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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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現代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城鎮化；鄉愁
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出臺即引起廣泛關注，隨之引發了各界關于鄉愁的討論，這種關注的背后實際上折射出對城鎮化道路的反思。
一、鄉愁的涵義及意象
歷史上，鄉愁總是和社會變遷、遠離故土、漂泊異鄉等聯系在一起，充滿了無奈、哀愁和懷舊的思緒。“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落后的交通條件使那個時代任何遠離故鄉的行為都顯得極不尋常，不到萬不得已，人們不愿背井離鄉，漂泊異鄉，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總是要衣錦還鄉，葉落歸根，才能體現自身的價值。
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當今的農民已經習慣了南征北戰，東拼西殺，或半工半耕候鳥般在城鄉之間遷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壯在外已經成為當今農民的生活常態。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無數農村人主動或被動地離開故土，不斷擴大的城鄉差異、日漸蕭條的農村似乎難以喚起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農民對故鄉的留戀。“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的價值取向被冰冷的現實消解，傳統村落被各種小區取代，熟人社會被陌生人社會取代，鄉風民俗被各種城市文化取代，傳統有機的宗法社會和禮俗社會被法理社會取代，鄉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對土地的黃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戀歌。
2014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后，對鄉愁的討論驟然升溫，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說法最能概括鄉愁的意象。
1. 鄉愁誕生于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密切相連。從“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到農業社會的規章制度、生態農業技術、鄉風民俗等無不蘊藏在鄉間，城鎮化必然使鄉愁無處安放（周國平2014；劉奇2014）。從這個角度看，鄉愁其實也是一種鄉戀，所謂“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禮失求諸野”體現的是對生命源頭的眺望和對文化母體的掛念。田園廬墓、小河炊煙、牧童短笛、鄉規民約、熟人社會、崇尚自然、勤勞樸實等是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表述，也是傳統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這一切都已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漸行漸遠。
2. “鄉愁”其實是“城愁”。這些研究者從關注城鎮化進程中一個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體的精神困惑，進一步延伸到讓農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做好社會認同的現實層面（劉奇2014；田思思2014）。
3. 鄉愁是一種社會文化焦慮，體現了人們在內心深處對于那個最真實自我的眷戀，對它失去的憂傷，對尋找它的一種焦慮，對企圖用它來療傷，來關懷自己的一種渴望。“鄉愁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化生產出來的一種情緒”（曠新年2014）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愁是我們每個人的鄉愁。
二、留住鄉愁之于城鎮化建設的意義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在城鎮集聚、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自然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城鎮化一方面意味著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意味著傳統村落的大量消失，這不能不引起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歷史文化學者的深深憂慮。
從感情上看，鄉愁是一種高貴的情感，人類不能只有物質的生活，更要有詩意的棲居。鄉愁既包括對過往的追憶，也包括對未來的向往。鄉愁的存在會使人們更加理解生活的意義，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認同鄉愁的存在意義，認為沒有鄉愁的城鎮化是斷根的城鎮化（張孝德2014）。同樣，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耿波2014）。
比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屬葉一劍的《鄉愁里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賀雪峰主編的《回鄉記》等，這些著作的特點都是作者親身體驗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變化，特別是文化層面、價值觀層面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消失、無法回去的故鄉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還有學者從豐富城鎮化的內涵角度看留住鄉愁的價值，認為不能留在鄉愁的城鎮化是缺乏內涵的。城市的發展不限于擴張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異的改造和更新中將城市文化與歷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將失去記憶的城市，從此也淡漠了鄉愁。熊培云說，沒有對歷史寬厚的接納和對前人智慧勞動的尊重，忽視人類生活在文化與記憶之中，忽視人對過去與未來的高貴懷想，那么現代化就會淘空意義，淪落為了一種庸俗的拜物教。
其實，對鄉愁的討論也是對傳統現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來，資本以無與倫比的能量把眾多鄉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碰撞的結果往往是鄉村消亡，傳統湮滅。荷爾德林說過，“人類充滿勞績，但還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鄉村的終結不但使眾多現代人產生一種鄉愁無處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傳統村落物質與非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歸于湮滅，這對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對一個正在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大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鄉愁”一詞的運用，既有濃厚的傳統文化的特色，更有對現代化必須烙上中國特色的自信。黨的十以來，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國際國內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時代價值，總書記強調，傳承歷史文脈，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必須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現代化，城鎮化建設必須留住鄉愁。
那么，城鎮化建設如何留得住鄉愁？
其一，如何看待傳統村落。現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城進農退”城市化，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因此，鄉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調查顯示，“我國每天大約有300個村落消失，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有500多萬個村落消失了”。、賀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中國人的價值在于衣錦還鄉，多數農民的人生價值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得到認可承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有幾億人生活在鄉村，都市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掙錢的場所，他們的生活價值和人生意義仍然需要返回村莊來獲取。沒有了村莊，鄉愁便無處寄放，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尊重數億農民的生活選擇。
民風民俗、村規民約、古道家風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載體變了，優秀文化如何傳承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城鎮化建設中要為鄉村發展留出空間，尊重億萬民眾對生活方式的選擇，讓一些有故事的村莊繼續留存，讓鄉風民謠代代傳唱。城鄉發展本應并行不悖，沒有了鄉村的映襯，城市也會失去生機。
其二，城鎮化是誰的城鎮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能否實現，對中國的城鎮化太重要了。行政權力決定下的城鎮化必然造成優質資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種馬太效應。所以，新型城鎮化應該實現資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鎮各放異彩，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其三，新型城鎮化應該能夠安放鄉愁。所謂新型城鎮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種片面靠權力意志推動和高資源投入的城鎮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見物不見人的發展模式，強化軟環境建設，打造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和諧環境，否則，再繁華的城市也無法安放人們的鄉愁。協調城鄉沖突，重建美麗鄉愁，實際上是能否走一條包容式發展道路的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設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參與。如果能以留住鄉愁為契機，動員各方力量參與城鎮化建設，參與鄉村建設，無疑將是一舉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鄉村改革確實給農民帶來了好處，但同時也埋下了鄉村治理危機的種子，在城鎮化潮流的激蕩下，多地鄉村處于離散狀態。一是由于鄉村集體經濟瓦解和農業稅取消帶來的國家與村民關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村莊基礎結構離散；三是由于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帶來的傳統價值坍塌，價值離散。鄉村離散帶來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大到鄉村黨政建設、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到鄉村環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贍養、兒童教育都會受到影響，因此，對于鄉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徐勇、鄭鳳田、姚洋等學者主張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國家政權建構邏輯的必然走向，認為它是國家權力主導的現代治理體系的建構過程，提出“縣政、鄉派、村治”結構治理模式；溫鐵軍、黨國英、李昌平、吳理財、于建嶸、李凡、素顏臣和周紹金等學者則主張實行鄉鎮自治，構筑以農民自治體和農民組織為基本架構的鄉村農民組織制度；曹錦清、賀雪峰等學者注重從鄉村內部機制研究鄉村治理結構。但歸結到一點，沒有村民的參與，任何治理都會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動員起民眾參與是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鄉愁作為鄉村治理的契機，是因為，其一，鄉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種復雜的情緒，留住鄉愁的城鎮化建設訴求可以打動許多人；其二，留住鄉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對原有的風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謹慎和敬畏即可。中國自古是一個世俗化的國家，沒有彼岸觀念，但祖先情結、鄉愁情結是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皈依。迅速發展的城鎮化使現代人離家越來越遠，人際關系的緊張與疏離、日益功利化的價值取向讓現代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從這個意義上看，鄉愁不僅僅是農村人的，更是我們所有人的鄉愁，留住鄉愁就是留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1]徐勇.縣政、鄉派、村治：鄉村治理的結構性轉換[J].江蘇社會科學，2002（02）.
[2]鄭風田，李明.新農村建設視角下中國基層縣鄉村治理結構[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05）.
[3]溫鐵軍.如何進行新一輪農村改革[J].山東農業，2003（03）.
[4]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5]賀雪峰.鄉村治理研究的進展[J].貴州社會科學，2007（06）.
鄉村治理現代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土地整治；鄉村治理；管理辦法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載體，它不僅為人們提供必需的生產和生活資料，還象征著社會的和平與安寧。那一抹黃土最是人們日常生產生活財富的源泉，同時是人們社會活動的場所和鄉村發展的基礎。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就是要解決農民們最最關注的土地問題。在鄉村治理土地中還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難題：如鄉鎮建筑用地擴張導致可利用土地減少；鄉村環境日益惡化導致土地資源的品質下降；調整鄉村的農業種植結構最終導致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面積減少。所以土地的整治利用與鄉村的治理發展是緊密相連，缺一不可的。因此，我們要在鄉鎮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強充分利用土地、整治土地，促進鄉鎮管理。
現在人們對農村的土地整治和鄉村治理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例如VanHuylenbroeck指出國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全力投資于農村的改革或土地整治工程，用以改善農業生產結構。土地整治在于農村土地的利用和農業的生產，鄉村治理在于農民們的生產生活及鄉村的發展進步，所以土地整治和鄉村發展是攸關整個國家“三農”甚至“四農”問題的全局策略。為了解決當前鄉村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實現統籌城鄉協同發展的目標，我們一定要加強土地整治管理和鄉村治理研究，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統一規劃布局，用以完善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的重大戰略全局。
1 土地整治
1.1 土地整治的概念
土地整治是指治理低生產率、空閑、不合理使用的土地，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產出率的方法策略，是對各類土地進行整理、復墾、開發的總稱。土地整治實際上是由最新道路、灌溉設施和其他輔助服務體系構成的集中空間，是對農村整體布局的優化配置，用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支撐鄉村的全面發展。
1.2 土地整治的目的
土地整治的目的就是要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村生產力，改善農民們的生產生活環境，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爭取把土地治理、村莊改造、新農村建設三者密切結合起來，共同協調發展，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村經濟，用以實現農村的全面小康和現代化。
1.3 土地整治的必要性
國家實施土地整治的必要性，主要有幾下幾個方面：
（1）土地是人們生存的基石，它是關乎整個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所以當前的土地利用形勢日益嚴峻，開展土地整治的行動迫在眉睫。現在，我們的耕地利用形勢迫切，糧食生產質量失去了保障，所以這就要求我們快速開展土地整治行動。因為土地的利用會給人們帶來巨額的利潤，這樣就導致了社會對土地的迫切需求，從而造成了建筑用地增加而農用耕地減少的局面。土地使用的現狀要求我們迅速開展土地整治活動，加強土地協調管理，確保農用耕地不至于減少并且保證耕地質量，實現土地的物盡其用。
（2）在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土地整治的現實效果和預期的收益度充分表明了應當立即開動土地整治項目。土地的管理利用關系到整個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關系到生態平衡的大問題，同時也是攸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情。通過實施“五個統籌”及其相關的土地政策，土地整治使得農用耕地和建筑用地達到了總量的動態平衡，實現了增加耕地面積，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善耕地質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目標。隨著農業的機械化和農業經營的規模化現代化發展，及其基礎設施薄弱和鄉鎮環保的意識增強，這就要求土地整治項目的立即實施。
（3）開展土地整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我們的國家現狀是人多地少，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就會要求我們轉變土地經營模式，轉變粗放型經濟為集約型經濟，也就是進行土地整治。在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不僅要促進農村經濟增長，還要增強農民的環保意識，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真正的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土地整治是一項資金密集型的公共服務工程，投資大，周期長。所以，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強土地管理，就要轉變鄉村的經濟發展方式，用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和生活水平，優化利用土地資源。
2 鄉村治理
2.1 鄉村治理的概念
鄉村治理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管理活動，它包含了政府統治，村民自治的治理方式；法定制度，村規民約的治理條例。同時在鄉村治理中，要求政府和農民們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從傳統的鄉村治理類型來說，有文化治理、經濟治理和法律治理這三種。其中文化治理是建立在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經濟治理要依靠利益相關性的基礎；而法律治理建立在國家強制力的基礎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意識日趨薄弱，文化治理越來越不穩固，經濟治理也不再可靠，搖搖欲墜。同樣的，在農村法律治理中，其存在的強制性無法展開。
2.2 鄉村治理的變革
鄉村治理的模式變革“必須從土地制度的變革做起”，這是最基本的操作平臺。土地是最最重要的資源，它為人類提供著物質財富，影響著鄉村治理的變革。土地是根本，所以土地制度的變革肯定會影響其他制度，鄉村治理必須從土地制度變革開始。土地所有制解決了土地分散問題，還是有效管理土地的重要手段，在促進農村產業可持續發展上有重大貢獻。因此，要在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土地制度的變革，這樣才能順利進行鄉村治理的改革。
3 土地整治和鄉村治理相結合
土地整治工程可以提高農用耕地的生產率和產出率，提高了土地質量，優化了農村產業模式，而鄉村治理改善了農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做到了產業形勢一體化。把土地整治和鄉村治理這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土地整治是基礎，鄉村治理是保障。所以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要遵循“治本為主，指標為輔，標本兼治”的方針政策，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在市場經濟的導向下，推進農業的產業化、現代化。
4 總結
綜上所述，進行土地整治和鄉村治理的終極目標就是提高農民的國民待遇和生活水平，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和基礎設施，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型農村。農民是農村的主人，所以在土地整治和鄉村治理一體化的過程中，一定要切實把握好農民和土地兩者之間的關系；要讓農民成為鄉村發展的動力，切實維護農民的利益，促進國家的安定繁榮。
參考文獻：
[1]張正峰.土地整治可持續性的標準與評估.農業工程學報，2012（07）.
鄉村治理現代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鄉村精英；村莊治理；東姜村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3）01-0138-005
關于鄉村精英和村莊治理問題的研究，肇始于上個世紀梁漱溟和晏陽初等先生所做的工作。他們的探索，特別是鄉村建設的實踐活動不僅是一種研究，更是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深切關注大眾生存環境的歷史傳統，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以自身微薄之力改變貧困民眾生存狀況的杰出代表。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鄉村精英與村莊治理，開始作為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及村民自治的分析框架。村莊治理不僅關系到農村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而且關系到整個中國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本文是在2006―2012年對安徽省東至縣勝利鎮東姜村持續調查、觀察的基礎上，對東姜村“五老會”的緣起、作用及未來走向進行的研究，試圖為鄉村精英治理研究提供一個案例。
一、鄉村精英與東姜村“五老會”
1.鄉村精英在鄉村變革中的作用。伴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也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被學者稱為中國鄉土社會帶有“神奇”色彩的變遷[1]。這種變遷表現在三個方面，即農民對社會生活的自主參與，資本對鄉村生活的強力滲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及其權力組織的規范性重構和制度性安排。究其原因，一方面經濟基礎的變化，會催生上層建筑的裂變；另一方面，來自自上而下政治制度設計和政治運作實踐，村民自治作為官方力主推進的政治制度，在農村得到迅速地展開。村民自治作為一項制度安排，首先是整合國家與農村社會關系的政策性探索[2]。在與基層村民的實際交流中發現，村民自治的運行離不開鄉村精英的積極參與。
鄉村精英具有這樣幾個特征：在村莊中擁有比較優勢（如經濟資源或人際關系等），擁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對村莊的變化和發展具有較大影響等。鄉村精英擁有諸如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優勢資源，處于國家與村民互動之結點上，有著很強的內聚力和對村莊政治的控制力。[3]1978年開始的農村社會改革致使傳統的、單一形式的政治精英形態的構成基礎瓦解，然而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經濟體制改革卻導致了一些新的群體開始形成，他們或是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或是憑借個人的人格力量、或是借助于農村社會中正在復活的各種傳統力量來影響當地的社會生活，從而成為鄉村社會的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4]他們在社會轉軌時期對農村社區發展起到關鍵作用，包括推動農村公益事業發展、促進農村社會整合、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等等。鄉村精英對民主制度的理解如何，政治參與的能力怎樣，極大地影響普通村民。同時，鄉村精英的態度和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村莊的政治面貌，并將主導村民自治的運行過程和實效。發揮鄉村精英的正向帶動作用正是由形式化民主轉為實體性民主的關鍵一步。[5]
2.東姜村基本情況。東姜村地處華東最大的濕地保護區安徽省東至縣的升金湖畔，由原姜壩和衛東兩村合并而成，全村4612人，在外務工有1489人。東姜村村民以周姓為主，村上有據說建于明代的周姓祠堂，上個世紀40年代曾經大規模翻修過。村民介紹說，過去每年這里的祭祀活動都很隆重，但解放后，祠堂日趨衰敗，破舊傾斜，雜草叢生，上世紀80年代曾經成為多家村民的豬欄。這個祠堂在2005年由“五老會”發起村民捐資改建，現在里面除供奉據說是周姓最早遷移本地的祖先，還供奉宋姓、李姓、王姓等姓氏的祖輩，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恐怕很難發現一個姓氏的宗祠還能供奉其他姓氏的祖先！大量的研究和實證都說明，中國村莊的糾紛往往緣起于宗族矛盾，但在東姜村卻沒有，各個姓氏都和平相處，據說從大姓周姓祖先來這里定居以來，這里就沒有發生過宗族之間的沖突。
3.“五老會”基本情況。“五老會”是由村里的老干部、老黨員、老族長、老教師、老村民組長等鄉村精英自發組成的自治組織。東姜村的“五老會”成立于1995年，到2011年“五老”共有11人，平均年齡72歲。“五老會”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與文化、教育有關。“五老”成員基本上是按照城里人的上下班作息制度，村文化室是他們的辦公場所。村里發生的大事小事，“五老”們也一清二楚。老支書說自從成立“五老會”，他有事做了，感覺比做支書時還有勁。另一老干部說，過去我們做事經常沒有譜，現在不做干部了，我們還可以看著村委那幾個人別做壞事。“五老”中以老教師最有號召力，所做的工作也最多。“五老”們不僅見多識廣有威望，具有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而且有的還有較高的退休金收入，還有充足的閑暇時間。由于“五老”的無私、熱心，而贏得村民尊敬；“五老”因為公正、辦事實在，擁有廣泛的社會資本而成為村莊治理和影響村莊民主進程的重要力量。
二、“五老會”在村治中的作用和影響
1.組織文化和教育活動
組織文化體育活動。1996年，“五老”們不忍心看到原先的村民文化活動室瀕臨消失，牽頭并發動村民們捐資3萬多元，對房屋進行了清空和加固維修，但其功能一直未能發揮。2006年春節前后，見到村民們無正常、健康的活動場所，閑暇無去處時，只能靠打牌賭博、看電視打發空閑，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淳樸、團結、積極、健康、文體活動多的鄉風村俗正受到威脅，“五老”們聚在一起，并召集村民代表座談，商談復興村文化活動室。他們首先成立文化室自治管理組織，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再次發動村民捐資。村民們自覺踴躍捐了4萬多元款，為文化室添置了桌椅、電器、健身器材，“五老”又發動村民捐書，還到鎮上、縣城等地方，通過各種努力，尋求各方支持，建立起東至全縣活動場所最大、活動內容最多、管理最為規范的村級文化室。文化室內設閱覽室、陳列室、文藝室、臺球室，屋外的水泥場地上設有燈光戲臺、乒乓球桌、羽毛球場、籃球場、老年垂釣樂園。
組織為留守兒童輔導學習和培訓。由于父母雙雙在外務工，東姜村14歲以下的留守兒童有200多名。一到假期，這些無人照看的孩子就成了在外務工家長們最大的心病。該村的黃梅戲演出流傳較久，群眾基礎較好，村里的文化活動室建起來后，“五老”中的幾位老教師、老藝人就將這些孩子們召集在一起，免費教授他們戲曲、樂曲演奏、腰鼓打擊。村民們都對這幾位老人在短短的時間內把一幫“野”孩子管住非常贊嘆，更慶幸這些留守的孩子不但安全有了保障，還能學有所得。從2006年暑期開始，在家長們的配合下，“五老會”決定辦暑期文化課集中學習班，由4名返鄉度假的大學生義務授課。2010年暑假開設了六年級、七年級、八年級3個班，有語文、數學、外語等課程，共有60多名學生入班學習。2011年，姜壩中學有100名學生參加中考，有30多名學生考取了省重點高中。
2.對典型事件的處理
對典型事件的處理反映了“五老會”在村莊治理中的獨特作用。
水利問題或由此引發的矛盾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時有發生。東姜村是由原姜壩、衛東兩村合并而成的，原姜壩村屬丘陵地區，有耕地1670畝，其中旱地780畝。由于旱地多，在干旱的夏季，用水澆地花費很大。該村有民主、羅壩兩個抗旱站。民主抗旱站始建于1967年，渠道長1000米，有效灌溉旱地面積300余畝，負擔民主等8個村民組。1982年前，抗旱工作主要是由村組織統一抗旱，統一用水，統一管理；l982年實行以后，村組統的功能逐漸削弱，抗旱主要由村民自己解決。1989年，民主抗旱站的機泵設備被盜，1995年，站房倒塌。村委會認為該站已名存實亡，溝渠亦無修復可能，經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對糧站東邊的部分廢棄渠道進行了規劃，建房6幢。這為民主村民組的夏季旱地用水問題帶來了隱患，村民多次上訪。這時，“五老會”的作用開始顯現。“五老會”中的老族長，利用長輩和族長身份，與其中的怨恨最大的村民溝通；老書記出面幫其中的困難村民聯系做生意的門路；而老村長出面做在外經商致富的村民工作，捐助困難家庭的孩子上學，使受損村民怨氣得以化解。并且，“五老”們一直奔波于縣鄉兩級，聯系改變種植模式，為留守的村民栽培耐旱經濟果樹提供技術和市場支持，尋找東姜村產業發展的長久之策。現在東姜村的水利矛盾已經基本解決。
3.影響村莊治理
“五老”們的影響力決定了“五老會”在村治中的作用，而且以我們的觀察，其對村莊各個方面的影響還處在自我強化之中。一方面“五老”們的超脫和無私，越來越受村民尊重；另一方面，由于“五老”作為村莊的長輩或族長等身份被默認，其在具體事件處理中正面效應進一步顯現，其威嚴和威信得到繼續強化。因此，他們對村委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甚至，“一事一議”從提議、動員到召集實際上都由“五老會”來執行了，村兩委往往變成旁聽者。有村民向筆者反映，現在的村兩委很怕“五老”們，這也許是村民對“監督”的一種樸實和善良的理解。
塑造村莊價值。村文化室實際上成為東姜村的公共空間，村民們特別是老年村民在這里因為溝通娛樂而重新發現生活的意義。這種意義有意想不到的作用。暑期回鄉的大學生重新找回他孩提時期的樂趣，同時也體驗了在城里沒有的鄉村美學價值；在外打工的村民很吃驚地發現他們的父母居然已經離不開村文化室了。他們原來一直擔心年老父母無人照應，接到城里，自己還立足未穩。從這個意義上，“五老會”的工作是在塑造村莊的價值，形成對村莊的一種正面的評價機制，重塑村莊價值和村莊認同。這種村莊價值的重新發現還為“五老會”帶來新的血液，吸引更多村莊在外工作的退休干部、教師返回鄉村。
影響村莊輿論。“五老會”對村莊輿論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對村民認知的影響，即對村民的示范、價值導向作用，形成共同出力為村莊做事的共同價值取向，增強了村莊的共同體意識。比如，翻建文化室的資金，首先是“五老”們拿，這一正面示范的結果是村民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后來修路，據說有的村民家因為孩子多，上學負擔重，拿不出多少錢，就主動提出自己包下多少土方，作為自己的責任。還有的村民只拿出兩塊錢，大家也不怪罪他。這種動員作用的穿透力非常強大――那些長年不歸家的在外積累了一定資產的村民，主動回來捐款。另一方面，是對村兩委的輿論監督。“五老會”成員內生于農村“草根社會”，在農村社會生活中非常活躍，有較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在鄉村之外也有著比一般農民大得多的人際關系等社會資源，有“敢站出來說話”的膽量和勇氣，敢于出面“代表”農民利益直接面對各種權威，在村民中擁有較高的威望和號召力，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村民利益群體的代言人。矛盾的另一端主要是鎮政府和村兩委。“五老”中的一個老書記說，過去我們只知道滿足上級的要求，經常害苦了村民，而且自己也不自覺地滋生了盤剝村民的惡習。現在退下來了，成為局外人，看事情更清楚了，更知道鄉親們需要什么，也就不怕得罪人了。另外，相比其他村民，“五老”們表達的利益訴求活動又是理性的。因此“五老會”在村莊治理上，發揮了強有力的調解村莊糾紛、維系村莊團結的功能，同時也成為對村莊干部約束和監督的主要力量。
三、進一步的討論
1.鄉村建設思路和角度轉換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前的鄉村建設，應是農村全面綜合改革的更深和更高層次的探索，其根本目的是提高農村和農民的生產、生活水準或者說福利水平。鄉村建設并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建設，更為根本的是鄉村文化建設，即提高農民精神層面的收益，提高農民的主觀福利。梁漱溟先生也是主張從文化入手進行鄉村建設的，他所主張的現代化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現代化，他所倡導的實際上是儒家所主張的生命理念和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注重文化建設的新鄉村建設與之相通，即重塑一種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走中國本位的鄉村現代化之路。
當前的農村正站在新一輪大變革的門檻上，取消農業稅后，催生一種“倒逼”態勢，把農村各項改革的時間表大大提前。當前農村出現的問題與城市化和市場化有關。正是城市化和市場化，使得人財物流出農村，從而引起農村的嚴重衰敗。東姜村的情況是，一方面全村4612人，在外務工的就有1489人；另一方面，根據老會計的說法，近十年間勞務和經商帶回的存款有100萬，除了部分村民建房取回部分存款外，村民做生意或購置農機具獲得貸款的機會基本沒有。所以東姜村的年輕人都不愿意回村。可是在城里獲得立足的機會非常困難，有好幾個近年畢業的高中生也進城試圖獲得工作機會，但在碰壁后回到村莊，無所事事。一個老教師說，不到城里給政府添亂也好，但總得有事做才行。在祠堂四周，我們看到有前幾年蓋的樓房人去樓空，已經顯露破敗的景象。
中國有9億農民，在城市吸納巨量農村人口尚需時日的情況下，如何讓農民也可以分享到現代化的好處，已經成為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的關鍵。雖然城市化和市場化是當前中國發展的大趨勢，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要靠城市化吸納農村人口，但在中國農村人口數量極其龐大的背景下，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需要幾代人努力完成的任務。一種可能的思路是，在城市化和市場化以外，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力量（包括財政轉移支付，但不僅是財政轉移支付）介入鄉村建設，以使農民所依托生存的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蓄水池和穩定器，避免產生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將農村衰敗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內，使農村成為助推中國現代化的力量。在漫長的轉型過程中，鄉村建設的一個目標就是站在農民的角度，為他們提供福利，讓農民也能享受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
“五老會”發起的文化建設，一頭是讓留在鄉村的年齡較大的村民欣賞或參與，另一頭是還在讀小學的孩子們――因為大都父母不在家，有人把他們組織起來學吹拉彈唱，孩子們樂意參加。這里的民間文化活動，包括傳統戲劇表演一直沒有間斷，繼續作為鄉村特別是傳統節日的重大活動，對傳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老會”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實踐，也說明鄉村建設思路和角度的轉換，從單純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慮新農村建設的方向，即從鄉村社會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農民的整體福利。在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的前提下，通過改善人與人、人與自然環境、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關系，通過發掘中國傳統中“天人合一”的智慧，通過提高生活質量，而非提高消費數量的辦法，建立以人為本的新的生活方式。新鄉村建設要讓農民可以獲得主體性體驗，讓農民從文化上和社會關系中獲得做人的尊嚴。
2.吸引精英回歸和培育新的“草根精英”
市場化、城市化促使大量農村優秀青年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活，從而導致農村優質資源的外流。留在農村的老人和孩子同時也就成為在城里難以立足的鄉村打工者的心病，也造成了大量的農民工鐘擺一樣的在農村和城市間擺動。通過美好農村建設，增強農業對農民的吸引力，改變農村面貌，改善農民生產、生活環境，讓農業和農村成為吸納人口的主要蓄水池，這就具有了國家戰略層面上的意義。但從東姜村的現實來看，年輕人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特別是對快餐式文化的接受，對所謂的現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已經使他們的價值觀念與老一代人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進入城市闖蕩的年輕人又普遍生活不如意，即使是務工和經商有些積累的所謂成功者，也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在城市站穩腳跟。更重要的是，鄉村建設也不可能依靠留守的婦女兒童和老人來建。“五老會”所做的鄉村文化建設也需要注入新鮮元素，這樣才能一方面使其有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才能吸引年輕人。而這都需要年輕一代的加入。筆者與兩位老教師交流過程中，有意引入這個話題，試圖對“五老會”的未來發展與他們共同探討。他們很焦慮，但更多的是無奈。我們這里所討論的鄉村精英的接替，就是要提高農村的吸引力，如何從兩個方面培育鄉村精英的接替力量，即讓走出去的農村精英一定程度的回歸，同時培育沒有離開鄉土的年輕村民對鄉村的認同。因為讓村民也感到與城里人一樣，過上體面和尊嚴的生活，對未來有預期并充滿信心，是精英回歸和新的“草根精英”誕生的關鍵。讓年輕一代對鄉村生活滿意，也就成為鄉村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
3.建立鄉村精英治理向民主化、法治化、組織化的轉換機制
對“五老會”自身的發展，“五老”雖然充滿信心，因為陸續有新的“老”加入，隊伍擴大是沒有問題的。但“五老會”自身的建設和管理，他們還沒有更多的關注。“五老”們做事基本停留在自覺的層面，內部沒有考核、激勵機制，也沒有對未來走向的考慮。筆者的建議是，根據“五老”成員各自情況和特長，將“五老”的工作進行適當分工，并考慮適當的接替人選，保持“五老會”的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五老會”這種建立在正面示范效應基礎上，得到村民認可的監督，雖然作為村民自我管理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發展到有可能代替由村民選舉的村委會，“五老會”不能發展成為村民事務的執行機構。“五老會”存在的民意基礎或者進一步的法理基礎，也決定了其更適合作為村莊的議事和監督機構。目前迫切需要把已經成型的一些做法，比如文化建設、留守兒童的管護、教育培訓等制度化。特別是，對村莊事務的監督，也要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礎上，通過正面的輿論壓力，形成對村兩委的提醒、說服和引導。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引導鄉村精英正面作用發揮的同時，要探索建立對鄉村精英的培訓和提升機制，培養他們的民主意識，提高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監督的能力，使他們真正成為依法治理的鄉村精英，形成持續推動鄉村社會事業發展和民主進程的精英隊伍。更進一步，要充分研究鄉村精英治理的作用與局限，找尋鄉村精英治理向民主化、法治化、組織化轉換的途徑，在現有治理資源的基礎上調整和重構鄉村權力結構，讓鄉村精英的功能在民主治理中實現。鄉村治理的權力主體是村民，要從體制上保障全體村民的政治參與朝著合法化、理性化、規范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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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現代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鄉村環境；治理變化；存在問題；完善對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始終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相提并論。可見黨央、國務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程度。然而由于受客觀環境的局限和農民自身的環保意識不強，大部分農村存在著垃圾到處傾倒、污水隨意排放、家禽家畜糞便任意堆放的現象，鄉村地區在實際發展中，受經濟社會及改革開放的影響，其自然環境、內部構造以及相關組織形態都在原有的基礎上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在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還給鄉村治理帶了許多問題，加強鄉村環境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一、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的變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與傳統的鄉村社會相比，現今的鄉村社會已經被徹底重塑，在彌補傳統鄉村社會中存在的不足時，還進一步推動了鄉村社會的發展。在這一過程的變化中，第一，鄉村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大量務工人員的外出，對鄉村人口的整體結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第二，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在鄉村日常生活中，家電的普及，極大的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第三，隨著網絡信息的迅速發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斷改善，鄉村居民與外界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在縮小城鄉經濟收入的同時，還拉近了城鄉居民之間的聯系。其次，除了鄉村社會發生重塑外，針對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的變化，還體現在鄉鎮政權上。受鄉村整體變化的影響，導致鄉鎮政權處理存在著較大的困難，尤其是鄉鎮政權自身建設中，受相關因素的影響，導致部分鄉鎮政權不完善，直接影響該地的發展。
二、鄉村治理環境變化帶來的問題
（一）鄉村社會新增了一些不和諧因素
作為當前現代化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重塑在附著社會整體發展趨勢的同時，還跟上了社會發展步伐。但在實際應用中，隨著鄉村重塑的大力開展，所引發的不和諧因素也逐漸浮現，首先，人口問題。面對外出務工人員數量的不斷增加，導致鄉村地區的人口結構多為老人、婦女及兒童。其次，養老問題。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在人口流動的影響下，導致大量空巢現象出現，在影響社會和諧的同時，還極大阻礙了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再次，留守兒童問題。2006年，我國農民工子女有2300萬是留守兒童，現在也沒有減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間多跟沒有教育能力的爺爺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問題。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難以提高。現在的很多村委會，很難找到能很好勝任村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組織常常被家族或鄉村混混控制著。
（二）鄉鎮政權治理能力衰退
結合當前我國鄉村社會的實際發展狀況，導致鄉鎮政權在實際實施中，引發了許多問題，首先，鄉鎮地區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來講，只要涉及到鄉村工作，各級政府都要在鄉鎮落實，且每項工作在開展時，需要經過投票，一旦出現問題，則無法依據實際狀況進行靈活應對，導致該項工作處于癱瘓狀況。其次，在鄉鎮政府辦公中，面對大量的債務，對鄉鎮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惡劣影響；甚至在情況嚴重時，導致討債沖突的發生。最后，一些鄉鎮黨委政府在開展工作時，沒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態度，本著“民不舉官不究”的工作態度，導致許多該及時制止的事情發生，如：違法建房、葬墳等問題。
（三）國家統籌城鄉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當前開展的城鄉統籌活動中，其核心目標在于廣大農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第一時間分享到國家現代化、工業化的發展成果，在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喜悅時，還能第一時間了解黨和政府頒布的優惠政策。但在實際運行中，受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響，這些工作在實際開展中，仍會遇到一定的阻礙。
三、對開展鄉村環境治理的建議
針對當前鄉村治理環境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鄉鎮政府結合著本地的實際發展狀況，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完善，只有這樣，才能在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提高村民的生活質量
（一）因地制宜，科學規劃。科學的規劃是農村環境衛生治理工作取得實際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規劃合理與否，必然直接影響農村的后序建設與發展，也必然影響到農村環境。因此，要高度重視鄉村規劃工作，規劃先行，統一建設，統一管理。規劃要超前考慮垃圾處理、污水排放、糞便堆積等農村實際問題，綜合考慮公共場所、道路、水溝、公廁、綠化美化等多種因素，做到有實用性、可行性、操作性。
（二）加大投入，鼓勵環保投資。環保資金能否到位，到位的資金是否切實用于農村環境治理，關系到農村環境治理的可持續性和成敗。一是加大財政投入。縣（鄉）財政應將環境衛生治理經費納入年度預算，并提高財政投入新農村建設、環境建設資金的傾斜比例。根據實際情況，集政府、集體、群眾多方力量，通過多渠道籌集治理資金。對村級衛生治理實行以獎代補、以物代補。二是整合打捆項目。環境治理項目資金應嚴格落到實處，實行公開透明的財務制度，“打捆”涉農項目資金，使農村環境連片治理項目與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業現代化相結合，與農村新能源開發相結合，與基本農田改造項目相結合，整合項目、集聚資金、成片進行、同步推進，使資金的效用最大化。三是運用市場機制。學習、借鑒一些地方的成功經驗，鼓勵民間資本、社會力量投資生態建設，積極探索農村生活垃圾處置市場運作、循環利用的路子。
（三）明確部門職責，加強協調配合。農村環境衛生治理是系統工程，各部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行業優勢和專業特長，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國土、城建、城管等職能部門要堅決執行規劃，把拆違還耕、拆違還綠、拆違治臟、拆違添景有機結合起來。水利等部門加強河道治理與執法；環保部門重點監管企業生產垃圾和村民塑料袋等生活垃圾的處置；林業、農業等部門重點指導和規范清潔種植、畜禽糞便治理和生態家園建設。
（四）大力宣傳，提高村民環保意識。通過等媒體，通過宣傳標語、展板、電視、廣播、報刊等多種形式強化宣傳，使環衛知識家喻戶曉，
（五）完善干部績效考核制度，建立監督機制。將農村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納入各級政府工作日程，將環境保護和治理與干部考核評比掛鉤。發動廣大村民，開展集體環衛活動，通過評比形式予以獎懲，營造人人爭當環境衛士的良好氛圍。對于可能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工程項目，要進行嚴格的環保評估，從源頭上遏制破壞行為。同時，充分發揮人大、政協、群眾監督職能，全程監督企業運行，健全事后審查機制。多管齊下，建立起一套長效管理機制，共同呵護天藍、地綠、水清的美好家園。
綜上所述，面對當前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鄉村地區在治理環境時，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與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開展過程中調動村民的環保積極性，使其積極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來。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鄉村治理環境的效果，才能進一步推動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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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現代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互聯網+；數字鄉村；鄉村振興；數字鴻溝；發展路徑
數字鄉村不僅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1]。山東省在《數字山東發展規劃（2018-2022年）》和《山東省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確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互聯網在鄉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使城市和鄉村聯系越來越緊密，城鄉聯動、融合發展在技術上成為可能，但數字鄉村建設才剛剛起步，城鄉數字鴻溝仍然存在，還有加大的趨勢，鑒于此，開展基于“互聯網+”的山東省數字鄉村發展路徑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山東省數字鄉村發展現狀
近年來，山東省數字鄉村發展迅速，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1數字基礎設施全面提升。隨著“寬帶山東”戰略的深入實施，數字基礎設施支撐能力得到穩步增強，國家超級計算濟南中心運算速度和綜合技術水平位于國內前列，全省所有城區、行政村實現了光纖全覆蓋，城鄉家庭互聯網接入能力基本達到100Mbps，鄉村數字基礎設施也不斷的得到完善，但鄉村信息基礎設施支撐能力亟需增強，農村尤其是偏遠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礎設施差，導致網絡建設成本很高，運營商無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設農村網絡，設備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費精力進行農村網絡創新方案的研究，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等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還不廣泛。1.2電子政務建設深入推進。全省政務服務平臺基本實現互聯互通，各服務平臺的核心業務信息化應用加速，“一次辦好”改革全面推進，基本實現了公眾和企業網上辦事“一號登錄、一站受理、一網通辦”[2]，全省政務信息系統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顯提升了政府數字化管理和服務水平，但在農村，電子政務治理還比較薄弱，公共服務的數字化建設還需穩步加強。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數字山東的帶動下，智慧城市建設全面推進，農村寬帶建設已普及，信息進村入戶工程成效初顯。在教育、醫療、養老和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傳和普及、信息服務平臺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鄉共享的優質教育文化資源，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1.4農村數字發展環境持續優化。“互聯網+”和市縣級大數據服務平臺的建設，使農村數字化發展環境持續優化，農業信息技術成果越來越多的得到轉化和推廣應用，但是不同地區之間差距明顯。魯西南是淘寶村集聚區，菏澤市淘寶村、淘寶鎮數量位居全國前列，從地區分布來看，開展跨境電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區，特別是擁有外貿傳統的城市，如青島市等。同時電子政務標準及規范體系不斷完善，網絡空間法治化取得積極進展，顯著提升了網絡安全防護和處置能力[3]。
2山東省數字鄉村建設存在的問題
2.1城鄉數字化鴻溝進一步拉大。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下，城鄉“數字鴻溝”是山東省數字鄉村戰略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4]。傳統意義上的城鄉“數字鴻溝”集中體現在基礎設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缺乏網絡設備與上網條件、缺乏文化知識與上網技能兩者相互作用和影響，共同構成了制約數字鄉村建設的瓶頸[4]。由于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顯的較大差異，城鄉居民的互聯網理念和對信息知識的應用就存在著較大差異，城鄉“數字鴻溝”不斷以新的形式呈現，其更多的是體現在對信息技術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礙了農村培養數字化生產力的進程。還有一些地區在引導搬遷、撤并村莊時忽略網絡設施和信息服務完善，促使了新的城鄉“數字鴻溝”的形成。2.2農村信息失聯、情感失聯、財富流失及空心化嚴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中青年農民都選擇進城務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也逐漸增多。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對現代信息技術和智能設備的應用很少，導致了鄉村的信息失聯以及情感失聯。大量中青年農民的進城，使得農村土地也被大量閑置起來，無人耕種，加劇了鄉村財富的流失，鄉村空心化嚴重。這是現代化和城鎮化的必然產物。2.3農村數字化發展水平各地區不平衡。目前，我省農村數字化發展各地區很不均衡，發達地區與一些偏遠、落后的地區農業農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較大，農業信息技術成果轉化和推廣應用比例差距也比較明顯。淘寶村的出現，破解了農村信息化的難題，縮小了城鄉數字鴻溝，如：濱州博興縣、菏澤曹縣和鄆城縣等、青島市即墨等淘寶村數量都位居全國前列。2.4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我省農村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我省移動寬帶用戶、固定寬帶家庭普及率等指標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種植養殖、加工、集配、運輸、倉儲、營銷、支付、消費等整個流程的數字化設施建設還比較薄弱，產地倉、冷鏈物流、信息網絡、購銷網點等方面的建設還需加強，智能電網、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農業建設任重道遠。另外農村的互聯網理念淡薄，缺乏網絡設備與上網條件、缺乏文化知識與上網技能也是影響數字鄉村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2.5缺乏專業的人才培養機制和平臺。在農村數字化建設中缺乏專業的科學技術指導和技能培訓，沒有完善的培訓機制和管理機制。雖然在農村開啟了社區教育實驗，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有些數字化學習平臺的構建還不完整，學習資源不豐富，根本無法滿足學習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沒有電腦和智能手機，不會上網也限制了數字化學習平臺的使用，而且絕大部分人上網只是娛樂，對學習農業新技術不感興趣。2.6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數字化水平比較低。“互聯網+黨建”工作開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齡化嚴重，黨務、村務、財務不能實現網上公開，鄉村現代化治理能力進程緩慢，“互聯網+政務服務”不能實現鄉村覆蓋，缺乏“一門式辦理”“一站式服務”的綜合服務體系，鄉村治理能力和體系亟待加強。數字技術和信息化建設帶來的在線診療和在線教育等公共服務發展緩慢。因此利用互聯網技術加強鄉村綜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獲得數字化帶來的便利，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3山東省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路徑
3.1加強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鄉村首先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資源配置，各級政府部門應響應《數字山東2020行動方案》，積極推動“百兆鄉村”建設，統籌推進移動和固定寬帶網絡的IPv6發展，推動智慧廣電網絡建設，支持培育和引進開放的國家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和農業農村觀測網絡基礎設施和應用體系[5]。繼續加快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推廣和應用，大力發展農村數字經濟，推動農業領域的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發展進程，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實現傳統農業向數字化農業的轉型。3.2加快建設數字政府。在基礎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快建設數字型政府，加強各行政部門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辦理，力推政務服務“一次辦好”，并進行機制和體制改革，推進線上線下政務服務一體化。地方政府做好促進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適合當地農村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政策，特別是要制定出一套適合當地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優惠舉措，補足數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制度體系，營造適合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制度氛圍。同時，協調各級政府部門，為農村電子商務服務主體提供必需的物質和資金支持，以此來引導和激勵當地的數字經濟發展。3.3消除城鄉“數字鴻溝”，建設幸福鄉村。首先，加強鄉村信息化教育，培養信息化技術人才，把握好“互聯網+農業”的發展機遇，利用現代科技建設數字鄉村，使農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來，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數字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利用數字化、現代化設備來實現智慧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鼓勵農民積極接觸和參與到農村電商中去，徹底打破農民信息貧困鎖定的藩籬，為農村數字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不斷豐富鄉村網絡內容，構建數字鄉村新系統，不斷完善鄉村信息化建設和農村數字產業，讓更多的農民就地就業，使農民獲得幸福感，改善農村信息失聯、情感失聯及財富流失等問題，建設幸福鄉村，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真正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助力農村數字化建設的全面開展。3.4加強信息化人才隊伍培養。專業化信息人才的緊缺是數字鄉村建設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已成為制約數字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農民是建設數字鄉村的內生動力。首先，以本土農民為主，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目前由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越來越多，農村中種地的人大量減少，大量的土地進行了流轉，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形成了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的趨勢，因此，在發展農村數字經濟的同時應提升農民的信息化素養，積極培育實現智慧化農業的新型職業農民。其次，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利用好各種培訓平臺，讓農民成為懂信息、懂數據、懂技術的新時代農民，提升鄉村信息化水平，進而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進及激勵機制，為各類人才到農村創業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發展環境。3.5構建鄉村大數據平臺。山東省大多數農村地區的數字信息服務平臺建設以及平臺的信息資源的收集、加工、傳輸、服務不健全，涉農電商的發展空間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政策、規劃發展鄉村大數據平臺，整合數據信息資源，加強鄉村信息資源的共享、兼容和公開，利用“互聯網+”模式建設具有鄉村特色優勢的大數據系統，借助大數據促進數字鄉村的快速發展。3.6數字鄉村文化建設。在加強數字化基礎建設的同時，還應加強數字文化建設，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養，尤其是鄉村傳統文化是農村數字化建設的靈魂，以無形之力推進著鄉村數字化的進程。首先，改變文化宣傳方式，除了采用傳統的公告欄外，還可采用微博、微信、網站等各種形式實現農村各項政策和事務的線上宣傳，在鄉村營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圍。其次，在培育新型農民的各種培訓中，加入傳統文化的元素，使農民在接受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理念同時，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逐漸提高村民的數字化素養。最后，利用新聞網站、學習強國及各種媒體平臺，宣傳數字農村的建設，講好數字鄉村故事，形成全社會共建共治共享數字鄉村建設的良好氛圍。3.7建立健全數字化鄉村治理體系。在鄉村政務工作和鄉村治理中深化數字化建設。首先：利用互聯網技術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農村領導班子應改變傳統思維，改變意識，從思想上樹立農村信息化的觀念，不斷學習國家以及山東省關于農村數字化建設的相關政策和文件，并積極落實到位。其次：將農村的各類資源納入到鄉村大數據平臺，實現資源的優化整合和數字化管理，建立“一門式辦理”“一站式服務”的綜合服務體系；再次：積極開展“互聯網+黨建”工作，定期開展黨員信息化學習和培訓，鼓勵黨員帶領群眾一起發家致富，探索農民在線交流議事模式，激發農民參與決策的積極性。最后：開展“互聯網+政務服務”，真正實現黨務、村務、財務的網上公開，推動形成積極互動的農村基層自治體系，建立健全數字化鄉村治理體系。
4結語
目前我國正處在鄉村振興的關鍵時期，山東省將數據和信息融入鄉村振興全過程，統籌推動城鄉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動山東數字鄉村建設，使網絡信息化在全省農村社會的影響不斷擴大。論文在分析了山東省農村數字化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深度挖掘鄉村數字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并有針對性的提出了農村數字化發展的路徑，以期助力鄉村振興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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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叢楷力.從“碎片化”到“整體性”:地方政府數據開放治理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9.
[3]2019全國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發展水平評價報告[J].新疆農業科技,2018(6).
[4]畢耕.”軟硬兼顧”解決數字鄉村發展難題[N].光明日報,2019-09-2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