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龍舌蘭樂隊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龍舌蘭樂隊范文第1篇

面對著在欄桿后與他們對視的歌迷，半打彪形大漢保安看上去十分慌亂不安，這群歌迷瞪回這幫保安。接著爆發出他們的口號“Fozztah！ Fozz-taaaah！”（墨西哥口音的“foster”）成群被擠得無法呼吸的墨西哥姑娘們揮動著海報與熒光棒。

幾英尺之外，她們癡迷的對象在一個支架臺后面向她們招手。他們就是來自洛杉磯的Foster The People：Mark Pontius（鼓手，金發的沖浪愛好者），Cubbie Fink（出演過《90210》―帥氣的貝斯手），以及大部分尖叫的指向者、擁有陽光笑容的主唱Mark Foster。他們正在墨西哥城Vive Latino音樂節的演唱會棚內，之后不久，這地兒就陷入了一片狂亂。

當Foster無意識地漫步到欄桿邊與這些最熱情洋溢的歌迷打招呼時，人群就像滿載雌激素的地獄被捅破了一樣。一分鐘之后，出于安全考慮，他們被塞到了一輛客車里，隨后客車加速駛離了人群，而在車后窗，歌迷們不停敲打著車窗并且像烏鴉般大喊著“Fozztah！”

“挺有愛的，”Foster臉紅道，竭盡全力地想輕描淡寫與這幫狂熱歌迷的小碰撞。“但是看這些姑娘們啊，她們也就14歲吧……跟我們14歲的時候差不多。”

這是2012年的3月，在《Torches》―Foster The People的首張專輯發行了僅僅10個月之后。這張專輯在全球賣了100萬張，它的成功是由第一支單曲“Pumped Up Kicks”引發的。這首大獲成功的作品最早只是在網上瘋傳的一個視頻，之后便席卷全球，最近一次統計顯示有超過400萬的下載量。樂隊的名字被印在音樂節海報的第三位，這足以說明這個三人組已經獲得了相當的國際聲望。在簽售現場，折斷的欄桿證明了拉丁人民的熱情：男人們戴著摔跤面具，每個人手里都拿著裝滿啤酒的大口杯，姑娘們則騎在他們的脖子上。與此同時，大口豪飲龍舌蘭酒的青少年大軍們輪流在超級大毯子上將對方扔到10英尺的高空。這太瘋狂、太令人興奮了……才下午3點而已。

Foster The People的墨西哥巡演頭天晚上在瓜達拉哈拉（墨西哥西部一座城市）正式開始。他們在那里還說服了一個墨西哥街頭樂隊加入到他們安可曲的表演中。結果演出效果出奇地好，于是Mark Foster想邀請那個樂隊跟隨他們一起到墨西哥城參加演出，甚至分給他們價值800美元的飛機票錢。結果這個樂隊的經濟人告訴他們，樂隊必須留在當地繼續表演，不然就會被解雇。這就解釋了附近的一個小屋內傳來的破喇叭般的聲響，另一支臨時請來的墨西哥街頭樂隊正在排練“Pumped Up Kicks”。“我們在想也許可以做一些跟當地樂隊合作的事情。”Foster說，而小屋傳來的墨西哥版“Pumped Up Kicks”聽起來一團糟。“好吧，我就那么一說……”

從本質上來說Foster The People是Mark Foster的個人樂隊，是這個充滿上世紀80年代風格的28歲創作歌手的表達載體，他的一生就像好萊塢音樂劇般―從鄉巴佬到超級明星，深陷不能自拔的階段自然也少不了。

1984年2月29日，Mark Foster在加利福利亞出生，后來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長大。作為家里唯一的孩子，年輕的Foster是一個早熟、孤獨而又渴望受到關注的矛盾體。他在5歲時通過聆聽自學鋼琴。“我長大的過程中一直被卷入爭斗，”他坐在演出當天被用來當做臨時更衣間的足球場管理辦公室里說，“我在學校時經常被欺負，沒人待見我。當時我會做一些很傻的事來讓人們注意到我，比如午飯時間在桌子上亂跳以及在400個孩子面前唱歌。我當時很喜歡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當然，他高中成績糟糕極了，之后他只能考慮加入軍隊，通過了入門考試后他選擇了地球物理學作為專業。對他來說，這個專業是“一個非常保險的職業方向”，并且是“進入中央情報局的先決條件”。可能是命運的安排，他最終沒有去簽到入伍，而就在一個月后，“9.11事件”發生，可以說這救了他的命。“所以沒錯啊，不然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對我爸說，我不知道要怎樣過我的人生，完全不知道。那時我是準備著讓風吹著我隨便到哪兒。”

受喜愛上世紀70年代民謠搖滾的父親所鼓勵，Foster一個人搬去了洛杉磯。當時他想要“探險”。不過在他成為一個餐具推銷員并挨家挨戶敲門后，這顯得更像一次真正無助的冒險。

“我當時剛18歲，敬仰我遇到的每一個人。6個月之內我便成了所有人的小弟。頭天我還在Zo? Bonham（Led Zeppelin里John的女兒）的party上，第二天我就跟亞美尼亞黑手黨在同一個房間里了。”

龍舌蘭樂隊范文第2篇

在廣州,夜生活多半是始于吃且終結于吃，吃是一個永恒的主題。跟所有的城市一樣，廣州的食肆同樣是在定不到位之后排隊等候，但是跟上海不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樣的大小館子都是人滿為患。我想這不僅是因為在廣州，年輕人吃飯一般都很實際，只要味道好就可以了，不管是開在天河城里面的高檔稻香還是散落在城市肌膚褶皺里的各種小店。在體育西路有一家專門吃麻辣鴨頭和兔頭的四川小吃店，開了已經很多年了，每次我們去都是人滿為患。當然，這是夜生活“前戲”時段的吃而已。年輕人們下了班，不管是CBD銀行區的白領還是文藝青年，都會涌在大頭蝦、越名苑、蕉葉這種價錢比較實惠且味道還不錯的越南菜館，或者拿著等號牌在稻香、表妹這些粵菜館子前面，等漫長的叫號。

作為夜生活一部分的吃飯環節，吃飯決不能簡簡單單地淪落為死黨敘舊兼八卦的工具。如果你在一個飯局或者是酒局中，突然有個年輕人跟你說：“Sir，能不能跟你喝一個交杯酒”時千萬別被嚇倒也不要黑面拒絕，這只能說明你不具有娛樂精神。同樣，也說明，玩這種互動游戲的年輕人有點落伍了。現在流行的桌面游戲是什么？殺人牌？NO，在油膩膩的飯局上，用殺人紙牌來娛樂有點興師動眾。像“I NEVER”和“我愛你、不要臉”才是玩弄嘴皮子和測試反應能力以及驗證酒量的殺手锏。這些游戲，一般是在餐后玩，除了娛樂功能，還有一個懲罰的功能：玩輸了的人，要吃下某道吃不完的菜。

廣州的夜生活里，“蒲”是一種青春態度。廣東話把泡吧叫蒲吧。夜幕籠合的城市，聚集著許許多多主題豐富風格各異的酒吧，有文藝青年扎堆的“喜窩”，這是很多喜歡音樂的文藝青年以及偽文藝青年每周必蒲之處。一般有樂隊駐唱，爵士、POP都有，經常有香港的音樂人過來演出，比如“香港警察樂隊”，三五白發蒼蒼的退休警察，依然能把《最愛你的人是我》演繹得紳士味十足。來喜窩玩的年輕人，多半是媒體以及藝術領域的從業者，因此，此處的文藝氣息濃厚，音樂質量上乘，大家口味多元但不難調和，總之，這里的音樂總會有那么一兩首讓你喜歡，不管是熟悉還是不熟悉。喜窩的酒水有點貴，還要自己去吧臺買，沒有服務生送的。相對而言，凹凸酒吧就低廉很多，也是文藝青年扎堆的地方，十元一杯的啤酒，大家可以聊聊天，喝得微微醺地離開。如果你在江南西某條巷子看到一個酒吧里燈火通明，有打扮怪異另類的青年，戴著黑色膠框眼鏡端著一杯調和好的龍舌蘭出入在小庭院里，那一定是在木瑪酒吧一邊品酒一邊看畫展、攝影展的文藝青年。

除此之外，廣州的青年人還喜歡聚眾參加豆瓣同城活動。比如觀影活動，在暨南大學附近一個出名的小酒吧――水邊吧，你可以在這里看到最新版本的《東邪西毒》，粵語版；放映結束還有隨意的討論會。而在電子大廈附近的藍絲絨，喜歡小劇場的文藝青年，則會聚集在那里看一場《我不是李白》此類的話劇，然后意興闌珊結伴去后面一條街區的枕木喝一杯鮮榨啤酒，再來一碟出名的枕木牛肉，夜就很容易打發了。

很多時候，夜晚太長，總有不轉場不夠high的感覺，從飯局直落酒吧之后，就開始在各個酒吧間流轉。總是有人覺得在酒吧玩色子，聽歌手唱還不夠，大家一般會從酒吧直落到錢柜。錢柜有唱不完的粵語歌，總會讓某一兩個滿腹心事的家伙，唱著唱著流下眼淚。于是，發泄一通，眼淚流完了，肚子餓了，去吃宵夜成了對失意人生最有力的報復。

龍舌蘭樂隊范文第3篇

關鍵詞：《芒果街上的小屋》 文化缺省 補償策略

一、引言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通過翻譯，譯者將原語文化移植到目標語中，但由于語言、思維方式、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識，這就要求譯者認真審視文化因素。正如Eugene A. Nida所言：“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為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Nida， 110）譯者必須適度補償兩種語言間的文化缺失，幫助讀者建立語義連貫，掃除閱讀障礙，成功實現跨文化交際。劉宓慶也曾表達過類似觀點：“譯文實際上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譯文+譯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氣質和風格+譯者的氣質和風格的混合體。”（劉宓慶，89）譯者需采取靈活變通的方式處理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結合原作者的氣質與風格，盡可能再現原文的修辭效果和美學價值。

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則是一個很好的體現。《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國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創作的小說，它通過一個名叫埃斯佩朗莎的墨西哥裔小女孩的視角講述了發生在一條叫芒果街的芝加哥小街上的故事。它記錄著小女孩的成長經歷，也折射出墨西哥移民，特別是那些處于邊緣地位的拉丁裔女性的生存處境。《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一本優美純凈的小書，一本詩小說，而譯者潘帕，通過運用最清新自然的語言再現了原文詩一般的語言特征，由于作者特殊的墨西哥裔移民身份，文中有許多西班牙語句法表達和背景知識，譯者也盡量補償了這些差異。本文以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為例，著重分析其中翻譯補償策略的運用。

二、文化缺省的補償策略在潘帕譯《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具體體現

文化缺省是指作者與其意向讀者交流時雙方共有的相關文化背景知識的省略。在像翻譯這樣的跨文化交際中，原文作者和譯文作者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而不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識。因此，對于原文讀者來說是顯而易見的文化背景知識，對于譯文讀者就構成了文化缺省成分（王大來，69）。對于那些造成譯語讀者意義真空的文化空缺，譯者有責任采取必要而又恰當的方式加以解決，幫助譯語讀者建立起一種語篇內和語篇外的連貫，這樣更有助于譯語讀者與原語作者進行思想和文化交流（張錫偉，19）。

補償是翻譯的一種手法，翻譯理論家如Newmark認為，補償主要是用來彌補譯文在語義、聲音效果、修辭及語用效果等方面的缺省，而且譯文可以在不同于原文的語句中再現這種效果（Newmark， 90）。威爾斯則用這一術語來指代處理“語內和語外層次的結構分歧的”各種策略和技巧（Baker， 45-47）。在這樣一本極具文化特色的小說譯本中，譯者通過運用多種補償策略將缺省的背景知識恰當地傳遞給譯語讀者，同時又保持了原作清新自然的筆調，具體策略如下：

（一）音譯、直譯加注（annotation）

在翻譯民族文化性很強或譯語民族中無法找到對應詞的術語、人名、地名時，往往可以采用音譯或直譯加注的方法處理，這一方法不僅可以使譯語讀者了解原語文化的有關知識，而且可以將全新的文化概念譯入譯語文化中，給譯語文化注入新鮮血液，添加鮮活生氣（馮慶華，422）。例如：

I like Alicia because once she gave me a little leather purse with the word GUADALAJARA stitched on it. （芒果街上的小屋，2006：277） 譯文為：我喜歡阿莉西婭，因為她有次給了我一個小皮包，上面繡著瓜達拉哈拉的字樣。（同上，143） 并有瓜達拉哈拉的注釋：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哈利科斯州首府，2005年度“美國文化之都”。始建于1531年，以其優雅民風、深厚文化傳統和龍舌蘭酒聞名于世，被認為是墨西哥最高貴的城市。（同上，144）

I want to shake like hoochie-coochie. Lucy says. She is crazy. I want to move like heebie-jeebie， I say picking up on the cue. （207） 譯文為：我想像呼哧庫哧那樣搖。露西說。她真是來勁。我想像希比吉比一樣晃，我學她的樣兒說。（65） 另加注釋：Hoochie-coochie，上世紀60年代中期流行的一支布魯斯樂隊，其主打歌曲hoochie-coochie men是廣泛流傳的布魯斯經典曲目。heebie-jeebie，一支搖滾樂隊名。Heebie-jeebie，俚語，指起雞皮疙瘩，或頭皮發麻的感覺。這兩支樂隊演唱時，伴唱動作常呈搖擺或顫抖狀。（69）

又如：Elenita， witch woman， wipes the table with a rag because Ernie who is feeding the baby spilled Kool-aid. （223） 譯文為：伊倫妮塔，算命的女人，用抹布擦桌子，因為喂寶寶的埃妮把酷愛汁灑了。（83） 并加注釋：Kool-aid，一種軟飲料品牌。此處是音譯譯名。（86） 瓜達拉哈拉、酷愛汁和兩支搖滾樂隊都是很具有異域文化特色的兩個詞語，譯者在此采用音譯加注的方法來補償譯文讀者的文化缺省，將翻譯過程中的文化虧損減少到最低。

“在星期二喝可可和木瓜汁的拉菲娜”一章中，作者講述了一位被囚禁的女性的故事，拉菲娜因為長得過于美麗，年紀輕輕就被丈夫鎖在屋里，只有每個星期二的可可和木瓜汁能讓她體味到一絲生活的甜蜜。章節最后一句：And always there is someone offering sweeter drinks， someone promising to keep them on a silver string. （247） 譯者翻譯成：并且總會有人過來獻上更甜美的飲料，承諾把它們用銀色繩子系起來。（111） 并加注釋：用銀色繩子系起來的飲料表達了一種諷喻：可憐的拉菲娜夢想著的不過是要依附于一個更好的男人，住進一座更精美的牢籠，只是晾衣繩換成了銀繩子。（111）

Not the shy ice cream bell’s giggle of Rachel and Lucy’s family， but all of a sudden and surprised like a pile of dishes breaking.（167） 譯文：不是拉切爾和露西一家人那樣羞澀的傻笑，像冰激凌鈴聲一樣，而是突然的、吃驚的笑，像一疊盤子打碎了的感覺，還有其他一些我沒法說清楚的地方。（21）另加注釋：在美國，冰激凌車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象征。銷售員們會搖響鈴鐺在大街小巷招徠生意。

And anyway， a woman’s place is sleeping so she can wake up early with the tortilla star. （184）譯文：不管怎樣，一個女人的本分是睡覺，才能和玉米餅星星一道醒來。（37）另有注釋：玉米餅星星，指早晨她起來做玉米餅時，在天空升起的啟明星。在注釋的幫助下，譯語讀者更能體會到小女孩眼中女人的辛勞。

在上述三例中，譯者采用直譯加注。直譯加注是為了向譯語讀者介紹原語文化的有關知識，增進他們對原文的了解，以此來補償直譯帶來的損失（樂金聲，19）。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向譯文讀者介紹原文隱藏的背景知識；另一方面可使文章意義更加完整全面，更易于譯文讀者理解。

（二）歸化法（adaptation）

一般來說，對文化缺省的處理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原語文化為歸宿，另一種是以目標語文化為歸宿，即異化和歸化（王大來，69）。關于歸化和異化的問題，李建軍這樣認為：“從翻譯的目的看，文化是輸入應該傾向于歸化，以保護本族文化的純潔性，但文化的輸出應該傾向于異化，以促使本族文化的外介，擴大本族文化的影響。”（李建軍，107）歸化法在此譯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如：

Everything is fine until the nun who knows all the canteen kids by heart looks at me and says： You， who sent you here？（200） “nun”是具有極強宗教色彩的文化詞，漢語意思是“修女，尼姑”。譯文為：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那個記得所有在餐廳吃飯的小孩的嬤嬤看著我說，你，誰讓你來這里的？（58） 譯者深刻理解了原文語義，把“nun”譯為譯語讀者熟知的“嬤嬤”，盡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現外來的作品，使譯文讀起來親切生動，因為人們對信息的處理、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本民族的文化預設，而譯者則巧妙地迎合了這一點。

His feet were fat and doughy like thick tamales. （193） 譯者將其翻譯為：他的腳又白又胖，像厚厚的玉米肉粽。（51）譯者還為Tamale做了注釋：一種墨西哥著名食品，由玉米、碎肉和辣椒裹在一起蒸制而成。顯然，Tamale和粽子并非同一種食物，但由于粽子是中國人熟知，譯為“玉米肉粽”更容易引發讀者的想象力，使文章更加通俗易懂。

（三）釋義法（paraphrase）

釋義不是逐字逐句移譯原文，而是直接向譯語讀者解釋原語詞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sense）的一種手段，用譯語習語和文化真實地再現原文信息。（樂，19）例如：

We screamed in the weak voice of a parrot for Totchy to come and wash those dishes. （芒果街上的小屋， 222） 譯文：我們像鸚鵡學舌一樣，用微弱的聲音呼喊托奇過來洗碗。“鸚鵡學舌”這一成語直接內化了原文所要表達的信息，生動妥帖。又如：Just another brazer who didn’t speak English. Just another wetback. 譯文為：只是又一個不會講英語的墨西哥苦力。又一個偷渡客。（89）另外，有注釋：曾經偷渡的墨西哥人經常游泳過河進入美國，上岸時背上是濕的，這個單詞即由此而來。在譯文中，譯者在透徹理解其含義的基礎上真實再現了 “wetback”的內涵，譯為“偷渡客”，即使沒有注釋，譯語讀者也能順暢地讀懂這一信息。

（四）增益（amplification）

增益（也叫“上下文增益”）是在譯文中明示出原語讀者視為當然，而譯語讀者卻不知道的意義。增益過程即將原文表層上省略的成分再現出來，譯出它的弦外之音（樂，1992：19）。在《芒果街上的小屋》譯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運用，例如：

I knew then I had to have a house. A real house. One I could point to.（芒，154）譯文：于是我明白，我得有一所房子。一所真正的大屋。一所可以指給別人看的房子。（5）這句話描寫了埃斯佩朗莎羞于被人問及她家在哪時的心境，譯者增益了“給別人看的”來突出她為自己家破舊的房子感到尷尬的感受，因而讀者可以理解得更透徹。每次。我從他家房前走過時，他一直在看。（99）譯文為：Every time. All the time I walked past his house.（237） “他一直在看”為譯者增益的成分，進一步說明埃斯佩朗莎認為塞爾這個小男孩一直看他，生動刻畫了她的心思。

三、結語

本文通過對潘帕譯文《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研究，大致梳理出他針對文化缺省所采取的四種翻譯補償策略，同時看到了他在忠于原語作者和忠于譯語讀者之間尋求一個恰當平衡時所做的努力。翻譯就是促進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交流的，既要尊重原語文化，又要顧及譯語文化，因而針對文化缺省這一現象，譯者需合理運用不同的補償策略，對原語中的文化背景知識做出補償，彌補缺省，最大限度地傳遞原文所蘊含的文化信息。

參考文獻

[1] Mona Baker.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Prentice Hall，1988.

[3] Nida，Eugene 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4] 馮慶華.文體翻譯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5] 樂金聲.欠額翻譯與文化補償[J].中國翻譯，1992（2）：18-20.

[6] 李建軍.文化翻譯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7] 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5.

[8] 桑德拉?西斯內羅斯.芒果街上的小屋（中英對照版）[M].潘帕，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龍舌蘭樂隊范文第4篇

“現在的上海小囡哪知道什么居住體驗啊？”王軒惆悵的神情中，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不屑。成長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他有很多90后、00后以及因為改革開放而涌入的一批“新上海人”沒有的城市記憶。這些童年記憶可以基本概括在4個字里――“老法租界”。

以衡山路、復興中路為中心的總面積7.75平方公里的街區，是舊上海時期的法租界，如今橫跨徐匯和黃浦兩區。

徐匯區的五原路，很可能是外國游客記住上海的第一條路，盡管它對現時生活在上海的人來說很陌生。老洋房下午茶、老洋房花店、老洋房咖啡店、老洋房西服店，可以概括這條街道的商業業態。日暮時分找一個開在洋房花園中的西餐店吃完晚飯，踏著樹影斑駁的石子路一路晃到滿是酒吧的永康路，喝著酒、看著上海人家的市井生活、租住一晚老洋房，這是一個老外的標準上海一日游。

在老上海時，最好的住宅是“”，其次是“坊”和“里”，以這些字結尾的住宅往往是當年的高尚社區和名流住所。早期的建筑風格是洋房（1910年前后），后期是新式里弄（1930年以后），更晚期（1950年以后）是建國后給知識分子建造的公寓，但游客們不管這些，統統看作是老洋房。

如今，這些表面仍然“傳統”的老房子，里面已經裝飾一新，被掛在了房屋租賃網站Airbnb、Agoda等短租平臺上，提供最上海的居住體驗并帶來可觀的投資回報。

2015年8月，Airbnb正式進入中國，同年12月，Agoda也來了。雖然早已經有許多上海的短租房源登錄到了平臺上，但上海老洋房一直是稀缺資源。即便是到現在，以“法租界”作為關鍵詞搜房，Airbnb平臺上有107套，Agoda只有10套。而王軒和他的合伙人，可以提供400多套。

二房東誕生記

越來越多的原住民受不了類似“住在酒吧樓上”的生活，逐漸搬離“老法租界”，去中環線以外尋求更寬敞的居住環境。王軒卻執意把家遷回了老洋房中，“早年我就說過一定會把老洋房買回來，現在我做到了。”

2002年，王軒一家生活的老洋房以300萬元售出，當時中環100平方米的2室2廳新建商品房在30萬元左右。2016年，上海老洋房的掛牌價以億元計，最高單價突破40萬元/平方米。

8年前，還是音樂人的王軒向年少時的承諾邁出了第一步：愚園路的一套老公寓。這是王軒收藏的第一套老房子，本來打算用來自住，但卻在裝修期間就被參觀者踏破了門檻。參觀者中有好奇“老房子居然可以這么摩登”的鄰居、“這房子賣不賣”的房產中介、在“老法租界”壓馬路的老外。

王軒沒想到，自己的改造會惹來這么多注意，更沒想到的是還招來了生意。一位來參觀的老外直接提出要租下王軒的這套小公寓，月租金直接出價到1.5萬元，而當時同樣的兩居室公寓月租金不過5000元。3倍的差價和頻繁上門的房產中介，讓王軒意識到了商機。

自那開始，他決意退出搖滾樂隊，放下電貝斯，走上了一條精致二房東的道路。沒有任何設計和建筑學背景的王軒安慰自己：“藝術是相通的，審美比功底重要。”

2007年前后，以低價簽下長租約，經過設計改造，再以高價出租的“二房東”們大多和王軒一樣沒有任何室內設計的專業背書，憑借著各自的品味和收房的魄力在“老法租界”中揭竿而起。這是一段草莽期，人人都有機會成為豪杰。王軒認為，自己最終能在混戰中異軍突起是因為“過人的空間改造能力”。

雖然在衡復歷史街區從來不缺數百上千平方米的花園洋房，但是50平方米的“蝸居”更為常見。一棟很氣派的三層洋房里往往混居著七八戶居民，曾經是“最上海”的居住狀況，其他二房東們并不考慮收租這類房產，王軒卻敢于拿下這些“牙漏”，把一棟洋房里的單間臥室拿下，并像魔術一般變出一套客廳餐廳門廳齊全的現代公寓。

產證面積只有28平方米的安福路公寓，在王軒和團隊手中蛻變出了帶兩個臥室、一個客餐廳的LOFT挑高公寓。這套可以住下兩個年輕游客或一個小型家庭的公寓，在Airbnb上的日租金為1500元。而且，這類便宜的小房子很緊俏。

“一年中空關的時間不會超過90天。”王軒向《財經天下》周刊表示，“短租價格相比長租有3倍的溢價率。”按照王軒的估算，日租金1500元的短租房如果在長租市場，月租金不會超過1.5萬元，一年租金大約為18萬元。但理想的短租可以達到1500元×270天，年收40.5萬元。

自從2014年以來，王軒漸漸把到期的長租房掛到了短租平臺上。但也不是每一套房產都適合短租，王軒目前在出租的衡復街區房產中最貴的月租金是15萬元，如果放到短租平臺，日租金必須保持在2萬元左右才能基本和長租打平。但是愿意花2萬元一晚體驗老上海居住風味的客人顯然還不夠多，至少沒有多到可以保證一年中有270天的出租比例。所以王軒寧可讓它繼續服務長租客人。王軒掛牌的短租房中目前最貴的日租金是1.8萬元，他也在考慮是否要將其轉回長租市場。

“短租一定是趨勢，但長租的客人更穩定，而且供不應求，一有退租很快就有新租客進來。”王軒告訴《財經天下》周刊，目前他大約有六分之一的房產用來短租，長租仍然占絕大多數。但在Airbnb進入中國之前，這個數字只有十分之一。

最好或最壞的時代

Airbnb來了，王軒期待的好日子卻并沒有隨之而來，越來越多的中小二房東正在攪熱或者攪亂這個市場，還有不少一房東也摩拳擦掌地嘗試進入。

就在《財經天下》周刊記者采訪王軒期間，中途被好幾個電話打斷，一位簽訂了10年租約的房東帶著一張法院傳票和一干社會人員沖擊了正在長租中的房屋。“打110報警，現在就打。把客人安置好，一定不能影響客人。”前線突發的沖突顯然激怒了王軒，他身上還有著沒被社會磨平的棱角，從他臉上能看到“這事兒我能理解但絕不能接受”的神情。

以8000～10000元的月租金簽訂了10年合約，改造完成后往往可以達到3萬元的月收入，王軒可以理解這數倍的利益差會對房東產生誘惑力，但他不能接受以這種方式來結束合約。相比商業模式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隱患，王軒更憂慮的是這個事件會產生的連鎖反應。

現在的武康路、衡山路和五原路上，到處都有王軒用長租約維系的物業，如果房東可以通過短租平臺和托管公司直接獲利，那么未來房源將會是一個大問題。王軒最不擔心的反而是價格競爭，“有三五套房源的中小二房東越來越多，從我踏入這個圈子競爭就沒有停歇過，就算最好的年份里也有人做不下去，現在不算壞。關鍵是要有能讓客人認同你的理念。”

王軒在短租平臺上的策略是只接受持旅游簽證的外籍游客，刻意挑客不是給自己增加難度，相反是讓王軒更快賣出自己產品的捷徑。和王軒的第一個主顧一樣，他們無一例外地喜歡王軒給傳統建筑外殼植入的摩登內核。“幾百個出租記錄，好評率百分之百。”王軒得意地展示自己在短租平臺上的評分。

出房率和出房速度是區分Airbnb上的“好房東”和“一般房東”的重要標志。尤其是對于二房東來說，出房率是空置率的一種美化版說法，手上的房產中有多少比例處于出租狀態決定了二房東當晚的睡眠指數。出房速度考驗的是團隊能力，平均多久可以收到一套房子，免租期內（10年長租合約中往往有2個月的免租期）能否完成有品質的裝修，幾個在線解答可以敲定越洋客人的入住。

長租與短租相結合

王軒關于收不到好房源的困擾，卻是魏嶺洪的強項。2005年來到上海后，魏嶺洪做過司機、房產中介和裝修設計，在整個“老法租界”都頗有名氣。從小區保安到居委會阿姨、房東和租客都管這個東北小伙叫“大衛”，反倒是打聽魏嶺洪這個大名時無人知曉。

和王軒誤打誤撞地遇上老洋房商機很相似，大衛的財運是被一位本地房東爺叔生生砸中的。當年在做房產中介時，一位上海大叔要求大衛幫忙托管這套公寓，并提議他重新裝修后賺取差價。大衛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只花了4500元就把房子給拾掇出來了，只用了3個月就賺回了裝修花費。

但是，這種機遇現在已經完全過時了，如今大衛的改造成本大約在6000元/平方米，總花費約40萬元。加上收房時長期租約的漲價，收回成本至少需要3～4年。

隨著老洋房行情的水漲船高，大衛也相中了溢價率更高的短租市場。2015年年初，大衛發現了更令他擔憂的現象，衡復歷史街區中長租的外籍客人明顯減少，轉向短租更像是市場迫使他做出的決定。在采訪中他表示：“長租和短租相結合，可能是最適合這個街區的方式。”在大衛看來，長租和短租的旺季和淡季正好是互補的。游客來的季節正好是長租客人回國探親的時節。

雖然借短租入場的小包租客多了，不過大衛覺得近幾年海派文化的氛圍也越來越好了，他認為“市場可以一起做大”。已經經營了13年二房東生意的大衛，如今在上海阿叔阿姨中間找到了歸屬感，他也想把這種融入感和生活體驗傳遞給初次來這個城市的游客。

對于類似跳票的長租約毀約情況，大衛表示并不擔心：“這十多年在上海我知道的，上海人是不會占別人便宜的。”在他看來，上海是全國唯一有適合短租發展的商業土壤的城市。尤其是有“老法租界”這樣同時具有生活氣息和歷史印記的街區。

衡復歷史街區，既是建筑博物館，也有名人故居，更有步行街商業形態。在這里能找到5塊錢一碗的上海大餛飩，也有80元一杯的龍舌蘭雞尾酒，可以在最摩登的手工西服店門口遇到挎著竹籃賣白蘭花的上海阿婆，各種文化、味蕾、記憶的碰撞造就了與眾不同的居住體驗，也成就了這里成為Airbnb上最“上海”的熱門短租市場。

街區給人的印象可以是千人千面的，但大衛和王軒這樣的市場經營者卻希望提供更標準的居住體驗，可以有6米層高的尖頂公寓，老虎窗外是寬敞的派對露臺；也可以有全白極簡的高層公寓，樓里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但無論客人選擇哪一種居住條件，感受的生活理念卻應該是完整而一致的。

本著這個目標，在2016年初，曾經是競爭對手的大衛和王軒決定合伙，成立了“OPUSONE一舍”品牌，并在幾個月內推出了第一棟集中式民宿。大衛告訴《財經天下》周刊：“之前覺得只能做分散式民宿是錯誤的，集中式民宿更能打造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