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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管理范文第1篇

馬克思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建設要求我國在經濟進步、社會發展中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核心人物，在社會中形成民主法治、誠信友愛、公平正義、和諧穩定的風氣，這要求社會主義建設中明確把握和諧社會的建設宗旨和主要內涵。

和諧社會主要是指兩大方面的和諧，一是社會關系的和諧;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

1.社會關系的和諧

從廣義角度來看，社會關系的和諧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人”作為社會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原始動力和推動力量，是社會中其他關系和諧相處的基礎和前提，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是當前執政者最重要的工作職責。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關愛的基礎上，這同樣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前提。古語說的好：“上下同心、其利斷金。”只有社會中各行各業的人士各盡所職、和諧相處，才能在社會發展中充分調動各種有利因素，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貢獻一份力量。僅次于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是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主要表現在人與集體的和諧關系、不同團體階層之間的和諧關系等等，而“和諧”的內涵也不單單是指社會效益的最大化還代表著社會各界人士構成的合理性、社會地位的平等性以及社會分配的科學性公平性等。最后社會關系還囊括社會環境的和諧，從國內角度來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各領域、各行業之間的平衡關系，從世界角度來看，包括各民族之間、個國家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平相處。

2.人與自然的和諧

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一般意義上需要經過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經歷人對自然環境的依賴階段;第二：經歷以“人”為中心，主觀強調征服自然的階段;第三：重視文明生態環境，意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面對日益嚴重的全球變暖、水土流失、森林面積銳減、大氣污染、動植物滅絕等自然問題的出現，使人們認識到是有主動地關注自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共贏。因此未來發展過程中要對自然充滿敬畏之情，在尊重自然的基礎上改造自然，在不破壞自然環境和自然結構的前提上，使自然的發展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和經濟發展需要。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社會治安管理，同樣社會治安管理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它將以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作為治安管理的終極目標。

二、構建和諧社會中加強社會治安管理的重要措施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社會多方利益得到有效協調、使社會管理體制不斷健全、完善、使社會發展穩定有序，需要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實現社會治安的多樣化管理

綜合采用多種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對社會治安進行嚴密監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逐漸從計劃經濟過渡到了市場經濟，在這段時期，我國市場經濟中出現了一大批無組織、無規律的小商小販，導致多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出現，經濟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社會的安全穩定，多重矛盾并發一旦沒有科學的處理就會上升至社會問題甚至國家問題，因此，新時期社會發展中，需要政府部分特別重視利益格局的調整，并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政府部門可以通過不斷完善部門職能，貫徹落實社會治安管理工作，通過不斷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強社會治安尋訪力量，大力發展保安服務事業，將原來分散的、零零碎碎的防控工作有效整合，形成團結的統一力量。另外政府部門還可以成立社會緊急求援聯動體系，將110、119、120等救助機構整合到一起，共同組成救助應急聯動體系，以提高社會的緊急救助能力，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另外：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社會秩序的維護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法律的強制力，而是社會的自律;在政府筋疲力盡的條件下，尋求社會的支援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同時社會組織自身得天獨厚的優勢，決定了社會組織可以通過自我約束、自愿服務等方式來規范內部成員的行為活動，例如，商會組織，就可以通過內部約束禁止同行之間的惡意競爭、不正當競爭和無序競爭，不僅能夠維護本行業的經濟效益，還能營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經濟環境。

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安管理工作，是提高社會前端治安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徑。社會組織的本質是一個不為利益為目的，長期存在的公益性組織和生產機構，具有十分明顯的民間性、無償性。一個相對成熟的社會意識形態，不僅要包括嚴格規范的政府管理制度、民眾的自我約束更要有積極嘗試的民間組織參與，三方面的共同作用決定著廣大人民群眾、社會組織以及政府在維護社會治安中的重要作用;社會組織自身所具備的宣傳作用、協調作用、資源整合作用記憶慈善互助作用決定了它在社會治安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

2.正確處理社會關系中人民的內部矛盾

正確處理內部矛盾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科學合理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充分調動社會中的一切積極力量，是社會主義建設永恒的主題，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在社會治安管理工作中，需要切實將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核心思想，要充分認識到當前由于人們群眾利益意識的覺醒，使其對自身合法權益有了強烈訴求，一旦處理失誤，很容易造成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內部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因為工資、福利、環境污染、腐敗等原因，造成的群眾對政府不滿、對相關政策不滿的現象，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維護社會治安，確保社會環境的安定是政府公安部門的主要職責之一，在處理類似這種過程中，更要認識到自己肩膀上的責任，要充分考慮到治安管理措施帶給社會的利弊影響。另外，公安部門在處理內部矛盾時要始終堅持依法辦事，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敢于作為，履行自己的職能，并且真正的從人民群體的根本利益出發，在關愛人民、尊重人民的基礎上盡可能解決問題和矛盾，避免在工作中出現監管不力、消息處理、馬馬虎虎的狀態，還要是指堅持以人為本，引導社會環境趨向公正、公平，對每一起矛盾都切實找到原因并全面分析，努力將矛盾化解成為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中堅力量。

3.社會治安管理要堅持民主法治原則，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運行發展的根本就是“為人民服務”，民主和法治是國家得以生存的基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又是促進社會治安管理的重要保證。和諧社會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的集合體，而民主法治作為社會文明的一項重要體現，證明了正義和自由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性。根據民主法治的要求，政府部門需要依法加強國內的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立法工作、提高執法水平，做公平、公正、嚴格、文明，努力創造出更加高效的社會法制環境，加快社會公平、正義的建設步伐。此外，民主發展要求政府部門執法必須堅定不移的走群眾路線，尊重人民群眾的基本觀點，發揚基層民主，以團結社會各界的力量，有效化解矛盾，將強大的群眾基礎作為治安管理的后盾。

4.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治安管理能力

首先要打破傳統的治安管理層層審批的條例，消除權利被高層掌管，但無人監督的現象，打破治安管理實權的基層、分工不明確、無合理監督的工作現象，要進一步加強政府公安機關的治安管理職能，實現責權利的相互監督、相互統一，努力將實權下方、將警力調配到社會前沿，使公安機關真正成為保一方山水的戰斗實體。還要在實際工作中建立績效考評制度，層層落實工作職責，以實現社會治安管理工作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三、結語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發廊、足浴、電玩城、網吧、中介等場所大肆發展、無證經營，使市場中充滿了惡性競爭，成為犯罪滋生的重要場所，對社會的穩定發展帶來很大危害。然而目前我國社會治安管理體制，尚且處在一個新舊交替、變化的過程中，政府機關對這些領域的管理缺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導致出現“開業攔不住、經營管不住”的現象，公安機關像打游擊戰一樣圍追堵截卻收獲甚微。如何構建和諧社會，提高社會治安管理的工作效率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社會發展管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生產習慣、職業態度

【中圖分類號】G7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5158（2013）02-0244-01

以往我們經常告誡學生，在學校最重要的不僅僅是學到知識，掌握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做人。其實這具體到生活中，做人做事如何，就是看你處理事情的態度和習慣的養成。所以我們不僅要指出什么是重要的，還要有意識的培養學生怎樣去實現和完成。

在這也教育中，長久以來我們一直關注技校人才的培養應根據學校自身特點，以就業為導向，把握好人才培養方向。堅持科學的發展觀，適度超前發展；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多樣化培養人才；改進教學模式，重視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提升學生的職業能力。但往往忽略了職業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點，良好生產習慣的養成，以及職業態度的培養。大量的社會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無論一個人多么聰明、有能力，如果沒有良好的生產習慣就容易發生質量問題或者安全事故；如果沒有良好的職業態度，對學校、工廠和社會反而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危害。

總而言之，能力重要，做人更重，在職業生產教育中體現在良好生產習慣的養成，以及職業態度的培養。那么良好生產習慣的養成和態度的培養實現的這一思路必須貫徹始終，最好的方式就是堅持“6S”管理的實施。

最早是“5S”管理。“5S”活動是優化現場管理的主要方法之一，是生產現場整理（Seiri）、整頓（Seiton）、清掃（Seisoh）、清潔（Seiketsu）、素養（Shitsuke）五項活動的統稱。

1）整理（Seiri）區分要與不要的物品，現場只保留必需的物品。這樣可以有效提高場地的利用率，行道暢通，消除混亂。

2）整頓（Seiton）必需品依規定定位、定方法擺放整齊有序，明確標示。這樣可以保證現場整齊，一目了然，不浪費時間尋找物品，提高工作效率和產品質量，保障生產安全。

社會發展管理范文第3篇

*年工作回顧

*年，是*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全區人民團結奮進、攻堅克難、各項工作取得新突破的一年。一年來，在市委、市政府和區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區政協的監督支持下，區政府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認真貫徹十六大及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和上級黨委、政府工作部署，扎實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全面完成了區五屆人大五次會議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實現了“*”的良好開局。

——經濟發展質量效益穩步提高，地區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年全區完成地區生產總值49億元，增長15.6%，增幅比上年提升2.1個百分點，比預期目標高1.6個百分點，創近年新高，人均GDP33075元，均超過省、市平均水平。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穩健、高質量增長并超額完成了工作目標任務。

——工業經濟快速增長。全區規模工業總產值完成57.3億元，增長34.1%；規模工業增加值完成13.3億元，增長33%；規模工業銷售收入完成55.9億元，增長32%；規模工業實現利稅1.15億元，增長14.2%。規模工業企業107家，比上年增加14家。工業科技創新取得新成效。新認定省級高新技術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各1家，全區已擁有省級高新技術企業6家、民營科技企業8家。創名牌工作取得新進展。新創廣東省名牌產品1個，全區擁有省名牌產品3個。

——建筑房地產業發展勢頭良好。*年建筑房地產完成投資9.85億元，增長29.9%，增幅比上年提高19.6個百分點。完成商品房銷售額11.4億元，增長37.5%；完成商品房銷售面積34萬平方米，增長1.8%。全區建筑房地產業上繳稅收1.5億元，增長38.2%。*年納稅總額超千萬元的單位和房地產企業增加到6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策劃和啟動了投資額達100億元的龜頂山新城項目。

——商貿物流和餐飲服務業持續發展。城區消費市場持續暢旺。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39.7億元，增長19.2%。其中批零貿易業32.7億元，增長20%；餐飲業6.95億元，增長15.5%，增幅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商貿餐飲服務業上繳稅收1.41億元，增長15.9%。

——民營經濟支撐力明顯增強。*年全區民營固定資產投資10.1億元，增長31.6%。民營經濟上繳稅收2.78億元，增長26.2%。民營經濟對全區經濟發展貢獻率已超過50%，支撐經濟增長超過5個百分點。截至*年底，全區擁有個體私營企業17431戶，比年初凈增2054戶，民營企業注冊資金3.4億元，吸納從業人員37432人，比年初凈增1785人。新增民營進出口企業4家，全區共有民營進出口企業44家。

——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突破3億元。*年全區財政總收入4.39億元。綜合增長率為19％。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30290萬元，比上年增收6100萬元，增長25.5%，增幅創近年新高，均超過省、市平均增幅，成為全區經濟發展亮點之一；財政一般預算收入中各項稅收收入占90%，達2.72億元，增長24.5％，財政收入質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穩居全市第一。全年財政總支出4.37億元，增長25.6%，基本實現財政收支平衡。黃崗、睦崗成為稅收超億元鎮。

——招商引資成果進一步擴大，外貿出口成效顯著。堅持把招商引資作為全區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組織或參與7次大型經貿活動，與會客商1500人次，累計參加活動項目151項（次），項目合同投資金額累計達176億元。這些項目的成功簽約和奠基投產，有力地增強了全區經濟發展后勁。*年全區共審批項目57宗，項目宗數增長39%；合同注冊外資21050萬美元，增長87%；實際吸收外資6995萬美元，增長37.4%；外貿出口37336萬美元，增長24%，其中民營企業出口總額達3700萬美元，增長20%。新批合同注冊外資、實際吸收外資增幅和外貿出口總額均名列全市第一。

——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城鎮居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年全區農村兩級集體經濟純收入1.65億元，增長8.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41元，增長7%。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投入資金近300萬元，完成了“村村通”公路改造工程。*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47元，增長14.4%，增幅比上年提高5.5個百分點。居民人均實際支出9684元，增長11.6%。市場價格總體平穩。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為102.1，比上年略升2.1個百分點。

——金融形勢平穩，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全區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35.2億元，增長12.9%，其中居民儲蓄存款余額21.4億元，增長9.3%；全區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28億元，增長1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4.4億元，增長39.3%，比上年提高25個百分點。

——民生工作扎實有效。教育事業取得較大突破。4月初啟動了“心系教育，愛滿校園”解決城區學位緊缺教育募捐活動，籌得1883萬元善款建設愛心學校——*小學；市一中教學綜合樓、市職業學校教學樓以及*中學綜合樓等工程正抓緊推進；市*小學（市實驗小學*校區）、*小學、*名郡小學（市十五小分校）正抓緊籌建，為解決城區學位緊缺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積極推進平安和諧社區建設。*年全區共完成18個社區居委會辦公用房達標建設，辦公用房達80平方米以上社區居委會由36個增加到54個。全區共投入建設資金近350萬元，完成社區“五化”以及內街小巷整治工程46宗。著力抓好社會保障工作。進一步提高城鄉低保標準和擴大低保對象范圍，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全年累計發放低保金239.5萬元。適當提高了五保供養、軍人優撫對象保障標準。投入近100萬元建成區殘疾人綜合服務中心；按照省一級福利院標準的區社會福利院老人公寓大樓正在擴建中。著力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投入近30萬元擴大*醫院平價門診；*、紅會、華佗3家醫院均規劃了平價病房；積極組織醫師到138個自然村開展掛村活動，并為11886位村民免費體檢，救治困難病人165人。積極開展就業援助和開發公益性崗位工作。全年共安排“零就業家庭”和大齡就業困難人員513名就業。切實為困難群眾解決安居問題。*年，提前解決了45戶城鎮住房特困戶的住房問題，其中安排入住萬子坳商住綜合樓廉租住房36戶。位于璣東路的市、區共建安居工程“惠民居”已建成交付使用。我區共投入資金1715萬元，獲分配住房196套，其中廉租房46套、經濟適用住房150套。救災救濟工作有效推進。切實做好強熱帶風暴災后重建家園工作，共投入重建資金25.2萬元，讓12戶因災房倒戶遷進新居。認真做好臨時救濟工作，對87戶困難群眾實施救助16.3萬元。積極關注全民健康。投入資金130萬元，在公共場所投放體育健身器材600多件；成功舉辦了區第四屆運動會。切實抓好農村飲水衛生工程。投入146.7萬元，改善農村飲水衛生條件，受益村民2335戶7624人。切實抓好社會穩定工作。全年共破獲“兩搶兩盜”案件1480宗，打掉犯罪團伙30個，抓獲犯罪嫌疑人392名，繳獲被盜搶機動車100多輛。城區刑事發案升幅控制在10％以下，街面搶奪犯罪比上年下降了三成多。進一步完善社區防控網絡。大力推進安全文明小區、“無毒社區”和“和諧平安社區”建設，新建了星荷、水師營等6個社區警務室和一批安全文明小區。認真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結案率達93％。

——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圓滿完成區、鎮換屆選舉工作。進一步做好深化企業改革后續工作。穩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掃尾工作，年內共有企事業單位346名職工（含退休人員2名）與企事業單位解除了原有的勞動關系，發放經濟補償金和生活補助費946萬元。積極抓好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清產核資和公有資產經營管理，盤活資產回收資金（含抵債）7678萬元。抓好電子政務和企業信息化工作，建成全省第一個中小企業信息化創新服務中心，完善了電視電話會議系統等信息化項目。全區計劃生育率為93.91%、人口出生率為10.08‰，自然增長率為7.27‰，繼續保持省一類地區工作水平。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100%。順利通過國家衛生城市復查。投資1500多萬元的棠下新糧倉主體工程全面完成。積極開展價格服務進社區活動，百花園社區被省物價局授予“廣東省價費公示進社區活動示范單位”稱號。受理法律援助案件86宗，辦結率達100%。社區居委會按省市“六有”標準全面完成建檔工作。國防教育、國防動員和“雙擁”工作進一步加強，圓滿完成年度征兵任務，征兵工作連續26年榮獲市全優單位。愛國衛生和城市管理工作扎實推進。重視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開展工作。扎實開展外事僑務工作。統計、綠化、動物防疫檢疫、糧食、民族、宗教、對臺、機關事務、史志、關工、老齡等各項事業都取得了新的進展。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不斷加強。深入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文選》、科學發展觀培訓學習，扎實抓好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和踐行活動。出臺了《*區關于貫徹<廣東省文明委關于深入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實施意見>》，積極開展“踐行八榮八恥，爭做合格公民”、“尊榮棄恥，從身邊做起”等主題實踐活動。扎實推進創建生態文明村和文明社區。共投入1501萬元創建生態文明村54條，投入42.3萬元創建廣東省衛生村2條。積極籌措資金建設社區居委會活動場所，110個市、區掛點部門大力支持社區居委會及生態文明村建設。切實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深入開展“傳承文明，培育新人”教育實踐活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取得新成效。制定了《*區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方案》；“中國端硯文化村”旅游景區已于11月25日揭幕正式對外開放。群眾性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堅持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決議并向其報告工作、向區政協通報情況制度，自覺接受監督。全年共辦理人大議案，人大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共36件，政協提案99件，已辦結的滿意率達100%。加強與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的聯系，充分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進一步完善。扎實推進依法治區和普法工作，*年我區被評為全國“四五”普法先進縣（市）區和省“四五”普法先進集體。村民居民自治和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穩步開展。認真落實廉政建設責任制，強化行政監察和審計監督，廉政建設進一步加強。糾正損害群眾利益不正之風工作扎實開展。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治理商業賄賂力度加大，源頭防腐工作有效推進。行政復議工作得到加強。政務公開工作持續開展。

社會發展管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社會；發展；工商管理；人才需求；研究

一、工商管理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1.培養目標不明確培養目標不明確。工商管理專業人才，企業需求中高層管理者較多。但是絕大多數的高校人才缺乏管理經驗，沒有做過企業的高層管理者，這就導致了工商管理專業的人才定位中層管理者為主。缺乏實踐經驗，對工商管理專業畢業的學生的去向不夠明確，定位不夠清晰。絕大多數的學生為企事業單位輸送人才。但學校并不明確單位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造成了工商管理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不夠準確。對于市場經濟環境的了解不準確，沒有結合學校自身的特色來制定人才培養目標。

2.課程設置不合理課程設置不合理。工商管理專業課程內容與實踐的聯系不緊密，工商管理專業的人才的實踐性較差。課程內容設置上與實踐密切聯系的關聯性較少，應用性的指導較弱。工商管理專業教材的內容與實踐的聯系度不高，人才缺乏實踐的基礎。絕大多數的人才對于理論的掌握由于缺乏實踐，人才在遇到問題時運用理論的能力不足，工商管理專業課程的內容與經濟發展需求不匹配。高校參考國外的工商管理的經驗和理論，結合當前市場環境編排課程內容。但其在國內經濟迅速發展的前提下，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升級轉型的需要遠不能滿足其發展的需求。拋開借鑒國外先進的理論而言，課程設置中應該積極地融入實踐教學的內容，結合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經驗，安排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工商管理專業關聯性不強，課程基礎為后續課程更新不足，學生在課程的學習過程當中逐漸的得不到深化。然而由于后續更新課程滯后，使得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的知識的創新能力不強。知識的關聯性不足，缺乏專業特色和教學的特長。

3.課程實踐教學匱乏課程實踐教學匱乏。工商管理專業的教學傾向于理論化，實踐教學的主導地位，沒有得到體現，而且沒有形成實踐與理論體系化教學。專業的理論成果和理論教學的測試較多，相對的實踐教學的測試較少，實踐的觀念還沒有深入到工商管理教學內容中。加之當前各大高校對于工商管理硬件設施的構建力度不足，實踐教學成為一種虛設，硬件設施的滯后，使得高校的實踐教學內容難以開展。絕大多數的教師由于其實踐能力不強，在實踐教學方面教師的實踐經驗缺乏實踐教學，必然受到影響。就是對于工商管理的實踐教學，缺乏實踐經驗，致其對實踐教學的認知較少。工商管理專業并沒有構建完備的實踐教學評價體系，對于實踐教學效果的評估，以及存在的問題的修正沒有形成科學的體系。也就是說高校校對實踐教學評價的重視程度不足，相反的對于理論教學的評估較多。

4.缺乏創新培養能力缺乏創新培養能力。高校培養的學生嚴重缺乏創新能力，導致工商管理類的人才在學校的理論學習中，缺乏實踐的經驗，缺乏創造力，人才的創新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高校對于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的重視程度不足，以及各種因素導致實踐教學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使得人才在實際的解決工商管理的問題的能力和創造性的培養不足。對于實踐教學的開展，高校采用的教學方法單一，并不能反映學生的創新能力，激發學生的創造性，不利于高校學生的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強化對工商管理人才培養的對策研究

1.強化硬件設施的投入強化硬件設施的投入。強化高校工商管理專業的硬件設施的建設，培養工商管理創新型人才。學校加大圖書硬件設施的投入，引進相關的書籍、數據，人才通過廣泛閱讀資料和分析數據來源，創新資料的查詢。并加大對工商管理實驗室建設資金的投入，創造更好的硬件設施保障，工商管理學生的不斷的加大投入，學生實踐的力度，為工商管理專業學生開設實踐課程，提供實踐的基礎設施支持。

2.優化高校師資結構優化高校師資結構。對于工商管理專業的教師來說，必須轉變思想觀念，提高實踐教學的思想意識，采用引進來、走出去相結合的辦法。豐富自身從事管理實踐的經驗和教學內容，加強學科邊緣化建設，鼓勵工商管理專業教師廣泛的參與到企業的實踐中，在實踐中尋找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方法，并將融會貫通的知識傳授于學生。并為工商管理專業教師提供進修和學習的機會，以此來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鼓勵教師參加工商管理相關內容的交流與會談，了解前沿的信息，幫助中青年教師加速提高科研水平、教學能力。不斷的強化工商管理專業的教材內容與社會環境的接軌，豐富教學內容從教材理論到實踐經驗的修訂，滿足實踐的需求，盡量保持教材內容與實踐的緊密聯系，通力合作，促進教師與實踐內容的融合，提高教材的整體質量。

3.構建校企合作體系構建校企合作體系。轉變高校的教學觀念，拓展辦學思路，主動加強與企業的合作，堅持走校企合作辦學的道路，實現校企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等，實現工商管理專業學生增強自身的實踐能力。提高人才適應社會發展的素質建設，不斷的增強高校辦學的能力，提高人才的綜合素質。構建校外實訓基地，工商管理專業的教師指導學生進行實踐，在實訓中提高人才的實踐能力。人才在教師的科學指導下進行實踐的體驗，并為工商管理專業的學生提供了就業的機會。高校在培養工商管理專業人才時，要引導企業參與人才培養的方案的制定。監督人才培養的質量，并為其解決高校人才就業難的問題，努力實現高校教育社會化的目標。

4.改革教學評價體系建設改革教學評價體系建設。改革高校教學評價機制重視，對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進行考評。突出以學生為主體的思考，應用創新為核心的教學評價。激發工商管理專業教師的創造力，激發學生開拓創新的能力。增加學生獨立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鼓勵學生自主創新，并在實踐教學的過程當中，制定嚴格的高校人才培養指標。構建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的社會評估制度，對于高校輸送人才的質量進行評價，關注工商管理專業人才的去向，構建科學嚴謹的就業反饋機制。進而促進高校按照工商管理社會需求的質量監控進行課程的設置、人才培養目標的設定，實現與經濟發展成功對接。

三、經濟社會發展對工商管理人才需求研究

1.創新是培養高端工商管理人才的關鍵創新是培養高端工商管理人才的關鍵。高校培養工商管理專業人次可以準確的把握經濟發展的趨勢，以經濟產業發展為導向，在適應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培養能夠支持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高素質人才。構建開放型的專業調節系統優勢。創新高校教育模式，培養工商管理的高端人才，走人才可持續發展道路、創新道路。實施人才的戰略化、品牌化經營，滿足工商管理專業經濟發展的需求，更好地滿足社會經濟發展與工商管理實踐型人才的良好對接。

2.特色化培養之旅特色化培養之旅。以經濟的發展特色為核心，對工商管理的專業人才，以區域經濟的發展為載體，體現經濟發展的方向，體現經濟發展對人才的要求，遵循發展需求驅動的原則，以市場為導向，創新課程的設置，培養工商管理專業需要的實用性人才，發展市場化戰略。增強校企的深度合作，以企業為學校的實訓基地，與企業簽訂人才培養協議，建立雙方互信、互惠的合作關系。加深對于專業的認識，堅持理論與實踐一體化的教學設計，激發工商管理專業人才學習的主動性。

四、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下，高校對人才培養的質量不斷面臨著挑戰。對于工商管理類專業的人才的培養，存在著高校對管理類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的培養目標不夠明確。人才的培養缺乏科學的方法，以及實踐的設備基礎。工商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的理念滯后，相應的實踐教學的硬件設施投入以及特色化辦學的能力不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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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于.私營企業勞資沖突影響因素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2007.

社會發展管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民資格；社會權利；“新社會權利”；

一、社會權利的理論來源與經驗指向社會權利一個重要的傳統是歐洲社會模式的完整性。隨著歐洲社會的發展，社會權利的引介與公民權及歷程緊密關聯。歐洲社會對于社會權利的追求與公民資格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公民資格的發展追訴的歷史更長。

公民資格(citizenship)與各種民主形式的政治參與相伴而生且相伴成長的，特別是投票權。著名的歷史學家波考克(J·G．A．Pocock)考察希臘和羅馬公民權特點之后，提出公民權古典模式，不僅因為希臘與羅馬屬于歷史上的古典時期，而且因為后來的諸多爭論術語都由此開始創設。羅馬權力模式主要特點是作為法律統治者或制定者都是平等的公民，并且推延到全體羅馬帝國成員。這便激發后來公民權理論家：視法律地位平等作因為為公民權的主要元素。希臘公民權模式主要從亞里斯多著作《政治學》中總結而出，他把人類視為政治動物，因為生活在政治共同體當中政治是我們的自然屬性。

他認為，公民是那些分享輪流分享統治與被統治市民生活的群體。

社會權源于公民資格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權利即政治權，羅馬公民權模式非常強調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希臘公民權模式強調普通公民統治權與被統治權的平等，兩者其實都是將人框定在政治權圖式里面，都是在政治共同體認同之下享受的公民權。

正如希臘規定，“凡現為他城公民者．不能為雅典公民……羅馬及雅典并令外人皆選認一主人，做為客人，而屬于公民。外人于是由公民間接屬于邦。他方能得到幾種公權，亦得受到法律的保護”3J。這也就為后來社會權利提供重要的法律基礎與法律援引，社會權利的發展一定是在公民法律上擁有并被國家認可的平等權和投票權基礎之上的。

雅若斯基同樣認為，公民權利需要得到法律意義上的確認。他提出，公民權利是指這樣一種個人和社會(國家)的關系，個人被賦予正當的理由向社會(國家)要求得到某種能夠保證自己和其他社會成員一樣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獲得一種自由與合法支配某些社會資源來滿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對國家來說，則要承擔起保證個人有充分的自由來進行他作為一個“私人”和“公民”(社會成員)所需要進行的正常活動的責任。

雷蒙德·普拉特(RaymondPlant)對此進行了駁斥，他認為：因為社會權利隱含對資源訴求，故社會權利不能在法律意義上執行。理由是所有權力只要實施都有對資源的要求。實際(社會)權利應不低于諸如言論與行動等的消極(公民)權利，因為他們能確保實現值得自由的能力。第一，在民主社會里，自由從社會權利角度的應有不同的憲法地位。

第二，現實中有工作權利必須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必須有多數意見同意支持他們的愿望與要求得以實現。第三，福利的程序權利一定程度上是公民權與社會權的混合。這種反駁是基于社會權利實踐與理論是否具有一致性層面進行的。這就說明經驗事實的不斷發展，為社會權利理論積累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在論及社會權利時，還有學者從社會自我(socialself)和資源約束的角度展開。“社會的自我是社會性的依賴。人類是基本的社會存在，基于他們的發展需要社會聯系。然而，許多社會聯系被社會中物質資源的分配嚴格地制約著。獲取物質資源的途徑影響著人們做出機會的選擇和哪些人能夠做出選擇。

馬歇爾給公民權定義為：“公民權是給予那些某個共同體的完備成員的一種地位，就這種地位所授予的權利和義務來說，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是平等的”【。從T·H·馬歇爾始，社會權利理論進入了學者的視野，使得社會權利第一次真正向其他國家傳播一個理念，即社會權利是義務與權利的對等。無論這是理念層面，還是經驗層面的反饋，都說明社會權利既有理論的深度，又有經驗的指向。

發展社會權利要求政治權利的參與幫助，雖然我們應該忽略政府設定的公民機會能施展諸如稅收減免和養老金法律等的規則框架。政治權利指作為政權許可設立團體的一員或作為這類團體成員的參選者或選舉者J。在歐洲，社會權利有兩大基石。

第一，在國家層面上，社會運動根據福利國家有嚴格的界定和場合要求，在西方就是凱恩斯主義模式(theKeynesianMode1)。第二，在國際層面上，歐洲議會的決議和建議當中包含了一系列規則和法律措施，聯合國和后來的歐盟致力于建立社會權利和社會聚合的國際標準和程序J。國家與國際層面，都需要從政治權利維度，借助一系列運動、規則、標準、法律等措施，給予社會權利以保障。

雅諾斯基認為，社會權利是公民權利的最終實現。公民權利包括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參與權利。社會權利實現需要有理論準備，同時，歐洲社會及其他國家經驗使得社會權利理論的深化做了充分準備，極具經驗指向的社會權利理論又為實踐指引了方向。

二、社會權利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馬歇爾對社會權利的描述中，社會權利的出現屬于“浪潮式”公民權利的第三波，即民事權主要發展于18世紀，政治權對應于19世紀，社會權則對應于2O世紀。

社會權利實質是底層群體追求自身權利，獲取與上層社會平等地位的過程，這個過程與社會的結構、性質和歷程緊密關聯。對社會權利的追求彰顯了人的存在，尤其是作為群體和社會的存在，這也就意味著社會權利理論發展的脈絡與人的發展脈絡是息息相關的。“人權”的實質是，盡管它們應該獨立地(畢竟，它們意味著這種讓某人自己的差別得到承認并因而可以保持這種差別的應有權利，而用不著擔心被訓斥或被懲罰)被享受，但它們不得不被集體地來爭取和贏得，而且只有被集體地爭取，它們才可能得到承認。根據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與社會權利的特質，社會權利發展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

(一)前市場經濟社會：社會權利缺失。

在進入市場經濟社會之前，無論雅諾斯基所討論的社會權利，還是馬歇爾界定的社會權利，均難以找到。前市場經濟社會中，政治權利居于核心和主導地位，西方公民社會處于啟蒙與發育階段，底層的行動邏輯是按上層政治權利精英意識指引的，他們缺乏謀求自身權益的路徑、意識和力量，因此，這一時期，社會權利處于缺失狀態。當然，隨著公民社會的逐步興起，西歐城市市民公民意識的逐步覺醒，他們在自愿與自覺的基礎上形成非地緣、非血緣性的群體組織，并且這種群體組織正打破前市場經濟社會的松散狀態。

正如迪爾凱姆所言，前工業社會民眾呈現的是一種機械團結狀態，他們在這樣一個共同體當中，“凡是在統治權力樹立起權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職能就是為信仰、傳統和集體行為贏得尊重，換句話說，就是為了保護共同意識去防范任何內部的或外來的敵人”_1。此意即為，為了權力共同體內共同的意識和共同的行動，必須抑制底層群體作為權力外來者的挑戰。與此同時，底層群體形成的共同體需要其成員兌現如下承諾，“為了得到‘成為共同體中的一員’的好處，你就需要付出代價——只要這一共同體還存在于夢想中，它就是無害的，甚至是無形的。付出的代價是自由，……‘自主’、‘自決權’或‘成為自我的權利”14]。自主權利的喪失也就意味著只要堅守著共同體，任何超越內在共同體的權利追求都成為不可能，權力精英共同體無法撼動，底層群體的社會權利無從追求底層群體權利代言還未真正成長與成熟起來，他們的社會權利處于缺失狀態。

(二)工業社會：社會權利市場化或商品化。

步人工業社會以后，T·H．馬歇爾以英國的經驗事實論述了社會權利的產生、變化與屬性。在馬歇爾看來，社會權是一種要求獲得實際收人的普遍權利，而實際收入并不按人們的市場價值來衡量。

就此而言，社會權實際上使人脫離了市場力量，甚至是從市場力量下把人解放出來。卡爾·波蘭尼從國家、市場和社會三維視角探討社會權利獲取的合理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把市場的規則運用到人們生活的社會中來了，真正的市場社會需要國家在管理市場方面扮演積極功能，并且這種角色要求政治決策，市場與社會發生著“雙重運動”，即由力圖擴展市場范圍的自由放任運動，以及由此生發出來的、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組成。艾斯平一安德森認為，社會權利界是一種“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容納能力。其衡量標準應是人們不依賴于純市場力量去制定他們生活標準的程度J。學者從理想的圖景探討了現代社會權利的屬性，社會權利應然狀態是去商品化或去市場化，底層群體有權免費享受的社會共同成果，而不是貨幣化的。實然狀態卻是，現代社會中，社會權利需要通過貨幣去購買，按市場規則去運作的。因此，社會權利真正實現需要國家的介入，社會權利嵌入于市場經濟社會之后，尤其是凱恩斯革命之后，國家干預市場的力度呈現盤旋上升態勢，國家享受了市場帶來的巨大成果，同時，社會權利被市場規則左右之后，底層群體倍受市場經濟社會控制。

如此一來，國家角色需要轉換，以保證底層群體社會權利的實現。

市場經濟社會中，形成了諸多共同體：國家權力精英共同體、企業共同體、職業人士共同體④、底層共同體等。從社會權利享受的維度看，前三個共同體社會權利完全有能力通過市場規則獲取，而底層共同體卻無法做到，并且前三個共同體是內在聯系在一起的，底層共同體則成為一種“第四方共同體”②。

整個社會被市場規則分割成了四個共同體，而社會權利方面則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方是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或權力獲取社會權利的群體，而另一方兩條路均無法走通。社會權利是公眾干預私人領域，以支持公民對維持經濟生計和社會存在的要求。它們能收變私人市場的資源分配。社會權利大多是個人權利，包括四個部分。使公民具備能力的權利，包括醫療衛生和家庭服務，以保證公民在社會中的基本活動。這樣，社會權利便失去了其最初的義涵，社會權利從運行邏輯層面看，應當是國家為底層群體爭取的非市場化的公共利益。

在工業社會的前中期，社會權利市場化與商品化趨勢非常明顯，到了工業社會后期，國家權力公共性增加，公民社會的成長，底層群體集體權利的增強，社會權利去市場化和去商品化才逐漸得以實現。

(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權利全球化和人本化對于T·H．馬歇爾的社會權利理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評價。并由此探索工業社會之后社會權利的特征。

工業社會中，知識精英從諸多層面論證了社會權利去商品化和去污名化的特性，但是后現代諸多學者從后工業社會的現實出發，從國家制度、時代劃分、國際化等視角進行了綜合評價。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馬歇爾并沒有真正去探討自由主義民主的吸引力或局限……一個沒有議會民主制的福利國家將會導致威權主義的出現¨。這就意味著國家制度的類型影響甚至決定著社會權利的實現程度和福利國家的屬性。

馬歇爾理論中存在一個困難，那就是，在中世紀，如果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已經存在(不管是以一種如何“融合”了的形式)了的話，那么，為了以馬歇爾所假設的形式和順序重新出現，它們在有些時候就必須以秘密的形式發展。……因此，公民身份的連續性即使只是在一相對短暫的時期被打斷了，但它在歷史上畢竟出現過斷裂]。馬歇爾公民身份包含三種權利的劃分及相應的時代劃分遭遇了批判，其原因在于三種權利在中世紀以融合的形式出現后，且隨后出現了斷裂。

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美國社會學者莫里斯通過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權社會功能的討論，直接挑戰馬歇爾的公民權理論，認為公民權在國民內部是制造平等的制度，而對于外來移民而言，公民權也是一種社會排斥和制造底層階級的社會制度。特納認為，全球難民的出現，在當代政治體系中制造了無國籍民眾新的危機。稍顯不太激烈的是，隨著歐洲共同體制度建設加快，提出了關于公民權地位的重要問題，它不僅針對少數民族，同時針對各類短暫的移民的勞工_2引。社會權利作為底層群體的爭取“國民待遇”的利刃，一旦跨越國界融人全球，便成了雙刃劍。

隨著世界經濟和政治聯系的日益密切，社會權利而呈現一種不同的樣態，通過它們，個人和家庭被賦予了與市場經濟相抗衡的權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須被賦予了盡可能遠離商品化勞動的權力，去從事那些既迫切需要又有利可圖的工作。

通過全球化公民收入的推進，個人和家庭獲得了去商品化、能獲得收入、可選擇性的工作，社會權利逐步向其本質即人本化靠近。同時，公民權可以指權利，但它也能用來指義務、行動、品行和評價_2。與公民權一樣，社會權利的權利與義務對等，不僅是對公民自身的一種尊重，更是對他人的尊重與機會的均等。

三、全球化與“新社會權利”興起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權利發展出現了新的動向，安娜·庫特(AnnaCoote)在托馬斯·馬歇爾社會權利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出“新社會權利”(NewSocialRights)理論。與此呼應的是，西方正步入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另一種社會形態即風險社會，他從反思現代化角度探討了風險社會兩大特征，一方面，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另一方面，通過家庭和職業，社會不平等個體化傾向明顯_2。“新社會權利”正是從風險社會財富分配、個體不平等的視角，賦予社會成員彈性的權利，從而消解社會積聚的風險，增強個人和群體發展能力。

在工業社會發展后期，隨著人本化與全球化特質的發展，社會權利逐漸超越了傳統社會權利內涵，“新社會權利”在內容和理念兩個方面均有了新的發展。

(一)“新社會權利”內容更加豐富和有層級，與人的發展更加契合。

在托馬斯·馬歇爾那里，社會權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僅包括對特殊階級或身份實施教育，還包括讓每個個體和個性得以充分發展的教育機會，包括義務教育、中級教育和高等教育、職業培訓、成人教育)、得體的收入[2。后續社會權利進一步拓展，涵蓋就業(經濟和金融政策制定必須考慮可以為全體人民提供有益職業、為了保證最大程度就業，充分組織就業市場、為了保證工作有效性，無論何時私營企業充分就業容量不能獲得，政府都必須提供相應的職業)、工作環境(公平報酬、工作時限、每周休息制、帶薪休假、員工健康、安全和福利的提供)、食物和住房、社會保障(醫療照顧是社會保障的基本項目，應該得到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覆蓋出生、疾病、事故、傷殘，確保共同體全體成員任何時候都能享受預防性的和醫療性的照顧)E27]。

隨著全球化、人需求的多樣化和風險加劇，社會權利呈現多樣化趨勢，“新社會權利”主要包括：社會福利中的程序權利，申請程序公正；健康與健康照料權；通過地方服務合同的知情權；孩子與年輕人的權利，重點是程序權利。“新社會權利”不僅注意社會老年群體問題的解決，同時，并從年輕人參與政治開始，關注年輕人社會權利。在當代政策中，年輕人參與政治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從而導致政府開展義務公民身份教育J。

基于個人生存與發展的“新社會權利”在不斷延伸，同時，群體的“新社會權利”通過公民權利的獲取在不斷擴展，從少數民族公民權、多民族公民權，直到世界性公民權，內在包含的社會權利也在不斷豐富。為少數民族爭取的公民權：自我管理權利、多民族權利即給予少數民族一定的財政支持和法律保護、特別代表權利0_。另外，多民族公民權利主要包括：國內亞民族和土著擁有自我管理的民主和平等權利、認可權利、認同權利和信任權利[31]。世界性公民權(CosmopolitanorWorldCitizenship)強化對其他政治共同體的世界性義務；擁護在發展世界性法律的領域提出的公民權利；認可創造世界性公共領域的政治項目_3。“新社會權利”的出現豐富了社會權利內涵，增強了社會權利人本化和全球化特性，較之傳統社會權利，“新社會權利”更注重個體法律意識、自覺意識和全球合作意識，增強抗擊風險和謀求發展的功能。

(二)“新社會權利”理念發生轉變，從關注集體轉向關注集體中的個體，從附加接受義務到追求純粹權利，從享受線性社會權利轉向尋求彈性社會權利，“新社會權利”將風險、公正和發展的理念統合于一體，實現人、社會和國家的共同發展。

第一，新的社會權利給了每個人，成為他個人地位的一部分，給了他在經濟競爭中從事獨立活動的力量，由于他具備自我保護的方法從而可以拒絕社會的保護。雖然如此，“新社會權利”在注重個人權利(InpidualRights)爭取的同時，還努力追求集體權利(CollectiveRights)，并積極協調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第二，新社會權利與以往公民和政治權利基本的不同點還在于，后者需要接受相應的公民義務才能獲得相應的權利。而前者是一種積極的權利，不以接受義務為交換條件。第三，傳統社會權利以線性的追求社會權利為目標，這與人的生命周期是相背離的，人生與變化著的歷史時空是相互作用的。個體生命嵌人于其所經歷的歷史時間和特定的地域，并為這一歷史時空塑造。斯圖亞特·懷特從經濟權利視角探討新社會權利，將主要社會利益連接起來，簽訂一項有效新社會協議(newsocialpacts)，實現工資適度化和就業彈性化，即在工作方式、工資水平和工作時間彈性)改革稅負，以此發展新社會權利，使得新的、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持續，不僅關系高就業，同時也為了可觀的收入、更好的工資保障、家庭生活機會(彈性保障)L36J。懷特從經濟權利維度將“新社會權利”引向彈性化，實現人的不同生命階段有配套和適宜的保障。

伴隨著工業社會向全球波及和全球化到來，“新社會權利”有助于風險社會中個體風險和社會風險的釋放，推進了社會權利理論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