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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因范文第1篇

一、生物多樣性的意義和價值

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是巨大的,人類從生物多樣性中得到了所需的全部食品、許多藥物和工業原料。物種為人類提供了食物的來源，作為人類基本食物的農作物、家禽和家畜等均源自野生型。野生物種是培育新品種不可缺少的原材料，特別是隨著近代遺傳工程的興起和發展，物種的保存有著更深遠的意義。物種是多種藥物的來源，隨著醫學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物種被發現可作藥用。

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價值也是巨大的，它在維系自然界能量流動、物質循環、改良土壤、涵養水源及調節小氣候等諸多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生物多樣性也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必要條件，某（些）物種的消亡可能引起整個系統的失衡，甚至崩潰。豐富多彩的生物和它們所賴以生存的無機環境共同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生物支撐系統。同樣，千姿百態的生物也給人以美的享受，是藝術創造和科學發明的源泉。物種多樣性對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如仿生學的發展離不開豐富而奇異的生物世界。甚至，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生物及其環境的多樣性。

二、生物多樣性的現狀

隨著環境的污染生物多樣性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毀滅破壞，目前世界上每小時就有一個物種消失。這是地球資源的重大損失，因為物種一旦消失，就永不再生。消失的物種不僅會使人類失去一種自然資源，還會通過食物鏈引起其他物種的消失。據估計，地球上生物約在3000萬種以上，但至今有案可查的僅150萬種，經人類研究或加以利用的則更少，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無數的動植物在人類還沒認識它們之前就隨著原始森林的砍伐、污染、圍湖、填海等原因提前從地球上消失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人類將面臨能否繼續以其固有的方式生活的挑戰。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保護和持續合理利用亟待加強，刻不容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國際公約。

我國是生物特別豐富的國家，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也長期遭到破壞。致使中國成為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威脅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取各種措施，對生物多樣性進行保護,但是，面對全球范圍內的生物多樣性危機，僅僅依靠政府和有關組織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全體國民的重視尤其是對青少年的教育。

三、我國中學生物多樣性教育的現狀

在我國現行的基礎教育中，與生物多樣性教育相關的教材有九年制義務教育課本《生物》、《科學》和高級中學課本《生物》等。但是，在這些本應該包含生物多樣性教育的教材中甚至連生物多樣性這一詞匯都很少出現。盡管這些教材中都設置了生物與環境、環境保護、保護珍惜生物等章節，但作為業已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全球環境問題的熱點，生物多樣性的內容并不突出，青少年，作為國家的未來和希望，缺乏這方面的教育和認識，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將缺乏了解和認識。這對今后深入開展保護工作是不利的。雖然現行的基礎教育課程存在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但是我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我國政府于1993年1月15日批準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成為世界上率先批準該《公約》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鑒于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重要性和緊迫性，作為中學生物教學，應該把生物多樣性教育納入正式課程。

四、如何在教學過程中滲透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

1、在中學生物學必修課中，通過生物多樣性相關章節進行生物多樣性教育。在初中生物學教材第一冊緒論中有這樣一節內容，標題為形形的生物。當老師上課引用自然界中各種珍惜動植物來解釋這一現象時，不妨引申出生物多樣性這一概念，使學生對生物多樣性有一個初步的認識，為以后的進一步講解埋下伏筆。這一教學思路同樣業可以運用在高中教材的緒論中，當然其深度和廣度應有所差別。同理，在講到生物的遺傳和變異，遺傳變異對生物的意義時，也可以適當引申生物多樣性特別是遺傳多樣性的內容。另外，由于地球生物多樣性是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共同構成的。

2、在選修、研究性課程和知識講座中進行生物多樣性教育。通過選修課、研究課和講座等形式進行生物多樣的知識教育會收到一定的效果。通過互聯網、書刊和教學影片等各種媒體收集到教學素材，通過組織整理，再運用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學設備進行教學，這樣的教學生動，直觀，可以使復雜深奧的科學概念變得通俗易懂。也可在老師的指導下，讓學生自己去探究生物的多樣性，進行研究性學習。應組織學生開展課外興趣活動，進行野外調查、參加競賽等。

3、把生物多樣性教育滲入與其有關的科目中。在我國的基礎教育課程設置中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課程除了生物學之外還包括地理、自然常識、綜合理科，在有些省市還包括環境教育。在這些課程中滲透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可以使生物多樣性得到更廣泛的重視和認識，從而達到更好的教育普及效果。

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因范文第2篇

關鍵詞：生物遺傳資源；生物剽竊；生物多樣性公約；立法模式；中國

中圖分類號：DF4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08)01-0202-05

21世紀是生物技術時代，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利用其在經濟和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正在對全球范圍內的生物遺傳資源進行著一場新的“圈地運動”。他們無償或低價地從發展中國家獲取遺傳資源，然后對其進行所謂的“提純”或加工，將其視為“發明”獲得專利，并進行商業性開發利用，獲取巨額的利益。但是，他們卻沒有讓發展中國家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獲得的經濟、科技和其他各種惠益。這就是所謂的“生物剽竊”或“生命海盜”(Biopiracy)現象。

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將遺傳資源的法律地位界定為人類共同關切之事項，這為各國應對“生物剽竊”、確保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以下簡稱為“ABS”)奠定了初步的國際法基礎，同時也為各國采取符合國情的履約對策提供了靈活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一些主要的遺傳資源國也開始制定國內立法，確立本國關于遺傳資源ABS的政策框架和法律機制，旨在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利益。

縱觀《公約》生效10余年來各國的立法實踐，已經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公約》確立的原則與框架已經或者正在制定ABS方面的立法。各國通過這種公法管制的模式，針對獲取本國境內的ABS活動制定了專門的立法措施，政府部門在此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依法進行調整和管制。所有這些立法，又可以劃分為修訂／解釋模式、綜合性立法模式、專門立法模式以及超國家立法模式等四種類型。

本文將對公法管制模式的四種立法類型進行考察，分析各種類型所適用的背景、條件及其優劣之處，以期得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為我國的相關立法提供參考。

1　修訂／解釋模式

很多國家對ABS問題的認識，起源于《公約》的談判與生效。此后，該問題才逐漸為立法者與普通公眾所了解與認識，并進入這些國家的立法議程。在此過程中，有些國家對相關規定進行擴大解釋，以便將遺傳資源納入現行法的調整范圍，或對現行立法進行修訂，增加ABS方面的規定。馬來西亞(沙撈越邦)就是如此。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12個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其生物資源相當豐富。熱帶森林覆蓋了大部分國土，是地球上生態系統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沙撈越(Sarawak)是馬來西亞最大的一個邦，享有比其他邦更特殊的地位，他們可以制定與聯邦不同的政策與立法。

1987年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獲得馬來西亞總理內閣經濟規劃部的收集于出口許可證，隨后獲得沙撈越邦林業部簽發的許可證。受國家癌癥研究所的委托，伊利諾斯大學芝加哥學院與沙撈越林業部的植物學家于同年開始收集Calaphyllum lanigerum的枝和葉。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對Calaphvllum lanigerum的提取物進行篩選，發現了強大的抗艾滋病病毒成分：Chmarin組中的(+)-Calanoid A和(-)-Calanoid B。

在該案的啟發下，沙撈越邦政府于1994年4月修訂了其《森林條例》，增加了獲取遺傳資源的規定。該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在為開發醫藥或藥品成分進行研究的目的而獲取、轉移或出口樹木或其衍生物之前，都必須獲得林業部長批準、林業局長簽發的許可證。

這種立法方式的優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維護了現行立法的穩定性，在不影響現行立法基本框架的情況下實現對ABS的管制。另一方面，它避免了就ABS問題制定專門的、綜合性立法所帶來的巨大成本。這些潛在的成本包括制定新法面臨的政治阻力、冗長復雜的協商過程、新法調研與起草的人力與財力資源等。

不過，該修正案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它僅適用于樹木物種，并限于那些與醫藥開發有關的商業利用。這就產生一種漏洞：如果獲取申請者在申請當時并沒有決定進行醫藥產品開發，但隨后決定對所獲得的樣本進行研發，這種情況就不受該修正案的調整。其次，該修正案并沒有規定如何進行惠益分享。在Calophyllum案中，雙方隨后達成的惠益分享安排并非基于法律的規定，而是雙方共同約定的結果。

總體上看，通過擴大解釋或修訂現行相關立法來管制ABS的方式，只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在一國制定遺傳資源獲取與獲益分享專門立法時機尚不成熟的階段暫時采用。

2　綜合性立法模式

這一類型的立法主要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自然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更廣泛的目標的立法中，規定有ABS問題的專門章節或條款。采取這種立法形式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除了ABS這個焦點問題外，它們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持續利用方面也面臨很多現實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各國選擇制定《生物多樣性法》來實施《公約》的義務，更接近于《公約》所強調之精神與立法目的。此種類型中最知名的是哥斯達黎加1998年的《生物多樣性法》。

哥斯達黎加位于中美洲狹窄的大陸橋上，是南北美洲之間的生物匯集地。哥斯達黎加兼具北美與南美的物種，增加了其復雜多樣風貌，且地形上有高山縱貫，因此有多種溫度地帶，適合許多種不同生物的生長。多樣的地貌與多變的氣候使這個面積很小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生物物種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

在本國生物開發實踐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哥斯達黎加通過了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該法最大的特點是，它調整幾乎所有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問題，而不僅僅限于ABS問題。該法將其基本宗旨確立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資源、公平分享惠益和分擔成本。隨后，該法又列舉了國家應盡力實現的十三項目標，這些目標包括ABS的內容，但更多的目標在于通過各種方式促進國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持續利用。

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只是為ABS問題確定了一個原則性的框架。該法明確要求獲取申請者必須獲得生物資源的實際所有者或提供者的事先知情同意；獲取申請者還必須向管理委員會申請獲得研究或生物開發的獲取許可證。因此，它實質上要求的是雙重事先知情同意。在惠益分享方面，它規定獲取申請者必須在主管部門的許可證以及與利益相關者的協定中約定技術轉讓和公平分享惠益的內容。該法還重視對土著與傳統社區的保護，承認和保護土著人和地方社區與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利用及

相關知識、實踐和創新方面的權利。

根據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第62條的授權，環境與資源部于2003年頒布了《生物多樣性遺傳和生化成分與資源獲取通則》，對《生物多樣性法》中關于ABS的原則性規定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哥斯達黎加1998年《生物多樣性法》是旨在全面保護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立法。這就為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解決ABS管制問題提供了一個框架，也為其他國家ABS立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它能夠將ABS置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框架內，而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問題加以處理。

哥斯達黎加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立法形式也是一種可取的創新。《生物多樣性法》是生物多樣性領域的綜合性立法，它不可能事無巨細地對所有事項都作出詳盡規定，否則該法內容就會過于龐雜。如果綜合立法只是先為相關事項確立一種原則框架，而將具體規定留待主管部門通過實施條例解決，將最大限度地減輕綜合立法的負擔。其次，任何一部立法在起草時都會出現科學界或利益相關方尚未達成共識的事項，在生物多樣性領域更是如此。如果綜合立法先是作出原則框架，則可以給各方提供一種共事的框架。分歧問題可以等到獲得科學確定性或各方利益協調后，再通過實施條例加以規定。這樣就能在短期內確定國家管制與獲取框架，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同時，又可以根據實踐經驗和發展需要進行修訂與完善。這種“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做法，應該說是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

3　專門立法模式

頒布專門的立法是解決ABS問題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巴西等國采取的就是這種模式。

巴西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巴西的生物多樣性為國民經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除了眾所周知的生物多樣性外，巴西還擁有豐富的文化多樣性。近年來，由于遺傳材料的偷盜活動，特別是亞馬遜地區的活動，巴西每年喪失大約10億美元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土著和當地社區的傳統知識也面臨著被掠奪和剽竊的危險。

巴西參議院早在1994年就已經批準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最初，巴西實施《公約》ABS規定采取的是以高度締約自由為核心的私法模式。巴西設立了“巴西亞馬遜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協會”，由其與商業生物公司簽訂合同來開展ABS活動。2000年，瑞士諾華(Novartis)公司與生物協會簽訂了為期3年、排他利用亞馬遜地區生物資源的合同。該合同在巴西引起了極大的法律與社會爭議。在巴西各界的強烈反對下，生物協會拒絕了與諾華公司的合同。該事件也促使巴西轉而采取調整ABS的公法模式。為了應對諾華公司合同帶來的社會壓力，巴西聯邦政府于2000年《暫行條例》。

巴西這種立法方式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它可以短時間內建立一套全面的ABS管制框架。從立法目的上，專門立法是專門調整ABS的立法，具有直接針對性。從適用范圍看，專門立法適用于國內的所有生物遺傳資源，而不是特定的遺傳資源。從調整對象來看，專門立法適用于所有與ABS有關的活動，而不是特定的相關活動。從立法內容上看，專門立法既包括遺傳資源的獲取問題，也包括相關的惠益分享問題，一般還包括土著社區參與和傳統知識保護等問題。從調整機制上看，專門立法一般會設立和指定一個專門調整ABS管制的主管部門。從管制制度上看，專門立法都明確規定了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條件等ABS領域的特有制度。

不過，巴西的《暫行條例》也暴露出了專門立法方式的一些固有缺陷，即各方面阻力多、立法難度太大。ABS是個全新問題，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例如，對于醫藥開發等生物技術對遺傳資源的需要是否長期存在、合成技術是否會取代天然材料的問題，目前尚沒有統一的認識。同時，ABS立法所涉主體繁多，所涉內容龐雜。就主體而言，在管制方層面，ABS會涉及多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專門立法新設或指定一個主管部門進行管制，勢必會引起其他相關主管部門的不滿甚至是反對。在聯邦制國家，還面臨聯邦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在管轄權方面的沖突與協調問題。在被管制方層面，存在著學術利用者與商業利用者之分，還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相關者，管理制度面臨著對這些被管制方一視同仁還是有所區別的選擇。就內容方面，ABS所涉及的資源申請、獲取、惠益分享、知識產權安排、土著人權利保護等事項與其他相關法律多有聯系。如專門規定，恐有重疊之處；如不加規定，又無法實現專門保護之目的。由此可見，在一項專門法律中全面、科學、合理地規定所有內容，真是“難于上青天”!

在這種背景下，上述各項專門立法出現諸多不足與缺陷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不過，也正是這種行政法規、而非經過正式立法程序的法律，為應對客觀發展的需要而迅速進行修改調整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4　超國家立法模式

目前，南美洲、東南亞、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區等四個區域都已經或正在制定ABS超國家立法。其中，安第斯共同體的《關于遺傳資源獲取共同制度的第391號決議》(以下簡稱“《第391號決議》”)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區域制度。

在《公約》談判與生效之前，該地區及其成員國并沒有調整ABS的法律。安第斯共同體的五個成員國都是《公約》的締約國。《公約》于1993年底正式生效，為安第斯共同體各國制定實施《公約》ABS規定的管制措施、維護本國作為遺傳資源與傳統知識提供國的利益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為了在成員國管制ABS活動方面創建公平的法律環境，加強成員國的談判能力，避免成員國在各自國家的遺傳資源獲取條件方面各行其是而相互壓價，1996年7月2日安第斯共同體卡塔赫納協定委員會通過了《第391號決議》。《第391號決議》是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條的第一項區域性ABS管制立法。它在重申成員國對其遺傳資源的情況下，為各成員國管制ABS提供了共同的框架。

作為一項創新性的法律文件，《第391號決議》大大提高了成員國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在ABS方面的意識。這一文件對《公約》締約國會議、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世貿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制度和論壇也產生了影響，這些制度和論壇在討論中經常引用該《決議》并考慮其實施經驗與教訓。

安第斯共同的經驗告訴我們，國家集團要采取超國家立法管制ABS形式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至少包括相關國家與鄰國共享一定的生物資源和傳統知識、相關國家與鄰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方面面臨著共同的問題、相關國家都有一個既存的區域組織作為依托三個方面。

這種通過區域組織采取超國家立法的模式至少有兩方面的優點。一方面，超國家的ABS制度可以提高參與國家的談判實力。超國家立法都為每個成員國規定了一套必須執行的共同最低規則。這樣以來，即使開發利用者認為一國的獲取成本過高，他也不太可能與擁有相同資源的鄰國達成成本更低的獲取協定。這樣就有助于提高區域

內各成員國的整體談判實力。另一方面，這種超國家立法可以加強區域內各成員國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設。區域內的發展中國家在與生物開發者相比處于不利談判境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為其遺傳資源增值的科學與技術能力。它們實際上處于生物開發利用鏈中的低價值終端。在區域國家之間加強協調、促進合作是所有區域立法安排共同的目標。

應當注意的是，采取區域共同的獲取框架并不意味著所有相關國家的需求和具體情況是相同的。同一區域內的不同國家之間盡管在ABS方面存在著共同利益，但在國家大小、資源稟賦、人口數量、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等方面還是存在著差異，因此區域安排必須具有適應各國具體需要和優先事項的靈活性。

不過，這種超國家的立法框架也可能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框架的形成過程，可能因參與國家的數量眾多而異常復雜。其次，如何在確保區域共同制度的基礎上適應個別國家的需求和具體需要依然是個難題。

5　對我國的啟示

綜上可見，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國家全都擁有比較豐富生物多樣性和生物資源。與其豐富的生物資源稟賦相對應，這些國家在遺傳資源的全球交流中毫無例外地屬于遺傳資源的提供國。由于缺乏有效管制，這些國家的遺傳資源大都被外國生物開發者免費獲取甚至是被剽竊或掠奪，沒有因資源開發而獲得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由此可見，一國所擁有的豐富生物資源、該國生物資源提供者的地位以及該國無管制的生物開發現狀，是決定該國對ABS采取公法管制模式的主要動因。

由于各國在生物資源的豐富程度、生物開發現狀、ABS管制的緊迫程度等方面還存在著差異，因此各國又采取了通過修訂或擴大解釋現行立法調整ABS問題、制定包含ABS規定的目標更廣泛的綜合性立法專門的ABS立法以及區域組織的超國家立法等四種類型的立法形式。這幾種立法形式各有千秋。

通過修訂或擴大解釋現行立法將新興的ABS問題納入到法律的調整范圍，可以保持原有立法框架的穩定性，避免制定新立法可能引發的昂貴立法成本，它的缺陷在于無法對同樣重要的惠益分享、傳統知識、知識產權問題進行調整。實際上，采取這種立法形式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考慮制定專門立法問題。

在目標更廣泛的綜合性立法對ABS問題作出具體規定，是面臨生物多樣性全面保護與持續利用壓力的國家比較流行的一種立法形式。這種立法形式的優點是相當明顯的。首先，它不是單獨處理ABS問題，而是將其置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整體框架內進行考慮，因此有助于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解決ABS管制問題。其次，該種立法形式一般都為ABS管制確立了結構合理、內容全面、形式完整的框架。第三，“綜合立法+實施條例”的形式可以解決綜合性立法內容過于龐雜的問題，并為日后解決立法當時的不確定因素提供了可能。

比綜合性立法形式更徹底的是有些國家采取的ABS專門立法形式。專門立法最大的優點就在于它的“一步到位”。與綜合性立法相同的是，這種立法可以為ABS的管制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與綜合性立法不同的是，專門立法在調整對象上更加具有針對性，其單行立法的形式也可以保障在內容的全面性，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再制定相關的實施細則加以補充。專門立法所具有的這一獨特優勢，有助于ABS管制壓力較大的國家盡快構建管制框架、盡早實現對由獲取其資源所產生惠益的公平分享。

最后一種立法形式是區域組織的超國家立法。采取這種立法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即：相關國家必須擁有著共同或類似的遺傳資源，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方面面臨著共同問題，該制度得到相應的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大力支持。對于那些符合這些條件的國家而言，區域組織的超國家共同制度可以提高參與國家在ABS方面的談判能力，同時有助于加強區域內各成員國在ABS方面的能力建設。不過，區域立法也必須考慮各成員國的特殊情況與具體要求，同時作為一種區域性的國際法，它最終仍需要各國通過國內措施予以實施，無論是直接在國內適用還是制定實施立法。

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云南 野生植物 多樣性法律

一、云南野生植物多樣性概述

生物多樣性,按照《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所給出的定義,是指所有來源的生物體中的變異性,這些來源包括陸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態系統及其所構成的生態綜合體。這包括物種內、物種之間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換句話說,生物多樣性是在所有形態、水平和組合中的生命的變異性。它不是所有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資料的總和,而是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材料及它們之間的變異性。顧名思義,植物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其中的一種類別,是指植物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材料及它們之間的變異性。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使得對它的保護往往處于薄弱的初級階段,很多法律制度都亟待完善。

云南是中國野生植物種類資源和生態系統類型最為豐富的地區,保存有許多珍稀、特有或古老的野生植物類群,是公認的野生植物重要類群分布最為集中、并具有全球意義的野生植物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之一。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復雜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形成了復雜的生態系統與多樣化的生境條件,孕育了極為豐富的生物資源。云南省面積39.4萬k,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4.1%。而云南擁有高等植物16577種,占全國總數近50%;在14760多種維管束植物中,列為國家保護的珍稀瀕危植物就有171種,占全國總數的44%。因此被稱為“植物王國”。研究云南地區的野生植物多樣性,對全國范圍內的野生植物多樣性的研究提供了樣本。

云南省為保護省內自然保護區和其他地方的珍稀植物,出臺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規,制定了很多有益的制度,為植物多樣性的保護作出了很大貢獻,然而,近幾年來,由于過度采集、不可持續的農業和林業活動、城市化建設、環境污染、土地用途改變以及外來入侵物種的蔓延和氣候變化等諸多原因,加之沒有專門針對野生植物保護的法律及制度,使野生植物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植物多樣性遭到嚴重的破壞,急需通過法律及各項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才能更有力的保護云南省野生植物多樣性。

二、云南野生植物多樣性保護的現狀

目前我國對野生植物進行保護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1998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1996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這是野生植物保護的唯一的專門行政法規;1999年8月4日國務院批準、國家林業局、農業部公布《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分I、Ⅱ級;1987年實施的《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1984年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批準公布的《國家重點保護植物名錄》;1994年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對保護區的建設、管理以及相關的法律責任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和規定,是自然保護區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據;2008年2月26日,由國家林業局、中國科學院、國家環保總局合作完成的《中國植物保護戰略》正式,以應對植物瀕危問題。《中國植物保護戰略》后,成為中國野生植物保護管理的綱領性文件。這是在全球的植物種類空前速度消失,生物多樣性的維系面臨巨大挑戰的嚴峻形勢下,為遏止植物的不斷滅絕,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組織國際知名專家起草的《全球植物保護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云南省作為我國植物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省政府為了保護植物資源,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保護了植物資源,也為野生植物多樣性的保護提供了參考。一是通過地方性立法加大了植物資源保護。1987年以來,先后頒布實施了《云南省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管理細則》、《云南省珍貴樹種保護條例》、《云南省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規,公布了《云南省省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第一批)》和《云南省珍貴樹種名錄》等。二是建立健全和規范了植物資源的管理機構。為更細致的保護省內地州的植物資源,在全省各地州市林業主管部門都設立了專職管理機構,配備了管理人員。三是建立了大量的自然保護區,有效保護了野生植物的生境。其中,普渡河、海子坪等11個自然保護區專門以野生植物為主要保護對象,有106個自然保護區以森林生態系統為主要保護對象。多年的自然保護區建設,形成全省較為完善的自然保護區網絡,使90%的典型生態系統和90%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得到有效保護,極大地改善了瀕危物種的生存狀況。除此之外,省政府和一些組織團體也進行了各種積極的探索,開展調查和科學研究,組織開展了全省范圍內大規模的野生植物資源調查以及西雙版納、哀牢山、高黎貢山、南滾河等一大批國家級和省級自然保護區的多學科綜合考察和資源調查。為更好的保護野生植物多樣性提供了基礎。

但是,目前云南省對野生植物多樣性保護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問題:一是現行法律規定的不足,缺少專門針對野生植物資源制定的法規或規章,對野生植物的保護散見于其他法規和規章之中,相關法律法規數量較多,交叉復雜,給司法實踐造成了很大困難,必然影響依法保護野生植物多樣性的效果。二是法規或規章之中對野生植物資源的保護更強調野生植物資源的經濟價值而非生態價值。由于近年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野生植物盜伐濫伐現象突出,法律上針對這些現象做了很多規定,而且由于經濟價值的不同,對原生天然生長的珍貴野生植物和原生天然生長并具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文化價值的瀕危稀有植物的保護比較重視,對具有地方特色的野生植物很少涉及到。這種經濟本位的立法目的能短期保護植物資源的存在,卻不能有效保護植物的多樣性。另外,管理機制比較落后,資金來源不足,管理人員人員不足,還有一些相應的法律制度也沒有建立,公共參與不足,缺乏透明度等等問題嚴重束縛了植物多樣性的保護。

三、云南野生植物多樣性法律保護的對策

首先,完善云南省野生植物的立法和法制建設。云南省作為最重要的野生植物資源集中區,應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以自身野生植物資源的特點和保護現狀為背景,由云南省人大制定《云南省野生植物保護條例》。利用各種媒體、各種方式堅持不懈地普及保護野生植物的法律法規,為依法行政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加大執法力度,要認真貫徹執行野生植物保護的法律、法規、規章,嚴格依法行政,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以達到震懾罪犯和教育群眾的目的。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應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方針,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處理好利用資源和保護資源的關系。

其次,保護野生植物多樣性和保護森林,自然保護區相結合。森林生態系統復雜多樣,物種繁多,氣候優越,人為干預較少,是野生植物最理想的棲息地,也是各種野生植物的良好生境。人類對森林的開發利用,往往會改變野生植物的生長和棲息,對森林的破壞,就會破壞野生植物的多樣性。而自然保護區的意義更是不言而喻,它能最大程度上保護野生植物的生境,科學有效的保護野生植物多樣性。加強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和管理,是保護野生植物的關鍵所在。因此,在保護自然保護區內的森林的同時,就應該與保護野生植物相結合,既要保護珍惜名貴植物,也要加大保護各種野生植物,保護其多樣性。

再次,構建野生植物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各項制度。(1)野生植物編目、監測及建立信息系統制度。生物多樣性編目和監測最主要的目的是為管理者服務,為他們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問題上提供必要的信息。建立野生植物多樣性信息系統,就是將原來分散、零散的生物多樣性及其可持續利用信息匯總,在保證準確、可靠的前提下以適當的方式電子化,并提供完備的數據檢索和查詢工具,以適應不同目的的查詢需要。(2)審批許可制度。該制度是針對一些珍稀、瀕危植物的利用及外來種的人為引進而言的,特別是對外來種的人為引進有重要意義。珍貴、稀有、瀕危的生物物種,由于其在生物多樣性中的特殊地位,對其進行利用需經特殊的審批許可程序是完全必要的。(3)建立野生植物多樣性保護基金制度。各地區的有關部門應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一方面通過接受有關生物資源開發利用部門和其他企業自愿捐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通過舉辦各種展覽、培訓、資源開發和各種服務積累資金,再投入到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中去。再者,隨著公民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認識的加強,還可接受來自社會各界的捐款。同時,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資金援助。要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制度是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的重要財力支持。(4)生態系統性管理制度。生態系統多樣性并不僅僅是生物多樣性的一個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中心應是生態系統多樣性的保護。因為世界上現存物種的大多數還不為人知,而生態系統的保護還可以同時保護生態系統內的所有過程和生境,這樣也就保護了許多未知物種及其基因。生態系統具有完整性、跨行政區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無論是對生物多樣性的何種使用都涉及到對資源的保護與管理問題。

最后,強化社會對野生植物資源的保護意識,提高公眾參與程度。通過開展環境教育工作,使社會意識到野生植物的重要性,去除公眾對野生植物無價值或無人保護可以任意濫用的錯誤意識,是公眾認識到野生植物多樣性對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對人類的重要性。要提高公眾參與,就要先做好向社會公開,既重視管理部門的主導作用,也不容忽視各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力量。早在1996年根據野生植物保護事業發展需要,云南省成立了全國第一個野生植物保護協會,為野生植物的保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實踐中我們應當重視這種公益協會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使其更好的為公眾服務。

參考文獻:

[1]郭輝軍.切實保護好云南的野生植物,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林業,2003.11.

[2]孫中艷.論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善.中國發展,2006,(4).

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因范文第4篇

我們知道生物多樣性是大自然的安排，自然因素的破壞是進化的結果，人為的破壞會改變自然的安排，給我們的生存帶來危機。作物品種多樣性是一種資源，有著重要的價值，人類的衣食住行均離不開它，一旦失去生物多樣性，人類生存的基礎可能就會造成破壞。農作物的多樣性為我們提供了生存的機會，我們人類所需的食物、藥物及多種工業原材料均來自于這種多樣性，多樣性的維持有助于我們獲取食物，會豐富我們的營養，提高我們生活的質量。一旦這種多樣性減少甚至喪失，我們遭受的首要危機就是糧食危機。聯合國糧農組織不斷發出警告，現在人類生存所依賴的食物越來越集中于少數幾種，一旦遇到氣候變化或地質變化就可能會減產，而其他的作物我們已很少種植，甚至已經沒有種植了，若干年后人類的食物必然匱乏。聯合國生物多樣性項目組專家也斷言，作物多樣性的減少除了引發糧食危機外，可能還會引發其他危機，如導致藥物原材料、工業材料的減少，嚴重的則會引發疾病無藥醫治的局面；人類的食物過于集中幾種食物，導致人類飲食出現均質化的傾向，可能助長非傳染性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臟疾病等的患病率。農作物的多樣性在保持土壤、水資源品質及氣候調節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曾經物種豐富、土地肥沃，但是由于長期戰亂與過度開發，現在這里的生物多樣性已基本喪失，土地貧瘠，土地荒漠化嚴重。作物多樣性對于大氣成分調節、地球溫度等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現在我們所知的地球大氣層中的氧氣含量為21%，是千萬年來植物光合作用的結果，如果作物多樣性還像今天一樣在減少，有科學家預測，大氣層中的氧氣總有一天會由于氧化反應而消耗殆盡。今天地球上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作物多樣性的減少，還可能會影響生物鏈，最終會導致某一區域生態系統的崩潰。因此，我們需要認真對待作物多樣性的存在，一個物種一旦滅絕，便永遠難以再生。尤其是現在的一些瀕危作物種類，如果消失了，我們將失去寶貴的生物資源，對于子孫后代、對于社會發展都是巨大的損失。

2農作物多樣性減少的原因

從全球范圍來看，農作物的多樣性在減少，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需要探尋其原因，才能夠尋找到保護良策。從整體上來看，導致農作物多樣性減少大致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為因素。自然因素是一種自然選擇的結果，生物個體在自然選擇中既能保持親本的遺傳性，也可能會出現變異，在變異中如果能夠勝出，有利變異才可以將遺傳信息延續下去，有利變異在日積月累的過程中，慢慢適應了新的生存環境，就會產生新的生物類型，也會形成多樣化的生物樣態。生物如果出現了不利變異的基因將會被淘汰，直到生存環境改變而消失。當然自然選擇過程緩慢，只有在長時間內才能看出影響。另外，氣候的變化、地質條件的改變、降雨量的減少或增多都可能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人為因素是導致農作物多樣性減少的直接原因。生物科技與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使得農作物產量不斷提高，雖然滿足了人類的需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物多樣化的發展。比如，美國已經放棄了傳統農業及耕作技術，大規模發展基因作物及產業化經營，其作物品種正在不斷減少，多樣性在喪失，有95%的蔬菜品種已經沒有在美國出現過。人類活動對作物多樣性的減少負有直接責任，具體表現在：第一，作物品種改良、外來品種的引進或遺傳物質的雜交，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作物的多樣性，但是也使得作物類型簡單化，可能會導致一些傳統品種的喪失。比如，在印尼，過去20年來，已經有1000多個水稻品種喪失，現在75%的水稻來自單一母體，導致了水稻遺傳基因的喪失。第二，大規模的產業化生產，導致了農戶對經濟效益的追求，這必然會出現單一品種獨大的局面，而忽視來對其他品種到培育與種植。第三，生態環境的惡化，長期以來人類的開發，過度的開墾、放牧，不合理的開采，土壤污染及水質污染等，導致了作物品種的減少或沒絕。第四，城市化的發展，大型工程的建立，侵占了大量土地，需要在一些特定地域和氣候條件下生長的農作物可能會消失。

3農作物多樣性的保護對策

農作物多樣性的減少已經危及到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農作物多樣性的保護與恢復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任務。首先，應用現代科技，促進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并不對立，農業的發展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也不矛盾，現代科技可以用來提高農業的產量，也可以用來保護生物多樣性資源，以滿足人類生存的多種需求。任何地域均有自己的環境特點，沒有一個農作物品種能夠適應所有區域，在一個地域一般有一個或幾個優勢農作物本地品種，這是傳統農業發展的根本希望所在，本地物種是在長期耕作中形成的，不能輕易放棄。當然，優質高產的農作物品種也需要培育種植，需要用現代科技來改造或是培育新的作物品種。現代科技雖然改變了人類的耕作方式，比如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但是不能廢棄傳統的施肥與病蟲害防治方法，需要從農田整體生態系統上保持高產品種與本地品種的平衡，需要保持農作物與其他作物的協調。唯有這樣，才能保持農作物多樣性的持續與傳統農業的發展。其次，加強基本農田和農家保護。農作物多樣性的存在依賴于豐富的、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加強基本農田保護，就是要恢復退化的農田生態，恢復農作物多樣性生存的環境。可以運用必要的法律、行政或經濟手段，強化對基本農業耕地的恢復與管理，防止耕地流失，防止耕地土壤肥力的下降。綜合運用生態學原理，強化農田區域內生態系統建設，可以將農田基本布局、水利設施、水資源和其他的林木、草地資源相結合，形成合理的獨立的生態系統。在該系統內農作物與其他作物、生物形成合理配置，構建一個生物多樣性的農田格局。如果說農田保護是一種宏觀格局的農業保護，那么農家保護就是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微觀保護，是農民在種植生產與管理中進行的就地保護。

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決策與管理在很多時候直接決定了某一作物品種的去留，被保護的種質資源在生態系統繼續進化發展，使得該資源的多樣性不斷豐富。同時，在生態系統內，被保護的種質資源可以與其他生物發生基因交流，能夠提供該資源栽培品種的變異機率，從而最大豐富該品種遺傳基因的多樣性。因此，農家保護值得重視，不僅能夠為育種、選種及留種提供方法，還可以在生態環境改變的情況下使用，是一種可持續的保護辦法。再次，優化耕作種植模式。當前農作物多樣性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前單一式的種植及粗放式的耕作方式所導致的。在耕作種植過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合理構建農田作物的資源及種類，將現在的單一作物種植改為復合立體式種植，強化農林牧漁的優化搭配，實現不同作物之間的輪換耕作。盡量采用綠色耕作模式，少用化肥農藥，采用生物防蟲手段，增強土壤肥力保持水土，提供農田生態系統的生產能力，從而最大限度地保持農作物多樣性的保持。復次，加強農作物多樣性的保護技術及監測手段。現代科技為農作物多樣性保持提供了條件，需要大力發展物種保護技術、污染防治技術、種質資源監測技術及水土保持技術等。需要積極開展農業生物多樣性調查，建立生物多樣性數據庫與基因庫。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建立農作物多樣性保護區。

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原因范文第5篇

云南，地處全球3個生物多樣性熱點（喜馬拉雅山、中國西南山區和印緬區域）的交匯區域，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被譽為“生物基因寶庫”和“動植物王國”。云南省擁有全國95%以上的生態系統和50%以上的動植物種類，集中了從熱帶、亞熱帶至溫帶甚至寒帶的多數植物種類。在全國3萬多種植物種類中，云南有1.7萬多種，占全國總數的52.8%。已知陸生野生脊椎動物1416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222種，占全國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數的55.4%。

大自然的慷慨饋贈是云南的瑰寶，更是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財富，但是持續4年的特大干旱給云南生物多樣性帶來了沉重的打擊。有報告顯示，自2009年以來，受干旱影響的野生植物有7594096株，野生動物18774頭（只）。其中，受干旱影響的主要保護對象旗艦種和極小種群野生植物為4416970株。在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中，受影響的野生植物為157223株，死亡2725株，野生動物出現生病等異常情況的232頭（只），死亡34頭（只）。昭通市巧家縣五針松天然植株出現不同程度的針葉卷曲、發黃，新梢生長緩慢等明顯的干旱特征，死亡5株；分布于昭通市三江口自然保護區的珙桐死亡700株；蒼山洱海國家自然保護區600株紅豆杉死亡；云南南滾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水鹿死亡2頭，居群減少；昭通大山包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農田、濕地受災范圍大，影響黑頸鶴的棲息和生存，黑頸鶴死亡11只。

位于滇東北的昭通市、曲靖市是這次旱災的重災區，同時也是黑頸鶴的重要棲息地。據了解，大山包黑頸鶴保護區內濕地急劇萎縮，魚類也因為水少而大量死亡，而以高原魚為主要食物的黑頸鶴，也面臨著食物短缺的困境。當地群眾告訴記者，黑頸鶴往年通常在3月底4月初才會離開，今年則提早了一個月飛走。

干旱甚至影響到野生動物的生活習性。今年2月初，西雙版納境內10余頭亞洲象鉆出密林，先后進入三岔河谷中飲水、尋找食物。相比往年，象群提前了半個多月下山覓食。普洱市瀾滄縣糯扎渡鎮勐礦村下勐礦組周邊的亞洲象，因水源短缺到瀾滄江邊1個多月未返回森林，給當地村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威脅，而亞洲象在民間覓食的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主要食物巨龍竹因干旱而不同程度的死亡。長期過著遷移生活的亞洲象因干旱可能較長時間在一個地方停留，使得常規的遷移生活發生改變；由于食物的短缺，哈巴雪山保護區100多只獼猴下山偷吃播種到地里的包谷籽，致使猴群對農田的肇事案件不斷攀升……

干旱影響植物的發育和物候條件，進而影響動物的食物來源，植物生物多樣性和動物生物多樣性都可能因此而受到沖擊。干旱導致云南很多野生植物開花數量明顯減少，種子庫的數量和質量勢必因此而降低，從而影響未來植物種群或群落的動態；很多動物以植物的嫩葉、花、果實或種子、地下根或地下莖為食，干旱導致植物難以正常發育，從而提供給動物的食物數量和質量將難以滿足，嚴重影響動物的生長發育。有的動物可能因缺乏有效的食物來源而死亡。如果有的物種以極小種群形式存在，嚴重的干旱將可能因此導致該類物種的滅絕。

干旱往往使植物群落生產力下降，生態系統結構和層次簡單化發展，生態系統功能因此而降低，從而承載生物多樣性的基礎條件受到基礎性干擾，生物多樣性降低。很多植物因干旱高溫無法完成春化過程而難以成花。這些生物行為的變化本身就是生物多樣性受到改變的一種方式。

干旱為有害生物的入侵和擴展提供了條件。很多外來入侵生物，如紫莖澤蘭、飛機草等外來入侵植物，在風干物燥的情況下容易長距離傳播種子，擴大了它的入侵范圍；某些有害昆蟲，抵抗干旱能力強，進而在干旱條件下更容易大規模暴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