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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民風民俗的作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語文教學；民俗文化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 （2014）22-0025-04

在新一輪課程改革的推動下，高中語文教學的改革備受關注。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著基礎性、理論性、實踐性的探討和研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美中不足的是關于民俗文化資源在語文教學中的利用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校教育中也忽視了對人的精神養育有著重要作用的民俗文化這一重要內容，這就造成了學生語文素養的不均衡現象。

民俗作為一種文化，有它本身的教育意義和價值。《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自然風光、文物古跡、風俗民情，國內外的重要事件，學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的生活話題等，都可以成為語文教學的資源” ，還指出“各地區都蘊藏著自然、社會、人文等多種語文課程資源，（教師）要有強烈的資源意識，去利用和開發”。

為此，在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充分利用民俗資源，有意識地挖掘教材的內涵，從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長廊中，尋找世人驚嘆不已的民俗文化資源，以之為載體，以“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為教育核心，使學生吸收其中有益的精神營養，并變為自己成長成才的精神支柱。

一、語文教學利用民俗文化資源的必要性

作為文化教育的傳播者，我們都深知語文教育是一種文化教育。它不僅是一門向學生傳授語言文化知識的課程，更是一門培養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化氣質、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課程。新課標明確指出，語文教學應突出其人文性。它所涵蓋的意義相當寬泛，從現代意義上講，“人文”主要是指人類在社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審美情趣和思維方式等。人文素質教育，旨在通過各種教育活動，使人類優秀的人文成果被內化成受教育者的人格、氣質和修養，從而成為維系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學階段是人格形成的重要階段，也是接受民族文化熏陶、進行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階段。

民俗作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內容豐富，趣味盎然，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恰當地“嵌入”這方面的教學，無論是培養學生對語文課的興趣，加深他們對課文的理解，拓展他們的知識面，還是讓學生了解中華民族古老而燦爛的文化，激發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都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現狀是我們的學生對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知識了解甚少。據筆者對自己所教學生的調查來看，他們知道西方“情人節”的浪漫，卻不怎么了解中國“七夕節”的傳統；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去歡度西方的“圣誕節”，卻不知道該如何度過一個快樂且有中國“年味”的“春節”；“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詩人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如此描述自己重陽佳節的思親之情，但是，現在的學生卻很少有人知道重陽節不僅是尊老的一種表現，而且還有登高、插茱萸等習俗。

學生民俗觀念的淡漠、民俗知識的匱乏，其主要責任應該在教育工作者身上。在大家共知的教育模式下，為了在應試教育這塊“戰場”上取得“戰績”，大部分教師長期將教學中心放在字詞積累和段篇分析上，很少體現語文學科人文素養培養的特點。即使有教師注意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也更多的是因襲了孔夫子的思想，把教導學生“明人倫”作為重要任務之一，因此也就談不上去思考挖掘由民眾創造和享用的民俗文化資源了。

一個優秀的中學語文教師，應該是一個讓學生一輩子記住自己的語文課的好老師。蘇霍姆林斯基說：“學生學習文學，根本不是為了幾年后從學校畢業時復述他背熟的東西，學習文學的最終目的是形成人的內心世界――道德修養和美。”我們應該將語文教育的營養內化為學生的人格，這樣語文教育才是真正成功的教育。在這方面，民俗文化教育更有其自身的優勢。

作為中華民族的風俗習慣，民俗文化不僅是人們世代生活方式、生活習慣的積淀、產物，而且也是這個民族共同的價值取向、認知方式、生活理念的反映。民俗學者陳勤建指出，民俗文化中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特征絕不是某一個人的行為，而是一個民族難以磨滅的民族印記，它的內容涉及到人格的塑造、心緒的情結、色彩的喜好、圖騰的對象，它如同人類身體中的DNA，留在我們民族生存、繁衍、發展的整個歷程中。它通過潛在的作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而每一代人在接受上一代的影響時，無論是接受、修正還是舍棄，都是主動、自覺的。人們在延續、發展民俗的歷程中，愛國主義始終是中華民族民俗文化的燦爛主線。

因此，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精神的中國民俗文化，應該成為語文學科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和資源，應該強有力地“嵌入”中學語文教學當中。

二、在語文教學中利用民俗文化資源的案例與體會

1. 從“禮”教起，課堂顯露生機。通過研究文獻，筆者了解了“民俗”的概念，并認識到先有民俗文化，后有高雅文化，民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源頭。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說“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因此，對“語文教學中滲透民俗教育，首先是對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深刻認識，并開始有意識地搜集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知識的篇、段，以期從民俗角度找到理解教材的新視角。

一節作文課上，要求學生以說“禮”為題作文，學生的思路被卡住了。怎樣才能讓學生理解“禮”的意義和內涵呢？筆者想起了《觸龍說趙太后》中對"趨"行細節的描寫，對學生進行如下啟發：

我國是禮儀大國，這一點在古人對舉止言行做的具體要求上就可看出來。古人比較重視步行，對特定場合中走路的速度、步形、體態都有較為明確的劃定和區別。《觸龍說趙太后》描寫觸龍見太后時的情景說他“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在太后氣頭上去見她，“遵禮”是法俗的需要，“尊敬”是交往的基礎，觸龍雖慢慢挪動腳步也做出快步走的姿勢，這既是顯示遵從君臣之“禮”又是表現對太后的“尊敬”，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他對太后的勸諫獲得了成功、小禮節就這樣反映了人物的大智慧。

接著，由此生發，讓學生結合現代社會生活需要去深入思考與人交往應遵從的禮儀規范：公共場所慢步輕聲，約人見面遵規守時等，這是一個人高尚人格的表現，也是弘揚禮儀之邦的文化傳統、營造和諧社會環境的必需。這節課，不僅指導學生打開了作文思路，而且引起了學生對生活的關注與思考，對他們養成審視歷史和現實的睿智及洞察力也大有裨益，更有利于在多元文化環境中保持民族本土文化的精髓，形成民族凝聚力。

2. 說“氓”解“雀”，發現深層意義。成功利用《觸龍說趙太后》中趨禮的解讀，嘗到了民俗教育的“甜頭”，促使筆者下決心引導學生挖掘其他文學作品中的民俗內涵，更深入地尋找民俗教育的意義。特別是說“氓”解“雀”的過程，更加深了師生對教材的理解、形成了師生對中華文化的新認識。

說“氓”――講《氓》一詩，抓住女主人表示“婚嫁隨俗”的幾句，將其與下文表示決裂的誓言對比進行分析，從而使學生對人物性格有了整體的把握。

先是“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語言溫和委婉，雖已私下定情，因為無“良媒”不得不把婚期推遲，這是一個多么守禮遵法的女子！對“媒妁”之俗的順從，一方面讓我們看到自古以來中國婚俗中“媒”的重要，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女子溫和柔順的人性之美。然而，這樣一個和順溫婉的女性，面對“二三其德”的男子，毅然發表了與之決裂的宣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前后兩段描寫鮮明地反映了女主人溫柔而又堅強的立體性格，顯出了《詩經》人物刻畫的成功之處。

解“雀”――了解《孔雀東南飛》所反映的漢末的民俗，同樣可以讓學生們感受到文學作品中的人情美，從而受到感情的陶冶。

“七夕”和每月十九（下九）是婦女歡聚的日子，劉蘭芝和小姑話別時說 “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的離別話語實際展現了難舍難分的姑嫂情，這種真情融在民風習俗中充盈著淳厚的人情味，教學中滲透諸如“牛郎織女”一類民俗故事，既可以增強語文課的知識性和趣聞性，又有利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趣。

3. 灞橋一 “柳”，引發考題尋“蹤”。在緊接下來的教學中，教師通過與學生的交流發現，面對高考必考的詩歌鑒賞題，學生往往產生畏難情緒，卷面上的8分會因種種原因而損失過半，甚至全部丟失。而導致學生讀不懂作品或答題出現失誤的原因，正是學生民俗知識的欠缺。如柳永《少年游》一詞“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夕陽閑淡秋光老，離思滿蘅皋。一曲陽關，斷腸聲盡，獨自憑蘭橈”。

針對這首詞的理解，筆者做了學生閱讀情況統計，結果發現，24人中只有一人認為“詞以景起，總攬灞橋全景，‘風物’句緊承首句拓展詞意，將現實的故國之思與歷史的興亡之感交織”這一理解是不對的，此題的正確率僅為4%。當問到選對了答案的學生為什么這樣理解不正確時，他又只能回答詩中寫的不是“故國之思”，至于為什么不是就只有“跟著感覺走了”。

其實，只要學生只要稍微了解一點灞橋折柳的習俗，就能知道灞橋與折柳是別離的象征，再聯系“風物盡前朝”即可理解這首詞抒發的應該是作者在傳統離別場所與友人別時的離愁別恨和懷古傷今之情，表達的應是悲愁與離愁、羈旅與感昔的雙重惆悵，而非“懷念故國”之情。可惜學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積淀，因而也就抓不住作者從折柳送別著想，專寫離愁的主旨。更無法想象作者“想年去歲來，多少離人在此折柳贈別，楊柳屢經攀折，纖細輕柔的柳條竟至‘憔悴’”的感傷了。

此時，筆者才真正意識到對“灞橋”“折柳送別”這些古民俗知識的理解程度是怎樣地制約著學生對文本的理解。我們向往的師生互動、生“思”如泉的理想教學境界與學生知識現狀出現了多么大的反差，這不能不令人擔憂。

由此，筆者進一步意識到在古詩鑒賞教學中必須加強民俗知識的教學，并帶領學生“補”做高考題，尋找民俗蹤影，體會民俗知識的“鑰匙”作用。

如：2002年全國高考題以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為材料、2005年的高考重慶卷以高適的《塞上聽吹笛》 為材料命題，就“此夜曲中聞折柳”和“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等句提問，或從“折柳”問起，直奔民俗主題，或從“梅花、關山”隱藏民間樂曲的蹤跡（《關山月》原為漢代反映征人思鄉報國情感的《鼓角橫吹曲》，它與后世琴曲《關山月》都富有濃厚的北地音樂風味。《梅花落》則是南朝至唐間較為流行的笛曲）入手，如果學生對兩支曲子略知一二，就會發現此題與《春夜洛城聞笛》的閱讀都把民族樂曲知識作為解題的切入點之一。學生由此明白，多了解一點民俗，對提高古詩閱讀能力大有好處。

再比如，高三年級進入11月考以后，頻繁的講題與做題，學生會逐漸感到疲勞，此時，根據詩歌鑒賞題目的需要，適時滲透民俗故事、趣味性常識，會刺激學生的興奮神經，讓他們暫時從疲勞中解脫。

有套試卷，以姜夔《淡黃柳》一詞為材料命題并加如下注釋：“寒食：清明節前一天，古人從這一天起，三天不生火做飯，所以叫寒食。”

這首《淡黃柳》詞是姜夔寄居合肥寫的，作者寫這首詞的目的是“以紓客懷”，從做題情況看，學生對這一點不難理解。他們感興趣的倒是半吞半吐的注解后面的內容――為什么三天不生火？而這正是寒食節這一節日的來歷。

筆者抓住學生的這一好奇心繪聲繪色又飽含感情地講述了介子推的故事――

相傳春秋戰國時代，晉公子重耳流亡出走，介子推一直追隨著他。為了救重耳，介子推從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塊肉，用火烤熟了送給重耳吃。重耳回國做了君主后，差人去請介子推上朝受賞封官。可是介子推背著老母躲進了綿山，有人出了個主意說，不如放火燒山，三面點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時介子推會自己走出來的。孰料大火燒了三天三夜，終究不見介子推出來。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倆抱著一棵燒焦的大柳樹死了。晉文公望著介子推的尸體哭拜一陣，然后安葬遺體，發現介子推脊梁堵著個柳樹樹洞，洞里好象有什么東西。掏出一看，原來是片衣襟，上面題了一首血詩：

割肉奉君盡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終不見，強似伴君作諫臣。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之時常自省。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復清明。

為了紀念介子推，晉文公下令把綿山改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燒山的這一天定為寒食節，曉諭全國，每年這天禁忌煙火，只吃寒食，悼念介子推。走時，他伐了一段燒焦的柳木，到宮中做了雙木屐，每天望著它嘆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級對上級或同輩之間相互尊敬的稱呼，這就是“足下”一詞的出處。從此，插柳枝，吃寒食，不動煙火，就演變成了紀念介子推的寒食節。“足下”的故事，演變成了足蹬柳木蕩秋千的習俗。

聽了這段故事，學生們被其中人物的行為打動了，也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崇尚忠誠、重情重義的優良品質以及渴望清明盛世的傳統文化精神。這堂課是利用民俗知識促進是個教學實踐中的進行的一次知識拓展與情感教育成功的一例。它使我意識到，只要肯挖掘，民俗知識背后定是一個民族精神的寶庫。而這些民族精神如同血液一樣伴隨著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發展汩汩流淌至今，甚至在當今經濟高速發展的形勢下，仍然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4. 從節令習俗的描寫中，解讀作品的主題思想。現行高中語文教材中，對民風民俗的相關內容已有所關注，在開發和利用語文課程資源方面有積極的引導作用，尤其是把節令民俗納入語文學習的視野，讓學生能夠了解華夏各民族豐富的風俗民情，為學生更好的把握作品的思想內涵奠定了基礎。

在魯迅的《祝福》中，作者巧妙地把祥林嫂悲劇的幾次重大變化，都集中在魯鎮“祝福”這一特定的節令描寫中。第一次是描寫魯鎮年終大典，富人們要在這一天“迎接福神拜求來年中的好運氣”，以便他們過貪得無厭的“幸福”生活，而制作“福禮”的卻是像祥林嫂這樣的女人，預示出祥林嫂悲劇的社會性。第二次是對魯四老爺家祝福的描寫。在魯四老爺不準“敗壞風俗”的告誡下，祥林嫂失去了參與“祝福”的權利。為爭取這一權利，祥林嫂用“歷來積存的工錢”捐了一條“贖罪”的門檻，但得到的仍是“你放著吧，祥林嫂！”這樣一句喝令，她一切掙扎的希望都在這一聲喝令中破滅了。就這樣，魯四老爺在祝福的時刻，憑著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禮教的，把祥林嫂一步步逼上了死路。第三次是結尾，通過“我”的感受來描寫“祝福”景象。祥林嫂死的慘象與“天地圣眾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的祭祀氛圍，形成鮮明的對比，深化了舊社會吃人的本質，揭示了祥林嫂悲劇的真正原因。三次有關“祝福”的描寫，不但表現祥林嫂悲劇的典型環境，記錄了祥林嫂悲慘一生的足跡，更揭示了作品的主題思想。

另外，高中語文教材中入選了《邊城》和《紅樓夢》的部分節選（《林黛玉進賈府》）。《邊城》中端午節劃船、捉鴨子熱鬧非凡的情景，充滿神秘的月光下男女青年賽歌定情的民俗描寫，將湘西古老的邊城富有地方特色的節令風情展現得淋漓盡致，使人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悅其情。而作者則通過這些，贊美了邊民純樸善良的心靈，表現了一種優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紅樓夢》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寫賈府中主要人物的出場的服飾、不同節令熱鬧的宴飲場面和豪華的布置，表現賈府地位的顯貴、生活的奢華，與最后賈府的衰敗形成鮮明的對比，揭示了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封建社會定會滅亡的歷史必然。

三、反思及結語

高中語文教材中有許多作品涉及到一些傳統的民俗風情，它為語文教學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如果能深入挖掘，有效利用好這些民俗資源，不僅能幫助學生排除理解文本的障礙，提高學生的民俗素養和閱讀理解能力，而且能發揮其在語文教學和傳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挽救許多目前正在日益消失的民俗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而弘揚民族文化，培養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關于民風民俗的作文范文第2篇

非常高興能邀請到全國這么多文學評論家、專家參加由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作家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聯合舉辦的葉梅文學作品學術研討會。

葉梅從1973年開始文藝創作至今,已經創作小說、散文、影視劇本等文學作品300余萬字,她的小說創作深深植根于現實生活與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近距離地描摹當代人的現實生活、時代變遷,遠距離多角度地書寫三峽一帶多民族的遠古時代、不同階段的歷史、文化生活,對這一帶人民的生存背景、生存方式、歷史傳說、英雄故事、民族心理、民族風俗的描寫,立體地展示出三峽人獨特的民族精神與性格特質。這次重點研討的《妹娃要過河》《我的西蘭卡普》《大翔鳳》等作品,顯示出的文化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多方面的深刻意義,以及對當代人精神世界的不倦探求,使得葉梅文學作品在當代多民族文學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吉狄馬加:

現在全世界對很多原生民族文化的研究,往往浸透了對民族中有代表性作家創作的研究,而不是對作品的單一性的技巧研究,我認為,對葉梅的創作同樣是要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上進行研究。世界上很多重要的文學獎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非常強調作品的文化貢獻。我們的世界之所以是色彩斑斕的,文化是最重要的表現,作為少數民族作家,應是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言人,將人們精神世界所顯現的心靈中最美好的東西記錄下來。

葉梅的作品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對中國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對土家族婦女幾代人的心靈史的發掘和描寫,作了細致的人性記錄,我覺得十分重要。她的小說形式,對語言的處理和把握,都充滿了細節。我們正在經歷著現代化的嚴峻考驗,在這個過程中同質化很嚴重,我們要保證民族文化的傳承,民族符號的延續。作家正處在悖論的十字路口,要引領人們穿越,要表現出民族在這個過程中的歡樂、痛苦、歡娛,葉梅正在進行著這樣的努力。

何建明:

葉梅屬當代實力派女作家,作為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的評委和葉梅作品的出版人,我認真讀過葉梅的不少作品,多次被她的小說所吸引,這主要是她對小說故事的架構、敘述和來自于她獨特生活與對生活的獨特感受中獲取的那些精美的描寫。從葉梅的作品中,我們毫不例外地能夠看到她作為一個細膩、敏感、智慧、大氣、柔美的女性的那種獨特思維與情感流露。葉梅的作品里充滿了對家鄉、對民族強烈而真摯的感情。葉梅視覺犀利,對事物和人世的判斷非常到位,而她內心善良;對人間世態的認識高度并非所有自我感覺良好的人都能達及的。作為作家,我喜歡讀她的作品;作為同事,我喜歡與她交心,葉梅就是這樣的人。我們欣賞她的作品、同時欣賞她的可靠、可信、可知。

特?官布扎布:

葉梅是一位充滿高度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的作品關注現實,表現了新時代人們的生活變化和精神追求,字里行間都滲透著民族的自覺文化意識和情感,并能使之達到與各民族讀者無障礙交流,我們可以說,這樣的作家是土家族的也是中華民族的。

何西來:

山鬼的意象,像在二千多年前屈原的《九歌》里一樣,是一個寬泛的關于峽江山水之美的隱喻和象征,既有審美的意蘊,又有荊楚文化的承傳。葉梅的小說寫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主要是峽江一帶的女性形象。她們是那一帶奇山麗水的產物,是山魂山魄外化了的人格表現。山鬼、山魂,雖說飄忽不定,隱現無常,但一旦賦形為人,外化為人,并作為在嚴酷的現實環境中生存的女性,她們的命運,千姿百態的性格,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體,讓我們觸摸到具有生命的質感和只有峽江山水才能孕育出來的地域文化品格。這種品格,既有楚水的柔美旖旎,又有荊山的剛峭奇崛。

記得柳青曾講過,作家在創作中不斷把自己對象化為他筆下的人物。從這個角度來看,葉梅把峽江山鬼具象化為藝術世界里絢麗多姿的女性畫卷,而她自己也正是從鄂西,從峽江,從恩施走出來的美麗的“山鬼”。她雖然到了武漢,到了北京,但她的生命之根,藝術之根,永遠深扎在故鄉的沃土中。她是睜著山鬼的眼睛,回望那個山鬼的故鄉的,所以她寫出了浪漫,寫出了傳奇和神秘,寫出了一脈難能可貴的山鬼情思。

梁庭望:

葉梅的作品里有一個三維結構――民族集體無意識、歷史與時代交融的美學閃光點、融于一爐的多種藝術手法。她所塑造的女性既有西南文化圈女子的爽朗,又有荊楚女子的頑強奮進,也有江南稻作文明孕育的含蓄柔美,還有湘鄂西山里的“鬼氣”,這些在巴山楚水相匯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孕育了那里的昭君們。葉梅所塑造的女性,并沒有簡單地描繪表面裝束,諸如裙裝、上衣、頭飾,也就是表層文化,而是很見功力地從她們的性格上下功夫,從內心深處寫出一個個女性的民族特點和個性追求。

葉梅總能夠在時代勁流中捕捉奔騰的浪花。她捕捉的題材,總是歷史與時代交融的美學閃光點。在她的作品里,題材有大有小,無論是鄉間昭女的拼搏,土司制度的衰落,野三坡歷史的變遷,鄉姑的婚姻痛楚……都能夠寫出讓人心靈激蕩的情懷,給人廣闊的思考空間,具有新時期美學閃光點的價值。她在題材的選擇和處理上,既解決了文學創作不能簡單地圖解政治口號的問題,但也不回避作家應有的社會責任。

葉梅作品在表現手法上有多方面的特色,謀篇不落俗套。以《回到恩施》而言,作者以“回”的過程為草蛇灰線,把相關的往事有機地串聯在一起,形成了嚴謹的結構――串珠型結構。散亂的人和事,被“回”連在一起,有聲有色。《農婦李云霞的婚姻》更是獨具匠心,結構既波瀾起伏而又簡潔明了,為主題的深化夯實了根基。情節和人物的展示和刻畫上以細膩見長,落筆有女性睹事入微的特點。在表現手法上,葉梅的小說和散文有記實法、現實與夢幻交混法、瞬時與往昔交替法、人間與非人間混融法等,顯然在繼承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同時,也吸收了歐美現代派和超現代派的一些藝術手法。

何鎮邦:

葉梅的女性小說選《妹娃要過河》,大都是集中筆墨寫山里妹子的命運。《花樹花樹》中的昭女、瑛女和她們的姑姑,《撒憂的龍船河》中的蓮玉、巴茶,《青云衣》中的妲兒,《五月飛蛾》中的二妹、桃子、桔子、安安,《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鄉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鄉姑李玉霞……她們性格各異、命運也不盡相同,但都希望渡過那條河流、到達理想的彼岸。如果把葉梅的大部分小說作為峽江地區(也就是龍船河流域)的民俗小說來讀,作為自屈原以來的楚文化的一種載體來看,那它們主要不在于對民族地區奇風異俗的描寫,而主要是通過各種“妹娃”命運的書寫與性格的開掘來體現。因此,這些小說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個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

葉梅的大部分小說表現的都是長江三峽地區過去和今天的生活,其描繪的山川景色大多雄奇瑰麗,其表現的民風民俗大都充滿浪漫色彩;其刻畫的男男女女的形象,命運與性格大都跌宕起伏、充滿傳奇性。雄奇瑰麗的環境描寫,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描述,同時具有楚騷遺韻的小說語言,這三者構成了葉梅小說浪漫的傳奇性。

孟繁華:

我讀葉梅的小說有三點感受:第一,對邊緣經驗和地方性知識的書寫和保護。地方性的知識在我們這個時代十分重要,葉梅小說中對楚文化的書寫,本身就是對邊緣經驗和地方性知識的保護。第二,葉梅對現代文學性精神的檢討和警覺。葉梅的創作與當年鄉土文學的作家有相似性,當年鄉土文學的作家,是城市的生活或者城市的文明照亮了他們過去的鄉村記憶。葉梅也是進入到城市以后,都市的現代文學經驗照亮了她的民族文化記憶和楚文化記憶。第三,葉梅小說里的女性經驗。在我的閱讀感受中,我覺得男性作家大多寫女性寫得比較好,女性作家寫壞男性寫得比較好。但是葉梅筆下的女性人物都寫得非常精彩,這源于葉梅自己的意識性格,更重要的是葉梅對女性的理解。她的作品中有這樣一段話:“作為女人,我更牽掛那些熟悉和陌生的山里女子,看到一道道山的皺褶,就像女人疲憊而飽經辛酸的臉”,葉梅的女性書寫與前衛的女性主義文學不一樣,前衛女性要顛覆一些東西,對男性的顛覆,而葉梅體現的是對人性的大愛。

閻晶明:

作為一個作家來說,其身份就是她的作品,包括她的語言、她的故事。通常我們一直認為,少數民族作家是收集或者展示民間風情的,最多是個風格化的作家,其局限性是比較明顯的。而這一點現在正被打破,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民族文化正是一種天然的優勢。葉梅小說里不管是恩施還是土家族的歷史、現實和文化習俗,都具有極強的文化寓意。她將來可以帶著這樣一種生活走向更大的天地。

吳義勤:

讀葉梅的小說,有一種新的很驚奇的審美發現。她所傳達出的審美感覺以及那種唯美的風格,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寫作里面,長期以來似乎是被壓抑和遮蔽了的。我覺得,葉梅給我們呈現的文學景象,她所建構的文學性,是我們從傳統到今天一路頑強生長的那種沒有被告污染的、綠色的文學性。支撐這種文學性的元素有兩個方面:一是本質上“信善”的、崇尚自然的世界觀;二是對于“真善美”的信仰。因此,她的小說所表現的“生命的場”“人性的場”都有著自然、清新的氣息,都有著特殊的邏輯。我們讀這樣的作品,讀到的美感、情感,包括她的唯美主義的風格,非常值得欣賞。

此外,葉梅小說對民族文化的表現,對于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其提供的角度給了我們很大啟示。我們現在講民族文化與強勢文化的對抗,常常采取的是一種很極端的態度,這種態度有時恰恰犧牲了文學本身。但是葉梅提供了另外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可能是一種溫柔的反抗,她并不是以哀怨的姿態或者以批判姿態去夸張地表達民族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裂痕,而是采取一種超越的立場,極力展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本身的美感。我覺得這種美感展示的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深度,就是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一種很重要的反思:在故作深沉、故作沉重地去反抗、去批判某些東西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已經走到了文學的反面、走到了美感的反面?從這個角度來說,葉梅的價值還有待于我們去深入的發掘和研究。

施戰軍:

我覺得葉梅《五月飛蛾》對少數民族創作有著非同尋常的啟示。小說中二妹這個人物身上既有山妹子的性情和對待處境及命運的方式,同時有很多不同于一般民族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所承載的內容,比如對人間幸福的執信、對他人境況的關切、對具體事物和生活的直感等等。正因為沒有脫離民族女性性情的邏輯,作品又散發著一般的“進城”文學作品里匱乏的鮮活的東西,我覺得二妹這個形象在整個進城文學的潮流里,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形象,是應該留下來的形象。

《五月飛蛾》最突出的藝術特色,是充分的質感化。她寫五月中午割麥的感受,不是常人那樣要一邊顧著寫陽光如何毒辣一邊還要惦記著寫麥芒如何扎人,葉梅不可能那樣手忙腳亂,而是輕靈地從二妹的感受入筆,有一種非常清新敏感的觸覺。小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之所以和具體的生活不同,就在于它能打開另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因為怎樣的緣由打開,借助什么來打開,在哪個當口適時地打開,作為小說的敘事倫理是必須要予以尊重并解決的。葉梅在非常精妙又不著痕跡地在情節的推進中處理了這一切。把二妹的生活從她現有的田野生活寫起,從身體的反應寫起,她要離開家鄉,愿望是明確的,而原由其實是混沌的,二妹的進城不乏生存與精神的希求,而更真切的需要,則是因為陽光與她身體的反應關系而萌生的“飛遠一點”的念頭。作家必備的藝術感應和筆下人物必有的真切性,就這樣在小說中達到了相洽。《五月飛蛾》這樣的小說,顯示了優秀作家對人心的藝術整合能力,讓我們超越一般性的“社會問題”主題,而從人文性的角度來讀取它繁復又清新的意蘊。

我近年談得最多的一個詞是“魅”,這個具有“人文文化”內核的繁復又清新的“魅”,在我們現當代文學中有很多依據。在葉梅的作品里,能集中地體現這個特點:因對天地人有所敬畏便對美好的存留有所尊重和惜愛,即便敘寫艱難抒發苦楚也不會到展示苦難為止,而是將人性化生存的善美指向隱約地通達終極。《五月飛蛾》將這些放置在一個當下時代被熱太陽烤過的女性的身上,必然會煥發出非凡的能量,積極的人文魅性在她身心中一直健旺地生生不息。

崔道怡:

葉梅的《妹娃要過河》,源于不同作品而有共同的意蘊。她在后記《妹娃為什么要過河》里解說:“在河的彼岸,星空閃爍的彼岸,有著女人的希望,雖然河水深淺不一,有著不可知的風起云涌,但過河――是一件多么誘惑女人的事情。這些要過河的女人,閃動在我的小說里。對命運改變的期許,對渡過河流的心馳神往,浪漫與現實,溫情與倔犟,使她們在不同歲月里有著相似的夢想。”這種夢想感動葉梅,為她們講述了不同命運的故事。而她們的性格,卻又大同小異,無不貫穿著“女人骨子里的堅韌與無奈”。《花樹花樹》,我初讀它就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個中篇經我之手,發于《人民文學》1992年11月小說專號頭條,隨即被選進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世界小說選》,成為了具有國際影響和長遠意義的經典性作品。重讀《花樹花樹》,我再次受到深沉的震撼。龍船河畔三代女性剛烈的性格和悲劇的命運,前一次的震撼強烈,是因感受它對女性社會課題的呼吁振聾發聵;后一次的震撼深沉,是因感受它內涵悠遠,其對人之現實生存環境的憂慮。

周 明:

葉梅早些年以對鄂西土家族風土人情的描寫引起文學界及其讀者的關注。近年來她除了小說創作,還利用工作間隙創作了大量“小塊文章”,散文集《朝發蒼梧》是其中之一。《朝發蒼梧》是一個極富詩意又兼具中國文人審美意趣的書名,給人以心靈律動的感覺,讓我想到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也讓我看到了葉梅散文創作的追求和境界。貫穿《朝發蒼梧》其中的一條主線,即人文精神和悲憫情懷。作家葉梅對邊緣文化及底層人群所給予的關切,愛護,理解和尊重,像冬日暖陽下一條明凈的小溪潺緩流淌。

牛玉秋:

葉梅的小說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小說。葉梅小說的獨特貢獻首先來自她自身獨特的文化背景。所有的讀者和評論家都會注意到葉梅土家族的少數民族身份背景。但對于葉梅來說,她不僅有來自母系家族的三峽文化背景,還有著來自父系家族的漢文化背景,而且她的漢文化淵源來自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齊魯大地。因此她對中原文化與邊緣文化的沖突就有著一份其他作家難以具備的格外的敏感。《最后的土司》中表面上看伍娘是被土司和李安兩個男人在爭奪,實際上她是被兩種文化在爭奪。在這種痛苦的爭奪中,兩種文化與人類本性相悖的丑陋與殘酷都被揭示得淋漓盡致。其間葉梅批判的矛頭不僅指向野蠻的權,而且也指向了對血統純正的野蠻維護。葉梅小說的獨特貢獻還來自她對女性主義的獨立理解。葉梅的聰明之處就在于她對外來的女性主義思想資源進行了本土化的消化吸收,特別是利用她自身的文化優勢,在兩種文化的差異和沖突之中去發現女性主義的現實的合理的依據。她為自己的小說集起名《妹娃要過河》,這條河就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河。這一系列女性形象中,土家族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女性心理,給葉梅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葉梅小說的獨特貢獻更來自她所營造的藝術情景和氛圍。她把三峽民族文化的圖景凝固在自己的小說之中,用山的剛毅與水的柔情編織了一幅幅瑰麗奇幻的錦繡畫卷。由此看來,對葉梅的小說應該有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關紀新:

葉梅這書端底是一本關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書。其中各篇無一例外地在摹寫與追問著作家的母族――土家族文化的來龍和去脈,優長與局限,特別是她通向人類未來精神家園的可能與路徑。把“妹娃”看作作家筆下女性的統稱,在我看來,毋寧將她視作作家心間對于母族文化的一種親昵的指代,來得更準確。葉梅有一管舉重若輕的筆,她把一個民族文化沿革心靈變遷的故事一一講給我們聽。“妹娃”總得要過河,問題是由誰來推她,又把她推向哪里。有良知有擔當的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學,還可以陪伴著我們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去找尋他們那與美好傳統相互依偎著的、新型的精神家園。

王 干:

葉梅的小說繼承了沈從文以來的比較崇尚自然、崇尚人性的地域小說的風格。葉梅是小說散文兩手都硬,兩手都在齊頭并進。在小說的形態上,葉梅主要是追隨一種散文化的美,小說散文化的風格非常明顯,也非常強烈。當然她小說也有很強烈的沖突,但她主要是以一種行云流水般的、非常詩意也是非常散文化的方式來寫。我讀葉梅的小說,經常想起沈從文的同時,也會想起汪曾祺這一路的小說風格,好像被文學界有點邊緣化,但葉梅能夠堅持傳統小說的路數,取得了很大成就。

陳福民:

“妹娃要過河”,有著非常深刻的心理動因和民族文化的根據。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條件下,這種過河更復雜的含義也應該在考量之中,這種考量是使一個小說寫作和藝術創作保有它的復雜性和深刻性的前提條件,葉梅在這方面有意識地處理了很多元素。她所突出呈現的是為我們不太熟悉的、陌生的敢愛敢恨、真情實意、意志堅定的巴楚文化女性的性格特征。葉梅女性小說所處理的民族文化的元素,讓我想起蕭紅的《呼蘭河傳》,就是人的生長和在受傷條件下的壯美、震撼。葉梅在體現巴楚文化的特征之外,積蓄了在現代條件下受傷的人類靈魂的撫慰。

石一寧:

葉梅的小說有兩個自覺:一個是探索和表現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自覺,一個是探索和表現女性、尤其是土家族女性命運的自覺。它們呼應著隨著經濟全球化而激起的文化本土化回歸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反彈,以及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的當代批評的文化學轉向所推波助瀾的性別話語、弱勢話語、邊緣話語和身份政治的崛起。因此,葉梅的小說看起來似乎是邊緣的文本,其實卻是站在了當代小說創作的前沿。

李建軍:

葉梅的目光幾乎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她所熟悉的大巴山。在中篇小說《山上有個洞》中,葉梅揭示了土司之間的權力斗爭,寫出了土司制度的變革和終結,寫出了新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最后的土司》則敘寫的是“外鄉人”與“土家人”的文化沖突與和解,細致而生動地描寫了土家人的文化習慣和情感生活;《撒憂的龍船河》的故事則憂傷而沉重,包含著強烈的情感沖突和尖銳的道德主題。浪漫的傳奇性是葉梅許多小說的一個特點。她總是將人物置放到嚴重的考驗情境里,讓他們在極其痛苦的選擇中,顯示出非凡的力量和過人的勇氣。葉梅的小說無疑具有女性的親切感,但絕無那種常見的小資情調和小家子氣,不僅如此,在她的敘事世界里,我們常常可以讀到一種剛健有力的東西。她的小說中的故事,大都是名副其實的傳奇;她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大都屬于力量型的人物,也大都敢愛敢恨,敢做敢為,具有堅韌、倔強的性格特征,有的人物身上甚至充滿異乎尋常的傳奇色彩。《妹娃要過河》包含著渴望,也表達著祝福――小說中那些不甘沉淪的女性人物,渴望擺脫沉重的束縛和羈絆,渴望走別樣的路途,體驗別樣的人生。

白崇人:

葉梅的散文《我的西蘭卡普》主要寫家鄉的山水,寫家鄉的親人,寫家鄉的老師、同學和友人……表現了她難以割舍的鄉情、親情、友情和民族之情,有著深厚的愛的基礎。從中可以看到葉梅的人生足跡、心理歷程和她的夢想與牽掛。這可能是理解她的小說的一把鑰匙。她的小說大多具有浪漫主義色彩。巴蜀相連,風習相通。古代巴人也和楚人一樣信鬼崇巫。這就使巴文化籠罩著神秘、浪漫。葉梅是在這種氣氛里出生、長大的,自然而然將這種神秘、浪漫注入她的小說之中。她一邊把根扎在現實的泥土里,一邊又長出理想的翅膀。在她的作品中閃動著理想主義的光亮。“妹娃要過河”,就是女人們要過河到彼岸實現理想、追求幸福,充盈著強烈的希冀和勇氣。她在小說的情節設置、人物活動、場景描寫、氣氛渲染、時空轉換、民俗插入等,不乏對新奇詭秘、飄忽不定的涉獵。在表現手法上也開放思路,使用象征、夢幻、復調、反彈、對比、交錯……把小說寫得有聲有色,引人入勝。

張守仁:

環顧中外文學史,作家最結實的作品,總是離不開他記憶中的故鄉。對于葉梅來說,故鄉就是她的龍船河、她的巴東、她的三峽,以及世代勞動生息在這一帶的鄉親。葉梅寫作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凡是較有分量、能吸引我們的那些中短篇,全和故鄉的人物、習俗、寨子以及他們的哭嫁歌、跳喪舞緊密聯系在一起。葉梅的貢獻在于她為民族文學畫廊里增添了一組各具獨特個性的女性形象,她們是《花樹花樹》中的妲兒,《五月飛蛾》中的二妹、桃子,《鄉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玉霞,以及《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等。她們執著地改變自己的人生命運,對未來充滿著癡迷的向往。葉梅把鄂西山水寫得酣暢淋漓、風生水起,或凸凹,或崢嶸,或怪異,或清悠。在她筆下,鄂西的一道山、一條河、一支竹管、一朵山花,都化作一縷縷鄉情;那船夫、那山漢、那村姑,那歌謠,都是她心血流淌的結晶。她的作品里充滿著細節和意象。葉梅的小說鄉土味濃,人物鮮活;由于地域環境的相對封閉,不時呈現出神秘、離奇的情節。她的小說,我感覺是凸的、鼓的、圓的,具有濃度和密度,且洋溢著荊楚文化的浪漫、靈異和詭秘。她善于以細小的事物作為敘述的切入點,細膩、貼切,充滿動感。語言也精彩、形象。葉梅的作品是經得起推敲和研究的作品。

吳道毅:

近年來,葉梅的散文創作日益增多,以描繪民族生活、彰顯時代精神為寫作方向,題材甚廣,其最大特點是通過女性作家柔美的筆墨、靈性的語言與奇妙的構思,表達對生活的熱愛,表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時代,從而形成了民族生活與時代生活的大合唱。她的《有條河的名字叫龍船河》《想象潛江》《大水井》《火車開進野三關》《大翔鳳與老地方》等作品一方面展示三峽獨特的地域風情,一方面擴展視野,透過民族生活的表層,追尋民族文化及地域文化的根系,表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性格的人文精神。

興 安:

葉梅的創作應該歸入“鄉土小說”的范疇,她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三峽流域鄂西山地的詩化描述在國內鄉土文學中可謂別具一格。而作為“女性”和“少數民族”的雙重身份又讓她的小說超越了鄉土的概念,顯示了復合的社會學、民族學和女性學的意義。所以,返觀葉梅的創作和近幾年的發展,我以為她的小說的獨特性和文本價值還遠沒有讓我們發現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