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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市場經濟規則 非市場經濟地位 國際法依據 實質
2001年,為了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早日融入世界自由貿易一體化機制、早日分享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在美國等幾個發達國家的談判壓力之下,中國不得不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下文簡稱《入世議定書》)第15條中同意:其他國家在針對來自中國的出口商品計算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時,可以不考慮中國產品自身的價值;對于反傾銷案件,可以在中國入世后15年內繼續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但對于反補貼案件,卻沒有明確規定截止時間,這就為近年來美、歐、日、印等國家或地區不斷對中國產業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保護措施種下了禍根。
1“非市場經濟規則”的國際法淵源
“非市場經濟”問題的起源可追溯于冷戰時期,它是西方國家在處理基本貿易待遇問題時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歧視。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由國家制定所有國內產品的價格,并對貿易實行壟斷,其出口產品的生產成本不能正常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不受價值規律的約束。因此,在國際貿易救濟中如果直接采用其國內價格來與出口價格進行比較、從而判定是否存在傾銷等是不合適的。據此,1955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下文簡稱GATT)第六條增加了一個注釋性條款,規定在對“全部或大體上全部由國家壟斷貿易”并且由國家直接規定其國內價格的國家(后來被稱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出口的產品進行反傾銷、確定其可比價格時可能存在特殊的困難;此時“,與這種國家的國內價格作嚴格的比較可能并不總是適合的”。該條款第一次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問題,首次涉及了在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進行反傾銷時的正常價值確定問題,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GATT從成立之初,就是按市場經濟的方式來設計和運行的,自由貿易、公平貿易及非歧視一直是其秉承的宗旨和原則。然而,在實踐中GATT卻在其體制內逐步形成了一套深具歧視性的、專門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貿易保護措施“,非市場經濟”問題就是最為嚴重的歧視性措施之一。1995年,WTO成立時又將這一歧視毫無保留地繼承了下來,只是改稱其為“非市場經濟國家”。
美國在“非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及規則的演變中起到了重要的領導作用。首先,根據1955年GATT第六條的注釋性條款,美國在其長期的反傾銷實踐中不斷創造、日益發展了替代國方法和一國一稅制度。后來,其做法產生了極大的蝴蝶效應,日益被其他國家爭相模仿,共同演繹了國際反傾銷領域普遍應用的“非市場經濟規則”。
歐盟在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行反傾銷、確定其正常價值時創造出了類比國方法及單獨稅率制度,而其實質與美國的上述制度如出一轍。其次,美國還在其對外貿易救濟實踐中不斷發展、細化了“非市場經濟規則”的內容,強化了其實施效果,后來又制定了具體評判是否具備市場經濟導向的六項標準、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行“市場導向測試”。2006年以來,美國又一改其長期以來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進行反補貼調查的傳統,頻繁對中國出口企業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并將替代國方法擴展應用于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的反補貼調查中。替代國方法的使用,客觀上更容易幫助其達到裁定存在傾銷和補貼、并征收高額反傾銷稅、反補貼稅的目的。再次,美國還創造性地將“非市場經濟”冷戰思維運用到了保障措施領域,為“非市場經濟”的中國量身定制了“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下文簡稱“特保措施”),使中國外貿在12年內面臨著更大的制度風險。
2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國際法依據
中國在長達14年的“復關”和加入WTO的談判中,為了打破中美入世談判僵局,早日融入經濟全球化,在《中美入世協議》第15條中規定“:美國和中國同意美方將來碰到反傾銷個案時可以維持美方現時的反傾銷方法”。由此,在中國入世后15年內,美國仍然有權繼續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在對中國的出口產品進行反傾銷時可采用替代國的方法而非出口產品的自身價格確定其正常價值。
后來,中國對美國的這一單邊不平等義務又通過WTO多邊化了,在《入世議定書》第15條“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的條款中,也做了與上述條款大致相同的規定。不同的是,在《入世議定書》第15條中還規定,中國在加入WTO后15年內,若能證明市場經濟條件占優勢(筆者自譯),則其他WTO成員方應按“市場經濟待遇”對待來自中國的產品,用中國產品自身的價格計算其正常價值。
同時,該《入世議定書》第16條還規定了特保措施,比一般保障措施具有更大的歧視性和危害性。它僅針對中國適用,體現出極大的歧視性;程序的啟動沒有明確的標準,不需要提供量化的證據,為各國濫用特保措施大開了方便之門;規定了貿易轉移條款及標準,在一個國家對中國的某種產品采取特保措施后,其他國家很容易據此提出限制中國產品的要求,從而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將中國產品趕出整個國際市場。中國入世之后,許多WTO成員方紛紛根據《入世議定書》第16條的相關規定修改了法律,制定了專門針對中國的特保措施,并相繼發起特保調查。近年來,世界各國已對中國產品采取了幾十起的特保措施,其影響之深、危害之重在中國對外貿易史上是鮮有的。
3美歐等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實質早在2002年,美國和歐盟就相繼承認了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西方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當時俄羅斯的市場經濟發育程度、市場化改革程度遠不如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國際地位排名也遠落后于中國。時至今日,根據2009年1月13日《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2009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中國的經濟自由度依然領先于俄羅斯14名。然而,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卻依然未得到美國和歐盟的承認,難道是因為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發育狀況比不上8年以前的俄羅斯嗎?美國和歐盟在承認了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之后,又承認了烏克蘭的市場經濟地位;之后,歐盟為了東擴承認了土耳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市場經濟地位;2003年5月,作為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在伊拉克問題上對其支持的酬謝,美國承認了他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唯獨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他們大做文章,用盡各種手段挑剔、批評,屢次聽證、評估、拖延,其實質是什么?(1)表面是經濟、技術問題,實質是政治問題美國和歐盟在承認了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8年以后,依然無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至今仍未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梢姡袌鼋洕匚坏慕o予關鍵不在于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如何、能否達到他們的市場經濟標準,也與經濟自由度沒有關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是否在戰略意義上取得了合作,是否滿足了他們的要價。
美國和歐盟分別制定了判斷市場經濟的六條標準和五條標準,從表面上看,都是經濟指標、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只要達到了這些標準,市場經濟地位就被認可。但是,經過慎重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要求都不存在可以量化的指標,甚至還有“商務部認為合適的其他因素”這樣的兜底條款,足見行政當局的自由裁量權何其之大,只要他們愿意,可以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層層加碼,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美國絕不是把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僅僅當作經濟問題看待,而是將其作為“對中國施壓的有力工具”,以此“更好地推動中國在勞工標準和貨幣政策上實施改革”。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美國有其長遠和深刻的戰略考慮,本身就是貿易政治運作的一個結果。美國妄圖以此作為其重要的籌碼,不斷干預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叫囂人民幣升值、不斷要求人民幣匯率改革、不斷要求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等就是最明顯的例證。歐盟也曾多次聲明中國還未制定或執行某些法律,因而仍不打算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可見“,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是西方國家為了牟取其最大的國家或地區利益,而對中國進行經濟上訛詐、政治上要挾的殺手锏。能否取得市場經濟地位,取決于中國與西方國家能否在戰略利益上達成妥協。
(2)表面是維護公平競爭,實質是對中國的嚴重歧視
為了維護公平競爭的國際貿易體系,1955年GATT僅僅提出了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確定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產品的正常價值時用其自身的價格進行對比并非總是適宜的可能性,但并未提出解決方案,也未規定判定市場經濟的具體標準。這就為美歐等西方國家或地區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留下了足夠的創造空間,他們就充分利用了這個制度漏洞,打著維護公平競爭的幌子,從其本身利益出發制定了任由其自由拿捏的替代國制度(類比國制度)、一國一稅制度(單獨稅率制度),又頒布了任由其自由解釋的市場經濟判斷標準。這些都是極具彈性的尺子,行政當局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過程極具歧視性和不公平性。
(3)表面上程序合法,實質上是對WTO宗旨和原則的嚴重背離
追求自由競爭、公平競爭是GATT和WTO向來標榜的宗旨,最惠國待遇、非歧視是其長期以來堅持的基本原則。然而,GATT和WTO卻又在其體制內設立了“市場經濟國家”“、非市場經濟國家”兩種成員資格,在對外貿易救濟中實行兩種待遇,這本身就是一種嚴重歧視,是對其宗旨和原則的嚴重背離。
作為戰略妥協的《入世議定書》第15條、第16條雖然在制定程序上合法,卻嚴重違反了公平競爭、非歧視等WTO精神和原則。第15條使其他WTO成員方擁有是否給予中國產業“市場經濟待遇”的、長達15年的自由裁量權,并在對華反傾銷、反補貼中廣泛采用了替代國(類比國)、一國一稅(單獨稅率)等制度,任意限制和裁減了中國企業從《WTO反傾銷協定》中本來應當享有的合法利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第16條所規定的特保措施僅僅針對中國實行,具有更大的歧視性。這些專門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設計、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與WTO所倡導的市場準入、非歧視、透明度等原則格格不入,是對WTO自由、公平競爭等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嚴重背離。
總之“,非市場經濟地位”是西方國家針對中國設置的新貿易壁壘,已成為其經濟上牽制中國發展、政治上阻礙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一張王牌。他們在得到想要的對價之前絕不可能輕易放棄,因而中國政府必須深刻認識其實質,正確評估其影響,對內繼續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對外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既要爭取他們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又要警惕他們要價過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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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正處于發展的上升期。主要表現在:一是我國居民消費結構逐步升級,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加快。二是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資本快速增加。三是從我國資本的來源看,我國國內國民儲蓄率較高,這又為產業發展的投資積累了源泉。四是隨著城市化、交通現代化和通訊數字信息化,我國城市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鐵路和航空、港口和機場、信息網絡等條件將不斷改善。五是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局面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二)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風險因素
主要表現為:一是社會公正問題凸顯。二是就業問題任重道遠。三是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尖銳,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四是重大安全事故層出不窮,腐敗問題相當嚴重。五是公共衛生教育問題突出。
上述情況正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的背景。在此背景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完善體制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第二,完善體制是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需要。第三,完善體制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中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多問題需要我們通過改革來解決。主要表現在:一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依然存在,制約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始終未能走出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導致農村人多地少,農民收入低,農村基礎設施落后,制約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二是政府的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包括“越位、錯位、缺位”現象仍很普遍。三是產權制度不完善,制約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國有企業在現今市場經濟改革不斷深入情況下,已取得了產權制度改革的階段性成效。但是,目前的國有企業,無論從產權體制上,還是從產權結構等方面,仍存在產權制度不完善的問題,制約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展。四是資本市場的發育滯后,嚴重制約了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資本市場發育滯后突出表現在:資本市場結構單一。股票市場投資者以散戶為主,機構投資者少。債券市場剛剛起步。與股票市場相比,債券市場發展滯后的問題更為突出。全國統一的資本市場尚未形成。這些嚴重制約了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五是貧困懸殊差距大,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發展。改革30多年,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影響了社會穩定。六是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領域的體制改革明顯滯后,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領域的體制相關配套改革不到位,導致其改革明顯滯后,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
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任務
(一)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相關宏觀體制改革
一是推進政府職能的轉換,推進行政層次和行政機構改革。二是推進與行政管理相關的宏觀管理體制改革。三是推進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緊密相關的社會管理和政治體制改革。
(二)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推進微觀基礎和市場體系等關鍵領域的改革
一是構造自我激勵、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在繼續推進競爭性行業領域企業改革的同時,重點向壟斷性行業推進,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二是深化價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
(三)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立全球化參與應對機制,推進外經貿體制改革
一是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二是加快外資管理體制改革。三是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實施互利雙贏的開放戰略。鑒于國際經濟舊秩序依然存在,而且這種格局短期內也不可能完全改變,因此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面對嚴峻挑戰,要學會把握國際規則的主動權,建立相應的應對機制,包括保護關鍵領域產業安全的應對方案以及應對貿易摩擦的機制等。通過以上機制,建立一種擴大對外開放與增進國家權益的平衡機制,以保證對外開放在更高的水平上推進。
(四)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積極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一是圍繞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創建各種民生性體制保障,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二是圍繞自主創新和增長方式轉變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三是圍繞全面協調,特別是城鄉協調著力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四是圍繞可持續發展推進資源環境體制創新?,F行環境管理體制難以有效解決跨界環境問題;難以從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對環境執法的干預;不利于落實環境保護責任;難以有效履行環保監管職能。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建立健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環境監管體制。
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注意的問題
(一)改革需要縝密的思考、系統的法律和體制設計
改革需要防止由于各方面的干擾而被異化,不輕率地推出每一項改革措施。改革應通過法制的形式,通過大規模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推進。
(二)堅持科學的發展觀,以人為本,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在改革的進程中,我們要堅持科學的發展觀,以人為本,同時也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
(三)防止把政府轉型簡單化為機構精簡
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推進政府轉型已迫在眉睫。在推進政府轉型的過程中,必須防止把政府轉型簡單化的傾向,政府轉型并不是簡單的政府機構改革。政府轉型實質上是政府的再造過程,包括職能、定位、機構等各方面的再造。
(四)注重把改革措施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完美計劃經濟下重復建設的不可能性
馬克思早年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前提下誕生的。經濟在一國之內僅有一個計劃決策中心,并由這個計劃中心負責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國各地、各個產業之間相互協調、運轉順暢的龐大而細致的計劃體系,并通過逐級下達而得到貫徹執行。此外任何單位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計劃的決策權。如果這個模式是完美的,投資多少、投資于哪個行業或哪個地區,計劃中心完全可以根據總體經濟而事先作出精確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會出現所謂的“重復建設”。
完美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現實計劃經濟中的重復建設現象
完美計劃經濟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極其苛刻的假設條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時至今日尚未出現過,而且也無法估計在未來多長期限內才會形成?,F實的所謂計劃經濟都是放松了完美計劃經濟假設的“不完全計劃經濟”。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盡管計劃在經濟運行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決策上也擁有相當的權力。投資決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復建設具備了可能性,但為什么要重復建設還要取決于中央計劃決策當局的偏好。比如“”時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各地建設了大量的“小高爐”、“土高爐”,并由此引發了投資過度膨脹。由此可見,在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重復建設主要表現為一種在中央政府默許情況下的地方政府行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一種決策選擇。
完美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復建設是必要前提
根據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完美的市場經濟就是完全自由的經濟,經濟的計劃和決策權被分散在無數個個體手里。每個市場的參與者只是價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價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場經濟要求有眾多的參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各種決策,從而形成充分競爭,并在充分競爭中發現真正價格。投資是市場參與者重要的決策行為,所以,僅就投資而言,只有在市場上形成大量類似的投資(也可稱為重復建設),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競爭的關系。否則就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壟斷,而壟斷就意味著效率的損失,這是完美市場經濟所不能容納的。
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傾向于阻止重復投資
同完美計劃經濟一樣,完美的市場經濟也從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過。就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看,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總是不滿足作為價格的接受者,通過壟斷而成為價格的制定者并由此獲取超額利潤是他們的理性選擇。因此,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參與者的進入就成為其重要的策略。這種行為的結果表現在投資上就是阻止重復投資的發生。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之所以都有強硬的反壟斷法,恰恰說明壟斷行為在它們的市場經濟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完美的計劃經濟與現實的市場經濟之間,就投資而言都有抑制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一致傾向。無怪乎經典作家已經看到資本主義是通過壟斷形式而最終進入社會主義。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現實的計劃經濟(或不完全的計劃經濟)與完美的市場經濟都會形成并要求重復投資,在這一點上兩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盡管在不完全計劃經濟體制下,重復投資主要是由各級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場經濟的重復投資則是建立在眾多非政府市場參與者參與的前提之下。
在人口、社會、科學技術、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今天,在世紀跨越交替之際,我國正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地礦部門正加快推進兩個轉變,全面開展“二次創業”。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地礦傳統產業生產過程中的科技含全越來越高,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正在被現代化生產方式所取代。地礦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地礦部黨組為建立并完善地勘工作管理新體制,提出除保留一支精干的隊伍從事國家戰略性地質勘查工作外,絕大部分隊伍要進入市場。提出地礦經濟發展的“一、二、三產業結構”,即“鞏固改造地質勘查基礎產業,大力發展礦產開發及礦產品加工業、工程勘察施工業和以地質機械儀器制造為主的成套裝備工業三大支柱產業,積極扶持高新技術和以流通、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地礦部門生產領域不斷擴展,涉及了工程勘察、寶石加工、電子技術、信息工程、機電設備、商貿、旅游等一批新產業。目前,多數地礦企、事業單位經濟效益低,轉產難度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地礦部現有職工隊伍中,工人在工種結構,技術人員在專業結構、層次結構、技能水平及數量上與新的產業結構不相適應。職工隊伍素質普遍較低,在32萬職工中,初中以下層次職工占42.9%;在9.7萬中專學歷以上的專業技術人員中,地質類專業人員占60%以上,不能勝任新的生產崗位;管理人員經營管理水平不高,不適應產業經濟發展,缺乏一批既有一定理論知識,又有較強實踐技能和綜合管理水平的應用型人才.地礦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和重組,必然帶來隊伍結構的調整和重組。1995年,地礦部召開了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發展地勘產業經濟轉移到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軌道上。同時,對職工培訓和繼續教育作出了一系列規劃,并己實施。對改善職工隊伍不合理結構,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但筆者認為.當前地礦職工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受到了人事、用工制度的制約,解決好人才供與求之間、合理配置與合理使用之間的矛盾是當務之急.應該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人才培養與使用的機制,實質是建立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機制。
一、市場對人才資滾配里起基礎作用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推動運行的經濟,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是價值規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探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實質是價值規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勞動力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最積極的生產要素,應由市場調節配置.建立由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機制,就是運用價值規律,通過人才市場供求變化來調節人才資源合理配置、合理使用.人才資源的合理配置涉及到人才的培養和供給.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杠桿核心是價格,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人才資源的供求變化,表現為勞動力價格的波動變化,供過于求,價格下降;求過于供,價格上漲。在人才市場中,勞動力的價格就是工資。工資能反映人才的培養成本和人才的供求變化。如果因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調整,造成某一類人才缺乏,市場工資就會上升,勞動力就會從低收入職業或崗位向高收入職業或崗位流動。對這類人才的需求就會增加。反之,某一類人才過剩,工資必然下降,其需求相對就會減少。辦學單位通過工資信號靈敏地對人才的需求類型、專業設置、教學內容等,使人才培養與人才使用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市場調節來平衡人才的供需關系,追求有效“投入”和最大限度的“產出”,達到辦學效益的提高.逐步實現由“統包統配”的計劃配置人才資源方式向市場配置人才資源方式轉變,從而建立起由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機制。
二、關于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問題
目前,我國尚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包括人才市場的各類市場還發育不全,我們缺乏能夠靈敏反應人才供求變化的工資信號.原因一: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力收入分配形式沒有按照馬克思論述的按勞分配的實質來實現,即沒有按照勞動者價值創造實現過程中投入的勞動力進行分配。而是采取國家直接控制工資總額,直接確定工資標準,統一分配,平均主義,且工資偏低。原因二;在過去由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體制下,勞動力就業由政府包下來。單位無用工自,個人無自主擇業權。雖然改革后有所發展,但個人擇業權的落實仍有許多問題。一些單位、部門視人才為己有,以檔案、組織關系、戶口、住房等限制人才向效益高的職業、崗位流動?;谝陨蟽蓚€原因,一方面工資的高低不能表現某類人才的余缺,市場尚不能有效調節人才供求,實現勞動力資像的合理配里,出現人才積壓浪費和人才短缺并存,不利于產業結構和隊伍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滋長了平均主義思想,導致勞動者工作、學習的動力不足。這是造成地礦部職工教育“生稼不足”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 公允價值; 市場經濟; 會計計量
一、對會計計量方法的再認識
按照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的規定,會計計量可采用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公允價值等方法。這幾種會計計量方法既具有其獨特優點,也存在一定不足。僅就歷史成本計量這一傳統會計計量中的主要方法而言,由于假定市場穩定,交易價格合理且不會發生大幅度變化,資產入賬后一般保持賬面價值不變,賬面價值不會與市場價值嚴重背離。此外,由于歷史成本是根據實際發生的交易確定的金額,因而有據可依,具有可驗證性、可靠性。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環境因素與日俱增,靜止不變的歷史成本的局限性日益明顯,所反映的會計信息不僅決策相關性較差,甚至導致信息使用者決策失誤,就連其真實性也受到質疑。
現行會計計量方法存在的局限性,成為人們致力尋找更好替代方法的緣由。國內外就有一些專家學者倡導采用管理層估值、均值等方法。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兩種方法同樣并非十全十美。具體地說,管理層估值法是根據管理層評估結果對資產價值進行記錄的一種方法。管理層的估值主要考慮市場因素,立足于市場和資產的內在價值進行確認、記錄,是對資產內在價值進行量化。采用這一方法,通常對購進的資產以現行市價作為估值基礎,但對于一些投入使用的資產,由于其價值在于該資產所具有的功能價值,因此以資產的特定功能作用效果作為其估值基礎,最為典型的資產估值方法是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由于采用這一方法通常是按單項資產估值,而單項資產往往與其他資產相互組合共同實現功能價值,因此,單項資產的功能價值難以確定。此外,企業持有某些資產的目的是為了充分利用資金,獲取持有收益或者分散風險,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因此,管理層以市價為基礎對此類資產價值進行估算,具有主觀性,難免出現人為提高或降低資產價格的情況,導致會計信息的可靠度和透明度降低,令會計信息使用者無法判斷企業資產的真實狀況。同樣,均值法是為了避免引起企業財務狀況過度波動及對市場價格產生助漲助跌的問題而提出的一種方法。采用這一方法,某一段時期如果無法獲得資產可靠的市場價格,則取資產的估計值,運用數學手段求其平均,從而對資產進行確認、計量。均值不是針對某一時點而是一段時間資產價格的總體反映,這種方法反映的資產價格在一段時間內相對平穩,不會對市場變化的反應過于敏感,緩沖了資產價格的大漲大跌。然而,為了保證資產價格的平穩性和方便資產價格的取得使取得均值的成本最低,這種方法在操作過程中,其時間段的選取方式、選取范圍等既至關重要且又難以把握。
二、公允價值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的必然選擇
公允價值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高等法院1889年對史密斯與阿邁斯一案的判例(任世馳、陳炳輝,2005),會計上正式提到公允價值亦可上溯到1953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的會計研究公告(ARB)(葛家澍、徐躍,2006),公允價值確立并系統發展則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之事(劉思淼,2009)。
在我國,財政部2006年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所的企業會計準則還指出了公允價值認定的三種情形,即:資產或負債存在活躍市場的,活躍市場中的報價即為公允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的,參考熟悉情況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進行的市場交易中使用的價格或參照實質上相同或相似的其他資產或負債等的市場價格確定其公允價值;不存在活躍市場,且不滿足以上兩個條件的應當采用估值技術等確定公允價值。
筆者之所以認為公允價值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無可替代的一種重要方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的必然選擇,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公允價值計量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必然選擇。從前述公允價值的定義看,公允價值計量運用的重要前提條件是存在市場或活躍市場、存在市場交易或公平市場交易,在不具備這樣條件的社會經濟環境里,是難以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公允價值計量運用的這些重要前提條件與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手段實現資源配置的基本特征要求是一致的,符合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客觀要求。以我國財政部2006年的涉及會計要素計量的企業會計準則而言,有近六成準則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涉及范圍包括一般工商企業和農業、金融業等特殊行業。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為一大“亮點”的這一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既表明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進一步趨同,也表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更趨成熟,經濟管理水平日益提高,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市場環境更加完善。也正是因為這一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使得我國會計準則得到了國際社會更加廣泛的認可,比如,歐盟就允許在2009年到2011年的過渡期內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企業按照中國的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告而不再需要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進行調整。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允價值計量已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純粹的會計問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是衡量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健全完善的重要標志,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必然選擇。
第二,公允價值計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適應會計信息相關性要求的必然選擇。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即以價格為信號,通過市場的手段進行和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競爭不可避免地使企業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環境因素與日俱增,從而使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相關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由于以市場評價為基礎,確認時間立足于“計量日”,具有動態性、現實性,能更及時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生產經營能力,企業會計信息相關性更強,有利于滿足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信息使用者進行經濟預測、決策對會計信息相關性的要求,越來越受到投資者、債權人的青睞,使公允價值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無可替代的一種重要方法,并大有取代歷史成本計量之勢。
第三,公允價值計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投資者權益,維護資本市場健康運行發展的必然選擇。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市場的發育和不斷完善,企業投資者和經營者分離,股權極度分散,廣大股權投資者通常主要依據企業披露的會計信息進行投資決策。特別強調穩健性的歷史成本計量要求不高估資產、收益,不低估負債、損失,尤其對于資產的后續計量只確認減值損失而不確認增值收益,使企業披露的會計信息中資產和利潤偏離實際情況,致使企業和股權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投資者低估企業盈利能力和實際價值。而公允價值計量以市場承認的價格為基礎,采取出現減值確認損失、出現增值確認收益的雙向計量方式,及時反映資產真實的市場價值,有助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避免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最大程度保護投資者權益,維護資本市場健康運行發展。
第四,公允價值計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適應金融創新要求的必然選擇。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工具不斷得以創新。金融及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使歷史成本計量模式缺乏相關性的嚴重缺陷更為人們所認識,同時也加深了對公允價值計量的認識和運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1998年6月出臺的第133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衍生工具和套期保值活動會計》第3段中明確指出:“公允價值是金融工具最相關的計量,而且是衍生工具唯一相關的計量?!彪S著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進一步提高,金融工具、公司理財手段等的不斷創新是21世紀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因而公允價值必然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無可替代的一種重要方法。
此外,推廣公允價值計量還有利于我國企業的資本保全,符合配比性、穩健性和一致性等會計原則的要求(盧永華、楊曉軍,2000)。
總之,公允價值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無可替代的一種重要方法,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允價值計量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取代歷史成本計量之勢。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歷史也必將告訴我們,“市場經濟越發展,公允價值會計越重要”(吳水澎,2007)。
三、進一步加深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理解和研究
盡管公允價值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無可替代的一種重要方法,然而公允價值計量畢竟一直就是近三十年來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面臨的一個熱點、難點問題,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解決。筆者認為,當前應當重點關注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中的以下問題:
第一,公允價值計量運用與“順周期效應”問題。眾所周知,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度掀起了會計界、金融界乃至包括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在內的較大范圍的爭議,使公允價值計量飽受質疑。盡管公允價值計量運用已被認為不是也不可能是誘發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也不是引發“順周期效應”的直接誘因,但是,由于公允價值在反映資產(尤其是金融資產)價格時過于敏感,公允價值計量運用確有明顯“順周期效應”,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加劇金融不穩定。因此,加強對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中“順周期效應”產生機理、傳導機制、影響路徑、應對策略和措施等問題的研究,成為一個擺在會計界乃至金融界、經濟界學者面前的需要盡快妥善解決的重要課題。
第二,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中如何增強會計信息可靠性問題。如前所述,相對于歷史成本計量而言,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使企業會計信息更具有相關性,提升了會計信息使用者所獲取的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然而與此同時,由于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以市場評價為基礎,公允價值的確定依賴于活躍市場上的報價、最近進行的市場交易價格、估值技術等,這就使得公允價值的取得實際上成為在客觀事實基礎上的主觀決策,容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不確定性,從而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難以保障。因此,如何不斷提高市場化程度,如何不斷完善市場機制和市場報價體系,如何建立健全公允價值信息收集系統,如何不斷提高會計人員職業素質和職業判斷能力,等等,從而保證會計信息的客觀性,增強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成為會計理論與實務工作者長期面臨的重要研究課題。
第三,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中的可操作性問題。從前述公允價值認定的三種情形看,公允價值認定的第二、三兩種情形均具有估計性質,特別是第三兩種情形具有的估計性質非常明顯。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中,當不存在活躍市場且無最近市場交易價格或無實質上相同或相似的市場價格可供參考時,確定公允價值所采用的估值技術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實際上使公允價值的確定成為會計計量中非常不易把握的復雜問題。因此,如何增強其可操作性就成為公允價值計量運用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此外,公允價值計量運用對會計信息披露與監管工作、財務理論與財務管理工作、稅收政策與稅收征收管理工作、金融監管工作、會計計量理論與會計理論研究工作以及會計教育等,都會帶來重要影響和挑戰,深入開展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理論,推進公允價值計量運用。
總之,發展歷史并不算長的公允價值已經成為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會計計量無可替代的、大有取代歷史成本計量之勢的一種重要方法。只要市場存在,公允價值計量就是必需的,讓位于歷史成本是會計史上的倒退(安建民,2009)。認清這一趨勢,加強對公允價值計量理論與應用問題的研究,是歷史賦予當代會計理論與會計實務工作者的重任。
【參考文獻】
[1] 吳水澎.會計理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2] 盧永華,楊曉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研究[J].會計研究,2000(4).
[3] 謝志華.資產的估值[J].首席財務官,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