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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統一；基礎；調整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么何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簡單地說，統一就是兩者一致或者兩者構成一個整體。從后者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起顯然構成了人類對整個世界的一個完整的互補的認識體系。于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統一應該更多的是指兩者的一致性問題。那么兩者應該在什么基礎上或什么意義上一致呢？人們主要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方面去判斷它們是否一致。由于人們選擇統一的基礎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爭議。不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統一的視角和基礎，那么兩者的統一問題就會容易得多。

1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否統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統一，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人們的價值觀等。首先，從研究對象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對象的共性使得它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它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性。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來看，一般認為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沒有自覺能動性，而人類社會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具有自覺能動性的特征。相應地，人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進行數學化和邏輯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強。而社會科學的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則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認為它們不具有可預測性和可重復性。如果把社會科學再劃分為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兩部分，那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就更大了，而這個區別根源于人與自然的所謂本質上的區別，而狹義的社會科學已經較多地采用了數學和實證等自然科學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類的區分實質上來自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部分的區分，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的進一步區分則反映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這表現在：一方面，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自然界內部的動物界、植物界和無機界之間就不同，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去說研究自然界的各個學科之間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與人類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包括動物界在內的自然界卻被人類認為是低等級的，從而與人類分隔開，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別。比如，生物學、醫學和獸醫學之間本應該存在很多相同點，而我們總是人為地分開它們。相反，現在由于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生物種類日益減少，這將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資源，于是導致了所謂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等學科的出現。而這些交叉性新學科的出現不僅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說明了學科本身的創立也是基于人類的需要和某種價值觀。所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能否統一在許多方面是由人類自身的價值觀或需要決定的。

第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方法論有關系。對相同的對象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會形成不同的學科，如西醫和中醫、理論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西醫和中醫雖然同屬于醫學，但是至今還時有相互排斥的情況，這也許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導致的。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雖然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它們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體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而因對象的不同而導致的方法論的不同那就另當別論了。

2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應建立在多層次多角度的基礎上

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誰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

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3統一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一、心理學自然科學模式產生與發展的背景

主流心理學(MainstreamPsychology)與科學心理學(ScientificPsychology)同義，即心理學的主流是一種采用了自然科學模式的科學心理學。諸多知識本身與知識之外的原因使得自然科學模式成為心理學研究一直以來的主流。

1．知識背景

哲學和生理學是心理學產生19世紀末的雙重知識來源。“心理學雖有一長期的過去，但僅有一短暫的歷史”［2］(P2)，在馮特之前的幾千年間，心理學長期作為哲學的一個知識門類而沒有獨立的地位，但哲學卻為整個心理學提供了認識－欲求的基本概念體系;笛卡爾以來的近代二元論傳統以及實證主義精神同時也為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化做了哲學鋪墊。19世紀中期，赫爾姆霍茨、韋伯與費希納等生理學家首開通過實驗和測量研究人類心理的先河，證明了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心理過程的可能性。生理學家的心理研究為心理學的先行者提供了方法－技術模板，直接促進了(實驗)心理學的建立。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誕生”以及此后發展的宏觀知識氛圍是啟蒙以降科學理性思維方式的主導地位，即研究主體與客體的本質二分，對客觀、一元真理在場的形而上學預設，對研究主題的對象化、客觀化處理等。這種思維方式甚至滲透到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經典的社會科學之中，心理學也不能避免。在這種知識氛圍和相應的評價標準下，人文科學知識在價值序列上自然處于低位，這也解釋了人文科學取向心理學在心理學學科內部的邊緣地位。

2．知識社會學因素

知識社會學關注知識的社會性維度，致力于考察知識與學科中的社會、文化、心理、利益等非真理性因素。心理學從整體上采用自然科學模式并非純粹出于學術理性的考慮，而是在學科內外有著諸多知識社會學因素的參與。從心理學外部的社會背景來講。社會公眾對(自然)科學及科學專家的信奉使得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的存在與發展有了一個良好的輿論氛圍;其次，資本主義的興起即與自然科學在技術領域的應用有關，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工具、實效知識的普遍高揚使得易于應用的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有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至于心理學內部，建制化、專業化、職業化后的學科，會相應產生出相應的科學共同體，科學共同體作為一個權力－利益系統必然尋求擴張壟斷與自我辯解，這使得其信念與利益時常高于真理本身:人的心理行為并不等同于客觀自然物但卻套用了研究客觀自然物的研究方式，如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言，“這一錯誤發端于心理學家們對曾給自然科學帶來輝煌成就的機械主義方法論的崇拜”［3］，即非學理的自然科學崇拜與科學共同體的群體協商、默認是自然科學模式在心理學研究中長期合法的保證。二、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的理論特征心理學在知識上的最高追求是達到客觀普適的、價值中立的真理。而其對真理的理解則攀附了自然科學的標準，因此其效仿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物的主客分離的研究范式來研究人及其心理與行為，這深刻貫穿到了心理學的方方面面。

1．強調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

實證主義哲學本身承接了近代經驗哲學的傳統，與這一經驗傳統相對應，從早期的內容－構造心理學到隨后的行為主義心理學至今日的認知心理學，皆主張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往往為可直接觀察性。馮特和鐵欽納強調心理學研究的對象為可內省的內部經驗;行為主義心理學則認為心理學應排除無法直接觀察的內在意識，而應代以可直接觀察的外顯行為;當今的認知心理學也保留了行為主義的這一主張，并進一步通過外部行為反應推論內部的認知過程規律。必須提及的是，強調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不僅僅關聯對研究對象的選擇與取舍，同時也是對研究對象的理解與建構。這一建構在本體層面將人視作動物或機器，將人的心理與行為視作客體、對象甚至是物理事實的存在;在技術實施層面，這一建構直接導致了心理學中的還原主義與元素主義，“心理學研究的根本途徑在于將心理分解為一些基本的元素，或將心理、行為歸結為低級運動形式如物理、化學、生物過程，然后以元素說明整體的性質，或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規律說明人及其心理、行為的規律。”［4］

2．實驗室實驗法及方法中心

自然科學的研究目標通常為對研究對象進行本質觀察或發現研究對象間的因果關聯，同時這些研究應是可重復、可驗證的。為此，諸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在實驗室中即控制條件下對研究對象進行數量化觀察和相應的數學分析。現代心理學“誕生”的標志即是馮特等人采用了這種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人類心理。自馮特以后，雖然心理學中實驗、問卷－測量和觀察等方法并存，但實驗法(主要為定量的實驗室實驗法)一直是心理學方法的主流和心理學知識的主要來源。心理學中實驗室實驗法的要義在于通過脫離日常生活情景，在實驗室中對變量進行精心控制，對心理的外部結果———生理和行為進行數學統計分析，以達到因果關系的解釋。對科學方法的過度強調也使心理學陷入了方法中心的誤區:首先，以方法作為評價心理學科學性和心理學知識客觀性的唯一標準，正如卡特爾所言:“心理學除非建立在實驗和測量的基礎上，否則就不能達到自然科學那樣的明確和精密。”［2］(P173)其次，方法的意義高于問題本身的價值，對程序和技術的關注優于對問題價值的關注，除卻規定研究對象的可觀察性之外，能否對對象施以科學研究也決定了心理學對研究問題的取舍。

3．個體主義

通常認為心理學的分析水平多在微觀的個體層面，在個體之外往往最多延伸至家庭，這種角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心理學在其自然科學模式下卻普遍存在著將個體視角走向極端個體主義的誤區，即使心理學中的社會心理學也秉持個體主義。所謂個體主義是“強調個體心理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否認或忽視個體心理與社會文化的內在聯系，把個體研究同社會文化孤立開來而從個體內部尋求心理或行為的解釋。”［5］在心理學中，個體主義和自然科學模式內在契合，造成這種個體主義的直接原因仍然要歸結于心理學的自然科學模式，正如葉浩生教授所言:“文化因素、社會影響在實驗室中則無法控制和操縱，更無法操作化和量化，為了維護科學研究的可信度和效率，只能棄之不顧。”［6］

4．價值中立的知識立場

價值中立立場的背后是一種客觀主義的認識論，其要求在研究中排除所有成見，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性態度”，如實地觀察和描述事物以發現客觀普適的真理。不過即使在自然科學中，是否存在著價值中立的客觀真理，也成為了一個引起廣泛爭論的學術議題:庫恩范式論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皆懷疑自然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不過心理學科學共同體通常信任自然科學知識的價值中立性，同時認定在心理－行為領域也存在著類似自然科學的不牽涉主觀因素的普遍知識或規律。如若采用自然科學式的客觀方法來研究人及其心理與行為，并基于數學方式來呈現、分析研究結論，將會避免價值涉入，從而達到希求中的普適真理。即心理學家認定，在自然科學模式指導下其自身的科學活動以及科學活動的結果都因科學方法的帶入而得到了價值中立性的保證。

三、單一自然科學模式下心理學的困境與出路

作為心理學主流樣態的自然科學模式心理學，對心理學的產生、發展與實際應用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其對科學的信奉優先于對人的關切，不顧人不等同于動物或機器的獨特本質，執著于套用上述研究自然物的立場去研究人及其心理與行為，使得心理學成為了一門充滿了困境與危機的科學。

1．困境

首先，心理學是研究人自身的一門科學，但人在心理學中的形象至今仍是還原式的動物或機器，“科學心理學將人性降格為單一的自然物的存在，消解了人的獨特本質，使得人在心理學中被遺落或消解。”［7］學術界作為一個精英系統，其觀點本身就需要超群出眾，而心理學研究往往通過復雜的技術程序來驗證一個生活智慧中早已存在的觀點;執著于方法－技術的心理學用力于枝節、瑣碎的問題而沒有興趣也無力建構出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有真正影響力的理論，在科學心理學100多年的傳統中，尚未產生出可以廣泛影響周邊學術領域的學者和理論。其次，從學科的最高追求———科學性上來講，心理學并不成功。著名理論心理學家SigmundKoch曾指出，“心理學自一百多年前脫離哲學以來，一直未能成為獨立科學，且因受其本身條件限制，心理學將來也永遠不可能發展成為獨立科學。”［8］最后，心理學過度張揚了科學性，采用缺乏生態效度的實驗室實驗法而導致了與真實人性和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正如英國心理學家P．凱林在《心理學大曝光———皇帝的新裝》中指出的，“科學心理學已經避免去研究那些人類存在的真正問題。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選擇了一個自然科學的方法，而這種方法是不能很好地勝任調查這么一種問題的，同時也因為許多實驗心理學家通過求助于不人道的客觀科學以避免他們的個人沖突。”［9］

同時與科學模式相關聯的個體主義立場也無力面對復雜的社會政治生活現實，有學者對實驗社會心理學做出了批評，認為這種實驗室實驗是“真空中的實驗，宏大的社會現實被彎曲為人為的實驗室中漠不相關的個體之間虛假的社會互動”。［10］面對六七十年代席卷歐美的學生運動、女權運動和黑人運動，科學心理學家束手無策。此外還需指出的是，學科建制化也給心理學帶來了負向的后果。后果之一即是學科封閉，對生活世界和周邊學術領域中優質、精彩的心理學資源視而不見。甚至在心理學內部，各分支領域也往往秉持專業化態度，這造成了心理學在內部的分裂。后果之二在政治－倫理層面:正如愛德華•薩義德(EdwardSaid)所言，持專業態度、職業態度的知識分子，將會“無可避免地流向權力和權威，流向權力的要求和特權，流向被權力直接雇傭。”［11］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學;科學;性質

1經濟學科學性質之“惑”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礎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礎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斷定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懂得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斷定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定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廣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廣泛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平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廣泛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懂得,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廣泛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明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保持試錯法,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正是為懂得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涉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明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明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本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法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雜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5總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觀點,應用在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上,從科學的劃界標準,研究對象,到科學發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論證,可以得出經濟學是科學這一結論。另外,經濟學發展至今,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由于其與自然科學的融合,更有“經濟學帝國主義”之說。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等新興交叉經濟學的興起,更是說明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可分割性,他們在科學性質上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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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檢驗 評價 認識論意義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知識的檢驗與評價關系問題凸現為當代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其深刻的理論背景和根源，體現了人類對近代文明實踐造成的反主體性效應的自覺反思和檢討。近代自然科學所揭示的自然界的規律，經過人類的實踐和利用，為人類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價值，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的同時，也產生了自身無法克服的危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為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產生最初的產品并使氣候惡化。”這些危害迫使人類不得不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檢討。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問題作為一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的方法論問題正是由此而顯得格外緊迫和突出。

1 對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當代人類在全球范圍內面臨的發展困境和生存危機，看起來是“天災”，實際上是“人災”，是以“天災”方式表現的“人災”。這就使得檢驗與評價問題作為一個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實踐問題顯得格外緊迫和突出。另一方面，物質財富的巨量增加與環境的惡化以及人在當代社會中的貶值、失落成為西方社會最為觸目驚心的事實。當代社會中將自然科學知識應用于實踐中所呈現的“正負效應”同步增長的事實使得人們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實踐中的檢驗與評價問題不得不重新關注和思考。

自然科學發展尋求的主旨是“合規律性”，而人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尋求的主旨是“合目的性”。從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角度來看，要求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必須基于“合目的”與“合規律”的雙重標準的統一。

2 對人文科學理論研究的意義

“人文科學方法論之所以成為當代世界哲學普遍關注的一個前沿領域和熱點問題，根源在于當代人類生活對人文科學的需求與人文科學的實際發展狀況之間極不相稱”。當代社會中的宗教淡化、技術異化以及人與人的疏離使得當代人陷入普遍的精神困惑之中，特別需要一種人文關懷、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出境使得人們對人文科學寄予很高的期望。從而也就賦予了人文科學的特殊重要地位，促使人文科學成為當代人類科學體系中一大主導學科群。但另一方面，雖然當代社會生活特別是當代人的精神處境已成為一些人文科學學科思考和探討的課題，但人文科學作為一個主導學科群在當代的實際發展狀況遠不能和自然科學相匹敵。當前，人文科學不僅未形成統一的規范，未建立起與自身獨特的研究對象相適應的方法論基礎，甚至其科學性也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懷疑和否定。這就使得對人文科學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如何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理性意義上實現二者的統一，也是檢驗與評價問題受到關注的重要緣由。

3 對科學決策的意義

首先，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研究有利于決策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所謂決策的合目的性，就是決策與人及其實踐的現實需要相符合的性質。人們之所以要進行決策，就是為了尋求其目的的實現。所謂決策合規律性，則是決策與實踐及其對象符合、一致的性質。從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聯系角度看，判定一個決策是否合目的性，就是要看它能否在實踐中達到決策者預期的目的；判定一個決策是否合規律性，就是要看決策與實踐及其對象符合、一致的性質。要達到合目的性和合規律性的統一，決策者不僅要了解對象方面的狀況，也取決于決策者決策的能力以及決策的客觀環境。因此，決策者只有在妥善研究了這些條件之后，在這些約束條件之內作出決定，才能實現科學決策。

最后，有利于決策合價值性與合工具性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曾將合理性分解為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兩種。他認為，工具合理性行動和價值合理性行動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工具合理性行動著重考慮的是手段對達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價值合理性行動全力關注的是行動本身是否符合絕對價值。由于工具合理性僅考慮達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考慮目的本身合理與否，因而易于導致張揚工具、手段而遮蔽目的、意義的工具主義。價值合理性注重對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反思，忽視了對達到目的的工具、手段的關注，易于產生脫離實際的“烏托邦”式價值理想主義。從檢驗與評價的關系來看，科學的決策必須將這兩者結合起來。

5 結論

綜上所述，基于知識的檢驗與評價的關系的要求，判定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否合理，標準在于“合目的”與“合規律”的雙重標準的統一。任何割裂二者，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會最終導致不合理的自然科學理論與實踐；在理性意義上溝通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促進人文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相統一，實現科學決策的合目的與和規律、合情與合理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歐陽康.當代哲學前沿問題專題研究[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一、自然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世界檔案館運動興起，亟須能夠勝任具體工作的館員。因此，“最初的檔案學教育就是從職業技術訓練中發展而來的”[1]。當時的檔案學缺乏以科學為基點的長遠規劃，還沒有從“自在”走向“自為”。

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以其“實證”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學”，并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門類的學科競相效法的目標。誠然，“如果說古典力學是成熟科學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學，尤其是進化理論，則成了社會思想各種主導流派更為直接的靈感”[2]。在此背景下，檔案學也和其他學科門類一樣，努力以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程序來規范自身，并希望最終能夠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學科。直到今天，檔案學的自然科學化訴求仍然是學者們追逐的目標[3]。自然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誤以為科技即科學

“科學”作為西方文明的產物，長期被中國學者所誤讀。余英時指出：“中國‘五四’以來所向往的西方科學，如果細加分析即可見其中‘科學’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變本加厲。……中國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西方‘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我們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來達到‘富強’的目的。”[4]以科技為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認為“有關檔案存貯技術、傳遞技術方面的分支學科具有明顯的自然科學屬性”[5]；又如，認為“現代科學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應用與發展，極大地激發了檔案科學精神，檔案科學精神體現在崇尚科學，尊重科學，重視科學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作用，積極研究與利用各種先進的技術設備與手段來提高檔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視其他具體自然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的運用

科學的實質是邏輯實證精神。檔案學想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遵循自然科學的模式，其邏輯框架應該闡述類似自然科學的問題。然而，在現實檔案學研究中，科學理性更多地表現為其他具體自然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的運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系統思維與辯證法結合運用的產物；檔案存儲環境控制技術、有害生物防治技術和修復技術、有關檔案變質的各種因素等問題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學、物理學及天文學領域；而檔案縮微復制技術、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研究則與現代光電技術和計算機科學的進展有關。

第三，自然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檔案學的自然科學化只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義方法論在20世紀初強勢地位的一種必然反映，其突出意義是解決了檔案學的相關“技術”問題。然而，“在檔案技術裝備不斷更新的同時，檔案利用率卻持續低迷”[7] 。同樣，1898年荷蘭學者繆勒、斐斯、福羅英《檔案整理與編目手冊》以來注重科學實證“精神”所帶來的學術效力，也沒有提升檔案學的學科地位。這表明檔案學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學的學科規定性，自然科學的方法或自然主義的方法論不能直接套用于檔案學研究。

二、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在自然科學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檔案學努力成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者們宣稱，“檔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8]。事實上，檔案學的社會科學化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官僚體制下，檔案作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與行政學、政治學淵源甚密。英國檔案學家詹金遜甚至認為“鑒定原則在于查明檔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會科學化為訴求的檔案學研究，根據某些社會因果關系解釋檔案館活動——盡管，館員和用戶作為檔案活動的主體能夠明白自己的目標及其實現手段，但檔案學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們這樣做、而我們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總體上，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和其他具體社會科學門類相結合

在認識到檔案和檔案工作中隱含著若干類似社會科學發展中的某種價值選擇之后，檔案學開始比過去更多地向社會科學的鄰近學科開放。由此出現了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檔案學的分支學科，如檔案社會學、檔案美學、檔案館管理學、檔案館經濟學、檔案館哲學、檔案心理學等分支學科。目前，無論是檔案學整體的社會科學化還是有關分支學科的社會科學化都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無疑超越了以往檔案及檔案管理“內部”的狹窄領域，拓展了學科視野。

第二，設法使檔案學的理論發展和社會理論的原則相結合

在檔案學社會科學化研究中，學者們秉承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斷，一方面，以社會理論為原則演繹檔案學的學科理論；另一方面，在檔案學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檔案學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在聯系，從而將檔案學史視為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發展的一個經典注腳。這固然擴大了方法學手段，但遭到了脫離實際的批評。

第三，社會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應該說，檔案學在建立自己的學術譜系時，對于社會科學有著天然的認同感。但正像國際檔案理事會電子文件委員會在1997年制定的《電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樣，檔案館應在歸檔文件的整個生命周期，指導和監督由其他參與者采取的措施，這些參與者匯集了文件的責任者、管理員、制定法規和行為準則的領導以及調配資源的負責人。因此，檔案和檔案工作無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價值問題，檔案學必然具有人文學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定性中，其研究對象必須是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研究旨趣是揭示社會規律。檔案和檔案工作雖然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但該現象和活動時刻涉及人及其價值問題，本質上表明檔案學并不完全符合“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定性。所以，通過“社會科學化”使檔案學真正成為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學科”，總體上是失敗的。

三、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在18世紀自然科學興起和19世紀學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檔案學和幾乎所有學科一樣都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人文知識。以“實證”為核心價值的學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與科學的分途，并使得作為一門人文知識的檔案學接受了科學的洗禮，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時“糾正”，并出現了上述“自然科學化”和“社會科學化”訴求。以文件生命周期為代表的實證理論，甚至成為現代檔案學成熟的標志[10]。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關注“人”自身的研究

檔案和檔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人在檔案收集、整理、鑒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體認識和現實感受成為研究的重點，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關注人——檔案業務工作者、檔案行政管理者、檔案教育工作者、檔案學研究者、檔案利用者——的未來行為與整體行為，關注更大時空內的人的社會責任，從而構建現代檔案學的新體系”[11]，成為檔案學界的學術目標。20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和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技術在檔案理論與實踐中實現無限擴容。面對新一輪的檔案學“技治主義”，人文性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其實質是要找回一個與物質世界相呼應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視人的價值

在具體研究中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應然理想”而不是“知識真理”。以人文信念摒棄科學實證，其動力源自“人的發現”，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價值性”[12]，由此導致了檔案學研究中價值論范式的產生。價值論范式立足于人的主體價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從實然到應然的轉變，意味著人對自我主體地位的確認以及對自身認識之自覺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過去不為檔案學關注的問題，比如:檔案工作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科技文化發展與檔案工作改革問題、檔案信息總量飛速增加與檔案部門適應問題、信息時代來臨與檔案工作對策問題、 檔案工作國際化問題等等 ， 陸續進入檔案學關注的視野”[13]。顯然，價值論范式的理論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而其現實基礎則是檔案由傳統的國家管理模式向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

第三，人文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人文科學視野下的相關研究圍繞“價值”概念建立檔案學理論，努力解決現實檔案工作中的價值問題，從而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表達某種最終目標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預設某個理想，然后希望現實檔案工作能夠達到理論所描繪的那個理想圖景。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體“事實”，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觀“價值”想像，從而將價值問題與事實問題對立了起來。例如，提倡檔案個性化服務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個性是千差萬別的，考慮這部分用戶的個性難免會顧此失彼地無視那部分用戶的個性；考慮全體用戶的個性，則會失去個性。其癥結在于：研究者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檔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評論式的研究，從而既懸置了事實問題，也遮蔽了價值問題，個性化服務的價值弘揚變成社會和檔案學者賞賜給用戶的恩典。顯見，由于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使得人文檔案學也未能構成關于檔案學的完整表述。盡管，作為一種學術視角與價值選擇，人文檔案學自有其學術意義，但檔案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整體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學的學科規定性。

四、構建超越學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學科地位的檔案學

在目前的自然、社會、人文學科三分體系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分別固守客觀性和價值性的兩端，社會科學以客觀性與價值性的雙重關聯而處在二者之間。在這種學科分類框架下，檔案學的學科屬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檔案學研究混跡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兩者思維方式的互競與妥協也幾乎完整地表現在檔案學的發展歷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檔案學增添了視角，并從二元對立的傳統學科分類模式中分離了出來。人們發現，檔案學與價值、性質等人文科學的范疇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檔案和檔案工作中，始終存在無法實證或未經證實的理論而又為人們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國《穡月7日檔案法令》第37條所規定的“每個公民都有權了解在任一檔案庫房保存的檔案的內容”，就是一個人文價值選擇，它在本質上是不可論證的。所以，E·希格斯認為，《穡月7日檔案法令》是浪漫主義的，“因為將一切檔案向公眾開放，只能是革命時期的權宜之策，事實證明任何統治者都難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經過“實證”的結論卻可能很快被拋棄。例如，某些基于“科學實證”的鑒定方法在現實檔案鑒定中反而表現出無能。

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檔案學的某一側面，而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檔案學的全部本質屬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檔案學的學科地位。它們的歷史功績更多地在于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揭示了檔案學發展的多種路徑。總體上，檔案學既然以研究檔案、檔案工作以及檔案學自身的有關問題為職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會，不能僅僅借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和邏輯來建立檔案學。同樣，檔案學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不能簡單地套用社會、人文科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建構檔案學科的理論體系。因為，社會科學以“社會”為核心，是“社會”之學；而人文科學以“人”為核心，是“人”學。檔案學同時關注“社會”與“人”，檔案與社會、檔案與人，是檔案學的永恒命題。所以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學科標準都不能規范與框定檔案學的發展。

我們相信，檔案學有自身學科的特殊性，檔案學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檔案與檔案工作為起點和終點的獨立科學。檔案學雖然需要相關學科的加入并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結論，但它的學科獨立性不應受相關學科介入的影響。誠如李財富、丁華東指出：“檔案學的可持續發展主要還是依靠自我發展，鮮明的學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創新，真正的動力也只能來源于檔案學界內部而非其他學界。”[15]惟其如此，檔案學才有希望構建為一門成功整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科優勢的新的綜合性學科。

注 釋：

[1]譚琤培：《對檔案學學科性質研究的新見解(下)》，《蘭臺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東尼：《為社會學辯護》，周云紅、陶傳進、徐陽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檔案科學研究需用科學精神》，《檔案學通訊》2001年第4期。

[4]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譚琤培：《對檔案學學科性質研究的新見解(上)》，《蘭臺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黃力：《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檔案工作中的融合與共建》，《湖北檔案》2004年第9期。

[8][13]蔡麗娜、張利：《也談檔案學的學科定位》，《檔案學通訊》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國外現代檔案學思想的總體特點分析》，《湖北檔案》2008年第4期。

[10]傅榮校、韓云云、陸加敏：《論檔案學研究角度的轉變》，《浙江檔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協舟：《基于學術評價視閾的中國檔案學闡釋與批判》，《檔案學通訊》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從實在論走向價值論的當代哲學》，《理論探討》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