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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企業 財稅政策 分析 經濟

我國企業的發展越來越快，企業在我國的經濟地位也越來越高。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之后，國外出現了一些阻礙國家經濟發展，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直接導致企業的出口下滑，經營出現虧損。國家就需要優化中國企業發展財稅補貼政策，對于企業的發展有積極的影響。隨著國家財稅補貼政策的實施，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并沒有充分發揮財稅補貼的作用。

一、財稅補貼政策的相關概述

財稅補貼政策也就是企業結構失衡或者出現一定瓶頸的時候，可以給企業提供各種形式的財稅方面的補貼，從而保護特定的產業和經濟，優化產業結構。財稅補貼政策是國家協調經濟運行和社會利益的手段，可以起到幫助企業提高經營績效的作用，它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運用的一項非常重要的經濟政策。

二、關于財稅補貼政策在公司經營績效發展現狀

中國企業普遍享受了國家稅收方面優惠，而且名目非常繁多，各地差異也較明顯，其中最典型的農業生產型企業。為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當地企業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刺激公司的發展，但是通過研究發現，財稅補貼政策對于生產型企業沒有非常明顯的效應，還存在著一定的副作用，顯著增加了償債能力，也導致企業管理層出現一些偷懶的行為。通過研究表明，近一半的農業上市公司利潤都是需要依靠著各種補貼進行經營占了21%，補貼收入中所得稅返還占了48%，出口退稅構成占了10%等，但是農業上市公司在享受國家優惠政策的同時，其整體經營績效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反而出現一種停滯不前的態勢。

為了建立并完善企業工作協調方面的機制，充分發揮國家財稅補貼的作用，國務院促進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加快改善企業發展的政策方法的環境，從而制定相關的法規，比如工業和信息化部門等7部門了關于《融資性擔保公司暫行辦法》，國家相關部門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門制定財稅補貼政策。因此中國企業融資工作也抓緊推進。從這些舉措來看，說明國家對于財稅補貼政策的高度重視。

三、財稅補貼政策對公司經營的影響以農業公司為例

我國目前與企業相關的財稅補貼優惠包含了：增值稅減稅、企業所得稅減免、價格補貼和公益性補貼，基于所得稅減免優惠占據了企業所享受的財稅補貼總額的比例相對比較大，因此也會對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很多企業沒有下精力去解決自身經營績效方面的問題，而是過多考慮國家補貼政策，導致企業的經營績效與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匹配。

（一）財稅扶持政策在公司經營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影響

財稅扶持政策在公司經營中出現了一些負面影響，從全國各地農業公司統計來看，中國的農業企業有30%是由于依靠國家財稅補貼而維持生存的，但是這種企業由于經營績效不佳，受到市場競爭的影響，大部分還是倒閉了。這種情況的發生，也直接浪費了國家財稅補貼政策的資源。

財稅補貼政策和所得稅優惠對農業上市公司有非常大的影響，它是企業盈利非常重要的來源，但是過多的財稅補貼會導致企業在經營績效不佳時不會想辦法扭轉企業發展方向，這與國家政策的初衷與期望有所違背，說明財稅扶持政策及運行機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它在一定程度上虛增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導致企業會滋生惰性和尋租的行為，因此無法真正優化企業經營政策，導致企業的經營績效低下。

（二）公司經營方面的問題導致財政扶持政策的作用銳減

國家利用財稅政策對農業上市公司進行了大力的經濟方面的扶持，但是農業公司的整體發展情況卻是比較低迷，而且暴露出非常多的問題，比如經營績效比較差，股權結構不合理和治理結構不完善，甚至有些企業進行跨業經營，導致有些農業企業因為財政方面的問題而黯然退市。財稅扶持政策雖然改善了企業的績效，但是無法掩蓋在公司經營方面的問題。

（三）企業對財稅補貼政策認識錯誤

我們知道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正確的領導，領導層的意志決定了企業面對國家政策時的方向問題，由于大多數企業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領導者并沒有太多的經驗和知識，而是白手起家，所以現在大多數企業的納稅并不重視企業的稅收籌劃，導致無法正確籌劃成本。

關于補貼效率的標準，國家給予農業產業化財稅補貼政策，其目的并不是企業的發展壯大，而是希望促進農民的增收，有一些企業出現了虧損，如果不進行經濟方面的補貼，就會立刻倒閉，這樣會導致當地的農民就業出現問題，甚至是增收不利，在這種情況下，補貼效率也就是維持企業不倒閉，但并不是促進企業的發展，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四、財稅補貼政策對公司經營績效中存在問題的相關對策以農業公司為例

財稅補貼政策是國家的一種宏觀調控，是對企業經營的一種扶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的發展。因此，運用財稅政策資金支持相關的產業，扶持企業不斷地做大做強，促進經濟健康地發展。

共享經濟政策范文第2篇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1-080-02

一、引言

政策網絡作為新型的政策分析工具，逐漸成為政府部門與其他行動者之間具有制度化、互動性的一種模式，尤其在研究現今的公共政策與公共治理等問題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政策網絡理論注重政策主體之間的多元性和相互獨立性，強調各主體基于平等協商出發在決策過程中互相博弈，為了實現政策目標，各主體在解決問題方面達成一定的共識。

因而政策網絡理論在處理科技資源共享問題方面，開闊了政策主體的視野，提出一種新的分析思路。文章以政策網絡相關理論為分析框架，研究分析政策網絡理論對于我國科技資源共享主體互動存在的相應問題與解決對策。

二、政策網絡：一種分析視角

政策網絡理論于20世紀80年代興起，被認為是對公共政策研究的一大貢獻，彌補了以往政策研究的不足，已經逐漸成為西方國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徑之一。政策網絡模式作為一種新的分析模式被引入公共政策領域，肇始于美國，經過英國、德國、荷蘭等國學者的不懈研究，流行于整個歐洲，乃至我國。這種模式的特點表現為參與主體的多元化、關系聯結的復雜化以及各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影響。政策網絡實際上是建立在各參與主體相互關聯與相互作用的基礎之上的一種協同運動，政府不再是政策形成過程中單一的主導者。一般而言，政策網絡是指“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政府和其他行動者圍繞共同的實際是不斷協商的信念和利益而結成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聯系。這些行動者之間相互依賴，而政策就是從他們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出來的。”政策網絡理論認為，政策主體之間因資源的相互需要、交流信息和意見的需要、追求權力和利益協調的需要而參與政策網絡。

三、科技資源共享的困境――政策網絡的視角

科技資源是當前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戰略資源，科技資源是指從事科技活動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組織、管理、信息等軟、硬要素的總稱。它為科技活動提供了物質保障，也為科技管理、決策和科學研究提供了基本條件保障，是國家的重要戰略資源。科技資源共享是指在不損害科技資源利益相關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通過政策調控和法規體系以及有效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避免或減少科技資源不必要的重復建設，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提高科技資源使用效率，并將科技資源面向社會開放的整個過程。這個概念包含以下幾層涵義：一是在科技資源的積累和建設期間共同參與和共同建設，以節約有限的資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建設；二是在資源使用上，提倡開放和共享，以最大程度提高使用效率，發揮最大效益；三是科技資源共享必須以保障相關利益者的權益為基礎，充分尊重行動者知識產權權益及其他合法權益，同時補償有可能因資源共享而造成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損失。

然而，研究分析發現，一些政府層面的共享平臺建設與發揮效果狀態不是特別理想，在科技資源共享過程中出現或遇到了許多的問題。探討其原因發現，眾多的平臺研究人員僅僅是從政府立法和科技政策層面考慮，認為科技資源共享存在的問題是強調整體的利益，忽略考察參與共享活動的主體利益。然而科技資源共享成功與否涉及到法律、安全保障、參與渠道和信息流通等方面影響，更受到主體互動的影響，任何共享行為都需要多方主體的共同參與，科技資源共享過程中處處涉及主體互動與利益問題，科技資源共享體系只有充分考慮參與主體的互動因素，才能保證在實施上的可持續。

（一）互動合作少

通過對政策網絡分析，各個行動參與者在遵循妥協和談判的行為邏輯基礎上，分別對政策的具體內容進行探討，希望能夠通過相互間的溝通合作形成政策聯盟并達成一系列的擁有共同價值觀、情境觀的利益共識。因此，政策網絡理論在科技資源共享中的運用，能夠有效地促使各行動者對其他主體的合作、認同等意識的形成。此外，各利益行動者需按照政策網絡理論規則進行互動，在此過程中增加各主體之間的相互信任，從而減少不必要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不確定的外在風險。但在實際中，科技資源共享涉及的主體有很多，例如政府、政府直屬機構、科研院所、企業、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等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因為各自主體的社會職能、管理體制以及利益目標不同，因此造成的各利益主體之間互動較少，不利于科技資源的共享。

（二）信息不對稱

從政策網絡層面上分析，網絡主體必須依賴其他主體才能獲得實現自己目標的手段，不同的參與主體組成了不同的網絡結構，包括網絡的開放程度，網絡的規模以及網絡的秩序等等。而科技資源信息在獲取方面存在的不對稱性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現階段科技資源共享的重要因素。科技資源的擁有者與使用者相互之間不清楚其他資源的分布情況，一方面，許多單位或科研人員不知道從何處獲取到自己科研有用的且已經存在的科技資源，也沒有具體的方法得到資源；另一方面，自己又可以提供資源共享服務，但卻不知道如何讓公眾或有需求的使用者找到并運用此資源，因此資源共享這一復雜的互動雙向循環過程變成簡單的單向個體傳遞過程。當需要科技資源的使用者在需求得不到回應或拒絕后，其尋求資源共享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便會大大的降低，同時也會在當其他行動者需求自身的資源時拒絕他人的共享需求，這樣形成的惡性循環是致使我國科技資源共享程度較低的另一個客觀因素。因此，科技資源擁有方和科技資源使用方在利益沖突方面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科技資源大量閑置，浪費嚴重。

（三）參與渠道不暢

政府部門雖然建設了儀器設備共享網絡平臺，但由于推廣力度不夠，導致科技資源信息、平臺不完整，對資源的調查、收集和整合的力度不夠，此外，很多有需求的用戶對網絡平臺不是很了解，宣傳工作不到位，再者科技資源共享涉及的利益主體沖突較多，在科技資源共享的具體實施進行中參與度不高。科技資源信息網絡沒有及時地建立起快捷高效的網絡途徑，缺乏相應的關于科技資源共享中供求信息渠道或平臺，致使高校與科研院所在所能提供的科技資源共享服務中找不到合適的資源用戶，科研企業也無法找到相對應的所需科技資源。在科技資源共享過程中，資源擁有方想多獲取利益與資源使用方想少付出費用之間的沖突，也致使各網絡主體不愿意或較少程度地參與到科技資源共享中。

（四）法規不到位

從國外的經驗分析來看，確立高效的規章制度能夠保障科技資源共享工作的平穩進行，發現歐美國家特別重視對文獻資源共享的合作，并為此頒布了很多法規、條例來保證收集整理文獻資源的可行性，更好地服務于大眾。我國科技資源重復建設嚴重，浪費很大，在這方面沒有制定關于科技資源共享的具體法律，也沒有法規嚴格要求占有國有科技資源的單位或個人必須同時承擔科技資源共享的相應責任和義務，而已頒布的一些建設綱要和指導意見在微觀層面上的執行力較弱。致使高校、企業與科研院所等主體并沒有將其自身科技資源面向社會共享，阻礙了科技資源共享的順利進行。

四、政策網絡視野下構建科技資源共享的路徑

政策網絡視角從一種新的模式方面提供政府、政府直屬機構、科研院所、企業、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等科技資源各利益相關主體共享科技資源的路徑。

（一）加強主體互動，開放合作模式

政府應盡快加強科技資源投入的頂層設計和宏觀調控，明確各自主體的利益需求和所擁有的科技資源，并對其各自的科技資源進行分門別類的劃分，采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嚴格地把科技資源收集整合在一起，正所謂“眾人拾材火焰高”，發揮各網絡主體的優勢之處，加強各利益相關者的互動，政策社群出臺相應的科技資源共享政策，其他網絡主體強制地執行該具有權威性的政策，同時對出臺的政策提出符合自身網絡主體的參考意見，向政策社群施加影響。通過各主體之間的交流互動，開放資源共享合作模式。

（二）增進信息交互，共享科技資源

政策網絡理論提出五種網絡主體，各網絡主體之間可依據本身的特征進行科技資源的收集、整合和共享，調整政府的施政之道，加強中央政府、各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協調，主動加強與其他網絡的合作和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政力。在科技資源共享的信息方面，若想使擁有科技資源的一方共享出自身的科技資源，就必須給予其相應的利益好處，如政府提供補貼、獎勵或工作經費、對外服務收費等。各政策網絡主體按照自身的科技資源價值獲取到對應的利益預期時，才能使科技資源信息共享達到實處，各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流才會順暢，科技資源的共享和使用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三）優化參與渠道，打破溝通障礙

政策網絡提供的網絡模式，可使各網路主體之間溝通順暢，交流方便。依賴政府的積極作用，構建政府、市場和社會相互補充的社會網絡結構，爭取各種政策主體的廣泛參與，尤其要發揮專業網絡和議題網絡的積極作用。通過建立的各網絡主體間形成網狀交流渠道，促使科技資源共享的信息更快地獲取和使用，各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渠道也更加廣泛，減少了不必要的溝通障礙。因此，對各利益相關者來說，積極參與到科技資源共享的網絡中來，不僅能夠獲得自身所需要的科技資源，還能夠較大程度地獲取利益和發展。

（四）完善政策法規，提供合法平臺

科技資源共享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直接涉及上級主管部門、科研單位、科研人員的切身利益，復雜程度高。政府或國家應該出臺關于科技資源共享的具體法律、法規，例如：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進步法》，明確規定政府對科技條件建設與管理的職責，研究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資源法》，制定有關科技資源保護和共享方面的法規；制定《國家科技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管理條例》，明確政府科研項目產出的共享義務與責任；依法確立科技資源擁有主體的權利與責任，做到有法可依，防止科技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復。對實行資源共享的地區，給予一定的補貼，降低共享主體在資源共享過程中的成本，引導處于封閉的科技資源向社會開放，實現科技資源高效配置和資源共享； 同時對背叛或者不愿意合作的地區進行罰款。

五、結論

共享經濟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農民工回鄉創業效應分析政策建議

一、引言

近年來，伴隨內地經濟的發展，逐漸出現了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逆流”。重慶市位于我國內陸西南部，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城鄉二元結構突出，城鄉區域發展極不平衡，是我國廣大地區的一個縮影。近年來，農民工回鄉創業已逐漸遍地開花，在拉動當地經濟、促進勞動力就近轉移等農村經濟發展方面展現前所未有的巨大帶動作用，同時對于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有著積極意義。但其發展受到諸多障礙的限制，發展較為緩慢。本文在對重慶回鄉創業農民工抽樣調查與個案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重慶農民工回鄉創業的社會經濟效應，并根據目前重慶農民工回鄉創業面臨的障礙提出了進一步推進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支持政策建議。

二、重慶農民工回鄉創業的社會經濟效應分析

由于農民工與農村、農業的天然聯系，農民工回鄉創業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帶動農民就地就近轉移、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加快不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推動中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等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1.創業帶頭人的創業示范效應。據調查結果顯示，在回鄉創業的農民工中，投資辦企業的約占37.5％，搞種植、養殖業的約占45.0％，擔任村干部的約占7.5％，他們都是新農村建設的創業帶頭人。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農民工回鄉自主創業的實踐，本身就是各個鄉村土生士長的自主創業的活教材，看得見、摸得著、學得成，具有強烈的示范、感召和帶動效應。

2.創業促就業的乘數效應。據重慶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統計，2004年以來，重慶市回鄉創業農民工申辦個體工商戶6．5萬戶，創辦有一定規模的企業4798個，投資規模46．9億元，年產值73．6億元，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27．1萬人。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名回鄉創業者帶動就業4.8人。

3.創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效應。據開縣某官員反映，全縣2008年上半年引進的資金中，35％以上來自回鄉創業企業。如果按平均約5萬～10萬元創辦一個企業計算，那么全國回鄉創業農民工創辦的約400萬個企業，就已為新農村建設注入了約2000億～4000億原始創業資本。

4.小城鎮建設的擴張效應。農民工回鄉創業不僅擴大小城鎮人口和經濟規模，而且還提供了小城鎮發展所需的產業支撐、基礎設施和配套產業。調查結果顯示，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多數在小城鎮居住。落戶一個回鄉創業農民工，既增加了小城鎮的人口和消費，又擴大了小城鎮的經濟總量，促進了小城鎮的繁榮。

5.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城鄉統籌效應。創業者通過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擴大了農業的規模經營；通過對農業資金支持，提高了農業的技術裝備水平，改善了農業的基礎條件；通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條，促進農業生產向產業化、規模化、專業化、標準化方向發展。由此可見，農民工回鄉創業成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有效載體，推動著城鄉經濟的統籌發展。

三、進一步推進重慶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支持政策建議

目前重慶各區縣農民工回鄉創業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根據調查資料顯示，目前他們仍然面臨著“地方政府服務創業的意識還不強”、“融資瓶頸”、“人才制約”、“創業風險偏大”等問題與障礙。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推進農民工回鄉創業，把重慶打造成我國西部的“創業之都”，政府應該在遵循“尊重創業，因勢利導，積極支持，完善服務”的方針的基礎上，充分了解回鄉創業農民工最直接最現實的需求和回鄉創業的障礙，著重在如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完善相關的農民工回鄉創業支持政策。

1.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增加農民工回鄉創業便利。要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優化創業環境，保護已經初具市場意識的農民工回鄉創業熱情。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則，放寬對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限制，除國家法律法規明令禁止的領域之外，所有的行業與領域都應當向回鄉創業農民工開放。政府應該根據農民工回鄉創業所處的不同時期和所進不同門檻的行業，把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做小做多”和“做大做強”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要正確引導農民工返回當地的鄉（鎮）和縣城所在地創業，以促進小城鎮經濟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步伐。

2.拓寬農民工回鄉創業的融資渠道。重慶市農村金融機構數量少、規模小、分布密度低，支農力度明顯不足。為此，要進一步促進農民工回鄉創業，需要拓寬農民工回鄉創業的融資渠道，為其提供信貸支持。一是加大政策性金融對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扶持。二是發展重點服務中小企業和農村社區的金融組織，并促進其支農責任的充分發揮。要擴大村鎮銀行試點范圍，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發展。三是建立中小企業發展和農民工回鄉創業的信貸扶持擔保機制。

3.建立健全農民工回鄉創業輔導和培訓服務體系。一是提供創業輔導、培訓和信息、技術服務。鼓勵與農民工回鄉創業有關的金融機構、科研院所、培訓機構和行業組織等社會機構加強分工合作，形成多方參與的相互協調的農民工回鄉創業服務網絡，為回鄉創業農民工提供創業培訓、市場信息、開業指導、管理咨詢、融資指導、企業診斷等服務，提高其創業能力和經營管理水平。二是組織有資金、懂技術、會管理、立志回鄉創業的優秀農民工到省內外重點企業、龍頭企業、大型企業學習鍛煉，幫助他們拓展創業思路。

4.建立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風險規避制度，減少創業者的創業風險。由于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風險，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由于農業自身的種種特點，生產經營不確定性較大，但農業相關的保險還基本上是一項空白，所以創業者大多有所顧忌。這需要政府積極推進“三農”保險，擴大政策性農業保險覆蓋面。即可以從財政支出中設立專項保險基金，或牽頭與保險公司進行合作，推出相關險種，以建立農民工回鄉創業的風險規避制度，打消他們的回鄉創業的后顧之憂。這不僅可以充分調動他們回鄉創業的積極性，還可以促進農民工回鄉創業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陽立高 廖進中: 農民工返鄉創業問題研究―基于對湖南省的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2008（4）：85-88；

共享經濟政策范文第4篇

一、“微時代”背景下大學生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出現的新情況。

隨著微博、微信等新興媒介的流行，“織圍脖”已經成為大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微博控”更成為他們一種時尚身份的象征，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

一方面，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學生認知世界的觀念和方法。以往，大學生主要從書本和師長的言傳身教中認識和了解世界，受時間和地點的約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微博等的出現，通過簡短的文字、一幅圖片甚至一個表情就可以了解世間百態。大學生可以輕松利用手機、電腦等通訊工具從網絡獲取海量信息，并且快速與他人分享，“彈指一揮間，世間萬象盡收眼底”。大學生認知世界變得更加輕松和容易，大大節約了時間和精力。調查發現，71.58%的學生承認網絡是他們接觸信息的主要渠道。[1]

另一方面，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介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學生的成長空間和人際網絡。微博、微信是基于開放互動的大眾社交平臺，由于現實世界的種種壓力和干擾，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更傾向于通過微博、微信等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發表言論、傾訴感情、結交朋友。大學生只需要一部手機、一臺電腦就可以足不出戶結交更多的人，拓展交際空間，并且不受時間和地域的約束。

二、“微時代”背景下大學生在認知世界過程中面對的新問題。

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介已成為大學生反映個體存在的一扇窗口，它開闊了大學生的視野，拓展了交際空間，豐富了文化生活。但同時，它又是一把雙刃劍，大學生在時刻感受到微博等新興媒介為生活增添樂趣的同時，又不得不面對諸多新問題。

首先，微博傳播的即時性與互動性，讓大學生的視野更加廣泛，與他人的互動交流變得更加容易。但面對網絡虛擬環境中的海量信息，如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卻成為一個難題。其次，微博傳播的信息大多隨性而為，沒有經過處理和加工，表現出感性化、通俗化、表面化等特點。大學生在追逐網絡流行時尚的過程中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具有某種盲從性。再者，微博在傳播過程中具有裂變性，各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雜糅其中，一些不良信息乘虛而入，使得主流價值觀在傳播過程中被稀釋、削弱，謠言、悖論充斥著網絡世界，很容易誤導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特別是西方一些國家對大學生進行“西化”，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大學生“網民”的政治傾向，必須引起高度警惕。[2]

三、“微時代”背景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新挑戰。

隨著“微時代”影響的不斷泛化，面對上述新問題，如果高校教育者不加以正確引導，勢必對大學生的健康成長產生不良影響，也對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

其一，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導的難度增加。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關注大學生的內心世界，由內而外地進行疏導和感化，更需要大學生靜下心來理性思考，主動接受教育。但以微博為代表的新興媒介推行的是一種“短、平、快、廣”的快餐文化，在這種貌似簡單快捷、即時互動、省時省力的網絡化生活方式影響下，大學生往往不愿再耗時耗力接受類似師長談心、主題班會和黨團活動等傳統方式的思政教育。這無疑加劇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導的難度。

其二，網絡輿情監控難度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動性和預見性降低。首先，微博等新興媒介的開放性加大了高校教育工作者監控不良信息傳播的難度。大學生很容易被炫富、造謠、傳銷、詐騙等一系列負面微博事件影響，陷入“危博”、“危信”的泥潭。其次，大量上網用戶的網絡行為隱匿，身份難以識別等情況使得教育的受眾群體很難預見，思想政治教育主動介入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預期效果削弱。

其三，新興媒介的發展對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微時代”背景下，高校教育思政教育工作者要不斷完善自身的媒介素養，了解新媒體特征，掌握新媒體傳播技術，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觀念、新途徑和新方法，及時發現學生中存在的思想問題并進行針對性的教育，對新媒體的影響實行有效監控和合理引導，切實建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媒體陣地。[3]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不能僅僅局限于做合格的教書匠，更要成為諳熟網絡文化，靈活運用微博、微信等新興媒介的多面手，通過不斷增強思政教育的親和力和感染力，讓大學生在輕松活潑的網絡文化語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

四、“微時代”背景下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教育的新舉措。

1.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

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以“兩課”、座談、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開展，大多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灌輸式的教育模式，用枯燥的理論知識和相對單一的說教對學生進行“外補”。在微時代背景下，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須與時俱進，牢固樹立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理念，讓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鮮明的時代感，變得更加生活化、普及化。要不斷增強互動性和參與性，吸引更多的學生“圍觀”，在師生互動交流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對學生進行“內化”教育，不斷強化育人效果。在實際工作中，要擺脫填鴨式教育模式的桎梏，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相關的內容，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借助校園網、BBS、貼吧、微博、微信、短信平臺等及時向大學生傳播，積極探索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徑和新方法；要以學生為本，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原則，以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微博、微信等新興媒介為紐帶和橋梁，充分了解大學生的思想動態和行為習慣，及時有效地疏導和解決大學生遇到的各種困惑和問題，做大學生親密的“微友”和成長路上的領路人。

2.完善平臺，建立健全專兼職結合的新媒體管理隊伍。

一方面，要完善信息化平臺建設，暢通信息傳送渠道。這既需要高校不斷強化網絡監管，凈化網絡環境，廣泛開展網絡輿情收集，及時把握大學生的思想動態和關注熱點，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主動性和前瞻性，又要整合和優化校園網絡資源，增強校園BBS、官方貼吧、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信息平臺的專業性、權威性和互動性，還要積極構建多元化新媒體平臺，滿足學生的多樣化需求，除學校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政熱點外，還可以靈活如天氣預報、出行推薦、安全防護、求職就業等與大學生日常學習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專兼職結合的新媒體管理隊伍，主動占領網絡媒體的宣傳陣地。學校各單位各部門要結合工作實際，選拔一大批骨干力量充實到新媒體管理隊伍中，通過系統培訓，增強政治覺悟和責任意識，夯實業務能力，將校園網、BBS、貼吧、博客、微博、微信等建設成為傳播先進文化和弘揚主旋律的重要途徑、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陣地和服務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重要平臺。

3.開拓創新，積極拓展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新陣地。

共享經濟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子宮內膜異位癥；妊娠結局；腹腔鏡；相關因素；ROC曲線

[中圖分類號] R71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4）08-0036-04

子宮內膜異位癥是導致婦女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孕率約是正常婦女的6倍，近40%的患者不孕[1]。子宮內膜異位癥根治存在難度，復發率高，腹腔鏡手術即可明確診斷和分期評估，同時可以有效解除卵巢、腹膜及周圍其他組織病灶，盡量恢復滿足生育需求的盆腔解剖結構和功能，提高患者術后受孕幾率，然而復發率高會對術后遠期妊娠產生不利影響[2]。除術后積極配合治療和試孕外，早期對術后妊娠結局進行判斷有助于臨床醫生掌握治療干預主動權，合理選擇術后受孕方式，對自然受孕妊娠結局不理想的患者可選擇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以提高患者術后妊娠率。本研究擬對影響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腹腔鏡術后妊娠結局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并探討其對妊娠結局的預測價值，為提高臨床生殖醫療服務提供參考。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擇2010年1月～2012年5月我院確診并經腹腔鏡手術治療的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112例，均經術后病理學檢驗證實，年齡23～43歲，平均（33.03±6.39）歲，均有生育要求、性生活及配偶生殖能力正常，未避孕12個月未孕，不孕時間2～9年，平均（4.28±1.05）年。排除合并子宮及附件先天畸形，其他繼發性不孕病史，合并嚴重心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肝腎功能異常、凝血功能障礙。

1.2方法

全麻下行常規腹腔鏡下子宮內膜異位癥手術治療，對合并輸卵管阻塞者行通液術。術后進行規范用藥，術后3個月內給予口服孕激素類藥物或皮下注射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類藥物。停藥后積極試孕，并持續電話隨訪，隨訪時間12個月，以查血β-HCG陽性為妊娠標準并作為隨訪終點。回顧分析患者年齡、體重指數（BMI）、吸煙、不孕年限、不孕類型、子宮內膜異位癥類型、病程、美國生育協會修訂的內異癥分期（r-AFS）分期、既往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合并輸卵管阻塞、合并子宮良性病變（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癥等）、術后規范用藥情況。并計算子宮內膜異位癥生育指數（endometriosis fertility index，EFI）[3]，評分內容包括年齡、不孕年限、生育史、最低功能評分、r-AFS病灶評分及r-AFS評分，總分為10分。

1.3統計學方法

以隨訪1年內妊娠為終點事件，將累積妊娠率帶入統計學分析。采用χ2進行術后妊娠單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進行術后妊娠多因素分析，以術后采用受試者工作（ROC）曲線進行EFI對術后妊娠預測價值分析。計數資料采用構成比或率表示，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P

2結果

2.1臨床因素與術后妊娠的關系

全部患者獲隨訪1年，1年內39例成功妊娠，累積妊娠率34.82%，年齡、BMI、吸煙、r-AFS分期、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合并輸卵管阻塞、合并子宮良性病變、術后規范用藥、EFI得分是術后妊娠的相關因素（P

2.2術后妊娠的多因素分析

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r-AFS分期、合并輸卵管阻塞、術后規范用藥、EFI得分是子宮內膜異位癥術后妊娠的重要影響因素（P

2.3 EFI對術后妊娠預測價值分析

繪制EFI和r-AFS分期的預測術后妊娠ROC曲線，EFI的曲線下面積為0.681（95%CI為0.598～0.716），P0.05，見圖1。

3討論

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發病機制尚未明確，機體免疫應答異常、炎癥性反應、自身抗體、激素抵抗等因素交織導致盆腔結構、激素反應及生殖系統功能異常，使生殖細胞成熟、卵巢排卵、卵子拾取、受精、受精卵著床、胚胎質量受到影響造成不孕。患者多合并其他盆腔、生殖系統器官結構異常，由于免疫細胞異常激活、炎癥性反應引起滲出、纖維化、機化等改變輸卵管、子宮發生病變，進一步加劇不孕風險[4]。腹腔鏡手術在微創條件下可全面探查腹腔、盆腔、子宮、輸卵管、卵巢及周圍組織結構的粘連、積液等情況，子宮內膜異位病灶數量、位置、形態及性質，獲得較為直觀的病情程度判斷。r-AFS分期是美國生育協會推薦的一種基于腹腔鏡技術的分期標準，有助于評估病情和選擇治療方案，但由于采用更多的是描述性評價，存在個體描述誤差的可能而影響評價的準確性，而其與術后妊娠的關系尚未明確[5]。同時，臨床仍缺乏能反應術后妊娠結局的有力依據，對預判術后結局和生殖治療方法造成困難。

本研究放寬對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納入標準，將包括輸卵管、子宮、盆腔炎癥和手術史的患者均納入進行分析，以全面評估臨床因素對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妊娠結局的影響。經腹腔鏡治療并完成術后3個月藥物治療后，隨訪1年內累積成功妊娠率為34.82%，年齡、BMI、吸煙、r-AFS分期、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合并輸卵管阻塞、合并子宮良性病變、術后規范用藥、EFI與術后累積妊娠率有關。年齡是影響生殖能力重要的固有因素，育齡期女性生殖系統功能旺盛，受孕率高，30歲以后生殖系統功能逐漸衰退至絕經后生育功能基本喪失。子宮內膜異位是育齡期婦女不孕的主要原因，發病率約為25%[6]，本組30歲以上患者術后妊娠率明顯較年輕患者降低，40歲以上患者妊娠率進一步低于平均值，但多因素分析卻排除年齡為術后妊娠主要影響因素，說明腹腔鏡手術治療在解除解剖結構紊亂和病變影響后在一定程度制衡了年齡所主導的生殖功能減退作用[7]，高齡婦女仍能獲得較高的成功受孕幾率。BMI太高或太低的患者機體條件均存在客觀性欠缺，內環境較不利于受孕和妊娠，體重異常患者最常見的內環境經常為內分泌系統功能減退或亢進，胰島素、甲狀腺素、性激素等紊亂對成功妊娠不利[8]，然而體重存在主觀可調節性，因而不是判斷術后妊娠結局的決定性因素。

多因素分析還排除了常見的不孕影響因素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和合并子宮良性病變，盆腔炎癥或手術史主要影響子宮和附件的正常解剖結構，腹腔鏡手術可以在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同時解除盆腔炎癥或手術史導致的盆腔解剖結構異常，并給予局部抗炎、促進吸收的治療，從而為患者提供妊娠有利解剖環境[9]，但如果炎癥及粘連過重，則可能使預后恢復不佳，再次引起粘連而對妊娠產生影響，因此，應結合術中所見，給予對癥處置，促進炎癥消退，并維持正常解剖結構，同時積極試孕或者采用輔助生殖技術，在恢復后早期內環境尚可隨時受孕。合并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癥等良性病變會改變子宮肌層、黏膜、內膜結構，產生妊娠風險[10]，但對于病情較輕的患者仍有成功受孕并生育的機會，并不是術后妊娠結局的決定因素。

合并輸卵管阻塞患者需在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同時解除輸卵管阻塞原因，但由于輸卵管纖細、曲度及傘端的主動拾取功能等客觀因素，術后再次阻塞率高，即使輸卵管阻塞相關性不孕患者在治療后的妊娠率仍不高[11]，由于與子宮內膜異位癥合并存在則使局部免疫細胞活躍度、炎癥反應強度隨之上漲，細胞因子大量浸潤并不利于術后組織細胞的修復，增加痊愈難度，因此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合并輸卵管阻塞術后成功妊娠率將顯著降低。由此可見，術后規范用藥對器官結構和功能修復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規范治療需持續3個月，出于患者依從性的影響而難免漏服、自行停藥等不良治療行為，本組18例患者因各種原因出現自行減量、停藥，卵巢功能及盆腔環境恢復不良，其術后妊娠率明顯降低，應加強健康宣教。

r-AFS分期、EFI評分是影響因素中的兩種評價系統，EFI評分還包括了給予r-AFS系統的評分內容，并綜合了年齡、不孕年限、生育史及腹腔鏡下卵巢、輸卵管、輸卵管傘端功能的觀察進行的最低功能評分，運用客觀因素和主觀判斷進行分析，內容較易掌握，臨床實踐可行性強[3]。多因素分析認為r-AFS分期、EFI評分均與術后妊娠結局有關，隨著病情程度的增加妊娠率降低，EFI評分越高妊娠率越高，提示r-AFS分期、EFI評分與子宮內膜異位癥術后妊娠結局有關，均有一定的判斷作用。但經ROC曲線進行分析，r-AFS分期的預測價值不足，無法提供準確性高的預判作用，可能與其系統的主觀性強有關，EFI則具有明確的預測價值，得分為6分時約登指數最高，并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0.71和0.65，EFI得分≥6分時，可判斷患者術后妊娠幾率較高，其采用常規輔助治療手段和自然受孕方式妊娠成功率較高，而

總之，r-AFS分期、輸卵管通暢情況、術后規范用藥與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腹腔鏡術后妊娠密切相關，采用EFI進行評價可有效預測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腹腔鏡術后妊娠結局，可作為臨床生殖預后的判斷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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