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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參的邊塞詩范文第1篇

以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是當時詩壇上影響較大的詩派。因為岑參的邊塞生活體驗最為豐富，他兩次從軍，主要出于邊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極為好奇的詩人，因此他重點以邊塞、從軍等為題材，總是以濃重的色調描繪西北邊疆的奇麗風光和異域風情及守邊將士在極其艱苦環境中頑強拼搏的精神等來顯示其藝術特色。這些邊塞風光和風情，一到他的筆下，便全部變得神奇瑰麗起來。由于特殊的軍旅經歷，所以岑參成為邊塞詩派的杰出代表。其詩風雄健豪偉，奇麗險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等。岑參的這些邊塞詩，極大開拓了邊塞詩歌的內容和范圍。從而使邊塞詩歌內容十分豐富廣闊，創造出邊塞詩歌廣闊境界和新穎風格。

如果說岑參的邊塞詩是“奇逸而峭”，那高適詩則“悲壯而厚”。盡管岑高二人雖然都有軍旅生涯的體驗，他們是同時代的邊塞詩人，但詩風卻不盡相同。作為一位真正具有軍事才能的政治家和著名詩人，高適的詩歌融匯了對邊塞生活的實地體驗和冷靜觀察，因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經歷了大小無數次戰爭，親身體驗過豐富的戰爭生活經歷。同時也無數次親眼目睹過邊塞風光。他總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邊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論的筆調表達對戰爭的意見，反映現實的深度在同時代的邊塞詩人中首屈一指，特別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詩以奔放的語言，沉郁蒼涼的風格，描繪出戰爭的激烈艱苦和戰士們的英勇精神；同時對邊庭主將驕奢逸，不惜士卒行為表示不滿，表現了作者對士兵的同情。詩中所描寫的如：“樅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問”，“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現戰爭的極其殘酷和艱辛，同時也歌頌了將士們勇敢的殺敵精神及愛國情懷。

邊塞詩派中還有一位享有盛譽的詩人是王昌齡。他的詩以五古、七絕為主。歷史上號稱“七絕圣手”。如果就體制之備，題材之廣和數量之多說，實不如岑參高適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詩質量很高；邊塞詩可并岑參高適而三，宮怨詩與李白爭勝，卓然為盛唐一大家。他的詩用意之深，寫景之妙，比興之切，選語之奇，均有獨到之處。殷瑤說他的詩“驚耳駭目”，劉晌說他的詩“緒微而思清”。王昌齡的邊塞詩，大多是寫將士豪邁氣概的。如：“西陵俠少年，送客短長亭，青槐夾兩道，白馬如流星。聞道羽書急，軍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以及“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日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這些詩可以說是氣壯山河，如聞戰場的鼓聲，如見戰斗的場面。沈德潛說： “少伯(昌齡字)塞上詩，多能傳出義勇”，將士們抖擻的戰斗精神和豪邁的英雄氣概被詩人以強有力的語言充分表現了出來。所以詩境慷慨而昂揚，令人振奮。

與岑參高適的邊塞詩相比，岑參高適的詩善于用長篇的七言歌行，鋪寫塞外風光和戰爭場面，意境雄闊高遠，色澤濃烈，筆力粗獷，以雄放的風格見長；而王昌齡則以短小的七絕形式，概括凝練的語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寫戰爭軍情，寓雄渾與自然之中，表現出清峻的風格。王昌齡的邊塞詩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結合，使意和境渾然一體，開拓出超凡絕俗的藝術境界。邊塞詩派所創造出的獨特而又豐富的意境美，同田園詩派及其他詩派一樣，具有強烈的藝術個性和較高的審美價值。并且在詩意提煉和詩境創造上，匠心獨運，獨樹一幟。

岑參的邊塞詩范文第2篇

人物簡介：岑參，唐代邊塞詩人，南陽人，太宗時功臣岑文本重孫，后徙居江陵。岑參早歲孤貧，從兄就讀，遍覽史籍。天寶三載進士。初為率府兵曹參軍。后兩次從軍邊塞，先在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掌書記；天寶末年，封常清為安西北庭節度使時，為其幕府判官。代宗時，曾官嘉州刺史，世稱岑嘉州。大歷五年卒於成都。

主要作品：岑參工詩，長于七言歌行，代表作是《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現存詩三百六十首。對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及少數民族的文化風俗有親切的感受，故其邊塞詩尤多佳作。風格與高適相近，后人多并稱“高岑”。

（來源：文章屋網 ）

岑參的邊塞詩范文第3篇

邊塞詩作，從《詩經》時代即已有之，經過漢、魏樂府詩的發展至南北朝時期，在詩壇蔚為大觀，“入唐以后，邊塞詩迅速地發展起來。據統計，從《詩經》的時代算起，直至隋代，現存邊塞詩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詩》中所收邊塞詩即有兩千余首。初唐四杰、陳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當數量的邊塞詩。特別是到了盛唐，出現了邊塞詩空前繁榮發展的黃金時代。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高適、岑參、李白、王維、王昌齡、李頎、王之渙、王翰、崔顥等盛唐著名的詩人，創作了大量達到一流水平、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邊塞詩作品，使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與王、孟山水詩派一起，成為盛唐最主要的詩派之一。”[1]

然而，建國以來學界對于唐代邊塞詩的研究，盡管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乃至該詩體的繼承、影響，邊塞詩人間的比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備，但大多仍局限于純文學領域的研究，視角較為偏狹和單一，對此，唐代文學專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學，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社會概況僅僅作為文化背景貼在作家作品上，而是應當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個時代的總的精神狀態，研究在這樣一種綜合的“歷史――文化”趨向中，怎樣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從而研討出一個時代以及一個群體、個人特有的審美體驗和藝術心態。[2]

而任文京先生的論著，正是借鑒了傅先生的觀點，采用了“歷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歷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維視角，對唐代邊塞詩歌加以宏觀審視，從而彌補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開拓了邊塞詩研究新的理論境界。

通觀其論著，理論體系完備而內涵充實，既挖掘探索了唐代邊塞詩人的精神世界諸如歷史意識、英雄意識、憂患意識，又有社會文化、地域文化對邊塞詩創作的影響研究，還對邊塞詩的戰爭與和平主題、閨怨主題等深入加以探討，雖屬宏觀研究，但所有結論都是建立在扎實的微觀個案研究基礎之上的，可謂“宏觀著眼，細部閱讀”，理論創新點亦隨處可見。

比如作者從唐代邊塞詩人精神世界中的“漢代情結”出發，去探索邊塞詩中的歷史意識，就超越了前人僅把邊塞詩中的漢代人名和地名作為“以漢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簡單認識，而探究到了其本質內涵：

唐代邊塞詩人具有濃厚的漢代情結，這是由他們強烈而深沉的歷史意識所決定的，同時也是詩人時代責任感的鮮明體現。一般來說，人們對某一歷史所持的態度，也取決于歷史與現實的關聯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漢代情結是唐代邊塞詩人對歷史的理解、對現實的觀照和對理想的追求相結合的產物。事實上，任何一個朝代的主體精神都具有承上啟下的特質，唐朝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氣度，它更需要從深沉厚重的歷史文化中尋求符合時展的精神營養和力量源泉。

唐代邊塞詩人常常在詩中以漢代唐，并多次提到漢代的軍伍英雄，過去評論者多將此視為一種修辭方法，或認為是詩人就一事而發感慨。實際上，唐代邊塞詩人對漢代情有獨鐘，是他們歷史意識的集中體現，這既有唐代復雜的社會原因，又是唐代對漢代軍伍文化承傳的結果。漢代情結通過詩歌反映不能認為是語言現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現象。唐代邊塞詩人的漢代情結，反映了當時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邊塞詩人的歷史意識，繼而探尋由此生發出來的英雄意識，“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邊塞詩人的英雄意識。英雄意識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們在詩中充滿深情地贊美和歌頌英雄；二是他們以英雄為榜樣，付諸行動，渴望建功立業，濟世經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時代的熏染或親歷邊塞，唐代邊塞詩人心中的英雄以軍伍英雄為主。事實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識的不僅僅是詩人，整個社會都是如此，而整個時代崇尚英雄的風氣，又是唐代邊塞詩人產生英雄意識的基礎。同時，唐代邊塞詩人的英雄意識也體現了對歷史文化的承繼，當這種意識轉化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時，就會對詩人的行為方式產生深刻影響。”[3]并且，作者透過對大量唐代邊塞詩具體作品的分析，把這種歷史意識和英雄意識，視為“盛唐氣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其理論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該書對于唐代邊塞詩人的尚武精神與地域文化之間聯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過對于大量唐代邊塞詩作品的細致梳理，認為地域文化不僅對于唐代邊塞詩人的尚武精神與親身出塞有促進作用，也對于詩人形成開闊的地理視野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論問題――“北方的尚武之風歷史悠久。自秦漢以來，北方戰亂不息，民風民俗與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區是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帶，由于臨近邊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強悍勇猛、崇尚武風。……隋唐時期，北方這種尚武之風仍然熾烈。……整個社會彌漫著尚武之氣，也在強化著軍伍精神。在如此濃烈的社會氛圍之中，詩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潤，受風氣熏染，于是尚武慕俠，投筆從戎，也就必然成為他們所要選擇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傳統，而有大膽創新之處，書中大量借鑒了數理學科的圖文列表、數據統計等計量方法，能夠更加直觀清晰的說明問題，如天寶初十大節度使經略兵馬配置統計表，元和年間吐蕃犯邊的統計表，中唐詩人李益邊塞詩中反映“漢代情結”的語詞統計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結論客觀、真實可信。

本書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現為河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編審，兼任河北大學人文學院古代文學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曾獲河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河北省“四個一批”人才等多項稱號，責編的《中古文學理論范疇》獲第十一屆中國圖書獎、《黃河傳》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并獲得了多項河北省政府頒發的圖書獎和優秀暢銷書獎；多年來主要從事唐代邊塞詩研究，并在《文藝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相關的學術論文，博士階段師從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文心雕龍》學會會長詹福瑞先生，《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一書主體即為其博士學位論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曾獲得諸多唐代文學專家的認可與好評。相信，該書的出版，必將會推動著今后唐代邊塞詩研究，向著更高要求、更深層次、更新角度獲得理論延伸！

參考文獻

[1] 張福慶.《唐詩美學探索》[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序》[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

岑參的邊塞詩范文第4篇

王昌齡的稱呼有“詩家天子”、“七絕圣手”。王昌齡與李白、高適、王維、王之渙、岑參等人交往深厚。其詩以七絕見長，尤以邊塞詩最為著名，著有《王江寧集》六卷。

王昌齡（698—757年），字少伯，并州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唐朝時期大臣，著名邊塞詩人。

開元十五年（727年），進士及第，授校書郎，遷龍標縣尉。參加博學宏辭科考試，授汜水縣尉，坐事流放嶺南。開元末年，返回長安，授江寧縣丞。安史之亂時，慘遭亳州刺史閭丘曉殺害。

（來源：文章屋網 ）

岑參的邊塞詩范文第5篇

微山亭賦韻中寫道：“心逐南云逝，形隨北雁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

這首詩的特色是“大中融小”而又“以小見大”。作者首先展開一片宏大的秋日清朗的天空來：但見南天一抹白云經不住帶著絲絲涼意的北風的撩撥，悄然北逝；而一群北雁卻為避寒秋而翩然南來。睹物生情，作者聯想到自己。自己的故鄉在遼遠的北方，卻為躲避戰亂，寄居南朝，正如這南飛之雁；然游子思鄉之情卻因此而愈篤，如同北逝之云，可謂“身在南朝心在北”矣。一個“逐”字，說明思鄉之切，欲逐南云而飛去，是主觀上強烈的愿望，與下句“隨”字相對照：“隨”有被動無奈之意，寫出他避亂南方的無可奈何。作者寫的是秋景，南云飛逝，北雁南飛，都暗示北風已起，是“不寫之寫”，更寫不盡凄涼。接著，筆鋒一轉，由大入小，寫故鄉籬下之菊，暗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意，寫出對故鄉閑適生活的眷戀。民間又有“重陽把酒就”之俗，而今詩人卻只能寄身天涯，兩相對照，好不凄涼。“今日幾花開？”一問將思戀情結發揮至極，將意象濃縮到極小，著意于花，實是于極小中見極大。一問之中飽含不盡情思，使小詩戛然而止，但余韻無窮。

王維的《雜詩》也是一首五言：“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這是一個精致的小品，與此類似的還有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等，都是借一事一景的生活片斷抒發深沉的情懷。詩人截取了這樣一個情景：故人從家鄉來，詩人得知，喜不自禁，料他當知故鄉之事，卻不問家人，不問親人，獨獨問起那窗下寒梅。看似不通，實則正是詩歌藝術剪裁的妙筆。所問瑣事，讀者自了，惟寒梅著花一事，說盡了詩人的細致，連這樣的小事都問到了，可見他思鄉之切。而寒梅一枝，暗香浮動，既添小詩之情趣，又表詩人之高潔。可以說“問梅”是一個十分別致的典型情節，成為了這首詩的點睛之筆。“綺窗前”、“著花未”更充滿了生活情趣，襯出對故鄉的不盡思念，“詩中蘊味，盡在其中”。

岑參的《逢入京使》是首七言詩：“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