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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環境治理措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環境治理，大氣污染管理，創新模式創新方法

生態環境是公共產品，也是最公平的福祉。作為代表現代文明水平的城市，比如天津市，現面對著嚴峻的大氣形式，如何創新大氣環境治理系統，實現社會、文化和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方法，將是我們生態文明建設急需解決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

一、城市大氣環境治理的重要性

首先，考慮到相反發展的環境和經濟，提出快速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和處理城市大氣條件需要360度無死角全過程管理。而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或研究方法，城市空氣環境治理和改革方法管理著高度人為的城市主體的大氣環境，并不斷改變管理理論，系統和方法以實現環境，并且實現合作發展和持續改進經濟的決策過程。其次，就理論和創新而言，它可以表明“業務創新可以提高生態效率”這一假設。基于新系統經濟學的原理，構建了既有利于方法又有利于經濟的理論框架體系。基于持續改進的理論，建立的自給自足，完整的動態環境管理系統還可以內生地驅動八個系統的有序循環，從而改善環境和經濟，實現持續發展的協調發展。再次，作為評估環境執法后果的主要方向，高層政府與污染公司之間的對立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環境管理影響因素”看起來相對不規則，這意味著政府正在推動環境質量的變化，那么以環境為導向的評估可以迅速形成一種穩定策略。在基于高度評價的評級系統中，累積罰款可以達到進化的平衡。第二，地方官員的晉升困難，基于地方基層官員“完全理性的人”方法，使用來自中國北方城市的面板數據建立衡量體系的假設。不影響環保性能。因此，有必要改變這種由GDP決定的評級模型，以改善大型和小型高管人員的績效評級系統。最后，環境消極主義與環境悲積極主義兩者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利用這兩種觀點的理性因素之外，我們還需要避免這些缺點，對環境問題提供全面和客觀的理解，并提供對環境治理有用的指導體系。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區域一般達66-160天了。2017年5月，空氣質量根據城市居民問卷調查顯示，多數居民對于目前的空氣質量感到不滿，高達2%的居民希望京津冀地區的空氣質量能夠在2021年達標可達到。從2018年以來，國務院及環境保護部(以下簡稱環保部》等部門都出臺了多項大氣污染防治系統。2013年1月1日，該方法被反復稱為新《環境保護法》的“歷史上最嚴格的”方法，該方法規定了嚴厲的行政處罰，例如每日罰款和環境責任。2015年8月，國民議會常務委員會修訂并通過了新的《空氣污染控制法》。這導致對空氣污染行為的懲罰增加，并增加了政府對污染控制的責任。2013年5月至2014年，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在引入“十項大氣條款”后迅速做出了反應，并以每個地方政府的名義制定了地方空氣污染主管部門的治理體系規范。

二、城市大氣環境治理現狀

（一）城市資源浪費現象嚴重面對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危機，不少人形成了環境消極主義與環境積極主義兩大派別。環境的負面影響是基于自然資源的損失，許多物種的滅絕、人口的爆炸、食物的破壞以及各種物種的不斷死亡。1961年一個美國人的《寂靜的春天》一書開啟了整個世界對環境污染問題反思的大序幕。1964年出版《人炸》則敲響了世界人口數量急劇膨脹的警鐘。1972年，丹尼·米德斯（DannyMidus）教授向羅馬俱樂部提交了題為“增長的限制”的報告，該報告嚴厲批評了生產和消費的結果。對這種環境的負面方法。馬里蘭大學的經濟學家朱利安·林肯教授（JulianLincoln）盡快反駁了領導這對夫婦的學者的環境活動。環境活動主要考慮技術進步和市場體系，以解決環境問題。人類是理性的，科學技術是先進的，經濟是無限增長的，市場和價格機制解決了資源短缺的問題。

（二）環境治理措施存在不足造成空氣污染問題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出于歷史原因。簡而言之，煤炭是主要的主要能源消費結構，其次，長期以來，這是一個粗糙的發展模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對GDP和環境的重視是警察和政治理論的發展。在社會政治和行政投入虛假金額的過程中，普通帳戶及其政府在廢除基本帳戶后處于中心地位，政府在實現良好的環境治理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市政當局來說，它們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空氣污染控制的雙重壓力。可以以北京市為例可以進行證明，根據三氧化硫，氫化氮和煙（粉）塵的庫茲涅茨曲線，污染物排放量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不太重要，但顯然與廣告組織的環境政策有關。創新將有助于提高生態效率。但是，空氣污染系統物理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的滯后性相對較強，以結果為導向的環境質量評估系統需要考慮鳳凰城機場的各種環境管理，以查看影響因素SBM-DEA模型用于計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氣環境，輸入和輸出變量的緩解率以及平均收斂分析用于通過管理創新提高環境效率。

三、城市大氣環境發展趨勢

首先，在舊城鎮化的背景下，傳統的環境和經濟是無法遵循的。對這種巨大的對角線發展模型認為，在生態和文明概念的指導下，必須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其次，不應該為能夠在短期內解決空氣污染而盲目高興。從洛杉磯和倫敦等城市的各種旅行來看，管理煙霧絕非幾日之功。簡而言之，無論是從其他山區學習還是基于中國的疾病反復學習，城市環境治理都需要持續而全面的創新。城市燃氣環境治理創新模型的概念包括城市空氣環境，管理創新和環境管理等許多領域，要定義它，我們首先需要組織相關概念。現代詞典對城市的定義如下：人口稠密，工商業不發達，居民主要是非農業人口，通常是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可以從法律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定義，從法律上講，城市是國家和政府確定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行政單位。從自然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城市具有某些功能，包括經濟和非農業功能，專門的分工以及某些功能，例如政治和文化，人口眾多，人口稠密，社會關系復雜。城市環境是由使用和改造自然環境的人們創建的高度人造的存儲環境。人口高度集中，人與環境之間的嚴重矛盾，社會和政治因素以及經濟發展具有三個主要特征，這將對盡快飛行產生決定性影響。人類住區的城市化對空氣，水和生物環境產生了重大影響。大氣環境主要是指與人類生活更加緊密相關的大氣。地球的大氣層由地球周圍各種氣體的混合物組成，范圍從幾公里到幾十公里。一個城市或一個城市群形成后，只有在用餐后才變得美味。由于人力資源的發展，人口密度很高，空氣成分與其他地區有很大差異。塑造城市大氣環境，城市大氣環境是多種因素的集合，例如高度人造的城市環境以及人類通過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創造的自然大氣環境。

四、城市大氣環境治理措施

（一）完善城市環境管理相關措施環境治理是政治生態學和環境政策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倡導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全人類的政治活動。環境治理的定義是環境治理是管理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決策過程。環境治理是三個主要的機構：市場、公民和社會（例如，在地方政府、家庭、國際或全球層面）之間的多層次互動。該實現是對環境需求和社會投入的響應，是獨立于法律，沒有任何程序，是人類過程并且具有廣泛接受的行為約束，具有“良好治理”的特征，并且主要目的是：“實現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齊曄等人則認為環境監管的內涵發生了幾度變遷，經歷了從環境的行政,再到環境的治理的演變。楊立華和張云則認為環境管理范式就應該從管理過渡到了參與式管理，然后最終再回到治理。專家學者參與、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公民的參與、企業的參與等各種專門化治理模型和強調多個社會主體合作的多元協作理范式，這是治理機構針對環境問題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原則和方向，主要包括治理機構結構、治理機制、治理原則、治理目標和治理績效等分析框架。"。

（二）加強環對城市環境的管理1914年，在經濟發展理論首次提出了創新的概念，生產要素和生產系統中條件的“新結合”以及通過市場獲得潛在利益的活動和過程。這一新理論涉及五種情況：引入新的“禮物”，使用新技術，開放新市場，控制新原材料供應以及實現新的工業組織。熊彼特的創新方法屬于經濟學領域。研發的起點是企業家生產低成本或高利潤產品的方式，他的研究集中于西湖的技術創新和市場提供的創新，即制度創新的方法，他的研究集中于制度的形成和改革。不同教授從各自的研究系統進-一步豐富創新理論,比較有影響力的有英國經濟學家德維克里斯托夫.弗就里曼于1989年在《“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新涉及政府、企業、科看研方法、大學等多方面，是一個機制概念。國民經濟的發展和飛躍不能僅僅依靠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還需要政府以最佳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分配資源。社交活動提供信息，游戲規則和激勵措施。

五、結束語

空氣環境治理措施范文第2篇

環境治理這個議題突出而且生動地反映了現代社會治理形態的一種深刻變遷：現代國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體現為國家的功能在三個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說，國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義，一種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現（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體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來地方或者國家的功能越來越多地被更高一層級或者跨區域的組織和機構所承接。同時，重大議題也越來越超越地方國家甚或民族國家的界限，變得具有地區性或國際性的意義；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們開始把視線從自上而下的政治過程轉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識到地方層面的權力、關系、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地方層面的審議、協力而達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應性的一種治理。這主要體現在更多的非政府組織、民間企業和公民逐漸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來；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維度，不僅指治理過程從國家機器更多地向社會開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轄邊界層面的外移。環境問題通常是跨空間區域和時間邊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關行動者之間找到一個環境治理的合作模式。這種多層次的治理不僅強調水平的跨地理空間的聯結，也強調垂直的跨空間層級和組織層級的聯系，強調多層級政府之間的知識、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對話。同時，這一治理體系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地位，而是著重于國家在各種政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這個概念，是因為它能夠很好地涵蓋今天中國空氣污染治理所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反過來，空氣污染這個議題也十分典型地體現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變遷的趨勢和特征。首先，空氣污染是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議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而言，空氣污染問題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轄區加以區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將空氣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對空氣質量問題負責，地方政府如何通過府際合作以實現區域污染的治理，這些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遷。同時，空氣污染屬于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風險社會的來臨呼喚更加開放、透明的民主機制的運行。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與民眾利益的高度相關性決定了空氣污染這類議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圍，而需要地方性知識、日常性知識的進入，需要公民社會、民間組織更廣泛的參與，來共同化解其管理風險。這些也都需要我們去思考治理尺度的變化。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空間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總體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空氣污染監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空氣污染就是這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現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國家”囊括了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保障型國家”是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三、結論

空氣環境治理措施范文第3篇

[關鍵詞]空氣環境治理；霧霾臨界狀態；治理方法

中圖分類號：X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5-0161-01

一、前言

隨著我國機動化、城市化以及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空氣環境質量越來越差，霧霾天氣日益增多，給人們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甚至威脅人們的生命健康安全。基于逾滲理論，當廢氣排放量低于臨界點時，其治理的可行性相對較高，這也給霧霾治理工作提供了可靠而有效的參考和依據。同時，還應該采用各種有效的戰略措施、技術措施加強霧霾治理，不斷的改善空氣環境質量。因此，文章針對空氣治理中霧霾臨街狀態與治理方法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霧霾臨界狀態

基于非平衡統計物理學理論，可以將大氣粒子看做在三維空間中的晶體，相鄰晶格的大氣粒子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大氣中還存在一些塵埃，這些塵埃可以隨機的附著在大氣粒子上，當覆蓋的塵埃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后，大氣粒子被稱之為煙塵顆粒，并且密度超過特定數值后，便形成霧霾。也就是說，灰塵是隨機而不是均勻的覆蓋在大氣粒子上，當大氣粒子上覆蓋了一些灰塵之后，會導致其表面積的增加，這樣會吸收更多的灰塵，進而產生一種“優先連接機制”，該機制以“強度”為核心。顯然，該系統符合無標度系統屬性，若采用網絡進行描述，可以將該系統描述為無標度、隨機、復雜的網絡，同時可以將霧霾當做是網絡的同步逾滲現象，具有一定的突發性，假設在二維空間內存在一個排放源，其排除的氣體在該空間內自由擴散，最后在空間中“消失”，隨著氣體排放量的增加，該空間依然保持“純潔”，但是在某一瞬間，廢氣排放量達到某一值時，該系統突然變成廢氣所標記的顏色，此時該空間不再“純潔”，隨著廢氣排放量的增加，這種污染程度也逐漸的加重。以某城市為例，對該城市1983年-2013年的廢氣排放量以及空氣質量進行調查，值得注意的是PM2.5，該指標是近年來新提出的一個觀測變量，以前并沒有該指標，參考PM10和PM2.5平均質量濃度的相關性，Spearman秩相關系數，P小于0.01，兩者的比值范圍介于0.31-0.96之間，計算平均值為0.72，這樣能夠大致估算出該城市1983年-2013年的PM2.5值，然后調整與之相對應時間點的空氣質量指數差異，能夠確定相應的數值，具體如圖1所示，

圖1中，左邊為正常坐標，右邊對橫坐標進行對數標度，橫坐標表示廢氣排放量，縱坐標為空氣質量指數，為了能夠更加清楚的了解其變化狀況，將橫坐標縮小1000倍，基于PM2.5、PM10獲得的數據，該數據小于1。當廢氣排放量介于15000-17500之間時，出現一個拐點，該拐點后空氣質量明顯降低，由圖1可知，我國空氣質量依然處于臨界狀態，尚未完全形成霧霾。同時也表明，如果廢氣排放量進一步增加，空氣中顆粒數量達到甚至超過該臨界點，則會顯著的降低空氣質量，當廢氣排放量處于臨界區時，空氣質量也處于臨界狀態，一旦超過該臨界，系統將會出現顯著的二次相變性質。只要出現輕微的震蕩，將會導致帶起發生突變，該突變出現之后將會呈現非常明顯的非線性滯后效應。這也表明，一旦形成霧霾，將會非常頑固，超臨界狀態的霧霾治理難度也相對較高。但是，基于逾滲理論，當廢氣排放量低于臨界點時，其治理的可行性相對較高，這也給霧霾治理工作提供了可靠而有效的參考和依據。

三、空氣環境治理中，加強霧霾治理的有效方法

1.治理霧霾的戰略措施

1.1 創新和調整驅動能源結構。通過探索新材料、新型能源為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鋪路，在城市公共設施照明方面推廣和應用太陽能，這樣能夠有效的降低城市設施的能源消耗量。在城市建筑設計過程中推廣和應用小型太陽能供暖系統、蓄電系統，這樣能夠有效的降低建筑能源消耗，實現建筑的清潔、節能、環保。工業企業應該不斷的改進生產工藝，應用先進的制造技術，不斷的降低單位產值能耗，這樣能夠顯著的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同時，政府還應該充分的考慮城市環境容量，根據環境容量確定是否承接外來產業，一旦超過環境容量，必須考慮產業轉移，避免對環境造成不良應先。

1.2 全民參與。霧霾治理不能僅僅依靠政府和科學家，每一個公民都是治理霧霾的參與者。因此，應該喚起公眾的環保意識，積極主動的參與到環境保護和霧霾治理中，這是贏得空氣環境保衛戰勝利的重要戰略決策。在同霧霾戰斗時，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從自我做起，如少抽一支煙、少放一點煙花爆竹、少開一天車、少浪費一張紙、少用一盆水、節約一度電等，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公民對霧霾治理工作的實際貢獻，每天堅持不懈，勢必能夠獲得空氣環境保衛戰的勝利。

1.3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一些作為經濟發展支柱的產業，可能存在高污染、高排放以及高能耗等現象，這些產業的發展勢必會對空氣造成嚴重的污染，聽之任之，將會導致環境污染的進一步惡化。因此，應該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對上述高污染、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產業進行改進，同時大力發展少污染、低排放以及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這樣能夠有效的降低煙塵的產生與排放，同時還能夠降低能源損耗，一舉多得。

1.4 增大治理力度，加快環境整治進程。為了增大霧霾治理力度，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其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將霧霾治理上升到法律層面，能夠做到霧霾治理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強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重點突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確定環境保護的優先法律地位，在環境質量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其二，加強執法監管，由專門的環境保護部門以及監管人員，采用分管的方式，明確監管責任，保證相關部門在霧霾治理工作中各司其職，嚴厲懲治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和個人，進一步加快環境整治進程。

2 治理霧霾的技術措施

2.1 汽車尾氣排放控制技術。汽車尾氣排放已經成為油煙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造成霧霾的直接因素。加強汽車尾氣排放控制，已經成為降低和控制PM2.5排放的主要措施。控制汽車尾氣排放的技術主要包括：源頭控制技術，提高燃油品質，降低含硫量，開發系能源，如甲醇、CH4，改進發動機，改善燃燒過程；尾氣凈化處理技術，尾氣回收處理排放，采用三元催化器處理尾氣。

2.2 煤煙污染排放控制技術。煤炭燃燒產生的煙霧，是導致霧霾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了降低煤煙污染排放，應該采取以下控制技術：燃煤爐灶改造技術，餐飲行業依然采用燃煤加工食品，針對該種現象，應該對燃煤爐灶進行改進，采用石油、天然氣或者電力代替燃煤；燃煤鍋爐改造技術，燃煤鍋爐的煙霧排放量非常大，通過對燃煤鍋爐進行改造，改造成燃氣鍋爐，能夠有效的降低煙霧排放。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空氣環境治理中的霧霾治理工作，是關系到我國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大事，必須高度重視，全民參與，集群策群力，采用多種有效的戰略、技術措施，堅持不懈的做好霧霾治理工作，才能夠見到實效，才能夠呼吸道清新、健康的空氣。

參考文獻

[1] 鄭小京，鄭君君，李超.霧霾逾滲動力機制及臨界態下大氣的治理[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31（6）：753-756.

空氣環境治理措施范文第4篇

1.1礦區地質環境概述淮南礦區是我國重要的煤炭基地，淮南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現有礦井9座，截止2004年9月累計產煤5.262億噸，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淮南礦區位于淮河兩岸，地跨淮南市的五區一縣和阜陽市的穎上縣。礦區處于淮河沖積平原之上，地形平坦，地面標高一般在20～26m之間。區域內水系均屬淮河流域。天然河道流向一般沿區域地勢由西向東，由北向南注入淮河。礦區內除淮河以外，主要河流有西淝河及其支流濟河和港河、架河、泥河、黑河已經人工開挖的有高新河、永幸河、光輝河等。

礦區內淮河防洪與農田水利設施多，農田水系縱橫交錯，基本形成適宜農業耕作的水利網絡。絕大多數耕地夏季種稻，冬季種小麥。

淮南煤田煤層賦存于淮河及其沖積平原之下，第四系松散層厚20～483.5m，由東南向西北逐漸增厚。屬水體下開采的礦區。

礦區大氣降水及地表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年際分布不均，淺層地下水水質良好，水源充沛，補給條件較好，目前礦區利用地下水不致引起地面沉降。

礦區開發引起地表塌陷下沉，擾亂水系，損壞耕地、村莊、河道、提防及其它建筑物受到破壞。礦區開發對地質環境的影響主要為：地面塌陷、固體堆積占地與污染，農業生態環境變化等方面。

1.2地表塌陷淮南礦業集團所屬9座礦井、工業和生活居住等地面設施占地2624.2公頃（39363畝）。

9座礦井礦區總面積為301.12km2，截止2004年9月底開采塌陷面積達62.10km2，占礦區總面積20.59%。其中又有約17.7%為積水區，即積水累計總面積達10.97km2。積水范圍隨降雨量大小而變化。

隨著煤礦開采的延深和規模擴大，塌陷范圍逐漸擴大，據1997年以來的統計，1997年1月至2004年9月塌陷區增加了24.8km2，年增長率為5.15%。

開采塌陷區尚有15個村莊正在或有待搬遷。

開采塌陷區內，地形、地貌改變破壞了水系，影響河堤長度為15.1km，灌溉渠道5.9km，影響鐵路線長度7.41km。

1.3固體堆積物

1.3.1煤礦開采，每年要排放大量的煤矸石，選煤廠也有相當的矸石排放，電廠排放粉煤灰。造成固體堆積物占地和環境污染。

據初步統計，目前現存矸石山（場）23處，占地63.9公頃（906畝），固體堆積物總量為1898萬m3。

1.3.2淮河以南的礦區，煤層傾角較大，多煤層聯合開采，全部煤層開采后下沉量大，一般在10m以上，最大下沉量達18m。塌陷盆地積水深淺不一，農民進行粗放式養魚。可耕地的質量下降，造成農業減產減收。

淮河以北廣大礦區，煤層傾角平緩，基本屬單一煤層方式開采，回采后形成碟形塌陷區盆地，最大下沉量達4.5m，地下水埋深較淺。因此，盆地中間積水，積水范圍大小受降雨量控制，變化比較大，盆地的邊緣下沉量小呈緩坡地仍可耕種，但不宜種水稻，造成農業減產，盆地的邊緣帶與積水區之間，地面坡度大，水土易流失，基本上為棄耕絕收地帶。

1.4地質環境改變對工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的影響

1.4.1對大氣的影響煤礦生產過程中釋放出大量的瓦斯，瓦斯氣是一種有強烈溫室效應的氣體，瓦斯氣向大氣牌坊會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給空氣造成污染。

1.4.2對農業生態環境的影響煤礦開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和矸石堆積導致耕地減少，土地質量下降，農業減產，造成農村搬遷。

1.4.3對城市環境的影響煤礦開采造成地表塌陷，矸石成山，導致市容臟亂差，影響市民生活，制約城市發展。

1.4.4對煤礦企業的影響為了減少村莊和城鎮搬遷，降低生產成本，煤礦企業不得不改變開拓布置方式，甚至放棄準備煤量，影響了煤炭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制約了企業自身發展。

2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原則

2.1以人為本、防災減災所有的地質災害，直接或間接的對礦山職工和礦區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礦山環境治理首先要保證礦區免遭礦山開發誘發的各種地質災害的危害，達到防災減災的目的。

2.2因害設防、綜合治理針對礦山地質環境破壞的特點、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點和關鍵環節，因地制宜、因害設防，采取攔、排、護、整、填、植等方面的綜合治理措施對礦山環境進行治理。

2.3注重效益、分期實施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工程應遵循生態社會效益優先的同時，爭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區別不同的礦山地質環境問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同時根據資金情況、礦山地質環境問題的危害大小、輕重緩急，分期、分階段進行治理。

2.4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相結合礦山環境治理只有將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緊密結合，才能達到礦山環境治理的最終目標。各種工程措施只要配置合理，就能根治地質災害。但其缺點是投資過大，而生物措施恰好彌補工程措施的缺點，其投資較小，能改善小氣候的特點，使其廣泛應用于礦山環境治理中。

3礦區地質環境治理的基本設想

淮南礦區地處華東，是富饒的淮河平原，是我國重要產糧基地，土地十分珍貴。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對地質環境的保護、生態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法規制約。因此，煤礦開采地質環境的恢復引起了各級部門和煤炭企業的重視。塌陷區回填復墾是煤炭企業、地方政府和礦區農民長期以來的共同愿望，不塌陷影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的不良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淮南礦業集團實施礦山地質環境恢復示范工程項目。

實施示范工程的指導思想：治理與開發相結合，變害為利，企業、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緊密合作，中和開發現代化生態企業，建設小康型農村。

“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基本國策。煤礦開采對地質環境的影響和土地的破壞十分嚴重，是一個長期以來未能解決的問題，是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

《環境保護法》、《土地法》和《礦產資源法》等國家法規，都要求礦山開采保護地質環境，實現治理恢復“占補平衡”的最終目標，這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

我們將吸收有關兄弟單位回填復墾試驗的成功經驗，結合淮南礦區的具體地質環境，按照國家的有關法規和技術政策，實施示范工程項目。主要項目有：謝李示范工程，塌陷區回填后作為城市綠化地、改善生態和小氣候；張集示范工程，結合農村搬遷、小城鎮建設、改變農業結構相結合，由單純的種植，變為種植和水產養殖、農魚產品加工相結合的農業結構。

4結論

大部分采掘后遺留下來的廢棄地(如廢石場、尾礦壩等)通過治理與復墾，可再用于農業、林業或作其他護環境和保持自然生態平衡。土地整理和復墾。一方面使被破壞了的土地不要再增加。另一方面，對已經被破壞了的土地盡快地進行復墾造田、綠化植被、恢復生態平衡和保護自然環境，使已廢棄的土地重新恢復利用，發揮出更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各個礦山由于礦石類型、賦存條件、開采方式、地質環境容量的不同，對礦山地質環境的破壞程度不同，因而治理方法、治理措施、治理思路應結合礦山實際情況確定。

空氣環境治理措施范文第5篇

近日，《西部資源》記者從突泉縣國土資源局獲悉，興安盟突泉縣長春嶺煤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項目于2011年3月14日開工，由興安盟國土資源局主管，興安盟突泉縣國土資源局負責實施。過程中嚴格控制工程質量和專項資金的使用，并成立長春嶺煤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項目工程指揮部和長春嶺煤礦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領導小組負進行施工管和施工質量監督。

內蒙古興安盟突泉長春嶺煤礦（以下簡稱長春嶺煤礦）始建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由多個小礦井組成，均為地方國有小煤礦，設計生產能力2～3萬噸/年，實際生產能力1～2萬噸/年。由于生產虧損、資源枯竭等原因，相繼閉坑停辦。到1991年8月，該礦所有礦井全停產關閉，礦權隨之滅失，目前無責任主體。

長春嶺煤礦建礦初期，在重生產煤炭資源、輕保護地質環境的粗放式經營思想指導下，采煤造成諸多礦山地質環境問題，其中廢石（矸石）堆、塌陷坑等占用破壞土地植被資源。由于廢石（矸石）堆、塌陷坑均分布在村莊周圍及耕地中，對地貌景觀及耕地造成極大破壞；同時部分廢棄物顆粒細小，可隨風飄揚，成為侵襲附近村鎮的沙塵物源，致使礦區空氣污染，土地退化，嚴重影響了周圍居民的生產和生活質量，給周邊群眾和農田造成了極大損害。另外，塌陷坑對周邊居民的生產及生命財產安全也構成威脅。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長春嶺煤礦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迫在眉睫。

根據當地氣候特征、土壤植被類型以及地質環境條件，本著以人為本，因地制宜，從根本上改善礦區的地質環境，恢復生態植被，實現地質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雙重目標。該礦山治理項目領導小組組長丁杰向《西部資源》雜志記者透露，“三個到位”是該項目得到順利實施的法寶。資金到位。在內蒙古國土資源廳和財政廳的支持下，工程總投資達300萬，資金的到位確保的了硬件的到位；監管到位。在礦山地質環境治理領導小組全過程監控下，突泉縣國土資源局指派專人常駐施工現場負責各部門的協調工作。施工部和監理部派出有經驗的管理人員和監理工程師常駐施工現場，對施工的質量和進度進行監管，各部門還建立健全質量管理保障體系，做到層層負責，嚴格把關；措施到位。突泉縣國土資源局從多方面進行了施工管理：整個施工過程中嚴格按照施工技術規范和質量檢驗標準要求進行施工，認真貫徹執行工程質量的自檢、互檢、專檢和工程質量否決制度。

有了這“三個到位”作保障，目前該項目已基本完成，5月末將聘請突泉縣草原站技術人員指導播種。治理區種植綠化后，既可蓄水保土防風固沙，又可凈化空氣，不僅有利于人的身心，還美化了環境、平衡了生態。同時推動了農牧業生產，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

〖一句話新聞〗

■ 制定未來五年工業發展指導意見時提出，“十二五”內蒙古將積極推動中小企業、非資源型產業、富民工程一體化發展，加快“一煤獨大”向“多極支撐”的轉變。

■ 5月份內蒙古生產原煤8270萬噸，同比增長50%。今年首五個月，內蒙古生產原煤3.7億噸，同比增長36.6%。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公布。

■ 甘其毛都口岸是中國、蒙古國能源大通道。

■ 國家能源局綜合司副司長王思強近日說：全國10家大型煤炭、電力企業和秦皇島港等8個港口企業將開展首批煤炭儲備試點，計劃儲煤500萬噸左右。

■ 近日召開的山西省煤炭工作會議透露，山西省今年擬產煤7.8億噸，全行業投資7700億元人民幣，煤炭行業礦井和非煤項目投資1100億元人民幣，占到全省投資的1/7。山西將堅持煤炭工業的支柱地位不動搖、進一步推進煤炭行業秩序的整頓規范、腳踏實地推動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

■ 包鋼搶占內蒙古風電用鋼市場，銷量本區占有率60% 。

■ 不久前，我國第一口超千米頁巖氣調查井在貴州省岑鞏縣羊橋鄉順利開鉆,鉆探的目的是獲取研究區內下寒武統富有機質頁巖地層的礦物巖石、有機地化、地球物理和頁巖含氣性等系列參數，為開展頁巖氣資源潛力評價和有利區優選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