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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每個人的工作行為,本質上就是商業行為――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從有雇傭關系至今,這種本質從未發生改變。但從方式到理念卻發生了革命性變化。
人與人是如何區別開來的呢?撇開天生的因素,根本原因可能是對工作的理解。工作既可以是謀生手段,也可以是發展階梯。如果僅僅把它當成謀生手段,則不可避免地既與雇主斤斤計較,也與工作斤斤計較。相反,如果把它首先視為發展手段,則無論是工作態度或者是工作干勁都大不一樣,收入反倒成為次要因素。
相對于資本,無論職務有多高,權力有多大,雇員永遠是弱勢的。雇員與資本對抗,必須把勞動力商品,轉化為人力資本與職業資本。
勞動力商品也有生產與銷售問題。
除非是不停地更換不同性質的工作,那么,無論在什么層級上,人們的工作行為都可視為職業行為。作為一個題外話,即使是在發達國家,也存在有工作無職業的現象,在中國,這種現象更為普遍。如果說有人在打工,那么,這個群體就是真正的打工族。如果工作不最終指向職業,那么,離弱勢群體只有一步之遙。
勞動力商品的生產過程,本質上是職業修煉過程。需要修煉的因素包括知識、技能、經驗和能力;興趣、價值觀和個性;境界、胸懷、遠見、心態和觀念等。在職業修煉過程中,還同時積累起來工作閱歷、人際關系和職業機會。所有這些加總起來,形成的是人的職業資本。職業資本會推動勞動力商品由量變到質變,并進而滿足個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這個修煉過程與為誰工作沒有任何關系,也沒有可能與任何人就這個問題討價還價,它完全是個人的事情,并且個人職業生涯越不如意,越要加強修煉而決不是相反。
如果說勞動力商品的生產,是個價值創造問題,那么,勞動力商品的銷售就是個價值實現問題。因此,勞動力商品的銷售,也存在戰略銷售和戰術銷售。
戰略銷售,是為職業發展服務的。解決的是賣到哪、賣給誰的問題。說穿了就是到什么行業發展?到哪個地方發展?到哪個企業發展?甚至包括到什么崗位發展。
男怕入錯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只是一個“行”字概括不了這么多內容。
戰術銷售,是為生活服務的,解決的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問題。
盡管從邏輯上看并不那么嚴密,但我們仍然可以把勞動力商品的銷售分為三種方式。
按付出銷售。無論是計件或者是計時,均屬這種方式。按這種方式想發財估計很有點困難,但它是勞動力最基本的銷售方式,甚至是初級方式。從普通的力工,到高級知識分子,只要是計時、計件,均是如此。
按業績銷售。假如前者是按“投入”銷售,那么,這種方式就是按“產出”銷售。由于承擔了某種風險,比如業績不穩定收入就沒有保障,所以,收入比前者高出很多。而這種帶有“投資”和“期貨”性質的銷售方式,很容易導致短期行為。
按能力銷售。盡管需要用業績證明能力,但這種方式蘊含的卻是認可能力在先,業績評價于后。這就意味著勞動力擁有了自己的“身價”。
其實,從職業角度看,職業生涯的目的不就是為自己做個身價嗎?這與商品定價是一個道理。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是市場定的,少數商品的價格是企業自己定的。有沒有定價能力,是檢驗企業營銷能力最主要的標準。當然也是檢驗勞動者個人職業能力的主要標準。
所以,對勞動力商品來說,“生產”與“銷售”結合得最好的方式是做身價的方式。讓推銷成為多余,在這里同樣成立。職業資本的積累,職業的成功,積累起來的就是身價。
事實上,每個人的工作行為本質上就是商業行為――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從有雇傭關系至今,這種本質從未發生改變,但是,在方式和理念上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相對于資本而言,作為雇員總是弱勢的,要與資本對抗,必須把勞動力商品轉化為職業資本。
既然是勞動力“商品”,就有生產與銷售的問題。
勞動力商品的生產過程,本質上是職業修煉過程。需要修煉的因素,包括知識、技能、經驗和能力;個性、興趣和價值觀;心態、觀念、境界、胸懷和遠見等等。在職業修煉過程中,同時積累起工作閱歷、人際關系和職業機會。所有這些,加總起來形成的就是一個人的職業資本。職業資本會推動勞動力商品由量變到質變,進而滿足個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這個修煉的過程,與為誰工作沒有任何關系,也沒有可能與任何人就這個問題討價還價,它完全是個人的事情。一個人的職業生涯越不如意,就越要加強修煉,而絕不是相反。
如果說勞動力商品的生產是價值創造,那么勞動力商品的銷售就是價值實現。因此,勞動力商品的銷售,也存在戰略銷售和戰術銷售。
戰略銷售是為職業發展服務的,解決的是賣到哪兒、賣給誰的問題。說穿了,就是到什么行業發展、到哪個地方發展、到哪個企業發展,甚至包括到什么崗位發展,“男怕入錯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而戰術銷售是為生活服務的,解決的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問題。我們可以把勞動力商品的銷售分為三種方式:
按付出銷售:無論是計件或者是計時,都屬于這種方式。按這種方式想發財很困難,它是最基本的、初級的銷售方式。
按業績銷售:由于承擔了某種風險(比如業績不穩定收入就沒有保障),所以這種方式的收入會比前者高出很多。不過,這種帶有“投資”和“期貨”性質的銷售方式,很容易導致短期行為。
按能力銷售:雖然這種方式也需要用業績證明能力,但它是認可能力在先,業績評價于后,這就意味著勞動力擁有了自己的“身價”。
其實,從職業角度說,職業生涯的目的就是為自己定個身價,這與商品定價是一個道理。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是市場定的,少數商品的價格是企業自己定的,有沒有定價能力,是檢驗企業營銷能力最主要的標準,當然,也是檢驗個人職業能力的主要標準。
一、我國勞動力短缺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但是近幾年我國勞動力短缺現象變得十分突出。據初步預測,一線工人工資在三四年內會繼續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漲。而實際上我國目前還沒有進入勞動力絕對短缺的時代,只是流向發生了變化。2005年,70.3%的勞動力分布在沿海地區,中部與西部各占14.4%及15.0%。2009年以來,隨著承接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加快,中、西部出現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我國勞動力總數的17.0%至20.3%,而留在東部打工的勞動力占比則減少至62.5%。
據聯合國測算,中國勞動力將于2017年進入負增長。加上內需的迅速擴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將于2014年左右出現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動力需求將達到8.37億人,可供應為8.19億人,就業市場凈短缺將達到1760萬人。
二、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概述
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二元經濟”理論,勞工市場由城市勞工市場和農村勞工市場構成。前者根據訂單、利潤決定雇人數量,生產效率較高,工資也較高;后者則是很多人都耕種同一塊地,生產率低、收入低,沒有失業,只有就業不足。經濟起飛時,城市勞工市場吸引農村勞動力,由于兩個市場間人員的流動,城市可以在不提高工資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人力資源,增長由此得以加速。當農村勞動力被耗盡后,城市勞工市場需要大幅增加工資才能請到新的工人,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的顯現,往往是所謂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勞動力供給,縱軸表示工資水平。工資水平長期保持不變勞動力過剩,隨著AD1右移至 AD3到了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
三、后人口紅利時代對開展職業教育的挑戰與機遇
勞動力短缺一方面造成了薪酬水平的提高,而薪酬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要求勞動力具有更高的素質和更高的專業技術水平,并且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另一方面,大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勞動力因為和企業實際脫節而無法獲得理想工作的機會。人口紅利的消失意味著一個舊的勞動力時代的結束――由低廉(技能低、綜合素質低)的勞動力支撐的中國式經濟奇跡的結束和一個新的勞動力時代的到來――依靠技術進步和高素質人力資本。同樣,將目前如此多的初級勞動力盡可能多地轉化為中高級勞動力,使其擁有真正的謀生和發展的技能,中國的職業技術教育特別是高職教育更是責無旁貸。在此意義上,劉易斯拐點對于職業教育是挑戰,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一是政府和企業必然會增加投入去發展地方的職業教育,因為職業教育水平將直接影響到地方經濟的發展。二是職業教育需要擴大規模,新時代對于勞動者的素質要求提高,每個從業者要不斷的接受職業教育。三是經濟的轉型對于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才的質量是企業競爭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提高人才質量需要高水平的職業教育。四是高科技時代,新知識和新技術不斷涌現,職業教育需要和產業實際相結合,這種密切跟蹤全球新技術新趨勢的培訓需要由職業教育來完成。
四、后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的主要對象――新生代農民工
在后人口紅利時代,農民工群體正在或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代際替換,這就是冠以“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征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與父兄相比,他們在農民情結、成長經歷、成長環境、打工目的、工作態度、價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盡管他們仍然是低端市場主要的勞動力提供者。使其從提供簡單勞動為主向具備技能高、素質好的現代產業大軍轉變,盡快成為中國特色工業化、城鎮化的合格的生力軍,簡單的技能培訓難擔重任,中職教育也難以勝任,本科教育偏重理論,惟有技能培訓與學歷教育并重的高職教育方能擔此大任。新生代農民工的必然歸宿是市民化,這也是中國特色工業化、城鎮化的必由之路。
五、后人口紅利時代高職教育改革目標――培訓教育、學歷教育和引導教育
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從農民角色向市民角色的全面轉型,最有效途徑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培訓教育應該是高職教育的“重頭戲”,但這種培訓與企業、社會以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培訓不同:除適崗性的、短期的生存式培訓之外,更著眼于中長期的發展式培訓,即注重素質能力提高和培訓效果運用的“能力本位”的現代培訓。為此,應通過科學、合理的培訓流程設計,構建全方位、動態性、個性化的培訓需求分析模式,并由此制定分類、分層實施方案。要通過問卷調查、定期到新生代農民工聚集的企業和社區調研,遴選具有代表性的班次和培訓學員展開個案調查等方式,重點了解和關注他們在認知能力、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等方面的特殊需求,及時了解他們所在企業和行業的培訓需求狀況,進行過程性的培訓需求信息的調控和前瞻性的培訓需求信息的預判,從而建立“培訓前―培訓中―培訓后”的有效銜接機制和動態監控機制;要充分考慮他們在技能水平、工作性質、文化程度、年齡層次和就業心理等方面的差異性,分別實施外出就業技能培訓、技能提升培訓、勞動預備制培訓、創業培訓和農村勞動者就地就近轉移培訓。
(一)就業服務的職能初級且不完善,難以滿足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互聯網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約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參考文獻]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之一: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化過程蘊涵著生產的社會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
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特征,馬克思并沒有簡單歸結為‘‘它生產的產品是商品”,因為產品表現為商品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發展一“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開始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分離已經完成”的結果“這樣的發展階段是歷史上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馬克思認為,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其他生產方式相區別的,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成為商品是它的產品的占統治地位的、決定的性質’。“在商品中,特別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中,已經包含著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的生產的社會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聯系整部《資本論》不難發現,馬克思的這一經典表述,意在通過總結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物化現象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商品化一貨幣商品化一資本商品化的演變過程,揭示“物統治人”這種主客體顛倒的生產方式的演化邏輯。據此,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之一歸結為: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化過程蘊涵著生產的社會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表現的生產的主客體之間的顛倒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而是勞動的社會規定物化發展的一個特殊形式。歷史上私有經濟形態所共有的一個特征,就是商品的價值是間接地通過商品交換來迂回地確定的。通過商品交換,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物的形式。換句話講,商品形式“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物化和轉換的客觀結果,使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了拜物教性質。隨著商品交換的深入發展,作為一切商品關系固定反映的貨幣得以出現,勞動的社會性質便獨立地“物化”于貨幣中。勞動的一切社會規定,好像不為勞動本身所有,而是由于在流通這個循環交替的“運動”中貨幣的本性所致。商品和貨幣的這種‘‘頭足倒置”的神秘性質,是一切已經有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的社會形態所共有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和在資本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占統治的范疇、起決定作用的生產關系下,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更厲害得多地發展起來”。
馬克思認為,這首先意味著勞動力成為商品。因為盡管資本家實際攫取的是“物化”于貨幣之上的勞動力價值與勞動力實際創造價值之間的差額,但勞動力一旦成為商品,資本就成為了一種非常神秘的東西,在流通領域內不斷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一交替采取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一切商品似乎是資本的產品而與勞動無關,價值增殖成了從資本的本性中產生的、不以勞動為轉移的規定。可見,勞動力成為商品,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所固有的并成為其特征的顛倒現象出現一資本作為獨立的交換價值而存在,成為一個自動增殖的價值主體。
正是這種“死勞動和活勞動、價值和創造價值的力之間的關系的倒置”,滲透進資本家的主觀意志,促使其推動“商品”形式取得發展的運動形式,使作為流通媒介的貨幣‘‘成為商品”。“這樣,貨幣除了作為貨幣具有的使用價值之外,又取得了一種追加的使用價懷”“它的使用價值正在于它轉化為資本而生產的利潤。就它作為可能的資本,作為生產利潤的手段的這種屬性來說,它變成了商品,不過是一種特別的商品。或者換一種說法,資本作為資本,變成了商品。”由此,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獨立地‘‘物化”于生息資本身上。在貨幣市場上,一切中介運動消失于資本家的視野之中,利息只是生產過程之外貨幣資本的固有屬性,表現為一種存在于生息資本這個“物”對勞動本身的關系之外的、與這種關系無關的規定。
然而,資本主義商品化趨勢遠不止于此“資本”徹底自我“商品化”,并將勞動力商品納入其屬性范疇,是它必須“肩負”的歷史使命。因為生息資本一旦出現,便成為“各種顛倒錯亂形式之母,所以,在銀行家的觀念中,比如債券可以表現為商品”。任何一筆有規則的貨幣收入,都表現為那些被想象出來的不屬于現實資本的虛擬資本的利息。從而,勞動的社會性質從外在地物化于商品、貨幣和現實資本之中,歷史性地落在虛擬資本身上,使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的資本關系和資本之間的社會關系,成為獨立于商品生產之外的“商品”。于是,“資本主義思想方法的錯亂在這里達到了頂點,資本的增殖不是用勞動力的被剝削來說明,相反,勞動力的生產性質卻用勞動力本身是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即生息資本來說明’。“工資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勞動力被看成是提供這種利息的資本。“因此,和資本現實增殖過程的一切聯系就徹底消滅干凈了。資本是一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的觀念就牢固地樹立起來了”?,勞動力最終打上了資本財產的“烙印”,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而存在。進_步而言,勞動力和資本這對范疇之間的歷史關系完全被倒置,不是有了勞動力商品,資本才出現,相反,是因為有了永恒范疇的資本,勞動力才成為商品。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之二:追逐剩余價值的直接目的貫穿于勞動實質隸屬于資本這一特殊關系的確立過程之中
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特征相比,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特征作了更為抽象的概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瑡單看這一結論本身,或許人們不免懷疑馬克思違背了其創立的唯物史觀方法論。因為,僅僅從目的和動機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疑具有主觀意志決定論色彩。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馬克思隨即指出:“在考察相對剩余價值時,進而在考察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時,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上面怎樣建立起一種為資本主義時期所特有的生產方式。這是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特殊形式,不過,這種勞動社會生產力是作為與工人相對立的資本的獨立力量,因而直接與工人本身的發展相對立。”
結合整部《資本論》進一步考察上述論述,不難發現,馬克思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置于勞動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歷史進程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的形成邏輯:伴隨著勞動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勞動對資本形式上的隸屬一資本家雇傭勞動力,最終讓位于實質上的隸屬一資本雇傭勞動,然而“不管生產方式本身由于勞動隸屬于資本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內容和目的”?。可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特征的概括,意在強調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中資本主義生產的本性,折射出他對社會經濟人本價值的關照情懷。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特征的真正含義在于:追逐剩余價值的直接目的貫穿于勞動實質隸屬于資本這一特殊關系的確立過程之中。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與歷史上其他社會經濟形態的生產相區別的地方,不在于生產剩余價值,而在于其背后的目的性。因為“資本并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凡是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都必須無償付出剩余勞動。但是,由于在這些“社會經濟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余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瑏。簡言之,歷史上生產資料壟斷權所有者榨取剩余勞動的目的,是為了占有產品的使用價值。而資本主義則不同,由于貨幣羽化為資本的流通形式,使資本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擁有“產仔’、“生金蛋”的魔法。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具有絕對致富欲和價值追逐狂的貨幣所有者變成了資本家。
然而,要確保資本“永久化”增殖,資本主義必須利用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通過改變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建立起真正獨特的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勞動實質隸屬于資本。因為早期資本主義采取的是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與歷史上的生產方法別無二致“資本起初是在歷史上既有的技術條件下使勞動服從自己的。因此,它并沒有直接改變生產方式”瑏。因而,雇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的競爭優勢并不明顯,仍然要受到舊的剝削形式的排斥。與此同時,為榨取足夠的剩余勞動,資本家無限度延長工作日的做法,不斷遭到工人的強烈反抗。為此,資本主義不得不運用國家政權的強制來確保生產的運轉。即便如此,受勞動力價值最低限度的約束,剩余價值也不可能永遠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可見,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法下,勞動對資本的隸屬關系并不牢固,只是一種形式而已。
隨著科學技術被并入勞動過程,以分工為基礎的新協作方式一社會化大生產在工場手工業特別是機器大工業中出現,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法應運而生。勞動者作為技術生產體系的局部環節,在包括工廠內部和工廠之間的生產空間上‘‘集結”,接受資本家的管理監督和調節指揮。這種全新的生產技術和組織形式,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集體力,從而大大縮短了制造社會總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使得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價值全面降低,剩余價值總量增加、資本增殖速度加快。這一結果不僅使先前獨立的舊生產者喪失生產條件,被迫受雇于資本家,而且加劇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致使資本被平均化,即作為剩余價值轉化形式的利潤進一步轉化為平均利潤。在資本家看來,利潤是其預付總資本的產物,因此要獲得最大化利潤,就必須不斷革新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規模,使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成為某些產業部門剩余價值生產的主導方式,并進一步將其擴張至所有產業部門,成為普遍的占統治地位的剩余價值生產方式。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在資本主義體系內,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以提高資本增殖能力作為目標和前提的,并以資本增殖能力的提高作為衡量標準。它帶來的不僅是剩余價值生產方法的變革,更是資本對勞動絕對控制力的根本性確立。因為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各種社會聯系,都好像由勞動轉移到資本身上,勞動的一切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是資本自身獨立的力量,而工人則因勞動能力的片面化培植與使用,淪為生產環節的工具。因而,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以資本為紐帶的生產體系中才能發揮作用。起初,工人因為沒有生產資料,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現在,擺在工人面前的,不是資本家,而是資本。工人唯一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就是不斷把自己作為商品出賣,依附于資本。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創造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一勞動實質隸屬于資本。
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兩大特征是資本主義社會自身歷史發展進程中互為條件和互為因果關系的有機整體
要從根本上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其他生產方式的特質,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大特征。回顧整部《資本論》可以看出,馬克思不僅在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視域中,深入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大特征,而且充分揭示出二者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上的內在邏輯關系一它們是互為條件和互為因果關系的有機整體。
首先,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化”過程,是剩余價值生產目的得以實現的客觀基礎。也就是說,勞動力成為商品構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歷史前提,而資本的出現則是商品形式普遍化的起點。這其中,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剩余價值得以生產的首要客觀條件。而勞動力的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其使用價值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一創造價值。但這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對資本家而言,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勞動力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一不僅是價值的源泉,而且是大于其自身價值的源泉。
當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勞動的社會性質便被“倒置”,資本幻化成“孕育”剩余價值的“母體”,商品和貨幣成了資本這個價值“自動機”的不同存在方式“貨幣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向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說只是化了裝的存在方式”?。由于貨幣不過是商品的一種形式,因此,連同勞動力和貨幣在內的“商品”構成了資本,表現為資本自身的產品,而非勞動產品。由此,資本朝著‘‘自我復制”的方向,推動商品朝著最后和最高的形式發展:貨幣和資本自身也成為商品,演化為生息資本和虛擬資本,
定物化和物質基礎主體化中的“一份子”。資本主義呈現出一片繁華的商品世界圖景。總之,在商品化過程中,剩余價值不僅反映在資本家的主觀意志中,而且“固化”于作為資本產品的各種商品形式之中。
其次,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是資本產品‘‘商品化”趨勢的主觀推動力。要厘清這層關系,必須首先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一“剩余價值生產”這一主觀意志產生的原因。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生產是商品拜物教歷史演化的產物;換言之,是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勞動者的社會關系同物自身的自然屬性這兩大范疇的相互關系在人腦中“顛倒”反映的歷史必然。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馬克思在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視角下,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直接目的產生的另一歷史根源,即它是勞動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中剩余勞動占有權表現形式演化的必然結果。正是上述雙重原因使資本家在追逐剩余價值的過程中推動商品成為資本的產品。
在馬克思看來,剩余勞動占有權是所有社會經濟形態共有的。所不同的是,剩余勞動占有權在原始社會和未來社會中,只表現為勞動者個人對自身勞動的占有關系,而在私有制社會中則表現為從人的勞動實踐中異化出去的對立形式。然而,資本家在直接生產過程中取得的權威,同建立在奴隸生產、農奴生產等基礎上的權威,又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各種生產形式中,剩余勞動占有權主要表現為人身依附關系。資本主義社會則是人類發展史上經濟強制力占統治地位的一個特殊階段,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絕對控制權,是通過人格化的資本獲得的。這其中,社會分工與協作方式的推陳出新,以及拜物教所發揮的重要催化作用,為其提供了社會觀念和物質技術條件。
資本家將勞動力商品化,目的是通過以等價交換為通行準則的資本自身運動,來徹底排除以人為現象形態的生產活動,以便為其生產剩余價值“正名”:同以人身依附為紐帶的舊生產關系相比,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只有商品這一‘‘物”之間的平等關系。正因如此,在剩余價值的貪欲下,資本主義必然呈現出商品化趨勢,使人的異化達到極致:一切物越是商品化,人的本性和主體性就越是在“商品”面前消磨,剩余價值生產的一切中介運動就越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變換結果中消失,剝削就越是不留任何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