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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民族風俗的作文范文第1篇

一、拓展延伸，綜合掌握

語文學科不是一個單一學科，它綜合社會、文化、經濟、歷史、地理以及民風民俗等多個學科。語文教學和學習也不能僅局限于語文課本內容，必須拓展延伸相關聯的一類知識并組合成單元進行系列性學習，才能使學生們的各個方面能力得以綜合訓練，得以提升。

比如，我在講解蘇教版7年級語文課文《社戲》時，引導學生閱讀原文后，對課文《社戲》中作者在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清新的風景美、淳樸的人情美、曲折的敘事美、活潑的語言美進行了逐一賞析后，我話鋒一轉，引導孩子們對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民間風情做進一步的探討，我國都有什么傳統節日？有什么樣的民間風情等一系列問題。為此有針對性的設置了“傳統節日和民間風情”為單元組合形式的綜合訓練，讓同學們自主搜集中國傳統節日的民間風俗以及少數民族的民族風情。地理課上，讓地理老師引導學生認識民間風俗以及少數民族風情的各民族聚集地。音樂課上，讓音樂老師教唱一些關于民族民風的歌曲和音樂，如《十五的月亮》《小背簍》等。課外我還組織學生們進行了《我眼中的傳統節日和民間風俗》為主題的演講活動。

通過這種我為學生設置的一系列單元組合式學習，在潛移默化中學生們的能力得到了綜合的訓練，激發了學生們關于語文學習的興趣，提升了學生對各種人文知識的綜合掌握。

二、詩文積累，了解社會

古詩文中有許多語言非常精妙的詩詞以及文言文，不僅在朗讀的時候讓人覺得朗朗上口、工整押韻，在情感的表達、景物的描寫方面以及社會背景的折射上，也有著十分突出的成就。因此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初中語文教師應引導學生們進行詩文積累，感受作者所用的字詞背后蘊含的深層次社會背景因素，進而有效把握古代詩文中想要表達的思想感情。

比如，我在v解蘇教版初中語文《出師表》一課時，讓學生們反復誦讀這篇朗朗上口的古文，讓學生們在熟悉課文的基礎上，理解這篇文章的作者所要傳達的寓意，了解當時三國鼎立的社會大背景，進而引導體悟當時作為蜀國主要支撐的諸葛亮那種孤立無援與苦苦支撐，以及“出師未捷”的郁郁寡歡和自己不久于人世、壯志未酬、后繼無人的無奈和悲涼心情。在此基礎上，我為學生們鏈接講解了三國時期的社會大環境，諸葛亮為什么孤立無援、苦苦支撐，并且引導學生閱讀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以加深文章的理解，進一步體會文中“出師未捷”、“身先死”豈是一個“愁緒”能表達的情感。

學生們紛紛表示，通過多次對古詩文的學習，自己對于這首詞中的韻味表達有了新的感悟，進而深刻了解到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后，明白了詞中表達的作者“壯志未酬”、“身先死”愁意之綿延不絕。讓學生們對于詩文大意的把握也有了更深一層的進步。因此，初中語文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可以引導學生們詩文積累，在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了解體悟詩文大意，汲取古代詩文精華內容。

三、社會實踐，提升能力

在初中語文學習過程中，就學習傳統文化而言，學生們不應當僅僅只是從課本內容上進行學習，還應當在實踐活動中進行學習。讓學生們通過實踐，認識當地的風土人情，在了解的基礎上，對文化痕跡進行發揚光大。

在暑期，我要求學生們主動去了解學習江蘇徐州當地的歷史文化、人文痕跡有哪些，并寫成實踐報告的形式以宣傳自己家鄉深厚的文化底蘊，以激發學生對家鄉的熱愛之情。學生們在對江蘇徐州的歷史文化、人文痕跡充分了解后將自己的探訪心得寫到自己的作文里，在訓練寫作能力的同時，將自己對江蘇徐州當地的文化痕跡以文字的方式進行大力宣揚。實踐結束后，我看到了學生們的實踐報告和作文，學生們總結了當地的傳統文化：草編、剪紙、泥人和布藝等傳統紡織工藝品。學生們對每一種工藝品的歷史發展都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并說出了許多自己的感觸，字里行間流露出對家鄉的喜愛之情。

通過讓學生們進行社會實踐，尋訪當地歷史文化、人文痕跡的活動中，不僅能夠豐富學生們的假期生活，還能促進學生們主動了解自己的家鄉文化，有利于家鄉文化的進一步宣揚，以進一步激發學生們熱愛家鄉以至于熱愛祖國的情感。

關于民族風俗的作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民間舞蹈；吳越文化；稻作漁撈；民風習俗

中圖分類號：J-72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104（2006）07-0100-02

豐富多彩的吳歌吳舞在江蘇留下了為數眾多的文物史料，自宋以下，民間樂舞有了新的發展，江蘇民間歌舞也在這一時期更加蓬勃興盛。據統計，至今流傳的江蘇民間舞約有三百六十余種，數量多，內容和形式也很多樣。江蘇民間舞蹈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的受稻作漁撈文化的影響，有的直接源于民風習俗文化，有的由此派生而來，有的與本地區其它藝術交融和分化，因此，凸現出獨特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審美價值。

一、稻作漁撈文化的影響

任何一種文化形態，必須有賴于地域性的自然條件。江蘇地區氣候溫暖，濕潤多雨；地勢平坦，間有丘陵；濱江臨海。水系發達。這種自然環境，不僅為水稻種植提供了優越的條件，也提供了捕魚水產的便利渠道。吳越人通過長期的生產實踐，發明并發展了水稻種植業，同時也掌握了捕撈水產的技術，形成了以種植水稻為主，捕撈水產為輔的生產模式，延綿持續了幾千年。建立在這種生產模式基礎之上的吳越文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性特色――稻作魚撈文化。它既不同于北方民族的狩獵文化，也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旱作農業文化，甚至也不同于南方內地某些地區純稻作文化，以及某些海島的海撈文化。在吳越地區，稻作文化與漁撈文化已完全融合為一體，并體現在物質、精神領域的各個方面。這種地域文化直接影響了江南民間舞蹈的歷史成因、表現內容、表演形式，也培養了江蘇民間舞蹈獨具個性的文化特質。收集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江蘇卷》中的江南民間舞蹈，無一不是江蘇人民稻作漁撈生活的反映。

江蘇自古以農業為本，農民們最大的心愿就是期待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六畜興旺。流傳至今的“社火”，就是溯源于上古的社祭活動。始于奴隸社會的“臘祭”，也是于每年歲終祭祀和農業有關的神祗。民族發展史研究表明，稻作民族生產過程中的祭祀活動是稻作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稻作民族精神文化的紀實與表現。吳越先民在種植水稻過程中，水災、旱災、蟲害以及雜草是影響稻谷收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認為，候鳥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們消除蟲災、草患這二大災害，因而，人們總是把鳥視為神靈，當作圖騰來崇拜。于是每當破土開荒、播種、插秧、收割，甚至谷物進倉等都要舉行一系列的儀式，這就形成了節令性的民俗祭祀活動。民間舞蹈與節令習俗是緊密相連的。例如，《跳當當》、《跳幡神》、《跳五猖》等就是在祭祀過程中跳的舞蹈。

流傳在南京和蘇北農村的《花香鼓》，出自民間祭祀活動“春供秋祭”，即清代的“香火會”。在“香火會”中香火童子用神道禮儀和擊鼓跳舞表演等方式，進行宗教祭祀活動，以達到求祥納福的目的。《花香鼓》唱詞中有：“香童本是男子漢，男扮女裝請神靈，穿女褂，系女裙，頭上扎條女手巾，手中執的花香鼓，腳跳周朝五岳神，花香鼓。列國流傳到如今。”舞蹈表演就是祭祀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舞者一般都持鳥獸為道具而舞，其目的都是乞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男歡女喜》也是反映當時祭祀活動的舞蹈之一。

《漁藍蝦鼓》的舞蹈動作韻律，則源于水鄉漁民捕漁捉蝦時所乘的“乒乓船”。所謂“乒乓船”是漁民們在小船上腳踏一塊方形的小木板，通過雙膝不斷上下微微顫動，使小木板發出“乒乓”的敲擊聲。在勞作時，為了保持身體平衡，人體自然隨著小船而左右擺動，從而形成“欲動先出胯，邁步微微顫”的舞蹈風格。“蝦鼓”表演者的雙手始終在身前繞8字，這是模擬了漁民左手執籮，右手捏剎子，將蝦趕入籮中的動作。表演時，動作柔韌、無棱角，這是由漁民在水中趕蝦時受水的阻力所形成的動作韻律。《漁籃蝦鼓》盛行于江陰東部一帶。

二、民風習俗文化的融合

民風習俗是民間藝術活動的土壤，也是民間舞蹈產生的基礎。老百姓往往把理想和愿望，通過這些盛大的民俗活動來表達。流傳至今的社火、燈節等，都是具有深遠影響的民俗活動。這些民俗活動為江蘇民間舞蹈的保存、流傳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清代葉顧祿所著《清嘉錄》，記敘了當時吳中歲時風俗，其中關于迎春“社火”的記載有：“行春之儀：附郭縣官，督委坊甲，裝扮社伙，如《觀音朝山》、《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采蓮》之類，名色種種。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屬，迎春婁門柳仙堂，鳴騶清路，盛設羽儀，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觀者如市。”另《儀征歲時記》記載了清末民初的民間藝術活動：“元宵前后，龍燈之外，俗尚花鼓燈。其前八人涂面扎抹額，手兩短棒，日大頭和尚，與戴方巾、穿紅綠褻衣日呆公子者，互相跳舞。”這些史料所記錄的吳地風尚習俗，至今大部分保留在江蘇廣大地區。有些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變化。

民風習俗是文化的一個重要表象，俗話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區的經濟狀態和風土人情的差異，在舞蹈的表現上也會形成各自的風格特色，即使是同一個舞種，也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風貌。現將江蘇按地域分為蘇南、蘇北和徐淮三個地區。同是在江蘇，而這三個地區的舞蹈是各具特色不盡相同的。

蘇南地區自然條件十分優越，所謂“飯稻羹魚，不待賈而足”，素有“魚米之鄉”、“人文薈萃”之稱。流行于這一地區的民間舞蹈，從總體上看，大都具有文采風流之雅趣，柔美、委婉和抒情之風格。舞蹈中的女角，具有婀娜曲線的身姿，含情微笑的神態，呈現輕盈委婉、纖秀靈巧、溫柔嫵媚的和諧之美。山明水秀，風光宜人的蘇南，其民風習俗總是溶于秀美、恬靜的山山水水之中，顯露出美麗水鄉的特色。豐富多彩的水鄉民俗活動，塑造了蘇南民間舞蹈的文化特質。蘇州的《搖快船》、昆山的《拜香舞》、常熟的《滸浦花鼓》、無錫的《漁籃花鼓》、江陰的《采桑舞》、宜興的《男歡女喜》等，就是蘇南民間舞蹈委婉、柔美的典型。

蘇北地區古屬揚州、徐州，與安徽省接壤，所以經濟、文化亦互有影響。因此，舞蹈風格多樣，有雅致秀美的，有剛勁質樸的，也有活潑風趣的。但蘇北民間舞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舞蹈的技藝性比較高，有些甚至帶有雜技表演的性質。蘇北的鹽城、射陽等地素稱雜技之鄉，這一帶許多的民間舞也受其影響，經常帶有高難度的技巧，這給蘇北民間舞增添了不少光彩。例如，南通如皋的《楊柳青青》，南通如東的《水流星》，鹽城大豐的《跳財神》、《跳加官》，鹽城的《二龍奪珠》等，就反映了蘇北民間舞蹈剛勁、活潑的技巧性特點。

徐淮地區的民間舞蹈。徐州夙有燕趙慷慨悲歌之風，多俠義豪杰之士，西楚霸王項羽生于宿遷，漢高祖劉邦生于沛 縣。不管是劉邦的《大風歌》、《鴻鵠歌》，還是項羽的《虞兮歌》，都是悲壯凄愴，催人淚下的慷慨之辭。徐州地處四省，即蘇、魯、豫、皖之交，又是五省(通往河北)通衢的軍事重鎮，歷史上多次發生重大戰事之地，古有“自古彭城到九州，龍爭虎斗幾千秋”之說。彭城，即今徐州。在這樣的歷史氛圍中，徐淮舞蹈一般都具有剛健、粗獷、樸實的風格。體現了徐淮人民的勇武和力量。例如，徐州睢寧縣的《云牌舞》、《龍虎斗》，徐州邳縣的《旗鑼會》等表現出這種特色。

民俗，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普遍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它緊密地依附于人們的生活，每一個人都活動在民俗環境之中。民俗活動在江南可謂是豐富多彩，江南民間舞蹈，因此得以在民俗活動中輪番登臺，所產生的民俗效應其意義極為深遠。從江蘇民間舞蹈的種類來看，主要以花鼓、蓮湘、及各色以燈為道具的舞蹈。江南民間有句俗語：“鑼鼓一響，腳底發癢”。這說明江南人不僅喜歡看民間舞，而且會直接參與。南宋詩人范成大在《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中記載：“斗野豐年屢，吳臺樂事并；酒爐先疊鼓，燈市早投瓊。……輕薄行歌過，癲狂社舞呈(民間鼓樂謂之社火，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蓑笠野(村田樂)，街市管弦清。”反映了上元佳節良宵美景。《立春日郊行》：“竹擁溪橋麥蓋坡，土牛行處亦笙歌。”描寫了立春時的迎春儀式和歌舞。《四時田園雜興》：“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追鼓過清明。”吟唱清明節的田野風光和農家樂事。在這些詩句中，如實地記下了當時民間歌舞的活動情況。

三、與其它藝術的互融

長期以來，江蘇民間舞蹈通過傳承、發展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的體現是與本地區的其它藝術相輔相成的。因為，在民間舞蹈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吸取本土藝術文化的養料，才成為這個地域文化的一個綜合性的組成部分。

民歌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它能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是這一方水土的民族精神的縮影。江南民間舞往往用當地的民歌體例的形式加以表現，不僅以民歌曲調表現或詼諧、或活潑、或抒情的舞蹈特點，而且，有些民歌的唱詞，還用來反映舞蹈的情節和情緒。《漁籃花鼓》中的唱詞，將蘇南漁婦的優美體態和善良的心地刻畫的淋漓盡致。“小小漁婦生得嬌，青兜頭布綠束腰。丈夫吃了漁家飯，但愿蒼天保佑好。手拿漁籃岸上跑，肩挑擔子手叉腰。”《漁籃蝦鼓》中的唱詞，更是將蘇南人所崇尚的魚婦之美渲染得惟妙惟肖：“大姐生得好，拍粉畫眉毛，耳戴金環兩邊飄。二姐生得好，嘴唇薄俏俏，說起話來真輕巧。身穿綠夾襖，外用背帶罩，八幅羅裙拖在腳跟梢。”民歌與民舞本來是不可分割的，有專家在概括吳越民間舞蹈的藝術特點時這樣說道：“舞蹈與歌唱緊密結合，載歌載舞，歌的內容就是舞得目的。”

武術，作為古老的表演形式，不僅表現了中國人的氣概和偉力，更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江蘇民間舞中有的融入了武術的招式。例如：無錫馬山地區的《馬燈》，表演是常常出現武術中的“轉身避刀”、“盾下藏神”、“跨腿月”等動作，既加強了馬夫百折不饒的威嚴，又渲染了馬夫勇于拼搏的神力。流傳在蘇州太倉地區的《矛子舞》，在時，就是配合太平軍軍事訓練的一種武藝。

關于民族風俗的作文范文第3篇

一、增加了“探究”能力的考核

在語文考核目標與要求中，2015年高考語文要求考查考生識記、理解、分析綜合、鑒賞評價、表達應用和探究六種能力，即6個層級;而往年的大綱版考綱中沒有提到“探究”能力的考核。探究指的是“對某些問題進行探討，有見解、有發現、有創新，是在識記、理解、分析綜合的基礎上發展了的能力層級”，是對新課程改革中提倡的探究性學習的考核。探究性學習的特征是問題性、實踐性、參與性和開放性，其考查不可能是無限開放的，其特點是對題目的回答具有選擇性，有較強的個性，并且個性是符合情理的，而不是天馬行空、任意為之的。

以往“探究”能力在課標卷中的考核主要是放在選考內容中進行。比如，文學類作品的閱讀要求：（1）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發掘作品的意蘊、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2）探討作者的創作背景和創作意圖;（3）對作品進行個性化閱讀和有創意的解讀。實用類作品的閱讀要求：（1）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發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價值和時代精神;（2）探討作者的寫作背景和寫作意圖;（3）探究文本中的某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2014年全國高考課標2卷第12題第4小題：“作為一名愛國的科學家，鄧叔群有哪些突出的表現，請結合材料談談你的理解。”對于這一類型的題目，考點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發掘文本所反映的人生價值和時代精神，能力層級為F，屬于“探究”能力的考核范圍。這在2014年全國高考大綱卷文學作品閱讀部分已經有所體現，如“‘雨’給作者留下了哪些難忘的記憶？‘聽雨’讓他明白了什么道理？請根據全文進行分析”。該題就是要求考生“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發掘作品的意蘊、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探討作者的創作背景和創作意圖，對作品進行個性化閱讀和有創意的解讀”。這是一個較為突出的變化，教師和考生應該予以重視。在回答這一類型的題目時，考生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觀點明確，不可模棱兩可;二是從文中找出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做到言之有據;三是進行簡單的分析，以理服人;四是鼓勵有個性、有創新的表達。

二、試卷結構的改變

2015年高考語文試卷由兩部分組成，第一卷為閱讀題，第二卷為表達題。閱讀題由必考題和選考題組成;表達題由語言文字運用和寫作組成。這樣的試卷結構使語文學科的性質更加明確，而教材的體例也分為“閱讀鑒賞”“表達交流”“梳理探究”幾大部分。

往年的語文高考大綱卷的卷面結構以主觀題、客觀題作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區分標準。第一卷包括字音、成語、語法、句子銜接等基礎知識和現代文閱讀、文言文閱讀等客觀題;第二卷由文言文翻譯、詩歌鑒賞、文學作品閱讀、語言文字運用及作文組成，在知識系統上存在交叉，容易出現重復。比如，2013年全國高考語文大綱卷第18題：“下面是某雜志編輯部收到的一封讀者來信的部分內容，有五處用詞不當，請指出并更改，要求修改后語言得體，語意連貫。本題考查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以及語言表達的連貫得體的能力”。該題的題目要求主要是用詞不當，涉及語意連貫、語言得體幾個方面，但是在第一卷的基礎知識考題中已經涉及修改病句和語意連貫的問題，因此，該題的設置顯得有些重復。

在2014年全國高考語文課標2卷語言文字運用考題中，識記型的考題較少出現，更多的是從運用的角度設題，如成語的恰當運用、病句辨析、語句銜接、語言得體、圖文轉換等，角度不同，涉及面較廣，尤其是在題目中設置情境，從生活中提出問題。2014年全國高考語文大綱卷在這些方面也是改變最多的，體現了積極向新課程過渡的特點，刪除了連續六年不變的仿寫語句這一題型，沒有出現往年的大熱題――句式變換，只保留了短文改錯的傳統題型，這說明考題的題型更加靈活多變，積極向理性思維靠攏，力求表達更為準確。比如，第18題通過招聘經理的情境側重考查考生對概念進行分類的能力：給出一組材料，觀點并不連貫，前后似乎也沒有關聯，讓考生辨識、判斷、推理和歸納。再如，第19題要求考生指出文中五處用詞不當之處并予以修改，題干要求修改后“語言得體，邏輯嚴密”，比2013年考題要求的“語言得體，語意連貫”的指向性更明確，要求更高。

考生在2015年高考語文備考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注生活，緊跟時代。考生要從生活中尋找語用材料，關注生活、關注社會，通過語文知識了解社會生活，通過社會生活鞏固語文知識，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要有將信息與文字進行相互轉化的能力。第二，注重整體閱讀，強化思維訓練。教師要培養學生準確把握文意的能力，注意多種題型解題的規律與技巧，重視考生概括能力和準確表達邏輯語意關系能力的培養，強化思維訓練。第三，重視圖文轉換題。考生在解答這類題目時關鍵在于學會看構成、理關系，解讀圖表的構成，厘清它們之間的關系，確定它們所要表達的意向及含義，懂得借助對應的圖像（印跡）、結果（表值）的變化來推斷其意向，揣摩圖表的意義，揭示圖表的實質，給圖表下結論，并用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

三、古代詩文閱讀新題型

備考時我們要重視近年全國語文高考古代詩文閱讀中出現的新題型。

首先，斷句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考點。歷年語文高考古代詩文閱讀第二道選擇題基本上是篩選文本信息，但是在《2015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大綱的說明》題型示例中出現了“對文中畫波浪線部分的斷句，正確的一項是（ ）”這樣的題目，而這種題目只是在2014年全國大綱卷、北京卷、廣東卷中有出現，這是變化較大的一個題型。“習其句讀”是文言文學習的基本功，這種變化回歸了文言文閱讀的原始能力，體現了文言文本色閱讀的特點。題型示例中還有這樣的題目：“下面對文中相關內容的解說，不正確的一項是（ ）”。“內容解說”實際上是考查考生對古代文化、文學常識的理解，也是一個新的變化。

其次，在名篇名句默寫題型示例中，增加了根據語境默寫句子的題型，將理解與記憶結合起來進行考查。這在2014年高考語文大綱卷和課標卷中曾同時出現過，也是一種新的考查方式。因此，我們在堅持文言文傳統的復習方法的同時，要加強斷句訓練，將實詞、虛詞及句式的復習與斷句訓練結合起來，還要注意朝代、官職、地名、人名、風俗習慣、作家作品等文化常識的積累。考綱在附錄部分還列舉了“文言詩文背誦推薦篇目”，其中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中推薦背誦的篇目有50篇，高中課程標準中建議的誦讀篇目有14篇，一共64篇，這個要求與往年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考生也應該在理解的基礎上加強記憶。

四、重視閱讀題的選考內容

語文試卷閱讀題第一題為現代文閱讀，“考一般論述類文章，選取1則閱讀材料。設三題左右選擇題”。考查的能力在考綱中主要指“理解”“分析綜合”兩個層級。試題選材往往是反映某一個領域最新動向的文章，涉及的內容對考生來說是比較新的，或者是比較陌生的，可以稱之為“新知識”。“新知識”包含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動態和成果，是人們在學習深入到一定階段后必然要接觸到的知識。對新知識的學習和探究能力的測驗是為了檢驗人的潛在的學習能力，如2009年關于甲骨文的知識，2011年關于中國古典詩歌“意境”“意象”的知識，2012年關于“揚子津”變遷的歷史知識等，均屬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而關于“沙塵暴”“人體干細胞”“心理學上情緒控制”等知識的介紹，都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新成果，2013年選文介紹了全球氣候變暖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些考題考查的是考生閱讀社會科學類文章、自然科學類文章應當具備的理解能力、篩選處理信息能力、綜合推斷能力。

在課標卷中，閱讀題的選考內容是我區考生在高考中首次遇到的，它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文學類文本閱讀。閱讀鑒賞中外文學作品，了解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閱讀鑒賞文學作品，考生要注重審美體驗，感受形象，品味語言，領悟內涵，分析藝術表現力，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蘊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第二，實用類文本閱讀。閱讀評價中外實用類文本，考生要了解傳記、新聞、報告、科普等文章的文體特征和主要表現手法，準確解讀文本，篩選信息、整合信息，分析作品的思想內容、構成要素和語言特色，評價文本產生的社會功用，探討文本反映的人生價值和時代精神。

考生比較熟悉的是文學類文本閱讀，雖然在考綱中對文學作品的要求包含了小說、散文、詩歌、戲曲等，但是近年來大綱卷文學作品的選材大多數是散文，如2011年《針挑土》是寫人敘事散文，2012年《聽朗誦》是議論性散文，而2014年的《聽雨》和2013年的《林肯中心的鼓聲》均為抒情散文。

在題材方面，2007年至2009年的選文都是表現我國大西北的地域風貌與奮斗奉獻精神的題材;2010年、2011年選文改為貼近普通百姓生活的題材;2012年的《聽朗誦》是關于文化與道義傳承的題材，具有歷史與文化的厚重感;2013年的《林肯中心的鼓聲》文學性較強，語言內涵豐富，作者的內心感受強烈。對考生來說，閱讀一位出生于民國初期，經歷了戰亂和動亂，晚年久居海外，既是畫家又是作家的人創作的文學作品，體會其復雜的情感，有一定的難度。2014年的《聽雨》是作者通過“雨”描述自己在不同的時代留下難忘的記憶，表達自己深刻的內心，以及從雨聲中看到時代的發展和變化。在考試時，考生要有一定的文化積累，還要熟悉各種文學題材作品的特點。

關于民族風俗的作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三是大區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注：《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