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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范文第1篇

我國經濟法在很多方面均是后來居上，其原因何在？主要就是因為，這些現象均是由國家管理經濟思想的詮釋。隨著國家管理經濟思想的發展，經濟法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并且越來越成熟，國家管理經濟思想的不同，導致經濟法的內容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進行具體分析的時候，可以將我國及前蘇聯等轉型國家的發展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比較，以及比較西方國家之間的發展水平，進而明確國家管理經濟思想和經濟法之間的關系。

(一)我國及前蘇聯等轉型國家的國家管理經濟思想以及經濟法研究水平與西方國家的比較

通過相關研究表明，西方國家的經濟思想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自由放任、國家干預、混合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因為沒有經濟危機的影響，導致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沖擊，進而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在二戰之后，盡管新自由主義開始出現，但是凱恩斯主義也沒有被全部否認。例如，漢森認為，自19世紀末以來，世界大部分國家經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而是存在著一定的社會化公共經濟，進而出現了“公私混合經濟”概念。一般而言，混合經濟主要就是政府與私人企業并存的一種混合經濟體制。當然，大部分西方國家均是以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為主，國家干預只是一種對自由放任模式的糾正。而我國于前蘇聯則是另外一種情況。我國以及前蘇聯等一些有著傳統經濟的國家，將管理經濟當成是國家的一種職責。從這些國家角度分析，國家管理經濟不再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的，而是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常態。國家需要對經濟進行全面、合理的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思想非常全面。通過我國及前蘇聯等轉型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法研究水平相比可知，經濟法體系與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著國家管理思想，其主要呈現一種正比關系。無論是我國還是前蘇聯，經濟法體系與研究水平均要高于西方發達國家。

(二)西方不同國家管理經濟思想以及經濟法研究水平的比較

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經濟思想均是以自由放任為主，輔助以國家干預，但是因為國家干預程度的不同，導致各國之間的經濟法研究水平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西方國家中，美國與英國的經濟最為自由。盡管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凱恩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自由放任思想，但是，也只是將國家干預當成是一種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德國經濟思想的來源主要就是弗萊堡學派，其主要核心內容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其代表人物認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均存在著一定的不足，理想的經濟體系就是自由競爭為主，輔助以國家干預。法國的管理經濟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德國管理經濟思想的影響，在二戰之后，實行了計劃經濟，并且還掀起了一些國有化。在管理經濟思想中，盡管凱恩斯主義、弗萊堡學派均主張實行國家干預，但是前者是一種消極的應對策略，而后者則是一種積極的參與。所以，德國、法國的經濟干預要寬于美國、英國，相應的經濟法研究水平，盡管均是世界經濟法體系的來源，但是德國經濟法研究要優于美國經濟法研究。日本管理經濟思想在美國與歐洲的雙重影響，主要介于兩者之間，相應的其經濟法研究水平也是處在兩者之間。盡管日本經濟法對國家投資經營法內容有所涉及，但是也是主張反壟斷的，其經濟法研究水平與體系要比美國發達一些，但是和歐洲國家相比，也存在著一定的落后性。

二、結束語

經濟思想范文第2篇

誠信是我國傳統道德體系中的重要道德之一，是中華民族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實是天地的根本規律法則。追求誠信，則是做人的根本原則。孔子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輥，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說的是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就像車沒有輪子一樣將寸步難行，更不可能在社會上立足。先哲荀子說：“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財通，而國求給矣”，肯定了誠信在商業興旺、國家繁榮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現代商業社會中誠信作為商業道德尤為珍貴。諺語云：“生意人講信譽，栽花人講節志”、“經營信為本，買賣禮在先”、“誠招天下客，財從信中來”，說的都是誠信的重要。經商之人無論生意大小都應該將信譽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有長線發展打算的人。因為，信譽得來絕非一朝一夕，得靠一點一滴慢慢累積，一旦建立則能成為商家寶貴的無形財產、金字招牌，直接關系到自身在行業競爭中的生存與發展；而違背道德，失信于消費者的人，不但賺不到錢，使個人名聲受損，甚至會招致災禍。在經濟交往中誠信體現為經商者要誠實，不講假話，童叟無欺，不弄虛作假，不做短斤少兩、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哄抬物價的事情。“公平交易有口皆碑，虧心買賣信口瞎吹”、“自古買賣有規矩，交情為重價合理”、“秤平斗滿，顧客心暖”。交易中明碼標價，稱平尺準，是誠信的體現，而那些破壞電子稱等計量器具，“短斤少兩”欺詐消費者、坑蒙拐騙的行為則是對公平的市場交易原則的違背。“生意經，一字真”、“經營要誠，貨物要真”、“山貨不摻假，心眼不摻雜”，在交易中故意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都是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近年來，市場上假煙、假酒、假藥、假化肥、假名牌等泛濫，毒奶粉、染色饅頭、注水肉等事件層出不窮，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對市場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對社會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二、勤勞生財

韓愈在《進學解》中告誡世人：“業精于勤，荒于嬉”，學業在勤奮中精通，在嬉笑玩耍中荒廢。其實不僅僅學習需要勤奮，做任何事情或想要做成一件事情都需要勤奮、努力、堅持不懈，好逸惡勞的人終是成不了事的。諺語云：“生意有經一字真，興業有經一字勤”、“若要富，買賣公平多主顧；若要富，手腳不停做活路”，于生意人而言，勤勞是創業、守業必備的條件，是致富生財的正道。“勤堵壩塘為灌溉，勤走地方為經商”，很多經商之人長年背井離鄉、走南闖北，辛苦異常，卻始終堅信要創業就得不辭勞苦，奮志經營，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他們明白要做成生意就得多跑動，不跑不活，多看多了解，才能獲取市場信息，找準商機，獲得利潤。“店鋪開得早，賺個金元寶”、“店鋪關得晚，銀錢順手揀”，勤快的人為了有所收獲愿意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和辛勞，起早貪黑，踏踏實實；而慵懶的人慣于在想象中發財，懶散拖沓，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大錢賺不來，小錢不愿賺。

外行人通常看到的是做生意能賺錢，但卻不能真正了解賺錢的不易。生意場的波濤洶涌、明爭暗斗、起起落落毫不亞于硝煙彌漫的戰場，諺語“生意八只腳，神仙摸不著”、“十年讀出個舉人，十年學不出個生意人”，道出的就是生意場的詭譎和謀生的艱辛。生意人要想站穩腳跟并有一番作為不僅要勞力更要勞心，手腳勤快，腦袋也要勤勉。諺語：“買賣不思不想，就像小孩玩雀蛋”、“生意不盈教人悟，教而不悟窮上窮”、“深鉆細研生意經，貨物暢銷利自生”，包含著以智求財的道理，只有多看多想多分析多動腦的人，才能在商場中知進知退，才會成功。

三、崇尚節儉

經濟思想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思想；經濟學；教學；滲透；措施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62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5）18-0-01

1 在經濟學教學中滲透經濟思想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趨勢的帶動下，各行各業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有效開展經濟學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在教學中適時滲透經濟思想也非常必要，這是適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1.1 適應市場需求的必然途徑

教學的實質是幫助學生盡快融入到社會實踐中，因而加強教學的實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電子商務及國際貿易不斷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各大企業的經營風險，在這種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要及時融入新思想，以更好地幫助企業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傳統的經濟學教學理念無法滿足當前的市場需求，加強經濟思想的滲透可改善教學現狀，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

1.2 經濟學教學質量提升的有效方法

經濟學教學的目的是通過培養專業性人才，幫助人們客觀分析當前的經濟環境，為下階段的經濟活動做準備。雖然當前的高校教學中現代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實際教學質量仍然存在較大不足，教學內容滯后、教學方法單一等弊端，導致經濟學教學的優勢無法有效發揮出來。經濟思想的滲透可以很好地改善經濟學的教學現狀，突破傳統的經濟學教學。

2 經濟學教學中的不足

教學質量的提升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配合才能實現，教師個人的專業素養、學生對于知識的吸收能力、教學設備及教材等都會對教學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2.1 教師自身不足

這種不足不僅表現在專業能力上，同時也表現在教學方法與教學理念上。教師自身的專業經驗對教學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高效的經濟學教學需要教師依據自身經驗，全面理解并合理安排教材內容。這就對專業教師提出較高要求。

2.2 學生個人意識的影響

經濟學在高校中比較普遍，其作為一門基礎性較強的學科往往無法得到學生的重視，學生僅出于對學分的需求，側重于對考試技巧的掌握，而在系統性知識與思維的培養中存在較大。

2.3 經濟學自身教學特點的影響

經濟學對師生的要求比較高，且涉及的知識面也非常廣，在實際教學中，部分理論知識過于抽象，學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受教師個人教學習慣的影響，無法充分發揮當前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在營造課堂氛圍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不利于學生個人興趣的培養。

3 經濟學教學中經濟思想滲透的措施

3.1 加強重視，改進教學理念

經濟學是一門較為實用的學科，在具體的教學中可結合實例具體分析，從而讓學生直觀地感受到經濟學的作用，轉變意識。經濟思想的滲透可幫助學生了更好地實現角色轉變，主動承擔相應責任，從而促進教學質量的提升。

3.2 教師的自我完善

由于經濟學是一門重要的基礎性學科，因而在實際教學中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優勢，提高教學效果。定期擴充專業知識，更新教學理念，發揮先進教學設備的優勢，重視新思維的學習與分析，加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從學生感興趣的地方著手，有針對性的進行經濟思想的滲透，營造活躍的教學氛圍，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3.3 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

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這兩門課程的教學中，應將教學重點轉移到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對低年級的學生來說，在講授經濟學課程時應把教學重點放在經濟學經濟思想和原理方面。在經濟學課堂上多穿插一些經濟思想方面的內容，包括近來的經濟學思想與早期理論的聯系。

3.4 采取融合的教學思維模式

教師在講授原理之前要為學生提供各種背景材料，在解釋過去文獻的基礎上介紹最新的理論，并依據不同背景點評經濟學家的處境和思想，從而引出東西方經濟思想的差異性。結合原理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特征，據此講解經濟學基本原理，使學生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定義和實質，總結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和模型，利用簡單的方法和模型解讀經濟學原理，理解其內在規律。

4 結 語

經濟思想在我國的發展比較久遠，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情況下，提升經濟學教學質量非常必要。在經濟發展的需求下，要逐步將經濟思想滲透到日常教學中，轉變教學觀念，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幫助學生正確認知經濟學，使其在正確意識的指導下科學掌握經濟學原理及技巧，成為新時期的全能型人才。

主要參考文獻

經濟思想范文第4篇

江涌：中美經濟關系實質上是一種不對稱的單向依附關系，即美國對中國的依賴遠遠小于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在國家關系上，依賴小的一方就能獲得一種特權來敲打依賴大的一方。中國在經濟、技術、市場、營銷、品牌、融資、投資、人才、思想、秩序方面對美國的依賴十分明顯，比如：中國依靠美國的投行、金融機構進行投資；美國為中國培養許多高端人才；中國繼承美國整套經濟思想，比較典型的就是“芝加哥男孩”、“伯克利黑幫”；中國依靠美元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等。中國對美國的依賴是全方位、不對稱的，而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可以替換，美國隨時可以將生產地轉向越南、印度等國家，這也是導致我國經濟下滑的原因之一，比如：我國長三角、珠三角出口下滑20-30%，原因就是美國企業搬出。中美這種不對稱的單向依賴關系是不可能平等互利的，美國的特權使它任意敲打中國。多年以來，中美戰略對話體系諸多，但對話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比如：美國敲打中國人民幣匯率不公平。

《經濟》：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而非絕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當前的國際貿易環境中，您是怎么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江涌：“比較優勢理論”由大英帝國輸出美國。但美國、德國、法國等國都拒絕接受。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包括現在的發達國家是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發展的。恰恰只有后進國家依照“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現今，中國發揮低端制造業特長，在勞動力、資源密集方面來發揮比較優勢。中國整個國家基本論調都是“自由經濟”，但在自由經濟上是無法建立國家經濟安全大門和國家經濟安全防火墻。國家經濟安全的指導思想絕對是國家主義思想，這是底線。且經濟安全并非純學術研究，而是強烈的政策導向。

工業的發展跟初級產品制造業不同。一個國家富裕的秘密就是工業化，越是高端的工業化，越能使一個國家能迅速地致富。“比較優勢理論”把大衛·李嘉圖之前的經濟學理論全部顛覆。原來的政治經濟學是如何使一個國家致富的、如何提高國家競爭力的。直到大衛·李嘉圖經濟學理論表明，強者不斷地向弱者灌輸“自由貿易理論”、“自由經濟理論”、“貿易創造效應”，看似交換經濟就可以實現富裕，但這是根本性錯誤的。生產比貿易重要得多，生產才能創造財富。但生產是有所講究的，我們看到一些非洲國家和一些比較窮困的國家，也在搞生產、搞實業經濟，可為什么勤勞卻不能帶來富裕，因為這些國家所從事的勞動是報酬遞減的。比如：農業生產。

真正能擺脫國家發展困境的就是工業化，工業化能夠帶來報酬遞增、規模經濟，規模經濟能帶來協同效應，比如：意大利。制造業產生報酬遞增、規模經濟、協同效應，這是一個國家致富的秘密。

《經濟》：盡管美國經濟保持溫和增長態勢，但在失業率居高不下、債務不斷攀升的背景下，美國朝野將增加就業的希望寄托在振興制造業上。

江涌：奧巴馬上臺后，就開始實施了制造業復興計劃，有些成效但并不明顯。現在我認為，世界工業化并不是一個趨勢。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有三股力量：周期性力量、趨勢性力量、結構性力量。我越來越認為工業化、城市化是趨勢化力量，它很大一部分有一個周期性力量，城市化也是一樣。

現在，美國也是產業空心化，發達國家都面臨一個這樣的問題。美國現在意識到只有工業才能創造財富、才有規模經濟、才有協同效應，所以必須要走實體經濟道路。這方面現在雖然有些成效，但成效并不明顯。對于美國來說有以下三個關鍵因素很難恢復。一是科技創新能力下滑。美國金融、法律的發展，讓白領精英大量從事金融、法律。美國法律條文太細，所以需要大量的律師和人才，導致這個國家嚴重不經濟，什么東西都訴諸于法律，但律師收入都很高。律師不創造財富，如果一個社會都是打官司，那成本太大了。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一直到現在，無論是哈佛、斯坦福大學，還是麻省理工學院，它們都是開金融、法律專業，優秀的白領精英都去搞金融、法律，這兩種行業的收入、就業前景比理、工、農、醫前景光明得多。導致科技創新能力一直在下滑，很難把科技創新搞起來。制造業的復興沒有科技創新就不行；二是技工隊伍短缺。世界的產業革命都是工程師推動的，而不是科學家。像瓦特、珍妮，還有對美國工業化產生巨大作用的惠特尼，他們都是工程師。工程師就是技工，一批工程師推動產業革命的發展。美國產業的轉移，工程師也就消失了，技工隊伍沒有了都到國外去了，企業都搬走了，技工隊伍就萎縮了；三是企業家精神不足。像喬布斯、福特這樣的靈魂人物減少，一個企業家就把整個企業整合了，用最小的成本創造最大的財富、最大的利潤。

其實以上三個方面也是我國制造業面臨的突出問題。我國有些企業已經往國外遷了，有的遷到美國，因為美國有些鼓勵措施。美國已經認識到虛體經濟不斷增長，實體經濟不斷萎縮，對美國的發展很不利。德國制造業很發達。德國制造業占全國GDP比重27～28%，很高的比重，世界上很少國家有這種比重。德國在歐債危機中起到了比較穩定的一個中流砥柱作用。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果沒有德國，歐洲現狀也不會這么糟糕，德國制造業的發展蓋過了歐洲其他國家，比如希臘和南歐。南歐的制造業，低端的競爭不過中國，高端的競爭不過德國、也競爭不過東歐國家，所以這個國家的制造業面臨困難。因此，德國制造業的強大也是歐債危機中的一個因素。

經濟思想范文第5篇

關鍵詞：司馬遷；經濟思想；淵源；政治革新家；態度與評價

司馬遷筆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屬于法家或有法家傾向的人物。司馬遷對這些人物的態度，誠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漢論稿》中所指出的：“《史記》在肯定商鞅、韓非、李斯、賈誼、晁錯等政治革新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不恰當地暴露和夸張他們的個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資刻薄’，‘少恩’；責備韓非‘慘少恩’；非難李斯‘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嚴威酷刑’；批評晁錯‘峭直刻深’，‘擅權，多所變更’；甚至對商鞅、晁錯的被害，也發出幸災樂禍的譏刺。”[1]雖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難”等對司馬遷表示不滿的詞語；但是，他所指出的卻大致是一個事實。遺憾的是徐先生沒有對此做進一步的解釋和分析，致使讀者有語焉不詳的感覺。筆者不揣谫陋，企圖對此稍做補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內學者。

筆者認為，司馬遷對政治革新家的態度與評價，應該說部分導源于他的經濟思想。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他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是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這個“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脈絡來說，也是很難用當時已有的哪一個現成的學派來加以規范的。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貨殖列傳》與《平準書》中，尤其是《貨殖列傳》。他在《貨殖列傳》的開篇伊始就說：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換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這段話是用發展的眼光來駁斥老子那種倒退的社會政治理想的。正是從這種發展的眼光出發，他接著又說：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司馬遷承認人們的欲望，承認人們對欲望和財富追求的無止境性；而且認為，如果有誰想遏止這種追求，那必將是徒勞無功的。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人們對欲望和財富的追求是天經地義的，帶有極大的合理性。他在《貨殖列傳》里又說：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里所說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符合客觀規律與自然法則的意思。

司馬遷更為深刻的認識是，他認為人們對欲望和財富的追求帶有普遍性的特征，在這里是不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分“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還是“編戶之民”的。他說：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他還對此進行了具體的論列，說：

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榆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斗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

司馬遷的這種觀點，不能不說是一種辯證發展的歷史觀，是他“見盛觀衰，原始察終”的史學思想在經濟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循此下來，就產生了司馬遷經濟思想中的最輝煌的部分，這就是他的“素封論”。

司馬遷的“素封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馬遷“素封論”的基礎是他的這樣一種認識：“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人富而仁義附焉”。他認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這就是說，由于財富，編戶之民可以成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勢，也會出現“客無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說：“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虛言也。”有些論者認為，他在《游俠列傳》里借鄙人之口所說的“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以及引用《莊子·篋篇》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都是憤激之語。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卻是司馬遷道出了財富對仁義的決定作用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正因為他能認識并道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時代的任何一個史學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邊緣。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司馬遷才主張社會經濟生活的自然發展，而反對過多的行政干預；才對國家的經濟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系引自《貨殖列傳》)。

在表述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方面，《平準書》可以說是對《貨殖列傳》的一個補充，這個補充主要表現在經濟政策方面。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平準書》就是記載在經濟政策上實行“因之”以至“與之爭”的過程及其結果的一部專史。《太史公自序》稱，“作《平準書》以觀”，大致就是這個意思。

關于“因之”政策的實施，《貨殖列傳》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準書》說：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佘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全。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

這便是實行“因之”政策的結果。“因之”政策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富足安定與繁榮昌盛。當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問題。《平準書》接著又說：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出現了這種情況，就需要“利導之”和“教誨之”了。賈誼的論“積貯”；晁錯的論“貴粟”；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供養匈奴之歸順者；且尊顯卜式以諷百姓輸財助邊，等等，都屬于“利導之”和“教誨之”的內容。然而，丞相為天下先卻“無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終不免“縣官大空”，尊顯卜式也無助于“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當“外攘夷狄，內興功業”之際，就只好“整齊之”并“與之爭”了。

就“整齊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過于告緡令的頒布了。于是，“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傾，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錢緡錢之故，用益饒矣”。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鹽鐵官營已經是“與之爭”范圍的事了。實際上，“整齊之”和“與之爭”只有一步之遙，而在武帝時期的具體實施上，則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繼之而來的措施是：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這些措施實行的結果，“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也即歸農；“而萬物不得騰踴”，也即物價得到了穩定；同時還取得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預期目的。然而，這里所蘊含的司馬遷的真實看法卻是：商賈歸農帶來的是經濟蕭條；天下用饒也是與民爭利的結果；國家富足了，人民卻貧窮了，“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因此，司馬遷借卜式之口所說的“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實際上也代表了司馬遷自己的心聲。這甚至不亞于“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那樣對夏桀的詛咒。有的論者認為，司馬遷寧肯給酷吏立傳而不給桑弘羊立傳，此事殊不可解。筆者則認為。這種看法的提出，是由對司馬遷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緣故。大致在司馬遷看來，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當亦非廉潔之士；酷吏雖酷，其間卻不乏清正之人。兩相比較，興利之臣實不如酷吏多矣。這就是司馬遷不為桑弘羊立傳而只在《平準書》中見其行事的原因。況且，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司馬遷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此事耗資巨大，國力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參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系引自《平準書》)。

以上所述，僅僅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一些主要內容，而不是他經濟思想的全部。司馬遷的這些經濟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間，與三家俱有淵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試分別加以論列。

先說儒家。儒家的經濟思想以孔、孟、荀為代表。孔子經濟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論語·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話。同時他還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第八》)。這說明，孔子對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認為“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與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與此相類似，他的另一個結論則是：“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絕富利而只談仁義，是孟子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征。雖然孟子的其它言論也有與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實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義”、“利”關系絕對化的做法，卻無形中為后世“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說教大開了方便之門。孟子的經濟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說正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反面參照系。

在儒家的經濟思想中，真正與司馬遷比較接近的是荀子。司馬遷的“欲望論”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禮論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觀念。《荀子·王霸篇》說：“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惡篇》又說：“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僅認為“人生而有欲”，而且認為這種欲望是“窮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榮辱篇》說：“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對欲望的這種看法，是與司馬遷頗為相近的。

在義、利觀上，司馬遷沒有什么明確的論述，只說過“本富為止，末富次之，奸富為下”的話。(所謂“本富”，就是指由農牧業而致富；所謂“末富”，就是指由工商業致富；所謂“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給”而致富。所謂“危身取給”，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鑄幣”、“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而荀子在義、利觀上則較之孔、孟更加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說：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從經濟思想的總體上看，荀子的這種義、利觀是應該能夠被司馬遷所認同的。不過，司馬遷對經濟問題的論述，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種客觀的全民意識，而荀子則時時刻刻地不忘站在統治者的角度，這就是兩個人的大不同處。

道家的經濟思想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經濟思想主要是他的“無為論”。“無為論”既是他社會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則，也是他經濟思想的最高原則。老子認為“妄作，兇”(《老子·第十六章》)，要以無為“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第六十四章》)，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馬遷關于經濟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經濟思想以管仲和韓非為代表，管仲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論”，他運用“自利論”來解釋人的社會經濟活動。《管子·禁藏篇》說：

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莢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管仲的這種“自利論”，與司馬遷的所說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是一脈相承的。由這種“自利論”，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輔篇》)；“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國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國方略，同時也引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倫理思想。管仲的這些經濟思想，可以說最與司馬遷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說，它或者就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主要來源。但是，唯有在經濟政策的認識上，管仲與司馬遷卻極不相同。司馬遷主張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卻主張全面的行政干預；管仲的“輕重”理論，就是一種全面干預的理論。

韓非的經濟思想核心是他的“自為心論”。雖然韓非與管仲同稱法家，但二人的經濟思想卻差別很大。《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三》載其論曰：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挾自為心也。韓非的這種“自為心論”，把他的老師荀卿的“性惡論”發展到了極端，變成了一種冷酷的利己主義哲學。韓非把這種“自為心論”運用到一切經濟的與非經濟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為國家、國家為一人(國君)的極端專制主義思想，以及在經濟上的只求富國不求富民的思想。韓非的這種經濟思想，是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截然對立的。盡管司馬遷認為人們對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擋之勢，卻并不鼓吹韓非的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哲學。司馬遷所闡發的“欲望論”乃至“富利論”，都帶有既包括統治者也包括被統治者的全民性質，這即使與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內的所有先秦諸子相比。也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韓非的經濟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另一個反面參照系。

在對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及其淵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們便可以來談談他對政治革新家的態度與評價了。

中國歷史上曾經經歷過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變法，一次是王安石變法，一次則是近代的康梁變法。這三次變法，只有商鞅變發生在司馬遷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們便以商鞅變法為例，來探討一下司馬遷的態度與評價。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從司馬遷自述《商君列傳》的作意上看，關鍵是“強霸孝公”這四個字。商鞅適秦，先后曾兩次變法，所圍繞的，也都是這四個字。而且與之相陪襯，在《商君列傳》的開篇，司馬遷還特地記述了其以帝王之術進說孝公的情節。蔣禮鴻先生認為：“以帝王進說，此傳者矯妄之辭，太史公采人《列傳》，失審諦矣。[3]但是筆者認為，司馬遷如此寫法，還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挾持浮說”而“非其質”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則正是商鞅用堅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謂欲擒之，故縱之。

《史記·商君列傳》正面敘及變法的是這樣兩段話。

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于是以鞅為人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從這兩段話不難看出，盡管變法的措施有多種，而要在“農”、“戰”二字之上，《商君書·農戰篇》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鞅變法的這種農戰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農業提供戰爭的兵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以便于運用戰爭手段統一中國，從而使國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國君得到最高的尊崇。這里面，自然包括歷來最被人們所稱道的“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以及“為田開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講農戰，但他主要是講寓兵于農，是要以軍事實力作為后盾來實現他的政治謀略，目的是為了“帥諸侯而朝天子”(《國語·齊語》)，因此他并非用戰爭來解決一切問題。商鞅則不然，他幾乎把秦國變成了一座大兵營，無論貴族還是平民。無論經濟政策還是其他政策，都圍繞著戰爭服務。由此，筆者不得不對長時間以來盛行于史學界的一種看法提出質疑，這種看法就是：商鞅變法是為所謂新興地主階級服務的，他與一切阻礙和反對變法力量的斗爭，都屬于新興地主階級與舊奴隸主貴族之間的階級斗爭。這種看法顯然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果說商鞅變法使一部分生產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為了戰爭，而戰爭的最終目的則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旨在使國君一人獨尊的極端專制的國家(這一點，韓非、李斯等法家人物與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們似乎也不能說，啟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而車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卻是舊奴隸主貴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當作何解釋?“后世遵其法”不獨是司馬遷一個人的看法。《韓非子·定法篇》說：“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賈誼《過秦論》也說：“孝公既歿，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實，那么車裂商鞅就應不屬于階級斗爭的范圍，而應當另外做出解釋。

這里順便談一下商鞅之死的問題。

關于商鞅之死，《史記·商君列傳》是這樣記載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敞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納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商君列傳》的這段記載，情節有點像小說家言，很有傳奇色彩；然而卻未必不是實情。類似的記載還見之于《呂氏春秋·無義篇》：

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將公子卬事一一筆者按)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無道知君”。同時，《淮南子·泰族篇》也說：“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記·商君列傳》則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而《戰國策·秦策一》說得更甚：“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按照上古人的語言習慣，所謂“秦人”，有全體秦國人的意思，這里是應該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部分人在內的。甚至與商鞅同道的所謂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也不得不在《韓非子·和氏篇》中實事求是地說：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十)八年而薨。商君車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由此人們不難聯想到，《史記·商君列傳》用很大篇幅記載趙良見商鞅時的談話，并非出于無因，它其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馬遷本人的看法。趙良談話的最后部分說：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子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泰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泰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趙良之所以能將商鞅的下場說得如此真切，恐怕還是鑒于當時的世道人心；而當時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則與商鞅的個人品格和推行變法的方式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并不能說，趙良的談話只代表舊奴隸主貴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國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實上，趙良的談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篇末論贊中所說的“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還是有充分根據的。

現在，我們再回到有關經濟思想的問題上來．

商鞅變化的要點既然是“農”、“戰”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為他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商君書·去強篇》說：“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強。”還說：“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但是《商君書·說民篇》卻又說：“王者國不蓄力，家不

積粟。國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對照這兩段話不難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張重農貴粟，主張可以用粟來買爵捐官；另一方面卻又主張“家不積粟”，這明顯地是一種“國富民貧”的思想(這種思想在韓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僅如此，商鞅還主張通過“刑”、“賞”來控制人們的貧富。《商君書·去強篇》說：“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實際上，這里說的“貧者使以刑則富”是假；因為對于貧者來說，能夠維持生計就算不錯，他們很難達到用粟來買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賞則貧”卻是真的；因為國家可以通過強迫的手段來使他們買爵捐官，從而讓他們“家不積粟”。商鞅的這些思想和主張，與司馬遷的“欲望論”和“富利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由思想的差異而導致了感情的對立，這就是司馬遷在實錄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變法功績的同時，又往往有些貶抑之辭的原因。

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就是應該如何理解《史記·商君列傳》所說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的問題。筆者認為，由于商鞅變法所造就的秦國，實質上是一個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軍國主義國家，因此他之取得這樣的成效也就無足為怪了。不過，所謂“家給人足”，也只是相對而言，它是通過“刑”、“賞”等強制手段來達到的。

這里還需要補充說明一點：同被稱為法家人物，為什么管仲在司馬遷的心目中卻是另一番形象?

關于管仲的經濟思想，前面已經有所論列，這里不再重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里著重談一下司馬遷對管仲在齊國為政情況的看法。《史記·管晏列傳》說：“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這段話要言不煩，對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評價。這說明，管仲任政相齊所有作為，都能得到司馬遷的贊賞和認同。另外，司馬遷將管仲與晏嬰合傳，作為七十列傳的第二篇，也決不是偶然的行為。這誠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盡管管仲與晏嬰的個人風格很不相同，但他們作為齊相，卻都得到了司馬遷極高的尊崇。司馬遷在傳末的論贊中說：“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又說：“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后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司馬遷對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經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為法家人物，為什么司馬遷對管仲的態度與對商鞅、韓非乃至李斯、晁錯的態度竟有著如此大的區別?這里的關鍵還是在于他們之間經濟思想的差異。從管仲的經濟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帶有一種民本主義的傾向，他的富國強兵是以這種民本主義為基礎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條近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雖然司馬遷與管仲在經濟政策的見解上差別極大，但是從總體上看，二人的認同之處還是很多的。而商鞅、韓非乃至李斯、晁錯則不然，他們時刻不忘站在最高統治者的立場上看問題，其一切的經濟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為了最高統治者一人服務的。他們間或也曾想到過編戶之民，但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最高統治者一人。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難得到司馬遷的贊賞和認同。

縱觀中國古代的政治革新，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為了富國強兵；其中在財政方面的目標，也幾乎都是“民不益賦而國用足”。這一點，無論是商鞅變法，桑弘羊理財，還是劉晏理財，王安石變法，都一個樣。然而，既然“民不益賦”，那么“國用”何從而“足”?這自然就要靠“與民爭利”。因為國家要增加財源，舍去給民加賦，就只剩下“與民爭利”了，幾乎沒有第三條道路好走。而從“與民爭利”的角度來說，基本上是不分階級、階層，也不分貧富的。過去那種認為某朝代某人變法代表的是某階級利益的說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說的商鞅變法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王安石變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變法，因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權的君主立憲制度，因而帶有某種資產階級性質，則就應當另作別論了。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導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國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帶有極大的特殊性。他作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從整個封建社會來說，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以上筆者論述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及其淵源，并聯系比較了以法家商鞅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經濟思想及其革新措施與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差距，從而探討了司馬遷在對政治革新家的態度與評價中褒里有貶的原因；同時提出了管仲這個例外的情況。在論述的過程中，筆者還對過去史學界不恰當地運用階級分析法分析變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議。在所有這些論述當中，可能會存在不少偏頗和疏漏的地方，筆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內學者予以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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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