階級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努力縮小階級之間的差距，但社會上層的時尚一旦被廣泛效仿、流行開來，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這種時尚也就即將面臨被上層階級拋棄的命運，他們會轉而發明創造新的時尚，繼續進行階級的區分與自身地位的彰顯。因此，時尚背后是一種階層的分化，是適應人們區分的需要而出現的，存在于模仿者與被模仿者之間，周而復始。

另一位學者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一書中，對流行與時尚現象以及有閑階級的消費特點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主要觀點就是時尚與流行是有閑階級的專屬消費。他認為，有閑階級對于流行的特殊物件的消費是自身地位與財富的象征，是高貴身份的一種彰顯。使用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證明，這種消費行為就成為光榮的行為；相反地，不能按照適當的數量和適當的品質來進行消費，意味著屈服和卑賤。因此，消費行為成了所屬階級的彰顯，有閑階級憑借其財富能夠對昂貴稀缺的物品進行炫耀性的消費，因而發展成為一種時尚，將其與社會底層區分開來，對時尚的消費使得社會的不同階級產生分化。時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一種奢侈的消費，主要流行于上層階級，并且是上層社會中的一種交際方式，下層群眾沒有能力享用，因而從對時尚的消費中可以看出其背后的階級的分化。

四、推動時尚的心理機制

齊美爾曾以最簡練的語言概括了時尚的心理機制，即既要樹異于人，又要求同于人。一方面，人們企圖顯示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品味與追求，從而將自己與他人差別化，傾向于在消費時尚時刻意追求新奇，標新立異。對時尚的追求就像一場潛在的競爭，越標新立異、與眾不同，在這場競爭中越容易獲得成功。一種時尚如果被廣泛傳播和模仿，變成社會大眾所共有的，也就不再成為時尚，因而正是這種樹異于人的心理不斷推動著時尚的更迭。另一方面，求同于人的心理是推動時尚的另一心理機制。當一種時尚在社會中廣為流行的時候，那些尚未追趕潮流者會面對來自大多數人的壓力，盡管大多數人追求的未必是正確的，但置身于這樣的環境中，會產生一種孤立無援之感。另外，群體和社會的規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這種對時尚的從眾心理，在一般情況下，一個沒有特殊的杜會資源的普通人，是不愿也不敢偏離這些規范的，否則他就會遭到社會的無情排斤。一種時尚在最開始出現的時候，一定是新穎的、與眾不同的，如此才能得到社會范圍內的模仿與推廣，正是這種出于從眾心理的模仿行為的推動，才使得時尚能夠得以普及。而當這種時尚由于被廣泛地模仿已經失去了最初的獨特與新奇之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恰恰也正是它走向消亡的時候。

社會現象分析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農民工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焦點和重點。本文通過對我國農民工現狀調查，分析農民工受歧視的原因，并提出了具體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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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大量需求勞動力，涌現了一些脫離了土地而進城工作的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把這些人通常稱之為“農民工”。其實，在“農民工”這一稱呼以前，人們還把他們稱為“盲流”、“打工仔（妹）”等等。起初， 這些稱呼作為一種對尚未完全定型的勞動力現象的直接描述并無多大的問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特殊時期城市化的特殊路徑選擇。但隨著這些人的工作逐漸定型，逐漸成為中國非農產業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管對哪個稱謂來說都不是恰如其分的，都存在著明顯的社會歧視成分。

農民工是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其身份還沒有或者未能得以轉換，又在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是現行戶籍制度下的產物，是一個職業身份與社會身份相分離的獨特的社會群體。

一、農民工的社會歧視現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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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歧視， 就是不以能力、貢獻、合作等為依據， 而以諸如身份、性別、種族或社會經濟資源擁有狀況為依據， 對社會成員進行“有所區別的對待”， 以實現“不合理”的目的， 其結果是對某些社會群體、某些社會成員形成一種剝奪， 造成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社會歧視是社會上的某一群體或社會上人們所共有的針對某一弱勢群體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會行為或制度安排。

農民工沒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在城市中社會地位低下，沒有固定的生活來源，沒有固定住所，缺少在工業化城市里生存和發展的知識和技能，只能從事城市里地簡單體力勞動或者從事非法狀態地工作。他們作為弱勢群體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之前只能以都市“邊緣人”方式存在。目前，農民工社會歧視現狀調查存在如下幾個方面：

1、農民工的生存現狀調查。在調查中發現，違反勞動法規，侵犯職工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些企事業單位在用工的時候不繳各類保險基金，也不給農民工節假日。勞動條件及工作環境差，安全生產缺乏防范措施，勞保福利待遇差，生老病死保障少等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我國大量農民工的涌入給城市道路交通、社會治安、計劃生育等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和巨大的沖擊。

2、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調查。各類社會保險缺位，勞動法和合同法不健全。面對農民工對工傷、醫療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并非完全無所作為。這幾年，全國各地對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后制定了農民工參保辦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農民工社會保障推進艱難，除了企業主逃避責任之外，關鍵原因是法律不健全。

3、農民工的子女教育調查。農民工子女既不同于農村的伙伴，又不同于城市的孩子。經濟收入的懸殊、文化背景的差異，都具體體現在每一個孩子身上。盡管受到城市的接納和關注，盡管能坐在教室里，但農民工子女受到什么樣的教育，他們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長，這個問題還沒有被足夠重視。

二、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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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在進入城市之前， 一般都懷著對城市的向往之情， 他們羨慕城市的繁華與熱鬧， 羨慕城里人的生活。他們來到城市的目的就是賺錢， 并幻想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幸福生活。但是， 當他們來到了城市之后， 才發現原來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面對著城市， 使他們有一種巨大的心理反差， 特別是城里人抱著一種對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 讓他們在城市中缺乏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 對城市產生疏離感， 使他們無法真正融入城市， 而成為徘徊于城市邊緣的獨特的群體。在這樣社會環境下，農民工滋生了求富、自卑、求安全、逆反等社會心理，往往會做出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事情。

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身份歧視原因。在中國， “ 農民”一詞既是指職業， 又指身份， 其實更側重于身份。從身份上說， 農民即使進了城， 只要沒有城市戶口， 就還是農民工， 還是“二等公民”， 就不能與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機會或者優惠和幫助。從職業上說， 農民就意味著從事田間勞作， 這一般都為城市居民所瞧不起。

2 、社會保障制度的歧視原因。在我國， 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的范圍主要還是城市居民， 而農民卻被排斥于外。使生活于城市邊緣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到一系列的市民有的權益。如最低生活保障線、醫療事故保險等， 使其有病不敢看， 生活沒有安全感。

3 、就業政策歧視原因。就業制度的歧視包括農民工在求職、就業、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如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總量控制， 職業、工種限制， 先城后鄉控制， 強制性收取管理費、用工調節費等。有些就業市場也主要以城市戶口和高等教育學歷為前提， 使農民工被排除在外。更有甚者， 某些城市的政府人為設置了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歧視性制度障礙， 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本地下崗職工的就業壓力和政府財政收入。

4 、文化歧視原因。城市是現代文明的象征。城市也是文化交流最集中、頻繁的地方， 而大部分的農村文化相對比較落后。農民工生活介于農村與城市之間， 在他們身上， 城市文明與農村文相互碰撞的最為激烈。但是， 城里人卻瞧不起農民工身上的“ 泥土氣息”， 不肯接受這種“ 外來文化”， 把他們所從事的一些活動視為“低級趣味的”。農民工在家鄉所承襲的文化傳統、價值觀風俗習慣被視為愚昧、無知。

5 、人格歧視原因。城市里的居民有著一種天生的優越感， 并長期以來形成“一等公民”身份優勢、意識， 自視高于農村外來人員， 也沒把農民工放在眼里。甚至嫌他們“骯臟”“低下”。這種人格歧視造成了市民與農民工的不平等地位及隔閡。

三、解決農民工社會歧視問題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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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對農民工傾斜政策，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政府具體措施有：①盡快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②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支付長效機制。③時機成熟時，盡快取消中國戶籍制度。④安置農民工子女讀書等問題。⑤盡量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

2、被歧視者的自立自強是解決社會歧視問題的根本之策在現實社會中，農民工往往具有自身的弱點，要想改變被歧視的命運， 就必須得從自身做起，改正弱點。一方面要客觀承認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 并努力改善自己消極的形象， 以打破社會對其形成的刻板影響。另一方面， 要認識到社會歧視的最終解決靠的是反歧視群體特別是被歧視群體自身力量的壯大，“談判”能力的增強。通過不斷的斗爭才能獲取自己的平等權利。近幾年，通過各種渠道，農民工討薪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3、有效的宣傳、勸說，從而消除社會歧視宣傳、勸說是社會心理學態度改變的一個主要策略。社會歧視本質上說是一種根據片面、甚至錯誤的信息而形成的認知偏差。而通過宣傳、勸說這種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可使偏見持有者增加對偏見對象的認識， 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克服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的片面性， 以修正原有的態度。

總之，我國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就必須要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一個重點就是社會歧視問題。我們要解決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問題，給農民工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也為我國創造和諧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魏翠妮.王善坤.青年農民工越軌行為的社會心理學分析.廣西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5（9）．

[2] 董前程.應當淡化“農民工”的稱謂：社會歧視與社會公正.新觀察，2005．

[3] 黃家亮.論社會歧視的社會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思想戰線，2005（5）．

[4] 趙延東.“非典”期間的社會歧視現象及其成因分析.青年研究，2003（12）．

社會現象分析范文第3篇

“全民偷菜”現象產生與流行的社會心理學分析

人類本能的“喜新厭舊”的基本心理傾向。①社會心理學創始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麥獨孤在1908年出版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一書中就曾經將“求新”本能和“好奇”情緒、“反感”本能和“厭惡”情緒列為人類主要的本能和基本的情緒之中。②托馬斯也提出了人類對于“新鮮經驗的欲望”是人最主要的四大基本愿望之一。E?博格達斯提出時尚是人類“追求冒險和新奇經驗”的沖動作用。③由此得出,當今社會民眾的求新、求奇、冒險以及厭惡陳舊的心理使全民對“偷菜”這一時尚游戲情有獨鐘,“偷菜”成為當今社會民眾本能驅使的行為之一。也正是這種心理機制造成了“全民偷菜”的獨特性,即“標新”、“入時”。

人類“伸張自我”、“表現地位和個性”、“希望自由進步”的沖動心理。④在現實社會生活中“自我”受到社會文化、道德規范、法律的約束,壓抑了“自我”的很多欲望,使“自我”不得不戴著面具生活,其個性得不到張揚,不易受到重視和尊重,或多或少都存在失落感。而在“偷菜”這一時尚游戲里,大家可以不受條條框框的規定,大大方方地展示“自我”的另一面,甚至可以大模大樣地去“偷竊”別人的東西賣錢積累財富,換來公眾的認同,讓公眾關注自我,表現自己的個性,伸張自我,追求自由進步,實現自我優越于他人的自我感覺和價值。

大眾人際關系由“疏離”到“歸屬團隊”的心理需要。人際關系的冷漠與勢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副產品,也是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重要社會問題。現實中不少人都感到人際關系的復雜、功利主義的蔓延以及強烈的疏離感、孤獨感。現實的團隊總是被這樣那樣的問題所困擾,很顯然,相當多的人對現實的團隊心生恐懼和排斥,當然也不會從中得到溫暖,獲得歸屬感。但歸屬集體,是人類的本能訴求,幾千年的人類發展史就是人類從個體到群體到形成復雜的社會組織的過程。“偷菜”游戲非常注重“參與性”和“互動性”,開設了“開心農場”,網民會成為名副其實的“農場主”,自己制訂農場經營計劃并親身實踐,親嘗農場勞作、管理和收獲的歡樂。“農場主”通過自己全身心投入和與朋友們之間積極的“偷菜互動”,構筑了一種集體生活的“真實團隊”氛圍,釋放了現實生活中產生的心理疏離和孤獨感,充分感受到歸屬團隊的溫暖和自如,滿足了“農場主們”的情感交流和互動的內在心理需要。

大眾的模仿與趨同心理。⑤模仿是人類有意或無意地對某種刺激作出相類似反應的行為模式,是“人的一種自然傾向”,正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之所以異于禽獸,就是因為善于模仿”。社會學家塔爾德還專門出版了《模仿律》一書,提出了時尚是模仿的結果,是人們在受到強大的“向上意識”的支配作用下采取的模仿行為,是自上而下的縱向傳播過程。與此同時,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結合人類的認知過程,提出了學習理論,認為人類通過后天的學習,在社會榜樣力量的影響下,學習模仿,使時尚被社會大眾接納,并得到最終的傳播推廣。除了人類模仿的心理機制影響外,英國社會心理學家麥獨孤認為,人類有著合群的本能、服從的本能,也是時尚的心理機制之一。合群、服從是社會大眾,也即“偷菜”這一時尚游戲的趕潮者們為了求得與周圍人們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選擇的行為。因為“偷菜”這一時尚游戲是一種社會力量,這股力量會對人們形成無形的壓力,是人們難以抗衡的壓力,因此,人們為了求得與大眾的一致,也會先后步入趕潮者的行列,成為推波助瀾的大眾力量。

當前中國人的社會性焦慮心理。當前中國人的焦慮心理已彌漫于社會各個階層,“偷菜”狂熱中反映的正是一種社會性焦慮。當今社會,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平現象普遍存在,再加之職場和人生壓力,很多民眾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心理落差和挫折,有的甚至由此產生迷惘感和失敗感。未畢業的大學生憂慮就業,已就業的大學生“蟻族”為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蝸居”黯然神傷,小攤販為守住自己的攤子而費盡心機,藍領擔心裁員,礦工為生命安全而擔憂,高強度而緊張的工作使白領心力交瘁。就是相對強勢的一些群體,如“先富起來”的人們起初擔心“原罪”,后來又害怕“仇富”,官員也據說成了一個危險系數最高的行業,等等。透過這些焦慮的紛亂表象,一個實質問題已經呼之欲出:當代人之所以焦慮,就因為缺乏對生活安寧、穩定的一種預期。在社會性焦慮彌漫的地方,成員對社會的認同感降低,成員之間的緊張關系隨之加劇,整個社會的和諧程度無法提高。

理性評估“全民偷菜”現象的影響

“全民偷菜”現象積極的社會作用。馬斯洛提出,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人生的最高追求。⑥但現實總是無比殘酷,自我實現對很多人來說總是“遙不可及”的。而“偷菜”這樣的開心游戲滿足了自我實現和成就欲,不論是對個人的心理,還是民眾的社會心理,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現代社會競爭激烈,人們在工作中的努力未必能獲得立竿見影的成效,職業規劃和理想屢屢碰壁,而在“偷菜”游戲中,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得到大筆的“虛擬財富”和相應的“社會地位”,這可以填補他們在現實中的焦灼和失意感,緩解壓力。網絡上流行這樣一句話:“哥玩的不是偷菜,是寂寞。”當今社會,快節奏的生活和無形的社會壓力,讓大家每天在奔波中變得茫然、無趣。集體的“偷菜”游戲,可以讓大家變得有事可做,調劑單調的生活,成為人際關系的劑。“種菜”、“搶車位”游戲主要存在于SNS網站,網站好友基本是現實生活中所熟悉的人。許久未聯系的同學、朋友都可以通過這個游戲增加聯系,加深感情;與陌生人見面也可以以此作為話題進行交流;現實生活中社交能力較弱的人,也能借助游戲找到與他人的共同話題,拉近相互間的距離。

“全民偷菜”現象的消極作用。首先,長時間迷戀“偷菜”游戲,會使人在現實生活中更自閉、更壓抑,孤獨感更強,從而降低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也影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建立正常、融洽的社交關系。“偷菜”畢竟是虛擬的網絡游戲,作為社會人最終要回歸社會。迷戀網絡成了部分現代人的一種心理“怪病”,網上偷菜加劇了這種“病態”,讓“寂寞”占據了自己的心靈,宅男宅女們變得不擅交往,不善言辭,內心也變得自我封閉。其次,網絡種菜是“健康殺手”。很多網民整天守著菜園,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半夜睡覺那是家常便飯,凌晨三四點還要定鬧鐘叫醒自己,只為趁“夜深人靜”時偷到人家菜地里成熟的蔬菜。如此夜以繼日,勢必身心疲憊、精力透支。另外,網絡“偷菜”偷得多了,日久天長,潛移默化,勢必會影響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從網上偷菜開始,有可能演變成網下偷菜、偷錢、偷車。網友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不需要遵守社會公德,可以隨意去竊取別人的勞動成果,不勞而獲,還不會受到懲罰,這肯定會對民眾造成一些潛移默化的負面影響,助長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為滿足私欲而行為不當甚至不擇手段。

建議

積極投入日常真實的社會生活。回歸自然、向往田園是人們現在追逐的一個潮流,“偷菜”的過程正是養眼的過程,不同的菜地里種的不同植物,有蔬菜有水果還有花卉,到眾多網友地里一邊尋找可偷摘的機會,一邊欣賞品種多樣的植物,在伸手采摘的過程中也享受到一種走進大自然的愉悅和莊稼喜獲豐收的樂趣。“偷菜”這種小游戲特別打動人心,就是因為每人心中都有一個田園夢,都向往簡單、悠閑的農家生活。但現實中卻天天生活在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之中,基本不可能擁有一片屬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如果真的想填補這一現實空缺,我們不妨培養自己的其他興趣愛好,比如到純樸的鄉下進行農家旅游、到寧靜的植物園賞花、買花種花、進行體育運動、發展藝術愛好、和朋友一起聊天等,積極投入現實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尋找綠色、寧靜、健康。

著力打造和諧、平等的社會輿論環境。當今中國,民眾信仰的迷失日益嚴重,民眾的心理迷惘來自社會環境的不協調。而這種不協調主要是大眾的價值觀與政府主流的宣傳不協調,問題就出在主流價值觀高高在上、盛氣凌人的表現方式上。上綱上線的宣傳詞語、虛無縹緲的精神世界、不可一世的政治姿態,這一切都使得當今社會民眾心生反感。以“偷菜”為例,大眾之所以會產生濃厚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輕松、自然、悠閑、生活化的形式。大眾文化時代的到來,使得大眾的聲音有了更多的表達渠道,有利于形成和諧、平等的社會輿論環境。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人才能更加尊重別人,“全民偷菜”現象才能向著更健康、有益的方向發展。

注 釋:

①⑤沙蓮香:《社會心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頁。

②麥獨孤:《社會心理學導論》,《中文版譯序》,第8頁。

③④周曉虹:《時尚現象的社會心理學分析》,《社會科學戰線》,1994(5)。

⑥馬斯洛著,許金聲等譯:《動機與人格》,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頁。

社會現象分析范文第4篇

年輕人“到體制內去”，參加公務員考試，如今被稱之為“考碗”。據報載，2011年公務員考試有超過140萬人應試，錄取比例為87.51。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這一比例達到30001以上。近年來，國家公務員崗位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搶奪的稀缺資源，其競爭之慘烈比高考、律考、出國留學似乎都要嚴重。

大學畢業或研究生畢業選擇報考國家各級政府的公務員，或者在其他單位工作一段時間之后選擇考公務員，這其實并不應該成為一種值得分析的“象”。以往，這種選擇不過是以職業偏好來解釋的。那么，為什么這些個人的選擇值得我們關注？

選擇還是別無選擇

所謂選擇是在出一種自由意志的情況下發生的。所謂自由意志就是存在兩種以上的可行方案，人們會根據自己的偏好和需要進行抉擇。我們通常所說的價值觀就是對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值得的進行判斷的心理依據。然而，有一種情況比較特殊，即：出于生存的本能，人們對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值得的幾乎無需判斷，因為，這種選擇是在無法選擇的處境中作出的，決策人沒有兩個以上的備選方案。這樣的不是選擇的選擇，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剝奪性選擇”。

然而，考公務員怎么會與“剝奪性選擇”劃等號呢？難道我們的大學長期進行的精英教育，僅僅是為國家各級政府的公務員選拔準備的嗎？那些昔日誘人的外企、私企，那些可以保證平實生活的普通職業，那些可以繼續深造的學位教育，那些可能學以致用的專業崗位，都不再成為當今年輕人的選擇之一了嗎？為什么公務員作為眾多職業中的一種職業具有了排他性，讓自身獨領，讓年輕人趨之若鶩呢？

也許是年輕人缺乏對自身的了解以及良好的職業指導。我們知道，職業選擇是非常帶有個人偏好、特質、環境條件的一件事情，是個人知己知彼考量之后的決定。因此，心理學家、人力資源專家往往根據個人的性格特征和能力特征來編制一些測量篩選的工具，讓個人對自己更加了解，從而有助于提高選擇的正確性。同時，人力資源選拔則根據崗位需求對所需對象進行評估、鑒別，從而選擇出最適用的人選。如果有少量報考者不了解自己是否適應公務員崗位，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報考國家各級公務員這件事情上，有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愿意花費巨大精力參與這樣一場競爭。他們真的自覺是這些崗位的不二人選嗎？

也許是年輕人不再愿意承受創業之苦，不再甘愿冒風險，他們可能更加求穩定，或者更愿意一步登天？應該看到，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求穩的人生觀，都可以解釋出這一象的一部分原因。但是，這背后的原因更可能在于，通過創業，通過承擔風險來得到尊嚴、得到體面、得到平安的“知識改變命運”、“勞動致富”、“高風險高報償”的邏輯似乎在公務員以外的行業里不那么容易運行了。

于是，有比以往更多的人看好公務員這個職業。那么，他們為什么沒有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其他選擇，而落到了“剝奪性選擇”的境地呢？

公＝國＝官=鐵

國家各級政府的公務員，顧名思義，是完成社會公共服務的工作人員。公共服務可以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安全和秩序、合作和發展。因此，以國家這一全體人民認同的共同體的名義，提供這樣的服務，是政府工作人員這一職業的基本任務。這是一個社會必不可少的自我管理的職業。從事這一職業的人，應該具有良好的教育程度、管理才能、高尚情操以及健康身體。于是，保障這樣的一個精英群體得到相應的高收入和高聲望，從而達到職業的穩定性是必要的，無可非議。

但是，當我們看到社會階層研究的成果，就會發上述結論的背景正在出變化，使得公務員變成了“鐵飯碗”的代名詞。

首先，近年來整個社會階層結構的整體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最簡單的概括就是社會學家使用的“斷裂”這個判斷。社會斷裂的后果是兩方面的極化象：一方面，高位階層擁有更多、更廣泛的權力，甚至達到跨界壟斷的程度，成為同時占有大量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群體。另一方面，低位階層迅速一致化。在資源的占有方面處于越來越劣勢的地位。而過去處于承上啟下位置的中間層不見了，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同資源占有者相互制衡、相互置換、也相互依存的那種格局。這就是人們日常所說的“兩極分化”，或者用財富的占有來表示的“貧富分化”。有社會學研究顯示，社會結構的形態，已經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型，也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以中產階級為主要社會階層的“洋蔥頭”形、“橄欖”形或“棗核”形，而是變成了“倒丁字”形（向上流動的管道極為狹窄，上下層次距離拉大），甚至是“呂字”形（社會兩極化兩個大的部分相互疏離、斷裂）。

其次，從大學生就業難、創業成功率低、蟻族、購房難、工作壓力大、被迫晚戀晚婚晚育等出在年輕人群體中的普遍象來看，大部分年輕人作為整個社會中下位階層，其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這就迫使他們形成向上流動的強烈動機。很多社會態度調查的結果都顯示，年輕人感到前景灰暗，沒有美好的明天。無論怎樣苦干、堅持，小兩口都不可能在工作20年后在城市里獲得一個“蝸居”，更不要談從懷孕、生產、親子班、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一系列巨額負擔了。他們成為“房奴”、“車奴”、“孩奴”……，不僅如此，由于花光了兩個家庭的所有積蓄，他們還面臨沉重的家族發展負擔和為長輩養老的負擔。社會心理學家很早就看到，如果個人不愿意生活在自己所屬的群體或階層中，他將不再認同自己所在的群體或階層，想辦法向上流動。在20年前甚至五六年前，我們會看到這種彌散在社會中的強烈動機，釋放在“年輕人，下海去”，“年輕人，考研去”，“年輕人，出國去”，“年輕人，當村官去”，“年輕人，北漂去”……之中。總之，去那些充滿風險和挑戰的前沿打拼，抓住機會。在，曙光只有一線，那就是“考碗”。“考碗”也是“考穩”，“考碗”也是“考保障”、“考舒適”、“考前途”。

最后，如果社會層級間有許多可供流動的管道，那么也不會把大批的人集中在一根橫跨兩界的獨木橋面前。以往人們在下海、創業、考研等多種選擇中所形成的差別，反映出風險、努力、資金投入等的不同給人的不同回報，這種回報給人帶來繼續奮斗的獎勵和強化。這是因為，這種回報當中包含著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這些邏輯體在民諺中，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獲”、“不怕慢，就怕站”、“蒼天不負有心人”等等。而在，僅僅住房一項，就把人分成有房戶和無房戶兩類，形成兩重天的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形成社會地位的細致區分，不能形成生活方式上的細致區分，甚至不能形成尊嚴和體面的細致區分。這樣的社會資源分配的斷裂邏輯，復制出看不見的、第二種形式的城與鄉的差別，“鐵”與“泥”的差別。沒有可以拼出的其他天地，只剩下“到體制內去”。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這還是為數不多的公開和開放的可行之路，沒有理由不為之背水一戰。

這種公務員概念表征的悄然變化，使公務員之“公”蘊含了利益和地位的意味，而且這樣的利益和地位的含義又包含著一種決絕的排他性。“公”等同于“國”的時候，出的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而到了“國”等于“官”之后，就出了“官”與“民”的關系了，這里已經出了巨大的權力距離，再到“官”等于“鐵”的時候，官與民出了很大的無法溝通的資源占有的沖突。這樣的一種象，與“蟻族”等象相同，并不應該從個人的選擇偏好、風險承受力來評價，而是應該看到考碗族被迫作出的剝奪性選擇背后的社會斷裂程度已經非常驚人。

身份性還是獲得性

有這么多的精英投身公共管理，對社會來說是喜是憂？考碗，是否可以被稱為“知識改變命運”的一個翻版？如果要判斷這一點，可以利用社會學家關于身份性和獲得性這一對概念。身份性即通過身份就可以隨之帶來的東西，獲得性則是要通過努力和各種改變才能取得的東西。公共服務的機構具有類似“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性質？還是這個機構“鐵”到了把“兵”澆鑄成與營盤同生共死的程度，而把“考”本身具有的獲得性意義就變成了身份性意義？

社會現象分析范文第5篇

關鍵詞：留守兒童；和諧社會；對策

作者簡介：邵暉，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2005級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魏樂，北京師范大學地理與遙感科學學院2005級碩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圖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3―0158―04

農村“留守兒童”現象是近些年凸顯出來的一個社會問題。由于長期缺乏父母關愛和科學的教育，“留守兒童”的身心發展、行為、教育等方面都面臨著一些問題。“留守兒童”的成長發展不僅僅關系到他們的前途，從國家層面來講，如此龐大的一個群體的發展更直接影響著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社會的穩定，關系到社會均衡及其結構的合理化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勞務輸出已成為農民致富圖發展的重要途徑，但是為此而付出的一個沉重代價就是使農村原有的家庭關系受到嚴重的沖擊。農民工的孩子，有的從出生、有的從幼年、有的從童年就與父母分離，與他們的爺爺、奶奶或親戚生活在一起，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2005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約1.5億，父母一方或雙方1外出打工后，留守在農村的由親戚照顧或無人照顧的兒童有2000萬以上。這些“留守兒童”已成為一個龐大的需要關注的社會群體。

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是任何人無法替代的，親情的撫慰和關懷有助于孩子的成長，家庭教育對兒童的影響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影響人一生的至關重要的環節。“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缺失會影響孩子良好的思想道德、生活和學習習慣的形成，更有可能導致其人格的不健全。據工讀學校與少年管教所對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原因調查，其中87％的學生犯罪與家庭結構、家庭教育有很大關系1。

二、“留守兒童”的現狀和問題

“留守兒童”人數龐大，已經形成一個需要予以高度重視的群體。據近期一些調查顯示，部分“留守兒童”在生活習慣、思想品德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已經出現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

(一)學習成績差、品性不端是“留守兒童”中表現出來的最明顯的問題

據新華社四川分社對四川省勞務輸出大縣仁壽縣的調查顯示，處于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高達13.8萬人，占全縣學生總數的69％。據2004年四川省仁壽縣教育局對2000名“留守兒童”學習成績的調查，48％的孩子成績為較差(每學期均有不及格科目)，另有40％的學生成績中等偏下，有98％的學生感到臨時監護人對自己的學習沒有進行輔導2。“留守兒童”的臨時監護人大多年歲已長，文化程度低，難以從精力、智力和德育上擔負監管重任。這種“大撒把”式的教育方式，其后果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二)情感的長期缺失對“留守兒童”心理和人格發展已造成了嚴重影響

許多孩子因“情感饑餓”而產生厭世自閉、社會逆反、恐懼疾病、拜金主義等扭曲心理。2005年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與河南省城調隊對河南魯山、葉縣4個鄉鎮4所學校500名學生的調查中，其中33％的小學生為“留守兒童”，有半數以上“留守兒童”對目前生活狀況不滿意，有58％“留守兒童”認為自己生活得不快樂3。

(三)“留守兒童”的安全問題也不容忽視

近年來，農村“留守兒童”因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有效監管而溺水、觸電、車禍、自殺、小病拖成大病等意外傷亡事故不斷發生。如廣東惠州的一對夫婦常年在深圳打工，由80多歲的老母照顧他們的三個女兒。7年之內，姐姐因蠟燭引燃大火燒成雙腳殘疾，二妹妹用柴火燒水時引起大火嚴重燒傷，小妹妹在幫奶奶提開水時又被嚴重燙傷4，給家庭帶來沉重的打擊。

三、“留守兒童”現象的社會原因

(一)留居城市的成本高昂

應該說父母與孩子的分離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是他們難以逾越的門檻。以住房為例，城市高昂的房價使在城市工作的絕大多數低收入農村勞動力購房成為奢望。央行的報告顯示，2005年農村勞動力人均年收入為8520元，相當于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的45％。農村勞動力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根據勞動部2006年公布的數據，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村勞動力月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近12年來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僅增長68元5。而珠三角的廣州、佛山等9城市的平均房價為3600元／平方米左右6。這樣的房價相對于北京、長三角一些城市已經低很多，但仍然讓絕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望而卻步。事實上，許多進城務工者對在城市生活并沒有長遠的預期，而是在城市打工賺錢，再回家鄉置業養老。

(二)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學困難

當前我國不少城市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公辦教育資源相對短缺，而作為有益補充的民辦學校往往屬于“非法辦學”。在取締大批“非法辦學”的民工子弟學校之時，公辦學校相對不足的弊端更加凸顯，以致引發農民工子女人學困難。

1.公辦教育資源緊張，入學門檻高

由于各地方教育部門所獲得的經費是根據當地登記在冊的戶籍人口劃撥的，因此外地人口進入當地的學校上學就要繳納借讀費之類額外的而且往往高昂的費用。另外，還有學籍、教材等原因及有些公立學校人為設置門檻使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學困難重重。

國務院中財辦課題組2004年在東部省份調研1時了解到，農民工的子女在城市就學困難表現的主要問題：一是地方公辦學校收取借讀費及人為設置其他門檻，增加了流動人口子女尤其是農民工子女人學的困難。廣東省的借讀費標準是每年300―500元，但具體到各地方則有的更多，如東莞的公立小學一年大概多收取800―1000元的借讀費，并且對外來工子女的招收量很少。在深圳寶安區了解到的情況是，當地公辦學校適中的借讀費是小學950元／學期，初中1500元／學期，外來務工者子女每年考上寶安中學的基本沒有，對外來務工者的子女，錄取線高幾十分，一般進不去。二是當地的家長不愿自己的子女與農民工子弟同班，這也造成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有一定的困難，同時農民工子女的自卑感也使他們不愿上公辦學校。三

是教材的問題，由于各地教材不統一，學生在升初高中時仍要回到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這也給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造成一定的困難。

對收取借讀費的原因地方政府的解釋是大量流動人口就學對當地的財政壓力較大，使公共教育資源緊張。比如深圳市，2001―2004年義務教育階段非戶籍學生由27萬增至47.9萬，凈增20.9萬，年均增長率21％。在深圳，一年建20―30所學校，年年建，年年不夠。一個街道辦事處財政收入9000多萬元，教育支出3000多萬元，如果不收借讀費就要多支出1000多萬元，外來人口教育經費完全由輸入地政府解決也是不切實際的。

2.農民工子弟學校在城市生存艱難

公辦教育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在市場中應運而生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卻常常面臨被迫停辦的境遇。據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調查結果顯示：2005年春季，成都市的無證民工子弟學校超過70所，就讀學生接近5萬人，這其實還是保守數字，實際上應該更多7。沒有辦學許可證和違章建筑，是導致農民工子弟學校非法化的兩大“罪狀”。農民工子弟學校投資規模小，一般在30萬―100萬元之間，而大城市一所公辦學校的投資標準最少也在600萬元以上，大多數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條件達不到公辦學校的標準，因此無法獲得辦學許可證；為了節約成本，絕大多數農民工子弟學校都是租用民房或廠房作為辦學場所，改建房屋一般不去報批報建，因此缺乏國土部門和建設部門認可的資質，屬于違章建筑。另外，國家要求對農民工子弟學校這樣的簡易學校酌情放寬辦學條件的政策并沒有被地方細化并落到實處。這些都是導致民辦學校“非法”的重要原因。

四、“留守兒童”現象的體制根源

“留守兒童”現象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產物。城鄉二元結構使進城打工的農民無法長期將子女帶在身邊給予照顧，而農民工難以承擔子女在城市入學的高昂費用，在簡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入學又無法解決升學考試等問題。

城鄉二元結構在體制上所表現出的最突出的問題是戶籍制度和城鄉公平的失衡。現行的戶籍制度，是把公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類，附著在戶籍之上的有關教育、就業、社保等相關制度將農民與市民從社會身份上區別開來，農民工雖然可以向城市流動，但卻沒有市民待遇。例如企事業單位在錄用農民工以后，在工種分配、工資發放、勞動管理、技術培訓、職務升遷等方面，還是實行著兩種辦法，不能同工同酬、同時、同權。在東莞某些鎮調研時了解到，當地企業家很希望優秀的外來工留下來，但主要障礙是戶籍問題。例如有的鎮要求落戶必須在當地購買住房，有的要求除了買房外，還要交1.2萬元的城市增容費，除非有本科以上學歷才可以自由進入。由于學歷低、收人低，農民工難以在發達地區獲得戶籍，因此也不能享有當地市民的待遇，子女入學也就更為困難。

要“統籌城鄉社會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消除“留守兒童”現象，就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中心，逐步拆除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壘，徹底打破維系多年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體制，使戶籍制度與各種福利脫鉤。戶籍制度不改，農民工就永遠不能轉變為正式工人，不能成為城市的居民，融不進城市社會。但是戶籍問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體制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留守兒童”等城市化進程中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也將長期存在，但這更說明局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值得探索的。

五、對策建議

“留守兒童”是我國社會轉型期間的產物，由于一系列的體制和社會原因，“留守兒童”現象將會長期存在，它的求解過程也是中國市場經濟逐步完善的過程。但我們仍然需要關注哪些措施可以緩解這個問題，可以將哪個問題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從“留守兒童”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要緩解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在輸入地做工作，解決農民工的生活困難和農民工子女的入學困難，在這個過程中也促進了農民向市民的身份的轉換，這也是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但是因為“留守兒童”的問題已經存在，從輸出地來講，要盡可能采取措施做好“留守兒童”的管理、教育工作，使他們健康成長。

(一)實施農民工安居工程

解決“留守兒童”問題一個根本的途徑是讓孩子跟隨父母生活，給他們一個完整的家，從小擁有一個健康的心理。但為此首先要使“居者有其屋”，讓農民工在城里有落腳點，才能談到接子女到城市接受教育。城市中的房價和租金高昂，靠農民工自己解決住房問題是不現實的，需要政府、企業的協助解決，例如建設供農民工租住的廉租房。有的地方已經在這方面有所嘗試，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上海市桃浦鎮近年來發展很快，這得益于外來務工人員的大量流入，為使外來人員安心在桃浦工作，桃浦鎮及其下屬的春光村相繼出資700多萬元，建造了14幢三層住宅樓、共計350套住房的桃苑村流動人口居住小區，每套住房28平方米，配備了廚房和衛生間，每月僅收房租280元。將外來人員集中組織起來居住，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解決了他們的后顧之憂，同時也加強管理，減少與當地居民混住引發的矛盾和糾紛，還為企業留住了人才，有利于招商，也改善了投資環境。由于農民工有了較好的居住條件，很多人將子女接到了身邊。為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桃浦鎮隨后又投資100多萬元，建造了1400平方米的教室，辦起了桃苑村民工子第小學。

農民工的安居工程也是一項安心工程，會解決諸多城市管理方面的問題，也自然會緩解“留守兒童”的問題。城市化不僅僅意味著農民在職業上的轉變，更意味著廣大來回遷徙的農民工能夠在城市沉淀下來，實現生活方式的徹底改變。但農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初始成本很高，這幾乎成為他們不可逾越的障礙，在市場經濟中長時間內都無法自行消除，而此時政府的作用就至關重要。

(二)扶持農民工子弟學校

農民工子弟學校是隨著1億多的進城務工者在市場經濟中應運而生的，是公辦教育資源有限與廣大農民工子女對教育旺盛需求的矛盾的產物，雖然辦學條件不如城市的公立學校，但存在有其合理性，也有必要性。政府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態度如果只是一味的清理整頓，只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問題，造成更多的“留守兒童”和失學兒童。

扶持與管理相結合是解決當前問題更為有效的途徑。根據學校不同的情況，可以采取側重不同的手段：(1)將農民工子弟學校納入公辦學校，其農民工子女可以納入城市義務教育的統計，列入財政的轉移支付。(2)使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規范化，提高辦學標準，如要求學校改善照明設備，增加電腦，更新課桌等，雖不能要求完全做到和公立學校一樣，但可以避免以贏利為目的的純商業行為，

保護學生的利益。(3)加強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管理，可以采用民辦公助的形式，派公立學校教師任課和參與管理。另外還需要政府加強監督，確保學生的各項安全，如食品衛生、校舍、校車安全。總之，對農民工子弟學校既不能是一關了事，也不能放任自流，讓其自生自滅，應該以扶持為主，同時加強必要的管理，使其作為城市教育資源的必要補充，成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有效途徑。

(三)發展農村寄宿制教育，使“留守兒童”融入集體生活

發展農村寄宿制學校是被有些地方證明的行之有效的一個辦法，能夠較好地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和生活上的困難。“留守兒童”每天24小時在學校老師的監護下，學習質量有保證，有助于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范，提高“留守兒童”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集體生活也有利于他們人格的健康發展，避免許多成長中形成的心理問題。同時，農村寄宿制學校也為外出務工的父母們徹底解除了后顧之憂，提高了他們打工致富的積極性，形成教育和經濟互相促進的良性發展態勢。

六、結 語

根據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A?馬斯洛的理論，社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社會成員之間“和諧”的程度是區別不同社會的尺度，在“高和諧”的社會里，人們和睦相處，合作共事，財富的分配大體上是平均的。在“低和諧”的社會里，人們動輒爭斗，彼此仇恨，取得財富的手段是壓倒別人，在財富的分配上往往是兩極分化。在我國目前社會的轉型時期，收入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拉大，使社會系統偏離了均衡狀態并難以自行恢復。“留守兒童”問題是社會系統失衡狀態下所凸現出來的一個現象，它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目前還沒有顯現，但終將隨著這些孩子的成長而逐漸累積，浮現在人們面前，但那時情況幾乎無法逆轉。從個人層面講，沒有什么辦法可以消除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在成長中所受到的傷害，或者可以彌補他們失去的機會。從社會層面講，“留守兒童”的貧窮與道德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留守兒童”的問題不解決最終會使他們成為未來的弱勢群體，形成惡性循環，加劇社會的不穩定。國家作為人們結成的社會契約應當保護全體成員的利益，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否則將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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