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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學方法范文第1篇

摘 要：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都有關于貨幣理論的教學內容。文章認為，可通過運用比較分析法講授貨幣理論內容，使學生了解不同的經濟學家如何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經濟現象，解釋現實經濟問題。通過分析比較，促使學生認真思考，發展學生的鑒別評判能力。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 貨幣理論 比較教學法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程當中都有貨幣理論的教學內容。貨幣理論是經濟學當中最富有爭議的領域之一。從貨幣的本質與作用到貨幣的變動對整個經濟的影響等，這些內容都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一方面，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不但說明了貨幣是如何產生和演化的，而且闡明了在現實資本主義經濟或市場經濟關系下貨幣作為資本職能被虛擬化的過程，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的貨幣數量理論重視貨幣的供給和需求分析，深入研究貨幣數量作用于物價水平、國民產出之間的傳導機制，為貨幣政策制定和評價提供可靠依據。

講授這兩門課的教師如何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兩門課程中的貨幣理論的差異？筆者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進行講授，向學生展示兩種理論對貨幣問題不同的解釋。通過分析比較，使學生對貨幣理論的相關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政治經濟學中的貨幣理論

（一）貨幣的產生與演化

對于貨幣的形成和誕生過程，馬克思始終圍繞商品的內在矛盾及其外化這一中心展開。商品的內部矛盾，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表現為兩種商品的外部對立。作為商品，它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而且價值是商品最本質的特性，但是它直接表現出來的是使用價值，它表現不出自己的價值，這就構成了矛盾。商品的價值形態只有通過商品與商品的交換才能得到表現。由此，通過簡單價值形式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的價值形式貨幣形式的歷史發展過程，馬克思論證了貨幣的產生。

價值形式演變歷史，就是貨幣產生的歷史。貨幣本質上就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它是從商品界逐漸獨立出來的。馬克思揭示貨幣產生歷史過程背后的邏輯，又通過邏輯關系的分析再現歷史過程。

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有五種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藏手段和世界貨幣，它們共同體現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本質。其中，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貨幣的基本職能。所謂“一般等價物”，就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前者是表現商品的價值，后者是實現商品的價值。由于貨幣可以表現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可以買到一切商品，它就成了社會財富的一般代表，具備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的職能。

貨幣在發展中逐漸脫離貴金屬轉化為信用貨幣。流通手段職能使得貨幣脫離開金銀成為一種可能。作為流通手段，貨幣在人們手中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因素，所以人們關心的并不是貨幣足不足值，而是利用這個貨幣能否買到其他商品。這樣就產生了一種可能性，可以用賤金屬代替貴金屬，甚至用沒有價值的紙幣代替有價值的貴金屬作為流通手段。交換當中不需要真正的足值貨幣，于是就產生了紙幣。

貨幣支付手段職能也是信用貨幣產生的基礎。貨幣的支付手段使得人們只要保證這個票據支付的可靠性，這時候用票據代替貨幣流通也是可以的。因此，在支付手段的基礎上產生了信用貨幣。

（二）貨幣資本與資本主義信用

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下，貨幣還執行資本的職能，也就是說作為價值增值的手段執行的職能。貨幣本身并不是資本，貨幣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才成為資本。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互分離，貨幣可以購買到一種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商品，這個時候它才轉化為資本。任何一種資本最初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總是以一筆貨幣的形態出現，所以稱為貨幣資本。由于資本和利潤之間有一種穩定的聯系，即等量資本要帶來等量利潤，而資本的第一形態是貨幣，這樣就使得貨幣獲得了一種新的用途，即為它的所有者帶來額外收益的用途。因此，貨幣就具有了借貸資本的職能。

貨幣的借貸資本職能是現代銀行業及各種金融業的發展基礎。在借貸資本運動的基礎上，資本主義信用活動和信用關系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貨幣和證券等信用工具的交易使資本有了二重存在形式。一重是以生產資本、商品資本形式存在于職能資本家手中，另一重是以所有權資本或信用工具的形式存在于借貸資本家手中。有價證券也能為持有者帶來收益，所以這也是資本，是虛擬資本。由于在經濟當中存在信用工具，存在虛擬資本，就產生了圍繞虛擬資本運動的活動，即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是沒有價值基礎的經濟活動，它們可以在沒有實體經濟相應增長的條件下，僅靠虛擬資本價格的上漲而得到擴張。如果虛擬經濟的價格普遍被高估，就會出現泡沫經濟。

（三）貨幣流通規律與通貨膨脹

貨幣是商品交換的媒介，貨幣流通是保證和促進商品流通的必要條件。因此，為適應商品經濟的需要，在流通中要有一定的貨幣量。因為貨幣是商品價值的表現，是交換的媒介，所以貨幣量首先取決于商品的價格總額。另外，在一段時間內貨幣要完成多個商品的交換，所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等于商品的價格總額除以貨幣流通速度。如果用P表示一般物價水平，用Q表示商品數量，P×Q就是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用V表示貨幣流通速度，則流通當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可以寫為：G=（P×Q）/V。

當貨幣由金銀變成紙幣時，貨幣創造起來很容易，紙幣的發行量有可能超過流通當中所需要的真正的貨幣量，紙幣就會貶值。紙幣貶值使同樣商品的價值表現為更多的紙幣數量，出現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產生通貨膨脹。

在資本主義證券市場發展的條件下，紙幣不僅充當流通手段媒介商品流通，而且用于進行證券買賣。因此，需要對貨幣流通公式做出調整，用M代表所發行的貨幣（紙幣及其他形式）數量，Q■表示金融資產的數量，P■表示金融資產的價格，用V■表示商品和服務的貨幣流通速度，用V■表示金融資產的貨幣流通速度，則擴展的貨幣數量公式可以寫為：M=（P×Q）/V+（P■×Q■）/V2。

從這個公式可以看出，虛擬經濟的膨脹容易誘發通貨膨脹。公式中，等號右邊第一項屬于實體經濟，實體經濟膨脹起來不容易；第二項屬于虛擬經濟，這部分膨脹起來非常容易。如果虛擬經濟部分發生膨脹，貨幣當局就需要增發貨幣滿足社會上交易有價證券的貨幣需求。如果貨幣供給隨著虛擬經濟的膨脹而增加，當這個泡沫破滅時，這些貨幣仍留在流通當中，這時貨幣量就超過了商品交易當中需要的貨幣量，就會產生通貨膨脹。因此，泡沫經濟有可能誘發通貨膨脹。

二、西方經濟學中的貨幣理論

（一）早期貨幣數量理論

20世紀30年代之前，貨幣數量論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宏觀經濟理論。早期的貨幣數量論用來解釋經濟體系中名義變量的決定。有兩種比較有代表性的數量論形式，第一種形式與歐文·費雪有關，第二種形式馬歇爾和庇古的劍橋方程式。

費雪從社會的角度出發，把貨幣視為交易的媒介，從而探討為完成一定的交易量，需要多少貨幣支撐。費雪的貨幣數量理論可以表述為一個交易方程式Py=MV，其中P代表一般物價水平，M代表流通中的貨幣數量，y為一國的實際國民收入，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其中V是由公眾的支付習慣、使用信用范圍、交通和通訊的方便程度等制度因素決定的，而這些因素在短期內變化不大，所以V不變。Y是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的國民產出，短期內它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因此V和y可以視為常數。這樣的話，均衡的物價水平就取決于貨幣數量。

與費雪強調貨幣交易媒介作用不同，劍橋學派把貨幣視為人們持有財富的一種形式。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馬歇爾和庇古認為貨幣不但具有隨時購買商品的能力，而且可以存儲起來延期使用。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劍橋方程式”：M■=KPy。其中，M■表示持有名義貨幣余額的需求，K為經濟行為人希望以現金余額和存款形式持有的貨幣占國民收入（Py）的比例，P表示一般物價水平，y是在充分就業水平上的國民產出。為了解釋一般物價水平的決定，還需要引入貨幣供給。假定貨幣供給M■是由貨幣管理當局決定的，那么貨幣市場的均衡條件為M■=M■，將貨幣需求方程代入均衡條件得到M■=KPy。由于K和y是不變的，因此M■決定P。這樣的話，假如貨幣市場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貨幣供給的增加就會引起不均衡，貨幣市場的新均衡只有在價格水平上升時才能得以恢復。

（二）凱恩斯的貨幣理論

凱恩斯在《通論》中首先批評了古典經濟理論的充分就業假說。古典理論認為市場的調節機制能使國民經濟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這種看法成立與否主要取決于古典利率理論是否成立。在古典利率理論下，貨幣利率取決于可貸資金的供給與需求，可貸資金的供給也即儲蓄，可貸資金的需求也即投資，只要利率恰當，儲蓄就必然全部轉化為投資。

與古典利率理論不同，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分離的，兩者之間并無邏輯聯系，利率也不具備調整兩者至均衡的能力。一方面，一國的投資量不完全取決于利率，而主要依賴于投資的預期利潤率，只有當投資的預期利潤率大于利息率時，人們投資才是明智的選擇。另外，不確定性、風險、期望和投資者信心都會對投資決策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一國的儲蓄量取決于國民收入和邊際儲蓄傾向。如果邊際儲蓄傾向遞增，那么隨著收入的增加，收入當中用于儲蓄的那部分將會遞增。因此，一國的儲蓄量與投資量并不必然相等。

在批評了古典利率理論的基礎上，凱恩斯引入了非充分就業假設。他認為，在存在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古典的貨幣數量論需要做出修正，即一般物價水平P應為常數，而國民收入y會變動。也就是說貨幣數量的增加對P沒有任何影響，而就業量從而國民收入y會和貨幣數量的增加所導致的有效需求做出相同比例的增長。這一過程將持續下去，直到實現充分就業。此后，貨幣擴張將產生“真正的通貨膨脹”，這時“古典理論就會再次盛行起來”。

凱恩斯模型中更復雜之處在于貨幣數量的變化和有效需求的變化之間的關系。具體來看，一方面，凱恩斯認為人們對貨幣的需求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滿足人們交易需求的活動現金余額Md1，另一部分是滿足人們預防與投機需求的非活動現金余額Md2。Md1與國民收入y成正比，Md2與利率成反比。在這里，凱恩斯首次將利率作為持有現金的機會成本加入到貨幣需求函數當中。另一方面，貨幣的供給是由貨幣管理當局決定的。貨幣當局通過貨幣供給的調整，能夠影響利率，進而影響投資需求，從而影響國民收入。

（三）現代貨幣數量理論

弗里德曼繼承了馬歇爾、凱恩斯等人的觀點，把貨幣視為人們持有財富的一種形式。弗里德曼把貨幣需求當做財富所有者的資產選擇行為加以考慮。他認為，影響人們貨幣需求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可以用一個多元函數表示貨幣需求函數：Md/P=f（yp，w，rm，rb，re，dP/Pdt，u）。其中Md/P表示實際貨幣需求；yp表示實際持久性收入，用來代表財富；w表示非人力財富與持久性收入的比例；rm表示預期的貨幣名義收益率，rb表示預期的債券名義收益率，re表示預期的股票名義收益率，dP/Pdt表示預期的價格收益率，u表示其他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

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表明貨幣需求對利率并不敏感，因為利率的變動往往是和貨幣的預期收益率同方向變化的。由于影響貨幣需求的是貨幣和其他資產之間相對預期收益的高低，因此當貨幣的預期收益率與其他資產的預期收益率同向變動時，貨幣需求將相對保持不變。事實上，貨幣和其他資產的預期收益率往往是同向變動的，所以影響貨幣需求的主要因素實際上只是持久性收入，即Md/P=f（yp）。這就意味著貨幣需求是穩定的，進而影響一般物價水平變化的主要是貨幣供給。

三、比較與評價

政治經濟學對貨幣本質、產生原因及貨幣價值尺度職能進行了詳細分析。馬克思之前，人們只是承認貨幣存在，但并沒有說明貨幣是如何產生的。馬克思從歷史的邏輯出發，認為貨幣的產生是價值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商品內在矛盾的外化。貨幣產生以后，商品的內在矛盾獲得了一種外在表現，一邊是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另一邊是價值獨立化的表現形式——貨幣。馬克思指出了貨幣向紙幣這種價值符號發展的趨勢，自貨幣符號化以后，它的社會屬性便更加明顯，貨幣的虛擬化是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

西方經濟學貨幣數量理論為討論貨幣數量問題提供了方法借鑒與思想啟示，為貨幣政策制定和評價提供了可靠依據。凱恩斯批判了傳統貨幣數量論“價格上升僅僅是貨幣數量增加的結果”的說法，從而否定了古典學派的貨幣面紗觀點。凱恩斯認為貨幣通過利率對經濟發生了實質性影響，這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打下了理論基礎。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繼承了傳統的貨幣數量論，但同時也受到了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的影響。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論則吸納了動態因素和制度因素，使得理論有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課堂中適當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進行教學，一方面，可以讓學生領會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深度及其科學性，另一方面，可以提出學生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理解的準確度，并認識到它的一些原理對現實世界有一定的解釋力，還可以促使學生認真思考，發展鑒別評判能力。

參考文獻：

[1]蔣雅文，耿作石，張世晴.西方經濟思想史[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4]張彤玉，張桂文.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

[5]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比較政治學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尿毒癥；皮膚瘙癢；HDF；HD

尿毒癥是由于腎不能行使其正常功能，無法將機體毒素、廢物經尿液排出從而導致體內有害物質的堆積而引起機體一系列嚴重病變的綜合病癥，而通過血液透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療和緩解尿毒癥[1]。HD和HDF為常用的血液透析方法，為了研究兩種方法對尿毒癥患者的皮膚瘙癢合并癥的療效，文將30例尿毒癥患者分為兩組，分別用HD、HDF+HD的方法進行透析治療，并測定患者治療前后的PTH水平和瘙癢程度評分（以下簡稱PLG），將其加以比較，具體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資料來源于30例2012年3月～2013年3月在我醫院治療的尿毒癥患者，所有患者維持HD治療，其中有16例男性和14例女性，年齡26～66歲，平均（52±12.1）歲，且患者均無嚴重的臟器合并癥。透析時間在25～86月，皮膚瘙癢的癥狀持續26～70月，且難以治愈，患者均進行控制飲食、降壓和充分透析約1月的調整，之后隨機分為兩組，兩組患者的資料見表1，比較顯示其資料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可進行比較。

1.2 方法

1.2.1透析方法 對照組：行普通HD，采用HD機，3次/w，4h/次，參數方面，透析液速度v=500mL/min，半透膜的面積S=1.5m2。觀察組：行HD+HDF，普通HD同上，僅頻次改為2次/w。HDF治療：HDF機，1次/w，4h/次，參數方面，S=1.5m2，超濾系數L=50mL/h? mmHg，血流量Q范圍240～280mL/min，v=800mL/min，共24L～28L置換液。兩組都采用相同的透析液。

1.2.2 護理方法和PLG 護理主要從心理疏導、飲食控制、皮膚保養和衛生教育幾個方面進行，PLG借鑒文獻的改良的評分標準進行評價[2]。

1.2.3 療效評價標準 采用PTH的水平（免疫熒光檢測）和PLG兩個指標對尿毒癥患者治療前后的皮膚瘙癢癥狀的療效進行評價，治療后的PTH的水平越低，PLG的分值越低，則效果越明顯。

1.3 統計學方法 SPSS13.0處理，計量資料（x±s）表示，組間t檢驗，組內單方差分析，P

2 結果

兩組接受治療的尿毒癥患者治療前后的PTH水平比較情況見表2，表2中，在治療前兩組的PTH水平無顯著差異（P>0.05），而在治療后，觀察組的PTH水平明顯降低（P0.05）。

注：與治療前相比治療后觀察組PTH水平P#0.05。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PLG比較結果見表3，表3中，在治療前兩組的PLG分值差異不明顯（P>0.05），而在治療后，對照組的PTH水平則無顯著的降低（P>0.05），而觀察組PLG分值降低卻十分明顯（P

注：與治療前比觀察組在治療后皮膚瘙癢的評分#P0.05。

3 討論

HD是基于半透膜原理，通過對流、擴散將毒物移至膜外，從而達到使血液凈化的目的一種常用的透析方法。文中的數據表明，無論是在清除PTH方面還是減輕瘙癢癥狀方面，HDF的療效十分明顯，其主要原因是普通的HD清除中分子的毒素的能力很差，而由于HDF對于中等分子大小的毒素（如PTH）的清除完全、徹底，因此決定了它能更有效降低尿毒癥患者的并發癥的發生如皮膚瘙癢等。而在治療的過程中，控制患者的飲食、增強對皮膚的保護、衛生的教育并給予心理疏導等護理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治療效果。

綜上，HDF+HD的治療組合結合適當的護理能使患者的PHT水平顯著降低，且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皮膚瘙癢情況。

參考文獻：

比較政治學方法范文第3篇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論預設,博弈分析范式使人們能夠在一個更微觀、更精細的層次上來解析個體與整體、行動與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較好地回避了社會科學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二分帶來的緊張與對立,能夠更好地理解和闡釋各類社會政治現象。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將其對社會科學的意義與微積分對經典力學與物理學的意義相提并論。〔8〕邁爾森更大膽地宣稱:“非合作博弈論實際上實現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統一,納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紀可與DNA雙螺旋結構的生物學發現相媲美的理論貢獻。”〔9〕金蒂斯雖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點,但還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試圖以之為一般分析框架來統一整個行為科學,因為在他看來,“博弈論對于理解各種生命形式尤其是人類變化過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視博弈論對一個學科來說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們將博弈分析范式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就有可能產生如下幾項比較優勢:其一,由于它的理論預設具有相當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廣涵性,凡研究者認為是理性個體(人、生物、計算機)之間策略互動的現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內加以探究;其二,通過將微觀個體行為與宏觀社會實在置于互動的層面上加以理解和闡釋,人們能夠更好地化解個體與整體、行動與結構的二分與循環論證問題,在為組織、制度、歷史、文化等宏觀社會實在提供微觀行為基礎的同時也為理解后者賴以發生的各種約束和條件提供宏觀的語境和背景;其三,通過對博弈情勢進行數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對博弈各方所處物理環境、信息分布、主觀信念、行動策略以及支付(收益)進行直觀描述,從而對問題有更準確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數學語言,博弈分析范式為學術對話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確的形式化語言系統,為檢驗各種認識在邏輯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個基礎,使研究者能夠根據數學模型自結論回溯至假設,以便理解導致特定結論的假設條件。〔11〕其五,運用博弈分析范式進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檢驗的理論命題,以便人們根據經驗事實對這些理論命題進行證實或證偽。

    二、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發展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涵義

    我們知道,政治學研究始終具有海納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論傳統,十分注意借鑒、吸收、運用和發展其他學科的分析方法與理論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學者接受它的理論預設,認為社會政治實在是有理性個人間策略互動的產物,就能夠將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使它的上述特點和優勢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得到充分體現。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外學術話語體系中,人們通常將博弈論看成是理性選擇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選擇理論本身,并不嚴格區分理性選擇理論與博弈論這兩個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提法。然而,國外學者所說的理性選擇理論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指的就是以博弈論為核心組成部分或者說博弈論化了的“升級版”的理性選擇理論。鑒于國內外學術話語體系的差異,對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區分,將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從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中抽取出來做一相對獨立的系統梳理與評析,仍然不乏積極意義。這樣,一則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凸顯出二者之間既相聯系又相區別、既繼承又發展的事實,二則也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把握國外政治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更重要的還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用語比理性選擇政治學研究的用語能夠更全面準確地傳遞出其作為一種主體間、理性主義與建構論式政治學研究的真實意涵和內在精神。另一方面,隨著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分化與雜化”和跨學科、跨子學科交叉與融合的日益發展〔13〕,政治學研究這一概念的涵義與指稱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很難嚴格界定。寬泛地講,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指政治學者所從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針對傳統政治學理論議題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層涵義,即政治學者運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論預設、研究方法、數理模型而進行的政治學研究。這樣,一來可以將本文限定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之內,二來也能夠將公共物品供應、公共池塘資源治理、群體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與道德習俗演化等跨學科研究議題納入視野,以真實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發展現狀。

    (二)三個發展階段以及各階段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與發展及其在政治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推動了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形成與發展。然而,這一過程并非是一個政治學研究從屬于或單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過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有其自身發展的脈絡和邏輯,對博弈分析范式的豐富與完善也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貢獻,因而有必要加以單獨討論。為了敘述方便,我們將這一過程大致劃分為試探期、成型期和常規科學發展期三個階段并側重對各個階段的發展水平、代表人物與理論成果進行扼要評析。

    1.試探期

    《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出版以后,著名政治學者多伊奇(K.Deutsch)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理論動向,對其應用于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圍內,該方法與一些政治學理論問題的相關性是顯而易見的。”〔14〕經濟學家赫維茨(L.Hurwicz)也認為:“兩位作者用以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適用于政治學、社會學甚至軍事戰略學。”〔15〕他們的樂觀預測很快得到驗證。進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里克爾(W.Riker)、謝林(T.Schell-ing)、羅爾斯(J.Rawls)、諾齊克(R.Nozick)、謝普斯爾(K.Shepsle)、奧德舒克(P.Orde-shook)、奧唐耐(G.O’Donnell)等人開始試探性地應用博弈論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對政治聯盟、組織行為、策略投票、議會過程、國際談判、軍控與核擴散、自由平等、公平正義、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等理論議題展開研究,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也隨之嶄露頭角。里克爾1962年出版的《政治聯盟理論》被公認為經典之作。〔16〕里克爾在書中提出了“社會法則是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這樣一個在當時還顯得比較大膽和超前的命題〔17〕,并運用“核”(core)這一合作博弈論的重要概念提出了著名的最小獲勝聯盟理論,在政治聯盟、組織行為、議會過程等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政治理論家謝林不但首開先河將博弈論應用于國際談判、軍事沖突、軍控與核擴散等問題的研究,還提出了“聚點”(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諾”(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對博弈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并因此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18〕比較政治學者奧唐耐通過分析阿根廷各黨派之間的聯盟與博弈對該國政治發展的影響而將博弈論引入比較政治發展研究〔19〕,帶動了后續民主轉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轉型。博弈論對羅爾斯、諾齊克等人的政治哲學研究也產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響。在構建公平正義學說時,最大最小法則(maximinrule)這一嚴格競爭博弈(零和博弈)的納什均衡決策法則是羅爾斯推演差別原則的關鍵,也是人們批評差別原則的一個重要切入點。〔20〕此外,我們看到,羅爾斯從盧斯和雷法合著的《博弈與決策》以及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中加以明晰化的馮?諾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論中獲益匪淺。〔21〕羅爾斯本人也承認:“正義論也許是理性選擇理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諾齊克對博弈論的運用就更為明顯和徹底。在論證最小國家理論時,諾齊克依據的正是囚徒困境這一經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羅爾斯等人對理性選擇和博弈論的運用將傳統的社會契約論改造為精致的道德幾何學論證體系,引發了大量的后續研究,形成一個龐大的所謂的“羅爾斯產業”〔24〕,從而有力地推動了當代政治哲學研究的復興與繁榮。總體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還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學者對其還普遍比較陌生,因此從人數、成果數量和理論影響等幾個方面看,該階段還屬于少數政治學者試探性地從事博弈分析政治學研究的早期發展階段。

比較政治學方法范文第4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政治學人才培養、科研成果、學術交流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30年來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思我們30年來的發展道路，結合現實的實際形勢，我們不難看到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還存在著一些突出的問題，與國外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1.“斯諾命題”與跨學科整合研究的缺乏

斯諾是英國的物理學家、小說家，他提出“兩種文化”，構成了后來所謂的“斯諾命題”。所謂“斯諾命題”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新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異，使他們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方面經常處于互相對立的位置，不僅相互鄙視，甚至還不屑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如陳振明教授所言，跨學科交叉研究以及雜交化和整體化已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基本的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西方長期以來存在的“諾斯命題”的超越。當前中國政治學的研究還固守著傳統的政治學規范研究的信條，對于如何吸收借鑒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及較少。這既與當前一些政治學者傳統文本和經驗崇拜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我國大學教育體制存在的一些問題。如片面強調專業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忽視基礎型教育;重視課堂基礎理論，忽視方法論教學;重視理論灌輸，忽視社會實踐環節。認為傳統政治學的一些提法就是金科玉律，學科界限是嚴格劃清的。認為政治學是一門純凈的高尚的科學，決不可引入其他的一些雜質進來。甚至認為與其他學科的交流會使政治學逐漸喪失獨立性的地位。

2.規范性研究、經驗性研究和對策性研究不足

科學性的研究是規范性研究、經驗性研究和對策性研究的有機統一。規范性研究側重于理論建構和理論闡釋;經驗性研究側重于發現和提出現實中的一些迫切的問題，運用理論加以闡釋和分析;對策性研究則是利用理論和經驗尋求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就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來說，還存在很大的問題。王浦劬教授認為“我國政治學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著哲學思辨、經典解釋、規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機構描述以及歷史探索的方法。”孫關宏教授則認為現階段政治學研究在規范性研究、經驗性研究和對策性研究都存在不足之處，對策性研究缺少了理論和事實的支撐。這三種研究的不足，一步一步傳導到現實政治學研究中，使得我國政治學的研究偏離了科學的發展軌道。

3.“西洋化”和“本土化”的取舍問題

自從維新變法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了一場新“西學東漸”的熱潮。經過近30年的積累和發展，中國政治學研究到了一個該重新思考未來發展方向的十字路口。從理論上來說，要確定自己的核心領域，形成自己的特色。從現實來看，西方的政治學說不是“普適性真理”，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時要注意與本國國情相符，要防止“水土不服”。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中還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凡是國外的東西都是好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文明都是過時的、不合時宜的。這既與個別學者盲目崇拜國外的心理有關，也與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體系不夠完善，理論創新不夠，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撐有關。

4.理論與現實的脫節

20世紀50、60年代興起的行為主義革命，是對傳統政治學將理論與現實割裂開來的一種回應。它主張“關聯和行動”，以問題為導向，關注社會現實。理論與現實的理想狀態是兩者在源源不斷的循環過程中實現和諧發展。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還存在這樣一種趨勢，即沉醉于對經典的研讀和注釋，埋首故紙堆，對于現實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卻充耳不聞。這雖然體現出了學者刻苦鉆研的執著和對真理的敬慕之情，但是脫離現實問題而只談主義，最終理論也只是“空中樓閣”而被束之高閣。理論如果得不到實踐的檢驗，也談不上科學，難以在實踐中廣泛應用。

5.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人為割裂

人文精神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情感態度等價值性因素，注重發揮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科學精神強調世界的客觀性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要 求個體要遵循客觀規律。政治學本身是一門人文色彩很濃厚的學問，如果片面割裂人文關懷，片面的追求科學精神，只會陷入“工具理性”的怪圈無法自拔。中國政治學界目前還存在著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兩者無法實現統一。

6.傳承與創新的內在困境

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在傳承過程中不斷沉淀下來，后人不斷地汲取前人的優秀成分，并結合自己的現狀，不斷地創新。這樣使得人類的文明越積越多，越來越發達。中國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其中很多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恩澤后世，很多被其他國家吸收。然而當前政治學研究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還存在謬誤，存在兩個極端，要么是全盤接受傳統文化，將其神圣化和教條化，要么是將傳統文化看的一文不值，對其貶低和蔑視。這兩種傾向都違背了辯證法全面的發展的看問題的要求，只會“一葉障目，不見森林”。這種傳承與創新的內在矛盾越來越成為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一大障礙。

對中國政治學未來發展的展望和具體建議

正如學者王紹光所談到的，中國政治學在經歷了長期的“取經”、“效仿”、“自覺”三個階段之后，應該大膽地進行本土化研究。中國未來的政治學研究要注意結合現實國情，大膽地吸收借鑒國外先進的理論和經驗，加強本土化研究，增強學科的規范性、科學性、現實性，更多的關注民生，體現更多的人文關懷。具體說來，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破解“斯諾命題”，加強跨學科交叉融合

當前中國政治學界要想打破“斯諾命題”的束縛，不要固守本學科的界限，要加強與社會科學各學科以及自然科學的交流與合作。引入人類學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可以全程跟蹤被調查者的行為，從而能夠把握政治活動者活動的規律;引入經濟學模型和假設，可以了解到政治活動者更加真實的行為動機;引入自然科學實驗的方法，可以控制研究對象的行為，從而確定哪些因素具體影響政治活動者的行為。正如行為主義者所倡導的“實質性的模糊優于沒有意義的精確”，過分強調學科的精細化，只會使學科的研究范圍越來越窄。

2.加強規范性、經驗性和對策性研究及其相互聯系

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要強調學術規范性和科學化標準。經驗性研究要注意假設前提的準確和邏輯推演過程的科學，要注意問題的針對性和現實性;對策性研究要著眼于現實社會關注的焦點，注意對策建議的具體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三者構成“理論—問題—對策”的閉合的循環回路。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要分清研究路徑，規范性研究要嚴格遵循邏輯推演步驟，主要運用思辨方式，強調理論體系的完整性。經驗性研究要遵循科學調查程序，主要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強調數據資料的真實性和時效性;對策性研究要以問題為導向，主要運用分析歸納的方法，強調對策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3.堅持“洋為中用”的原則，加強本土化的研究

現階段中國政治學研究在引進西方的理論時，要注意其適用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的社會條件，與國內的社會現實進行比較，從歷史中找到可借鑒的經驗和教訓，作出理論適用性分析和改進意見，以此指導中國的社會實踐。本土化的研究關鍵是不要脫離社會現實，當前中國政治學界加強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公民權利保護、國家和安全、國家與社會等方面研究，不能因為這些方面政治敏感性強、改革難度大就避而不談，中國政治學者要勇敢地站出來，敢于進入改革的深水區，為當前的改革探索新路。

4.樹立“問題導向”意識，加強對現實的關注

當代政治學者要走出書齋，關注民生，關注社會現實，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心存經世治國的博懷。政治學者作為靠近國家權力中心的群體，他們的一舉一動會對國家和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他們必須心系百姓，胸懷天下。當代政治學者要深入農村和基層，多做些田野調查，找出一些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和最現實的事關國家和社會正常運行的突出問題，寫成觀點鮮明、論證嚴密、資料詳實、對策明確的調研報告供領導決策參考。這樣就把基層人民群眾的呼聲和自己對社會現實的理解以一種最有力方式表達出來，完成自己的使命，實現人生價值。

5.促進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融通

當代政治學者要加大對人文的關懷，不要把政治學僅僅看做冷冰冰的統治工具。要增加人文關懷就要時刻以天下為己任，心系群眾，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在自己的研究中，除了遵循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外，加大對人的關注，注重社會價值判斷。在自己的理論、政府的政策性報告和提案中突出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尊重和保護，在群眾利益受損時敢于秉筆直書和仗義直言，體現出一位當代政治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在考慮一些社會問題特別是一些涉及少數群體利益時，要多關注少數弱勢群體的利益。整個政治學界要自覺抵制一些歪風邪氣，形成士氣高昂、思維活躍、思想進步、心系百姓的進步思潮。

6.在傳承中超越，在超越中傳承

中國政治學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是無數政治學者薪火相傳的結果，我們在傳承中不斷超越。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政治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不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和理論服務，為政治學寶庫增加了新的財富。

近30年來中國政治學發展迅速，特別是引進國外一些先進的理論，對于國內一些先進的文化特別是傳統優秀文化的研究相比還是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國政治學界要加強對于傳統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經典著作的研讀和注釋，結合現實國情民情，形成富有中國傳統文化氣息、體現時代背景的新思想和新理論，不斷充實和完善當前中國政治學理論和研究。

比較政治學方法范文第5篇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

二、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課程模塊設置

根據上述培養目標和培育方案的設置，政治學與行政學本科專業課程體系可分為三大課程模塊:

1.通識通修課程模塊

這一模塊的目的是加強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學生基本的哲學、邏輯學等思維。課程包括學校統一安排全校公共課和文科公共基礎課，例如:中國近代史綱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形勢與政策、基本原理概論、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軍訓、軍事理論與軍事高科技、大學英語、大學計算機信息技術、大學計算機應用、簡明微積分、體育等。

2.學科專業課程模塊

包括所在院系的學科基礎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課程包括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公共行政學、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

3.開放選修課程模塊

包括專業選修課、一級學科選修課、跨學科跨院系選修課和公共選修課。該模塊的課程，應該在院系的指導下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社會的需要自由選擇搭配。課程包括政治學專業英語、政府公共關系理論與實務、公共財政與預算管理、城市與社區管理、行政倫理學、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學說史、公共部門績效管理、公務員職業能力與職業發展、數字化政務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學、政治認同導論、中國行政改革與發展、臺港澳政治與行政、社會實踐。跨專業選修課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公共經濟學、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經濟學、西方國際關系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