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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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文化范文第1篇
齊家文化是繼馬家窯文化之后的分布于黃河上游甘青地區的文化遺存，年代與中原地區夏文化相當，約在公元前2183年～前1748年間。1923年至1924年間，由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發現。齊家文化分布以甘肅省蘭州市一帶為中心，東至陜西渭水上游，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北至寧夏和內蒙古。目前，隨著更多測年數據的公布及考古資料的積累，考古界傾向于將齊家文化作為與夏王朝共存的周邊文化來認識，這就打破了以往把它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認識的局限性，所以在新的國家文明背景下，重新研究齊家文化玉器就有了新的意義。
目前，經調查發現的遺址計約1450余處，統計發現的玉器的地點近50個，出土玉、石器3500余件組。謝端琚先生曾于《甘青地區史前考古》一書中將齊家文化各遺址劃分成東、中、西三大區域。考察各地玉器出土情況發現，筆者也認為齊家文化玉器傳統在整個甘青地區是極具差異性的。
一、東區類型
這一類型齊家文化主要指甘肅東部、寧夏南部地區，分布在渭河上游、涇河流域以及白龍江流等地。出土玉器包括生產工具及禮儀器，如琮、璜及由璜組成的圍圈等，儀仗類的玉鉞僅見于此區；弦紋玉琮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齊家玉器精品也多出于東區；選材以軟玉類玉材為主。東區齊家文化主要繼承由客省莊二期文化，同時受到了西部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的影響。玉器出土情況如下：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店河墓地發現綠松石飾1件。原州河川鄉上臺村征集三璜連綴圍圈1件，發現玉鏟1件。隆德縣頁河子遺址文化層內發現玉錛1件，灰坑內發現玉1件，另有1件玉璧出土位置不明。西吉縣白崖鄉征集玉琮1件。
甘肅靈臺縣橋村遺址發現玉錛1件。師趙村遺址墓葬中出土具有禮器性質的軟玉質琮1件，璧1件，文化層中出土軟玉質玉環2件，璜10件。臨淵磨溝遺址墓葬中出土綠松石珠2顆，滑石珠2顆。武山縣傅家門遺址墓葬內發現石璧2件。此外，平涼靜寧縣后柳溝村、李店村、晨光梁；靈臺縣大王、上梁三村；莊浪縣良邑鄉、水洛鎮、南坪鄉、陽川鄉等。出土玉器近百件，種類包括玉璧、琮、環、璜、箍形器、鏟、鑿、鉞等。慶陽華池縣喬川鄉、五蛟鄉、玉嘴子鄉及鎮原縣大塬村等，但多數玉器為采集品或征集品。種類有玉璧、環、錛、鑿、鉞等。
二、中區類型
中、西兩區文化面貌接近于馬家窯文化。中區主要指甘肅中部地區，包括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出土玉器以珠管等小型裝飾品較為常見，同時璧、環類玉器也發現較多，還包括少量生產工具及璜和琮的禮器，選材多綠松石、石質等一類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況如下：
甘肅永靖張家嘴遺址文化層中均發現綠松石珠3顆。大何莊墓葬出土綠松石珠20件，瑪瑙珠2件。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出土于墓葬綠松石珠40余件，石璧1件；文化層出土石璧1件，另有石璧3件位置不明。新莊坪遺址采集到石璧9件均為圓形，中間有穿孔。最大者直徑19、厚0.6厘米。最小者直徑4.3、厚0.4厘米。其中一件為半成品，周邊呈不規則方形，未經磨制，直徑22厘米。綠松石珠169粒。多呈不規則的圓柱形，個別的為扁圓形，中間有穿孔。蘭州青崗岔遺址房址內發現綠松石飾4件。榆中縣征集璧、環、腕飾、鏟等，定西內管營、三十里鋪、渭源縣七圣村、會寧縣老鴉溝村、牛門洞遺址、團結鄉高泉村。出土玉璧、環、璜、琮、鏟、刀、管等60余件。
三、西區類型
西區主要指甘肅西部及青海東部地區，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流域。玉器以璧為主，珠管一類的小型玉器仍然數量龐大，而璜、琮等器物少見。選材以玉質為主，仍有綠松石等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況如下：
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遺址墓葬中出土綠松石珠數枚、玉斧及石璧。第四次發掘中發現有24座墓隨葬玉、石璧，少者1件，最多83件，一般都放置在髖骨及腰部上下，也有和小石子堆放在一起的，個別的在胸部、肘部、頭下和手的部位。有20座墓隨葬綠色或白色的小石子和粗玉石片，小石子一般都和陶器堆放在一起，個別的在頭部上方和手旁堆放的，粗玉石片一般墊在骨架的肩、腰部之下。小石子大部分是粗玉和大理石料，都是經過人工打擊的，粗玉石片一般都有截鋸的痕跡，是制作石璧剩下的廢料。海藏寺玉石作坊發現玉璧37件，鐲1件，工具類玉器8件，玉料161件。古浪縣朵家梁遺址發現璧、斧等。峽口遺址發現玉刀。新鮮公社四隊發現玉斧。安西潘家莊墓葬中出土綠松石塊1件。
青海樂都柳灣齊家文化366座墓葬資料進行整理。發現玉錛1件（1325號齊家文化中期），石壁1件（1046齊家文化晚期），軟玉制玉璧1件（980號齊家文化晚期），玉斧1件（264號齊家文化晚期），綠松石飾34件。互助土族自治州總寨遺址墓葬中發現玉斧1件，瑪瑙珠及綠松石珠若干。大通黃家寨遺址墓葬內發現玉紡輪1件。孫家寨墓葬出土四孔玉刀1件。西寧沈那遺址發現玉璧、綠松石飾、玉鑿、玉錛等。喇家遺址內采集到玉錛、玉刀各1件，玉斧2件，玉璧2件；房址內出土玉璧3件，玉料2件；墓葬中出土具有禮器性質的玉璧4件，玉環1件，玉錛1件，玉管2件，玉片1件，玉鑿1件，玉料1件，玉璧芯2件。尖扎縣直崗拉卡遺址發現綠松石飾若干。
結語
通過以上統計發現，齊家文化玉器多以玉質、大理石質、綠松石等為治玉原料，形制包括裝飾用墜飾、珠、環、璜等；工具類斧、刀等；禮器性質的璧、琮、鉞等。具體看來，東區類型多出精品，以琮、圍圈等為代表；中區為馬家窯文化腹地，綠松石等裝飾品較為發達；西區類型公布的發掘資料較為充分，在數量上占多數，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遺址，青海樂都柳灣遺址、民和喇家遺址、宗日同德遺址等都是大宗玉器出土地點，出土玉器以璧類為代表。
由此可知，璧類器物無疑是齊家文化玉器代表，但觀察崇“璧”的習俗在各個遺址內卻又有不同的表現。以武威皇娘娘臺及民和喇家遺址為例：
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經四次發掘，墓葬內共出土玉石璧近300件，多置放人骨架胸腹部，這與同時期陶寺遺址內玉璧多做臂飾、腕飾的使用傳統是大不相同的，卻與良渚文化大墓內列璧習俗有相似之處。石璧多采用近玉質的綠色石料精工而成。每座墓葬中玉石璧的出土數量從一件到八十余件不等，男女長幼均可擁有，只能觀察到財富占有的多寡，沒有明顯的等級差別，所以推測此處崇璧習俗極有可能是崇“幣”的表現。
但是，同處西部分布區的大型環壕聚落遺存―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內出土的玉璧就具有一定的宗教祭祀性質。于編號為F4的宗教或集會性質建筑的東壁北段，一處二次重砌的凸出墻面下，發現平鋪玉璧2件，玉璧外側各有玉石1件，盛于斂口甕中的玉璧1件。此處墻面本為白灰面，后又均勻涂有一層黑色涂層，玉璧、玉料和石矛均集中放于黑色壁面旁。又于人工堆筑覆斗狀祭祀土臺頂部發現男性仰身直肢葬木棺墓一座，編號M17。遺址內其余墓葬大體都朝向M17，尤顯墓主人身份尊貴。全墓共計出土玉器15件，另有1件豬下領骨放置在棺外左側。于套口的填土中出土6件玉器，包括三璜合璧、錛、玉料、璧芯、三角形玉片和小璧芯各l件，擺放位置講究。長方形豎穴墓口的填土中發現三璜合璧及璧芯各1件。墓主身上還有7件玉器，包括璧2件、管2件、環1件、紡輪（或為小璧）1件，均堆置在頭頸部，另在右側足端發現鑿1件。
綜上所述，極具差異的齊家文化玉器展現了其融合東部中原文化與西北文化的獨特發展模式，形成了發達的裝飾用玉傳統、統一的崇璧傳統以及與東方文化息息相關的琮、璜、鉞等一類禮玉傳統。高度發達的玉文化在所謂的“玉器時代”可謂大放異彩，對蜀地三星堆文化及中原二里頭文化玉器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謝曉燕：《齊家文化玉器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2]胡曉軍：《尖扎縣直崗拉卡鄉齊家文化遺址發掘簡報》，《青海文物10》，1996年。
[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寧小橋沈那齊家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92、1993、1994》。
齊家文化范文第2篇
為了解答疑難，買到市場上所有以齊家文化玉器為主題的書籍，結果令人失望。因為專業工作者很少涉獵這個領域，熱心的倒是一些愛好者和民間收藏者，其藏品雖然看上去琳瑯滿目，但卻真偽難辨，新老不分，多數屬于似是而非的現代仿制品。有些屬于“一眼假”，臆造出的器形或雕刻形象讓人啼笑皆非；還有些選用帶著原生色斑和沁色的祁連玉老玉料仿制的，較難識別，最能迷惑收藏界。直到2012年央視曝光了北京古玩城商家采購甘肅民間玉器廠家的大量仿齊家玉器，并當做出土真品高價出售的情況，一個巨大的產業鏈才首次公布于眾。2013年3月再到甘肅，彌補對齊家文化的認識不足，專程考察了定西博物館、以收藏齊家文化玉器聞名遐邇定西眾甫博物館和靜寧縣博物館之后，對于多年思考的問題有了一點進展，即依據現有的考古發掘品并參照民間收藏真品，嘗試建立齊家文化玉器的玉料取材之色譜系統，從總體上把握齊家文化玉器生產的資源供應范圍，對照如今的玉礦知識和祁連玉、昆侖玉的玉料顏色樣本，經過排查比對，尋找是否具有來自新疆的和田玉線索。當然，這樣的嘗試還主要來自一種經驗性的判斷，即某一個地方的玉料在質地、顏色、光澤特征等方面會有一些與眾不同之處。僅憑外在的感官特征去做判斷，難以排出主觀性和似是而非的情況，不可能作為科學檢測的精確結論，只是給目前陷于僵局的學術探討提示一點可能的突破口。也給廣大齊家文化玉器愛好者和收藏者們提供一些有益參照，雖然取樣有限，但都盡量做到保真，以出土品為主，傳世品為輔，兩相結合，能夠在辨識真偽方面給出借鑒，聊勝于無。也借此圖說機會，求教于業內的行家和高人。
我把我個人調研過的齊家文化玉器的色譜情況，劃分為三個系列，分別稱為：第一，墨-綠色系，第二，青-白色系，第三，黃-褐色系。需要說明的是：有時在淡綠色和淡青色之間，在黃褐色和青黃色之間，玉料顏色的相似度很高，往往很難做截然的劃分，因此這里的三個主要色系之說，以及26件玉器的采樣標本，基本上是為了從總體上把握齊家玉器用料取材的色譜變化范圍，并非絕對的尺度。有遺漏之處，有待于日后的增補和修正。
第一系：墨-綠色系。采樣標本8件（套），按照顏色從深到淺排列。
標本1，墨玉斧，通體墨黑色，其色彩接近新疆和田墨玉。此類用料在齊家文化發掘品中尚不多見，在收藏品中卻不乏其例。新仿的則更多見。辨識起來需要仔細查看器形，鉆孔，切割痕，包漿和打磨痕跡等。
標本2，墨綠色玉璧，雖有殘缺，仍然顯得大氣磅礴。綠顏色中透露著斑駁的淡黃色和黑色斑紋。定西地區以河川為主的地理條件，便于玉料的運輸中轉，這里或曾經是一個四千年前的玉器生產基地，能夠留下較大的齊家文化玉器成品和半成品，劉岐江先生的眾甫博物館就十分難能可貴地陳列出一個展柜的玉器半成品。
標本3，碧綠色玉璧，器形碩大，綠色中閃現著黃色云霧狀沁斑。其綠色均勻凝重，十分逼近新采摘的黃瓜外皮。
標本4，黃綠色玉琮，是“靜寧七寶”中比較粗糙的一個玉琮，典型的齊家文化玉琮風格，粗線條幾何形，不加任何雕飾紋樣。外表些許白色的灰皮難掩其內在的質色。其玉料特點是黃中透著嫩綠，綠中透著嫩黃。
標本5，黃綠色大玉璧，是著名的齊家文化“靜寧七寶”之大者。其玉料本色青澀，就好像未成熟的芒果。玉璧上面呈現出黑色和褐色的水滲狀沁，盡顯出一種說不盡的幽玄和神秘感。
標本6，黃綠色玉璧，色澤與上一件大玉璧大同小異，但玉質顯得更加致密油潤，外緣有灰白斑和黑色魚子沁。是難得收藏到的齊家玉器中之精品，由上海某位收藏家提供原件，筆者拍攝。
標本7，淡綠色玉璧，其色彩特點是一種朦朧感，外面有斑駁的灰土皮殼，生坑特征明顯，玉器表面留下一道原始加工時的切割痕。
標本8，綠色四聯璜。聯璜玉璧是齊家文化玉器特有的品種，其文化涵義至今還沒有得到公認的解讀。一般的加工程序是先做成玉璧，再切割為三璜或四璜，也有采用不盡相同的玉料拼合起來的。本組玉璜呈現出綠色和黃綠色玉質，土沁深透玉里，不像浮在表面的人工做沁。
第二系：青-白色系。這是齊家文化玉器中最多見的色系，采樣標本12件（套），按照顏色從深到淺排列。
標本9，青玉琮，是“靜寧七寶”中最精美的一件，上調至甘肅省博物館展出。業內一般認為是采用新疆和田青玉制成的，其色澤略近似墨綠，但是又比墨綠色要淺淡。玉琮外表陰刻的十三道瓦溝紋，打磨光鮮，看上去有一些良渚玉琮的風格元素。齊家文化先民是怎樣接受了外來的玉琮觀念，又怎樣取材上乘玉料，打造出如此鬼斧神工的玉器來，迄今尚無答案。
標本10，青玉琮。與前一件玉琮相比，這件才是典型的齊家玉器風格，素體無紋飾，只有外方內圓的幾何形狀。其功能，一般按照《周禮》的說法，解釋為天圓地方的象征，用于祭祀天地的重要儀式活動。此件玉琮表面的白色是地下掩埋四千年的鈣化和沁色，其褐色則像是玉料中本來就帶有的色斑。這種色斑是青海甘肅一帶祁連玉料的常見的。
標本11，青玉瑗。齊家文化留下許多環形玉器，玉瑗的孔比玉璧大，比玉環小。此件玉瑗選料精良純凈，表面特征近似和田青玉。器表略顯黑褐色沁。
標本12，青玉琮。甘肅省廣河縣的齊家坪是當年瑞典人安特生發現齊家文化的地方，當地有許多齊家文化遺物出土，以陶器為最多，玉器精品卻不多。當地博物館所藏這件玉琮就是用石性較大的玉料加工的，表明古人所說的玉石不分現象，在精美玉材稀少的情況下，勢必長久地存在。
標本13，青玉琮。這件齊家文化玉琮是安徽一位資深收藏家的藏品，也是來自甘肅。和上面一件生坑玉琮不同，本玉琮經過盤玩，已經接近熟坑玉，即較多透露出青玉料光潔的質色。
標本14，青玉璧。齊家文化和良渚文化一樣，常見有大于20厘米的玉璧，而北方的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玉器則很少見如此大件器物。這或許是由于取材的難易程度不同而造成的。此件青玉璧大而完整，沁色自然天成，表面留有切割痕。單面管鉆打孔的方式一目了然。
標本15，青白玉三聯璜合璧。是精選色澤特征接近和田玉的馬銜山玉料制作而成，屬于齊家玉器中僅次于白玉的珍惜玉材。其白色和褐色斑紋究竟是原料所帶還是掩埋后的土沁色，較難分辨。
標本16，白玉璧。古玉價值按照取材稀有的程度排列，眾所周知以白玉為高貴。所謂“白璧無瑕”成為古人審美的至高標準。齊家文化玉器的流行年代比漢字中的甲骨文還要早，那時就就已經出現白玉為尊的現象，值得研究者關注。雖然當時白玉用料所占的比重還較小，畢竟是華夏核心價值形成的物質符號源頭。這件玉璧采集自隴西一位收藏者，是難得一見的帶皮的白玉制成，深褐色的松枝沁深入玉質肌理，左側表層還有微黃色沁斑。
標本17，青白玉鉞，私人藏品，來自隴東的慶陽。其外觀的溫潤程度極似和田玉。刃部一端呈現黑漆古沁色，鉞身中部有順著綹裂的白色云霧狀沁。此類玉器很容易引發有關玉石之路的猜想：古人是從哪里把如此優等的玉料拿來做斧鉞用的？
標本18，白玉琮，蘭州金城古玩城私人藏品。這是十分罕見的齊家文化白玉琮，玉質似和田玉，細膩瑩潤，透著黃褐色的沁，其雙面打孔留下的旋轉切割痕及臺痕，清晰可觀，算得上適合教學用的標準器。
標本19，白玉小斧，私人藏品。也是和田玉特征明顯的一件。一般無孔稱斧，有孔稱鉞。其實二者的區別是功能上的，斧為實用工具，鉞為儀仗用的禮器，象征意義大于實用意義。
標本20，白玉斧（殘），私人藏品。這件玉斧色澤白而純，包漿自然，云霧狀分布的沁色訴說著歷史的滄桑，一邊留有未經打磨的切割痕。初步判斷和上一件一樣也是實用工具。
第三系：黃-褐色系。采樣標本6件，按照顏色從深到淺排列。
標本21，黃色玉瑗，武威黃娘娘臺齊家文化墓葬出土。當地一座墓出土玉璧玉瑗最多達80余件，創了有考古記錄的出土齊家玉器數量之最。由于用量大，其選材上也是有玉石不分的現象。現存武威文廟內的武威博物館。
標本22，黃褐色玉璧，蘭州私人藏品。經過多年盤玩，包漿極美，沁色斑斕，表面呈橘皮紋狀。考古出土的玉器，因為都是束之高閣的，不可能經常受到人手的接觸和長期摩挲，所以很難見到這種古人玩玉所追求的奇妙效果。
標本23，黃褐色玉璜，蘭州私人藏品。也是盤玩佩戴得很熟透的古玉，其玉質色調為齊家玉器中相對不多見的，如今的仿品則多用此類祁連玉料。
標本24，黃褐色滿沁玉璧，上海私人藏品。玉質好，沁色美，堪稱齊家玉器之精品。其玉料出處不詳，耐人尋味。
標本25，黃褐色三聯璜合璧，藏品。臺灣的故宮收藏著1949年從大陸運抵寶島的清宮舊藏古玉，其中的這件三聯璜合璧還保留著生坑的特征，若經過人手的長期盤磨，行家都可以想見其預期的審美效果。
齊家文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儒家文化；"內圣外王"；"三綱八目"；"慎獨"；干部內在修為；啟示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全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浩如煙海的典籍與厚重的歷史積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是儒、釋、道三家融合，在這其中，自漢代以來，歷來居于正統地位的首推儒家文化。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儒家文化不僅影響了中國幾千年，而且還廣泛地影響著整個世界。
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對孔子推崇備至。1772年，在英國出版的《世界歷史名人錄》中，孔子名列榜首。1844年，美國著名學者愛默生稱"孔子是中華教育的中心，是哲學上的華盛頓"。1988年，諾貝爾獎得主齊聚巴黎，在《巴黎宣言》中寫道："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在全球已開辦的360多個孔子學院和500多個孔子課堂，是又一個最有力的明證。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核心內容，經過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學的發展和傳承，早已內化于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可以說，對中國文化、政治以及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家思想內涵豐富，它不僅崇尚道德，同時還關注和研究如何治理國家。因此我們談從政道德，論干部內在修為，就可以也應當從儒家文化中去吸取精華及養分。以儒家的"內圣外王"為例，這一思想就體現了道德與政治的有機統一。"內圣"指修身養德，要求做一個有德性的人；"外王"指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做到"內圣"才能開出"外王"。"內圣外王"的統一可以說是儒家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孔子時代，并沒有明確提出"內圣外王"這一概念，這個概念是由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莊子所提出的，但因為其思想內涵與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儒家就吸納了這一術語，并且豐富發展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學說。
"內圣外王"中這一理論，可以說是無不談道德，也無不談政治。儒家認為政治只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實到政治當中，才能產生普遍的影響."內圣外王"作為一種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他強調的是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下的自我修行，換句話說，就是要不斷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那么如何才能達到"內圣外王"的境界呢？在儒家看來，《大學》中所講的"三綱八目"是實現"內圣外王"的指導思想和重要途徑。
《大學》提出了"三綱領"和"八條目"，強調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理論強調的是治理國家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內在聯系。《大學》在開篇就提出了"三綱"，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所謂"明明德"，就是發揚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賦的光明道德；所謂"在親民"，是使人棄舊圖新、去惡從善；所謂"止于至善"，就是要達到儒家倫理道德的至善境界。這就是三綱，它既是《大學》的綱領，也是儒學"垂世立教"的目標之所在。
由"三綱"又開出"八目"，"八目"既是實現"三綱"的具體步驟，同時也是實現"內圣外王"的重要途徑。具體而言，"八目"就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及修身被視為"內圣之業"，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被是"外王之業"。在這里我主要談談有關"內圣"的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格物致知。在朱熹看來，格物致知就是"窮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達至極。"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則，從而總結為理性知識。"格物致知給我們的啟示在于：我們的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踐行格物致知，就必須在做決策之前，深入基層，到群眾中去，多做調研，學會從群眾的角度去思考和看待問題，充分了解群眾的實際需求，查找出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疏漏，以問題為導向，才能更好地提高工作針對性，從而更加有效地為群眾服務。
第二，誠意正心。關于誠意正心，《大學》中寫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思是有真誠的心意才能端正心思。放在我們當下的語境，也就是要求我們的干部要有責任心和擔當，要設身處地地為群眾著想。
第三，修身。在"八目"中，處于中心環節的是修身，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外部途徑，誠意、正心是修身的內在前提，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修身的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因此，修身是"八目"的中心環節。對于"修身"的理解，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修德，二是修智，儒家認為德才兼備才是修身的理想結果。在這里，修德又是修身的首要任務。修德是指修身養性，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儒家從孔子開始，就十分重視修身。
齊家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企業文化 凝聚力 供應鏈
俗語說得好：“家和萬事興”。只要家庭成員和睦相處、互相幫助，整個家族就會興旺發達，推而廣之，整個國家就會富強昌盛。其實這里所說的就是凝聚力的問題。同樣的，企業凝聚力的大小決定了企業能走多遠。要提升企業的凝聚力就要使其成員建立一種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幫助的親密的“家庭”關系，也就是在企業中建立一種“家”文化。
將“家”文化引入企業是可行的。一方面，重溫歷史我們會發現，我們是一個有極強凝聚力的民族。年代，人們團結一致，親如兄弟姐妹，打擊日寇、保衛家園。這種保衛家園的愿望產生巨大的力量，支撐我們取得最后的勝利。中國人是重感情的，對家的眷戀也強于西方人。另一方面，現在人們生活在高速發展的知識經濟時代，大部分時間用于工作，工作對人們來說不單單是機械地完成任務，還應給予人們滿足。所以，企業應為員工提供一個和諧、平等、信任的工作環境，使員工社交、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在企業中得到滿足。
在“家”文化指導的新型企業內部關系中，企業就像家長一樣，履行自己對內對外的職責；員工就像子女一樣履行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培養一種外人無法理解的信任、微妙與親密關系。一方面，員工要學會建立共同的責任感和共同意識，像建設自己的家園一樣建設自己的企業。企業要為員工提供“家”一樣融洽的氛圍：在這種環境中員工可以民主參與決策，共同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工作熱情高漲，人際關系和諧，產生很高的生產率。另一方面，企業作為家長應該做到：第一，為員工提供各種發展機會，并提供及時的培訓，使之能夠把握這些機會。第二，幫助每一個員工制定職業生涯規劃，并為這些規劃的實現鋪平道路。第三，要考慮員工的生活狀況，尤其是生活困難的員工，時時給他們以安慰和幫助，解決其后顧之憂。最終，企業與員工建立起共榮共辱的緊密關系，企業迅猛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種和諧的企業關系在海爾集團得到了很好的印證。海爾的企業文化帶著東方文化特有的人情味和親和力，其核心部分體現了對員工和顧客的尊重。在海爾人的意識當中，海爾是一個大家庭，而每一個海爾人都是其中一分子。“海爾為家”就是海爾文化的精髓，它鑄就了海爾人對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贏得了廣大員工對企業的“真心”和“實意”。
在海爾從來聽不到員工對企業的抱怨，人們看到的永遠都是員工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和主動進取的“主人翁”姿態。無論是對人才的選拔、考核，還是對人才的激勵和培訓，海爾都做到了平等待人，擇優選人，充分釋放了每一個員工的生命潛能。海爾集團在為員工著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辦理各種國家保險；上下班有班車接送；解決職工住房等等。讓員工體會到企業的溫暖，從而形成對企業的歸屬感，激發了主人翁責任感。
企業的“家”文化不只局限于企業內部，它還可以融入到企業所在的供應鏈系統中。
供應鏈的實質是企業邊界的擴展，它是由相互關聯的不同企業實體構成的系統。企業作為其中的一個節點，要與供應鏈上其他企業合作，彼此信任，共同開拓市場。這就要求企業與供應鏈上其他企業建立家庭成員關系，將“家”文化融入到供應鏈系統中去。
對供應鏈來說顧客是其唯一真正的現金流入點，除此之外所有其他的現金流動只不過是發生在供應鏈中的資金交換。所以企業應把供應商視為自己的兄弟姐妹，本著公平、公正、尊重、信任的原則，與供應商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只有信任對方，為對方著想，才能取得對方的信任與支持，才能建立穩固長久的合作伙伴關系。
至于顧客，常常被企業奉為“上帝”。在這里我們也可以從家庭的角度賦予他一個新的角色---父母，把顧客當作需要企業贍養的老人一樣看待。做兒女的會千方百計弄清楚父母需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實現他們的需要。作為企業，也要考慮顧客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思考如何去滿足這些需求。這就要求企業及時跟蹤把握顧客需求，提高自身創新能力，為顧客創造符合需求的產品。同時，企業還要在服務上下功夫，讓顧客切實感覺到企業的良苦用心。在這方面海爾集團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樣板，張瑞敏曾經說過經營企業如同經營人生，都需要我們用心去做，對用戶像對親朋那樣真誠。如果企業真正做到了把顧客當作自己的衣食父母一樣去善待的話，那么其服務水平一定會有質的提高。
確定了組織文化建立的方向，然后按照一定的步驟循序漸進地進行。組織文化是逐漸地培育出來的，千萬不可急于求成。就我國的企業文化而言，起步晚，觀念落后是不可忽視的弊端，但是不能避之不談。只要企業拓展思路，把企業當“家”一樣來營造，相信企業會出現一幅員工為企業貢獻才智，企業為員工謀福利的其樂融融的景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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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家文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恥感； 恥感文化； 道德教育； 價值
中圖分類號： G41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1－0114－03
中國傳統恥感文化注重個人的修身養性，自省、慎獨、知恥改過，同時作為人的精神和心靈堤防，恥感文化又外在表現為一種自重、自立、自強的人格力量，對國人的行為乃至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恥，古作恥，《說文》曰：‘辱也，從耳，心聲。’《六書總要》曰：‘恥，從心耳，會意，取聞過自愧之意。凡人心慚，則耳熱面赤，是其驗也。’”［1］“恥”是人的好榮惡辱之心，是珍惜、維護自身尊嚴而產生的情感意識，人們知恥而為才能自覺地為善去惡、趨榮避辱。恥感文化就是指建立在恥感意識基礎上的普遍的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和行為模式。中國傳統恥感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中國傳統恥感文化的歷史演進
在夏商周時期，周公就強調“明德慎行”，《尚書·說命下》中也有“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之說，這時人們就已經認識到恥感對于控制人的行為的重要性。到春秋前期，一些學者已經開始談到諸如“仁、禮、惠、忠”等一些基本的道德規范，孔孟則在其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發展。孔子道：“行己有恥，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告知人們要時刻保持一顆羞辱之心。孟子更是強調“人不可以，之恥，也。”［3］“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如果沒有羞惡之心，那么人同鳥獸又有什么區別呢？春秋戰國時期《管子·牧民》篇中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說法，管仲把作為四維之說的“禮、義、廉、恥”提到了關乎國家興亡的高度，可見恥感文化已經開始作為治國方略被世人所接受。吳越爭霸中，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不忘“會稽之恥”，終成大業。戰國中期，秦孝公深以“諸侯卑秦”為恥，于是廣招賢士，從而有商鞅變法，國力大增。戰國后期，趙武靈王以“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打動公子成，遂成就胡服騎射之改革。這些事例說明，恥感文化在齊家治國和社會改革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降及秦漢至盛唐，恥感文化在歷史劇變、國難當頭時，在志士仁人的踐行中充分體現出來。衛青“匈奴未滅，何以為家”，司馬遷“輕于鴻毛，重于泰山”，蘇武牧羊、黨錮事件以及班超“投筆從戎”無不反映著恥感文化對現實的警示和規范力量。宋朝學者周敦頤認為“必有恥，則可教”。［4］朱熹也認為“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知恥是由內心以生。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5］陸九淵也是這一思想的繼承者，他曾有言“夫人之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為人哉？”［6］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管仲的“國之四維說”繼承并發揚，強調“廉恥立人之大節”、“四者之中，恥尤為要”。［7］清代石成金也曾談到：“恥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恥，則潔身勵行，思學正人之所為，皆光明正大，凡污賤惡，不肖下流之事，決不肯為；如不知恥，則事事反是。”［8］龔自珍也是恥感思想的發揮者，他說：“農工之人，肩荷背負之子則，則辱其身而已；富而者，辱其家而已；士，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名之曰辱社稷”。［9］可見，使民眾知恥，對社會安定發展關系重大。清末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也提出：“人只有不為，皆賴有恥心，如心，則事不可為矣。”“風俗之美，在養民知恥”又言“恥者，治教之大端。”［10］
可見，中國的恥感文化軌跡源遠流長，古人早已認識到恥感文化對引導社會風氣、修身齊家、以德治國等方面的作用。傳統恥感文化的悄然建構，將人類從蒙昧甚至野蠻的狀態中提升出來，它在人們內心深處喚起“有知恥之心而無之做”的警戒意識。恥感文化不僅是古人留給我們的一份厚重的文化遺產，也是現代社會道德教化寶貴的精神資源。
二、中國傳統恥感文化的精神內核
中國傳統恥感文化根植于中華大地，與華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休戚相通，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其基本思想內核體現在:
其一，羞惡之心。中國古代的先哲們認為，是否知恥，有無羞惡之心，是“人禽之別”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具有道德理性的真正意義的“人”，區別于一般動物而言所必須具有的最重要和最起碼的條件。孟子大聲疾呼：“無羞惡之心，非人矣。”［11］“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苦人有？”［12］在孟子看來，知恥對一個人來說關系重大，那些使用計謀的巧詐之人，是沒有什么地方用得著羞恥的。如果不以不如別人為羞恥，怎么能趕上別人呢？朱熹也說過：“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有之則進于圣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故所系甚大。”［13］宋代著名理學家陸九淵更是這一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揮者。他的闡述具體而精辟。“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固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14］以此告誡人們，如果一個人言之無常，行之不軌，任意胡為卻滿不在乎，得意洋洋，毫無羞愧，那么，這與山林、水口的動物和圈養、放牧的牲口又有什么區別。可見，注重羞恥之心對一個人來說，是多么重要。
其二，行己有恥。孔子諄諄教導我們：“行己有恥。”即一個人出言行事應有知恥之心。《論語》提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15］，意謂古代有道德的人，不隨便說話，因為他們以言行不一，說得到而做不到為恥。《國語》也認為：“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16］恥泛指如下行為：舉行禮儀有始無終，感情和外貌不一致，只有表面的華麗沒有實在內容，不估量自己的實力而幫助人家，對別人幫助而無所成就等等。《荀子》主張：“恥不信，不恥不見信。”其大意是以自己不講信用為恥，不以不被別人信任為恥。朱熹也認為：“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17］在朱熹的眼里，說得出而做不到，是很可恥的。所以，古代有修養的人不隨便說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三，有所不為。朱熹說得好：“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18］意思是說，人有羞恥心，才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這就告訴人們，只有有了羞恥心，才能真正進行道德選擇，才能在分辨是非、善惡和美丑的基礎上，自覺堅持真、善、美，拒斥假、惡、丑。石成金也強調；“恥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恥，則潔己勵行，思學正人，所為皆光明正大。凡污賤惡，不肖下流之事，決不肯為。如不知恥，則事事相反。”［19］在石成金眼里，知恥，就要潔身自好，為人正派，光明正大。凡是污穢下賤，荒邪惡，不肖下流的事情，決不肯做。康有為還說過；“人之有所不為。皆賴有恥之心。如心，則無事不可為矣。……若者，人欲所固有，有恥心，則可終身守節矣；利者，人欲所同然，有恥心，則可使路不拾遺矣；貪生者，人情之自然，有恥心，則可忠烈死節矣。”［20］可見，人有知恥心，才能清楚有所不為，從而近善遠惡，不貪利，不貪生。
三、中國傳統恥感文化的當代價值
恥感文化，盡管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評價和選擇標準，但作為一種道德規范，在任何時代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價值和需要。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社會轉型期，恥感文化的建設對于激發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和積極向上的人生理想，凈化社會風氣，提升國民的精神境界具有主要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對于個人來說，知廉恥乃“立人之大節”。“明恥”是做人的道德底線。人有恥，就給自己劃定了行為的界限，也就會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旦恥感意識在個體內心中生成，那么，他對行為就會產生怨恨自己的負罪感或者是懼怕譴責的羞恥感。每個人只有具備了這種內在的道德約束機制，才可能自重、自愛、自尊。因此，我們可以說，恥感意識是道德主體內在形成的道德心理堤岸。有了它，才可能用以自警、自省，進而去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境界。但我們必須承認，由于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利益分化和對道德觀念的沖擊，一些人廉恥意識十分淡薄。有的人不以為官而貪、為吏不廉為恥，不以為商而奸、為富不仁為恥，不以出賣靈魂、出賣肉體為恥，不以見死不救、見惡不斗為恥，不以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為恥，不以貪贓枉法、為恥……因此，恥感文化建設的意義就在于，強化社會個體自身的恥感意識，做到知恥明辱，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行為。
其次，對于家庭來說，恥感是家庭和諧的重要保障。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古人很重視家庭對個人道德的培養。在家庭關系上，儒家思想尤其強調“孝”與“悌”的美德，將之視為“為仁之本”。如，夫妻關系上，主張互敬互愛、坦信忠誠，以恃強凌弱、見異思遷為恥。在父母對子女的關系上，儒家認為父母不僅要在物質上給予子女以撫助，還要在精神、做人方面給予教化。但不容質疑的是，在當今社會的家庭關系上，一些人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法制觀念嚴重滑坡，從而由代內代際關系引發的矛盾非常突出，影響了家庭和諧及社會穩定。因此在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設中，要加強知恥道德教育，知恥才能修身，知恥才能贍養父母、愛護兄弟、尊重婦女、養育子女，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家庭問題，共同培養和發展夫妻愛情、長幼親情、鄰里友情，這正是社會主義家庭美德建設所要求的。
再次，恥感文化有利于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諧的人際關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大力推進恥感文化的建設，樹立知恥明辱，行己有格的知恥意識對于和諧人際關系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傳統恥感文化特別強調“個人知恥之心不可無”的觀點，而在現實社會的人際交往和社會交往中，有些人不知羞恥，損人利己，見利忘義，違法亂紀，破壞社會關系的和諧和穩定。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最起碼的恥辱感、羞恥心。人，就會無所不為；人，極易無德。知恥，是明善惡、知是非、辨美丑的一種內心標準；知恥，是一種特殊的激勵力量，可以轉化為一種精神動力，激發個人潛在的自尊和自強，才會自覺加強道德修養，完善道德人格，才能真正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和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
另外，推進恥感文化建設對于提升國民素質和培育理性的國民精神意義尤為重大。傳統恥感文化歷經幾千年的錘煉，源遠流長，深入人心，是中華民族兒女廣泛認同的心理依歸和行為導向。學習和汲取中國傳統恥感文化中有價值的養分，不但可以培養人們的知恥感和羞恥心，還能夠有助于人們培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由明恥而向榮，激勵人們秉承道義，奮發向上，全面塑造和提升國民精神和素質。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在幾千年文明史中積淀了高尚的傳統美德和優秀的民族精神，恥感文化作為民族文化的精髓一直都是維系我們民族榮辱與共、不斷進取的精神支柱。在我國當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恥感文化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仍是推動民族和國家前進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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