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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第1篇

【關鍵詞】 血液稀釋;低血壓;控制性;老年患者;腫瘤根治術;血流動力學;腎功能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 (AHH) combined with controlled hypotension(CH) on haemodynamics and renal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 Methods: Fort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scheduled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 groupⅠreceived AHH combined with CH; groupⅡreceived CH alon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heart rate(HR) and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wer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recorded before AHH(T0)，AHH finished(T1)，stop CH (T2)， the end of operation (T3) and Hb concentration and Hct were determined at T0 and T1.Serum α1MG was determined at every point and concentrations of BUN and CR were determined at T0 and T3. During CH，urine volume was measured and Fromme score of surgery field was assessed.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transfusion were measured . Results: In two groups:MAP，HR at T1 was lower than that at T0，T2，T3， and CVP at T2， T3was higher than that at T0(P

[Key words] 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controlled hypotension;elderly patients;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haemodynamics;renal function.

腫瘤根治性手術因手術范圍廣、創傷大，出血量和體液丟失量均較大。由于心血管系統衰老退變，循環儲備功能下降，對術前禁食禁水及術中出血的耐受力較差，老年患者在行腫瘤根治術時易并發腎功能衰竭。本研究將急性高容血液稀釋(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AHH)聯合控制性降壓(controlled hypotension，CH)技術應用于老年腫瘤根治術患者，通過觀察血流動力學和腎功能指標的變化來探討此聯合技術對老年患者腎功能的影響。

1 資料和方法

1.1 病 例

本研究經丹陽市中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并獲得患者知情同意。擇期行腫瘤根治術老年患者40例，ASA分級Ⅰ～Ⅱ，心功能Ⅰ～Ⅱ級，年齡65～80歲，體質量45～78㎏，估計手術時間2～5小時，術前無禁忌證，血常規中Hb≥110 g·L-1，紅細胞比容(Hct)為35%～50%，常規檢查凝血功能在正常范圍。將40例患者隨機分兩組，即AHH&CH組(Ⅰ組)和CH組(Ⅱ組)，兩組病例一般情況對比見表1。表1 兩組患者的一般情況

1.2 麻醉方法

術前30 min肌注阿托品0.5 mg，苯巴比妥鈉0.1 g。入室開放外周靜脈通路，“按4-2-1輸液法則”(即體質量的第1個10 kg液體維持量為10×4 ml/h，第2個10 kg液體維持量為10×2 ml/h，體質量大于20 kg部分，液體維持量為大于20 kg部分數值×1 ml/h)輸入晶體液以補充禁食禁飲損失量。根據手術部位選擇硬膜外穿刺點(子宮內膜癌、直腸癌T12～L1或L1～2，賁門癌、食管癌T7～8)穿刺成功后留置硬膜外導管，用8.94 mg·ml-1羅哌卡因行硬膜外麻醉，達到預期麻醉平面并固定后進行全身麻醉誘導，依次靜脈注射咪達唑侖0.1 mg·kg-1 ，芬太尼0.5μg·kg-1，阿曲庫銨0.5 mg·kg-1，丙泊酚1.5～2.5 mg·kg-1，氣管插管后行間歇正壓通氣(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IPPV)，潮氣量8～10 ml·kg-1，呼吸頻率10～12次·min-l，控制PetCO2在30～35 mmHg，FiO2≥80%。術中用丙泊酚4～8 mg·kg-1·h-1，阿曲庫銨0.3～0.6 mg·kg-1泵注，咪達唑侖、芬太尼間斷推注維持麻醉。麻醉平穩后進行橈動脈穿刺用于監測MAP，右頸內靜脈穿刺用于AHH，測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留置導尿管記錄尿量。

1.3 血液稀釋

穿刺成功后手術前，在血流動力學平穩時即可從頸內靜脈快速輸入6%HES(15 ml·kg-1，50 ml·min-l)(每公斤體質量含血70 ml，血容量增加約20%，按體質量約60㎏算，需6%HES 840 ml，15～20 min輸完)。兩組患者術中生理需要量、尿量、術野損失量及第三間隙轉移量用晶體液補充，出血以等量的6%HES補充。

1.4 控制性降壓

硝酸甘油于切皮前10分鐘微量泵泵入(0.5～1.0 mg·kg-1·min-1)，以MAP控制在基礎值的65%～75%為目標，CVP≤12 cm H2O，引起出血的手術操作完成后停止降壓徹底止血。術中監測血常規，當達到輸血指征(Hct25%。患者停止降壓后酌情應用呋塞米以排出體內過多液體。

1.5 術中監測

監測HR、ECG、MAP、SpO2、CVP、PetCO2。兩組分別于麻醉平穩動靜脈導管置管完成后(基礎值，T0)、手術開始即刻(T1)、停止降壓30 min (T2)、術畢即刻(T3)觀察記錄MAP、HR和CVP，檢測T0和T1、T3三個時點Hb濃度和Hct，測定各時點血清α1微球蛋白(α1MG)濃度并檢測兩組T0、T3時點的血漿尿素氮(BUN)和肌酐(Cr)值，記錄降壓期間尿量、Fromme術野質量評分、手術出血總量和輸血量。

依據術野出血情況進行Fromme術野質量評分，1分：輕微出血不需要吸引;2分：輕微出血偶爾吸引，不妨礙術野;3分：輕微出血需經常吸引，停吸后幾秒鐘出血即妨礙視野;4分：中度出血需經常吸引，停吸引后出血立即妨礙術野;5分：嚴重出血需持續吸引，出血仍妨礙術野。

1.6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用χ2檢驗。均以P

2 結 果

2.1 術中血流動力學的變化

兩組T1、T2時點MAP、HR值均低于T0時點(P

2.2 血紅蛋白濃度和紅細胞比容的變化

兩組T1、T3時點Hb和Hct低于T0(P

2.3 腎功能指標的變化

T0、T3兩時點BUN、 Cr值每組組內比較無明顯差異，各組T3時點血清α1MG值高于T0時點(P

2.4 出血量和輸血量

兩組降壓期間Fromme術野質量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總出血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輸血病例數Ⅰ組少于Ⅱ組(P

3 討 論

由于本組均為老年患者，因此，降壓時需要特別謹慎。我們將MAP維持在基礎血壓的65%～75%，兩組組內比較，術前(T0)各血流動力學指標均在正常范圍，用硝酸甘油行控制性降壓后(T1)，MAP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CVP在停止降壓30 min(T2)和術畢(T3)時均有升高(P

AHH不同于簡單的預擴容，而是術中亦能保持血容量呈超容狀態，由于血液得到稀釋，故手術出血時紅細胞的丟失減少。Ⅰ組患者用6%HES行輕度AHH快速擴充血容量，增加了機體的循環儲備，減少了術中紅細胞的丟失，大大提高了機體對失血的耐受性，避免了不必要的異體血輸注，且對生理功能基本無影響。同時于術中行CH，擴張外周血管，降低組織灌注壓，可進一步減少術中出血和異體輸血。本研究中，術野出血情況按照Fromme術野質量評分表[3]測定，結果兩組術野質量和總出血量均無明顯差異。但由于Ⅰ組術中丟失的血液中所含Hb和Hct較低，即相對于Ⅱ組而言，Ⅰ組丟失紅細胞量減少，因此Ⅰ組的患者術中沒有輸注紅細胞懸液，而Ⅱ組有6例患者術中輸注了紅細胞懸液(P

以BUN、Cr判斷急性腎功能異常的敏感性較低。本研究中，兩組患者BUN、Cr值均在正常范圍，在術前(T0)和術畢(T3)組內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說明兩組術中行CH比較適度，圍術期腎臟灌注充分，腎小球濾過率(GFR)正常，所以術畢BUN、Cr值沒有特殊改變。

α1微球蛋白(α1MG)濃度的變化對提示腎小球和腎小管的早期損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異性[5]。本研究中，兩組血清α1MG值均在正常范圍。因為實驗中血流動力學穩定，所以兩組術前(T0)、CH后手術開始時(T1)和恢復正常血壓30 min(T2)3個時點之間血α1MG值差異不明顯，即降壓和復壓幅度對腎臟灌注影響不明顯。兩組血α1MG值在術畢(T3)時上升可能與手術刺激引起機體應激反應導致的腎功能改變有關，與張國慶等[6]研究結果相似。兩組間比較，α1MG水平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這表明AHH聯合CH技術與單純CH均可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不影響腎功能，安全可靠。聯合應用更能減少術中出血，減少異體血輸注，在當今血源緊缺的情況下，推廣應用本技術具有臨床實用意義和重要的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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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第2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力流動不僅速度在加快，而且其流向也呈現紛繁復雜的局面。大量的勞動力流動在各省區市之間、城鄉之間、城市之間、農村之間、城鄉與工礦區之間，勞動力的跨國流動也在逐步增加。是什么原因引起勞動力的流動呢?本文從勞動力的流向、勞動力流動的群體性、勞動力流動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三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

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

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文化變遷；農村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2年度廣西教育廳科研項目“民族地區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文化變遷研究——以廣西百色市為例”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靜態和動態的特征，文化的動態變化過程就是“文化變遷”，文化變遷是社會發展永恒的定律。中國的特殊國情給文化變遷注入了新元素，農村勞動力流動為文化變遷提供了新動力。

1 研究回顧

勞動力流動原因錯綜復雜，文化變遷是個綜合的系統的課題，應采取整體的觀點，多維的模式來認識和解釋。

1.1 國內研究

早期的文化變遷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題當中，民族學從文化歷史方面研究著手。爆發后，大批民族學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區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一時期的民族地區文化研究空前活躍。遺憾的是，20世紀60年代，高漲的研究熱潮因“”而被迫中斷。直到80年代，在“補課論”的推動下，民族地區的文化變遷研究重新進入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并且出現了城市化進程、制度的變革、勞動力流動等新元素。

1.1.1 農村勞動力流動回顧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論認為，城市的拉力強于農村的推力時，人口向城市流動。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卻更為復雜。一是和經濟政策息息相關。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轉制為農村人口流動提供了直接的動力。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又可細分為四個階段：恢復性轉移的起始階段（1978～1984年），農村主題是土地承包、發展農業，農村勞動力流動尚屬個別零散狀態；流動緩慢的發展階段（1985～1992年），沿海等發達地區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地區差異逐步拉大，農村勞動力轉移穩步上升；轉移規模的迅猛擴張階段（1993～1996年），各種限制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逐漸開放，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迅猛擴張；穩定發展階段（1997年至今），城鄉就業態勢趨緊，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持續進行。[1]二是與人口制度緊密相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突出了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嚴格的戶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發展的政策導致了“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出現。在《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1984）、《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1985）、《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1997）、《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見》（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動下，戶籍制度解凍，人口開始自由流動。隨著各界對人口流動的態度轉變，從害怕到觀望到引導，人口流動相應地從原來的“盲流”到無秩序流動到有規律可循。

1.1.2 農村勞動力流動與文化變遷 從動態方面看，勞動力流動過程是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對話”過程，文化變遷是“對話”的結果。

農村勞動力流動對文化變遷的影響，主要體現為流入地和流出地兩方面，對流入地的影響具體有三：①勞動力結構多樣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環境優化。對于流出地，學者較為關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動結果而言，文化變遷增加了新內容。另一方面，農業部課題組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農村的推力更多的是農村經濟的衰敗把眾多的農業人口排擠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動主體而言，文化傳播有了新力量。勞動部農村勞動力就業與流動研究課題組研究表明，年輕、未婚、男性（特別是35歲以下），受過更高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動，換言之，流動群體一般為農村勞動力中的精英群體，他們在勞動力流動的過程中起著信息交換的作用，扮演著文化傳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動的方式而言，文化變遷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隨著流動的頻繁，農村勞動力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國外研究

文化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具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說明了工業化背景下，勞動力流動與各部門發展的關系。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彰顯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教徒們通過努力賺錢，克儉節約，奉獻各自職業來贖還“原罪”。吉登斯的社會結構化理論進一步論證了文化與社會的關系。社會結構是人類行動建構的結果，同時是再行動的條件和中介。原始的資本積累為新教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從思維深處和精神世界底層改變著人們的行為模式，成為再行動的條件。由此可見，經濟發展推動了社會結構轉型，為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提供了機會，而文化觀念的變化作為動力，通過深層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動了該行動的現實性轉變。

2 研究評價及展望

總體看來，既有研究的研究領域比較廣泛，研究視野宏大，對農村文化的變遷的探討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也存在需要進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鮮見針對中國農村文化變遷的研究，且缺乏系統理論成果。應在吸取中西方、傳統和現代以及各個學科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和不斷創新，總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文化變遷理論。②國內的研究學科視角和方法相對單一，具體文化形態變遷實證研究方面存在著較大的發展空間。③對民族文化變遷的動態性研究關注很少。隨著農村勞動力外流，民族文化斷層、鄉村文化沒落，其保護與發展問題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將這一課題繼續深化。

參考文獻

[1] 崔傳義.中國農民流動觀察[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

2004.

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第4篇

關鍵詞：勞動力異質性；勞動力流動；自發流動；自主流動

中圖分類號：F24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來，“民工荒”、“民工返鄉潮”等現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蔡昉（2010）、于學軍（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認為是我國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標志。然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只能解釋我國勞動力供給的總量變化，難以對勞動力流動的結構變化作出有力解釋。我們認為，這些現象是我國勞動力異質性作用的表現，在此帶動下，勞動力流動正在逐步由自發流動轉為自主流動。

一、勞動力異質性及其發展

異質性原本是一個生物化學的概念，遺傳異質性是指表現型一致的個體或同種疾病臨床表現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來，異質性被推廣到生態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空間異質性是指生態學過程和格局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均勻性及其復雜性；企業異質性資源為有價值性、稀缺性、難以模仿性和難以替代性的資源，它構成了企業競爭優勢的內生來源。勞動力是蘊藏在人體中的腦力和體力的總和。馬克思將勞動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然而，這種體力和智力對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超過另外一個人，所以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異而導致的勞動力差異的存在：一個人，如果技藝高超，可以和許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藝，一個人就能夠做許多沒有本領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們將這種不同人的勞動能力的差異稱為勞動力的異質性。

勞動力的異質性不僅僅來自于天賦，更多的來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訓、經歷等。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論述了教育和訓練的經濟價值，認為可以通過基礎教育來發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將勞動力的異質性看作是投資的結果，并將所有社會成員后天獲得的有用才能作為固定資本的一部分，“這些才能，對于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一部分，對于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產的一部分。……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并賺取利潤。”能則直接賦予勞動力以資本的屬性，他首次將資本概念應用于人，強調勞動力的差異源于勞動者擁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僅認為教育可以使勞動與物質資本結合創造出更大的價值，而且主張將這種價值增值歸因于“教育”差異導致的勞動力的不同。馬歇爾雖然不主張將資本屬性賦予人，但他首次將勞動力從實質上劃分為普通勞動力和資本型勞動力，在使勞動力異質性的內涵更加清晰的同時，關注人作為勞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將“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資本型勞動力的所有者，從而明確了勞動力異質性作為投資產物取得價值增殖的歸屬。正是由于將勞動力視為投資的結果，以舒爾茨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理論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勞動同質性和資本同質性假設，提出了與物質資本對應的人力資本概念。舒爾茨認為，將“個人具備的才干、知識、技能看作是一種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看作是投資的產物”時，即成為人力資本。至此人力資本成為勞動力異質性的主要內容。原來籠而統之的勞動力一方面分化為一般勞動力與人力資本，從而使抽象的勞動力異質性通過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區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資本也不是同質的，對于不同的勞動者有人力資本層次和多寡的區分，勞動力的異質性通過不同勞動者擁有人力資本的層次、多寡來體現，從而有了一般人力資本、技術人力資本、管理人力資本、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區分。

勞動力的異質性是勞動者勞動能力的差異，然而，勞動能力是發展變化的。在農業經濟時期，勞動力主要是體力，勞動力的異質性主要體現在體力的大小；到了工業經濟時代，智力成為勞動力的主要內容，智力轉化為人力資本后，勞動力的異質性就體現為人力資本的層次和多寡。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或服務經濟時代）后，在人力資本成為勞動力主要內容的同時，勞動力的外延發生了拓展：在勞動者體外存在又依附于活著勞動者個體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為支撐的信任、規范、關系網絡結構等社會資本開始逐步成為勞動力的組成部分。因為它有利于勞動者知識共享與傳播，有利于聲譽和信任機制的建立，從而減少機會主義帶來的成本和損失，有利于信息市場傳遞中的溝通、減少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市場失靈，有利于集體理性的實現。擁有同等體力、智力和人力資本的勞動者，由于社會資本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勞動能力，從而使社會資本的積累成為勞動力異質性的又一來源。

二、勞動力異質性演變與勞動力流動階段變遷

勞動力的異質性是客觀存在的，但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由于經濟社會條件的差異使得其表現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勞動力異質性的不同表現推動了勞動力流動階段的變遷。

1.勞動力同質化與勞動力自發流動

在經濟發展初期，資本嚴重短缺，勞動力大量過剩，生產過程表現為大量剩余勞動在激烈競爭中尋求與資本結合的過程，初級生產力發展水平對勞動力的要求較低，導致高層次勞動者被迫從事低級的簡單勞動，勞動力的異質性在競爭中被抹煞，異質的勞動力被“削平”為同質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同質化現象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體現得最為顯著。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的快速發展推動工業部門急劇擴張，產生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和新增就業人口進入工業部門。然而，工業部門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逐步釋放，且勞動力需求還受工業結構等因素影響。因此，一方面，出現了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需求的狀況，就業難成為普遍現象，就業競爭加劇，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現了大學生、研究生與高中生競爭一個崗位的現象，高層次勞動力不得不從事一般性工作，勞動力的異質性難以體現。另一方面，工業化對勞動力的需求是技術型勞動力，現代化生產和精細的分工使得工作崗位對勞動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勞動力經過簡單的崗前培訓就可以勝任，從而使得高等教育勞動力的勞動力異質性被同質化為技術工人，從事低層次工作，獲得相應的薪酬。勞動力同質化在勞動力市場得到充分體現：一是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勞動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勞動者更易于就業，據有關調查顯示，2007年至2011年，中國中職生的就業率超過95%，遠遠高于目前大學生的就業率水平；二是高級技工的工資遠遠高于大學生，甚至博士生，據報道，濟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會上，高級技工崗位給到8000元的月工資，仍是一才難求。

勞動力的同質化反映到勞動力流動中，使得勞動力流動呈現出自發流動的特征：一是勞動力的流動是自發的。在勞動力同質化時期，勞動力僅僅作為簡單勞動要素尋求與資本結合，勞動力流動僅僅是勞動者為追求更高勞動收入而自發地在不同地區、部門、行業之間的流動。二是勞動者追求的目標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勞動者追求的唯一目標，親情、家庭生活、兒女教育等均讓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勞動者背井離鄉外出務工，出現了大量“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等現象。三是工資是決定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勞動力被同質化，勞動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質的，工資成為勞動者決定務工地和從事行業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資水平高就向哪個地區流動，哪個崗位工資水平高就進入哪個行業，從而導致勞動力流動頻繁，跳槽現象頻發。四是勞動力流動具有集聚效應。由于經濟發展的區域差距，大量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流向經濟發達地區，形成了集聚效應，在我國表現為典型的“孔雀東南飛”現象。劉易斯勞動力流動理論描述的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力的流動就體現出這種自發流動的特點。

2.勞動力異質性與勞動力自主流動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開始升級分化，勞動力需求的層次性越來越明顯，引發了勞動力市場結構和競爭的變化，中高層次的勞動力逐漸占據主動地位，勞動力的異質性開始凸現出來。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過系統教育、有較長工作經歷、掌握一定技能的勞動者越來越占據主動地位，即勞動力異質性中的人力資本優勢開始顯現，這些勞動者不僅工資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結構發生變化，部分高層次人力資本擁有者開始獲得年薪、股權等。另一方面，勞動者的社會資本開始發揮作用，勞動者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本整合自身人力資本和社會物質資源，擁有較好社會資本的勞動者獲得較高的市場地位，得到了市場資源配置能力。

勞動力異質性的顯現直接引發了勞動力流動的變化。在勞動力異質性時期，由于勞動力已經分層，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典型的自主流動特征。與自發流動相比，勞動力自主流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勞動力流動呈現主動流動。勞動者運用自身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主動地尋求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實現方式、實現區域、實現領域，從而使勞動力流動的方向、方式、模式等發生重大變化。盧卡斯通過對非洲博茨瓦納的微觀數據進行研究，結果證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傾向于遷移到城市；趙力濤研究表明，教育促進了農民從農業部門向農村非農業部門的流動，每增加一年教育，進入非農部門就業的機會相對于仍然從事農業的機會就增加18.8%；卜長莉提出，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中社會關系網絡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勞動力外出流動主要依靠親緣、地緣等關系紐帶。第二，非經濟因素成為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勞動者對出生地的眷戀、對家庭因素的考慮、對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選擇、對社會認同和滿意度的反應以及對自我價值的認同等非經濟因素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勞動力會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動決策，經濟因素的影響日趨減弱。楊榮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礎設施、教育經費投入以及社會保障體系與勞動力流動有著正相關關系。第三，勞動者效用發生變化。由于勞動力異質性中社會資本的影響，收入不再是決定勞動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為勞動者的追求目標。2013年中國農民工“生存感受”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農民工整體幸福感67.9分，其中社會參與幸福感52.9分，較2011年下降近5分，社會地位幸福感51.5分，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調查發現很多農民工都因缺少社會交往和社會地位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勞動力自主流動不再具有集聚效應。勞動者不再被動尋求資本，而是結合自己的主觀意志，主動與各類資本相結合，選擇適合的區域、部門、行業作為流動方向。由于勞動力的主體性作用，不同的勞動力會有不同的決策依據，因此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進區域經濟走向均衡。斯卡利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南北勞動力流動的研究發現，勞動力異質性使得盡管南北地區工資差距持續擴大，但從低工資地區遷出的勞動力幾乎可與遷入的勞動力相抵消。

3.勞動力自發流動向自主流動轉換的條件

無論在自發流動階段還是在自主流動階段，勞動力的異質性都是客觀存在的，之所以由自發流動轉變為自主流動，主要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具備了勞動力異質性顯現的條件。這些條件主要有：第一，勞動力有限供給。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大量剩余勞動的存在，使勞動作為生產要素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勞動力流動呈現出自發流動特征。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后，剩余勞動力規模降低，勞動由被動轉為主動，工資開始上升，允許勞動者表達個人意愿的環境逐漸形成，勞動者才有了更多的選擇，有了自主流動的基礎條件。第二，勞動力需求升級。工業化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不斷發生的由低級向高級的創新過程”。當工業化進程到一定階段之后，對復雜勞動的需求隨著產業升級會不斷上升，而簡單勞動會逐漸退出核心區域和核心產業，原來對勞動力的同質化需求被打破，由簡單體力勞動者為主逐漸過渡為技術型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型腦力勞動者為主，勞動力的異質性開始凸現，從而具備了勞動力自主流動的社會條件。第三，人力資本積累。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是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只有當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勞動力的異質性才能夠體現出來，勞動者在流動中才能夠擁有主導和控制能力，才能夠體現出不同的主觀能動性和意愿。第四，勞動者效用多元化。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勞動報酬是勞動者效用的唯一決定因素，勞動者效用最大化等價于收入最大化；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狀態極大改善，勞動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響因素由一元轉變為多元，且非經濟因素越來越成為決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時，勞動力流動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勞動者的個體意志而非集體意愿，勞動者的異質性不斷得到彰顯，勞動力流動過程中自主性不斷增強。

三、自主流動：我國勞動力流動新階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在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紅利時期，由于勞動力需求的有限，勞動力的異質性被抹煞，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典型的自發流動特征，民工潮時常引發經濟社會波動。當前，勞動力流動呈現的諸多現象已經表明，我國已經進入勞動力自主流動階段。

第一，從2003年季節性“民工荒”現象到當前常態化的用工荒，中國勞動力的供給不再無限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國勞動力自主性流動的基礎條件已經具備。從長期勞動力供求關系來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間呈下降趨勢，據蔡昉等人研究測算，期間每年以13.6%的速度減少。根據聯合國2009年對中國分年齡的人口預測，我國的人口總規模在2030年達到最大，預計為14.62億，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5年就達到最大值。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不斷增長，這種勞動力需求增長速度超過供給增長速度的形勢，即表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勞動力市場已經對這些變化的到來作出回應，工人工資的不斷上漲是極具特征的反映。我國制造業的工資最近每年增長15%到20%，自2000年以來的12年中，我國制造業實際工資已經增長至原來的4倍。

第二，我國對勞動力的需求結構已發生了變化。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時期。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對勞動力的需求在升級，根據國際經驗和相關研究，從事R&D的人員總量與GDP增長呈正相關關系，我國2020年要實現小康社會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標，教育規模增長速度亦應與GDP增長相適應；另一方面也使勞動力分層：東部地區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對技術型、知識型勞動的吸引力和需求會逐漸增強，簡單體力勞動者流向東部地區的趨勢會逐漸減弱；中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中將吸收大量中低層勞動力。產業布局的調整與需求結構變化使得不同層次勞動者主動選擇的權利和范圍擴大，勞動力的異質性作用凸顯，農民工大量“東南飛”的傳統流動模式正在消失，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就近就業，技術知識型勞動力表現出更強的流動性，且聚集于經濟發達區域和高端產業，勞動力流動進入自主流動階段。

第三，勞動者素質大幅提高，勞動力自主流動的能力顯著增強。我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飛速發展，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都獲得了飛躍性的進步和發展，勞動者的資本積累水平已經顯著提升。一方面，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就業的同時，在農村擁有土地、住宅等生產要素作為其生活的物質保障，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勞動者對土地等物質資本的權利在不斷完善。另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流動過程社會網絡日趨成熟和完善，勞動力也在就業地獲得越來越多的社會信任和社會認同，并逐漸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勞動者的社會資本日益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資本積累程度顯著高于第一代農民工。更為重要的是，不斷加大的教育投資使得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職業與技能培訓使勞動力積累的人力資本越來越豐富。據最新公布的全口徑人才資源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人才資源總量比2008年增加780萬人，已達1.2億人。我國勞動力素質提升明顯，每萬勞動力中研發人員達到33.6人年，高技能勞動力占技能勞動者比例為25.6%，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為12.5%。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6.6%。勞動者已經從簡單勞動生產要素的提供者轉變為攜帶更多人力資本的復雜勞動的提供者，勞動者已經成為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力和推動力。

第四，我國勞動力流動的決定因素已由經濟（物質）因素轉變為非經濟（精神）因素。2011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為1985年以來最高，達到6977元，連續兩年快于城鎮居民。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明顯改善，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5.7%，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41.1%，生活消費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醫療保健、交通通訊的支出在不斷上升。國家統計局2012年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由2011年的3。13：1縮減為3.1：1。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斷縮小，使得勞動力在空間流動過程中滿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時，越來越多的適應性需求和發展性需求不斷產生，包括勞動力對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滿意度、對流入地的歸屬感、對自我經濟社會地位的判斷以及自我的社會認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我國勞動力流動的主體，其受社會記憶、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有著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生存觀，更加濃厚的自我意識，使得勞動力流動行為的經濟因素作用日漸弱化。勞動者對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響最終決策的因素多元化，僅用工資差距難以解釋的現實表現為失業與民工荒并存、返鄉潮、就近就業、用工短期化、“農民荒”等現象。

四、推動我國勞動力由自發流動向自主流動轉變

勞動力異質性的凸顯推動勞動力流動進入自主流動階段，標志著傳統勞動力流動模式的改變。如何通過制度設計更好地迎接勞動力自主流動，是未來我國勞動力合理流動、產業合理布局、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關鍵。

第一，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增強勞動力異質性，提升流動能力。加強農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和勞動技能培訓，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能力。加快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步伐，大力推行訂單培養等方式。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高高層次創新人才和復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質量。制定優惠政策，積極引導企業、個人等向人的全面發展投資。

第二，加快體制改革，為勞動力自主流動提供要素支持。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出臺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實現農民土地財產權，為勞動力流動提供物質資本。加快改革戶籍、教育、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制度，構建勞動力自主流動的保障體系，尤其要加快推動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定居。

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第5篇

一、問題的提出

流動（migration）是勞動力市場運行的核心，當勞動力流動到更高價值的社會崗位時，也就實現了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人力資本理論將流動視為一種重要的投資方式，當個人或家庭能夠通過流動到一個新的地方來改善其生活狀況時，就會傾向于發生流動行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Sjaastad是第一位將人力資本理論正式應用于勞動力流動研究的學者，他在1962年發表于《政治經濟學》上的文章指出：“流動是一種具有成本和收益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為解釋勞動力流動的原因及其影響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也為今后研究流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有效的工具。此后的很多學者都致力于在此框架下分析流動的決策因素以及因流動而引發的收益。

國外很多研究證實了地區間的流動或遷移會增加流動者的終生收入（Wertheimer，1970；Borjas，1994），且一些研究估計流動的報酬率在10%-15%之間，大致等于其他形式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Keith & McWiliams，1999）。然而，較高的平均收益率并不代表所有的流動者都會得到正的收益率，這種流動決策是建立在預期凈收益基礎上的決策，而且多是在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決策，因此預期凈收益并不一定能夠實現。此外，流動能帶來更多的終生收入，也并不一定意味著流動后的前幾年就可以獲得這種收益（Grant & Vanderkamp，1980）。

大學生的區域流動，也是人力資本投資方式的一種，不管是以就學還是以就業為目的流動，都可以看作是成本——收益框架下個體效用最大化的一種決策行為，因此也就有可能產生人力資本的初期回報。研究表明，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通常能更全面地了解各地的就業機遇和工作機會，更好地估計自身的能力、與某項職業的匹配以及流動所需發生的費用等，因此他們的流動行為會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動者具有更多的收益（Schultz，1961）。

目前我國針對流動收益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局限于針對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群體，比如農民工的城鄉流動（趙耀輝，1997）、勞動者的工作流動（吳克明，2008）等，而針對高校畢業生遷移就業收益的實證研究非常少，且并未得到一致的結論。岳昌君和周俊波（2005）利用2003 年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分析了本專科畢業生的流動收益，發現跨省就業的畢業生起薪顯著高于本省就業的畢業生。其后岳昌君（2011）對2009屆高校畢業生的研究再次證實了多種流動類型的畢業生均能獲得比不流動群體更高的收益。而李鋒亮等（2011）針對2007屆碩士畢業生的實證研究則發現：除了跨籍就業能夠給碩士畢業生在起薪上帶來顯著的正向收益外，跨學就業、既跨籍又跨學就業的收入效應都不顯著。

總的來看，國內對流動與收入關系的研究均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流動的內生性。流動的群體代表了一個積極選擇的群體，與那些留在當地的人相比，通常他們更有野心、具有更強的工作意愿、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會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更好的表現（Chriswick，1978）。因此，流動的內生性可能掩蓋了流動與收入之間的真實關系。當把收入作為因變量而把流動作為自變量納入一般線性回歸模型時，就會破壞模型的假設條件，從而產生非一致的估計。

為此，本研究將在人力資本理論的框架下，利用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通過建立多種計量經濟模型解決這一難題，從而深入探究我國高校畢業生的流動與其收入之間的關系。

二、調查數據及研究方法

1.調查數據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在2009年6月進行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調查包括東、中、西部地區14個省份的28所高校，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吉林、黑龍江、山西、河南；西部地區包括廣西、貴州和新疆。其中211重點高校9所，一般本科院校14所，專科及高職院校5所。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21,753份，其中已經確定工作單位且填寫工作起薪的樣本共計7,105人，那些調查時未確定工作去向的畢業生（包括待就業、升學、出國、不就業擬升學）以及未報告工作起薪的畢業生則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為了剔除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干擾，本研究還對收入變量進行了剔除極端值的處理①，數據清洗后的樣本總量縮小至6,904。剔除極端值后被調查畢業生的平均工資為2,185元，其中，男生平均工資2,311元，高于女生的2,008元；研究生平均工資最高，約為3,572元，本科生次之約為2,195元，而專科生最低，僅有1,413元；進入國企和三資企業的平均工資最高，約為2,499元，其次是事業單位和機關，平均工資最低的是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及其他類型的企業，僅為1,706元。因此，這些類別都可能是影響畢業生工資水平的重要變量，在研究流動的收入效應時都需要作為控制變量加入回歸方程。

2.研究方法

關于大學生區域流動行為的概念，不同文獻均做出了不同的定義（馬莉萍，2009）。在本研究中，就學流動是指大學生離開生源地所在省份到其他省份就讀大學；如果在生源地省內就讀大學，則認為未發生就學流動。就業流動是指大學畢業生離開院校地所在省份到其他省份就業；如果在省內就業則認為未發生就業流動。

為了驗證高校畢業生區域流動的收入效應，最經典也簡單的方法是使用單一的對數線性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來估計流動的收益，即在明瑟收入方程擴展形式的基礎上加入流動變量，模型如下：

其中，因變量W為畢業生的工資起薪；自變量Xi為一系列代表個人、家庭及工作特征的變量，包括受教育程度、性別、家庭經濟背景、工作單位的性質、工作所在地的特征等；自變量Medu為代表畢業生是否發生就學流動的變量（Medu=0，表示未發生就學流動；Medu =1，表示發生了就學流動）；自變量Mjob為代表畢業生是否發生就業流動的變量（Mjob=0，表示未發生就業流動；Mjob=1，表示發生了就業流動）；交互變量Medu * Mjob的加入是為了說明就學流動與就業流動對收入的交叉影響。當Medu =0即未發生就學流動時，就業流動對收入的影響就是β3；當Medu=1即發生就學流動時，就業流動對收入的影響就是β3 + β4；當Mjob=0即未發生就業流動時，就學流動對收入的影響就是β2；當Mjob=1即發生就業流動時，就學流動對收入的影響就是β2+β4。

為了解決流動的內生性，需要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盡管很難找到完全令人滿意的工具變量，但是有益的嘗試仍然值得探索。本研究分別選取了“生源所在地的就學流出率”和“院校所在地的就業流出率”作為工具變量。從理論上來說，個體是否選擇流出生源地就學與該地的就學流出率是相關的，因為就學流出率反映了當地的各種特征，如高等教育特征、經濟特征等。與之相似，個體是否選擇流出院校地就業也應該與該地的就業流出率相關，因為就業流出率也反映了當地的各種特征，如經濟發展水平、就業機會等。于是，這兩個變量滿足了工具變量的第一個條件。關于第二個條件，地區的就學流出率和就業流出率并不與個體的能力等這些未被觀察到的變量相關，因此從理論上來說也滿足了工具變量的第二個條件。

接下來，本文建立了如下的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模型（2SLS）。

Step1：              （1）

（2）

Step2：   （3）

第一階段回歸中包含兩個回歸方程，因變量分別為就學流動Medu 和就業流動Mjob，自變量Xi為該模型中的所有外生變量，包括性別、家庭年收入、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單位性質、單位所在地的人均GDP、個體生源所在地的就學流出率和個體院校所在地的就業流出率。這里之所以把除工具變量之外的其他外生變量也加入第一階段的回歸，是因為外生變量這樣的組合可以獲得最好的工具變量（Wooldridge，2005）。第二階段回歸方程中的因變量lnW為學生工作起薪的對數形式，PMedu 和PMjob 分別為第一步估計出的就學流動和就業流動，自變量Zi為影響個體收入的一系列外生變量，包括性別、家庭年收入、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單位性質、單位所在地的人均GDP。此方程中的系數β1和β2即為就學流動和就業流動對畢業生收入的影響。

三、流動與收入關系的描述統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