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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吟原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葬花吟》 目的論 翻譯策略

1 引言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頂峰。書中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吟》,以其豐富細膩的想象,濃烈憂傷的情調見長。如何將這首耐人尋味、婉約動人的詩詞貼切地再現為美麗的英文。本文擬避開直譯異議,歸化異化之爭,嘗試從功能翻譯觀的角度,以目的論來研究《葬花吟》二譯本,楊譯與霍譯,以期對二者的翻譯方法和策略作出客觀描述及評價。

2 功能目的論與《葬花吟》英譯

功能翻譯理論是德國譯論家漢斯•弗米爾(HansJ.Vermeer)發展起來的翻譯理論模式,它突破了對等論的限制。目的論認為,翻譯是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行為。它將研究聚焦在翻譯過程中各種目的的選擇和譯文所要達到的功能上,強調翻譯的目的性和交際性。因此譯者接受原文與創造譯文的方法必然來自譯文的預期目的。

功能目的論以譯文的功能和目的為核心來詮釋翻譯活動,無疑會對《葬花吟》等詩歌翻譯帶來很強的指導意義,但語言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譯者難以取舍是忠實地直譯還是靈活地意譯?有了明確的翻譯目的,譯者就回避了直譯和異譯,歸化和異化的兩難處境,使其成為一種基于文化的抉擇。

3 從目的論析《葬花吟》二譯本

3.1影響譯者翻譯策略的因素。目前譯界廣為推崇的兩個《紅樓夢》全譯本為楊憲益與戴乃迭的《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兩譯本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亦有著不同的翻譯目的。

霍克斯翻譯《紅樓夢》是出于個人愛好的選擇,其翻譯目的主要是基于與讀者分享書中樂趣的熱烈愿望,他的讀者群主要是西方讀者。在翻譯時自然受到英語文化規約的影響,偏重神似,處處考慮使譯語讀者便于欣賞這部作品。

基于上述不同的翻譯目的,兩個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譯者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也不盡相同。這在《葬花吟》的英譯中有著顯著的體現。楊譯直譯較多,強調忠實,用詞準確,力求忠實原作內容和文化特色?；糇g則傾向于照顧譯文的可讀性,采用歸化策略靈活地把一切陌生變為熟悉。但總的來說,兩個譯文雖然風格迥異,卻各有千秋。

3.2譯者翻譯策略選擇與《葬花吟》英譯。以下從譯者對詩中文化典故,詩歌選詞及人稱口氣的傳達等方面,來說明譯文或忠實再現原文或靈活移植,力求在翻譯中再現原文的美境。

(1)文化典故的傳譯。中國古詩中常穿插古典傳說,以增進詩趣?！对峄ㄒ鳌分杏袃蓚€典故:一是第24行的“灑上空枝見血痕”(楊譯為“Falling like drops of blood on each bare bough”,霍譯為“Which on the boughs as bloody drops appear”)。相傳湘妃哭舜,泣血染竹枝成斑,所以林黛玉號“瀟湘妃子”;二是25行的“杜鵑無語正黃昏(楊譯為“Dusk fall and cuckoois silent”,霍譯為“At twilight, when the cuckoo signs no more”)。說的是蜀帝魂化杜鵑鳥,啼血染花枝。這兩個典故中國讀者對其意象并不陌生,然而,西方讀者對此卻并不諳熟。二譯文對此典故均采取直譯,既沒有加注,也沒有在詩行內作解釋,某種程度上保證了譯詩的可讀性。可見,即使本著不同的翻譯目的,詩人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也不盡是相異。

(2)詩歌用詞的翻譯。在詩歌用詞的斟酌上,楊譯直譯較多,而霍譯發揮譯文語言特點,變通之處較多。從翻譯意圖來看,兩位譯者不同的處理方法均是為了譯文預期目的與功能的實現。

“柳絲瑜莢”,楊霍兩人對此進行了不同的處理。楊如實譯為“柳樹和榆樹”,原文之“絲”(柳絮)和“莢”(榆樹的果實)未傳,失去了應有的動態感?；糇g為“Elm-pods and willow-floss”,譯出了原文的細膩,形象傳神。“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青燈”,楊照字譯為“A green lamp”,為的是忠實傳達原文意象,但此處卻略有不妥,易將其理解為綠光,似有陰深之感。而霍認為“青”和“被未溫”是次要意象,將其略去不譯,但并不影響原詩的傳達。“一朝春盡紅顏老”:楊將“紅顏”直譯為“the beauty”,忠實貼切,卻失卻平淡?；魟e出心裁地將之譯為“the bloom of youth”,比較詩情,有林黛玉以花自喻的效果?！皌he bloom of youth, too, sickens and turns pale”含有美艷失色,青春之花凋零的意蘊。從其翻譯目的來看,此譯文將花與黛玉命運的聯系得到了完美的再現。

(3)人稱和口氣的傳達。在《葬花吟》的前半部分,曹雪芹對林黛玉進行心理刻畫用的是第三人稱。在其后半部分,作者由旁觀者的客觀描寫進入到主人公內心世界的感情抒發。所以,從第29行開始出現第一人稱“儂”,詩歌便由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在英譯的過程中,人稱問題變得復雜。因為漢語的人稱可以呈朦朧狀態,而英語的人稱必須明朗化。

在《葬花吟》的翻譯中,楊譯隨著原文人稱的變換而調整視角,從第5行開始突然改變“花”的人稱,變原來的第三人稱到第二人稱,花與人之間的間接對話變成了直接對話。直到原文中出現第一人稱“儂”,楊譯文又由第二人稱轉化為第一人稱?；糇g文似乎巧妙地回避了人稱這個問題。隨著原文人稱的改變,或許是霍克斯對“人”與“花”之間的融與分的關系的理解,最后把原來的人稱“the maid”轉化為“I”。從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確定,楊霍二人讓讀者似乎身臨其境。從其翻譯目的來看,二者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4 結語

翻譯目的的不同決定翻譯策略的差別――楊譯文主要采取異化策略,力求忠實于原文的思想內容;霍譯文主要采取歸化策略,力求照顧譯入語的讀者群。我們很難區分誰優誰劣,就《葬花吟》這首詩歌的英譯而言,如果傾向于源語的充分性,譯者可采用楊譯法;如果傾向于譯語讀者的可接受性,譯者可采用霍譯法。譯者無論有何種翻譯目的,采用何種翻譯策略,都要保持翻譯目的與合理的翻譯手段之間的平衡點,這永遠是譯者追尋的目標。

參考文獻:

[1]Hawkes,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London: Penguim Books, 1973.

[2]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9.

葬花吟原文范文第2篇

摘要：金陵十二釵判詞是《紅樓夢》語言藝術的代表，它是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對金陵女子的地位、身份及命運結局做的高度暗示，對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命運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近年來，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由于其視角新穎且具有時代意義，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因此，本文嘗試從生態翻譯學角度來解讀霍克斯與楊憲益譯本中的金陵判詞，探討兩位譯者如何運用生態翻譯學“適應/選擇”理論來再現《紅樓夢》這一經典著作的精髓。

關鍵詞：《紅樓夢》；金陵十二釵判詞；生態翻譯學

《紅樓夢》不僅體現了封建社會文學的最高峰，而且綜合體現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小說收納了大量的詩、詞、曲、賦等，真正做到了“文備眾體”。而詩歌則是“文備眾體”重要形式之一。金陵十二釵判詞出現在小說第五章，對書中人物性格及命運有著強烈的暗示，被認為是整部小說的“文眼”，因此受到眾多學者的青睞。本文以霍克斯和楊憲益的全譯本為研究對象，從生態翻譯學角度來解讀，探討兩位譯者是如何處理三個維度的適應與轉換來展現《紅樓夢》這一經典著作的精髓。

一、生態翻譯學三維轉換與金陵判詞

生態翻譯學是社會文明轉型在譯學方面的一種反映，是時代的產物。生態翻譯學涉及了生態學和翻譯學，因此，它又是一項具有跨學科性質的交叉研究。生態翻譯學以達爾文“適應隨擇”學說的基礎原理和思想為指導，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為核心，是一種全新的翻譯理論模式。在生態翻譯學的視角下，翻譯被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翻譯過程被描述為“有譯者主導的適應與選擇的交替循環過程”；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的適應，繼而依此作出適應性地選擇轉換。翻譯方法簡括為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轉換。因此，筆者以此為討論基礎，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方面來對比分析兩位譯者的金陵十二釵英譯本。

（一）、語言維的適應與選擇

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轉換，這種轉換體現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轉換是基于源文原語的多樣性進行的。首先讓我們來看原詩的語言藝術。

金陵石判詞共十四首，包括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和又副冊，刻畫了金陵十五位女子的性格、身世和命運。在描寫晴雯、襲人和湘云時，曹雪芹采用長短詞來刻畫。而其他十一首則采用中國詩歌傳統形式絕句，包括7首七言絕句和4首五言絕句。中國古典詩歌通過格律的押韻來展現其獨特的韻律美。以探春判詞為例。

筆者單就這首判詞的韻律作分析。在漢語中，一字一音節，兩對音節形成頓。在七言絕句中，一般有四頓，每頓的音節為二二二一或者為二二一二。這首判詞可以這樣劃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清明/涕泣/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边@樣的處理使詩歌讀起來朗朗上口，平仄交替，押韻整齊，富有音律美。為了再現原判詞的藝術特色，霍克斯處理時采用了英詩中傳統的方式五步抑揚格，使譯文抑揚頓挫，錯落有致，勻稱而和諧。在判詞中頷聯和尾聯中的“消”和“遙”，押韻-ao.讀來氣韻悠長?；艨怂挂部吹搅诉@一點，最后一個詞用“decay”和“away”來押韻，把“ei”這個長元音產生的聲音綿長而低沉的音樂效果發揮的淋漓盡致。楊譯文雖也采用押韻等來體現音樂美，但與霍相比略遜一籌。因此霍克斯在處理韻律時，選擇性地適應原文，適應原文的藝術特征，體會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美，后在適應性選擇過程中實現譯出語與譯入語語言維度的最佳轉換。

關于格律詩的翻譯，馮慶華在《文體翻譯論》中說：“若能以格律詩譯格律詩，既講究格律又無損原意，仍當屬上乘”1（2002：217）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既要對原文的風格進行適應性轉換，又要選擇性地適應譯入語生態環境。通過以上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楊譯雖然在韻律上有一定的規范，但是綜合其他方面來看，算不上一首格律詩；霍譯基本上是五步抑揚格、英雄雙韻體，產生出了與原詩效果相當的形式風格美。而且此譯詩更能適應英語生態環境。

（二）、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生態翻譯觀認為，文化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文化意識，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跨越文化的交流過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胡庚申，2004：136-137）即文化維度的轉換成功與否取決于原語與譯語之間的文化障礙能否得到有效地處理。在這些文化障礙中，尤以中國典故為最難克服的障礙之一。典故意義隱晦但內涵豐富，因此，就出現了原文作者、原文讀者與譯出語讀者之間“文化空白”。因此，筆者從金陵判詞中選取典故來管窺楊與霍對“文化空白”的處理。

迎春判詞中有一個典故，即“子系中山狼”中“中山狼”，這個典故出自明朝馬中錫《中山狼傳》，以此暗示迎春的丈夫是一個殘暴而又忘恩負義的人。楊憲益把中山狼翻譯為“a mountain wolf”，而霍克斯則翻譯為“the wolf in the old tale”，兩種譯本都將狼的形象翻譯了出來。但是楊譯避實就虛，采取直譯的方法，淡化了中山狼文化含義的解讀，那么譯出語讀者不免會問，何為mountain wolf？這是狼的產地還是狼的一個品種？所以就文化意象的轉換方面有所欠缺。而霍雖然把“中山狼”僅僅翻譯一個英語單詞“wolf”，但“old tale”使狼置身于寓言童話這一環境下，突出了狼背后殘忍貪婪的本性，把中山狼典故背后警醒世人的意義明確表達了出來。

下面是“金閨花柳枝”這一句，以花柳來形容女子是中文詩歌中常用的表達方式，而“金閨”二字更是點出了迎春的出生高貴，這兩種表達都帶有中國文化殊的意象。楊譯如實翻譯出，雖意象完整但不同文化讀者可能一頭霧水，而霍譯則采用意譯，雖達意卻不傳神，無法表達原文文筆風采。所以，就文化內涵的轉換傳遞方面，霍譯在此比楊譯略顯高明。

（二）、交際維的適應與選擇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要求譯者除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遞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

從交際的層面上來看，也就是說從讀者更能讀懂哪個譯文所傳達信息的角度，及傳遞信息的完整度方面，霍譯本略高一籌。在晴雯的判詞中有一句“霽月難逢，彩云易散”，霽月，天凈月朗的景色，舊時以風光霽月來比喻人品質高潔。彩云，即有紋彩的霞，古稱雯，點出了晴雯名字中的雯字。晴雯自小被賣入賈府的奴仆賴大役使，可謂是奴中奴，但其反叛意識最強。曹雪芹寫這兩句詩的目的是一方面贊揚晴雯品質高潔、剛直；另一方面用“難逢”、“易散”暗示了她命運多舛、壽命不長。這兩句詩霍譯為“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楊譯為“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uttered.”在霍克斯的譯本中，晴雯的名字被譯為Skybright，而在這兩句詩中也出現了sky，brightness，這很容易使譯入語讀者聯系到晴雯這一人物形象。第一句中“Seldom”也點出了晴雯品質高貴及其難得，第二句則用“days of brightness”“too soon pass by”暗示了晴雯豆蔻年紀香消玉殞的悲劇。在楊譯本中，意象“moon”“clouds”使用也暗含了晴雯的名字，但就突出其品質和命運方面欠缺。從這兩句詩的處理上可以看出霍克斯想要向譯入語讀者傳遞的信息與曹雪芹所表達的信息基本吻合，因此就信息完整度方面，霍克斯更加適應性的轉換原語的交際維度。

二、結語

生態翻譯學認為，“外部環境”要求譯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而事實上“內部因素”決定譯者的自我選擇。譯者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是一種“選擇性”的適應，譯文的產生，是一種“適應性”的選擇，而無論是適應還是選擇，“皆是由譯者做出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是多維度的，主要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生態翻譯學關照下的譯文評判標準，不再只是忠于原文或是迎合讀者，而是要實現譯文能在新的語言、文化、交際生態中生存或長存。譯者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方面整合適應選擇度，不是單獨強調某一維度或是把某一維度放在第一位的位置。所以，從“整合適應選擇度”方面來考量，霍克斯接受了原文生態環境的選擇，通過自己能動地融入原文生態環境，并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上與譯品進行了互動，產生出了更適應于譯入語生態環境的譯作。（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蔡義江.蔡義江點評《紅樓夢》[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

[2]曹建輝.從《葬花吟》英譯看詩詞中模糊語言的翻譯策略[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225-227.

[3]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初探[P].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宣讀論文，香港，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