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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觀后感范文第1篇

從最早參與課程改革的學校的歷程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以理念啟蒙為重點的階段。這一階段以通過培訓普及新課程的基本理念為特點。這種理念的啟蒙為整個課改的推進打下了思想基礎。(2)以模式探索為重點的階段。這一階段以課堂教學模式的探索為特點，著重研究課堂教學方式的改變，形成了一種觀課文化。(3)以增強效能為重點的階段。這一階段以教學效能的研究為特點，突出關注課程改革與課堂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以及目標達成度等問題。

總的來看，課程改革是在步步深入的。但是，由于不同地區、不同學校的背景和條件不同，課程改革推進的力度不同，所以，各個地區和學校課堂教學的狀況仍然存在很大差別。有的已進入以增強效能為重點的階段，多數仍處在以模式探索為重點的階段，有的長期進行理念啟蒙，也有相當一部分學校仍然以陳舊的教學方式主導課堂教學。

當前，要深化課程改革、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就必須著力于課程改革和課堂教學實效性的研究，努力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課程改革同一切改革一樣，工具價值必須服從于它的目標價值。這就要求我們始終關注課改的既定目標是否實現的問題。課程改革的推進應當有助于解決原有的教育教學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有助于增強學生的身體與心理素質，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最終取得提高全體學生全面素質的實效。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將工具價值轉換為我們所追求的目標價值。

劉延東同志主抓教育工作后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在轉變觀念中改革創新，在更新思路中真抓實干，在大膽實踐中破解難題。這是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統一的非常好的詮釋。

為了增強課程改革的實效、提高課堂教學質量，我們應當深化對課程改革的目標、對象和途徑的研究。對目標的研究，要著重探討如何處理好啟迪智慧與培養道德的關系；對對象的研究，要著重探討如何從以學生的整體為主體轉向以學生的個別為主體；對途徑的研究，要著重探討如何在把握所有學科共通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礎上，把握學科教學的特殊規律，探索各個學科所特有的方法與途徑。

一、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堅持主流價值觀的導向

我們有必要由學生價值觀的現狀反思教育目標的達成度。

太原市團市委在對全市中小學生思想道德狀況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現代教育中‘輕道德重智力’問題在我市日趨明顯。”

這次調查結果顯示：樂于助人、團結互助、尊老愛幼等傳統美德仍為未成年人廣泛推崇，但中小學生在金錢觀念、職業向往和學習目的等方面存在功利性。有18.9％的未成年人認為，金錢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31.6％的人不愿意當普通勞動者，腦力勞動、收入高的職業是中小學生職業向往的熱點。只有23.8％的中小學生選擇了現在的學習是為了“將來為祖國多做貢獻”，而近六成的中小學生把“未來有個好職業、高收入、過舒適生活”作為自己的學習目的。青少年總體上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在實踐中，對自己的道德行為約束不夠，不敢堅持正義。49.4％的學生“在一般情況下不闖紅燈，急的時候也會闖”；32.9％的學生選擇“在公共場所看到有人損壞公共設施時別管他，與我無關”；當“與同學發生沖突時”，只有54.9％的人選擇“主動和解，搞好關系”。

我們再來看兩個發人深省的案例。

一個是源于中小學教育資源站的案例：有一個班的部分同學竟然在教室里出租書籍和電腦游戲光盤。一本書以它的厚薄定租金，少至三角，多至一元。光盤三元。“經營者”說是“財源滾滾”、“生意興隆”。租者認為挺合算，花幾角錢就可以看一本書，三元錢就可以安裝游戲軟件；出租者認為書看過后不用可惜，光盤安裝后沒用更可惜，租出去，可以賺點小錢。

另一個是源于浙江省一所小學的案例。講的是觀看影片《白毛女》后，教師要求學生寫觀后感。有的學生指責楊白勞欠了黃世仁的錢不還，還有勞人家上門去討，真不應該，有的說喜兒也真是太傻，人家黃世仁那么有錢，干嗎不肯嫁給他；有的說那個大春也太不識趣，家里無錢無權，還想娶美女。

首都師范大學的相關研究人員在《2007年北京市高中學生思想道德發展測評報告》中，就高中學生的價值觀狀況得出這樣的印象：(1)現代意識強，現代性比較突出。對科學、公正、民主與法制價值高度認可。(2)責任意識較強。能較好地體會個人責任與國家命運的關系。(3)有一定的尊重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懂得關心、照顧父母。在與他人相處，特別是與老師、鄰居、來訪客人相處時，表現出較好的尊重態度，但對同伴與父母的尊重稍差。(4)人生價值意識呈現多樣性。關于人生價值觀，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出現多種答案。有的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的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也有相當多的學生把友誼放在第一位，有六成學生把金錢、地位、名譽和權力放在后面。(5)獨立意識與依賴意識并存。在爭取進步時，具有較強的獨立觀念，熱衷于表現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在面對困難時，有較強的合作觀念、較好的樂群性和開放性。但面對困難和挫折時，獨立承受和解決問題的觀念薄弱。呈現出高中學生依賴性與獨立織的復雜現象。(6)誠信意識非常淡漠。對誠信的認同與踐行都十分薄弱。只有23.9％的學生沒有抄襲過作業，有一半學生在考試中做過弊，有的對抄襲作業是否屬于誠信問題存在異議。(7)創新精神普遍缺失。普遍依賴權威知識，滿足于掌握高效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缺乏對課本知識的理性反思，對問題多種途徑的解決缺乏探索欲望。

學生的價值觀既是社會價值觀的反映，也受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學校教育的效能。

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對教育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我們正處于一個思想活躍、觀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時代。主流價值觀、傳統價值觀、西方價值觀、封建價值觀等多種價值觀并存。主流價值觀是我國民族優秀傳統價值觀與現代進步價值觀的融合。我們在教育活動中要旗幟鮮明地堅持主流價值觀的導向，并將這種導向貫串于全部的教育教學活動中。

年輕作家韓寒曾經說過一句話：人生的第一次說謊常常是從寫作文開始的。這提示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的教育活動本身是否會產生負效應?

在推進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啟迪智慧，一方面要弘揚道德，而在現實中，一些啟迪智慧的教學活動有時會有悖于弘揚道德。

以下我們從兩節有爭議的課看課堂教學的價值取向問題。

有這樣一節小學語文課：教

師用啟發式教學的方法講《灰姑娘》。分析課文后，教師啟發學生思考：如果你是灰姑娘的繼母，你是讓灰姑娘去參加舞會，還是讓自己的親生女兒參加舞會?結果，多數學生回答，還是讓自己的親生女兒去。教師說，這說明繼母的做法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們應該學會寬容。這節課曾被不少專家評為“好課”，因為它拓寬了學生的思路。但是，如果我們只讓學生拓展思路而不引導學生明辨是非，那么其結果必然是：教師運用啟發式教學這種工具的水平提高了，但教學生如何做人的價值目標卻迷失了。

在廣東某大學中文學院文秘專業的課堂上，任課教師要求學生寫一份“打劫銀行”的計劃書，稱目的是鍛煉文科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的人力資源配置能力，而學生們也普遍反映作業題有創意。有些人提出這樣做是不合適的，但教師解釋說，這是國外的教育方式，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曾用過的教育手法。今年4月我到美國訪問時見到一位畢業于哈佛商學院的專家，向他求證，他說這是非常荒唐的事，當時參與我們談話的還有一位專家，即美國Upubfic教育咨詢公司總裁邁克?波，他說：道德比智慧更重要，如果說智慧應該多一點的話，那么，多出來的那一點就是要懂得“道德比智慧更重要”。

這兩節有爭議的課說明，我們在課堂教學中重視了啟迪智慧，重視了啟發式教學，但并不意味著培養人的目標都能實現。要深化課程改革、增強實效性，就必須關注啟發學生獨立思考與引導學生明辨是非兩者結合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必要強調，在全部的課堂教學活動中堅持主流價值觀的導向。

劉延東同志前不久在談到文化問題時說：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文化建設，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這是我們在思考如何實現啟迪智慧與弘揚道德的統一等問題時應該關注的一個思路。

美國學者拉思在《價值與教學》中談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每個人都按他個人的價值觀行事，學校教育的根本任務在于抓住價值觀，發展學生的道德意識、判斷和選擇能力。要讓學生在內部的道德沖突中澄清自己的價值觀，反對公式化的說教和死板的灌輸。”

因此，正確處理智慧與道德的關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堅持主流價值觀的導向，是增強教育效能的重要課題。

二、在大班編制背景下，堅持個別化教學的探索

大班編制與個別化教學是一對矛盾，兩者的統一是一個難題。

汶川地震救援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口號就是“決不拋棄，永不放棄”，“只要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們就要盡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我們教育工作者都能夠把這兩個口號貫徹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那就真正做到了以學生為本。

基礎教育不是選拔適合教育的學生，而是創造適合不同學生的教育。如同過去有人把“為人民服務”與為每個具體的人服務分開來一樣，我們在課改中，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把“以學生為主體”與為一個個具體的學生的發展服務分開來。

1900年，法國的心理學家阿爾弗萊德?比奈成功地發明了“智商測試”，測試的結果被稱為“智商”。而常識告訴我們，許多被認為是智商高的人，在步入成年以后未必有成就，而有些被認為是智商低的人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在學術上的成就。智商理論對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這種單一的智能理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難以對很多問題作出解釋。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專家提出了多元的智能理論，以回答單一的智能理論所不能解決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比如：心理學家戴維?韋克斯勒在上世紀40年代就提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心理學家巴布娜?柳納1960年提出情緒智力的概念。美國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1983年出版了《智能結構》一書，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論。心理學家丹尼爾?戈爾曼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出版了《情商》一書。心理學家斯騰伯格于1997年提出了成功智力的概念。

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即智力是多元的。這就大大擴充了智力的內涵，使我們能夠超越傳統的智力測驗的范疇，對人的智力水平作出評價，不以智力測驗的結果作為衡量智力高低的唯一依據。

但是，傳統的、單一的智力理論在上個世紀對教育有著巨大的影響：產生了一種學校觀，即學生的智商水平差不多，因此可以以班級授課為學校的組織形式；產生了一種評價觀，即智商高的人就是潛力大的人；產生了一種學生觀，即智力水平高的學生就是好學生。

這些觀念的局限性在于，它只以學生的學業成績作為評價標準，只通過傳授學業知識發展學生的智力。這樣，不僅對學生智力的全面發展產生了直接的不良影響，而且也從整體上導致了學校教育以片面追求學業成績為目的。

多元智能理論被教育領域借鑒以后，作為一種教育哲學大大拓寬了人們的視野，提供了對人的更為全面和清醒的認識，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它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每個學生都有自身的優勢智能。學生沒有“不好”，只有“不同”。人人都能成功，都有成才的潛能。所以我們要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學生的優點，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的缺點。在深化課程改革的過程中，要重視不同學生智能結構類型的差別，通過創造適合不同類型學生的教育，使不同類型的學生的潛能都得到充分開發。即通過因材施教，達到人盡其才。

從世界范圍來看，上個世紀末，法國教育思考委員會向法國政府建議的教育改革目標是“讓失敗率為零”。2001年，美國總統布什頒布了《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其重點是不讓可能掉隊的孩子掉隊；2006年，布什實施《美國競爭力計劃》，其重點在于不讓天才學生掉隊。2006年12月1日，英國首相布萊爾在伯明翰的特色學校與學園信托大會上講話時說：“當今教育的要旨是個性化學習，要充分認識到不同的兒童在不同科目有不同的能力。”英國特色學校促進會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好的教育能教人變好，好的教育能夠改變人的生活。教育好一個孩子，你就給了他一個機會。教育不好，他可能一生中都得不到一個機會。”由此可見，各國政府在新世紀提出的口號，都將教育的關注點放在每一個孩子的發展上。

“教有法，無定法”。教學活動的基本原則是適應學生發展的不同需求因材施教。適合學生發展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我們要努力實現共性教育與個性教育的結合，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法，以適應不同學生的發展需求。要推進大班化背景下的個性化教學的研究。特別是要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學生――要研究學生的共性特點，特別是現代學生的新特點。要研究分層分類教學的問題，研究班級學生的主要層次、類型，制定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案；要研究有代表性的個案，加強班主任

對學生個案的研究以及跨學科團隊對學生個案的研究。當然，更為理想的是進行全員性的個別教學，創造條件，實現新形勢下的復式教學。

我今年3月在澳大利亞西澳洲的尼德蘭小學聽了一節語文課，內容是講馬可波羅。這個班共有20多個學生，教師在授課時特別關注不同學生的需要，共發了6種自學提綱。我想，如果我們的教師也能像他們那樣，將關注點轉向研究不同學生的不同需求，那么，我們課堂教學的效能就會大大提高。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丁寧在《中國雜技：僅有高難唯美是不夠的》一文中談到：“我國雜技演員對演出節目的重視程度大大超過了對觀眾的關注，這是國外馬戲和中國雜技最大的區別。”他曾經在加拿大觀看太陽馬戲團的演出。4個多小時的表演，“小朋友們看得眼睛都發綠了，家長拉他們回家，小朋友都不走”，這是因為，整臺節目調動了小朋友的情緒，讓他們覺得太有趣了。“雜技本身從‘耍把戲賣藝、牽猴撂地’走來，是地道的‘草根’藝術，進入劇場演出后也要回歸大眾。”我們現在的做課、評課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有些教師做了一節非常精巧的課，獲得了專家的好評，但實際上，教師與學生并沒有更多的心靈上的交流。我們切不可滿足于拿出一節唯美的課，而忽視了我們應該關注的對象。

我國相當一部分地區由于教育資源總體不足，或者優質教育資源不足，所以大班額現象十分突出，初中51％以上是大班或超大班。近年來，城市地區大班額現象更為突出。這使得我們難以進行個別化教學。因此，逐步減少班額是提高義務教育階段教育質量的當務之急。

當然，在短時期內使班額大幅度減少是難以實現的，況且，僅僅減小班額是遠遠不夠的。2008年4月2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教育方法比“小班化”更重要》的文章。其核心觀點是：班額小并非意味著教學方法好，只有小班額，而不調整教學方法是不行的。比如：麥迪遜大學的亞當?蓋莫倫教授的研究結論是：“沒有明顯的證據顯示，班額變小后，教師的教學方法作出了相應的調整。有的教師很好地利用了小班額的優勢，而有的教師沒有。各種情況都存在。”康奈爾大學的羅納德?艾倫伯格研究團隊發現，只要教師調整了教學方法，減少班額的潛在益處就會比現在觀察到的大。英國教育專家、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所長迪倫?威廉認為，“使用正確的教學方法，性價比是減少班額的20倍。”

我國目前的正常班額已是國外的大班額，甚至是超大班額，因此，在嚴格執行有關限定班額的各項規定的同時，增強個性化教學的意識，加強對學生情況的了解和研究，改進與創新教學方法，是大班額背景下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課題。

三、在普及課改通識理念的過程中，堅持加強學科建設

學科教學研究是當前提高教育質量的重要環節，學科教學能力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點。我們在前一時期著重于普及關于課改的通識理念是必要的，但在客觀上也造成一些同志忽視學科特點，用一般性原則對待所有學科的教學。

美國卡內基促進教學基金會主席、斯坦福大學教授舒爾曼曾提出教師應具備7類專業知識，即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科教學知識，學習者及其特點知識，教育背景知識，教育目標、目的和價值觀及其哲學和歷史背景知識。他認為，這7類知識中最重要的是學科教學知識。

2007年3月，中日舉行了一次有關小學數學教學的研討會。在對中日兩國11節課做比較后我們發現，兩國教師在學科教學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差異。從教學目標的排序看，日方把興趣放在第一位，而中方把知識與技能放在第一位。從內容編排與設計看，日方的教科書更像故事書，教學容量小、進度慢，而中方的教科書就是教科書，教學密度大、進度快。從數學思想方法上看，日方止于感悟，不系統總結、點破，而中方則終于歸納，注重總結與點破。從教學活動的組織與實施方面看，日方的師生之間是朋友共享的關系，而中方是師生互動的關系。從教學活動的設計上看，日方是一節課一個活動，教學內容蘊涵于全部活動過程中，而中方是在一些不同的關鍵點上設計一些非常精巧的活動。從教學手段上看，我們比較重視使用ICT手段輔助教學，而日方比較重視就地取材，多使用普通的原始教具。從教學效果的考核與評估方面看，日方最終的客觀評價比較少，主觀評價比較多，重視學生在活動中的興趣與參與，而中方最終評估教學效果的方法是做練習題，通過客觀測驗來檢查學生是否掌握了知識點，注重學生對學習過程的反思。

這種比較很難看出孰優孰劣，但可以看出不同國家對學科的理解和認識是存在差異的。

近幾年，一些學校在學科建設方面積極探索，積累了一些經驗。比如：北京四中在全體數學教師中統一了數學教學的理念，提出了全面數學教學觀，并將這種數學教學觀作為數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這個數學教學觀充分體現出幾個特點：(1)統一性。他們篩選與整合各種教育教學新觀念、新方法，整合教師群體中有效的教育教學心得成果，形成統一的數學教學觀。在教學中，保持全校數學教學的根本一致性，減少因教學基本觀念不一致給學生造成的適應困境，切實保證與提高教學效率。(2)全面性。既重視數學內容的形式化、抽象化的一面，更重視數學發現與創造過程中具體化、經驗化的一面；既注意提高學生的數學學業水平和數學素質，也注意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和持續發展的能力，注意提高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開放性。全面數學教學觀既有穩定不變的一面，又有開放且發展的一面，能夠不斷整合教育教學改革的新觀念、新方法，不斷深化對教育教學規律的認識。(4)辯證性。堅持課堂教學中數學內容與非數學內容的統一，課堂教學中尊重認知規律與把握認知過程的統一，課堂教學過程中學生發展與教師發展的統一。

在深化課堂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應該努力處理好上好一節課與把握整個學科的關系。要在把握學科教學的特殊規律的基礎上，上好每一節課。現在有些人認為，只要把一節一節課上好了，整個學科的教學自然就好了；而實際上，只有把握了整個學科，才可能上好每一節課。所以，我們要把教學研究引上實際、實用、實效的軌道。狠下工夫，下實工夫，下細工夫，下新工夫，防止教學研究的新偏向。這種偏向一種是以概念化的研究取代實效性的研究。比如：把教學手段的現代化等同于信息技術的應用，評價課堂教學單純以多媒體應用的狀況作為標準，而并不重視應用的效果，更談不上對效果作科學的分析。一種是以粗放式的研究取代精細式的研究。主要表現為滿足于一般化的教學原則的應用，缺少對教學環節的精細研究；善于用一般化的原則評價一節課，而缺少對一般化原則在不同學科應用過程中所涉及的問題的深入研究，更缺少對一般化原則自身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