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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第1篇

2、陂塘工程：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勢，經過人工整理的貯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統 ：隋、唐、宋時期，水利建設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規模興修尤為突出；

4、海塘工程：自漢、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為防御潮水災害而開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開發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第2篇

款州的農業經濟在唐代有了超邁前代的發展。不過款州的農業經濟并不主要表現在稻作農業的發展上，而是表現在以茶葉為主的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上。

歇州以丘陵、山地為主，“新安為郡，在萬山間，其地險陋而不夷”①，“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②，便是對該區自然環境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山間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固然宜于植稻，唐詩中也有“稻熱瓜累歲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記載。不過總的來講，山多地少，糧食的種植面積不大。多山的地理環境固然限制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卻為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提供了理的場所。歇州人民揚長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間廣種茶樹，因此在中唐以后，款州境內茶園廣布，成為唐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茶產地之一。

歇州的茶葉主要產于委源、祁門二縣。陸羽《茶經》云:“款州生婆源山谷，與衡州同”;楊嘩《膳夫經手錄》亦云:“姿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賦稅所人，商賈所資，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顧諸茶品之亞列。”祁門茶在《茶經》中未載，不過唐人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間門記》中給我們留下該地產茶的重要記載，該文云:“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余戶，其疆境亦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資銀婚增素求市，將如上材料表明，祁門、嬰源茶區具有面積大、業茶眾、茶葉產量多、制作精的特點。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環境，促使當地的農民不得不即山樹茶，仰茶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的景觀，這表明祁門、嬰源一帶植茶面積廣，業茶人數多。

“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婆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說明祁門、婆源出產的方茶，制作技術高，質量好，在當時已被茶商視為茶中精品。唐人楊嘩在《膳夫經手錄》中根據各茶區產茶多少和質量高低，把唐代茶葉分為“以多為貴”和“少而精者”兩類。根據他的劃分，蜀地新安茶、饒州浮梁茶等以多取勝，而款州產茶區則屬“少而精”類。其實，這一劃分并不能使人信服，僅從張途對祁門一地的記載來看，祁門茶不僅在質量上為浮梁諸茶所不能及，就是在業茶之眾、植茶之廣、產量之多方面，絲毫也不亞于浮梁，“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足資說明。

其次，祁門、姿源一帶已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茶葉生產種植區，已出現了以種茶為生的專業種植戶—茶農。祁門、婆源縣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環境宜于種茶，卻不適于植稻，因此這里的人民即山樹茶，以此為生，這表明兩地的茶葉種植基本上和糧食生產分開，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部門。據張途記載，祁門一縣是有5400余戶，卻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從事茶葉生產。即是說，這里已有40()0戶左右的種茶專業戶。一戶若以6口計③，即有24000多人在從事專門的茶葉種植和茶葉生產制作。在唐代，以植茶為生的并不限于款州的祁門、婆源二縣。事實上，至遲在中唐以后，江淮產茶區的農戶“作業多仰于茗茶”。文宗大和年間(827年一835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生”④。開成五年(840年)十月，鹽鐵司上奏亦稱:“江南百姓為業，多以種茶為生。”⑤可見，中唐以后，在南方重要的產茶區內，至少有一部分地區已開始了茶葉的專業化生產，而這種現象只不過在款州的祁門、姿源二縣表現得尤為明顯罷了。隨著茶區專業茶農的日漸增多，在唐代戶籍中又增添了“園戶”這一新名稱，這無疑是專業化茶葉種植區形成的反映。

再次，隨著茶葉專門化種植區的形成，祁門、婆源一帶的茶葉貿易也有了較大發展。茶葉是唐代新興的一項大宗商品，說它是商品，是因為茶農生產它，主要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投放市場出售交換。這樣，茶葉生產與市場交換自然便聯系了起來。這種為市場交換需要，以獲取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必然會推動茶葉貿易的發展。所以，每到出茶時節，以求利為目的茶商們不遠千里，不畏辛苦，絡繹不絕地前往茶區購茶。這勢必會在產茶區一帶形成以交換茶葉為中心的地方市場。“倚溪侵嶺多高樹，夸酒書旗有小樓。”⑥湖、常兩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這樣一個因交換茶葉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獻中，祁門、婆源茶區雖無這樣的地方交換市場的直接記載，但從“每歲二三月，(商人)賈銀絡增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祁門)，

“商賈所資，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婆源)的記載來看，這里業已形成了交易茶葉的市場。茶葉貿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區，一下子變成了熱鬧非凡之地，這對山區地帶的經濟開發，無疑是具有極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動作用的。

商人“貴銀絡增素求市將貨他郡”，說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購茶葉的情況。其實，祁門、婆源一帶本地茶商販茶到其他地方，也為數不少。茶農既以種茶為生，他們是商品生產者，同時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門、姿源地區山多地少，糧食不能自給，而“業于茶者七八矣”的茶農“給衣食，供賦役”又全仗茶茗了，為了維持生存，交納賦稅，擴大生產，他們必然會想方設法把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迅速投放到市場上出售，以換取他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因此，這里的茶農其中必定有一部分專門從事茶葉販運。祁門、婆源地區的茶農固然是屬于小商品生產者，但也不排除他們中間的少人在制茶、販茶過程中發財致富，隨其資本的不斷增大，逐漸成為擁有雄厚實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門縣令陳甘節修治好間門溪后，“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⑦這里的“居民業舟”表明，祁門茶區從事茶葉外運的本地商人當擁有一定數量。楊嘩稱婆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姿源方茶既然遠銷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當部分是當地茶商販運去的。據記載，唐末五代初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禁江南茶商無得人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為茶，弩之。”⑧既然婆源方茶早已遠銷幽薊，那么劉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無得人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姿源茶商。明清時期，徽商十分活躍，有“無徽不成商”，“賈人幾遍天下”之說，其實他們的前輩歇州茶商在中晚唐時就已相當活躍。

祁門茶葉外運主要是走水路，從間江上游的間門溪(祁門水)出發，然后溯間江西行至都陽湖再人于長江。《祁門縣新修間門溪記》云:“縣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間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疊嶂積石而下，通于都陽，合于大江。其濟大利物，不為不至矣。”《新安志》卷一《風俗》載:“新安，故秦二縣(黔縣、款縣—引者)，在山谷間，地廣遠。……祁門，水人于都，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給。”《新安志》為南宋歇縣人羅愿編撰。如上材料無疑是宋代祁門地區土產外運以交換米糧情況的反映。唐代的情況是否也如此呢?這里我們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門一帶已形成了茶葉生產的專業種植區，茶農們靠茶葉生產“給衣食，供賦役”。而該地的糧食生產不多，需要從產糧區大量運人方能自給。在唐代，江南地區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稻作生產技術的進步，使糧食的畝產量大為提高。這樣，農民就有更多的余糧投放市場交換，因而進人流通領域的糧食數量較前代大為增加。進人流通領域進行交換的糧食，除流向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糧食不能自給的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而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這里主要是指茶葉專業生產區)的形成和它對糧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會導致和促進糧食商品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宣歇產茶區的人民把所產的茶葉大量外運以換取米糧，長江中下游產糧區的糧食也不斷流向宣款山區，這在唐代是有史可證的。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盧坦出任宣歇觀察使。當他到任之時，正逢該區發生旱災，糧價驟長，屬下有人建議抑米價救饑，盧坦卻不以為然。他說:“宣款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⑨”于是放開米價，“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糧商在款州特別活躍，這與該區農民多以種茶為生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當有極大的關系。就祁門縣而言，進人該縣的糧商多是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江西商人，因為這里的水上交通便利，他們順閻江而下便可直達祁門。產糧區的糧食大量流人經濟作物種植區，反映了農業生產領域不斷在向專業化、區域化方向發展、邁進，標志著農業領域內商品生產和社會分工有了較大的發展。馬克思說:“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⑩，“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⑧祁門等地以茶葉生產為主的專業化區域的形成，顯然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是唐代農業領域內商品經濟發展的集中體現，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地商品性農業的發展，無論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前代。

款州的手工業在唐代也有了顯著發展，除制茶業外，還表現在制墨、制硯、造紙、竹編、漆器、麻織、釀酒等手工業部門中，其中以制墨、制硯為中心的文具制造業在全國皆處于領先地位。

1.制墨業。墨是重要的書寫工具之一，從其制作的原料來看，可分石墨、松煙墨、油煙墨等種類。石墨是一種“悉如墨”的山石，《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載:“黝縣，本漢舊縣(即黔縣)，縣南有墨嶺，出墨石。”《舊唐書·地理志》記載了黔縣得名的由來:“黔縣，縣南墨嶺山出石墨，故也。”《太平御覽》卷五四《地部十九》引唐人《款州圖經》云:“黝縣有墨嶺，上有石如墨色，軟膩，土人取以為墨。”《新安志》卷五《黔縣·古跡》亦云:“石墨井，在縣南十六里，《方輿記》云墨嶺上出石墨，土人采之以書，采處成井。”可見，歇州黔縣一帶很早就知道使用石墨作書了。

據文獻記載，秦漢時曾一度流行石墨，到魏晉之時逐漸被松煙墨所取代。歇州山多美松，為該地制墨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質原料。中唐后這里的制墨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大規模的發展卻始于唐末，這與北方制墨工匠李超、李廷硅父子南來有較大關系。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二之造》載:“江南黔款之地，有李廷硅墨尤佳。廷硅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睹款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陸友《墨史》卷上亦載:“(李)超與其子廷硅，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歇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

河北易水在唐代是全國著名的制墨中心，這里有許多制墨大家，李超、李廷硅父子便是其中之一。唐末因躲避戰亂，李氏父子來到江南歇州，把北方先進的制墨技術帶到了這里，對于推動當地制墨業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大約李超在款州制墨之始，數量不多，但制作精，質量甚佳。徐銥稱“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后用李氏墨無及此者”⑩。后來規模不斷擴大，制墨之精稍不如前。“唐末陶雅為款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之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大約到了李超之子李廷硅時，由于改進了制墨生產技術，墨的質量大為提高，李氏之墨遂名冠天下。據宋人何遠《墨記》載:“余為兒時，于彭門寇釣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硅、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硅殘壁，璨然滿目。其廷硅小挺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間視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足見其質量之高。所以宋人蔡襄在評品天下名墨時以“廷硅墨為天下第一品”。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李氏之墨在唐末已名顯于世，到南唐宋時，已成為墨中精品而名揚天下，時有“千金易得，李墨難求”之說，故宋人稱“墨出于款之黃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硅父子，自南唐以來貴之”⑩。

2.制硯業。款州是唐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制硯基地，也是全國制硯業的中心之一。款硯產于姿源龍尾山，《新安志》卷一O云:“婆源研，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者。后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琢為研，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款守獻研，并薦研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摧為研官，令石工周金師之，其后匠益多。”從如上記載可知，婆源龍尾硯的制作、生產始于玄宗開元時⑥。獵人葉氏逐獸山中，將所獲之石“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說明款硯質量頗高。不過當時款硯的制作僅限于葉氏家中，數量有限，在社會上影響不大。后來葉氏的子孫獻硯于婆源令后，

“由是天下始傳”，說明唐后期款硯已開始了大規模生產。1976年，在合肥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箕形歇硯，石質細潤，色澤清純，墓碑上所刻時間為唐開成五年(840年)，說明唐后期歇硯已很流行，廣為人知了。婆源龍尾石紋色有螺紋、眉子、金星和銀星幾大類，李之彥《硯譜》云:“款硯，出于龍尾溪，以金星為寶。”據陶毅《清異錄》記載，五代后梁初，梁太祖朱溫賜宰相張文蔚等三人“龍鱗月硯”⑩，就是款州生產的一種較為名貴的金星硯，說明唐末五代初年，款硯已作為貢品進貢到中原朝廷去了。到南唐李后主時，在款州設立制硯作坊，由研官專門負責生產，從此款硯名聲大噪，譽滿天下。

3.造紙業。宣款地區造紙業最發達之地當推宣州，開元時宣州所造的案紙、次紙就被列為貢品。天寶二年(743年)在長安廣運潭展覽的宣城郡船上就有人貢的宣紙。款州的造紙業晚于宣州，歇紙前期不人貢，后期人貢，《新唐書·地理志》載“款州貢紙”。《新志》土貢內容反映的是長慶以后地方人貢的情況，說明唐后期款州造紙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到南唐時，款州生產出了名聞天下的澄心堂紙，《文房四譜》卷四云:“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洪適((款硯說》亦云:“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硅墨、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

4.竹編業。款州地處山區，竹類資源豐富。竹既可用來建造房物，又可用來編織扇、覃等生活用具。款州竹覃生產歷史悠久，南朝蕭梁時，款令仲文秀“令民先輸六尺覃”，竹覃已成為當地的著名產品。款州竹覃主要產于休寧，《新安志》卷二《敘物產》稱“覃出于休寧，所從來久”。人唐后，款州竹覃做工更加精細，不僅是市場上享有盛譽的商品，而且也作為貢品入貢朝廷。《通典》卷六載新安郡“貢竹覃一合”，《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亦載款州“元和貢竹覃”。

5.釀酒業。款州的釀酒業在唐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太平廣記》卷二四引《續仙傳》云，新安款人許宣平以販賣柴薪為生，常自吟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杜牧《款州盧中垂見惠名醞》云:“誰憐賤子啟窮途，太守封來酒一壺。”杜牧既然把款州太守寄來的酒視為“名醞”，想必此酒在當時已享有盛名。晚唐時，款州酒已作為地方性名酒人貢。凌應秋《沙溪集略》卷四載:“唐朝凌榮祿，字子貴····一日遇異人于溪上，邀至家，以酒待之。異人欣然，授以酒方，指地鑿井日:汲此水，依方造之，其味自佳……試之，果驗。唐光啟元年(885)以方進，蒙賜金帛而歸。”程尚寬《新安名族志》后卷亦載:“款縣沙溪，在邑北十里，款州判官之十世孫日(凌)榮祿，得異人授以酒方甚佳，光啟初進于朝，賜金帛歸，遂名里社為‘皇富”’。

6.漆器業。款州山中多漆樹，漆成為當地著名的土產。劉津《姿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稱款州“其諸膠漆之財，玉帛之貨，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紀也”。《新安志》卷二也說“佳漆則諸邑皆有之”，說明漆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作物在款州山區已有廣泛種植。據文獻記載，款州“山民夜刺漆，插竹覽其中，凌曉涓涓取之，用匕刮筒中，碟碟有聲”⑥。所記雖是宋代取漆情況，估計唐代取漆與此不會相差太遠。

7.麻織業。款州山地宜于種麻，早在東晉南朝時，麻的種植就很普遍。梁武帝時，新安太守任防就吟出了“兀茂麻麥盛”⑩的詩句。人唐后，款州種麻更盛，麻織業相當發達。唐代在產麻區調布，“江南道潤州調火麻，余州并以經布”，這里自然包括歇州在內。《唐六典》卷二O《太府寺》把唐代主要產麻區的麻布按其質量的高低分為九等，款州所貢的竺布列為第七等。唐后期，款州麻織業在前期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載歇州“開元貢麻布”，“元和貢細竺布”，估計在元和時敦州的麻織品在質量上有了較大的提高。

此外，歇州的礦冶業在唐代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新唐書·地理志》載績溪縣“有銀、有鉛”。《新安志》卷五《績溪沿革·山阜》載:“大郭山，在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初，周百五十里……舊出銀、鉛，唐天寶四年嘗采。”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第3篇

一、少數民族音樂藝術的社會價值

（一）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溝通交流

在各民族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生活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多數民族都具有本民族的內部語言與風俗習慣。語言的民族性與風俗的地域性在客觀上阻礙了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音樂作為一種通俗的情感表達方式，音符的律動中能夠傳達出喜、怒、哀、樂等情感特征，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與流通性，在文化交流與傳承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橋梁作用。

江蘇民歌《茉莉花》在國際舞臺上具有重要的影響，在“97”和“雅典奧運”中均響起該民歌的旋律。盡管外國聽眾不了解該歌曲的具體內涵，但透過細膩優雅的曲風，傳遞出了新穎悅耳的美感，一幅江南水鄉的水墨圖景仿若近在眼前，音樂的獨特力量由此可見非比尋常。少數民族音樂同樣在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發揮了橋梁作用，通過其音樂藝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去認知少數民族的悠久歷史與獨特風情，開始去理解少數民族同胞的艱辛的發展史。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音樂在我國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過程中的確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為民族團結與和諧發展貢獻了力量。

（二）體現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少數民族音樂在發揮著文化交流橋梁作用的同時，也是識別某一民族群體的標志。蒙古族的《嘎達梅林》、維吾爾族的《達坂城的姑娘》、朝鮮族的《阿里郎》均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獨具特色的音樂藝術，由此也成為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標識，它記錄了本民族的歷史進程，概括了全民族的情感體驗，促進了本民族的文化流傳，增強了民族內部的凝聚力。

在少數民族文化的流傳過程中，音樂藝術更像是一種傳遞民族文明與民族歷史的承載者。某一民族的起源、遷徙、歷法、祭祀、斗爭等活動，在民族音樂藝術中均有鮮明的體現。它同時也融合了該民族的倫理道德標準、社會組織結構、民族理想目標、日常生活場景等內容，折射出了少數民族對于情感與生活的基本認識與共有觀念。每當同族兄弟姐妹手拉手縱情歌唱時，全民族的理想與向往也得到了抒發與謳歌，音樂凝聚情感的作用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二、少數民族音樂藝術的經濟價值

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對外發展過程中，地域性的音樂藝術作為文化的傳承使者，在促進本民族文化繁榮的同時，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與投資者，從而拉動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由于歷史與地理位置原因，作為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地的西部地區，其經濟發展與中東部地區相比較為滯后，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加快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上了議事日程。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落實與實施，西部地區圍繞著自身優勢資源，借助國家政策的“東風”，使得自身的經濟發展步入了快車道。

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其優勢資源頗為廣泛，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均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在人文資源之中，少數民族音樂藝術由于具有自身的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因此對其進行市場化的開發與利用，可以為少數民族的貧困落后地區謀一條有效地長遠發展之路。在經濟開發過程中，少數民族藝術不僅可以得到更為完善的傳承與發展，保證少數民族的獨立性與民族地位，也能為本民族地區創造巨大的經濟收益。

以云南省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為例，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數量最多的省級行政區，人口超過5000人的少數民族就多達25個。絢麗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為云南省的經濟文化建設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在云南省建設文化大省的具體目標中，少數民族音樂的弘揚與傳承被列為重中之重。以《云南映象》為代表的優秀少數民族音樂藝術作品，在全國范圍內引發了巨大的反響。以“納西古樂會”為代表的民族特色音樂展示活動，吸引了國內外的大批游客，大幅提升了當地的經濟收益。一系列的事實表明，少數民族音樂藝術蘊含著豐厚的商機與利潤，其自身具有巨大的資源效益與經濟價值。做好少數民族音樂藝術的弘揚與傳承工作，是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第4篇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地區經濟的發展已經擺到全國及國際經濟的舞臺上，每個地區都需要尋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格局之中，并在區域及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開發區有比較好的經濟基礎，擁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并形成了較為密集和配套程度較高的產業群，這為開發區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融合進程的加快，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又掀起了新一輪的浪潮，這為開發區企業的發展提供難得的契機。目前，開發區企業依靠本土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已探索出適合自己發展的經營模式和成長道路，面對區域競爭的加劇和國外企業及產品的沖擊，開發區企業如何抓住世界產業轉移的機遇和利用自身的區位優勢，實現進一步發展是面臨著巨大問題。當前，工業化和城市化已經成為開發區經濟發展的主題，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是我們的趨勢，企業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歷史機遇，實現規模、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在增強開發區經濟發展后勁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為加快開發區企業的發展步伐，使企業在開發區有更快更好的發展，我們對開發區企業發展現狀進行全面、深入調研，目的在于全面掌握開發區企業的發展狀況，總結開發區企業發展經驗和分析開發區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結合其它開發區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明確開發區企業發展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促進開發區經濟大發展、大提高。尤其在品牌戰略、土地使用和園區帶動發展等方面展開分析，為開發區企業進一步發展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和意見。另外，此次調研也為建立健開發區企業數據資料做基礎性工作。

本報告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大量的數據，重點闡述開發區企業的發展現狀，展現開發區企業發展的全貌和特點；第二部分，通過分析開發區企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闡述開發區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明晰企業面臨的挑戰和競爭態勢，為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和思路提供依據；第三部分，利用國家和地方政府大力發展地方經濟的契機，結合開發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為解決開發區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創新性和可操作性政策建議和對策。

第一部分：開發區企業現狀

一、開發區企業概況

截至12月，開發區企業431家。從資金總量來看，企業注冊資本達到151億元 ，注冊資本在100萬元以上的有140多家，注冊資本在1000萬以上的有33家，注冊資本在5000萬以上的有5家，超億元的集團公司有3家。開發區實現產值125.3億元,年產值超過5000萬元的民營企業33多家。從上繳稅收看，開發區企業納稅總額為3.12億元，占南潯全區稅收總收入的37%。從提供的就業機會看，開發區企業從業人員合計為2萬人。開發區企業出口額為5012萬美元，占全區貿易出口總額的27%。從行業分布看，制造業是企業涉足的主要行業；從科技實力來看，開發區企業科技企業達到73家，實現產值23.65億元，經過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有8家，占開發區企業科技企業總數的11% 。

從98年以來，企業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近6年間企業數年均增長率在10% 左右，新增企業迅猛增長，截至12月，開發區企業總數達到431家，其中，到，新增加企業近150家，總投資高達40466萬美元。

二、企業注冊資本情況

注冊資本普遍較低，注冊資本在500萬以下（含500萬）占開發區企業總數的85.8%，其中，100萬以下占了67%，100萬-500萬占18.6%；500萬-1000萬之間占開發區企業總數的8.1%；注冊資本在1000萬-5000萬之間占開發區企業總數的6%；注冊資本在5000萬以上的只占開發區企業總數的1.2%。從分析可以看出，企業還是以中小規模為主，注冊資本在100萬元左右的占據開發區企業80%左右的比例，說明開發區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注冊資本在5000萬以上的只占開發區企業總數的1.2%，這我們的經濟總量不符。從行業結構來看，開發區企業的經營范圍覆蓋了行業，具體包括農林牧漁業、制造業、物流運輸業、房地產、建筑業、及服務業和其它行業。其中制造業合計占總數的90%。

三、開發區企業特點

1、行業性強

開發區目前已經形成木業、電機、電子、電梯、通信電纜、輕紡等幾大支柱產業。尤其是木業行業迅速崛起給南潯帶來了很好的市場知名度，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開發區目前擁有木業企業111家，其中規模企業20家；木業企業實現產值40億元，占據開發區經濟總量的32%；已有一部份企業脫穎而出，在地板行業有較高的知名度，規模集聚趨勢明顯；尤其是在實木地板方面壟斷了全國市場的

60%之多。電機、電子行業在出口經濟總量中占據半壁江山。2、高附加值產品少，大多企業的產品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品，技術含量低，市場抗風險能力弱。

3、企業的外向型經濟總量不夠

雖然開發區企業依賴優越的地理位置，在加工、制造企業中涌現出一批外向型企業，利用低成本優勢不斷開拓海外市場，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效。產品已拓展到香港、東南亞、澳洲、歐盟、美國、日本、東歐、中東、非洲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是開發區企業出口額僅為5012萬美元， 只占開發區生產總量的3.3%。

四、開發區企業對南潯發展貢獻

開發區企業對南潯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成為南潯經濟發展新的亮點。據統計，企業納稅總額達到3.12億元，占全區稅收總收入的37%，提供就業2萬個。不僅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問題，而且成為科技創新的新銳。截至底，開發區企業431家，實現產值125.3億，經過認定的高科技企業有8家，占南潯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29%。在出口創匯方面，開發區企業也發揮積極的作用，開發區企業出口額為5012萬美元，占全區貿易出口額的27%。開發區企業已經成為南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南潯區整體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推進我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發揮重要影響，促進社會協調發展，提高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給南潯及周邊帶來了新觀念、新思路，促進了南潯市場經濟繁榮與發展。

一、國際及周邊環境分析

1、國際經濟環境

世界經濟在經歷連續三年的不景氣之后，目前終于顯露出加速增長的勢頭。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今年世界經濟的增長率為4.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經濟有出色表現：美國商務部公布的四季度gdp年增長率為3.6％；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產業調整和轉移掀起新一輪浪潮， “中國制造”已經席卷全球的任何角落。開發區依賴區位和地緣優勢，在世界產業轉移和產業調整中迎來空前的發展機會。

2、國內宏觀經濟環境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持續向好，今年國內生產總值有望維持在8.5%左右的增長水平，投資、消費和出口均保持旺盛的增長勢頭，尤其是民間投資的活躍，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新的引擎。工業增長速度繼續回升，消費物價指數也出現回升勢頭，進出口保持良好運行態勢。這一切意味著宏觀經濟健康、持續、良性的發展狀況。

二、南潯開發區自身環境分析

1、南潯開發區與先進地區的發展差距

與先進地區經濟發展的態勢相比，南潯開發區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定差距。盡管發展速度迅猛，但在產業規模、產品檔次、核心技術、企業經營管理以及品牌戰略方面還處于較低發展階段。目前南潯開發區企業規模和產品檔次較低，未能創造一些在國內外有影響、有知名度的企業或產品名牌；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較弱，擁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少。

2、南潯開發區后發優勢

（1）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

浙江南潯經濟開發區位于浙江省北部湖州市南潯區，規劃面積34平方公里。地理坐標為北緯30°52′- 30°53′，東經120°25′-120°26′。位于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州、寧波等大中城市組成的長三角經濟圈之中心，江蘇-浙江兩省交界處，東與江蘇省蘇州市接壤，南與杭州相望。南潯經濟開發區現有人口20萬，其中常住人口10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87元/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6700元/年，經濟科技信息靈通，地理優勢十分明顯。浙江南潯經濟開發區是1993年12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首批批準設立的經濟開發區，也是國務院僑辦批準的全國三個華僑投資區之一，享有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各項優惠政策。

（2）發達的交通網絡

南潯經濟開發區既面向國內經濟最為發達的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圈，也可面向國際市場。驅車從南潯經濟開發區出發，到附近主要城市上海、杭州、蘇州的港口、機場時間均在1小時20分鐘以內。南潯背靠大中城市，輻射華東平原，又處于“200公里公路運輸半徑”的中心，在南潯投資設廠既有輻射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大中小城市之便利，又有利用上海吳淞港、寧波北侖港、嘉興乍浦港，將產品直接出口海外之優勢。

位于長三角中心地帶，交通便利，318國道穿區而過。在建的申一蘇一浙一皖高速公路穿境而過，建成通車。

（3）密集、配套程度高的產業群

經過10多年的開放和經濟發展，開發區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商品化、市場化程度非常高，并聚集了大批加工、制造業的產業群，形成了完整、高度配套的各行業的產業鏈條，為企業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產業基礎。

3、南潯開發區企業的成長空間

盡管開發區發展速度迅猛，但在產業規模、產品檔次、核心技術、企業經營管理以及品牌戰略方面還處于較低發展階段，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完善的基礎設施、處于市場前沿和鄰近上海的優越區位經濟等優勢。可以充分利用與先進地區企業在技術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水平的差距，通過學習模仿先進地區的技術、管理、體制安排等成功發展模式，節約時間和降低成本，實現區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三、開發區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1、企業土地使用難 地價高

南潯開發區經濟是典型的加工、制造型經濟結構，這種類型經濟的特點是需要大量的土地投入，在國家政策宏觀調控下開發區土地越來越稀缺的狀況下，地價上漲，用地難問題就越顯突出。盡管企業可以依賴敏銳的市場反應能力和靈活的經營管理機制捕捉到許多發展機會，但由于找不到合適的土地，無法擴大生產規模，制約企業規模經濟的發揮，使企業錯失難得的發展機會。

2、企業信用體系欠缺 融資困難。

企業由于規模普遍較小，在目前國家缺乏相應的信用體系保障下，根本無法獲得銀行貸款。這制約了開發區企業的成長、壯大。開發區企業一方面平均規模較小，有的還因為房地產手續不全等歷史遺留問題，均無法達到銀行要求的貸款條件；另一方面，貸款需求額度小，需求頻率高，提高了銀行經營成本，所以難以獲得銀行貸款。

3、企業品牌缺失 產品附加值不高

盡管南潯開發區企業發展迅猛，產值不

斷提高，但是，我們擁有全國及國際影響的企業和品牌很少，產品質量和檔次較低，即使具備一定規模的加工、制造企業，由于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和競爭力，大多數產品都在抵檔市場徘徊，利潤很低，產品附加值很低。這樣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也影響了南潯開發區區域經濟特色的樹立。對比其他發達地區知名品牌的集合效應給地區經濟帶來的影響和效益，南潯開發區在培育品牌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4、企業人才缺乏 企業發展后勁不足

人才是企業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企業的競爭說到底還是人才的競爭。但南潯開發區企業由于規模、信用等原因，在引進人才方面受到與國有、外資不平等的待遇，政府應該給企業在人才引進、戶口、子女入學等方面給予同等的政策。另一方面，還是企業當家人的思想意識不夠，在南潯開發區的企業中公司，沒有一家有象樣的人力資源部門，在對員工管理和績效考核上存在憑感覺，沒有學會用科學的測評工具來解決問題，造成企業難于留住人才，特別是企業急需的技術、管理類人才欠缺，造成企業發展后勁不足，影響南潯開發區企業的長遠發展。

第三部分：開發區企業如何做大做強幾點建議

按照“開發、開放、合作、互利、互惠、共贏”的方針，“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全面開拓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一、開發區企業的發展思路

發展我區企業要以優化政策、政務、法制、市場、輿論環境為突破口，創造經濟大發展的有利條件；以科技型、外向型、吸納下崗職工就業型和農產品加工型企業為重點，扶持企業加快發展；以體制、科技、管理創新為核心，全面提高經濟的整體素質。

1、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按照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關于比較優勢原理和自生能力的定義，企業包括民營企業是無須刻意培養和扶持的，那些真正好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只要充分尊重它的創業精神和創業權利，只要給它創造足夠開放的市場環境，提供足夠公平的競爭條件，它是能夠經受市場風險的考驗的。借用一句民營企業家的話，民營企業只要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雨露就滋潤，其實政府不要遮住民營企業應享有的陽光和雨露，它就能茁壯成長、做大做強。相對于發達地來說，南潯開發區企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管理水平不高，體制落后、品牌缺失等，而這些問題往往成為我們在市場準入、投融資等方面有意無意地給企業設置障礙的重要理由。就是對于規模不同的企業，我們也習慣于扶強扶大，而對于中小規模和處于成長期的企業重視、關心不夠，對他們存在的困難沒有熱心解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企業都是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大有大的規模效應，小有小的靈便機動，任何企業都會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對于企業自身問題，政府應該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和政策。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環境，這是我們必須做好的工作。

2、政府在企業發展中角色定位

這就要求政府必須“管得住”自己，對自己的角色歸位有著清醒的認識，該管的管，不該管的就不要插手，華裔著名經濟學家錢穎一曾經在《論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詳細論述過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問題，指出了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不應干預。政府一方面要“無為”，思想上放膽，政策上放活，管理上放手，并自覺地從一般性的競爭性領域中退出來，讓企業在更廣闊的空間大顯身手；另一方面要“有為”，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服務水平，幫助企業去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與國際接軌。政府著力營造企業創業與發展環境，形成全社會鼓勵、支持創業和發展的環境和文化氛圍；增強政府對企業的服務水平和層次，改善政務環境；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建立企業信用體系，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推動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合作。

3、創造一個有利于企業家生長的環境

在經營活動中，企業家作為一種戰略性資產，是培育維持企業核心價值觀的承擔人，他激發創新能力，推動知識共享，承擔不可還原性投資，是使土地、勞動力、資本三大生產要素有機結合而創造社會財富的第四大要素，企業家能力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決定著企業的發展速度和興衰。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在其著作中企業家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他敏銳的指出，企業家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造就更多有活力的企業，在促進地區經濟總量增長、帶動就業以及技術進步等方面深刻地影響了經濟發展。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工作重點應主要落在如何搭建好一個促使優秀企業家脫穎而出的舞臺上。

二、南潯開發區企業發展目標

加南潯開發區企業的出口力度，增強南潯開發區經濟自我發展能力，降低對外資經濟的過分依賴度，實現南潯開發區國民經濟的綜合性、平衡性、持續性發展，把目前開發區年產值超5000萬元的30多家企業培育成年產值億元的15家、5 億5家 、10億2家，使開發區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企業發展任務

鼓勵企業運用資本擴張和企業合作等手段迅速做大做強；積極推動建立以大中型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幫助中小企業提高創新能力，支持企業創立自主知識產權和開展品牌經營；加強人力資源、財務、質量和市場管理，引導企業家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開拓視野，轉變經營理念，建立現代化的管理體制和機制。進一步降低生產企業申報進出口經營資格的條件、進一步簡化審批手續、放寬限制、鼓勵企業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為守法經營的進出口企業提供通關便利、進一步提高檢驗檢疫管理服務水平、加快企業出口退稅進度、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加強業務培訓以及建立督察和通報機制。

四、對開發區企業發展的建議

1．充分認識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制造業龍頭企業作為開發區的主要經濟增長點，在調整產業結構、制定產業政策中切實加以體現。政府要加強宏觀調控，加大扶持力度，創新機制，營造環境，搞好服務，為制造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土壤、溫度和水分”。

2．進一步擴大開發區制造業的生產規模，使其生產總量和人均產出水平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以在整個經濟增長中保持相當的貢獻份額。首先要制定規劃。既要制定總體發展規劃，還要制定優勢行業、重點產品的專項規劃。注意防止片面追求數量、搞低水平重復的傾向，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復轍。其次要優化結構。在保持相當數量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同時，大力培育和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改善企業組織結構，提高產業集中度，積極發展大公司、大集團，組建一批能代表行業先進水平、占有較大市場份額、具有國內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努力形成一大批有技術特色、富有活力的專業化協作配套的中小企業群，使主要產品達到合理規模要求。

3．大力推進技術進步，不斷提高自主開發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推進產業升級。一是重點突破。加大投入，集中資金，支持一批重點行業、重點企業、重點技術、重點產品、重點工程的技術創新，力爭在點上實施跨越式發展。二是引入新機制。采用新的組織形式、管理方法和市場化的運行機制，調動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三是加強基礎技術的研究開發，集中優秀人才聯合攻關。對制造業中的關鍵問題，重視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盡快形成自主開發能力，為制造

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4．加強培訓，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從業者隊伍。建立人力資源開發體系，聯合杭州、上海高等教育機構，共同打造教學實驗基地，加快培養、培訓高級經營管理和技術人才；強化技能教育，完善繼續教育，使新增從業人員達到一定技能水平，對現有人員進行終生培訓；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合理配置人力資源，改變目前制造業存在的既缺少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懂管理、善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又缺少具備一定專業技能的熟練工人的“兩頭缺”現狀，保證制造業不斷升級，長盛不衰。

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第5篇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