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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慈善活動范文第1篇

與傳統的企業慈善模式相比，依托著微博快速傳播的優勢和微公益平臺的高效透明機制，“企業微博慈善”具有透明度高、成本低、涉及范圍廣等優勢，因而越來越受企業以及社會群眾、公益受眾青睞。“企業微博慈善”使得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也實現了知名度和美譽度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好的品牌傳播效果，實現了低宣傳成本，高傳播效果的目標，為企業慈善活動的組織和傳播提供了一條重要途徑，是企業在新媒體時代里，參與社會慈善，實踐社會責任的新模式。其運行模式分為預備階段，啟動階段和運行階段。

啟動階段：企業微博慈善通過大型公益活動的發起，借助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企業微博平臺，將內容呈現給大眾從而引起他們的廣泛關注，為企業微博慈善的啟動打下了良好的基實。

運行階段：怎樣讓更多的人參與其中呢？首先通過企業品牌名人效應的號召無疑能讓更多的人參與其中，網友的積極性也因此顯著提高。再者網友對活動的認可從而促使他們將微博轉發給其他網友。最后將愛心匯聚，籌取更多的資金從而實現真正的慈善平民化。

發展階段：企業能夠通過微博慈善活動實現品牌傳播與承擔社會責任的有機統一，基于此最終也有利于營造出全民慈善的氛圍。

企業微博慈善運作模式的現存問題

企業捐款力度不足

通過對“微博益起來”大型微博公益活動的73個企業發起的“企業微博慈善”項目捐款金額的分析可以發現，在“企業微博慈善”活動中存在一個非常顯著的問題，即是企業捐款數額相對企業收益而言較低。以下圖（圖2）較好闡述了企業在微博轉發捐助金額以及設定捐款金額和實際捐款金額力度的具體變化情況：

在新浪微博的“微博益起來”活動中，企業在設定轉發公益項目的“轉發微博1次=捐出N元”的N的設定上，有53.4%的企業設置為“轉發微博1次=捐出1元”，而N大于或等于10的企業僅占24.7%。

對這些數據進行比較分析后以及對企業的設定捐款金額和實際捐款金額對比，我們發現在實際捐款金額上，有52個企業的捐款金額低于10萬，其中實際捐款金額低于1萬的企業就多達23家，而實際捐款金額大于100萬的企業只有6家。捐款差距甚大，隨著實際捐款數額金額加大，捐款力度也在不斷縮短，捐款在百萬以上的企業更是寥寥無幾，這說明企業微博慈善捐款力度不夠，體現了企業在微博慈善活動中沒有較好的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

缺乏多樣性與品牌效應

通過對新浪微博的“微博益起來”活動中的企業慈善活動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有眾多企業參與“微博益起來”活動，并發起了73個轉發慈善項目，但它們的活動形式較為單一，沒有形成自身的品牌慈善活動。以下該表是不同形式的慈善活動企業參與的數量（見圖3）

缺乏長效機制

在最具公眾影響力企業微博慈善事件評選中的“十元轉發”等活動在善款捐贈之后就已借宿，而后續并沒有相關的慈善活動的開展。此類問題在新浪微博的“微博益起來”公益活動中也有體現。這些都表明，企業在進行微博慈善活動時，并沒有將自身品牌與慈善活動相結合，形成一個良好的推動機制，相反地，只是較為看重短期的慈善活動的傳播效果，沒有形成一個長效機制，這樣也不利于企業微博慈善的可持續發展。

企業慈善微博關注度不高

新浪微博在2012年末擁有5.03億注冊用戶，日均活躍用戶有4620萬。然而，在對參加“微博益起來”大型公益項目的73個企業發起的轉發公益項目的轉發量進行統計、分析后，其實這些轉發公益項目的微博的轉發量并不高。

究其原因，總體而言，企業缺乏慈善責任意識，微博慈善未能與品牌傳播良好結合，微博上信息傳播紊亂，公信力不高，公眾尚未形成人人慈善的觀念。本文建議：

建立專業機制，實現長效發展。企業微博慈善的長效發展必須建立在企業的自主性和營利性與公益性相統一的基礎上。一方面是企業要增強自主性，積極主動地發起微博慈善，制定感恩話題，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另一方面是通過企業自覺地進行統一，企業為了實現自己的利潤追求，法人建立作為工作網絡延伸的社會網絡有著更強烈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說，為了利潤最大化，它必須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對于一些實際營利能力不高的企業，盲目發展自身的品牌效應并不一定能有較好的收獲，但這些小企業可以聯合整個相關行業一起進行長期的品牌慈善活動。

其次，要充分利用各類媒體進行宣傳。

企業慈善活動范文第2篇

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參與慈善事業，它是構成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成正比，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要想推動企業慈善社會責任的發展，需要政府、社會、慈善組織和企業四大主體共同努力，以此來加大企業慈善事業的力度，從而推動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關鍵詞】

企業；慈善；企業慈善責任

1 中國企業慈善活動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1.1 慈善理念不夠成熟

國外的跨國企業在認為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不但要重視公司自身的利益還應該考慮到企業是社會的一份子，這就是企業公民的理念，在這一方面國外的理念是非常成熟的。由此看來，只有將企業慈善活動與企業的商業利益形成緊密的聯系并且要形成一整套系統化個制度化的運作機制，以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慈善文化的企業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雖然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大多數企業仍然沒有產生將慈善活動與企業長足發展和企業利益聯系起來的意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企業參與慈善活動只取決于企業決策人的良心，企業的捐贈理念很不成熟，這從而導致我國在發展慈善事業進程中要想取得企業的支持是相當被動的，慈善捐助基礎十分脆弱和不穩定，使慈善事業缺少長久的驅動力。

1.2 企業慈善行為缺乏系統科學的規劃性

當前，我國多數企業的捐贈行為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這和西方企業家的捐贈行為大相徑庭，他們更側重于有目標和系統性的捐贈。而我國的企業把企業捐贈普遍更側重于是個人的行善而不是以企業名義來規劃慈善活動。某些企業家行使慈善行為是由其成長經歷所驅動的，他們的捐贈行為僅僅是追求個人在社會上的榮譽，而沒有與企業的商業利益聯系起來，這就導致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缺乏系統的機制，造成很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據調查，進入我國市場的大型跨國企業大多數具備成熟的企業文化。他們為了能更快地融合我國市場，一開始就會根據我國國情制定系統的經濟戰略，而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在本土發展企業的慈善事業，通過企業的慈善行為能更好地打造品牌效應，從而更快與我國經濟市場相貼合。由此可見國外企業的捐贈理念和規模令我國企業難望其項背。在現代基金會沒有成為慈善主體組織形式之前，我國社會大規模慈善的時機還遠遠沒到來。

1.3 慈善組織起步晚，形式單一

1994年我國才成立了第一家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目前我國100多家慈善公益組織大多是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這一級，縣一級的慈善公益組織幾乎是空白。此外，我國慈善組織是以官方性質為主，半官方性質以及民間成立的慈善組織數量偏少，組織力量非常薄弱，并且非常不利于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正是由于我國慈善機構吸納善款的能力有限，加之公信力不強又缺乏透明度，影響了企業慈善參與的積極性，這是企業不愿參與慈善捐助的關鍵所在。尤其是郭美美事件發生之后，更加影響了慈善公益機構的誠信和有效性，導致企業對慈善事業望而卻步。目前我國的慈善組織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慈善機構對善款的去向沒有列出明細，并且使用程序也不規范，從而造成了捐款人無法信任慈善機構，降低了慈善組織的公信度。此外，又由于有些機構的管理方法不當，在行政手段運用方面不過關，還缺少必要的審計和監督等部門，這就導致組織在管理方面存在許多漏洞，這些方面進一步造成了企業對我國慈善機構的不信任。

企業的慈善行為不僅僅可以扶貧濟困，同時還有利于社會更好地實現三方分配，實現社會公平，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然而，現代中國企業仍舊存在很多問題，例如企業缺乏能適應其自身的慈善管理部門、沒有把慈善行為列到企業經濟活動中的行列等，這些問題的出現既與企業自身因素有關，又與企業外部乃至國家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息息相關，嚴重影響了企業參與慈善活動的發展。因此，要想優化現代中國企業慈善行為，就應該根據企業的外部環境，著重改善企業的內部管理。

2 構建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救助體制

幾千年來無論我國社會如何動蕩，政權怎么變遷都改變不了我國民族的扶困濟貧、樂善好施、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這種大愛大善優良精神的傳承已經深深地植根于每個國民的心中，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引領我們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這種精神已經被我們視之為對國家和民族的一種責任和義務。因此，我國的慈善事業以如此優良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基礎，必定能構建出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救助體制，而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調動各方面因素，尤其是企業這一主體，我們更要做到最大化利用，完善企業文化和企業公民理念，構建一個由企業社會責任為主旨和表現形式的，涵蓋對國家、對社會、對個人的多元化立體式的慈善責任和義務的救助體制。

3 完善企業慈善的相關法律法規

法律法規是企業實施慈善行為的良好支撐，我國企業慈善事業之所以發展滯后，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也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所以，要想企業慈善事業得到飛速的發展，完善法律法規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相關法律部門應當盡快制定出一部慈善基本法，這樣才更有利于企業慈善發展。其次，企業要設立屬于自己的基金慈善組織。民間組織能更有利于慈善機構的發展，成為公立慈善組織的堅強后盾。再次，稅率問題一直是企業的核心問題，一個企業只有得到良好的經濟發展，才能更無憂地參與慈善活動，為社會謀福利。因此，目前我國就是要改進我國稅法中有關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相關法律，如對捐贈退稅程序作出詳細的規定，放寬對受贈主體的限制等。最后，我國立管機關還應該制定出一套股權捐贈方面的法律，這對于解決我國目前的股權捐贈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不但可以彌補我國現在對股權捐贈問題的空白，還有利于完善我國的法律法規。由于現在我國相關的慈善法律法規制定的保障只能通過最高級別的慈善機構得到實現，并且慈善基金會沒有采取普會制度，因此對于許多地方的企業來說，“慈善基金法條例”形同虛設，企業參與慈善活動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這就讓企業能全方位地參與我國慈善事業的建設就更舉步維艱。

4 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積極借鑒國際寶貴經驗

要想推動中國企業慈善事業得到科學、理性地發展，必須以我國國情為基礎，豐富慈善方面的理論研究，借鑒國內外成功例子來汲取寶貴的實踐經驗。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的慈善事業無論在運作方式還是在運行規范方面都已經相對成熟，尤其在確立市場觀念和積極主動地塑造企業文化這方面相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其成熟的企業公民理念、打造科學的、人性化的企業公民形象，通過慈善活動來尋求公司的發展，并且以此擴大自身的品牌效應來謀求利潤最大化等等都為我國企業參與慈善事業的規范化、專業化、自律化提供借鑒的可能。好的經驗應該不斷進行總結進而上升到理論，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再不斷地用先進理論來指導實踐。國際社會非常重視對企業慈善行為的研究，然而在中國除了在關于企業文化的論著中出現過一些論述外，對企業慈善行為的理論研究相當少。借鑒和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企業慈善的管理模式、發展道路、社會政策等等，都要求實踐與理論的高度統一，才能不斷促進我國慈善事業發展，全面增強構建和諧社會的力量。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企業慈善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就，民間企業家的出現也比以往較多，但我國企業慈善的發展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但只要我們堅持慈善事業社會化的發展方向及慈善組織的自主性和民間性，政府在其中能發揮引導的作用，放寬民間慈善組織的發展政策，不斷在發展中解決企業慈善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企業慈善必將成為慈善事業發展的有力支撐，同時企業也將從中獲得雙贏。

【參考文獻】

[1] 2007，中國央企社會責任調查[N]。南方周末，2007-12-20

[2]李駿.中國企業慈善的發展現狀[J].社會觀察，2005，（9）.

企業慈善活動范文第3篇

慈善晚宴是巴比(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二人在中國舉辦的一場“戰略性的慈善活動”，他們希望通過全球第一場世界級的慈善游說，分享和推廣他們“慈善地球”的理念和精神，喚起中國富豪們乃至全社會的慈善意識與慈善行動。

可以說，人們對慈善事業的高度關注是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貧富差距加大，不同階層的利益關系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需要通過財富均享來調節，對慈善事業的需求就突顯出來，需求引起關注。而汶川地震激發了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捐贈熱潮，全社會的慈善意識普遍加強，慈善活動和志愿服務日趨活躍。另外，各種富豪排行榜的窗口效應使富豪這個特殊人群越來越受關注。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富豪急需用慈善行為來證明自己的社會價值。

這次媒體對蓋茨和巴菲特慈善晚宴的空前關注，除了因為巴比“世界超級富豪”的身份所帶來的足夠吸引力和全民對慈善事業的廣泛關注這個大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兩位主角在國外倡導的“裸捐”在國內富豪和企業家中間引起的極大爭議。我們應當看到，對待這次巴比中國慈善晚宴，國內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持懷疑、排斥甚至否定的“民族主義慈善觀”，一種是持歡迎、贊美甚至全盤接受的“國際主義慈善觀”。其實這兩種態度都有失公正。慈善晚宴是把“雙刃劍”，既有正面效應，也可能有負面效應。慈善晚宴再次激活了中國人繼5?12汶川地震以來的慈善關注與慈善激情，有利于中國從“眼球慈善”轉變為“文化慈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慈善社會經濟制度環境、慈善文化傳統、慈善模式、企業和社會發展階段方面，中西方差異巨大。我們不能完全照搬蓋茨巴菲特所倡導的西方慈善模式，要理性和中道地看待這次慈善晚宴帶來的慈善國際化挑戰。

“慈有作為，善無大小”：中國慈善應回歸同情共感的人性基礎

慈有作為，善無大小。慈善不分階層，不是富人的專利。慈善無國界，人人皆可慈善。相比過去，今天的中國富豪們在捐贈數額和慈善方式上都有了很大改變。我們主張結果優于動機，不應過分關注慈善動機與“裸捐與否”。“裸捐精神”代表了中國傳統慈善觀念的最高層次，但目前還只是一些慈善先行者的事，它表明部分富豪的財富觀已發生改變，這是件好事。但每個人的境界不同，不能要求人人都“裸捐”。中國富豪將部分財產作為遺產轉移給自己的后代或親屬。既是父母愛孩子的自然流露，也可以讓子女在奮斗過程中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彎路，實質上并沒有過錯。我們應該基于中國的本土思維而慈善，在肯定創造財富和增加就業也是當今中國慈善重要基礎和方式的同時，也應倡導超越血緣、地緣、親情做出的“裸捐”，以體現同情共感的普適關懷與人性基礎。

“慈善戰略”：中國慈善更應由簡單化升級到戰略化

巴比提出的“慈善地球”就是一種慈善戰略，中國是“慈善地球”戰略的第一站，下一站是印度。我認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更應從戰略慈善的新思維和新高度明確提出“慈善中國”的國家慈善戰略。慈善戰略的基本要求是：厘清與現有慈善資源相稱的使命和愿景，制定在科學可靠依據基礎上的戰略，整合慈善資源以最大效率地實現目標，以及維持正確戰略航向的反饋。

企業同樣要明確提出慈善戰略。慈善戰略的理念對于企業家來說越來越重要。特別對于著眼于全球的企業，慈善戰略尤其重要。企業慈善戰略是整合企業核心競爭力和提升企業社會“名譽資本”的最有價值的方式和能力，而不是作為一種改善企業聲譽或者迎合各類利益相關者的公關游戲。中國富豪參與慈善的方式應由簡單化升級到戰略化，選擇最有價值和效力最大化的企業慈善戰略。

“樂善好施”：中國慈善呼喚善款善用的制度和方法

慈善事業是一種有組織的、民間的、專業的慈善活動體系，是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通過慈善組織的專業化、制度化運作實現社會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只有發展“外在制度化”+“內在專業化”的戰略性慈善事業，才能真正創造有公信力和執行力的制度化、專業化和多元化的慈善方式。

慈善組織確保善款必能善用的公信力，是吸引慈善捐款的基本前提。而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法制體系，才能在源頭上為善款得以善用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要使我國的慈善制度能夠有效地把社會各界的善心發揚出來，首先，要梳理現有慈善法律體系。總體來說，目前我國有關慈善的法規和政策并非一片空白，如已經出臺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基金會管理條例》等在一定程度上對慈善事業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現行制度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間基金會和慈善組織的成立和發展；二是有關免稅等政策制度沒有為民間慈善劃定鼓勵框架。其次，要積極推動和完善我國的慈善立法工作。大力推動《慈善法》及遺產稅、贈與稅、繼承稅政策的制定，為捐贈者提供法規健全的政策環境。當然，《慈善法》作為慈善事業的根本大法，并不應該草率出臺，稍有瑕疵可能會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再次，法律制度不僅為民間慈善劃定鼓勵框架，還應提供監督和懲罰的重要職能。個人和團體可以放心地將錢捐給民間慈善組織，民間組織要確保捐贈者不會受到欺騙，否則以慈善之名行騙，就要受到法律制度的懲罰。最后，要解決好慈善制度執行力的問題。公益性捐贈可減免納稅早已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明確，但在一些地方卻遭遇了執行難的困窘。

確保善款必能善用的執行力，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內生性動力源泉。慈善事業是指建立在社會捐贈基礎上的社會救濟事業，企業家和慈善家們的捐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有非常龐大的、專業的、高效的慈善組織。慈善事業能夠作為一個行業來運作，其原因就在于慈善事業的發展需要更多從民間成長起來的健全的慈善組織為依托，需要更多的熟悉非營利性組織管理、戰略管理和項目管理經驗等專業知識的人才從事慈善事業。專業化則要求首先應該培育科學化的慈善行業鏈條，其次必須大力發展高度自治、具有公信力的專業性慈善組織，最后必須大力培養慈善領域的專業化高素質人才，增加慈善領域專業化的人力資源供給。專業化是實現慈善事業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經之路。

“慈善中國”：中國慈善事業只能走第三條道路

慈善作為超越國家、民族、階層的博愛訴求屬于普世倫理的范疇，它根源于共通的人性及其價值需要。慈善就其一般性意義而言，是超越自身的特殊性而走向對于他人，特別是弱勢之人的生存和命運的一種關切。人們無法否認這一道德現象的普遍性，即使某人自己不欣賞慈善精神，但他本人也并不希望自己身處逆境而無人 問津。

慈善觀念的問題本質上是“捐還是不捐”的問題，中國從傳統到現代對此問題似乎沒有什么疑問。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儒釋道都主張捐，并且都有自己的實踐模式。中國傳統慈善觀念有三個層次。最高層次就是“裸捐”，其次是“扶危濟困”的“濟世精神”，最后才是因于各種觀念的“功德捐”。

現在問題是，傳統文化中儒釋道有那么多倡導“裸捐”的思想，為什么我們今天卻單單把“裸捐”的桂冠給了蓋茨和巴菲特先生呢?原來，我們文化中只有“倡導者”，卻缺乏“實踐者”。傳統文化中一方面提倡“裸捐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著許多抑制“裸捐”的因素。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關聯的社會，即使捐也主要是從血緣親情倫理開始。傳統專制時代是一個“想裸捐都不能夠”的時代。

中西方在慈善原點上毫無疑問是相同的，但是在實現方式和途徑上卻有很大的差別。西方更多的是基于的個人捐贈，而中國更多的是在大災難面前所激發的那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共同救助，且政府動員是一個主要的推動力。

更重要的是，在慈善發展理論上，美國慈善是源于管理者內在沖動、并能兼容社會和股東利益的潛在工具性企業慈善行為，并逐步分化成為公益型市場營銷和競爭環境導向型慈善行為兩種策略性慈善行為。

在慈善實踐活動中，美國慈善開展慈善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幾點特色：(1)精心挑選與企業商業項目具有直接或者間接關系的慈善或公益項目：(2)充分發揮自身的資源優勢，不僅有利于提高慈善活動的效率，更能充分調動員工、供應商、顧客以及政府官員投身于公益事業的積極性：(3)充分利用各種渠道宣傳慈善活動；(4)建立與其他捐贈者溝通的交流機制：(5)策略性企業慈善行為決策與市場營銷、售后服務、技術創新以及企業各地區分部的行動協調一致。

企業慈善活動范文第4篇

[關鍵詞]企業慈善文化；企業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公民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09)07-0097-04

[基金項目]西安外國語大學科研基金項目“英、美當代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批準號：07XWC24)

[作者簡介]劉軍偉，西安外國語大學商學院講師，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企業經濟與文化、社會保障；

(陜西西安710061)

鄭小明，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民事法律、社會保障。(廣東廣州510061)

一、導言

1911年，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建立了全球第一個企業慈善基金會――“紐約卡內基基金會”，開創了企業慈善事業的先河，奠定了現代企業慈善事業的基礎。從20世紀20年代起，很多美國知名企業家如洛克菲勒、亨利?福特等紛紛效仿卡內基，在各自的企業內建立了慈善基金會，開始積極投身于社會慈善事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作為指導美國企業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石――“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應運而生。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企業慈善事業加速發展，“利益相關者理論”及“企業公民”理論等一些與企業慈善相關的先進理論相繼出現，推動企業慈善捐贈事業走上了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截至2007年底，美國已經建立了8萬多個企業基金會，企業捐贈總額接近GDP的0.2％左右。

與美國相比，我國的企業慈善捐贈事業由于起步晚，基礎比較薄弱，目前仍顯得較為滯后，但是近年來發展速度極快。20世紀8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開始之前，我國的企業慈善捐贈還幾乎是一片空白。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我國企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企業公民”理論等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我國企業慈善捐贈事業開始進人快速發展的時期。2005年，我國第一家企業慈善基金會一～中遠慈善基金會成立。截至2007年底，我國已經成立了335個企業及個人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這些慈善基金會在組織企業慈善捐贈、傳播慈善理念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2008年，我國企業慈善捐贈總額已經超過了300億元，占當年全社會慈善捐贈總額近1／3。

雖然總的來說，近年來我國在企業慈善捐贈方面取得的成績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與美國等企業慈善事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的企業慈善捐贈無論在捐贈規模上還是在捐贈水平上都仍然顯得比較落后。在當前，大力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以“利益相關者”理論以及“企業公民”理論為指導，積極鼓勵企業從事慈善捐贈活動，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的健康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企業慈善捐贈的理論淵源

1　企業社會責任理論

1924年英國學者謝爾頓在美國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理論，指出企業不僅僅要承擔經濟責任，更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但是，由于當時的企業社會活動并不是非常活躍，因此并未十分引起學術界的注意。20世紀50年代，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一話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53年霍華德?R?博恩(Howard R，Bowen)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書中系統地提出了企業家“社會責任”理論。他認為：“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就是他們在追求利潤或制定決策的過程中，必須恪守法律條文、社會目標與社會價值”，企業家實現其社會價值的重要方式就是“要積極參與社會慈善捐贈事業”。1979年，阿奇B.卡羅(Archie B.Carroll)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并提出了至今仍被廣泛認可的“四維模型”定義。他認為，企業主要應承擔四種社會責任：(1)經濟責任，即企業要為股東創造利潤；(2)法律責任，即企業的經營活動必須符合法律的規范；(3)倫理責任，即企業的經營決策要符合社會公正、正義的標準；(4)慈善責任，即企業要向社區中的教育、文化等組織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

在卡羅所提及的四種企業社會責任中，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是所有企業都必須履行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倫理責任是社會對企業道德層面的規范，也是企業進行自我約束的內在動力。而企業的慈善責任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最高境界，它既表明了企業對自身在社會中所處地位的清醒認識，也體現了企業對社會的尊重與認可。卡羅認為，企業通過自覺地參與慈善活動，就可以建立起與社會的良好關系，從而為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卡羅的“四維模型”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對于推動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　利益相關者理論

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朝著更加務實的方向發展，研究方法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過去主要借用倫理學與哲學觀點、偏重理論的范式研究方法轉向到了更加靈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實用研究上。在這種背景下，“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應運而生。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企業對整個社會所必須履行的經濟、法律、倫理及慈善責任，而“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弗里曼卻在1984年出版的《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一書中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是企業對股東等特定的利益相關者等必須履行的責任”。他所指的利益相關者是“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一個組織實現其目標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Clarkson(1995)根據“利益相關者者”在企業經營活動中承擔風險的方式將其分為兩類：主動的利益相關者和被動的利益相關者。前者指那些由于向企業投入了大量人力資本而不得不承擔某種形式企業風險的個人或群體，包括股東、投資者、供應商等；后者指“那些由于企業的行為而使之被動地處于風險之中的個人或群體”，比如社區等。企業除了必須承擔“主動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之外，還必須承擔“被動利益相關者”的社會責任。

Clarkson認為，“主動利益相關者”由于利益范圍明確、利益關系清晰，企業對他們的社會責任往往容易被及時發現并得到滿足，而“被動利益相關者”由于受影響的范圍不確定，而且所受到的利益影響往往以隱性的形式存在，因此，他們的利益損失常常被企業忽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積極地參與社會性的慈善捐贈活動就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對“被動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損失進行補償。通過這種方式，企業有效地協調了與各種社會群體的關

系，從而降低了企業可能面臨的社會風險，維護了企業的長遠利益。因此，他的理論受到了很多企業家的歡迎。

3　企業公民理論

“企業公民”理論(corporate Citizenship Theory)是從“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以及“社會契約”理論中演化而來的，并于20世紀90年代迅速流行。從傳統意義上講，“公民”指的是“處在某一特定政治社區中的成員”，而“企業公民”指的是“處在特定政治區域內、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的實體”。企業作為社會“公民”的一員，理所當然應該在享受各種權利的同時，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但是與“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所不同的是，“企業公民理論”并沒有從“倫理”和“責任”這兩個外部因素來約束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而是選擇了以“內部激勵”的方式把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看成是企業作為“社會公民”理應承擔的職責與義務。

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從廣義上對“企業公民”概念進行了界定，認為一個好的“企業公民”至少應該有以下4個數量少得可憐，企業慈善捐贈的金額更是微不足道。總的來說，筆者認為，制約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很多企業主動參與慈善事業的意識不強，對企業慈善捐贈的意義和作用認識不清

根據2007年《中國慈善捐贈發展藍皮書》顯示，“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慈善捐贈的整體參與度不高，表現平平；在慈善捐贈領域，總是少數的幾個國有壟斷企業，少見新面孔；而且企業參與慈善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政府倡導”。雖然每次國家發生重大的災害事件后，總會有成千上萬家企業參與慈善捐贈，但是捐贈表現較為積極、捐贈規模較大的每次總是少數一些企業，全國性的企業慈善行為鮮有出現。造成目前中國企業慈善事業比較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很多中國企業本身的經濟實力仍然較弱，對于他們來說，發展壯大企業經濟仍然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因此，他們并沒有把參與慈善捐贈看成是企業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其次，與國外企業慈善成熟的外部環境相比，我國的慈善捐贈環境尚需提高；企業慈善捐贈機制尚不健全；企業慈善捐贈的渠道過于單一；政府承諾的慈善免稅政策在很多地方落實不到位。再次，對于很多企業來說，“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以及“企業公民”理論尚屬于一種全新的理論，企業想要完全接受這些理論還需要一段時間。

2　我國企業慈善捐贈的規模和水平較低，大部分企業都沒有自己獨立的基金會組織

在美國等慈善事業較為發達的國家，獨立于政府部門之外的非贏利“第三部門”極其活躍，大型企業一般都有自己專門的基金會來負責企業的慈善捐贈運作事宜。這些企業基金會在協助企業從事慈善捐贈、服務社區、協調企業與社會關系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據統計，美國現有8萬多個基金會，其中有工作人員的基金會數量在3000個左右。我國自2004年開始實施《基金會管理條例》以來，截至2007年底，全國共設立基金會1350個，個人或企業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僅有335個，基金會數量比起美國來遠遠不足。在企業捐贈規模方面，2007年美國的慈善捐贈總額為3063.9億美元，占到了GDP的1.85％，其中，企業慈善基金會的捐贈額就達到了385.2億美元，占所有捐贈額的12.6％。而2007年全年，根據《中國慈善捐贈發展藍皮書》的統計結果，中國國內企業及個人的慈善捐贈總額僅為223.16億元，約占GDP的0.09％，其中來自企業的慈善捐贈總額只有60多億元，與美國相比差距很懸殊。2008年，我國發生了南方冰雪災害和“5?12”汶川大地震，慈善捐贈事業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全年慈善捐贈總量接近1000億元人民幣，其中企方面的特征：(1)良好的治理和道德標準，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現存規則以及國際標準，防范腐敗賄賂等問題；(2)主動承擔對人的責任，主要包括員工安全計劃、就業機會均等，反對歧視、薪酬公平等；(3)重視對環境的保護，主要包括維護環境質量，使用清潔能源、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4)對社會發展有廣義貢獻，主要指廣義的對社會和經濟福利的貢獻，比如傳播國際標準、向貧困社區提供要素產品和服務，如水、能源、醫藥、教育和信息技術等。

國外的很多學者認為，狹義的“企業公民”理念實際上主要指的是企業主動地承擔慈善捐助責任的行為。卡羅(1991)認為，“成為企業公民是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表現。企業的慈善責任是‘企業公民’理念的核心”。企業積極從事慈善事業，服務社區，是企業進行社會投資的重要表現。通過支持和贊助社會公益事業、扶貧濟困、救助災害、幫助殘疾人和社會弱勢群體，企業在社會上建立了良好的“聲譽資本”。在一定條件下，這些“聲譽資本”會轉化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

三、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樂善好施”的文化傳統，以民間或官方形式存在的慈善捐贈活動由來已久，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慈善捐贈卻是在1984年國有企業改革開始之后才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的企業慈善事業一直發展比較緩慢。但是，近年來，隨著SA8000企業社會責任認證體系在我國的推行，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企業公民”理論等在我國的廣泛傳播，企業慈善事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企業參與慈善捐贈的次數越來越多，捐贈規模也越來越大，企業慈善基金會也越來越多。繼2005年我國第一家由企業發起的慈善基金會――中遠慈善基金會成立后，多家大型國有企業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會，如國壽慈善基金會、寶鋼教育基金會、南航“十分”關愛基金會、人保慈善基金會等。緊隨大型國企之后的是中國的民營企業，2007年中國第一家由民營企業“奧康集團”成立的以其掌門人王振滔名字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會”也正式開始運作，該基金會以2000萬元人民幣作為創始基金，主要用于宣傳慈善事業、向社會貧困群體提供幫助、對為慈善事業作出貢獻的人才進行獎勵等方面。此后，相繼有遠東控股集團、萬科集團、廈門建安集團、騰訊集團等多家民營企業也都建立了各自的企業慈善基金會。與上個世紀末我國企業慈善事業嚴重落后的局面相比，現在，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確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相對于擁有1000多萬家企業的國家來說，企業慈善基金會的業捐款達600多億元。即使如此，與美國發達的企業慈善事業相比，我國的企業慈善水平仍顯不足。

3　我國大多數企業慈善活動缺乏長遠規劃，沒有能夠很好地把企業慈善與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結合起來

很多國內企業對于慈善捐贈只是理解為“企業在做好事”，并沒有把企業慈善上升到企業發展戰略的高度。根據《中國企業家》雜志曾經對部分國內企業和跨國公司所做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跨國公司的捐贈動機屬于“內部驅動力”型，即以基于企業經營策略而實施的慈善捐贈

為主，其中87.5％的企業選擇“教育科研”、“技術開發”等方面作為主要捐贈方向；國內企業大多屬于“外部驅動力”型，即企業的捐贈意愿強度往往與政府官員的動員與勸捐強度相關，其中84％的企業選擇“扶貧”或“賑災”作為捐贈的主要方向。從預期的效果來看，跨國公司比較注重長期的智力型開發投資，如可口可樂公司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合作推行的“農村大學生計劃”，英國石油公司與世界自然基金會合作在中國共同實施的旨在提高1.97億中國中小學生環境意識的“中小學綠色教育行動”，玫琳凱公司與全國婦聯協作設立的“玫琳凱婦女創業基金”等等。通過這些有計劃的慈善活動，跨國企業既履行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又較好地在中國年輕一代的心目中樹立起了企業的品牌形象，為公司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與跨國公司比起來，國內企業的慈善捐贈活動缺乏長遠的規劃，慈善捐贈更傾向于“扶貧救濟式”短期行為，缺乏能夠有效整合慈善捐贈與企業品牌營銷的戰略規劃。

四、積極發展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意義與建議

積極發展企業慈善事業，無論對于企業或者社會來說都有很現實的意義。對企業而言，通過從事慈善事業，在企業內部可以形成強大的凝聚力、鼓舞員工的士氣；在企業外部，可以大力改善企業的形象，取得顧客的好感與認同，從而促使企業更加有效地組織市場，整合社會資源。美國《策略管理報》曾經對469家來自不同行業公司所做的調查顯示：公司的資產回報率和公司的社會公益績效，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銷售回報率和公司的社會公益績效，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對社會而言，企業的慈善活動可以幫助社會有效調節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針對目前我國企業慈善事業還比較落后這一狀況，我們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來提高我國的企業慈善事業。

1　大力倡導企業樹立“社會責任”理念，積極鼓勵企業做優秀“企業公民”

要讓企業認識到，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除了要為出資者創造利潤、為員工提供安全生產條件、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外，還要積極地向社會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為社會積累財富，向社會弱勢群體或者需要幫助的人群提供慈善捐贈。企業只有在社會上樹立起了自己的良好形象，才能實現企業與社會的“雙贏”。

2　努力為企業參與慈善事業創造良好的法律、道德及文化氛圍

政府要在社會上大力宣傳企業慈善捐贈的先進事跡，要讓企業慈善成為一種時代潮流。同時，政府還要加快慈善立法的步伐，以法律來規范慈善事業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我國尚未頒布任何一部完整的《慈善事業法》。由于缺乏專門的法律對企業或個人的慈善捐款進行管理和規范，導致在全國很多地方慈善捐款被貪污、挪用的案例屢屢發生。

3　從經濟上對企業慈善捐贈事業進行褒揚和肯定，要切實落實新的《企業所得稅法》中關于企業慈善免稅的規定

根據從2008年開始實行的新的《企業所得稅法》的相關條款，企業用于慈善目的的捐款免稅額已經由原來的3％提高到了現在的12％，這對于企業參與慈善捐贈的積極性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激勵措施。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全國很多地方，辦理免稅的手續還比較復雜，設置的程序太多，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對企業免稅的熱情不高，導致稅法規定企業可以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并不能落實。由此可見，我國企業慈善事業的發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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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larkson，M，A，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Academyof Management Review[J]，1995，20(1)：92―117

企業慈善活動范文第5篇

[關鍵詞]企業慈善捐贈;企業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0)08-0017-08

[收稿日期]2010-06-14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060202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07JC630046);霍英東教育基金項目(1010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09)。

[作者簡介]陳宏輝 (1971-),男,湖北洪湖人,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教授,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企業成長與戰略管理,企業社會責任; 王鵬飛(1983- ),男,河南焦作人,碩士,就職于深圳建設銀行,主要研究方向:企業戰略管理。

引言

我國民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不僅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有效地緩解了社會就業壓力,還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民營企業也逐步意識到,社會公眾要求企業關注利益相關者、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日益高漲,企業應以一種社會公民的形態參與社會經濟活動。誠然,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多種方式,慈善捐贈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慈善捐贈的顯性社會效應十分突出,因此,民營企業慈善行為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盡管我國一些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從事現代意義上的慈善捐贈行為,國家相關政策也對企業慈善行為給予了支持,但是我國民營企業的慈善行為總體上仍處于萌芽階段,與跨國企業的慈善行為仍有較大差距。本文將以市場和能力導向模型為基礎,綜合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企業慈善決策機制、企業形象以及政府行為等因素,同時考慮企業規模、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差異,對影響廣東省民營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因素進行分析。

一、文獻綜述

海克?布魯克和弗蘭克?沃爾特(Bruch & Walter,2005)認為,只有當企業慈善活動既能長期持續為其捐助對象創造真正價值,又能增強企業經營績效時,它才能滿足企業獲取外部市場收益和內部經營管理雙豐收的底線。從外部市場考慮,企業應注重利益相關者的期望,根據外部需求開展企業慈善活動,從而鞏固和加強其競爭地位;從內部能力考慮,企業進行慈善活動時應將活動內容與企業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密切結合。依據兩個維度可以將企業慈善行為劃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邊緣性慈善行為(只注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期望),收縮性慈善行為(只注重內部核心能力),分散性慈善行為(兩者都不注重)和戰略性慈善行為(兼顧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和內部核心能力)。

市場和能力導向模型清晰地展示了企業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因素對其慈善活動的影響,從而導致的企業慈善行為策略選擇的差異性。企業在從事慈善捐贈時,需要具體地結合企業自身的資源能力、企業內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需求,制定出兼顧自身發展和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戰略性慈善活動計劃。

從企業內部資源能力角度看,資源基礎模型的基本觀點表明,不同公司不同時期表現出的績效差異是由它們獨特的資源和能力的組合所引起的(Prahalad & Hamel,1990)。企業內部的資源和能力是企業戰略的基礎,資源和能力的差異性帶來了不同的競爭優勢(邁克爾?A?希特等,2002)。顯然,企業開展慈善捐贈等公益活動,需要耗費企業的資源,動用企業的諸多能力。當企業把慈善捐贈作為優化配置資源、獲取社會資本的一種新理念、新戰略時,也能為企業配置道德、信譽和形象等社會無形資產。針對企業內部資源能力與企業慈善捐贈的關系,國內外諸多學者分別從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McGuire,1988; Ullmann,1985; Roberts,1992;Griffin & Mahon,1997;Waddock,1997;Berman,1999; Seifert,2003;楊團、葛道順,2003)、企業慈善決策機制(楊團、葛道順,2003)、企業形象(Hess,2002;Brammer & Millington;2005)等角度進行了實證分析,其基本結論是:企業自身的資源和能力是企業慈善行為的重要“內部驅動力”。

從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角度來看,企業是其利益相關者相互關系的聯結,它通過各種顯性契約和隱性契約來規范其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和義務,通過權益的均衡為其利益相關者和社會有效地創造財富(陳宏輝,2004)。其中,政府作為企業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或預期利益相關者(Clarkson,1995;Mitchell,1997;賈生華、陳宏輝,2002),通過一定的途徑(如經濟、法律或行政手段)來得到企業的關注,影響企業的目標實現,從而達到自身的目的(如對改善就業、調節收入分配等)。在轉型經濟的社會中,政府往往會以行政動員的形式改變社會公益領域的受關注程度和運作方式,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的慈善捐贈行為。國內外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國外學者(Schwartz,1968;Boatsman & Gupta,1996)實證分析了政府稅率的變化對企業捐贈的影響,結果表明二者具有強正相關關系。國內學者(葛道順,2004;張傳良,2005)結合中國政企關系的特點,指出了政府行為(稅收優惠政策和行政動員)對企業捐贈有強大的影響。總而言之,作為企業的主要外部利益相關者之一,政府行為是企業慈善行為的重要的“外部驅動力”。

與此同時,諸多學者還實證研究了企業規模對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Atkinson & Glaskiewicz,1988;Thompson,1993;Boatsman & Gupta,1996;Buchholtz,1999)、行業類型與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關系(Useem,1988;Seifert,2003)。這些研究都表明,企業慈善捐贈行為是一個“權變”的向量,它會受到諸多個體因素的影響。

綜觀相關文獻可以看出,許多學者已經從企業資源能力、政府行為、企業規模及行業類型等角度考察了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影響因素,但這些研究往往只是以某一個體因素為控制變量,對企業所擁有的資源能力或政府行為的影響情況進行單獨研究。而事實上,企業在進行慈善行為選擇時,往往會同時受到企業個體特征、自身資源能力和外部主要利益相關者(政府)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對于我國民營企業而言,考慮到它們所擁有的資源能力、它們與政府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慈善捐贈行為的復雜性和差異性更為突出。我們認為,應該在市場和能力導向模型的基礎上,綜合分析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企業慈善決策機制、企業形象等內部因素以及政府行為等外部因素,同時考慮企業規模、生命周期和所屬行業類型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夠全面認識我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行為的特征。

二、研究框架與假設

在現代社會中,非營利組織和企業在慈善領域的合作是一個重要課題。然而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從非營利組織理論和企業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角度,進行獨立地系統性研究。因此,本文結合企業內部資源能力和外部主要利益相關者--政府,以企業資源基礎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為支撐,建立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企業內部重要的資源能力包括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企業形象和企業慈善決策機制等因素,外部利益相關者則包括政府行為因素。

1.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

一些學者(Ullmann,1985;McGuire,1988;Roberts,1992;Waddock,1997)的研究指出,當企業存在閑散資源時企業才會有諸如企業捐贈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而企業往往會以閑散資源中自由處理度和靈活性最高的現金(即流動資金)的形式進行慈善活動。而另一方面,企業捐贈的前提是經濟實力,企業用于慈善行為項目的資金最終來源于企業的經營成果,是企業經營利潤在企業與慈善項目之間的再分配,因此,企業經營業績的好壞直接決定了企業可用于慈善項目的捐贈額數量(田利華、陳曉東,2007)。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1: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Cap)對企業慈善行為(Phi)有顯著性影響。

2.企業形象

赫斯(Hess,2002)指出,企業參與慈善行為從而加強客戶關系樹立良好企業形象的行為,成為建立企業慈善行為與利潤關系的一個重要方向 。赫斯進一步指出,企業積極的聲譽對于企業的長期成功是必要的。斯蒂芬?布拉默和安德魯?米靈頓(Brammer & Millington,2005)分析了英國不同行業的大型企業慈善行為與企業聲譽的關系,研究發現慈善行為支出越高企業聲譽也越好。因而,企業為贏得較高的聲譽、樹立良好的外部形象而進行慈善行為,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

H2:企業形象(Rep)對企業慈善行為(Phi)有顯著性影響。

3.企業慈善決策機制

企業慈善決策機制不同、組織過程不同及制度化程度不同會對企業的“慈善收益”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當企業對慈善行為項目擁有一套完整的計劃、組織和實施方案,設有專門負責公益活動的部門以一套完整的規范的程序具體組織和實施慈善活動,不會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隨意改動計劃時,企業慈善行為的長期的無形收益會遠遠大于那些對慈善項目進行隨意性決策、沒有完整的計劃與相關的監督與管理的企業的收益(田利華、陳曉東,2007)。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假設:

H3:企業慈善決策機制(Mec)對企業慈善行為(Phi)有顯著性影響。

4.政府行為

政府往往會通過稅收優惠政策與行政動員兩種行為來影響企業慈善活動的策略選擇。一方面,政府對公司捐贈可以在公司繳納所得稅前扣除的規定,使得捐贈取得了類似成本的地位,相應減少了應繳納的所得稅(Schwartz,1968)。波茨曼和古普塔(Boatsman & Gupta,1996)也認為,如果捐贈與稅率的變化存在某種聯系,則說明捐贈存在“利潤最大化”以外的其他動機;另一方面,2004年一份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國內企業的捐贈驅動因素有59%是來自政府動員、社團勸募和社區申請等(葛道順,2004)。2005年的另一份調查也顯示,有33.4%國內企業認同政府的行政動員對企業慈善行為有著重要影響(張傳良,2005)。由此,本文提出假設:

H4:政府行為(Gov)對企業慈善行為(Phi)有顯著影響。

5.企業規模

國外學者(Atkinson & Glaskiewicz,1988; Useem,1988;Boatsman & Gupta,1996;Buchholtz,1999)的研究發現,企業規模是企業捐贈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無論其利潤如何,大企業似乎總愿為慈善提供更多捐助。湯普森(Thompson,1993)等人研究發現小企業的捐贈與企業的員工數量成正相關。路易斯?H?阿瑪托與克麗絲蒂?H?阿瑪托(Amato & Amato,2007)在研究企業規模和行業類型對企業慈善行為的影響時也指出,企業規模與企業慈善行為支出之間存在一種非線性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5:企業規模(Size)對企業慈善行為(Phi)有顯著性影響。

6.企業生命周期

企業在生命周期的創業期、發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個不同階段,內部的一些要素具有不同的特性(陳維政、劉蘋,2003)。在創業階段,企業成立時間短、規模小,組織結構簡單,企業效益不太穩定,創業者為保證企業的快速發展而集中于企業經營活動較少關注企業慈善活動。在發展階段,企業主要的產品和服務結構基本穩定,生產步入正軌,市場份額增加,效益迅速提高,企業為獲取較多的外部資源,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認可和企業的良好公民形象,可能愿意較多地進行企業慈善活動。到了成熟階段,主要產品或服務結構固定,效益平穩、結構穩定,企業為獲取長期的經營績效和社會績效,而愿意最大限度地進行企業慈善活動。而進入衰退階段,主要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縮小,企業效益下降,難以維持正常經營活動。因此,進入衰退期的企業可能會很少甚至不會進行企業慈善活動。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

H6:企業生命周期(Pha)對企業慈善行為(Phi)有顯著性影響。

三、數據來源與處理方法

1.樣本選取與問卷設計

本文研究的是企業慈善行為的影響因素,涉及的內容及問題涵蓋了廣泛的企業經營狀況,與企業戰略相關,需要對企業有全局性了解的企業中高層領導作為調查對象。因此,本研究樣本集中于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任職于廣東省民營企業中高層的IMBA、EMBA項目和總裁班的部分學員,以及一些企業界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本次調查的大部分問卷采用了現場填寫、現場回收的方式,另外還有一部分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發送和回收。

本次問卷調查過程歷時8個月,共發出478份問卷,回收325份,有效問卷為273份。在有效問卷中,屬于服務行業的有197家,占72.2%,其他行業有76家,占27.8%。在企業規模的分布上,小型企業136家,占49.8%;中型企業81家,占29.7%;大型企業56家,占20.5%。在企業生命周期的分布上,處于孕育期58家,占21.2%;處于發展期104家,占38.1%,處于成熟期67家,占24.5%,處于衰退期44家,占16.1%。

國內外學者針對企業慈善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都屬于針對某一方面因素而做出的實證性分析,因而難以搜尋到適合本研究的成型問卷。鑒于上述情況,本文在參考國內外研究問卷的基礎上,自主設計出調查問卷。為保證問卷的科學性及合理性,我們驗證了問卷的信度和效度,詳見以下數據分析部分。為克服問卷調查中調查對象的自我評價可能帶來的問題,我們采取了多種手段來確保調查數據的合理性。首先,我們采用近三年平均值的敘述方式來減少數據隨機波動和異常;其次,我們采取了多題項的方式進行評價,以減少其他效應帶來的隨機誤差(李冬琴,2005)。對于四個自變量均采用多題項設置的方式,以李克特式 (Likert)五分量表計分,有關題項均來源于文獻中相關實證研究。

2. 數據分析方法

(1)Logistic回歸分析及檢驗

企業是否進行了慈善行為可以看作一個虛擬變量(取值為0或1的變量)問題。而Logistic回歸模型(非線性概率模型)則是基于這種虛擬變量建立的一種二元結構模型(王濟川、郭志剛,2001),其因變量是分類變量,只有0和1兩個取值。在本研究中,當因變量為1時表示企業進行了慈善行為,當因變量為0時表示企業未進行慈善行為。

本文涉及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企業形象、企業慈善決策機制以及政府行為四個關鍵因素,亦即4個自變量,因此,回歸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Logistic回歸模型中,用Omnibus檢驗似然比卡方的觀測值和對應的概率p值對回歸方程的顯著性進行檢驗。用Wald檢驗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p值檢驗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是否與Ln()有顯著的線性關系,對解釋Ln()是否有重要貢獻。在Logistic回歸分析中,對于擬合優度的檢驗,常用Nagelkerke R2統計量考察解釋的變差程度,其取值在0～1之間,越接近于1說明擬合優度越高,反之擬合優度越低;用錯判矩陣考察方程總體錯判率,方程預測正確率越高(即錯判率越低)模型的擬合優度越高,反之擬合優度越低。同時,Hosmer -Lemeshow統計量的觀測值及其概率p值也常用來檢驗模型擬合優度,概率p值大于顯著性水平α值,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反之則說明擬合優度較低(薛薇,2004)。

(2)控制變量的列聯表分析

常用的衡量變量之間相關程度的統計量是簡單相關系數,但對兩個定類型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時,簡單相關系數則不適用了。列聯表分析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它利用卡方統計量,檢驗可以行列交叉分組的兩個定類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一統計量的零假設是:行列變量之間獨立。本文采用列聯表對控制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進行相關性分析,以驗證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顯著性影響。

四、分析處理結果

1. Logistic 回歸結果

對影響因素的相關量表進行分析可得,KMO值為0.906,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的相伴概率為0.000,明顯小于顯著性水平0.01。這兩者均表明,量表非常適合作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中結果可知,設計的企業慈善行為影響因素變量的25個指標被分為4類,各指標分別歸屬于對應載荷最大的因子,除“社區普遍認同感”這一指標為0.512之外,因子在其余各指標上的載荷均大于0.6,且4個因子解釋了原有問卷的67.38%,說明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在企業慈善行為影響因素部分具有較好的建構效度。從表1顯示的分析結果看,企業慈善行為影響因素各因子的信度系數Cronbach's α值都大于0.85,說明測量的內部結構性很好,用問卷中的指標題項測量四種企業慈善行為影響因素具有相當好的效度。

在進行多元Logistic 回歸之前,我們對初步選擇的變量進行了相關性檢驗。通常情況下,當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提高時,系數估計的標準誤將會急劇增加。但是,這種趨勢在相關程度小于0.5 以前問題尚不嚴重。結果表明,我們選擇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因此當變量進入模型后,不會導致系數估計的標準誤的增加。

Logistic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我們對表2所示的模型結果進行了整體顯著性檢驗和擬合優度檢驗。Omnibus檢驗卡方觀測值的p值為0.000,小于給定的α值(0.05)。因此,回歸模型中對應的所有回歸系數不同時為0,解釋變量全體與Ln()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表中Nagelkerke R2統計量接近于1,錯判矩陣中的預測正確率也分別有83.3%、74.3%、79.1%,HL統計量的觀測值及其概率p值也大于顯著性水平。這些結果均表明,公式(1)所示的回歸模型有較高的擬合優度。

在表2中的第6列顯示,第一個變量(Cap)及常數項的概率p值大于給定的α值(0.05)。因此,第一個變量(Cap)與Ln()之間的線性關系不顯著,不應該保留在方程中,常數項也不應該保留在方程中。因此,我們可以將回歸方程表示如下:

根據表2中所示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首先,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的回歸系數在0.1的顯著性水平上也不顯著,表明其對企業發生慈善行為的概率并不產生顯著性影響。回顧文獻,格里芬和馬洪(Griffin & Mahon,1997)在研究企業社會績效時發現,企業的慈善活動與企業財務績效并不相關;玻爾曼(Berman,1999)在研究利益相關者管理與企業財務績效的文章也指出,企業慈善行為支出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并不相關。本文的研究結果支持他們的結論,不支持假設1。

其次,企業形象與企業慈善決策機制的回歸系數的p值小于0.001的顯著性水平,表明了企業形象和企業慈善決策機制對企業慈善行為均產生了顯著性影響。計算可得,當企業形象的影響程度增加1單位時,企業慈善行為發生的概率約增加0.836;而當企業慈善決策機制的影響程度增加1單位時,企業慈善行為發生的概率約增加0.722。這表明,一方面,為贏得在社會上更加良好的形象,企業傾向于進行更多的慈善活動;另一方面,隨著企業慈善決策機制的規范程度的提高,企業會進一步增加企業慈善行為的頻率。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設2和假設3。

最后,政府行為的回歸系數α4=-1.285。將政府行為的回歸系數代入概率算式計算,可得概率值為0.217。這意味著,當政府行為的影響程度增加1單位時,企業慈善行為發生的概率約增加0.217。這一結果表明,隨政府行為對企業慈善行為影響程度的增加,企業發生慈善行為的概率很小。這一結論反映了政府行為對企業慈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促進的作用,但這種作用的影響程度卻相對較小。本文的研究部分支持假設4。

2. 控制變量的列聯表分析

為驗證控制變量對企業慈善行為的影響,本文對每個控制變量與企業慈善行為之間用列聯表的方法進行了相關性分析。

關于企業規模與企業慈善行為的列聯表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都有慈善行為的企業為151家,占總樣本的55.3%。在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的151家企業中,小型企業、中型企業和大型企業所占比例較為平均;在并不是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的122家企業中,小型企業所占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兩類企業。

總體上講,超過半數的企業在2007年、2008年、2009年每年都有慈善行為,占55.3%;小型企業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的比例低于并不是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的比例,中型企業和大型企業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的比例均高于并不是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的比例,然而大型企業中兩者相差非常大。從表4也可看出,卡方統計量觀測值的概率p值為0.000,明顯小于顯著性水平α(0.05),因此,可以認為企業規模大小對其慈善行為存在明顯影響,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設5。

由于篇幅所限,控制變量“企業生命周期”與企業慈善行為的列聯表分析的統計結果在此省略。對于企業生命周期而言,總體上講,處于成熟階段的企業開展慈善行為的比例明顯高于沒有慈善行為的比例,而處于其他三個階段的企業開展慈善行為的比例則明顯低于沒有慈善行為的比例。卡方統計量觀測值的概率p值為0.002,明顯小于顯著性水平α(0.05),因此,可以認為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在是否開展慈善行為的情況上存在顯著差異,本文的研究支持假設6。

五、結論與討論

1.研究結論

根據企業慈善行為關于四個影響因素的回歸,以及兩個個控制變量與企業慈善行為的列聯表分析,我們的研究結果如下:假設H1并未得到驗證,H2、H3、H5、H6得到完全驗證,H4得到了部分驗證。

(1)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的影響分析。盡管良好的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是企業進行慈善活動的前提之一,然而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并非企業進行慈善活動所必需的前提影響。在中國傳統的“回報社會,造福桑梓”的慈善行為理念影響下,企業慈善行為往往是企業在帶有民族情感的價值理性驅動下而采取的一種自發行為。而這種行為常常會缺少與工具理性的有效結合(莊梅蘭,2006),因而企業在進行慈善活動時,往往會缺乏對企業現金流與經營業績的考慮。

(2)企業形象的影響分析。本研究證實了企業為提升企業的形象而愿意進行更多的慈善行為的結論。在以知識化、信息化和社會化為特征的新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取決于它能否有效地處理與各種利益相關者的關系(賈生華、陳宏輝,2003)。企業必須應充分重視培育和發掘員工的人力資本價值,逐步樹立社會公眾對企業的良好看法,有效地提升客戶的忠誠度和認知度,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因此,社會的一般偏好和態度可能在企業參與社會投資(比如慈善活動)的方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Brammer & Millington,2003)。

(3)企業慈善決策機制的影響分析

本研究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企業慈善決策機制規范性的提升可以增加企業慈善行為發生概率。健全有效的慈善決策機制,能夠提高企業慈善活動的決策與實施的效率,更好地發揮慈善活動的效用,為企業帶來更強的競爭優勢。因此,企業捐贈已經不僅是社會福利資源的一個重要來源,而且將日益成為企業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4)政府行為的影響分析。本文實證結果顯示,政府行為對企業發生慈善活動有影響,但程度不高。一方面,稅收優惠政策屬于政府對企業慈善的事后“獎勵”,如果企業對稅收優惠的認知不足,或者政府稅收優惠操作流程也過于繁雜,政府稅收優惠法律體系不健全,那么企業申請免稅的行為將會產生較大的交易成本。企業對稅收優惠政策認知的偏差導致了這一政策對企業慈善行為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另一方面,雖然民營企業對于政府行政動員具有較高的敏感性,但企業更愿意結合企業自身條件進行慈善活動,而盡力避免被動接受政府行政動員的影響。這也表明,即使企業可能在政府行為干預下進行了慈善活動,但這種慈善行為往往是企業迫于政府的行政壓力而被迫接受政府行為而進行的。

(5)企業規模的影響分析。實證分析表明,相對較多的小型企業并不是連續三年都有慈善行為;而大型企業中,有89.3%的企業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連續三年進行了慈善活動。這表明,一方面,由于大型企業在資源、市場影響力、規模經濟方面要優于中小型企業,因此大型企業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投入到企業慈善活動中;另一方面,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企業經營者的理念和目標往往發生變化,已不僅僅滿足于經營利潤的擴大,更注重企業競爭力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更加關注內外部除股東之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因此,大型企業在企業慈善行為方面會比中小型企業有更多的表現。

(6)企業生命周期的影響分析。實證分析顯示,企業處于成熟階段時,開展慈善活動的比例要明顯增多。在創業階段,企業更多關注于企業正常經營管理活動而較少關注企業慈善活動;在發展階段,企業可能愿意較多地進行慈善活動,但與處于成熟階段的企業仍有差距;而在成熟階段,企業為獲取長期的經營績效和社會績效,而愿意最大限度地進行企業慈善活動;當企業進入衰退階段時效益下降,難以維持正常經營活動,可能會很少甚至不會進行企業慈善活動。

2. 進一步討論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看作是企業與關鍵利益相關者契約關系的集合(Frooman,1999)。企業慈善行為作為企業履行慈善責任的表現,應該作出為改善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承諾。當前,我國民營企業慈善捐贈的熱情在不斷高漲,特別是在經過多災多難的2008年以后尤為如此。我們一方面欣賞和贊許民營企業這種關愛天下、回報社會的熱情,但我們也需要特別警惕“企業一邊拖欠員工工資、違反法律規定或任意排放污水,一邊進行慈善捐贈活動”的現象。從這一角度講,企業應該結合企業自身資源和能力,找出關鍵利益相關者,在承擔其他三類基礎性社會責任(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的基礎上,再考慮進一步承擔一定程度的企業慈善責任。

大量的前期實證研究顯示,企業在進行慈善活動時,會重點地考慮企業自身資源能力的約束,即是否具有開展慈善捐贈的能力。與此同時,從企業形象的角度分析,企業又會更多地受到社區及外部社會公眾的評價影響,因此,企業又會加強慈善活動的力度。綜合上述兩點,結合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廣東省民營企業慈善行為較多地屬于收縮性慈善行為,但又有向戰略性靠攏的意識。戰略性慈善行為幫助企業資源瞄準能與企業核心價值觀和使命相一致的社會問題,并尋求協同促進企業戰略與慈善行為的整合。如何促進企業開展戰略性慈善行為,這既是一個尚未解決的理論問題,也是企業界亟待解決的難題。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僅僅站在企業內部資源能力的因素和政府角度,對企業慈善行為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初步研究。除此之外,企業在進行慈善活動時還需要考慮別的因素,包括非營利組織(社會公益機構)的成熟情況、捐贈錢物的監管情況等。針對民營企業而言,企業家自身的個人特征也是企業從事慈善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這些因素本文尚未涉及,也應該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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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Behaviors: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en Honghui 1, Wang Pengfei2

(1.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2.Shenzhen Branch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henzhen 51803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