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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師的建議意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勞動合同法　；認知狀況；合同簽訂

文章編號：1003-6636（2013）01-0023-09；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在很長時間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處于無限供給的狀態，這使得勞動力在與資本的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勞動力很多方面的權益得不到保障。2004年開始，一些地區如珠江三角洲，率先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此后，這一現象逐漸蔓延到其他地區。［1］［2］［3］［4］如果考慮到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可以作出判斷，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逐漸消失。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正在從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的狀態過渡。

從勞動力市場的狀況看，有兩個方面值得予以特別關注。一方面，近年來中國形成了就業非正規化趨勢。［5］［6］與正規部門相比，在非正規部門中，用工不規范現象更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沖突也更多。另一方面，盡管近年來中國勞動力的工資有所上漲，但其幅度仍然大大低于勞動生產率的上漲，勞動者僅僅分享了勞動生產率提高成果中的一個小部分。［7］[8]

隨著城市中非正規就業數量的不斷增多和勞動力市場上出現的新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規制不斷增強，一批與勞動力、就業和工資等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條例相繼出臺，包括2004年的《最低工資規定》、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通過立法保護勞動者權益，工會在工資決定等集體談判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等變化，都發生在勞動力出現系統短缺這樣一個轉折時期。

總結一下進入新世紀以來頒布的關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規定和法律不難看出，實際上，這些規定和法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的進一步細化和修訂。1994年的《勞動法》涵蓋面較廣，但是，對各個方面的規定都不甚詳細。進入新世紀以來頒布的這些新的規定和法律，對勞動力市場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更加詳細的規定。另外，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變化，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現象和新問題。這些新的規定和法律，也主要用于解決這些新問題。在這些新的規定和法律中，《勞動合同法》是最重要、也是影響面最廣的一部法律。

自《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以來，已經過去4年多的時間。關于《勞動合同法》實施狀況的研究，還較為有限。程延園等（2010）通過對全國近600家企業人力資源經理的調查，　考察了《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后，企業在勞動合同簽訂率和合同期限、招聘、用人成本、解雇和經濟補償、用工靈活性等方面的變化情況。［9］研究指出，《勞動合同法》明顯提高了勞動合同簽訂率，延長了勞動合同期限，增加了無固定期限合同數量。鄭橋等（2009）研究發現，《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勞動合同簽訂率明顯提高，勞動合同短期化得到有效遏制。［10］張車偉（2008）指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有利于調整中國目前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會嚴重損害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會增加正規企業的勞動成本，也不會嚴重加劇失業。［11］李鋼等（2009）發現，《勞動合同法》并沒有增加守法企業的用工成本，工資上漲不是《勞動合同法》實施的結果，《勞動合同法》有助于維護正常的用工秩序，《勞動合同法》實施也沒有減少勞動力市場需求。［12］

本文將利用勞動力調查數據，對以下問題展開分析：勞動力對《勞動合同法》的認知狀況如何？是否了解和領會《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和條款？哪些因素影響勞動力對《勞動合同法》的認知狀況？《勞動合同法》的實施效果和執行狀況如何？勞動力對《勞動合同法》執行狀況評價如何？《勞動合同法》實施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有哪些？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二、研究所使用的數據

本文主要使用三輪中國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簡稱CULS1、CULS2和CULS3）進行分析。這三輪調查分別于2001年、2005年和2009年進行。2001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5個城市，進行了勞動力調查，2002年底又進行了補充調查（簡稱CULS1）。在每個城市，調查根據分階段隨機抽樣原則，抽取了70個社區的700戶城市家庭，填寫了家庭情況問卷和所有16歲以上不在學的家庭成員問卷。在每個城市，調查同樣按照分階段隨機抽樣原則，還抽取了600個農村進城的打工者，填寫了勞動力問卷。本調查中包含豐富的關于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特征、就業、工資以及各種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信息。

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五個城市，以及另外的7個城市（無錫、宜昌、本溪、珠海、深圳、寶雞、大慶），再次進行了勞動力調查（簡稱CULS2）。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5個城市，調查根據分階段隨機抽樣原則，各抽取了500戶城市家庭和500戶外來家庭。在其他7個城市，調查各抽取了400戶外來家庭。問卷中不僅包括家庭信息，還包括家庭中所有個人的信息，內容與2001年調查非常類似。根據研究需要，我們將只使用2005年調查中上海、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五個城市的數據，以便于與2001年進行比較。

2009年底至2010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西安和廣州6個城市，再次進行了勞動力調查（簡稱CULS3）。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西安和廣州6個城市，調查根據分階段隨機抽樣原則，各抽取了700戶城市本地人口家庭和600戶外來人口家庭。調查樣本的具體抽取方法是，在每個城市，首先抽取社區。在每個抽中的社區，再分別隨機抽取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家庭。每個被抽中的本地人口家庭和外來人口家庭，都填寫家庭情況問卷和所有家庭成員問卷。根據研究需要，我們將只使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5個城市的數據，以便于與2001年和2005年的數據進行比較。

CULS3調查中包含豐富的關于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特征、就業、工資以及各種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信息。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調查還詢問了家庭中16—60歲的家庭成員（訪談時在家，戶主和配偶優先）有關《勞動合同法》認知的情況和所在企業遵守《勞動合同法》的狀況，為本課題的分析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三、《勞動合同法》的認知狀況

在CULS3中，針對《勞動合同法》的條款，提出了一些問題（一共6題），給出了若干選項，請勞動力選出正確的選項。表1的前五行，給出了外來勞動力和城市本地勞動力對這些問題選出正確選項的比例。外來勞動力對6個問題給出正確選項的比例，與城市本地勞動力相差都不大。例如，對“您認為被雇用后，雇主是否應該與您簽訂勞動合同？”，外來勞動力中，8948%的勞動力給出了正確選項，認為被雇用后雇主應該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城市本地勞動力中，9534%的勞動力給出了正確選項。對“您認為從雇用算起，雇主多長時間內應與您簽訂勞動合同？”這一問題，外來勞動力中，4355%的勞動力給出了正確選項，認為是一個月；城市本地勞動力中，3845%的勞動力給出了正確選項。總體來看，兩類勞動力對《勞動合同法》的認知狀況較為接近。

表1勞動力對《勞動合同法》的認知狀況

對老師的建議意見范文第2篇

摘要：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養老問題凸顯，其中“失獨”老人作為一批特殊的群體，不僅承受著喪子孤苦，更面臨疾患、養老等一系列難題。能否妥善解決“失獨”養老問題，直接關系到能否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目標。本文基于對上海地區開展的“失獨”養老問卷調查，結合實例走訪，由“失獨”群體的生活、養老現狀與困境入手，提出緩解“失獨”養老難的方案，如專建針對“失獨”群體的養老公寓，打造滿足不同養老模式和層次需求的養老服務鏈等。

關鍵詞 ：失獨；生活現狀；養老

“失獨”是人口老齡化的一個特殊現象。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家庭結構不斷向小型化發展。最早出生的獨生子女父母已經或即將步入老年，而由于特殊原因失去子女的這一部分“失獨”家庭則面臨著嚴峻的經濟、精神、照料等養老問題。有數據估算，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 萬戶。這意味著在老齡化日益加劇的今天，解決“失獨”養老問題迫在眉睫。

“失獨”群體是指獨生子女因疾病、車禍、犯罪、工作、自殺、災害等原因死亡，從而永久失去子女的父母、家庭；其年齡大多在50歲以上，而且一般情況下，由于年齡或其他原因，他們不能或不愿再生育、收養子女。

大多“失獨”家庭面臨著相似又不盡相同的境況：除了生命不可承受之痛，養老、醫療、精神疾患、返貧等挑戰接踵而至。極端的自我封閉性、強烈的心理認同需求，將他們與外界隔絕；因病致貧、孤獨終老、亟待完善的社保體系，給灰暗的生活平添一抹暗淡……他們承受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負擔，外界卻很難向其施以援手。

調研分析

為深入了解“失獨”這一特殊群體，掌握第一手數據資料，課題組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期間，隨機對上海市各區縣、各年齡層居民開展問卷調查，采用問卷、采訪等雙向互動的調研方式，共計發放問卷210份，回收有效問卷198份，回收率達94.3%。此外，課題組利用媒體、社區街道資源，尋訪到2戶“失獨”家庭，在征得調查對象同意后，進行多番上門訪談，獲得寶貴資料。

1.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圍繞公眾對身邊“失獨”人群養老、生活現狀的知曉度展開，由側面了解該群體的養老情況。接受問卷的對象年齡分布較廣，21~30 歲群體占40.91%，31~40 歲的中青年人群22.73%，中老年約占全體受訪者的36.36%，主要集中于中青年，其他各年齡層亦有涉及。問卷內容囊括公眾對“失獨”人群的知曉程度，如發生變故后其言行轉變、物質生活等；身邊該群體生活中面臨的問題，如與外界是否合群、心理穩定與否等；同時，問卷也詳細調查了公民對完善“失獨”養老難題的想法，受訪者提出的建議涵蓋政府決策機制、社區服務、心理干預等各領域，并紛紛表示通過此次問卷，日后會更關注“失獨”群體的生活，盡己所能幫助他們。

2.典型案例

在課題組成員為期數月的實地調研中，聯絡到兩戶具有代表性的“失獨”家庭：

其一是家住長寧區的邱根榮及妻子。夫妻均為殘疾人，孩子出生不久即告夭折。丈夫生性樂觀，喜交際，礙于行動不不便，并不常出門。早年為單位和區殘聯的宣傳骨干、活躍分子。目前家庭物質條件基本無礙，兩人身體健康。能定期按時收到各項殘疾人津貼、失獨家庭津貼等，街道及鄰里關系融洽。居委時常探望，照顧有加。在談及未來養老的問題時，邱根榮與妻子表示確有憂慮，希望政府日后可以搭建一個適合“失獨”家庭的養老機構或組織，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定期舉辦各類集體活動，網上聊天、文藝、體育、旅游等等，排遣老來無子的寂寞。如有適合的專門針對“失獨”群體的養老院，有專員提供生活照料，夫妻倆均表示十分愿意入住。

另一位是年過七旬的“雙失”老人——何惠鳳。老人曾育有一女。30多歲時，老人的丈夫因病故去。女兒于2000年被查出罹患絕癥，2年后醫治無效，從此與老人天人永隔，只留下一個正在讀高中的外孫女。老人與女兒的積蓄因多年治病而所剩無幾，更欠下不少債務。直至去年，何阿婆才將它們還清。老人說，“原本盼著女兒成家后，自己的生活可以輕松些。沒承想一場重病帶走了唯一的依靠，還欠下那么多債務。自己這一生坎坷，老來白發人送黑發人；現在身體也不好了，如果不是有外孫女，可能已經撐不下去了”。

何阿婆是大學退休教師，長年擔任院系工會負責人，所以對國家政策頗為關注。她認為現行“失獨”政策有諸多不完善，比如針對失獨家庭的撫恤金太少，根本不足以維持日常開銷；政府及單位組織缺少對“失獨”退休員工的政策關懷與心靈撫慰，逢年過節只是禮節性地送些油、零食就算完成指標，對“失獨”老人患病、住院鮮有優惠。因此，老人表示如果有可以專門為他們開設的養老院，她很愿意在那邊養老，讓自己的晚年有個依靠。

3.現狀分析

調研期間，通過從問卷受訪者處收集到的“失獨”家庭信息，結合兩例實地走訪案例，課題組共收集到41份“失獨”家庭資料，其中60歲以上人群18戶，占總量的43.90%。根據實地調研的情況及問卷期間受訪者對身邊“失獨”家庭的描述，本組成員發現當前“失獨”家庭普遍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以下四點：

（1）心理疾患。針對“失獨”父母遭遇變故前后心理健康狀態的數據統計圖，在發生變故前，48.72%的“失獨”者表現為“開朗健談”，20.51%的人“積極樂觀”；但“失獨”后的言行態度則發生逆轉，51.28%的“失獨”人員會產生轉變，“表面與失獨前一樣，內心十分痛苦”。

大部分“失獨”人群存在心理疾患，喪子之痛隨時間漸長，并與孩子遭遇不幸的年齡成正比，促使許多“失獨”者逐漸離群索居。訪談期間，個別被調查者曾提到身邊“失獨”的情況并非完全相似，呈現為階段性、多樣化：短期內，“失獨”人員會因剛剛失去子女，表現出超乎常人的過激反應與精神癥狀，如哭泣、不語、不動、緊張或焦慮以及恐懼、煩惱、無所適從等，更甚者表現為激動、大喊大叫等；當他們度過這段時期后，部分會因“失獨”而逃避社會、拒絕與人交往，甚至回避親人朋友、選擇出家。

問卷中課題組發現，當問及“‘失獨’者是否會主動和身邊人來往”時，選擇“是”和“否”的人各為51.28%、48.72%，這反映出大部分“失獨”者迫于生活與經濟上的壓力，仍會與外界保持一定的、被動的交往，然而心理上的隱疾不容小覷。“失獨”群體在發生變故前后的性格反差，暴露出這部分群體在經歷巨大變故后，自身無法及時調適心態，而身邊又缺乏專業心理疏導人士的問題，致使身心陷入惡性循環。

（2）養老難。除了心理疾患，養老無疑是困擾“失獨”者的另一大難題。當被問及“你認為失獨者面臨的最嚴峻養老問題是什么”時，34.34%的受訪者選擇“沒有依靠，老無所養”；選擇“感到寂寞，思念子女”為34.85%。

根據中國公立養老院的規定，養老院接收老人需要子女簽字，但對“失獨”者而言，這條已然很難實現；而所在社區或原工作單位，又都沒有可以為“失獨”父母提供證明的部門，相關環節的缺失使“失獨”老人們憂心忡忡。

面對這樣的現狀，受訪者們在接受“是否有必要為失獨老人建立專門的養老院”一問時，答案呈現兩極化：認為“有必要”的人占到47.98%，認為“沒有必要”的人占到52.02%。認可者普遍考慮到“失獨”老人無法住進普通養老院，且彼此之間有共同的創傷，建立專門的養老院可以有針對性地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和心理上的各類問題；反對者則認為“抱團取暖”對“失獨”者也許會有幫助，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應將重點投入在專業的心理援助，幫助“失獨”家庭走出陰影。

在這一問題上，本小組的觀點是不妨“分階段、分層次”進行“失獨”養老公寓的試點，從中摸索經驗，判斷是否符合市場需求、是否有助于老人的心理建設。項目第一階段（歷時2~3年左右）為試行階段，以低齡“失獨”老人（60~69 周歲）為主要對象，根據公寓運營管理的實際情況，總結經驗教訓，不斷調整；第二階段（2~3年）為擴展完善階段，這一期間公寓的管理、運作機制逐步完善，可依據市場供求，推出符合“多年齡段、需求多元化”的“失獨”助老服務，同時擴大入住對象至60~75周歲的中低齡“失獨”老人（對高齡失獨老人及生活完全無法自理的老人，仍建議送至專門的養老機構，由政府給予資金補助）。第三階段為正式推廣實施階段。

（3）經濟拮據，政府補助較少。“失獨”家庭在失去子女后，物質匱乏是需要面對的難題之一。當詢問受訪者身邊“失獨”人群物質條件好壞時，課題組了解到有61.54%的“失獨”家庭生活條件處于中等偏下狀態，17.95%的家庭經濟情況頗為糟糕。我國大部分省市城鎮企業退休金水平較低是主要原因之一，普通老人退休后經濟來源依靠子女；而“失獨”家庭因缺少贍養者，多數經濟拮據；農村地區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窄，子女的經濟支持更是父母年老后唯一的收入來源，獨生子女亡故將使父母“養兒防老”的愿望落空，晚年境況困頓。調研過程中，本小組得知，盡管“失獨”家庭有來自政府的資金及物質補助，但這些補貼僅是杯水車薪，他們的生活境況依然不容樂觀；尤其是年邁的“失獨”老人，對自己的晚年生活尤為擔憂。

（4）社會關注度受限。公眾對“失獨”問題的關注程度受限，主要通過網絡、報紙等媒體渠道獲取信息。在采訪的調查對象中，有85.86%的調查對象對“失獨”或多或少有一定聽說；而14.14%的調查對象則表示對該群體完全陌生。這一數據反映出公眾對“失獨”群體的知曉度正伴隨政府及相關機構對該群體的日益關注而提高，但深層的認知仍欠缺。

針對問卷對象獲取“失獨”信息的途徑調查所知，部分受訪對象是從別人口中了解到“失獨”，但更多的則通過網絡與報刊途徑逐漸知曉這一群體；不過，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都表示很少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失獨”人員，所以對該人群的生活及心理狀態、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等都不甚了解。而當課題組成員向他們簡單介紹“失獨”人員的生活狀況、政府扶助政策后，受訪者均表示未來有興趣從內心或行動上，更深入關懷“失獨”群體。

根據上述問題描述，結合“失獨”群體需求，本課題組認為妥善解決“失獨”家庭享受普通養老機構照料、提高政府對“失獨”群體的幫扶效率、創新“失獨”養老服務、提供專業心理疏導等，是突破該人群養老困境的重中之重。

對策建議

根據2013年市婦聯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聯合調研報告顯示，上海“失獨”家庭總量為3.9萬戶，平均年齡五十歲以上的“失獨”父母數量約為2.4萬戶，占60%；40~50歲的“失獨”家庭總量約為8000 戶，占20%。通過調查走訪，綜合前文對“失獨”群體的現狀及問題敘述，現提出下述三條建議：

1.建設專為“失獨”老人服務的養老公寓或機構

普通的養老院有嚴格的入住規定，如必須有監護人簽字；若無監護人，則需出具所在街道或工作單位提供的證明。類似的“繁文縟節”將大量“失獨”老人拒之門外。為滿足失獨群體的養老需求，可建設專門的“失獨”養老公寓或養老院，彌補“失獨”群體晚年生活無人照料的市場空白。

“失獨”養老公寓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養老院。入住對象為年滿60周歲及以上、生活完全自理或半自理的“失獨”老人，既可獨自入住也可兩人以上集體入住。公寓采取社區聯動模式，由政府出資建造、聘請專業的“失獨”養老公寓工作人員，同時納入社區力量，共同維持公寓的日常管理運作。公寓的收費標準將參考保障性住房等社會公共救助政策，以政府補貼為主、鼓勵民間資本捐助，入住者承擔部分費用為輔，以降低“失獨”老人的經濟負擔。每幢公寓配備至少1名聯絡員，負責該幢公寓內所有老人們每日身體、生活狀況的記錄匯報；家政服務人員2至4名，每日清理公寓環境衛生，并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上門打掃清潔等服務。公寓內必須派駐至少2名社區醫院醫生，為老人們定期進行簡單的檢查和治療，并與三甲醫院形成醫療服務網絡，一旦老人發生突發性疾病，保證及時送治。公寓聘請專門的營養師與廚師，根據老人們的營養所需，搭配不同的早、午、晚餐，保證老人們的飲食安全與健康膳食。與普通養老院相比，公寓并不嚴格限制老人們的出入，入住者可在向看護員報備的情況下自由安排每天的生活行程，只需于與看護員約定的時間前返回即可。社區與公寓達成扶助協議，定期組織各類志愿者為住在公寓里的“失獨”老人提供具有針對性的特色志愿服務，如心理慰藉等，以多元的志愿服務形式，為老人們進行心靈疏導，幫助老人們更快更好地融入社會。

2.開展“失獨”家庭關懷行動，創新社會管理服務模式

(1)政府主導與多部門聯動相結合的社會管理。實行市、區政府牽頭、多部門聯合管理的運作模式。將“失獨”家庭關懷行動納入市、區重點工作；財政部可設立“失獨家庭幫扶基金”，除確保每家每戶領取到國家規定的扶助金外，各區縣可依據實際情況，給予管轄區內有特殊困難或特別困難“失獨”家庭一定的幫扶基金，緩解經濟負擔；市、區人口計生、民政、人力社保等部門，聯合對“失獨”人員享受低保、五保待遇以及參加醫保、社保情況進行排查，確保其惠民政策應享盡享。

(2)創新服務模式。按需開展特色各異的“失獨”關懷服務，從經濟、生活、精神等層面切實幫助“失獨”家庭走出困境。如加強養老與醫療保障，在創新服務的內容上，可以成立“社區兒女”志愿服務隊，從社區中招募志愿者與“失獨”老人家庭形成結對幫扶“兒女”，提供“常回家看看”“陪老人過節賀壽”等親情服務。同時，街道、社區居委也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如實施節日上門慰問服務，并給予每戶失獨家庭一定數量的節日慰問費。關注“失獨”家庭的生活，在“失獨”人員患重病瀕臨死亡時，組織人員探視、安慰，協助做好喪葬事宜；對當年獨生子女死亡的家庭，進行慰問并發放撫恤金。

3.建立綜合性網絡服務平臺，開發手機APP 等等新型服務媒介

為有效調動社會資源，本小組建議搭建一個全新的、涵蓋各項服務的綜合性扶助網絡平臺。該平合政府、社區、醫院、公益組織等各類機構，推出覆蓋養老、醫療、生活照料、休閑娛樂等一體化、全方位的服務項目。針對有能力操作電腦的“失獨”老人，可以幫助他們在網絡平臺進行注冊，獲取登記號，這樣不僅能構建“失獨”家庭數據庫，也可時時關注他們的動態，方便彼此交流；通過網絡渠道，“失獨”群體可以在網上預約掛號、申請醫生上門服務、訂餐、找家政、政策辦理及咨詢等等。與此同時，開發手機APP應用軟件、免費電話服務等，將計算機、手機、電話連成一體，幫助“失獨”家庭第一時間獲取關注的資訊；無論身在何處，只要登錄網站或打開手機或撥打電話，足不出戶，就能滿足“失獨”老人“衣食住行”各項需求。

4.提供專業心理疏導服務

大多數“失獨”家庭在發生變故后會主動與外界隔絕，原因多種多樣，如受不了他人異樣的眼光或評價、內心敏感脆弱、抑郁成疾等等，因為缺乏專業人員疏導，使他們陷入心理泥沼。針對這一現象，本課題組認為無論政府或社區，都應該積極行動起來，組織專業的心理醫生進行干預。如在各區縣成立一支“失獨”心理關懷小隊，定期到各社區街道為老人們舉辦心理講座、開展心理診療，通過專業的心理輔導，讓老人們能重新融入社會、解除對外界的屏障，自強自立，提高精神生活質量，安享晚年。

引文注釋

① 引自：《農工北京市委建議失獨家庭需要養老保障》.于麗爽.北京日報.2014.01.15

②由于涉及個人隱私，案例中出現人物名均為化名。

③“雙失”老人：面臨失獨、喪偶雙重打擊的老年人。

參考文獻

[1]王蓮璀.城市失獨家庭養老及長期照料問題研究[J].勞動保障世界，2013（5）.

[2]張艷丹.構建失獨老人養老保障體系的對策建議[J].勞動保障世界，2013（9）.

[3]袁靜娜，呂天馳.淺談失獨家庭的養老問題[J].社會研究，.2013年3月.

[4]丁志宏，祁靜.如何關注“失獨家庭”養老問題的思考[J].蘭州學刊，2013（9）.

[5]李作艷.生命不能承受之痛：關于失獨現象的報告[J].法制與社會，2014（1）.

[6]杜娜.失獨群體社區養老現狀研究與對策.科技資訊，2013（19）.

對老師的建議意見范文第3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制約因素

中圖分類號:F241.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039-02

農村富余勞動力指的就是勞動者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或邊際生產率大于零但小于最低生存費用的那部分勞動力。據統計,在我國目前9億的農村人口中,大約有5億農村勞動力。根據目前的生產力水平,所需合理的勞動力在1.5億左右。這就意味著約有3.5億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除去鄉鎮企業轉移的2.3億,我國農村仍有1.2億的絕對富余勞動力。為轉移如此龐大的富余勞動力隊伍,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成為擺在當前經濟發展中的首要問題。

一、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一)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

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根據劉易斯理論,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城市化的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原因有二:一是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和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主的趕超型的發展戰略。長期采用“工農價格剪刀差”等社會不平等機制,最大限度地抽取農業剩余,以農養工;另外,又人為地鎖定農與非農的身份,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同步向城鎮轉移。這是城市化滯后于同期工業化水平的根本原因。二是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村大量的隱蔽性富余勞動力實現了職業轉變,但并沒有真正的實現城鄉人口的地域轉化。最大限度地抽取農村剩余,以農養工,是政策的必然和歷史的現實,也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低

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低是制約富余勞動力轉移數量特別是轉移層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調查,2007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約為5億人,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約為64%。在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僅有20%左右具備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體結構分布是:文盲勞動力占1.5%,小學程度占16.5%,初中程度占61.7%,高中程度占13.6%,中專及以上程度占6.7%。在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15%。農村勞動力素質的低下既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層次的提高。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低素質勞動力的轉移領域會越來越窄。由于勞動成本上升,價格推動,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民工荒”,這些都是農村勞動力素質低造成的。

(三)現行的戶籍、土地制度制約

目前的戶籍制度還存在城鄉分割現象,城鄉居民在社會福利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戶籍管理制度鎖定了農與非農的身份,窒息了社會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大量的富余勞動力被制度性地限制在狹小的生存空間和生存領域,導致了城鄉之間、不同產業之間勞動力供需狀況的很大差異,致使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等勞動報酬收益的較大差距;城鄉分割阻礙了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使農村人口負擔過重的狀況無法改變,二元結構得不到改善,間接阻礙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

土地是打上“烙印”的、嚴格限制農民流動的制度因素。現行的土地制度實行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為主,按人口劃分,土地規模狹小;土地所有權主體界限不明、缺位;土地頻繁調整,承包土地產權價值降低;產權流轉不暢,產權結構無法優化;農戶產權保護不嚴格等。現行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無法形成土地流轉機制,阻礙了要素的合理流動,限制了農民的自由流動。

(四)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弱化

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如異軍突起,廣開就業門路,對增加農民收入、農村經濟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和相關政策調整影響,鄉鎮企業發展緩慢。另外,自身矛盾日益凸顯,資源消費高,效益低,就業擴張能力低,難以適應資本、技術有機構成的提高;布局分散,集聚效應差,二、三產業結構失調限制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資源整合能力低;政企不分,不能真正成為承擔責任的經濟實體,權利實現不夠,管理方式粗放等制約了鄉鎮企業的持續發展,再加上工業化與城鎮化脫節、土地制度制約,使其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

(五)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目前,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還未形成,成為實現人力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約因素。首先,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分散,不易形成要素聚集效應,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其次,戶籍制度以及與其相關的福利制度,使得在人口遷移成本增加的同時,還為政府制定歧視性政策提供了依據,體現在就業政策上就是勞動者就業機會的不平等。目標人群的差別等限制了生產要素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使資源有效配置率降低。要素在城鄉間的不平等流動,擴大了城鄉差別,惡化了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建議

農村富余勞動力已成為我國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轉移大量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實現人均GDP1 000～3 000美元,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是當前一項艱巨而又迫切的任務。

(一)協調發展農村城鎮化、產業化和工業化

農村工業化是小城鎮發展的動力,是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城鎮化又有利于農村工業化和產業化的快速發展。以農村工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發展,促進了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組合。鄉鎮企業規模的擴大,新市場的開發,同時又帶動了農業和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擴大了就業渠道,成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巨大吸收器。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不僅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加快了農村工業化的發展,而且逐步使農村土地集約化,從而又推動了農村產業化的發展。城鎮化在為農村工業化提供勞動力資源的同時還為農業的產業化提供了后方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還將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實現城鄉之間資源的合理配置,加快城鄉一體化的進程。

(二)全面提升農民素質水平

通過強化農村基礎教育,發展高中等職業技術教育,采用立體開發人力資本的投資開發戰略,逐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加強農民的科技、市場和法制知識的培訓教育,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多種形式的農民培訓體系,全面提升農村勞動力的素質。

(三)改革、創新現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城鄉隔離體制,嚴重制約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制約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土地制度勢在必行。

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新型戶籍制度,讓農民能夠不受限制和約束地參與城市大市場的競爭,在制度方面為農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與均等的競爭機會。同時,還要加強勞動市場的組織建設,發展各種中介機構,便于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在穩定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和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的基礎上,加快土地使用權的轉讓、轉包、出租、入股等流轉活動,以利于土地的集中使用和規模經營,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進程。

(四)促進鄉鎮企業健康發展,提高農村內部吸納富余勞動力的空間

目前的鄉鎮企業技術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布局分散影響了產業聚集效應的發揮,造成第三產業嚴重滯后,吸納富余勞動力能力有限,制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但是,2008年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37.8%,其中35%在大中城市,可見發展鄉鎮企業已經成為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有效途徑。現階段,政府要為鄉鎮企業發展提供政策和經濟支持,鄉鎮企業也要加快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力度,深挖自身潛力。鄉鎮企業應聚集在小城鎮周圍,優化產業結構,合理布局,發揮群聚效應和輻射作用,使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緊密結合,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土地、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有序的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城鄉共同發展。

(五)建立公平、競爭、開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這種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反映出整體勞動力市場在發育規范上的欠缺,不利于勞動者之間的公平競爭和合理流動,影響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要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公平、合理、有序的轉移,就必須培育城鄉統一的能使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消除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因素、政策限制;加快就業制度改革,規范勞動力就業服務市場,把農村勞動力就業納入國家統一的就業政策范疇,構筑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實現城鄉勞動者公平就業和平等發展;培育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提供信息服務,降低供需雙方的交易成本,調節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供求狀況,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參考文獻:

[1] 彭連清,周文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狀況與特征[J].農村經濟,2008,(7).

[2] 郭翔宇.城鄉統籌: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城鄉統籌與縣域經濟發展[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

[3] 馮承強,等.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驅動力與相關政策研究[J].農村經濟,2005,(10).

[4] 楊繼武,孫章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J].理論學刊,2008,(7).

對老師的建議意見范文第4篇

關鍵詞：2型糖尿病；全科醫學；生存質量

【中圖分類號】R19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83(2012)06-0063-01

糖尿病是老年人常患的一種疾病，隨著機體各項功能的衰退以及年齡的增加，糖尿病患者伴發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也逐漸增加，同時高糖環境也給疾病的治療造成困難。因此良好的血糖控制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質量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旨在探討社區老年糖尿病患者在使用全科醫學保健模式治療下對其生存質量的影響的研究。現報道如下。

1 研究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資料：全科醫學治療組于我院下轄社區醫療中心選取60歲及以上老年糖尿病[1]患者210例；其中男性110例，女性100例；患者年齡為60~82歲, 平均年齡（72.2±6.7）歲；體重40~79kg，平均體重（60.6±14.3）kg。專科醫學組選取長期于我院門診治療糖尿病的老年患者216例；其中男性114例，女性102例；患者平均年齡60~84歲，平均年齡（73.1±7.2）歲；體重42~73kg，平均體重（59.8±13.6）kg。所選取的兩組患者在性別比例、年齡及其他檢查方面無顯著性差異。

1.2 方法：對社區全科醫學治療組及門診專科醫學組均行基本檢查包括：體重、血常規、血壓、空腹血糖、糖化血紅蛋白等常規檢查，明確糖尿病診斷[1]。藥物治療包括口服降糖藥，主要為二甲雙胍類、格列奈類；如患者服用降糖藥效果不佳，則使用胰島素注射治療。

1.2.1 全科醫學治療組：進行社區診療，為每例患者制訂治療方案，包括飲食和運動方案；進行糖尿病患者風險評估。開展糖尿病健康教育知識講座，定期巡診。

1.2.2 專科醫學治療組：依據糖尿病治療原則囑患者定期與專科門診診治。

1.2.3 結果評價：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測評[2]~[3]。

1.3 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 12.0系統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數據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且以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全科醫學治療組較之于專科醫學治療組在老年糖尿病患者生存質量方面的評估的得分，無論是在心里、生理還是社會因素方面，均有明顯優勢，差異均具有顯著性（p值均＜0.05）。詳細結果見（表1）。

3 討論

糖尿病是老年人常患的一種疾病，在我國的發病率也成逐年遞增的趨勢。通常情況下，由于對病情缺乏重視，通常導致病情延誤、錯失最佳的治療時機或為其他疾病的治療造成不良影響。所以良好的血糖控制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質量有著重要的意義。全科醫學保健模式對于糖尿病治療的主要目的是對社區老年患者進行社區診療，為每位患者制訂治療方案，開展糖尿病健康教育知識講座；降低可能妨礙老年糖尿病患者生存質量的不利因素，使患者的生存質量得到改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主導的社會醫療服務效率。總之，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全科醫學保健模式對提高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質量有著顯著的效果。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全科醫學醫學理論逐步開始被大多數人接受并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社區全科醫學診療和公共健康管理是全科醫學保健模式的兩大主要內容。社區全科醫學診療和公共健康管理通過對流行病學、公共衛生、行為醫學等方面做出的判斷，對病人進行積極主動地防控與治療，對常見老年慢性疾病的及時治療有著重要的意義。現行專科醫學治療條件下，由患者自行決定就醫模式對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防控十分不利，有報道顯示慢性病老年患者2周就診率極低[4]。通過對糖尿病患者的全科醫學保健模式治療的探討，我們也應將其推廣至其他慢性疾病防控領域，做好慢性疾病的防控工作，及時準確的掌握患者信息，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及治療效率。

參考文獻

[1] [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糖尿病聯盟(WHO/IDFD)糖尿病診斷標準].

[2] 彭煒.社區衛生服務實用教程［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627-655

對老師的建議意見范文第5篇

關鍵詞：高校工會；群眾性；勞動競賽；

中圖分類號：U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1-00-01

2011年以來我們圍繞“融入中心、服務大局、凝心聚力、建功立業”這個主題，開展了以“比職業道德、比履職能力、比崗位成果、比團結協作、比服務效能”為主要內容的爭創“教工先鋒崗”和“工人先鋒號”的“五比雙創”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至今已有四年。期間，對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從理論到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不斷豐富活動內容，創新活動載體，成效顯著。在實踐中充分展示了工會組織在學校發展改革中的重要作為，使工會組織的戰斗力、影響力和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

一、“五比雙創”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成效顯著

（一）激發了廣大教職工的積極性

四年來，我校共評選出院級“教工先鋒崗”近500名，校級“教工先鋒崗”252名，其中5人被評選為“教工先鋒崗標兵”，23人次被評為市教育系統“教工先鋒崗”，9個基層單位被評為市教育系統“工人先鋒號”。覆蓋了各基層科室班組，涉及了教育教學、科研生產、管理服務的方方面面，為學趕先進樹立了身邊典型，對廣大教職工學先進、爭上游、創佳績發揮了很好的引領和示范作用，營造了創先爭優的良好氛圍，極大地激發了教職工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促進了教職工隊伍建設。

（二）促進了學校事業更好更快發展

校工會在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中，始終堅持“融入中心，服務大局”這個主題主線，緊密圍繞學校事業發展中心任務，引導教職工樹立了“學校騰飛，輝煌有我”的主人翁意識、“不懈追求，永不滿足”的進取意識和“團結協作，和諧共進”的大局意識。通過先進的引領示范作用，形成支撐學校和本單位事業發展的強大合力。各二級單位還結合實際，分類指導，細化指標，特別是開展了各具特色的創新活動。如理學院開展的“尚理杯”教學大賽活動、包印學院開展的“組建師生創新團隊，培養卓越人才”活動、食品學院開展的“組建青年教師科技特派團，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百名教授下企業”活動等，助推了“教工先鋒崗”和“工人先鋒號”的創建，推動了學校各方面工作的積極進展，為加快學校事業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二、開展“五比雙創”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的體會

回顧四年來開展“五比雙創”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我們有以下四點體會：

（一）黨委重視和領導，行政的支持和配合是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的可靠保證。我校在實施“五比雙創”競賽活動的過程中，得到了黨政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校黨委將活動提升到學校黨委的一項重要工作，以黨委名義發文、部署和進行表彰，校行政則給予財力上的保證，進一步擴大了活動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二）有關部門主動配合，為活動有序進行創造了良好條件。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內容多，涉及部門廣，離不開有關部門的協同配合。勞動競賽活動涉及學校組織部、人事處及各二級單位等部門的鼎力支持，缺少他們的配合，活動很難組織成功。

（三）各基層工會努力工作、精心組織確保活動落到實處。“五比雙創”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任務重，要求高。在目前大部分二級工會主席是兼職的情況下，廣大工會干部不計名利，以高度的責任心對待工作，認真做好每一項工作。不少工會還結合本單位實際，創造性開展工作，為活動的順利開展和深入發展做出了貢獻。

（四）廣泛深入發動群眾是群眾性勞動競賽活動的基礎。群眾參與度高是“五比雙創”競賽活動的特點之一。活動中，我校校、院兩級單位通過召開全體教職工大會進行動員，提高認識、落實行動，號召廣大教職工積極投入到活動中去，形成了全員參與的格局。不論是比創過程還是申報、講評、評選階段，都較好體現了活動的廣泛性和群眾性。

三、深入開展“五比雙創”群眾性勞動競賽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健全活動的機制和制度。在活動中要不斷健全和完善機制和制度，爭取形成“黨委統一領導，行政政策支持工會具體工作，各部門協同合作，全體教職工參與”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

（二）進一步發動群眾，增強活動的廣泛性與群眾性。“五比雙創”勞動競賽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在于調動廣大教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因此，活動必須廣泛發動群眾，提高群眾認識和參與的主動性、自覺性，把動員、發動、宣傳工作作為推動“五比雙創”勞動競賽活動的重要環節和基礎性工作來抓，爭取做到全面覆蓋，使廣大教職工都參與到活動中來。

（三）抓好比創過程。評創結合，關鍵在創。各級工會組織要結合實際，采取措施，把比創貫徹到“五比雙創”勞動競賽活動的全過程。在評選階段，形成了人人總結、人人講評、好中選優，使評選成為一次認真總結自己，學習先進、明確努力方向，爭當先進的過程。

（四）進一步嚴格評選程序。各級工會組織要進一步嚴格評選程序，掌握評選條件，增強評選工作的透明度，使評選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和公開，使我們評選出來的先進個人和集體有更強群眾基礎和代表性，群眾更加滿意和認可。

（五）注重同重點工作的有機融合。各級工會組織要將勞動競賽活動同學校重點工作和有關政策相結合，做到“四個結合”：一是同黨內創先爭優相結合；二是同和諧校園建設相結合，同教職工隊伍建設相結合；三是同人事聘用制改革和年度考核相結合；四是同學校重大評優推薦相結合，統籌安排，相互促進，一起部署，一起問效。

（六）大力宣傳先進，充分發揮先進集體和個人的引領示范作用。各級工會組織對選樹的優秀個人和先進集體，要通過多種形式進行學習、宣傳，進一步濃厚學習先進、爭當先進、先進更先進的輿論氛圍，弘揚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