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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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第1篇
我國經濟增長理論在研究過程中指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外生變量，同時，關系著經濟發展水平。因而在此基礎上，要求我國在發展過程中為了提升整體生產力及經濟發展速度，應注重將文化動力作為支撐條件，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空間，且從技術進步、制度變遷、勞動力素質提升等層面入手來應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凸顯出的相應問題。以下就是對中國經濟發展中文化動力的詳細闡述，望其能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參考。
一、文化的基本經濟功能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文化的基本經濟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導向功能，即文化動力的形成有助于引導經濟個體在思想、行為形成過程中規范自身整體目標，并結合現實未來的發展，逐步探索經濟發展過程。同時，文化亦有助于推動經濟個體思想的統一發展，為此，在當前經濟個體間關系調整過程中應著重提高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且將文化作為精神力量，推進經濟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凝聚功能，即由于企業、社會、勞動力等在產生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特征，繼而由此影響到了經濟發展質量。為此，文化動力的形成有助于從規范、目標、情感等角度出發，引導社會勞動力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社會意識、價值觀念、心理素質等，且在文化語言、思維等的導向下，促使當代企業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為了穩固自身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建構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由此引導分散的勞動力逐漸趨于凝聚的發展方向；
第三，規范功能，即文化可作為精神力量對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進行調整，由此達到最佳的社會發展狀態。
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困境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力遇到了困境問題，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文化在傳承過程中逐漸呈現出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割裂的現象，即傳統的市場經濟運作環境下所形成的利己性、盲目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人們良好價值觀念的形成，為此，需要依附傳統文化導向作用對其進行修正，例如，利用傳統文化厚德載物、重利輕義觀念對市場經濟運作環境進行修正處理，但由于當前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中逐漸被忽視，即與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存在斷層問題，最終由此影響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導向作用的發揮。
其次，當代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仍然處在不突出的發展狀態下，即基于西方文化思想的沖擊，“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我國文化的地位，繼而由此影響到了其對經濟市場運作環境的修正。為此，我國在經濟市場運作過程中應著重提高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三、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力作用發揮路徑
（一）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導向
當代中國文化在傳播與發展過程中逐漸呈現出文化沖擊問題影響到了經濟市場的運作，因而在此基礎上，為了更好的發揮文化導向作用，要求我國在經濟市場發展過程中應注重強調先進文化的發展，即結合社會主義核心機制體系，引導中國文化逐漸趨向于現代化、未來化、世界化的發展趨勢，最終就此增強社會主義文化內涵及精神動力，引導中國勞動力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觀念，更好的投身于經濟發展環境下，提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同時，在利用中國先進的文化指導經濟發展過程中，亦應注重將現代化建設作為指標，且從內容、形式等多角度出發對文化動力進行調整，從而由此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感染力，滿足經濟發展條件。此外，為了增強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地位，亦應注重結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及價值觀念增強現代文化的包容性、親和性，并合理吸收外來文化，最終更好的推進經濟領域的發展。
（二）以民族精神為基礎條件
在世界經濟發展背景下，新經濟制度逐漸涌現出來，因而在此基礎上，為了實現對當代市場經濟運作環境的導向，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應逐步融入現代經濟精神、和諧經濟環境等，由此增強經濟文化內涵的豐富度，促使其更好地引導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同時，傳統的民族精神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凸顯出否定現代經濟謀利動機等特點，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其導向及支撐作用的發揮，為此，應注重正確對待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沖擊影響，例如，正確認識西方經濟價值觀念等，且將健康文明經濟發展觀設定為文化動力發展方向，由此來確保中國文化與經濟發展環境的相適應性，達到最佳的經濟發展狀態。另外，由于民族精神有助于激發勞動力奉獻精神，因而當代文化在指導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注重綜合國家利益影響因素，并將民族精神中所蘊含的人文情懷、整體觀念貫穿于經濟生產觀形成過程中，由此推進經濟領域的進一步發展。
四、結論
綜上可知，中國文化在指導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中國傳統文化被忽視的現象，繼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經濟市場環境的穩定運作。為此，為了提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要求我國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應注重將民族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基礎條件，從而打造良好的文化發展空間，并推進科學化、文明化經濟發展觀念的形成，最終就此引導經濟市場運作環境的有序發展，并引導其在文化動力的導向下，堅守長遠利益，樹立可持續發展觀。
參考文獻：
[1]陳淳.從“專業”到“通業”：當前文明探源的理論、方法與實踐[J].歷史研究，2012，12（03）.
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教倫理 禁欲 資本主義精神 經濟發展
公元14、15世紀，歐洲的生產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發展，生產力水平得到明顯提高，社會生產分工不斷深化以及世界市場不斷擴大，商業資本開始獨立出來專行流通職能，成為資本最早的一種形態。商業資本的出現極大的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后，是文化的推力，更有宗教倫理的轉變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催生和促進。
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背景及內容簡述
馬克思·韋伯（1864-1920），他生活在一個被稱為非理性和無意識發現的年代，在那樣一個時代，人們并不關心理性的選擇。他是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被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對韋伯來說，所有社會行動的結構和類型都是不穩定的，各種價值也是彼此沖突的，也正是在這種沖突的價值中，他開始獨立和突破性的思考，他的思想始于他自己的價值判斷，始于他集中關注的時代的價值問題。與此同時，韋伯生活在一個資料廣博的時代，不僅西方各學科已經發展得初具規模，亞洲、美洲的資料也已經能比較方便地獲取。在較全面了解世界特別是歐形后，對韋伯而言，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在通常被認為產業能力尚不足以被估量為一個新社會的西歐，能產生獨特的工業資本主義；是什么催生了一個時代的西方資本主義精神。
在本書中，韋伯對孤立的資本主義行為并不關心，他的目標是要用自由勞動力的理性組織來解釋資本主義。因此，他在導論中就開始分析經濟理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如勞動分工、發展良好的貨幣體系、復式薄記、信用制度、證券交易、理性的官僚機構等等。
韋伯首先就對天主教徒與新教徒行為作了一下對比。結論是，在行為上看，與注重來世行為懈怠的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表現出了一種很明顯的經濟理性，這種理性是在原來的教義中沒有的，甚至被鄙視的。由于理受制于宗教態度，韋伯遂將問題引向他的出發點：“來世觀念、禁欲主義、宗教虔誠與講求實際利益的資本主義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沖突，兩者之間反而存在著一種極為密切的關系。”對于資本主義精神，韋伯并沒有給出確切的定義，而是通過舉例的形式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描述。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合乎倫理的明確的生活準則，它必須面對的最大的對手，就是我們對待新情況、新環境的態度，稱之為“傳統主義”。[1]在傳統主義的世界里，人們通常認為少干活比多賺錢更有誘惑力，所以才會出現在農場，計件工資的提高反而導致單位時間內工作量的下降。而資本主義精神與之恰恰是相反的，人們對于金錢和經濟利益是追求的，而且希望通過努力得到更多的物質上的滿足。韋伯認為，最能夠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不是商業貴族中的資本主義企業家或者世代相傳的商業紳士，而是處于上升時期的工業中產階級或者靠個人奮斗起家的暴發戶。因為后者才是更多的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理性去追求經濟富足的群體。他們能夠獲得成功主要是他們從傳統宗教的消極的不作為中沖了出來，開始合乎理性的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品。
韋伯為從新教中尋找資本主義精神找到了五條理由。第一，西方研究者如威廉·佩蒂、孟德斯鳩等早就發現了新教與商業精神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而正是由于人們擁有這種商業精神，所以才促進了社會的分工，使商品經濟逐漸形成。第二，新教徒熱衷于商業和工業是如此的明顯，以至于某些國家的統治者不得不在制定政策時都需對此因素特加考量。在西方經濟的發展總，宗教始終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國家的政策似乎對經濟有著更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與人們對于商業的要求相關的。經濟學中有很多流派，有強調自由經濟的，認為市場是調節經濟無形的手，也有強調國家管理的，后者尤其在經濟危機時得到更多的支持。第三，在巴登等州關于宗教與教育選擇的相關資料顯示，新教徒更多地選擇與商業發展有關的職業技術教育。這樣，他們可以從教育中學習到有關經營的技術，管理的知識等有益于商業發展的內容。而傳統的教徒更傾向于從事傳統的手工業，在工作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師傅。第四，在不同地區，天主教徒和其他教派教徒同樣可能遭到排斥，但其他教派教徒會轉而追求經濟上的成功以彌補社會政治地位低下的現實，而天主教徒卻不會這樣。這是新教與原來的天主教最重要的區別，傳統的天主教義是不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和經濟的財富的，甚至認為這樣做是不對的。第五，某些新教教派的教徒對財富與其對上帝的虔誠同樣著名。可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確實存在著明顯的對應關系。
韋伯認為職業這一詞是新教民的日常用語，新教民認為，個人的活動所采取的最高形式，應該算是對自己履行世俗事務的義務進行的評價。這種職業的思想形成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所允許的唯一生存方式，并不是要人命經過苦修禁欲主義來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們完成自己在現世中所處的地位所賦予的責任和義務。[2]接下來，韋伯詳細闡釋了新教倫理是如何通過內在的禁欲主義來催生資本主義精神的。
二、新教對于資本主義精神出現的倫理驅動力
早期基督教給人們的信仰是，對物質的追求和金錢的重視是一件罪惡的事情。當時的教義像這樣教導大家，“你不能同時侍奉兩個主，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金錢）”。天主教是早期基督教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延續了基督教不重視物質財富的傳統。除了一些不遵守教義的人，大多數宗教徒都堅持天主教信仰，并且把放棄財物和物質享受的苦行修煉當做通向天國的唯一途徑。
和很多專家研究不同的是，在韋伯的研究中，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他凸顯了宗教的力量在資本主義中的巨大作用。在韋伯看來，戰勝傳統主義思想的武器是理性化的宗教，新教的理性打敗了許多傳統意義上的觀點。傳統的教義中存在大量對人們限制的內容，教會更多的是為自己斂收財物。新教質疑了這一切，并且以一種新的方式理解上帝的旨意。新教信仰包括神學、政治學和倫理學三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新教信仰中的倫理就是指新教民在屬世生活和蒙召使命之間如何以教會特有的規則來處理各種社會的、家庭的和情感的種種關系。
新教的倫理結構表現為具體的信念和信徒所具有的與屬世世界關系處理的準則。新教的倫理因素主要表現在理性的對一些特殊問題進行思考和解決，當然，這些問題就包括人該怎樣去生存，怎樣做才是道德的，上帝希望人怎樣做。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些所有問題都指向讓人們更加理性的工作并且獲取收益和財富，提高生產效率以達到更經濟的目的。而這一過程，正式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新教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精神，而資本主義的精神催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那么是什么使新教而不是其他宗教孕育了資本主義精神呢？從韋伯的論述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精神與傳統精神是相對的。在傳統的精神中，人們做事是不講效率的，有些人是不受道德倫理的任何約束不擇手段的攫取財富，更多的人，尤其是虔誠的教徒，對于財富和物質都看的非常淡。而資本主義意味著以“合理的手段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與此相對應的資本主義精神表現為對生活的理性態度，講求效率和效果的做事方法，如愛崗敬業，精打細算、講求效率。新教民更傾向于在更短的時間里創造更多的財富，在相同的條件下提高技術，在可以選擇時選擇能夠提高效率的工作方式進行工作。他們更加理性，也就更加愿意用經濟學的方法計算付出和回報。
韋伯認為，宗教理性化的標志有兩個，一是清楚巫術的程度，傳統的宗教中存在很多武術對人們進行欺騙，以控制人們的價值觀。二是宗教倫理所取得的與塵世倫理之間的一致性。從這兩個角度看來，新教與猶太教、天主教以及東方宗教相比，表現出更多的理性化特征，更符合人類對于生活的認知要求。在韋伯看來，新教倫理的理性，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的“天職”觀為資本主義的精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中世紀后期，上帝的權威和神圣遭到世俗啟蒙理性的挑戰和神學機構自身內部對上帝的褻瀆。然而上帝并沒有要求人們拋棄現實的世俗生活，而是要人們積極努力奮斗，獲取財富，但同時是有節制享用財富。上帝要人們勤奮努力，但是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胞愛”，也就是公共利益，但這也不是人們努力追求的最終目的，最終極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而不是其他或個人的什么目的。韋伯認為，新教禁欲主義倫理祛除了以往中的一切外在的，出世的，非理性的迷信和邪惡。新教的倫理給了人們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合理原因，甚至是動力。在西方教會里，勞動一直被認為是最好的禁欲的方法，它也一直發揮著這樣的作用。
在考查歐洲及新大陸的社會倫理、職業倫理時，韋伯發現，比起天主教徒來，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教徒更具有資本主義精神。[3]清教徒與路德派相比，清教徒又更具有實用主義傾向，他們認為勞動本身不是上帝需要的，人們各司其職的理性勞動才是他這樣安排的最終目的。清教徒所倡導的職業觀強調的是禁欲主義這種講求條理性的性格，更容易催生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
三、資本主義精神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及發展的作用
在本書中，韋伯選取了宗教觀念對經濟倫理以及對人的社會行為的影響作為研究對象。他強調了資本主義精神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而同時新教倫理又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基礎。同時他也聲明：“經濟倫理從未是由宗教單獨決定的”[4]。韋伯強調各種物質及精神的因素在歷史發展中各自所具有的獨立作用，不承認任何抽象意義的或必然的一個因素決定另一個因素。具體的說，就是雖然新教倫理在催生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綜合起到了非常大的用作，比如技術和國家法律與政策。他的理論，在本質上不是一元論，而是多元論。正是多個方面出發，韋伯充分了考慮了資本主義精神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強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獨立性，尤其是決定人們生活態度的宗教的作用。
西方，尤其是近代西方理性主義的獨特性最根本的是經濟因素，而且影響理性經濟活動最重要的是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而不像人們的一般理解取決于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法律和技術固然可以對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有時對于經濟數字有巨大的提升，但是究其根源，法律和技術不過是維護秩序和促進生產的工具，人的能力和持有的精神才是根源。正如韋伯所說：“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和決定性的影響。”[5]在近代企業的高級技術工人中，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他們不僅在技術上處在這個時代領先的位置，在思想上，他們大多數都是追求進步的，他們相信在現世努力工作創造價值是上帝最希望看到的，他們越是盡職盡責，上帝就越高興。在資本的占有者中，在經營管理者中，以及在現代大型工商企業的高級工人中，也是新教徒人數較多。也正是這些新教徒，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大程度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韋伯研究了意識形態與社會發展的具體途徑和環階，為意識形態以自己的方式影響歷史提供了解釋。但是韋伯似乎過于強調了意識的獨立性，強調了意識與心理的功能而忽視了他們的起源。與其他古代的和東方的宗教相比，新教確實反應了更新和更現代的現象：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新教也確實更多的代表了一種現代的精神，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精神。
注釋：
[1][2][5]（德）馬克斯·韋伯，著.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4.
[3]馬深.英格蘭精神與基督教文化[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02.
[4]M. weber. From Max Weber[M].London，1982：286.原引自：郭喜龍.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宗教經濟學分析[J].大眾文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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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呂大吉.西方宗教學說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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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休閑消費;社會經濟;發展
英國17世紀的哲人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而眾所周知,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而知識經濟不僅僅體現在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具體過程上,即我們的社會生產方式上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也將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帶來根本性的變化。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與深入,而在我國政府擴大內需的政策引導之下,休閑和消費也日漸成為老百姓社會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必然使得人民不再滿足于吃好、穿好、住好等各種生活所需的基本消費。而隨著我國假日改革的深入,老百姓的節假日增多、“自由時間”更加充裕,休閑消費也作為一種新興的理論逐漸被人們所熟知與談論,并且可以預見的是其必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課題和擴大內需的新機遇, 其背后所蘊含的綜合經濟文化效應也必將日顯突出。
一、休閑消費的概念與內涵
休閑消費,是指在閑暇時間進行的休閑產品(物質的和精神的)消費活動。廣義上,休閑消費包括四個層次:第一,是滿足生理需要層次的消費。例如為了休閑,在日用商品、食物、衣物等方面的支出。第二,是滿足健康娛樂層次的消費。例如體育活動、旅游活動、個人愛好需要、家庭娛樂耐用消費品、享受型的服務體驗等方面的指出。第三,是滿足發展需要層次的消費。例如圖書、技能知識的學習生活等方面的支出。第四,是滿足精神需要層次的消費。例如獻愛心等公益活動、贈送禮品等情感領域的消費。
休閑消費在我國也被稱作閑暇消費,“閑暇消費是人們在閑暇時間進行的消費行為”馬克思把閑暇時間稱之為“自由時間”,他說:“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對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并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作為必要的基礎”。由此可見休閑消費的重要性。首先,休閑消費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消費行為的一種高級形式. 它雖基于傳統的消費,但又不同于傳統的消費。“休閑消費,當屬人類消費行為的一種狀態,它的出現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眾消費文化興起的基礎上”。其次,休閑消費既包括對物質產品、文化產品的消費,也注重對新的觀念、體驗、知識、價值觀等的消費。最后,休閑消費有利于個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發展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等,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和進步。
二、如何認知休閑消費
對休閑消費的認知,可以從4個方面的特征來考慮:
1、從消費主體看:無論老少長幼,都會進行一定程度上的休閑消費活動。當然,對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以及擁有許多空閑時間的人來說,休閑消費活動的頻率與意愿自然也會強一些。但基本上來說可以遵循一個規律就是:消費需要依賴于人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必然與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的高地決定了消費水平的高低。這點很容易理解,高收入的家庭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去享受高消費的休閑活動。而隨著社會保障制度與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人的壽命也越來越長,而人生的最后一段時期人也基本處于一種相對意義上的休息狀態中。另外,青少年也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有數據顯示,在沒過,一個接受初中級教育的學生每年有180天的假期,這個數字在日本是120天,而在我國也有80余天。
2、從消費內容看:休閑消費中勞務和精神消費所占的比重大。前面提到,休閑消費是在民眾的收入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得到保障之后而逐步突顯出來的一種消費,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生存的需要而是尋求自身的新發展,追求享受層面也就是所謂的精神上的滿足。人對于基本的生存保障的需求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也就是有一個臨界點。而對于勞務商品和精神文化層面的消費需求可以說是無限大的。從以往的數據中可以發現,當發達國家的人民生活質量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后,就會把更多的家庭支出用于勞務商品的消費與精神層面的消費,兩者在全部消費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大。因此,我們也這么說,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透過休閑消費展示出來。
3、從消費趨勢看:休閑消費的收入彈性大。關于這點,我們可以從簡單的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假設我們將消費者的支出簡單地分兩類:一類是基本生活消費,一類是休閑消費。若消費者的總收入全部用于即期消費,沒有儲蓄和投資,滿足生理需要的生活消費彈性是較小的,其消費的品種數量有限,其貨幣支出也是有限的。而體閑消費的收入彈性則很大,即隨著收入的增加用于休閑消費的比例將越來越高。俗話說“人心不足蛇吞象”在此處雖然顯得不那么恰當,但是可以從另外一個層面表現出人們對消費的品種和質量的無止境追求,不斷有“食不厭精”,“此山望見那山高”的誘惑在引導消費者。
4、從消費意義看:休閑消費是衡量社會進步、國家富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標準。消費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長社會,國家越富有,人們擁有的休閑時間就越多。休閑的普及將會變成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休閑消費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點可以從近年來不斷推進的假日改革可以看出,每當到了長假時期,人民的消費就會發生一次井噴,因此,將一個長假轉變成多個小長假,實質上也是對消費的鼓勵,使得民眾有更多的機會可以進行消費,在消費的同時也拉動了內需的增長,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休閑消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1、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
投資、出口與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擴大內需也逐漸成為了政府的提出的一條新的基本國策。而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休假時間的增加,為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有新的說法提出這時一個休閑時代,的確人們不光光追求如何生活下去,更加追求生活的質量以及自身的發展,人們會將收入和時間更多地投入到旅游、健身、藝術、博覽、教育、飲食文化、游戲等休閑活動中去,換句話說休閑消費的比重也將越來越大。發展休閑經濟、擴大休閑消費可以滿足人們對于休閑和全面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符合了我國政府對于擴大內需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在金融危機下,促進休閑消費有利于滿足和擴大內需,同時也是一種更為有效與長遠的“救市手段”。而我國的休閑消費正處于爆發性增長期。根據發達國家以往的經驗與休閑與旅游發展的一般規律,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3000―5000美元,就將進入對休閑旅游滿足爆發性增長。目前,我國人均GDP正式3000美元以上,預計到“十一五”期末將達到近4000美元。所以倡導休閑消費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2、優化產業結構,改善產業發展
隨著假日改革的推進,民眾節假日的增多和人們生活工作方式的轉變,老百姓將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休閑消費中去,而于此同時人們的休閑觀念也逐步發生變化。由此第三產業中休閑產業的休閑服務的個性化發展,以及人們對休閑和健康之間的關系的重視,都為休閑產業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休閑消費中,旅游業是不得不提的產業。旅游業作為“無煙產業”受到各國及各個地區政府的推崇與重視。據國家旅游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年4月,我國入境旅游人數為1151.44萬人次,同比增長2.21%。其中外國人181.94萬人次,同比下降22.88%。據測算,本月全國實現旅游(外匯)收入34.18億美元,同比下降9.99%。1-4月累計,入境旅游人數為4178.50萬人次,同比下降4.75%。其中外國人673.88萬人次,下降21.82%。經測算,1-4月累計,全國實現旅游(外匯)收入121.8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94%。2009年4月,中國公民出境旅游人數為390.12 萬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3.90%。出境第一站按人數排名,列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是:香港、澳門、日本、臺灣、韓國、越南、美國、泰國、俄羅斯和馬來西亞。1-4月份累計,中國公民出境旅游人數為1587.48萬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4.64%。我國旅游產業的持續發展,帶動了民眾對于旅游消費的增長,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擴大了社會就業。有數據顯示,09年全年我國新增旅游直接就業50萬人。“休閑消費是驅動經濟的發動機”,當一個國家越來越富有,那么該國的百姓所擁有的休閑時間也就越多,而休閑的普及將會變成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休閑消費也便成為主力。另據世界旅游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旅游業總產出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64%,旅游消費將占總消費的6.79%,旅游投資將占投資總額的8.16%,旅游業將真正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由此可見,體閑消費需求的增加帶動了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和擴大了內需,成為拉動國民經濟的新增長點,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而發展休閑產業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可以通過休閑產業擴大第三產業,是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是一個連小學生都能夠指出一二的老問題了。第三產業比重過小,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由23.9%上升到40.1%,但是相對于發達國家60～70%的比重仍是有較大的差距。隨著休閑時間的增加和休閑消費的發展,休閑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已明顯表現出來。休閑產業的極大發展,不僅直接對第三產業中金融業、保險業、服務業、通訊業等的發展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而且作為先導產業還能間接影響第一、第二產業的發展,有效地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3、增加就業機會,促進收入增長。
休閑消費促進休閑產業的發展從而能為缺少工作的人提供就業機會、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休閑消費方式預期內容的多樣化是增加就業崗位的基本保障,也是增加就業的主要渠道。與此相關的就業結構也必將發生變化,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將明顯增大。從我國的國情來看,引導正確合理的休閑消費和發展休閑經濟,不僅有利于東部發達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于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對于不少勞動者,尤其是下崗職工和農村人口,與其增加其休假的時間,還不如增加其勞動和就業的機會更為切合實際。強勢群體的休閑消費在一定意義上講能轉化為對弱勢群體的扶持。比如,開發和利用欠發達地區的旅游資源,就能為該地區創造就業機會,而旅游者來旅游伴隨著的必然是在該地區的消費,結合這兩方面必然能帶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促進了欠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增加。
4、推動社會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馬斯洛理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排列。正如前文提及的,人們用于生存和享受的物質需要(比如食品、衣服、家用電器等),因為其受到物質與經濟水平的雙重束縛而變得有限,但是人們用于休閑、自由發展方面的需要擺脫了物質約束可以無限擴大。休閑作為一種業態,目前國內既有閑情逸致、小資情調的傳統消費場所,也有鄉村莊園、葡萄酒莊、高爾夫球場、豪華游艇、迪斯尼大型游樂園等西方泊來品。因此,休閑消費的發掘潛力是無限的,可以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的本性需要擴張而增加,由此帶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在我國,鼓勵消費的政策措施頻頻出臺,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從國家層面定位,要求積極培育休閑這一消費熱點。休閑消費大部分涉及的是較高層次的需求,要求具有較強的享受性和發展性,主要是以促進人們素質的全面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為目的。所以,充裕的休閑時間和日益個性化的休閑消費方式,將使人們將自己的一切愛好、興趣、才能和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斷地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綜合能力的提高。
和平與發展是21世紀的兩大主題。而如何更好地發展也是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命題,而本文也僅通過對休閑消費的思考,希冀能給如何更好地發展這一永恒的命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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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中）關鍵詞 京津冀區域；勞動力流動；區域經濟差距
中圖分類號： （中）中圖分類號 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6）02-0010-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2
“十一五”以來，京津冀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逐漸被提上國家發展規劃議程。2011年，“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打造首都經濟圈”；2014年2月，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重大國家戰略”，并提出“以資源要素空間統籌規劃利用為主線”促進京津冀一體化發展；2015年4月，《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大力推進京津冀城市群發展，縮小地區差距”。這標志著推動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任務。
目前，京津冀區域內各省（市）經濟發展的差距較大。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看，2014年北京市GDP同比增長77%，天津市增長89%，河北省僅增長34%；從人均產出水平看，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為991萬元，天津市為1036萬元，河北省僅為398萬元；從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來看，2014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費262萬元，天津市為179萬元，河北省僅為098萬元
。京津冀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差距不利于區域協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其流動必定會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增長和地區差距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在構建“資源要素空間統籌規劃利用”這條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主線時，明確勞動力流動對區域經濟產生的影響，是促進區域內部勞動力合理有效流動，實現京津冀區域協同、一體化發展的重要課題。
一、文獻回顧
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為，當勞動力從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時，會促進地區經濟差距縮小，形成地區經濟的收斂。這一理論得到了部分學者的認同，如樊綱、劉強、姚枝仲等、王小魯和樊綱、段平忠和劉傳江、馬九杰等[1-6]。
然而，實證研究的結果并沒有普遍支持上述結論。部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勞動力流動會擴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水平。王飛等使用區域連接CGE模型分析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認為勞動力自由流動會提高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但是會縮小其經濟規模，從而使地區間經濟規模差距擴大[7]；許召元、李善同利用一個30區域CGE模型，指出由于資本追逐勞動現象的存在，區域間勞動力遷移并不能縮小人均GDP的地區差距[8]。樊士德、姜德波運用前人有關帶移民的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勞動力流動引起的人力資本存量變動和“外溢與滴漏效應”，論證了勞動力流動會拉大地區差距的結論[9]。
此外，還有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效應是不能確定的，如保羅和薩拉伊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王淑娟等[10-11]。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在國家范圍內進行的。由于中國各地區在地域及經濟結構方面存在較大差別，因此區域模型的建立對于研究區域問題來說顯得至關重要；另外，傳統的分析模型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經濟系統各變量受勞動力流動影響所發生變化的程度。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構建了京津冀區域CGE模型，模擬了勞動力流動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增長和地區差距產生的影響，為實現區域內勞動力合理流動，縮小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促進京津冀區域協調一體化發展，提供一定的科學參考。
二、京津冀區域CGE模型
CGE模型以整個經濟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在整個宏觀經濟生產產生收入，收入引發需求，需求帶動生產的循環系統中，廠商獲得最大利潤，居民實現效用最大化，各種資源要素實現優化配置時，全部市場、全部價格以及商品和要素的供需關系，并保證在價格調整的情況下，商品和資源市場上供求均衡，即超額需求為零[12]。
由于具有區別于一般CGE模型的兩個基本特征――經濟主體在區域范圍內優化其行為；區域間的商品交易、要素流動及機構主體之間的轉移支付將區域連接成一個統一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整體，使得多區域CGE模型的構建比單區域CGE模型更為復雜[13]。首先，獲取一個區域的數據難度要大于獲取整個國家數據的難度。其次，多區域CGE模型中的商品交易不僅包括從國外的進口和對國外的出口，還包括區域之間的商品調入和調出。再次，由于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以及國內政策的影響，區域CGE同時具有國內價格和區域價格，形成了雙重嵌套的區域CGE價格體系。
本文在借鑒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將京津冀區域CGE模型劃分為生產、商品交易、地區間勞動力流動、地區間投資分配、機構部門收入分配、宏觀閉合部分，綜合分析經濟系統中各經濟主體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行為[13-15]。
1模型基本設定
本模型中的區域包括北京（BJ）、天津（TJ）、河北（HB）和除京津冀外的國內其他地區（ROC），以及用來反映國際貿易的世界其他地區（ROW）。按照國家統計局對外來務工人員所在行業的劃分和組合，將生產活動分為19個部門
劃分的19個生產部門為：農林牧漁業（01），采礦業（02），制造業（03），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04），建筑業（05），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06），信息傳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07），批發和零售業（08），住宿和餐飲業（09），金融業（10），房地產業（11），租賃和商業服務業（12），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13），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14），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15），教育（16），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業（17），文化、體育和娛樂業（18），其他（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19）。。將居民住戶劃分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兩類，初始投入要素只有勞動力和資本；稅率以2007年稅率為標準，并假定稅率不變。
2模型方程部分
由于篇幅原因，方程部分不再一一列出。
（1）生產部分。
模型假設各個地區每部門只生產一種商品（或服務），即經濟社會共有19種商品（或服務），各生產部門保持規模報酬不變，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模型的生產投入要素包括初始投入要素和中間投入要素。兩者完全不可替代，用Leontief函數表示兩者之間的關系；初始投入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假定兩者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用CES函數來描述兩者之間的替代關系；中間投入要素主要是來自各產業的中間投入，假設中間投入品完全不可替代，對其中具體一項中間投入的需求用Leontief函數來表示。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計算各投入要素的需
（2）總需求總供給部分。
本地生產的商品，不僅供本國使用，還有一部分出口到國外，供國外使用；供國內使用的部分，一部分由本地自己使用，其他部分流出到國內其他地區。同理，本地自身生產的商品、來自國內其他地區的流入產品和從國外進口的商品共同滿足本地對商品的總需求，供本地居民、政府消費和投資使用。
變化并不能引起世界市場價格的變化。用兩層嵌套的CET函數來表示各地流出與當地使用的商品、各地出口與當地國內使用的商品之間存在的不完全替代關系；對于流入和進口部分，采用Armington假設，用兩層嵌套的CES函數表示流入品與當地生產的商品，進口品與當地產品的不完全替代關系。如圖2所示。
（3）區域間勞動力分配部分
首先設定一個外生的全國勞動力總量，與各地區勞動力數量之和相等（見式（1））。某一地區內部所有行業的勞動力數量之和即為當地勞動力數量（見式（2））。由于各地區之間存在著工資差異，同一地區不同行業之間也存在著工資差異（用工資扭曲系數來表示），因此，勞動力在不同地區、同一地區不同行業之間是不完全自由流動的。各地區的均工資可以由全國均工資乘以該地區工資扭曲系數得到（見式（3）），部門工資可由當地均工資乘以該部門工資扭曲系數得到（見式（4））。
TPLr、TQLr分別表示r地區平均工資和r地區勞動力總量，WAGE、TLABOR分別為全國均工資和外生的全國勞動力數量，PLar、QLar分別表示r地區a部門勞動力的價格和數量，distortWAGEr、distortPLar分別表示各地區間工資扭曲系數（相對于全國均工資）和r地區各部門之間的工資扭曲系數（相對于r地區均工資）。若distortWAGEr等于1，則各地區平均工資水平與全國平均工資水平相等；若distortPLar等于1，則r地區a部門工資水平等于該地整體平均工資；若distortWAGEr和distortPLar同時為1，則r地區a部門工資水平等于全國均工資。
（4）區域間投資分配部分。
模型假設區域間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則資金會從回報率低的地區流向資本回報率高的地區。資本回報率高的地區，流入資本增多，資本回報率下降。長期來看，各地區的資本回報率將和全國的資本回報率相等。假設KBr為r地區期初的總資本存量，那么KBr應該等于r地區所有部門資本數量之和（見式（5））：
模型分別計算了r地區粗資本回報率TPKr、當期凈資本回報率RORCr和預期凈資本回報率ROREr。最后，長期來看，r地區預期凈資本回報率和全國凈資本回報率相等。
（5）機構部門收入分配部分。
模型中的機構部門主要包括居民戶和政府，其中居民包括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居民收入主要由勞動報酬和資本報酬組成，居民收入中扣除居民向政府繳納的所得稅，加上政府向居民的轉移支付即為居民戶的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主要包括生產稅、居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進口關稅、出口退稅和商品在地區間流動繳納的地區關稅。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下，居民按照LES函數確定每種商品的消費量。政府收入中去掉儲蓄和對居民的轉移支付后，用線性方程表示政府對每種商品的消費量。
（6）宏觀閉合部分。
模型采用新古典宏觀閉合。首先，各地區存貨投資、投資量、全國勞動力總量、儲蓄率、匯率、出口品和進口品的世界市場價格都設定為外生，外地的儲蓄為流入與流出之差，外國儲蓄為進口與出口之差，且把全國CPI作為模型的基準價格。其次，模型滿足三類均衡方程：r地區所有行業勞動力總和等于該地勞動力總量（見式（8）），各地區勞動力數量總和等于全國勞動力數量（見式（9））；r地所有行業資本量總和等于當地資本總量（見式（10））；同時，總投資等于總儲蓄（見式（11））。
其中，QLar、QKar分別表示r地區a部門勞動力、資本數量，TQLr、TQKr分別表示r地區勞動力、資本總量，TLABOR表示外生的全國勞動力總量，DIRr、DIUr、YGr分別表示r地區農村、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mpshrr、mpshur、mpsgr分別表示r地區農村、城鎮居民和政府的儲蓄率，gtrr、gtur分別表示r地區政府對農村、城鎮居民的轉移支付率，RSAVr、FSAV分別表示外地儲蓄和國外儲蓄，TINVr、PINVr為r地區總投資和投資成本，QIVcr、PQcr為r地區c商品部門的存貨投資和價格，WALRAS為瓦爾拉斯均衡項。
3京津冀區域CGE模型的數據基礎首先根據2007年京津冀三地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表每5年編制一次，京津冀三地2007年投入產出表是現在可以得到的最新數據。，編制了京津冀區域投入產出表。在此基礎上，結合各地統計年鑒的數據，編制了京津冀三地社會核算矩陣（SAM）并調平（見表1、表2、表3），各地SAM均為50*50結構的方陣。
模型中各地區勞動力數量由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外來人口動態監測公報、各地外來務工人員各行業比重計算得到，各地區資本存量參考張軍等的研究[16]。模型中的規模參數、份額參數通過模型校準得到，替代參數則通過參考學者的研究得到[17]。
三、模擬分析
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度反映了勞動力在地區、行業間可以自由流動的程度，其主要通過勞動力遷徙自由度、進入行業自由度來體現[18]。根據巴薩效應的推論，如果地區間工資水平相等，勞動力會在地區間自由流動。地區間工資差距縮小，會促進勞動力在地區間流動，從而使得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度提高。
因此，為了分析勞動力流動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增長和地區發展差距的影響，在用GAMS程序進行模擬分析時，設定了京津冀區域內勞動力流動自由度逐漸提高（工資差距逐漸縮小）以促進勞動力流動的三種情形：
S0：基準情形（2007年各地經濟實際值）。
S1：地區間工資差距縮小1/3的水平（同全國平均水平相比）。
S2：地區間工資差距縮小2/3的水平（同全國平均水平相比）。
S3：不同地區的同類行業工資水平相同。
1勞動力的流動
隨著地區間工資差距的縮小，京津冀區域內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度提高，勞動力從河北和全國其他地區流向京津地區。在S1-S3三種情形下，北京勞動力數量分別較初始值增加466%、967%和1511%；天津勞動力數量分別增加610%、1249%和1914%，河北的勞動力數量則分別減少0203%、0403%和0604%。如圖3所示。
（中）圖題 圖3 各地勞動力數量相對于初始值情形的變動情況
在工資差距縮小的情況下，勞動力向京津地區流動，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新遷移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影響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地區間存在工資水平的差距，地區間教育資源、醫療體系、市場信息透明度的不同以及勞動力的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因素也會引起勞動力在地區間流動。為此，當地區間工資差距縮小時，勞動力是否遷移將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除工資差距之外的其他因素。顯然，相對于河北而言，京津地區的教育資源更豐富，醫療體系更健全，市場信息透明度更高，更能夠滿足勞動力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觀念的需求。因此，當工資差距縮小，勞動力流動自由度提高時，勞動力會從河北流向京津地區。
第二，當各地區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逐漸趨同時，處于河北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價格上升，廠商生產成本增加，會使得廠商減少雇傭勞動力的數量，河北的部分勞動力被擠出勞動力市場，此時勞動力會努力尋找新的就業機會或者選擇失業，部分勞動力會遷移到京津地區。同時，京津地區勞動力價格下降，廠商雇傭勞動力成本降低，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進一步促進勞動力的流動。
第三，河北勞動力工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當地勞動力的素質，而通常來說高素質勞動力更傾向于遷移到生產效率高的地區，為此，河北勞動力工資的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勞動力向京津地區流動。
2對經濟增長和地區差距的影響
（1）隨著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區域整體的實際GDP提高，區域整體經濟規模變大。
在S1-S3三種情形下，北京實際GDP相對于初始值分別增長了233%、457%和675%，天
（中）圖題 圖4 各地實際GDP相對于初始情形的變動情況
津分別增長了224%、409%和558%。雖然河北地區實際GDP稍有下降，分別下降了007%、015%和024%，但是京津冀區域整體的實際GDP分別增長135%、29%和477%。如圖4所示。
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變動，提高了區域整體的實際GDP，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提高了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和邊際產出，并增加了有效勞動力的數量；第二，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相應增加，進而促進整體實際GDP的提高。
（2）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顯著縮小京津冀區域人均產出的差距。
由于存在部分勞動力居家外遷的現象，勞動力外遷的數量并不等于（一般小于）人口外遷的數
量。根據統計年鑒數據，2007年京津冀及全國其他地區人口與勞動力的比例見表4。
2007年中國外遷勞動力人口為13566萬人，其中舉家外遷2756萬人，占總外遷人口的203%。據此我們可以根據公式（12）計算2007年各地每遷入一個勞動力帶動的人口遷入數目：
每外遷一個勞動力帶動的人口外遷數目=舉家外遷勞動力數目總外遷勞動力數目*
總人口數總勞動力數+
1-舉家外遷勞動力數目總外遷勞動力數目
根據公式（12），可以得到京津冀地區每遷入一個勞動力與其所帶動的遷入人口數之比分別為1∶115、1∶117和1∶118。由此，我們可以根據各模擬變動情形下的勞動力人口計算各情形下四地區人口數量，進而得到各地區人均GDP數量及其變動情況。如圖5所示。
隨著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京津人均GDP逐漸降低，且降低幅度逐漸變大（其中北京人均GDP分別降低304%、736%和1414%，天津分別降低271%、593%和977%）。河北省人均GDP呈現增加趨勢，增長幅度逐漸變大（分別增長007%、016%和031%）。這是由于一方面，地區間工資水平趨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流入人口的增多，使得京津地區平均到個人的GDP數目變小。另一方面，河北省勞動力的遷出，減少了低效率的農業人口的數量，促進了省內產業結構的優化，提高了生產效率的整體水平；且在工資水平差距縮小的情況下，河北地區的工資水平相對于初始水平有所增長，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河北省人均GDP的增長。
但是由于資本追逐勞動效用的存在，當勞動力流動時，資本會追逐勞動力流動，使勞動力流入地的經濟得到更快的增長。因此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顯著地縮小居民人均GDP的差距。根據表5，在S1-S3情形下，隨著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區域人均GDP基尼系數雖然有所減小，但是減小幅度并不大。
（3）隨著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區域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人均消費水映了人們對物質和文化需要的滿足程度，是人們生活水平的具體體現。人均消費水平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福利的變化。
如圖6所示：工資差距的縮小，勞動力流動自由度提高，使得京津人均消費水平降低，河北的人均消費水平上升。由于大量勞動力的流入，京津地區的工資水平下降，勞動力收入減少，人均消費水平隨之降低；而河北省人均消費水平上升，一方面是由于匯款等轉移支付的存在，遷移到外地的勞動力會將存款寄回河北省。另一方面是由于勞動力流出，本地勞動力工資水平上升，勞動力收入增加。
京津人均消費水平的降低，河北人均消費水平的上升，這兩者導致京津冀區域整體及區域內各省市之間的人均消費基尼系數變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縮小，如表6所示，京津冀人均消費基尼系數由初始情形的0452變小為S3情形的0198。
（4）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河北省人均GDP和人均消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與京津兩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見表5和表6）。
河北省與京津兩地在人均產出和人均消費方面存在差距顯著，我們將其歸因為兩點。首先，遷入到京津地區的勞動力大多在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部門工作，收入水平較低（根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對就業勞動力的問卷調查和入戶訪談，遷移到北京的勞動力所從事的行業中，建筑業占206%，住宿和餐飲業占96%，商業服務業占10%，交通運輸業占113%，機械制造業占89%，電子信息業占87%，居民服務業占98%，紡織服務業占67%[19]）。其次，由于河北省產業結構不夠優化，總體生產效率水平較低，勞動力和資本的效率不能得以充分發揮，人均產出較小。
四、模型檢驗
1 有效性檢驗
（1）本文模型的數據基礎社會核算矩陣平衡，且與基準模型運行得到的解相等，即模型通過了一致性檢驗。
（2）將模型的所有外生價格從初始情形的1分別變為11和2時，模型的模擬結果不變，即模型通過了價格齊次性檢驗。
2 敏感性檢驗
本文構建的CGE模型中，需要外生給定的彈性主要有生產函數中投入品的替代彈性和貿易函數中的各種商品的替代彈性。由于CGE模型中彈性的選取會對模型的模擬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對模型的敏感性檢驗主要是為了確定彈性的相對穩定的取值范圍，使得在此合理的范圍內，彈性對模型模擬的結果產生的影響不大，此時說明模型是穩健的。
（1）生產函數中投入品的替代彈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生產函數替代彈性變化±10%對實際GDP和勞動力數量的影響。
從表7可以看出，生產函數替代彈性的不同并不會改變實際GDP和勞動力數量的變動方向，只是會略微影響其變動幅度。具體來看，隨著生產函數替代彈性變大，京津實際GDP和勞動力數量均變小，河北實際GDP和勞動力數量均變大，其中變動最大的在035%（天津市勞動力數量），其他的都在035%以內，變化很小。
（2）貿易函數中的商品的替代彈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商品替代彈性變化±10%對實際GDP和勞動力數量的影響。
從表8中可以看出，貿易函數中商品替代彈性的不同對實際GDP和勞動力數量的變化方向沒有影響，且對其變動幅度的影響非常小（均在01%以內）。
通過對CGE模型中彈性系數的敏感性分析可以看出，彈性系數的變動對本模型的影響不大，因此本文采用的指標和模型具有穩定性。
一級標題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增長及地區發展差距的影響，主要結論和建議如下。
第一，對于京津冀區域整體而言，勞動力的流動增加了區域內有效勞動力的數量，提高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促進了區域整體經濟規模的擴大。因此，促進勞動力的流動是促進京津冀區域整體經濟發展、縮小地區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徑。
第二，勞動力流動自由度的提高，縮小了人均消費水平的差距，但并不能顯著縮小人均GDP的差距。因此，要堅持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轉移、優化升級相結合，通過產業轉移以及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優化，正確引導勞動力和資本的流動方向，縮小地區人均GDP的差距。
第三，在生產效率和生產技術水平既定的情況下，勞動力的流動雖然提高了河北省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費水平，但與京津兩地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因此，河北省要重視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積極引進技術，吸引技術人才；要積極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增強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對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投資，吸引勞動力回流；同時，要鼓勵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鼓勵農業人口就近轉移就業并為勞動力就業創造積極的政策環境，加快縮小與京津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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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的動力范文第5篇
關鍵詞：改革開放；農村經濟；動力
中圖分類號：F320.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9-09－0037－02
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一個像中國這樣發展中的農業大國來說，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農村經濟發展并不走十分理想。改革開放，改變了這一歷史現狀：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經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今天，我們站在歷史起點上，要加快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堅持進一步改革開放。
一、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歷史跨越
三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第一步發韌于農村，黨的決定：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由此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從1978年開始，中國農村經濟改革，首先從改變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入手，在推行“”和“包干到戶”等責任制形式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家庭承包經營制度，這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初期的核心內容。從時間上看，這一階段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突破階段。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像星星之火，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就從局部地區擴展至全國所有省份。1980年，政策上明確提出在農業領域普遍建立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這種體制下，僅僅幾年時間，就基本上扭轉了中國經濟臨近崩潰邊緣的困境，初步解決了困擾我們多少年的中國十億農民的吃飯問題。
在此基礎上，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歷經近二十年時間，實現了農村經濟面分配制度上的改革。1985年，國家對農產品的統派購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實現“雙軌制”。取消了糧食、棉花的統購，將其改為合同定購。鄉鎮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異軍突起，促進了農村經濟從傳統的農業單一結構轉向多部門的綜合發展。接著，農村稅費改革2000年在安徽省啟動，其他省選擇部分縣市進行試點。江蘇省2001年在全省試點，取得了明顯進展。2004年，全國取消農業特產稅，吉林、黑龍江兩省免征農業稅，河北等11個省降低農業稅3個百分點，其他省區降低1個百分點。這個二十年，可以說是中國農村經濟翻天覆地的二十年。中國億萬農民在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上，就全國絕大部分地區而言，開始走向小康。
這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從2006年起在全國農村徹底取消農業稅，這是農村稅費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標志性事件。強調，農業稅的取消，標志著中國農村經濟改革開始進入綜合改革的新階段。
這三步改革即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經濟分配體制改革、農村經濟稅費改革一脈相承，也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相關人士認為，“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再造了農村經濟市場的微觀基礎；農村經濟稅費改革增加了農民經濟收入；如今，國家又不失時機地推進農村經濟綜合改革，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農民負擔反彈的隱患。”從此也終結了中國延綿了2 600多年的種地交“皇糧國稅”的歷史。
中國三十年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從根本上實現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歷史性跨越――同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全面免除農業稅、促進農村大發展正式接上了軌。
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全面騰飛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雖然它受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制約，使得它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比重逐步降低，但是，絕對不可以忽略的事實是，三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不僅表現在農業提供的糧食為主的食品是任何工業產品無法替代的，它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原料，為農業機械、農業化工、運輸、建筑、工業消費等等，工業的發展提供日益廣大的市場容量；而且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大量剩余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為工業部門提供大批后備勞大軍，并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成本不致上升太高太快；同時，農業經濟本身在逐漸發展過程中，向工業部門提供大量儲蓄資金。
二、加快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必須進一步改革開放
1.要堅持用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農村經濟發展。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都十分重視農村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無論是美國的低投入可持續農業模式，日本的環保型可持續農業模式和西歐的綜合型持續農業模式，其共同點都是通過立法來達到保護生態的目的。為此，我們必須結合當地實際，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走一條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正確把握農村產業的多功能特性及其功能定位，充分發揮農業對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的基礎和支撐作用。
要用現展的理念來引領導農業，必須突破關于農業的三個傳統理念，掃除發展現代農業的障礙。首先，必須突破農業只是第一產業的傳統觀念，充分拓展農業的多種功能。如原料供給、就業增收、生態保護、觀光休閑旅游和文化傳承等，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促進農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其次，要突破對農業GDP統計的狹隘觀念。在中國，對農業GDP的統計，只統計農業的初級產品如糧食、棉花等，一到加工環節有了附加值，就全算到第二產業的賬上了，不再屬于農業。這種狹隘的統計觀念使GDP不能真正體現出農業的價值，不利于發展現代農業。其三，要改革傳統的政績評價制度，突破“誰抓農業誰落后”的傳統農業理念，要徹底克服“抓農業抓不出GDP、抓不出財政收入、抓不出干部政績”的錯誤觀念。
2.要充分發揮政府對農村經濟的引導作用。當今農村經濟的特點是高度市場化，但這并不否認政府的引導作用。產業市場化程度越高，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務范圍越廣。因此，政府應尊重產業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市場為導向，以政府法規為引導，用先進的理念、手段和經營方式促進其發展。政府的引導、管理和服務應體現在：一是實施規劃引導。按照城鄉統籌的要求，確定農村經濟建設的目標、任務和重點。圍繞經濟發展的區域定位和產業功能拓展的要求，組織實施糧食、畜牧水產、農墾農機等產業以及農產品質量安全、動物疫情防控、信息服務等服務性設施工程建設。二是加強政府扶持，重點扶持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把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性項目建設好、管理好,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生產生活條件；要通過扶持逐步實施好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優化農民的居住環境，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使貧困群眾盡快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三是盡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為中國農村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證。
3.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發達的物流產業和完善市場體系是現代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之一。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村經濟，需要強化農村流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現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業態，培育多元化、多層次的市場流通主體，構建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發展物流產業和構建完善市場體系的前提。要積極支持農資超市和農家店的建設，改善農民進城銷售農產品的市場環境，消除農產品在產、供、銷等環節的障礙。大力支持龍頭企業和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名牌農產品企業，開發名牌農產品，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培育農村經紀人、農產品運銷專業戶和農村各類流通中介組織，積極發展多元化的農村市場流通主體，促進農村市場體系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