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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范文第1篇

關鍵詞：生態補償；海洋生態；研究進展

中圖分類號：P7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12-0024-04

1引言

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運用政府和市場手段，調節生態保護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公共制度[1]。作為一種能有效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手段，它的發展對生態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近30年開展的生態補償工作來看，我國僅在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產資源開發及流域水環境保護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并反饋到一定的效果[2]，對海洋生態補償的投入還遠遠不夠。作為一個海洋大國，我國擁有長達1.8萬km的海岸線和300萬km2的海域，海洋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產品，同時也提供了巨大的海洋生態服務價值。然而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如近海污染加重、漁業資源衰退和海洋環境災害頻繁等，都在不斷地削弱海洋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近些年，國家大力整治海洋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重視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修復，催生了各種形式的海洋生態補償。

通過海洋生態補償，一方面可以為海洋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提供及時有效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則通過合理的長遠規劃來保護與利用海洋資源，增加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而在海洋生態補償過程中，需要合理地選取補償方式，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最大化。

2海洋生態補償方法

現階段海洋生態補償從補償方式上可劃分為3大類，包括經濟補償、資源補償和生境補償[3]。這3類補償方式在實施主體、實施過程、實施效率和實施效果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所以在實際補償過程中，往往需要針對不同形式的海洋活動和不同類型的生態破壞，采取不同的生態補償方式。

2.1經濟補償

“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是海洋生態補償中最常見也是最容易的一種補償方式。廣義上的海洋經濟補償既包括收取的生態補償金，也包括政府出資、企業投資、公眾募捐以及其他途徑獲得的經濟補償，狹義上的海洋經濟補償只是針對破壞或利用海洋資源環境的主體收取生態補償金。一般來說，當地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規章條例，針對海洋工程建設、經濟活動開發等項目進行稅收，針對違法污染等行為進行罰款，然后運用這些資金進行海洋生態防護以及生態修復工作。

2.2資源補償

所謂海洋資源補償，是對海洋生態環境中缺失的生物資源以及其他資源，以人為的方式進行數量補充，使其恢復到最初的狀態。資源補償包括增殖放流和養殖兩大類，但通常情況下資源補償主要是采取增殖放流的形式。

工程填海占海、過度捕撈以及大面積的海洋污染，都可能造成海洋生物資源的衰退，物種（尤其是經濟物種）數量急劇下降，海洋生態平衡受到影響，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為了能夠快速解決這種海洋生態問題，增殖放流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增殖放流形式多運用于近海海域的海洋漁業捕撈或者養殖區域，且增殖放流的物種多為經濟魚類，增殖放流前期投入資金相對較低，放流后社會、經濟以及環境效益良好。它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將缺失的海洋生物數量恢復到一定的程度，使得區域物種多樣性得到提升，使原來弱化的海洋生態資源得到充分的補充，而這種恢復程度也與資源補償強度成正對應關系。除了提高了當地海洋環境質量，增殖放流也能為日后區域海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潛力與資本。

2.3生境補償

2.3.1建設人工魚礁

人工魚礁是指人為設置的一個或多個自然或人造構造物，并有目的地沉置于海底，形成一個為魚類等提供繁殖、生長、庇護和索餌的場所，從而改變海洋生物資源與環境[4]。作為一種生境營造的補償方式，建設人工魚礁有很強的優勢。人工魚礁投放后，礁區海域受到流場影響，礁體局部形成上升流，使得海水中營養鹽濃度升高，上層浮游植物大量生長，為海域浮游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餌料，并促進了游泳動物的生產繁殖；魚礁投放著床后，伴隨海域底質環境變化，底棲生物生活環境產生變化，其種類 、生物量 、棲息密度 、多樣性 、均勻度均有所增加[，6]；魚礁投放后，不僅對海域生態環境存在修復作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也明顯提高。

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用于構建人工魚礁的材料超過249種[7]，這些材料中既包括一些貝殼巖石樹木等天然材料，也包括一些報廢船體、混凝土、鋼筋、玻璃等廢棄材料和建筑材料，采用不同的材料建設人工魚礁會有不同的效果，且采取不同的投放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流場效應[8]，所以在投放之前必須在礁區選址、配置方案和魚礁效應等方面進行充分的科學研究論證。

2.3.2建設海洋牧場

海洋牧場這一名詞的出現最早是在1971年，當時日本在海洋開發審議會上首先提出了“海洋牧場的構想[9]，指出了海洋牧場是未來漁業的基本技術體系，是海洋生物資源可持續生產食物的系統。國內一些學者認為海洋牧場主要通過放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將人工培育馴化的生物苗種放流入?；蛘呷斯~礁海域，利用天然餌料或微量投餌育成，并進行高水平的生物管理和環境控制，擴大海洋生物資源量[10]。海洋牧場建設一般包括生境營造、育苗培育、監測能力建設、管理能力建設以及配套技術建設幾個方面[11]。往往以大型海藻場營建、人工魚礁的投放和漁業苗種的增殖放流為手段，增加區域海洋漁業資源，改善牧場海域的生態環境，保護珍稀瀕危物種，保護近岸產卵場和索餌場，養護近海生物資源，增加了魚、蝦、貝、藻等生物資源數量，具有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2.3.3建立海洋保護區

海洋保護區這個概念最初并不是從生態補償角度出發考慮的，它以國家政府為行使主體，劃定特定的海域，禁止或者控制捕撈建設等人類活動，使保護區內生物多樣性得到迅速恢復和提升。由此可以看出，海洋保護區不單純是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它也屬于生態補償的范疇。其生態補償運行機制是在保護海域范圍內的各類生態要素間進行的，通過完整地保留各生態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規律，把各構成要素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以達到海洋保護區生態補償順利實施的目的[12]。

2.4補償方式比較

針對不同補償方式的補償主體、適用海域、特點、前期投入、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具體見表1。

表1海洋生態補償方法的比較

比較項目海洋生態補償方法經濟補償資源補償生境補償海洋牧場（人工魚礁）海洋保護區

補償主體政府、污染者、受益者、社會公眾污染者、施工單位、企業企業個體、受益者國家、政府

適用海域任何海域施工建設海域魚類繁殖區、適宜生長區特征物種生存區

特點適用廣泛直接補償通過人為的生境營造建立適宜海洋生物生存環境，放流物種，并運用先進監測管理技術通過劃定海域有，強制減少或者禁止人類活動

前期投入無生物資源的選取與準備材料選取與準備、方案選取各種規劃文件

經濟效益無直接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明顯，但受到投放效果影響具有較大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受到影響，經濟利益降低甚至消失

環境效益環境效益較弱，具有一定延遲性和間接性區域生物資源恢復明顯，生態環境改善較弱區域生物資源、生態環境改善明顯具有長遠的環境效益

由表1可以看出經濟補償適用性最廣，操作起來最簡單，但是不產生經濟效益，政府將通過多種渠道獲取的資金進行二次環境投資和環境保護，使得環境效益往往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和延遲性；資源補償一般針對那些經濟魚類物種，雖有一定的環境效益但不長遠，補償效果不穩定且容易受到補償海域其他物種以及所處生境等外界因素干擾，甚至會產生由于物種選擇不妥而造成外來物種入侵現象，而補償實施后在效果評估方面也往往具有一定難度；生境補償最具多樣性，可以根據不同實際情況采取不同方法，雖然在過程實施方面會相對復雜，但卻具有長遠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也是目前最具前景的海洋生態補償方式。

3國內外海洋生態補償研究進展

3.1國外研究進展

目前，國際上比較通用的經濟補償主要通過政府補貼、財政援助、開征生態稅和借助國內外基金等方式進行，而經濟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則越來越多地采用生態稅收、綠色環保稅收等多種特定稅收來維護環境，平衡生態[13]。

資源補償方面，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前蘇聯和日本的技術已十分成熟。美國放流魚類歷史已有100多年，20世紀80年代僅對鮭魚的增殖投資就達7.1億美元，0年代還開展“巨藻場改進計劃以恢復和發展原有藻場，多次探索后并最終形成了人工培育胚孢子體密集撒播的方法；前蘇聯共有10多個養殖工廠和馴化站，90多處鱘、鮭魚的人工孵化場，僅在1976～1980年期間培育各種放流苗種70億尾以上[14]；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對海洋的依賴性很高，早在1962年便設立了國家為主體的栽培中心，并建設了專門的增殖機構，幾十年的發展使得增殖漁業在日本成為了一種產業，對日本海洋經濟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甚至在一些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通過增殖放流方式來提高經濟品種的捕撈產量也十分常見[1]。

生境補償方面，近年來各國為保護及改善海洋生態環境，恢復海洋生物資源，紛紛發展人工魚礁項目，其中日本及歐美等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在利用人工魚礁改善和恢復海洋生態環境等研究和應用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獲得了明顯的經濟和生態效應[16]；韓國早在1971年便將62種不同的人工魚礁運用于周邊海域[17]，如今韓國在人工魚礁方面的研究已近十分成熟，針對不同結構形狀的人工魚礁構件的周圍水流速率變化都有很細的研究[18]；而一些歐洲國家為了緩解當地漁民與一些外來休閑漁業者的沖突與矛盾，開設海洋牧場休閑漁業，一方面對經濟魚類進行了補償，另一方面又帶動了其他經濟的發展[19]；而澳大利亞也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了海洋生態補償與保護工作，如1979年建立了大堡礁海洋公園，1982年建立了第一個聯邦海洋保護區[20]。

現今，世界各國對海洋藍色經濟的開發不斷轉變，海洋環境保護意識逐漸增強，逐步從傳統的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轉變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存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海洋生態補償工作中，受到不同地區經濟、環境本底差異的影響，國際上一直未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標準體系，而傳統生態補償同新補償方法交叉實施后，如何權衡所獲經濟和環境效益比例，如何確立混合型補償標準將又是一個難點。隨著海洋生態補償工作的深化與豐富，海洋保護區網絡構建、混合型海洋生態補償，都將給管理體系以及評估系統帶來新的挑戰。

3.2國內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海洋生態補償還處在研究試點階段，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是我國生態補償工作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整體上對生態補償機制等基礎理論的探討和研究較多，對補償標準、補償方法、補償關系等探討較少，導致海洋生態補償在實踐過程中存在不連續與不規范的現象。近些年，隨著對海洋污染生態問題的關注，國家海洋局先后組織多家單位開展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賠償制度和相關標準的研究，取得了“海洋生態損害補償辦法、“海洋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海洋生態資源評估技術導則等階段性成果；沿海各地海洋主管部門也積極開展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的工作，如天津、山東、浙江、福建、海南等省在各自出臺的地方性法規中都明確規定，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應當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等原則，強調各方面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近幾年國內對于所有的涉海工程或者項目，在開展海洋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都會進行海洋生態補償金計算，海洋生態補償已經成為項目建設必不可少的環節；2013年4月11日，國家海洋局公布《國家海洋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從恢復海洋生態功能、提高海洋生態承載力角度出發，將研究建立海洋生態補償機制，選擇典型海域開展海洋生態補償試點?？梢娊窈笪覈暮Ｑ笊鷳B補償將迎來巨大的機遇。

實踐方面，國內海洋生態補償工作最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展過相關的工作，先后在渤海、黃海流域實施中國對蝦的生產性增殖放流，但一直沒有開展起來；近年針對我國近海海域漁業及相關生物資源短缺的現狀，國家相關部委及部分沿海省份對海洋生物資源的養護采取了一些補償措施，山東、浙江等沿海省份聯合企業開展了一些近海生物資源的增殖放流；山東省決定每年省財政提供支持資金建設人工魚礁項目；山東、福建、廣東等省在圍填海、跨海橋梁、海底排污管道等項目建設中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山東省將征收的海洋工程生態補償費用于海洋與漁業生態環境的修復、保護、整治和管理，并把建設海洋牧場、修復海洋生態環境作為藍色半島經濟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將山東半島沿海建成能形成一定規模的、多種類型的“魚礁，為海洋生物營造棲息、繁衍的場所；福建、廣東省采取由項目開發主體實施紅樹林種植、珊瑚礁異地遷植等式，對工程建設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補償；廣東大亞灣開發區安排資金扶持失海社區發展，對失海漁民進行創業扶持和生活補貼。

4開展海洋生態補償的方向及建議

完善海洋生態補償機制，加強海洋生態補償建設，對保護我國海洋生態環境、促進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收取生態補償金，加大增殖放流力度，增加人工魚礁建設投入，積極推展海洋牧場建設，改善海洋生態系統，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已成為沿海各省份海洋經濟發展的新熱點。

4.1加速我國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

面對海洋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現狀，現有立法遠遠不夠，只有在合理的法律援助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才能走得更遠。所以，進一步有針對性地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對我國海洋生態健康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4.2采取先進手段促進我國海洋生態補償體系發展

不斷完善海洋生態補償相關配套標準和辦法，積極探索高效先進的補償途徑和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金的融資模式和系統；逐步開展建設項目海洋生態補償的后評價，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效果評估系統，針對海洋生態補償后的經濟效益與環境生態效益進行系統評估與分析，及時反饋生態補償信息，提高海洋生態補償效率。促使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不斷向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

4.3加強我國海洋生態補償工作的監督管理

在嚴格執行海洋生態補償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合理完整的生態補償體制、采取恰當補償方法的基礎上，海洋生態補償的發展仍需要加強監督和管理。如何建立合理的監管模式與體系，提高監管效率，是我們今后應該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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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范文第2篇

在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多規合一”被寫了進去。作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的全國唯一省域“多規合一”改革試點，海南下一步將如何發展，成為了“兩會”的焦點之一。

履新海南之后，劉賜貴多次強調：“海南最大的優勢是生態，是用錢買不來的，我們每一屆政府都要努力把海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好、發展好，任何的開發都要以保護生態為基礎。”

最近幾年，海南省在實現經濟穩步較快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質量持續保持全國領先水平，初步實現了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贏”。過去五年，海南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4%，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年均增長18.3%。過去的五年也是海南省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環境質量保持優良的五年。健全完善了生態補償機制，重點生態區域的市縣不再考核GDP，中部生態核心區得到有效保護。海南森林覆蓋率提高到62%，近岸清潔海水水質面積保持在90%以上，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97.9%。

劉賜貴此前曾說，企業、項目的開發可能出發點是對的，對地方稅收也有貢獻，但是有可能會對生態造成影響，不能因為幾個項目就把海南的生態破壞了。

為此，2015年，海南省率先在全國開展省域“多規合一”改革，即對功能區、城鎮、國土、林業、海洋、生態六個方面的規劃統一到一個空間規劃體系，將資源利用上限、環境質量底線、生態保護紅線作為《海南省總體規劃》的底線和剛性約束，要求城鎮建設、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布局必須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最大限度守住資源環境生態紅線。

“這項改革是海南現實發展的訴求，也是長遠發展的需要。通過‘多規合一’改革，從空間上劃定了海南各類生態紅線，提出了生態、環境和資源等方面的剛性約束指標，并對生態功能區、開發功能區及其他功能區進行分類管理，將生態管控落實到市縣和具體地塊，有力促進了海南的生態文明建設。”劉賜貴對記者表示。

作為海洋大省的省長，全國“兩會”期間與網友互動時，劉賜貴特別介紹了海南近幾年在海洋強省建設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說，建設海洋強省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維護好我們的海洋權益，保護好我們的海洋生態，發展好我們的海洋經濟。海洋經濟在傳統的產業方面，主要包括海洋漁業、海洋交通運輸業、海洋旅游業，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提升。而在傳統產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發展現代海洋產業，高新技術應該在海洋產業方面得到體現。劉賜貴說，“海南很注重發展現代海洋產業中的產學研結合。去年，海南建立了熱帶海洋學院，這彌補了我們沒有熱帶海洋大學的遺憾。”

如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范文第3篇

我國圍填海的規模和進度是否適度？如何加強海岸帶生態環境保護和受損海岸修復？我國海洋技術與國外存在怎么樣的差距？如何加快將海洋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就這些重要話題，記者邀請國家海洋技術中心主任羅續業、廣東海洋大學副校長朱堅真、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周名江進行深入探討。

記者：近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全國海洋功能區劃(2011年~2020年)》(以下簡稱《區劃》)，其別提到要“遏制圍填海增長過快的趨勢。”圍填海正是目前一些沿海省份大力推動的發展戰略。請問現在圍填海的規模和進度是否適度，大規模的填海將對海洋生態產生何種影響？

周名江：近年來，我國沿海新一輪圍填海熱潮正在興起，主要集中于沿海大中城市鄰近的海灣和河口，發展趨勢是從零散圍填海作業轉向“集中集約用?！泵x下的大規模連片填海造地，其特點是：規模大、填海造陸速度快，主要用于大型化工、鋼鐵、港口等沿海產業及城鎮建設，圍填海項目審批缺乏生態環境意識，項目實施的監管并不夠完善，現有法規難以全面落實。大規模填海造陸完全改變了我國海岸線及其相鄰海區的自然屬性，原有海洋生態服務功能完全喪失，對海岸帶及近海生態系統影響深遠。

羅續業：大規模的圍填海工程確實帶來了許多問題，與其他海洋資源開發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等的矛盾日漸凸顯。如果論證不充分，管理不嚴格，不僅影響海域的合理開發和可持續利用，還會破壞生態環境。

記者：目前的開發行為給海洋生態造成了哪些可以計算出來的或者可以明顯感受到的損失？

周名江：以圍填海為主的海岸帶開發活動已使我國濱海濕地面積銳減57%，海洋和濱海濕地碳匯功能下降。無節制的圍填海后，許多魚、蝦、蟹和貝類等重要海洋經濟生物的產卵場和索餌場被破壞，漁業資源延續困難。一些重要海灣和海藻萎縮甚至消失。進而導致生態環境脆弱性加強，水體凈化功能降低，加劇了附近海域的污染，也容易引發海岸帶的淤積或侵蝕。根據2007年相關研究成果，我國圍填海所造成的海洋和海岸帶生態服務功能損失達到每年1888億元，相當于目前國家海洋生產總值的6%。

記者：當前，地方政府出現了大規模圍填海行為，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周名江：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定程度上的圍海造田是在海洋生態環境承受能力的允許范圍之內的。有些海域生物量少、海岸帶生物多樣性低的地方就可以合理利用。然而畢竟是以犧牲部分海洋生態為代價，因此要做到適度開發、有效開發，而并非過熱、無效的開發。

有些地方以土地資源不足，工業、建筑用地需求巨大等為由向國家海洋局提出申請，批準之后建設大化工、大鋼鐵產業，由此帶來的政府沖動恐難以遏制。開發的前提是必須得認真做好各項環評，即便是可以開發，也要評估出最大的開發面積，杜絕地方政府的大面積強制性規劃。

羅續業：圍填海是人類向海洋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的一種重要手段。世界沿海國家，尤其是土地資源不足的國家，都在不同歷史時期開展過大規模的圍填海造地，用于農業開發、工業發展或城鎮建設。

中國是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稀缺的發展中大國。沿海地區，以14%的陸域土地面積承載著全國40%以上的人口，創造了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資源環境約束更為突出。因此，通過科學合理的圍填海，緩解土地資源緊張的局面，對于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輪《區劃》提出了合理控制圍填海規模的目標，并要求嚴格實施圍填海年度計劃制度。圍填海年度計劃將根據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海洋資源承載能力和沿海地區年度發展需求確定的，對圍填海規模過快增長會起到調控作用。

海洋科技滯后：與美國相差30年

記者：目前來說，我國的海洋技術和能力在國際上處于一個怎樣的水平？

朱堅真：從技術上講我國海洋技術相對落后，總體水平大致與美國相差30年，與德國、日本差距20年，尤其是在深海資源開采技術方面差距更大一些。廣東要利用經濟強省優勢，采取國際合作方式引領開發南海資源。

羅續業：我國的觀測監測技術和能力總體上比世界先進水平落后10年左右，其中技術水平和研發設計能力落后約5~10年，工藝和材料方面落后10~15年。

朱堅真：由于海洋科技比較落后，我國很多海洋資源還無法開發。比如，據近年秋季漁業普查，南海有魚類1000多種，目前只開發了30余種，貝類有100多個品種，目前開發的只有10多種，絕大多數海洋藥物有待開發。這里說的還只是近海范圍，3000米以下的深海開發得更少。

如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范文第4篇

引言

2011年6月4日以來,由美國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菲)負責作業的蓬萊19-3油田連續發生地層裂縫溢油事故,溢油事故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損害。在中國的自然海域上,作為肇事方的康菲面對所造成的嚴重環境破壞事故,應是自知理虧,趕緊認錯,知錯就改,盡全力賠償和彌補事故損害。而現實卻是康菲的“傲慢”,媒體稱其為“中國式傲慢”:漏油事故發生在6月初,但直到7月初,時隔一個月之后,作為肇事方的康菲公司才首次對公眾進行回應。直到8月24日,也就是事故發生后的兩個多月,康菲石油才公開道歉,而對至關重要的損失賠償問題一再避而不談。直到2012年1月25日,時隔半年之后,康菲石油才就賠償方案作了首度公開,但從法律框架來看存在諸多疑竇和瑕疵,引發公眾質疑:10億元的損害賠償和補償金額是否足夠?如何計算出來的?補償對象有哪些?如何補償等細節不清。關于海洋環境與生態保護基金設立的具體金額一直未披露,也無實質性舉動。由于賠償方案存在諸多弊病,受損者們紛紛拒絕接受,賠償工作陷入僵局。

縱觀2011年6月康菲石油事故發生至今的一系列行為過程,相對于康菲所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現階段和后續的環境損害惡果,事故的解決措施是蒼白乏力的,而相對于乏力的措施更讓民眾憤怒的是康菲傲慢的態度。康菲在中國海域上造成嚴重的環境損害后敢如此地怠于作為、縱容損害發生、停止損害不及時,而且對現實損害不致歉、甚至隱瞞和不承認以及賠償內容不明確、金額不充分、行動無實質進展,這些所謂的“傲慢”背后,是對中國法律的熟悉,更是對中國海洋生態補償法律不完善和法律“軟肋”的有恃無恐。因此,基于康菲石油案,我們迫切需要從法學的視角解析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現狀、缺陷及產生原因。

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現狀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全國統一的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海洋生態補償立法亟待完善。迄今為止國內有關海洋環境保護的國家大法只有一部,即1999年12月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但此法沒有配套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實施這部法律時缺乏配套的規范性文件;在該法第三章雖然規定了海洋生態保護的內容,為海洋生態補償責任和范圍的界定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僅限于原則層面,缺乏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該法雖然在第九十條第一款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應當排除損害,消除污染,賠償損失。”而且還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如國家海洋局來代表政府對污染破壞者進行索賠,但未對損害及重大損失的認定標準予以明確。在法律實踐中,出現了海洋環境保護與補償行政執法難、追究難、處罰難等問題,這使海洋生態保護與補償面臨諸多困境。

近年來,國家相關部委與山東、浙江沿海省份已著手考慮海洋生態補償的立法工作:國家海洋局于2006年11月施行《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寧波市海洋漁業局2008年起草完畢《寧波市海洋生態環境和資源損害賠償辦法(草案)》;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財政廳于2010年6月聯合制定印發了《山東省海洋生態損害賠償費和損失補償費管理暫行辦法》。這些有益的立法嘗試,為國家立法積累了地方經驗,對探索海洋生態損害評估與補償制度建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這些立法從法律層次上大都屬于地方性法規和部委行政規章,在適用范圍、法律效力以及法的公平性體現等方面都存在局限性。

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軟肋及其原因

我國海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構建缺失,導致海洋生態補償的不規范性。首先,我國海洋生態補償的立法供給滯后于海洋生態保護與修復的實踐需求。近年來,隨著海洋污染事故的頻繁發生,對海洋生態的保護和修復迫切需要法律支持。我國的海洋生態補償立法在制度構建與實施方面都處于起步階段,缺乏配套的法律條文和司法解釋。實踐中的一些舉措由于法律依據不足,往往無法對損害方進行制約。如在康菲漏油事故爆發后,國家海洋局曾對康菲石油開出20萬元的罰單,單從法律條文而言,目前我國對海上漏油事故進行法律責任和處罰標準界定的法律依據僅來源于國內的《海洋環境保護法》,這一法律框架內的上限罰款彰顯了我國環境保護法的致命漏洞?？捣剖褪鹿仕斐傻膼汗h不是這20萬元罰款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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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還可能由于“輕罰”而變相激勵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法律不僅沒有起到制裁作用,反而“助紂為虐”。

其次,我國現有的海洋生態補償的相關立法層次亟需提高,法律資源有待系統化。目前,既無統一的生態補償基本法,也無統一的生態補償法律制度,更未形成生態補償法律體系,有關海洋生態補償的法律散見于部委規章和地方法規,法律層次較低、權威性較差、法律效力明顯不足,加之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造成海洋生態補償在實踐中“脫法”運作。目前我國的海洋生態補償大多是在海洋、漁業與農業等管理部門的引導與監管下,涉海企業對海洋、漁業或某些生物資源進行一定的補償。雖然這種政府倡導性的補償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海洋生態狀況有所改善,但具有隨機性、臨時性、不規范性和一定的隱蔽性,若長期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作為支撐,必然導致各責任主體的實際缺位,即使有補償資金,也可能導致補償在實踐中發生變異或遠離生態補償的初衷,演變為單純的行政收費和生態政治需求,進而引發環境保護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不利于海洋生態環境的保護。這就需要完備相關法律制度,通過合法性規范與引導,促進其良性發展。

現有法律過于原則和籠統化,導致執行和操作方面的不確定性。1999年修改后的《海洋環境保護法》,采納的環境法律制度有著較為豐富的內容,基本涵蓋了我國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修改后的《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條第一款的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此規定過于原則,對于如何補償,在實踐中對于海洋生態補償的形式、范圍、對象、監管主體等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或相應制度規制,既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也無具體的司法解釋,導致補償依據不充分、適用地域和補償范圍有限、補償效力不明確、履行方式的不規范性等弊端,加之缺乏相應的技術標準,海洋生態的補償工作至今仍未取得全面有效的實質進展。

法律救濟手段與救濟機制不完備,導致責任認定難落實。我國海洋生態損害補償法律責任表現為:民事賠償責任無法彌補海洋生態的實質損害,行政法律責任的懲罰性和威懾力難以預警海洋生態損害的發生,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的刑事法律責任在我國以行政保護為主導的海洋生態保護制度前提下,刑事責任的認定難以落到實處。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也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作了具體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審理環境污染案司法解釋,造成公私財產損失在30萬元以上的,即可認為造成重大損失。”據相關專家的測算,康菲溢油事故目前對漁民造成的損失已達到人民幣1億元以上,這還不包括對海洋生態的破壞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因此,足以達到刑法所認定的重大損失的標準,但對康菲公司刑事責任的追究,迄今為止尚無任何相關部門提出。

執法主體的不明確和問責制的缺乏,導致執法中的不作為。我國的海洋行政執法方面存在兩種不好的現象:一是執法主體不明確;二是規定了多個執法主體,職責雖有分工,但管理的總體責任不清楚,造成部門之間和上下級之間互相推諉,難以協調,執法責任落空,加之缺乏嚴格的行政問責制,導致執法過程中的不作為。自康菲溢油事故發生以來,大眾輿論在譴責康菲石油公司的同時,也將矛頭指向相關部門,康菲溢油事故的處理作為我國環境污染事故處理的“具體而微者”,相關部門在此事故中疲軟的執法力度備受質疑。在有法律條文可依照的情況下,相關行政執法部門的怠于作為甚至是不作為嚴重影響了公眾權益的維護,不僅是因為環境保護執法責任意識不強,更在于缺乏嚴格問責的壓力。

如何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范文第5篇

如此重視海洋經濟發展的原因

加快海洋經濟發展是“十二五”規劃的主要任務之一，也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大亮點。其實，提出“建設海洋經濟強省”具有客觀必然性，并非心血來潮。

21世紀是海洋世紀。21世紀的前20年，更是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機遇期，對我們來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國際航運中心的競爭機遇，海洋新興產業的發展機遇，以及維護海洋權益的安全機遇。

總體來看，加快發展海洋經濟，既是拓展發展空間，提高發展質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自身又好又快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完善國家沿海發展戰略布局、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我省要建設“海洋經濟強省”，底氣何在

發展海洋經濟具有獨特的優勢：

一是海洋資源豐富，有港、漁、景、油、涂、島等各種資源，綜合優勢明顯，尤其是深水港資源和海島資源特別豐富；

二是區位條件優越，正好位于我國沿海中部和長江流域的“T”型結合部，東瀕太平洋，西連內陸地區，緊鄰國際航運戰略通道，具有深化國內外區域合作，加快開發開放的有利條件；

三是產業基礎良好；

四是科技支撐能力較強，海洋科研機構和海洋教育比較發達，有利于提升海洋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五是體制機制靈活，民營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較高。

“十二五”期間要建設全國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主要從哪些方面重點努力

我認為需要重點關注的，第一是以寧波—舟山港海域、海島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區，從突出建設港航強省的要求來看，其重中之重則是寧波—舟山港一體化的加快推進。

九大產業集聚區的建設。它是建立在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設“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理念基礎上的，涵蓋了我省沿海7個設區市，也涉及到了環灣產業帶、溫臺沿海產業帶這“兩翼”都市圈這“三圈”。這九大產業集聚區，是承載發展現代海洋產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經濟轉型的重要平臺。

海洋綜合開發試驗區建設。這是新一輪海洋經濟發展的重點和亮點之一。我認為建設海洋綜合開發試驗區，重點在于突出其“群島開發”的特點。推進海洋綜合開發試驗區建設需要重視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扶持政策要優惠。如實行“以島養島”、進一步擴大開放以及建設用地和建設用海的指標保障等。

其次是開發方式要科學。嚴格遵循一島一功能、全島開發、整島規劃的原則。

最后是體制機制要創新。

要在政府引導下，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集聚高端要素加快海洋開發；要打破行業壟斷、允許民營企業進入；要根據實際不斷探索和創新海洋開發的體制和機制。

發展海洋經濟，應如何處理好加快開發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

規劃綱要已經強調了加強海洋資源合理開發和有效保護問題。抓好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深水岸線的節約集約利用。雖然我省深水岸線資源豐富，但從服務于全國港航運輸的大局來看，可供開發利用的深水岸線仍然是緊缺的。從節約集約的角度出發，應該規劃一批公共岸線，沒有必要所有的企業都建自己的專用碼頭，造成資源浪費；需要占用岸線的臨港產業，在布局上也要有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