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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博士論文范文第1篇

基層廣播電視大學教學管理提升要依附于兩個思路，即管理理念創新思路和服務意識樹立思路，這是其教學管理水平提升的關鍵。

（一）要敢于打破現有局面，滲透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

在我國，基層廣播電視大學大多都有較長的辦校歷史，這些基層電大在教學管理模式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既定思維，也已經擁有了一支相對穩定的管理隊伍，管理人員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思想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固化的模式，他們依靠固有的模式按部就班的進行電大的教學管理工作。但是新時期，基層廣播電視大學的發展必須要與時俱進，如果固守傳統的教學理念和模式，會阻礙廣播電視大學的長遠發展。具體來說，基層廣播電視大學在日常的辦學過程中要注重對管理人員進行新型管理思想的滲透和強化，對學校現有的管理模式進行反復分析，對新型的管理模式進行針對性的學習。要讓電大的教學管理人員對當前電大的教育環境和面臨的新的教育形勢有一個深入的了解，激發他們主動轉變管理理念和理念的自覺意識。鼓勵管理人員樹立新理念，轉變自己的觀念，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找準自己在新形勢下的位置。鼓勵和引導管理人員在工作中進行創新和嘗試，讓他們逐步接受新理念、新思想的改造。

（二）要關注服務對象，樹立高度服務意識

基層廣播電視大學是為社會和學生服務的，但是很多電大教學管理工作中都缺乏服務意識，不能夠把學生的需求和社會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新時期，基層電大必須要關注服務對象，樹立高度的服務意識。要認真做好社會調研，搞清學生的需求，建立能夠服務學生和社會的教學服務體系，為學生提供匹配的教學服務。

二、基層廣播電視大學教學管理水平提升的具體策略

（一）實現教學管理理念的創新化，引入ISO900體系管理理念

ISO900體系是在總結前人管理思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較為成熟的管理理念，它凝聚了成功的管理實踐和經驗，將這種管理理念應用到基層廣播電視大學的管理中是十分有益的，有助于提高基層電大的教學質量，提升教學管理水平。在基層電大的管理中引入該體系，著重要體現兩個理念的樹立和創新：1.樹立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支持理念。依據ISO900標準的闡釋，顧客是服務的焦點，對基層電大來說，學生就是其顧客。基層電大在教學管理中必須要關注學生，體現以人為本，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管理理念。學校要本著服務學生學習的原則來組織教學。在現代遠程教育模式下，學生自主學習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是學生自主學習不是讓學生自己茫無目的的瞎學，相反，電大作為服務載體，應該為學生自主學習提供完善的支持服務，確保學生能夠達到理想的學習效果。這就要求電大要積極了解學生自主學習需要的材料、指導方法等，由電大教學管理人員進行積極的研究，督促電大教師為學生提供需要的自學服務，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2.樹立全員參與管理的理念。ISO900標準提出了全員參與管理的理念，而事實上，電大的教學管理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電大作為一個整體要想實現管理的高水平化，必須要有一個系統的管理理念，而全員參與管理強調的是發揮集體的智慧，實現協同管理。基層電大在教學管理工作中要樹立這個全員理念，要明確教學管理不是一個部門的事，也不是幾個管理人員的事，而應該是全體教師和管理人員共同的任務和事業。只有全員共同努力，積極參與，才能推進教學管理改革的實施，才能促進教學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確保教學管理制度的規范化、科學化，引入規范化流程管理

教學管理工作涉及面廣，是一項需要標準制度來作支撐的工作。在教學管理工作中必須要制定規范化的制度，這樣才能實現科學化的管理。例如，要建立教學管理限時完成工作制度，對教學管理中各項工作的完成時間進行合理控制，確保教學管理進度；建立教學管理工作差錯處理制度，對教學管理工作中出現問題的環節要責任到人，根據制度規定進行相應處理，提高教學管理的效率和準確率；建立教學管理審批制度，對教學管理工作中具體事宜的操作進行審批，確保每項教學管理工作都是按步驟執行的；建立教學管理質量監測制度，對教學管理的效果進行監督，確保教學管理措施的落實；建立學籍管理制度，為對學生進行學籍管理提供有效依據，確保學籍管理的規范化；建立考務制度，為教師和學生的考核提供依據，確保教學管理工作有據可依。同時，要引入規范化的管理流程，明確學生報考工作流程、明確考場工作流程、明確成績登錄工作流程、明確課程注冊流程、明確畢業審核流程、明確學籍建立流程等。將流程管理引入到教學管理工作中，確保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提高基層電大的管理水平。

（三）教學管理手段的現代化，提高管理效率

新時期，電大教學管理手段應該更先進，更具時代特色，基層廣播電視大學要依托現有的局域網，建立多媒體教室，教學管理人員要具備進行遠程管理和維護的技能，要對課堂教學、廣播教學和專業課程錄制等進行全程監管。要具備建立在線教學管理系統的能力，給學生提供在線學習支持，給教師提供在線資源下載服務等。要建立針對教師和學生的考核系統，建立在線考試系統，充分挖掘網絡資源，實現現代化的教學管理，節約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四）教學管理內容的細節化，確保管理無死角

基層廣播電視大學在管理工作中不能夠顧此失彼，而應該樹立全面統籌的管理理念，確保各個教學管理細節都被重視。要加強教師管理，對教師的教學資格要進行認真嚴格的審查，加強對教師業績考核的管理，加強對教師評價的管理，確保教師隊伍的素質。要加強對教學過程的管理，這個管理是從學生入學一直持續到學生畢業的，是一種全程管理，對學生入學考試、在校教育情況、教學計劃制定和實施情況、學生所學課程設置情況、面授輔導情況、教師網上教學情況、學生網上學習情況、學生日常考核情況、學生實踐教學情況等，都要進行有效管理；要加強學生管理，包括學生注冊管理，學生檔案管理、學生學籍管理、學生評價管理、學生成績管理、學生畢業證辦理管理、學生退學管理、學生考核管理等；要加強對教學資源的管理，包括對教學資源建設和使用情況的管理，對教學資源更新情況的管理等。

三、結語

歷史學博士論文范文第2篇

威廉?麥克尼爾屬于典型的由某部著作聲譽鵲起，終身受益的歷史學家。出版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的興起》，被公認為西方史學路徑轉移，開辟全球史寫作的開創之作，博得包括湯因比在內的一系列學者激賞和公眾贊譽，至今依然暢銷。2010年，奧巴馬在白宮為其頒發國家人文勛章，表彰他在西方文化與歷史研究領域做出的杰出貢獻。

作為譽滿天下的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對于自己的學術思想軌跡有著感性認識。有人以為，麥克尼爾的世界史著作代表著啟蒙時代以來西方理性與進步思想的歷史自省和不斷超越，洋溢著特有的樂觀精神，但麥克尼爾內心更認同自己扮演的是希羅多德的門徒，這是一位開啟西方史學編撰新紀元的世界旅行家和博聞記錄者。

麥克尼爾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溫哥華，后隨擔任神學院教授的父親遷居美國。作為虔誠的加爾文派教徒，父親敦促他培養對真理和信仰的永恒追求。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麥克尼爾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此時的芝大正在年輕校長羅伯特?赫欽斯的帶領下，開展人文經典通識課程運動，麥克尼爾一邊服膺赫欽斯營造學生與教員論辯的濃厚思想氛圍，另一邊廣泛汲取各類學科思想，芝大的哲學、古典學、文化人類學和歐洲中世紀史等，都給他灌輸了思想活力。青年麥克尼爾推崇思想的原創性和對事物的想象推斷能力，對那種堆砌史料而毫無觀點洞見的研究很不以為然。這種思想偏好后來也波及到他對各位授業教師的評價，就這點而言，麥克尼爾稱得上學術思想史上時常出現的“離經叛道者”。

“二戰”期間，麥克尼爾終止在康奈爾的博士學業應征入伍。戰爭期間，他被推薦擔任美國駐埃及使館的武官助理，隨后在歐戰結束前夕調至希臘擔任觀察員，并領命為五角大樓撰寫戰后巴爾干地區政治分析報告。這段時期是麥克尼爾個人將歷史文化知識與現實政治需求完美結合的黃金時期，他撰寫的一系列關于戰后希臘政治的書籍獲得好評，同時他對國際事務敏銳分析的優秀素養亦得到湯因比垂青，邀請其參與由英國皇家國際研究所主編的《國際事務概覽》撰寫，該書系被奉為20世紀最為經典的國際關系史著作。值得稱道的是，他所負責的“二戰”期間美、蘇、英大國關系史的分冊是唯一一部由非英國籍學者撰寫，但學術評價位居最佳之列的專著。假設麥克尼爾日后沒有重返高校任教，他亦注定會成為冷戰期間研究國際事務的風云學者。

戰后麥克尼爾返回康奈爾完成博士論文。得益于赫欽斯的賞識和推薦，麥克尼爾重返芝加哥大學執掌教鞭，開啟他服務芝大40年的學者歷程。游歷過世界各地，具有豐富觀察經驗的退役上尉麥克尼爾，其眼界已經超越眾多同行而更具全球視野。麥克尼爾不滿足于單純講解西方文明的歷史，他需要一個更大的舞臺，最好的選擇就是寫一部前人所未曾開拓、未曾突破的大部頭著作。

《西方的興起》正是這種個人發展與時代背景相融合的產物，麥克尼爾花了整整八年時間構思結構、處理史料、增刪枝節，最后成文書稿近千頁，出版即轟動。該書契合了戰后美國式的文明發展觀：承認非西方文明與文化的貢獻和重要地位的同時，強調西方世界崛起背后的技術、科技、交通因素的排他性優勢；把西方歷史的發展階段與其他非西方文明交錯書寫，各自碰撞，終而匯聚。

《西方的興起》出版后，麥克尼爾沒有停下對世界史領域的探索，他開始更關注在宏大敘事與微小主題之間的平衡。他日后出版的《瘟疫與人》探討的即是疾病、病菌對于人類社會的正反影響力；《追尋權力》則圍繞不同社會中的軍事制度和組織對于國家和文明的作用。退休之后的麥克尼爾依舊筆耕不輟，關注著世界史發展的最新動態。他和兒子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代表著從全球史觀和生態環境史觀審視全球數千年間文明碰撞交錯的視角。

麥克尼爾的世界史觀始終是流動和富有想象力的。他在日后曾坦言在撰寫《西方的興起》時，他內心的西方文明優越感影響了寫作的均衡，而冷戰時代的東西方對峙也影響了他對非西方文明的觀察態度。麥克尼爾并未真正摒棄被后殖民者主義者所批評的歐洲中心論色彩，這點他日后也并不諱言。

歷史學博士論文范文第3篇

繼三年前訪臺后，史景遷、金安平夫婦再度聯袂現身臺北書展，向讀者演繹兩人的新書，并且進行罕見的對談──變局中的儒家知識分子，讓外界得以窺見這雙愛智眷侶所激蕩出來的靈魂火花。

攜新書翩翩而來

史景遷的最新作品《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鎖定了明代散文家張岱的一生。張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經世濟民為首要之務的書香門第，卻始終未曾中舉。在他長達80余年的一生里，體驗了改朝換代的局勢下，知識分子內心的沖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這樣一位中國文人的私歷史，史景遷企圖勾勒出大時代的全貌，也探討儒家的傳統，如何因受到政治遞嬗影響而變化。

張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學作品揚名，耗費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遷選擇鋪陳追索這樣一位與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類似的中國文人，不僅饒富趣味，也頗具自況的意思。張岱文采非凡，觀點卓而不群，寫史不入流俗，史景遷恰恰同屬此等人物，這使得書迷在讀《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時，十分過癮。最有趣的是，史景遷寫作時，仍保持他一貫的謙遜低調與活潑頑皮，并不點破或明說，也讓人有更多“張岱耶？史景遷耶？”的想象空間。

金安平新出爐的書則是《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臺灣最古老也最興盛的孔廟位于臺南，在臺南安平出生、成長至12歲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這位千古以來被奉有至高無上地位的偉人思想家呢？而龐大的、環繞著孔子所構筑起的儒家體系，在一位擁有臺灣經驗的華人女性歷史學者眼里，又是怎樣的一種哲學？

夫妻擂臺頭一遭

史景遷笑著透露，兩人在寫作研究時，經常是對方的第一個聽眾與讀者，但公開在許多人面前提出對彼此的質疑，卻是破天荒頭一遭。他對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觀察里，孔子是怎樣取得所謂的“天道”的？此外，史景遷也對孔子長達13年離鄉背井、充滿危險艱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議：“投入這樣的旅行與磨難是必要的嗎？對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響？”而在治學方面，史景遷也注意到金安平新書的文獻，多提及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學者的數據：“為何特別看重這些考證考據，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詮釋經典為基礎的宋明理學？”

對正史之外的文本，向來懷抱極高興趣的史景遷，也直接問金安平，除了《論語》等“官方”經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遺留下來的竹簡，記錄了當時人們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幫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與思想呢？主張寫史不可盡褒無評，臧否筆下歷史人物不遺余力的史景遷，更是對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戰性的麻辣問題：“從早宋至以來，孔子的言行化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以至于文人的仕進、功名利祿與儒家思想畫上等號。你覺得科舉造成的獨尊儒術，對于孔子的儒家哲學，究竟是幫助成就，還是貶低呢？”

擁有密西根大學數學學士學位的金安平透露，歷史與數學的共通點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與史景遷辯證、腦力激蕩的過程。小時候從父親口中聽到許多孔孟老莊故事的金安平，長大后對先秦諸子的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謂孔子的“天道”，她認為是一種為學與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學與生活從未分割一樣，“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學家，都深諳這個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國的旅程，金安平認為對他的儒家思想體系影響至大，而且至關重要。“當世界處于混亂崩潰之際，孔子毫無選擇必須離開他的家邦，他必須帶著他的跟隨者，也就是他的學生們，包括子路、子貢、顏回，沿路學習、相處，并且從中參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與苦難相伴而生，雖然是看起來很老套的思考邏輯，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在別的文化里也適用。許多西方的圣賢或者哲人，同樣會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獨處，以求思考透徹，體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說，宋明理學，多屬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學者不厭其詳、多元精細的考據，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維，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與儒家思想，而是幫助建構另一套，或者允許人們看見與宋明學者詮釋截然迥異的孔子儒家哲學，“開放對孔子與儒家哲學的想象空間。”

對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鉆研的金安平甚至語出驚人地表示，她發現在公元前三世紀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別其實并不明顯，許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議題，先秦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歸：“到漢朝才出現分歧相左的學派。”金安平主張，融會貫通百家爭鳴的主張，取其精華，是現代歷史學者的艱巨責任也是挑戰。關于中國千百年來崇孔儒成科舉八股之術，金安平認為：“是兩面刃的做法。缺點是讓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祿的形式與功利，優點是，至少養成了中國文人表面上都必須以孔儒經世濟民為本的治學觀與處世態度。情操雖有高低之別，但存乎每個讀書人的心里，書生自己可以取決要往上或者往下。”

處亂世，天道是他面對的最大重擔與危機，“那么張岱呢？”金安平問史景遷，像他筆下的張岱這樣一個文人，所面臨最大的危機是什么？最艱難的抉擇又是什么呢？

史景遷笑著回答:“其實，張岱所面臨的，并不比孔子簡單。”他指出，明朝滅亡時，張岱48歲。40歲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張岱衣食無憂，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諳園林布置、懂音樂、擅彈琴、制曲、品茗、賞戲，但在逐漸步入老年之際，張岱卻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張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終，其藏書逸毀，親朋好友也四散，張岱的心里發出疑問:“文人對國家的忠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國家民族，是不容抹滅的天性嗎？”史景遷指出，張岱身旁的好友與親人紛紛選擇自殺，成了張岱在心頭揮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鋸命題:“應該在異族的統治下繼續活下去？還是干脆了結性命殉國？”最后，張岱選擇不入清為官，但在野編纂明史《石匱書》，以自由的筆，與明代遺儒的知識分子姿態，描述書寫他所眷戀深愛的故朝家國，奪回并保住對于歷史的詮釋權。

史景遷過去專研康熙、雍正年間的清朝盛世歷史，但這位史學家坦承，張岱提供了漢族與“異族”交替、朝代更迭的歷史新著力點，讓史景遷對明儒發生興趣：“也幫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與美學。”

“張岱嗜讀歷史，也著迷于寫史，但他對歷史始終抱持好奇懷疑的態度。”史景遷認為，張岱開始書寫那些讓他傳頌后世的小品文學，是因為讀史之余，他發現也意識到自己想解決歷史中的問題，這應該也是張岱日后投身歷史編纂與書寫的重要動力。

關于張岱筆下的歷史，史景遷說，原本是以350萬字洋洋灑灑記述盛明，后來不禁寫到明朝衰亡，張岱披頭散發，不做滿清人打扮，拖攜著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見其護史之志切。

史景遷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學家，歷史書寫也猶如月相盈缺:“縱使月有圓缺，仍不妨人們對歷史全貌的了解。”史景遷說，張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動機，并且意識到知識就是一種詮釋的權力，知識如何呈現永遠是最大的難題。“但皎潔的明月終究會回來，史家不必刻意彌補史缺，就像歷史小說不是被承認的正史，但每個朝代，這樣的文學作品都能某種程度的填補歷史的空白。”史景遷說，身為一位史家，甚至必須主動創造歷史的空缺：“意識形態永遠都會讓歷史有空缺與待填補的空間。”

關于文人學者與帝王兩種不同的人物，史景遷如何描述他們的差異？他表示，這兩種紀傳，其實很容易區別，因為可供查考研究的歷史來源南轅北轍:“譬如康熙雍正這樣的皇帝，自然會有許多來自官方的資料。而婦人王氏，就必須參考許多當時的地方志、稅賦、震災、法制史與犯罪史。”史景遷說，但他試圖從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這是為何他偏愛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們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從他們創作的書法、藝術，甚至是以朱砂眉評批注的宮廷文件，都能觀察他們的性格與行事作風。”史景遷透露，他只能透過山東地區的相關記載，得知當時的婦女死亡，仵作不得親自驗尸，必須透過地方上年長且具有公信力的婦女對尸體的觀察轉述，才能夠判定死亡的原因。“對于王氏這樣一個終生沒有辦法書寫閱讀的人而言，我根本無從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對于她被親夫謀殺的原因也只能旁敲側擊的推測，想象空間很大。但是康熙雍正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評價他們，還能從其閑暇逸趣之中，得知他們腦海里在想些什么。”

歷史學博士論文范文第4篇

雖然已過不惑之年，但41歲的劉永明在敦煌學研究者的群體里還很年輕。然而，就是年輕、富有活力的劉永明，已經與敦煌這個神秘之地、和敦煌學這門相對冷僻的學科，結下了長達10余年的不解之緣。

2007年1月3日，劉永明的博士后論文《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世俗化研究》順利通過了由知名專家學者組成的評議委員會的評議，他也成為我國首位出站的敦煌學博士后。

熱愛歷史，結緣敦煌學

劉永明出身于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的一個農民家庭，這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劉姓卻是當地難得的書香門第，所以，家族中有一種久遠的文化傳承。劉永明從小在爺爺的歷史故事熏陶下長大，高考時，他毫不猶豫地填報了蘭州大學歷史系，從此得以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并與敦煌學結緣。

劉永明大學畢業時，敦煌學被重新重視起來還時間不久。地處大西北，蘭州大學在敦煌學研究方面可謂近水樓臺，所以在全國率先成立了敦煌學研究機構，形成了正規的敦煌學研究氛圍，也匯集了一些卓有成績的敦煌學研究學者。留校從事圖書資料工作的劉永明終日與古籍相伴，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文獻功底，并在與師長的溝通影響下，對敦煌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94年，劉永明在齊陳駿先生和樓勁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攻讀歷史系歷史文獻學(敦煌學)碩士學位。“是碩士研究生階段使我進入了研究之門。”時至今日，劉永明仍舊感激這段歲月，感激自己的導師。

2003年，從南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劉永明難舍鄉土之情，回到母校工作，恰逢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敦煌學)博士后流動站成立，劉永明正式歸隊，成為第一位獲準進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員。

人一輩子，總要選擇一項畢生的事業。因為熱愛，劉永明選擇了敦煌學，而現在又成為率先進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員，從而促使自己在學業上的長足發展，劉永明深深地感到：“結緣敦煌學是我的幸運。”

甘坐冷板凳，愿啃硬骨頭

敦煌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古代希臘和波斯(現阿拉伯地區)文化的交匯地。“敦煌”一詞，通常解釋為“大而盛”，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中進一步解釋道：“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

上個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轟動了世界，藏經洞中發現的敦煌遺書包容了儒、佛、道、摩尼、祆教等多種宗教文獻，也保留了多種文字，是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寶藏，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但是，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絕大部分被列強劫奪而去，散落世界各地。現在資料雖然大多公布，但由于散亂、殘缺、損壞、真偽混雜，以及年代久遠等原因，資料的整理辨析十分不易。敦煌學研究之艱辛，可想而知。

在敦煌文獻中，道教文獻的數量僅次于佛教文獻，所以敦煌道教的研究是敦煌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博士后階段，劉永明以敦煌道教這一學術研究的薄弱環節為主攻方向，一方面考察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曲折發展，一方面深入探討道教向民間宗教、社會生活、民俗文化以及佛教等方面的滲透，將道教的世俗化問題落到實處。在研究中，劉永明在學界關于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出了一批敦煌道教文獻以及與道教密切相關的文獻，為敦煌道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同時將道教放到了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研究。

敦煌道教文獻由于出自佛教藏經洞等局限性，反映本地區道教歷史的資料缺乏而且矛盾重重。但劉永明心甘情愿地去啃這塊硬骨頭，因為他認定，作研究就應該去選擇有難度又有意義的課題。

正是這樣，劉永明從敦煌的故紙堆中一點一點尋找道教存在的蛛絲馬跡，再根據自己的考察、分析，判斷出最終的結論。有一件事情劉永明記憶猶新，神泉觀是敦煌史料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處道觀名，但是文獻記載的神泉觀詳細位置居然有三處：分別位于沙洲敦煌縣城的不同方向，而且描述都十分詳細。“神泉觀到底在哪里？”對此，學界未作深究。但劉永明一定要找出一個答案來。通過一段時間埋頭研究《道藏》，劉永明終于從行文格式中觀察出道觀地理位置描述有誤差的原因：根據教義規定，道士描述自己身份的時候，姓名前的地名為該道士的籍貫，而道觀名被夾在籍貫與姓名中間，意為強調，與道觀實際地址無關。由此他不但解決了敦煌道觀地址方面的一些問題，而且進一步認識到了道教的發展變化和道教教義方面的一些矛盾，對道教的歷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實際上，每一次選擇，劉永明都會給自己一個挑戰，以挑戰促動新的進步。他認為，人原本是有惰性的，應該想辦法克服它。

2000年，劉永明到南京大學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出人意料的是，他沒有繼續自己原來的研究方向，而是選擇了道教醫學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道教醫學需要將“道教”和“中醫學”跨學科交匯到一起，研究難度很大。劉永明這樣解釋他的選擇，“如果我繼續敦煌道教研究，成績得來更加容易，卻失去了當初選擇到南京大學讀博士的初衷。我的意圖就是要在新的環境中需求新的收獲。所以，我強迫自己在博士期間進行全新的研究，我沒有太多的功利心，只希望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2003年，劉永明最終以《道教煉養學的醫學理論創造――腦學說和身神系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事后，劉永明回想起來認為，如果沒有當時的機會和勇氣，這篇論文就不可能產生。

《道教煉養學的醫學理論創造――腦學說與身神系統》的出籠，不僅讓劉永明順利獲得博士學位，而且拓展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道教醫學的研究還讓劉永明體會到：“中國人應該懂些中醫知識。”醫學書看多了，劉永明已粗通醫理。現在他能從大夫開出來的方子里判斷出治療思路，家人有個頭疼腦熱，他也能自己開出方子，他笑稱父親吃他的方子最靈了。

劉永明現在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副教授，他常教導學生，做學問必須不怕艱深，學術研究課題應該選擇難度大的做；只有深入其中，才能發現被忽視的內容，做出新意來，“只要下功夫做事，時間長了一定會有收獲。”

“學問需板凳甘坐十年冷，敦煌學研究面對如此繁復的歷史資料，更要格外吃苦。”劉永明說敦煌學研究其實比人們想象中的還要枯燥、艱苦。記不清多少個夜晚孤燈相伴；記不得多少個假日于敦煌遺書、敦煌道藏對面而坐；記不清多少次苦心拼湊殘片，使研究得以繼續；在敦煌的實地考察，也遠非旅游觀光那般悠閑自得，“但是，作為敦煌學研究者，就是窮盡

畢生精力，也要還敦煌文化以真實面貌，這是敦煌研究者的責任和義務。”十幾年的研究生涯，劉永明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在敦煌道教這個較為冷僻的領域里艱難跋涉，又樂在其中。他說，做學問最痛苦是在鉆進去的階段，過了那個階段會眼前一亮。好比陶淵明《桃花源記》里所說：“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為敦煌的明天而堅守

“敦煌學者，今日國際學術之新潮流也。”學者陳寅恪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敦煌學的評價，時至今日也不為過。“敦煌所藏的資料多是唐五代以前的書卷，內容豐富，而且作者多為普通人。閱讀這些書卷，就像直接傾聽古人的聲音。這是經過文人雅士加工過的傳世文獻中所沒有的。這也是敦煌文獻的獨特價值所在。”

從道士王圓打開敦煌以來，到現在已是百年之久，中華民族災難深重，內憂外患不絕，竟然連自己的珍貴文化遺產無力保護。所以，才有當時陳寅恪先生的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時至20世紀80年代，還出現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雖然這段話的真實性已遭質疑，但劉永明坦言這還是給中國研究者很大壓力，“很多外國人已經把敦煌的珍貴作品原件掠走，今天我們自己要研究只能屈辱地買微縮膠卷，那么，現在掌握在我們手中的真跡，就不能再從我們這一代手中滑落。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必須保衛它。”令人欣慰的是，改革開放以后，敦煌學越來越受到國家和學者的重視，經過20年的研究，中國的敦煌學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落后，并日益走向領先地位。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之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要研究基地，唯一的敦煌學博士點、博士后流動站，便是這一學術發展的標志。

歷史學博士論文范文第5篇

全書以此為線索，遴選出三位年齡相當、履歷相近、樂風相映，在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國際音樂舞臺上各執牛耳、獨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獨具特色的漢文化，尤其是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作曲家為研究對象，進行了跨時空、多維度的文化比較和深層的音樂創作思想研究。這三位作曲家分別是創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韓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稱為“藍領”的旅歐日裔作曲家武滿徹（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華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這部中央音樂學院博士論文系列作曲理論編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

該書作者寶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博士，師從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客座教授，亞洲愛樂國際樂團駐團作曲。

從結構上看，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對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淵源及文化互動進行鳥瞰；分析比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觀念和藝術理念；對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產生的不同的音響觀念進行綜合闡釋。最后，作者就具體作品分析過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氣息與創作手段的內在聯系作進一步的理論及理念的總結概述，進而得出結論及其展望。

筆者認為，該書的“創新”與“獨特”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創新之處――

“311定理”在音樂分析當中的創造性運用

作者根據俄國畫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繪畫理論――點?線?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為：3+1=1）進行“三點一線一面”的分析。即：個人、祖國、西方（三點）；音響觀（一線）；作品風格（一面）。此舉不同于一些常見的音樂作品分析理論范式（如“結構――功能理論”、“接受美學”、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產生作品的客觀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種具體的音樂技術分析方法。于潤洋先生曾提倡音樂理論研究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他說：“堅實的理論修養和淵博的歷史知識是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的兩塊基石，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會對現實有一個真正清醒的認識和評價。”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從作曲家相關的歷史、文化、社會事實出發，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別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體到某一部作品，進行譬如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音響形態分析等技術層面上的分析，并重點論述了對作曲家“獨門絕技”，比如對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響”的觀察，還有對武滿徹“音色音樂”與“點描配器”的整體觀察。

獨特的視角之一――

對文化與藝術關系的高度重視

1969年，英國著名音樂學家約翰?布萊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長文《人類經驗中的音樂價值》中，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樂評價思路。他認為，音樂的價值必須在其所存在的語境（context）中考察：“音樂應該作為社會或個體的產品來研究”。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對音樂作品進行分析，可謂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與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當中。作者對中日韓歷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對當下音樂創作領域內頗為復雜的民族性與西方現代性的主客體關系的再認識，以及對如何以西方現代作曲技術反映本區域或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精神，進而通過研究東亞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樂歷程以及獨有的美學構架，從而梳理出具有現實意義與應用意義的理論手段。

當我們面對一棵大樹的時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葉，而很少看到樹之“根”，以及它所在環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氣，所以就不可能理解這棵“樹”（作曲家）為什么長出來的是這樣的“枝葉”（作品），而不是別的樣子。比如，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那是因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從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東西。該書認為我們在評價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時，不僅是要看其表象，還要追其本質，還要回頭去追溯這個作曲家為什么是這樣；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處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觀，所有這些都可能決定“作品”這個結果。

另外，本書從實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術，具有正本清源的價值，而不是按常規的做法，單純地將其歸納成某一種技術公式。從技術本身來講，理論家習慣把它歸納成一種公式，這樣也許便于教學與傳播，但試問這些大師中有多少是帶著這樣一種公式去創作的呢？也許他們只有一種開放的精神和躁動的心靈，從而導致他們產生一種創作的沖動。這種沖動促使他找到一種表現方式，而這種方式與其他公式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武滿徹的技術分析就很難歸納，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畫家對于油彩的駕馭都是由形象思維決定的，而不是說遵從了某種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爾?金特》第一組曲中的《晨曲》與北歐的冷空氣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說，對藝術家的具體探討一定要與文化結合起來進行，剝離了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

獨特的視角之二――

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

與一些非作曲專業人士的“隔靴搔癢”的作品分析而言，本書不尋常之處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顯然這樣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個別地方綜合類院校作品分析領域里存在一種“一犬吠影，眾犬吠聲”的現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脫離了音樂本質，成為一種“玄學”，甚至一部“科幻劇”。因為缺乏專業的工具，分析的層面只能停留在華麗辭藻的堆砌上，始終不能深入挖掘，讀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門道。沒有與之匹配的鑰匙怎么打得開這把鎖呢？作曲是一門學問，不懂技術如同沒有鑰匙，所以打不開“這把鎖”。我們不能把畢加索的“胡來”不能等同于一個普通人的涂鴉。

音樂評價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認知能力、經驗知識和評價標準的制約。②作曲家本身積累的豐富的聽覺經驗、良好的作曲技術，以及個人的音樂、非音樂知識為其在做音樂評價與分析的時候，提供了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作者在書中對三位作曲家音樂風格做出了精準的概括：玉樹臨風――踔厲亂畫――好好做自己，精煉地點出了他們的“形神”所在。

關于“玉樹臨風”的尹伊桑的研究論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③、《浸染則會東方文化觀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簡評尹伊桑的創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④等十幾篇，這些論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體系為研究對象。

與其他兩位相比，國內對武滿徹的研究相對活躍一些，相關論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對作曲家早、中、晚期音樂創作的研究⑤，還有一些對其生平和傳統文化元素對其作品影響的研究⑥；對某一部具體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對武滿徹和聲技法的研究⑧，對電影配樂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為20世紀美籍法人作曲大師埃德加德?瓦雷茲的摯友，在其逝世后成為他音樂財產的管理人和權威解釋者，美籍華人周文中為中國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國事業發展的空間，并為中美音樂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⑩關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論文也有十幾篇，對作曲家音樂風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論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樂》{11}；《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13}等。而近年來把東亞三國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韓裔學者劉貞銀（上海音樂學院西方音樂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寶玉正是基于對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別選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滿徹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進行了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和音響形態分析。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為音響載體，雖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樂隊規模略有變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編制為主體來幻化東方之聲。這是作者選取分析對象的共性。

獨特的視角之三――

對“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獨到見解

19世紀后半葉興起的歐洲民族樂派是歐洲音樂浪漫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為音樂的浪漫主義運動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氣。20世紀初，西方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曾對亞洲的傳統音樂發生強烈影響。東亞三國迅速接受了西方音樂，但西方元素和傳統元素基本處于并置狀態，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尋求著民族文化身份。20世紀下半葉，西方現代音樂技法和觀念的傳入使亞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資源，在探索本民族現代新音樂的征程中更進了一步。可見，東西方音樂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帶來的是各國文化對“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訴求。

人們通常認為：只有抵抗西方現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盤接受現代性的話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寶玉并不認同這個觀念，而是通過對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與分析，并結合文史資料的閱讀，從而找到與西方現代性相承因的東亞現代性，以及東亞現代性與東亞古代文明融合的歷史淵源關系，進而提出并證實：現代文明是一個經起源、融合、發展，變異為相互關聯的一個綜合系統。并在結論中膽識、有主見地提出：

“問題的關鍵仍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和膽識直面處于‘主場’的西方，而不是‘避實就虛’地繞過西方；有無自信通過西方音樂技術理論進入本民族傳統進行國際化的文化梳理及藝術改造。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穿過西方現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傳統，而后再將經過整合后的、具有‘普世’價值的音樂作品帶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樂舞臺。”

結 語

音樂分析的途徑是多樣的，該書既有對作品的形態分析，如對音高、節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結合了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方法。無論何種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樂，并發現其隱含的價值。最后，筆者想借用標題“歲月的凝聚 時空的潤融”來結束本文：所有的音樂作品都是作曲家對歲月沉淀之物的凝聚與表達，同時經過了時間、空間的潤色、交融。讀完此書，也許我們能更理解書中“所謂作曲家的音響觀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形成的”這句話了，而作者提及的東亞裔作曲家對東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構”態度值得世人參考借鑒，令人不禁頓悟：原來我們懷揣的“東方藝術及藝術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寶！

①于潤洋《肖邦音樂的民族內容――紀念波蘭杰出音樂家肖邦誕生一百七十周年》，《音樂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楊《有限的相對主義――論音樂的價值、質量及其評價》，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美學博士論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上海音樂學院2012年5月，碩士論文。

④羅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32―43頁。

⑤相關論文主要有[日]渡邊未帆《1950年代的武滿徹――從五聲音階到意識流》，周耘譯？熏2007年第2期；許志斌《論武滿徹中期創作》，《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頁等。

⑥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節奏及實踐過程特征》，《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頁；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音響的“空間構型”及其“時間塑形”功能》，《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頁；郭元、郭藝《“樹的鏡、草原的鏡”映射下的日本當代音樂》，《音樂創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頁等。

⑦相關論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亞地坪線〉的音樂結構――兼論音色在現代音樂中的表現和結構力作用》， 第15―21頁；馬莉《試論長笛作品〈voice〉的現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楊一博《東西交融的夢――武滿徹作品“吾聽水夢”的創作研究》，中央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4月等。

⑧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組織特征》，《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第91―95頁；王馨密《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5月；魏揚《武滿徹〈詩篇幻想曲〉和聲排列的三維構架》，《音樂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頁；陳默默《談武滿徹作品〈雨樹素描〉的和聲技法及和聲語言特征》，《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第123―125頁等。

⑨劉嫣《武滿徹電影配樂的理論研究――以電影〈怪談〉和〈亂〉為例》，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論文，2010年6月等。

{10}孫鏗亮《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音樂美學》第59―62頁。同類論文還有陳鋼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記周文中教授與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樂》，朱建翻譯，《藝苑》音樂版1996年第2期，第54頁―59頁。

{12}侯太勇《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樂府新聲》2012年第1期，第84―89頁。

{13}鄒昊《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音樂創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