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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體系的意義范文第1篇

【關 鍵 詞】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農村集市網

【 正 文】

關于中國傳統市場的研究，日本學者致力較早。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者施堅雅教授將中心地理論引入區域市場研究，使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注：施堅雅（G.W.Skinner ）教授的中國集市體系理論和宏觀區域理論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對中國經濟史研究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其主要論著有：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China，3 pape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3 （中譯本《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The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譯本《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nal Economy:Their Structure　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學術討論會論文等。）。80 年代迄今，海內外已有很多學者對明清時期各省區的市場發展狀況分別進行了考察，研究地區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廣、江西、閩廣、陜西、河北、山東等省區。這些先行的研究從理論上、方法上以及區域的發展特色等方面，給我們諸多教益與啟迪。目前已有可能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對明清時期的全國市場做一些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本文僅對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過程及其歷史意義做一初步的探討。

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商業城鎮的發展和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是這一市場網絡中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比較而言，近年的明清經濟史研究中對農村集市的關注較多，對商業城鎮的研究相對較少。施堅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區域城市等級分布模式（注：施堅雅：《19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見《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中譯本。），包含有較多的理論推衍，與清代中葉中國城鎮的實際布局有較大的出入。然而，對宏觀區域做實證性的研究是一項十分巨大的工程，個人的力量實在極為有限，筆者花費十余年的時間陸續對七八個省區的40余個城鎮做了個案研究，但距離這一課題的最終完成仍有相當的距離。不過，目前已有可能對明清時期商業城鎮的發展及其整體布局的變化描述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就市場層次而言，明清時期形成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可區分為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和農村集市三大層級（注：施堅雅教授將城市和市場等級劃分為全國性大城市、區域性大城市、區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級城市、中心集鎮、中等集鎮、一般性集鎮8 個等級（前引書第158頁），這在理論上并無不妥。 不過筆者感覺在做實證分析時，等級劃分過細實際上很難操作，特別是在對較大的區域做宏觀分析時尤為困難。筆者的劃分主要是從市場的實際運行考慮，對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簡單的區分，以便于城、鄉市場網絡的宏觀分析。若作微觀考察，對這三大層級亦可再做細分。筆者對流通樞紐城市、中等商業城鎮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場運行中的實際地位，而不考慮該城的行政建制等級，這是與施氏劃分的又一區別。）。其中，流通樞紐城市主要是指作為全國性或大區域的流通樞紐的城市，其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所謂中等商業城鎮，這里主要指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在商品流通中發揮著承上啟下作用的城鎮，其貿易范圍至少應能覆蓋一兩個府、十來個縣，或者更大些；而作為基層市場遍布全國各州縣的農村集市，則與小農的關系最為密切，正是由于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才使得城、鄉市場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下面我們對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的考察即按這三個層次分別進行。

一、流通樞紐城市的分布與變化

流通樞紐城市的貿易范圍一般多覆蓋數省或十數省，并多為中央一級的稅關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傳統時代，水路運輸是最便捷、低廉的運輸方式，故流通樞紐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線。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宏觀布局最重要的變化，即從運河流通為主轉向以沿海、長江流通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資交流主要依賴京杭大運河，流通樞紐城市也多集中在運河沿線；清代，隨著海禁的開放和長江中上游諸省的經濟發展，沿海、長江航運漸取代運河成為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葉，長江、沿海、運河三條水道在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確立，而長江、沿海航運的后來居上之勢正方興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變化，既是全國性經濟布局變化的一個重要表征和組成部分，也代表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注：詳見許檀《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變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變化，在榷關設置和稅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運河是全國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國鈔關有七個設在運河沿線，從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北京）、河西務（清代移往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蘇州城北）、北新（杭州）。萬歷年間運河七關商稅共計31萬余兩，天啟年間為42萬余兩，約占鈔關稅收總額的90％（注：參見許檀《明清時期運河的商品流通》，載《歷史檔案》1992年第1期。）。清初運河七關全部保留下來，并大體沿襲了明代的稅額。其后隨著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長江沿岸新設立了一批稅關，清代中葉全國性稅關已達20余個。

表1是清代前期運河、 沿海及長江諸關關稅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例。其中，運河諸關包括崇文門、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北新等；沿海諸關包括江海、浙海、閩海、粵海四關；不過天津既是運河稅關，也是沿海貿易的重要港口，故這里將該關稅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別計入運河和沿海。長江諸關包括夔關、武昌廠、九江關、蕪湖關、龍江西新關（南京）等。這三條水道合計，稅額占全國關稅總額的80％—90％，是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從康熙至嘉慶的一百數十年間，運河諸關稅收總額雖有增長，但它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重已從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諸關所占比重則從15％上升到37％，稅收額更是大幅度增長，為清初的9.2倍；長江各關稅收額增長了2.6倍，所占比重則變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 沿海與長江合計， 稅收額達310余萬兩，約占全國關稅總額的65％。

表1.清代前期運河、沿海、長江諸關關稅及其在全國關稅總額中所占比例

分類

康熙25年　 雍正2年

乾隆18年

嘉慶17年

全國關稅總額

122.0萬兩　151.5萬兩　459.6萬兩

481.0萬兩

運河諸關稅額

61.6萬兩　 61.4萬兩　 150.5萬兩

140.0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50.5%

40.6%

32.8%

29.1%

沿海諸關稅額

18.2萬兩　 20.3萬兩　 103.2萬兩

177.5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14.9%

13.4%

22.5%

36.9%

長江諸關稅額

37.3萬兩　 48.7萬兩　 114.6萬兩

134.7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30.6%

32.1%

24.9%

28.0%

三者合計

117.1萬兩　130.4萬兩　368.3萬兩

452.2萬兩

占全國關稅總額%　96.0%

86.1%

80.2%

94.0%

資料來源：據康熙《大清會典》、雍正《大清會典》、乾隆《戶部則例》、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載各關稅額統計。

下面，我們對這三條水道沿線的流通樞紐城市在全國性市場網絡中的地位做些具體考察。

先看運河沿線。從明代到清代，運河在全國商品流通中的地位雖有下降，但運河的商品流通量實際上仍在不斷擴大，商稅收入也在不斷增加。這是運河七關的總體態勢。不過具體到每一個城市，從明代到清代的發展則不盡相同。

北京是明清兩代的國都，是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貴族、滿漢官員以及為之服務的各類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統治中心和消費城市。不過，清代北京城的經濟功能也大大加強了。明代崇文門稅關稅額僅2萬兩，清代乾隆年間該關關稅定額為10萬兩， 每年實征則為20—30余萬兩，在全國20余個戶關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關稅檔案（以下簡稱檔案）統計。）。北京市場上的商品絕大部分都是從外地輸入的，其中較大宗的主要有糧食、綢緞、布匹、紙張、茶葉、糖、瓷器、洋廣雜貨以及毛皮、牲畜等等。這些輸入的商品除滿足本城居民的消費之外，也有相當一部分轉銷華北和西北，特別是西北的新疆、內外蒙古與俄國。清代中葉，北京實際上已成為華北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為對西北諸省及俄國貿易的中心。

臨清和淮安是位于運河中部的兩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貿易的發展而漸趨衰落。臨清地處山東西北部，北界直隸，西近河南，又扼據運河與衛河交匯之處，明代中葉借運河流通之便成為華北最大的商業城市。萬歷年間臨清鈔關每年所征商稅達83 000余兩，居全國鈔關之首。明代臨清是華北最大的紡織品貿易中心，清代轉為糧食貿易中心，糧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萬石以上，是冀魯豫三省的糧食調劑中心。清代前期臨清的地位已遠不如明代，該關稅收大體保持在5—6萬兩，在全國20余個稅關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葉以降，該關稅收開始出現征不足額的現象（注：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第四章第一節對臨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蘇北部，北枕黃河，西瀕洪澤湖，運河繞城而過，明清兩代均為重要的漕運碼頭。該城位居江南、華北兩大經濟區交界之處，故南北商貨中轉貿易十分繁盛。萬歷年間淮安關每年征收稅銀2萬余兩，是全國鈔關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業進一步發展，乾隆年間淮安關每年征收關稅在30—40萬兩，僅次于滸墅關，在運河七關中位居第二。經由淮安關流通的商品以糧食為最大宗，每年連檣而下販往江南“不下數百萬石”，其中又以大豆為最。其他較大宗的商品還有北方的棗梨、棉花、煙草，南方的棉布綢緞、紙、糖等等。淮安作為運河商城的衰落晚于臨清，主要是在清末運河淤塞以后。

位于運河南部的蘇州、杭州兩城當屬工商業并重的城市。明代蘇、杭絲織業即已十分發達，清代更有進一步的發展，為全國的絲織生產、銷售中心，其產品不僅銷往華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且遠銷東南亞、歐美和俄國。蘇州又是棉布加工業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蘇州采買絲、棉紡織品，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物產，集中在蘇之閶門、胥門一帶貿易。蘇州城外的滸墅關“地當南北通衢，為十四省貨物輻輳之所，商船往來日以千計”，乾隆年間該關每年征收商稅高達五六十萬兩，位居運河七關之首（注：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關稅檔案（以下簡稱檔案）統計。）。杭州位于京杭運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蘇松、江淮、山東、京津，南下由錢塘水系及海路可連接江西、閩廣。明代杭州北新關即為運河七關之一；清代杭州設有北新、南新二關，北新關征收雜貨稅，其稅課來源“上賴江西、閩廣，下賴蘇、杭、常、鎮等商貨”（注：雍正《北新關志》卷三《禁令》。）；南新關征收竹木稅，竹木主要產自浙西山區的金華、嚴州、衢州等府，順錢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轉運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隨著沿海貿易的發展逐漸發展起來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開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東南沿海設立江、浙、閩、粵四海關作為沿海貿易的主要口岸，關署分別設在上海、寧波、廈門和廣州。其中，以上海、廣州發展最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灣內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運碼頭發展成為一個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縣，明清兩代均屬松江府所轄。上海東臨黃海，北依長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線之中，這一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開放之后很快成為南北洋貿易的重要樞紐。上海從東北、山東輸入大豆、雜糧，從閩粵輸入蔗糖、南果及進口洋貨；輸出則以江南所產棉花、棉布、絲綢為主；江西、湖廣等省的稻米、紙張、茶葉、瓷器等商品也大量運抵上海，在此轉口，北上京津、關東，南下閩廣。嘉道年間每年進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計在4 000艘左右，總噸位約為50— 70萬噸，貨物年吞吐量約計為170余萬噸， 是東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許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貿易與上海的崛起》，載《城市史研究》第15—16輯。）。

廣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獨口通商”政策將與西方各國的貿易集中于粵海關，更賦予其特殊優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國出口貨物以茶葉、湖絲、綢緞等為大宗，僅茶葉、生絲及絲織品兩項每年即達一千數百萬元，占出口商品總值的60％—80％。茶葉來自福建、安徽、浙江，絲及絲織品則主要產自江浙，每年經由大庾嶺商道運往廣州出口；洋船進口貨物則以嗶嘰、羽毛、紗緞、棉花、檀香、胡椒、黑鉛等項為大宗，其中絕大部分也是從廣州經陸路、海路轉銷全國各地。進出口貨物的云集使粵海關稅收額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粵海關關稅定額僅為4萬余兩， 乾隆初增至20余萬兩，嘉道年間再增至89萬余兩，而實征稅額則遠超過這一定額，往往高達一百數十萬兩。“獨口通商”政策使廣州一躍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獨占鰲頭幾達百年之久（注：許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變化》，載《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廈門，明代屬泉州府同安縣，清初置廈門廳。明末廈門已取代月港成為福建與日本、東南亞及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的重要港口（注：參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貿易》第四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一節。）。清代康熙年間在廈門設閩海關，額定關稅73 000余兩， 乾隆初年增至20萬兩。廈門港的貿易范圍，北至寧波、上海、山東、天津、關東， 南至臺灣、廣東，“一歲往來數次”；對外則與東南亞的呂宋、蘇祿、葛喇巴等國貿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獨口通商”之后，閩海關仍準許“呂宋等夷船入易，故貨物聚集，關稅充盈”；嘉慶元年廈門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號”（注：道光《廈門志》卷一五《風俗記》、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灣內的天津，原為運河漕運碼頭。清代隨著海運的發展，天津與東南沿海諸省以及東北地區的經濟聯系均得到長足的發展，在經濟上迅速崛起，成為北方地區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從東北輸入的主要是糧食，從南方江浙、閩廣輸入的商品有糖、茶、紙張、瓷器、藥材、蘇木、胡椒、果品、洋廣雜貨等。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費外，絕大部分轉運北京，也有一部分沿運河南下銷往直隸各府。道光年間天津已發展為一個有20萬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經商人口所占比例高達50％以上（注：許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貿易與天津城市的崛起》，載《城市史研究》第13—14輯。）。

長江沿線的流通樞紐。明代長江沿線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區，清代隨著兩湖、四川等省開發的不斷深化，整個長江流域各省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流通規模大大增長，長江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貫通東西的經濟大動脈，長江沿線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如重慶、漢口、九江、蕪湖、南京等。

重慶位于四川盆地東部，嘉陵江在此與長江交匯，歷史上向為軍事重鎮，經濟開發相對較晚。清代隨著四川盆地的開發和長江航運的發展，該城迅速崛起，成為長江上游和西南地區最大的流通樞紐城市，其流通所及不僅可達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鄰的湘鄂陜豫、云貴、西藏等省，而且遠及江浙閩廣。匯集于重慶市場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貨、廣貨、糧食、藥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鐵鍋、煙草、糖、酒、絲、麻、綢緞等等。其中，糧食、藥材、染料、木竹及“山貨”等項是從四川輸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鐵鍋以及“廣貨”則為輸入商品之大宗（注：許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間的重慶商業》，載《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漢口，位于長江中游漢水入江口，通過長江可溝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達江西、安徽、江蘇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漢水則可抵河南、陜西。明代中葉漢水改道為漢口的興起提供了契機，而其大規模的發展則是在清代。康熙年間劉獻庭記言：“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陜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焉轉輸”，大體反映出漢口在長江航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間，漢口已是“人煙數十里，賈戶數千家，鹺商典庫咸數十處，千檣萬舶之所歸，寶貨珍奇之所聚”（注：劉獻庭：《廣陽雜記》卷四；范鍇：《漢口叢談》卷三。），成為長江中游最大的商業城市。糧食、木材、食鹽、綢緞、布匹、藥材、銅鉛等都是漢口轉輸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處長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蘇杭，又是贛江水系與長江的交匯點，是長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設關，是鈔關中惟一設在長江上的。 萬歷年間其稅額為25 000 兩，天啟時為57 500兩。至清代，隨著長江沿線流通規模的迅速擴大，九江關稅額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間額定為153 000余兩， 乾隆時增至350000余兩，嘉道間再增至539 000兩，是清代前期長江各關中稅收最高的榷關。糧食和木材是經由九江關東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銷往江南。此外，淮鹽、江浙綢緞布匹溯長江至中上游地區，洋廣雜貨由大庾嶺商道入鄱陽湖轉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產瓷器、紙張、夏布、藥材等輸往漢口、重慶等地均需經由九江轉輸（注：許檀：《清代前期的九江關及其商品流通》，載《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國都，永樂遷都之后降為陪都，其城市經濟主要是為皇室和政權機構的需要服務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進一步下降，城市功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成為一個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營絲織業在清代迅速發展，絲織品銷行全國，成為堪與蘇、杭并稱的三大絲織城市之一。憑借長江水運之便，南京也成為南北、東西商品轉運的樞紐。清代戶、工二部均在此設關，西新關征百貨稅，龍江關征收竹木稅。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陜、江蘇、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廣東、山東、河南、兩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會館，總計達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經濟略論》、《清代前期南京經濟略論》，均見《南京經濟史論文選》，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總之，從明代到清代，全國商品流通的總體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運河作為一條以漕運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運價值自然無法與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開放之后，逐漸為海運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勢；另一方面，隨著長江沿線經濟的發展，長江這條全國最長、水量最豐的天然水道，其航運價值日益被開發利用，成為貫通東西的經濟大動脈和重要流通渠道。隨著流通格局的變化，一批新的流通樞紐城市迅速興起。實際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廣州、廈門、天津、漢口、重慶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業城鎮的發展

除上述較大的商業城市和流通樞紐之外，明清時期因商業、手工業發展而興起的中小城鎮數量更多。它們或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或為某種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對此類商業城鎮的考察，除江南地區已有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區的研究還較薄弱。地區一級的商業中心到底發展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其商業規模如何？這些商業城鎮的分布狀況如何？還幾乎是一個無人問津的課題。筆者在近十年的時間內，陸續對山東、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個城鎮進行了一些實地調查，結合文獻資料進行個案考察。本節僅以山東、江西兩省為例對其內部中等商業城鎮的規模及其分布做些具體考察，目的是通過中觀層面的考察，對地區內部的市場分布及其特點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里所謂中等商業城鎮，主要是指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在商品流通中發揮著承上啟下作用的城鎮，其貿易范圍至少應能覆蓋一兩個府、十來個縣，或者更大些。

明清時期山東商業城鎮的發展與山東的地理環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關。京杭大運河循山東西境穿魯西平原而過，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線；東部山東半島有綿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線，貿易往來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區則因群山環抱，交通阻隔，流通不暢。這一地理條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山東商業城鎮的分布特點：西、東兩端繁盛而中部較差。在明代，運河是山東最主要的流通干線，故而山東商業城鎮最早興起于運河沿線；清代海禁開放之后，沿海貿易發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運河北上的商品漸轉而利用更為便利、低廉的運輸手段由海路北上，運河商稅開始出現征不足額的現象。而東部的膠州、黃縣以及煙臺等后起的商業城鎮則日漸繁榮，貿易量不斷增長；隨著東部沿海貿易的發展，山東經濟重心逐漸東移，東西兩部之間的聯系增強，內陸商業城鎮也逐漸崛起。山東商業城鎮布局的變化又是與山東經濟發展軌跡與特點密切相關的（注：關于明清時期山東商業城鎮的發展，詳見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第四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時期山東較具規模的商業城鎮除前述作為全國性流通樞紐的臨清之外，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的城鎮計有：濟寧、聊城、張秋、德州、膠州、萊陽、黃縣、益都、濰縣、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煙臺是清中葉前后興起的港口城鎮。其中，聊城、益都、泰安為府城，濟寧、德州、膠州為州城，萊陽、黃縣、濰縣、博山為縣城，而張秋、周村、煙臺三者在建制上不過是一個村或鎮。下面擇要述之。

位于運河沿線的濟寧是魯西南地區的商業中心，明代中葉已十分繁榮，清代進一步發展。乾隆年間，該城有大小布店25家，綢緞店21家，雜貨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稅7 900余兩。 主要從江南輸入綢緞布匹、竹木、雜貨分銷兗州、曹州二府各州縣，又匯集二府所產糧食、大豆、棉花、煙草、干鮮果品等輸往江南、直隸和北部的東昌府。

聊城是魯西北地區的商業中心，或許是因離臨清較近的緣故，其發展似略晚于其他運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間該城僅山陜商人開設的店鋪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從外地販運鐵貨、板材、茶葉等商品赴山東售賣，同時大規模收購本地所產棉布、皮毛、氈貨等運銷西北、口外，其中年經營額在萬兩以上的大商號就有四五十家。聊城還是山東熏棗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東昌府所產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裝船南下。嘉道年間，聊城的商業店鋪作坊總計至少在500—600家，年經營額在300萬兩以上。

位于山東半島南岸的膠州，是東部沿海興起較早的港口城鎮，明代隆、萬年間已是山東大豆、海產輸往江南的重要碼頭。清代康熙年間海禁開放之后，其貿易范圍很快擴大到閩廣臺灣，貿易量也迅速增長。雍正年間重定船稅，膠州每年征銀7 540兩， 這一數字相當于清初山東沿海18州縣、衛所船稅總額786兩的9.6倍，膠州海貿發展之速由此可見一斑。

乾隆以降隨著北洋貿易的發展和東北的開發，位于山東半島北岸的煙臺開始興起，它雖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道光年間漸取代膠州成為山東半島最重要的港口城鎮。民國《福山縣志稿》卷五《商埠志》記載：

（煙臺）明為海防，設奇山所駐防軍。東通寧海衛，西由福山中前所以達登州衛，設墩臺狼煙以資警備。其始不過一漁寮耳。漸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過糧石，出口不過鹽魚而已，時商號僅三二十家。繼而帆船漸多，逮道光之末，則商號已千余家矣。維時帆船有廣幫、潮幫、建幫、寧波幫、關里幫、錦幫之目……

短短的幾行文字實際上概括了煙臺從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數百年的發展脈絡，也充分顯示了煙臺作為港口城鎮是隨著沿海貿易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明初，煙臺為登州衛所屬地，為軍事目的在此設立墩臺，“以資警備”，煙臺即以此得名。此時的煙臺不過是一個漁村。乾隆以降隨著北洋貿易的大規模發展，位居渤海灣口的煙臺遂成為商船往來出入的必經之地，各幫商人多來此貿易，帆船停泊漸多，成為山東半島重要的港口城鎮。

表2所列是咸豐九年（1859年）山東沿海14州縣征收的稅銀。 這是山東巡撫文煜為協助郭嵩燾籌辦山東厘局從各州縣匯總的數字，這些稅銀絕大部分是從各州縣的海口征收的。此時煙臺尚未開埠，故稅額反映的狀況應是百余年來山東沿海帆船貿易自然發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豐九年山東沿海福山等州縣稅收一覽

州　縣

稅額(兩)

占總額%

福山縣

12123.596

28.67%

即墨縣

8736.552

20.66%

膠　州

6071.469

14.36%

掖　縣

3602.23

8.52%

海豐縣

2025.3735

4.79%

利津縣

2018.04

4.77%

黃　縣

2011.405

4.76%

榮成縣

2004.219

4.74%

蓬萊縣

1503.108

3.56%

文登縣

904.23

2.14%

諸城縣

502.69

1.19%

海陽縣

402.44

0.95%

寧海州

304.31

0.72%

日照縣

71.028

0.17%

總　計

42280.69

100.0%

資料來源：據交通部煙臺港務管理局編《近代山東沿海通商口岸貿易統計資料》附錄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見，在山東沿海諸縣中福山、膠州、即墨三者稅額較高， 而以福山為最。此時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膠州成為山東半島最重要的口岸，這顯然與其地理位置密切相關。咸豐九年郭嵩燾的報告稱，“煙臺為南北之沖，海船經過收泊較多于他處，故以此一口（收稅）為較盛”（注：檔案，轉見丁抒明主編《煙臺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英國駐煙臺領事館在《1865年煙臺貿易報告》中也寫道：“在《》簽定之前，煙臺的貿易已表明它是一個重要之地”，“將近三十年來，它和渤海灣的其他幾個港口一起成為歐洲與中國商品的巨大貿易中心”（注：檔案，轉見丁抒明主編《煙臺港史》，第22頁。）。也就是說，最遲在道光中葉，煙臺已成為西方商品輸入華北的重要轉運碼頭。第二次后，煙臺在山東諸口中首先被外國侵略者看中選為通商口岸，顯然是由于當時它在山東沿海貿易中的地位，而絕非侵略者的拓荒之舉。

明清時期江西商業城鎮的發展多與大庾嶺商道密切相關。位于江西南部贛粵邊界的大庾嶺，又稱梅嶺。自江西越大庾嶺而南，至廣東南雄入湞水，沿北江可直抵廣州；江西一側，在大庾嶺腳下的大庾縣即可入贛江水系，順流而下抵鄱陽湖經長江轉大運河，可達京師。故大庾嶺是溝通珠江水系與長江、運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樞紐，自古即為嶺南與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間的“獨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閩諸省所產絲、茶等貨必須由內陸經大庾嶺商道運往廣州出口，不許繞走海路，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大庾嶺商道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干線，江西也因此成為全國商品流通的必經之地，并從而形成了一批繁榮的商業城鎮，除前述位于長江沿線的九江為全國性流通樞紐之外，省內重要的商業城鎮則有贛州、大庾、樟樹、吳城、河口、玉山、景德鎮等。其中，贛州、大庾為府城，玉山為縣城，樟樹、吳城、河口、景德鎮為鎮城。除景德鎮以瓷器燒造著稱于世外，其余六個商鎮主要都是因大庾嶺商道而興盛的，近代以降隨著社會環境和交通條件的變遷，這些商鎮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業中心（注：詳見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贛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貢二水在此合流為贛江，自南而北縱貫全省，直下鄱陽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戶部在贛州設有榷關，乾隆二十二年實行“獨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開放五口，其間的80余年是大庾嶺商道貿易最盛的時期，贛關每年征收稅銀8 —10萬兩，最高曾達12萬兩。經由贛州流通的商品種類繁多，而以茶葉、生絲綢緞、洋廣雜貨為大宗。由贛關輸往廣東的商品以茶葉、生絲為最大宗，茶葉來自福建、安徽、浙江，絲及絲織品主要產自江浙。由廣東輸往江西的商貨主要有廣東所產蔗糖、果品及進口洋貨，江西本地產品輸出者則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煙草、紙張、夏布、糧食等。

大庾縣（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嶺與廣東南雄州接壤。從縣城至大庾嶺僅25里，北來之貨由贛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陸路挑運過嶺；南來貨物過嶺至縣，入章水可直下贛江。這里是大庾嶺商道江西境內的第一站，是贛粵兩省商貨的過載碼頭。

清江縣樟樹鎮、新建縣吳城鎮是贛江中游最重要的商業城鎮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貨輸入，但江輪未興，河南襄陽、湖北漢口、荊州等地需用洋貨仍仰給廣東，其輸出輸入仍取道江西。“樟樹、吳城帆檣蔽江，人貨輻輳，幾于日夜不絕。故咸豐以前江西商務可謂極盛時代。惟彼時省會，轉視兩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務說略》。）此外，樟樹鎮又以藥材加工集散享譽全國，有“藥碼頭之號”；吳城則以木材轉運貿易為最盛。

贛東北鉛山縣河口鎮是一個以轉運貿易為主的商業城鎮，在河口鎮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葉、絲及絲織品、紙張、棉布、雜貨、糧食等等，而尤以茶葉為最。武夷茶從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鎮入信江轉銷南北，其輸出路線分為南北東三條：南路即運往廣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葉；北路主要銷往俄國，其轉運路程達萬里之遙；東路則由信江上溯至玉山縣，翻越懷玉山脈入浙江至上海。19世紀上半葉中國出口東印度公司和俄國的茶葉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類中等商業城鎮的發展與山東、江西大體相同，少則數個，多者可達十數個。如河南的開封、洛陽、朱仙鎮、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陽、郴州等等。

三、農村集市網的形成

農村集市，是中國傳統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集市的發展，也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

中國農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漢時代。不過，農村集市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明中葉以后。明末清初的戰亂天災在相當大范圍內造成人口流失，經濟衰退，農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壞，康熙、雍正年間逐漸恢復，乾隆—道光年間農村集市的發展進入一個全面穩定的增長階段，全國大多數省區集市數量均較清初有顯著增長，其中直隸、 山東增長在20％以上，廣東、湖北超過50％，四川、 江西的數字更是翻了一番還多。清中葉以后，絕大多數省區仍保持著繼續增長的趨勢。此外，新開發地區如東北等地的集市也在發展。筆者曾依據國內外學者對各省區的研究，對全國集市數量進行過總體估算：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全國主要省區集市數量約在一萬上下，清代中葉全國集市總數至少有22 000— 25000個，清末可能超過30 000個（注：關于集市的各項數據， 詳見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隨著集市數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統計數字顯示，清代中葉各省區的集市密度大體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 平均每集交易面積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區則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徑，平原多為3—5公里， 山區多為5—7公里，平均約在4—6公里之間。也就是說，小農赴集貿易一般只需1—2小時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區距離稍遠，一日也可從容往返；河網區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實際耗時則要少得多。

集市開市頻率是反映其發展水平的又一指標。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開市頻率越高，市場的實際效率也就越大。與集市密度相比，集市開市頻率的多寡更明顯地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商品化程度的差異。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居全國之首，市場發育早于其他諸省，明代中葉基本上已是每日開市，每旬開市數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見。廣東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為常見，但在沿海地區也有相當一部分州縣因“商賈輻輳無虛日”改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該府九縣109個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個， 占總數的55％；每旬三市者39個，占35.8％；每旬兩市者8個，占7.3％；而海陽、澄海兩縣的墟市已全部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較為普遍，但在贛東北、贛東南山區也有不少每旬開市兩次者；贛江中游的吉安、臨江等府則出現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時貿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見到。華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開市兩次最為普遍，清代每旬開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長趨勢，在運河沿線還可見到“日日集”的集鎮，但不多見；大多數州縣系以每旬開市兩次的集市為主，其中間有一二個或三五個集市每旬開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遲在乾隆—道光年間，全國大多數省區已陸續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這一基層集市網與處于流通干線上的商業城、鎮相聯系，溝通城鄉市場，形成全國性的商品流通網絡體系。通過這一流通網，幾乎每一州縣，甚至每一村落，都可與其他省區進行經濟聯系。

農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滿足小農的生產和生活需求。農村集市雖然歷史久遠，但它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明清，這無疑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從每一個單獨的集市來看，它不過是小生產者之間進行有無調劑、余缺調劑，以滿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為一個網絡體系的集市，其作用遠遠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層的意義，并至少在以下幾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1.農村集市網是大規模、長距離商品流通的基礎。中國歷史上長距離販運由來已久。不過，販運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費對象多是王公貴族、豪門巨富；販運路線是從城市—城市，小農、鄉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時期這種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為大規模、長距離貿易的主體；小農既是這些商品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農村與城市、小農與市場——與全國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

2.農村集市網是保障小農經濟生產與再生產正常運轉的重要環節。農村集市網的形成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也已成為地區整體經濟結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小農的農產品、手工業品的出售，其生產資料、手工業原料乃至口糧的購買都離不開集市；小農經濟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對市場的依賴也就越大。

3.農村集市網的形成使地區之間通過商品流通實現經濟布局調整，資源優化配置成為可能。大規模的、經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關的一個個自然條件、發展程度各異的地區相互聯系，成為一個整體，從而可以在大范圍、高層面上形成地區分工，有利于發揮各自的優勢，取長補短。換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區之間重新分工，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可能；在這一點上，作為流通基礎的農村集市網的形成和正常運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事實上，明清時期這一商品流通網已在相當程度上開始發揮其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一個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區以輸入糧食、棉花、肥料，輸出棉布、綢緞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經濟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國規模的糧、棉、布、綢的流通基礎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貿為導向，以轉口貿易為中心的經濟格局，雖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國規模的流通基礎上的。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商品流通網作為基礎，這一切都將無法實現（注：關于明清時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特色，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區域經濟的發展——江南、華北等若干區域的比較》，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筆者特別強調農村集市網形成的重要意義。農村集市網是明清時期全國規模的商品流通網中一個極為重要、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農村集市網的形成，乃是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形成中十分關鍵的一環。正是由于這一集市網的形成，才使得城、鄉市場聯結成為一個整體。

四、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形成的歷史意義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到底達到一個什么水平？中國的傳統經濟還有沒有內在的發展動力？這是近年來學術界著力探討的重要問題，也是論爭的焦點之一。其中較為重要的如：80年代初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為什么長期延續的討論，近年來關于黃宗智“過密化”理論的討論，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論爭，關于傳統經濟近代化和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的討論，等等。這些理論探討從不同的角度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不過以往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領域，重生產、重分配，卻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流通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當我們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20年的歷史進程，重新審視明清以來數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市場機制的建立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筆者主要是從市場發育、商品流通和地區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角度探討中國傳統經濟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水平、發展軌跡和發展動力問題。

筆者以為，明清時期中國經濟中最具時代意義和歷史意義的發展，應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具體而言，就是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的逐漸減弱，和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不斷加強。這與希克斯在《經濟史理論》一書中所闡述的，從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這一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經濟史理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1 ）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市場網絡的形成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市場機制的逐漸形成過程。

因地制宜的地區發展和大規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說是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中兩個十分顯著的特征。這二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各區域自身的發展使之對市場的依賴不斷增加，區域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市場網絡逐漸形成；另一方面，區域之間經濟聯系的加強，商品流通的擴大，又使各區域可以揚長避短，從而形成各自的經濟特色，并獲得較高的收益。換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區發展有賴于區域之間的商品流通和優勢互補；而商品流通的發展，又有賴于一個暢通的、有相當規模的市場網絡；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過程，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大規模的商品流通的產物。

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漸進過程。其中，從禁海到開海的政策變化，對商品流通的宏觀布局影響最著；農村集市網的形成也是歷經曲折反復，乾隆以降才進入一個持續穩定的發展階段。從明代到清代，政府對市場的管理也經歷了一個禁止放任清理整頓，逐漸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這一變化過程從另一個方面對市場網絡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特別是雍正、乾隆年間對牙行、稅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頓，對市場網絡的正常運轉至關重要。到清代中葉，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城、鄉市場網絡體系。沿海、沿江貿易的發展逐漸取代運河成為最重要的流通干線，在沿海和長江沿線一批重要的流通樞紐城市相繼崛起，這些港口城鎮大多成為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廣大農村，最遲在乾隆—道光年間，一個具有相當密度的集市網已經形成，這一基層集市網與處于流通干線上的商業城、鎮相聯系，溝通城、鄉市場，使商品流通幾乎可以覆蓋全國的每一州縣，甚至每一村落，從而將自然條件、發展程度各異的各經濟區域聯結成為一個整體，使地區之間分工互補，調整經濟布局，優化資源配置成為可能。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經濟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沒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仍然保持著內在的動力與活力，主要就是市場機制在起作用。

（2）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是中國近代化過程的一項重要內容。

中國近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并非始于開埠之后，至少從明代中葉已經起步，到清代中葉已具有相當的規模。19世紀中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并非創建了一個新的市場體系，不過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國原有的市場體系來為之服務。后，帝國主義列強選擇的通商口岸都是原來重要的流通樞紐；侵略者的洋貨傾銷和原料掠奪也都是利用了中國原有的市場網絡——從城市直至農村集市。

市場體系的意義范文第2篇

2010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調到廣西桂南片區，負責A市日常銷售管理工作。調換片區早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攻占市場的一些成功經驗讓我有些大意。然而這次的大意，卻是讓我吃盡了苦頭。

到達A市后，我與負責A市的銷售經理小黃照了面。寒暄過后，我們回到了正題，就是關于A市的市場情況及開發策略討論。經過仔細了解過后，我們面臨的市場有很多問題，市場的快速開發的愿望是無法實現的。原來在此之前，A市曾經由經銷商吳老板接手，市場占有率及銷量在公司里都是名列前幾名的。可后來因為市場跟進維護不到位及前任經理和吳老板的溝通不到位，在市場開發策略上產生了一些分歧。所以，吳老板最后還是放棄了A市山城啤酒的經銷權。此外，A市的重要地位不可小覷，廣西市場的老大漓泉啤酒在A市設置重重障礙，令很多外來品牌無法進入。即使能進入的，也是花了很大的代價，最后銷量不理想，還是要草草收場。

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后，我開始整理了頭緒。市場開發固然很難，但是任務是一定要完成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種，目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打開市場，分割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市場的防守再完美也有不足之處。于是，我決定和銷售經理小黃先對A市場進行走訪，徹底摸清市場情況之后再決定市場開發策略。

晚上，會議結束之后我回到了住所。時間還早，我對當天和小黃交談的話仔細的回想了一遍。有時候，往往很小的細節便能決定成敗，這次的大意便是失敗的開始。此外，還做了市場工作計劃，是關于市場開發的步驟、日程、車輛及人員調配等具體事宜。

隨著氣候的逐漸轉暖，市場銷量逐漸回升，A市的開發工作也被提到了公司備忘錄中，所以備受領導關注。能否打好這一仗，是與今年桂南區銷量大大掛鉤的。陽春三月，雖然不是很熱，我們卻頂著大太陽進行了工作。

三天之后，我們已經對A市的市場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市場調研與排查。主要是對A市市場容量大小、市場份額、競品價格體系分析、產品結構、經銷商實力、二批商網絡及終端進店政策等進行詳細調查。雖然情況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們對于這一仗還是有一些希望的。漓泉在A市的防守固然很嚴密，但是還是留下了不少的“盲點”。只要我們集中優勢兵力，整合資源，充分利用這些“盲點”，慢慢做實市場，相信市場是可以慢慢打開的。還有，前任經銷商老吳雖然放棄了我們的產品權，但是卻是時時關注我們的產品及市場進度，對于經銷商二度接手經銷權還是很有希望的。

于是，我們的工作重點便是放在了原來之前的經銷商老吳的身上。老吳的情況我還沒來之前是有所了解的。他眼光獨到，市場操作手段老成，資金實力及終端網絡在A市更是“高人一籌”，唯一不足的就是他的脾氣太差。不管怎么樣，我還是約他見了一面。希望和他好好解釋，讓他繼續做我們的啤酒經銷商。約會之前我們還做了大量的準備，甚至我還準備啟動我的上司——分公司的老總出面溝通。然而接下來的約會中卻讓我大跌眼鏡，會議上，老吳對我們的解釋似乎沒有放在心上，而是很爽快的答應了我們的請求，答應我們第二天打款拉貨！不過前提是先讓我們處理之前遺留下來的一些市場問題，如新品進入老產品的消化、返利結算、瓶蓋結算等一系列問題。對此，我們算是傾盡全力解決——A市算是有救了！

按照慣例，我們是現貨先款的。到了第二天，我親自去了一下老吳的公司。表面上是跟他溝通一下市場消化情況及下一步的開發工作，實際上是催他打款拉貨，只要貨鋪到了市場上，收回資金才可以放心。因為前期的市場遺留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吳老板推辭馬上打款拉貨，但是承諾問題解決馬上兌現他的承諾。市場的遺留問題并不是馬上可以完全解決的，但是旺季馬上就要到了，新產品的進入刻不容緩。最后，我們還是決定先拉貨再打款，對經銷商老吳信用我們還是放心的，畢竟他做我們的啤酒已經2年多了，信用額度很好。

跟公司打了報告之后，到了第四天我們給經銷商老吳發了10000件貨，因為隔了一段時間市場上沒有供貨了，對于市場的消化能力及接受能力還需要有待驗證。此外，由于是賒賬，公司的最大政策也就這么多。好在經銷商老吳還很配合，接到貨品之后馬上組織人手進行鋪貨，不到三天，10000件貨品馬上鋪到了幾個縣城及以下鄉鎮，未分到貨的縣城及鄉鎮都催著老吳拉貨。為了表示誠意，鋪貨完后馬上向公司打了30萬貨款，并打算繼續賒賬要求公司先拉貨品，完后再結算。

市場體系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市場調查營銷體系占優決策

市場調查是伴隨著近代商品生產而出現的，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市場調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和動力。隨著社會經濟腳步的加快，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市場的信息對于每一個商家都顯得尤為重要。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生產與消費必須相互結合，產品必須符合顧客的要求，因此，商家只有充分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偏好購買能力與購買行為等，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市場調查的出現也正是迎合了這一要求。廠家們時時刻刻都迫切需要了解市場行情的變化和競爭對手的情況，了解市場需求，挖掘市場潛力，降低生產成本，這些都需要科學的市場調查。

市場調查是為了滿足營銷需要而進行的調查活動，在市場營銷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作用，針對營銷過程的每一個階段，對消費者營銷環境市場運行狀態營銷效果等進行系統的調查，為企業進行戰略決策提供依據。因此，市場調查就應該是方法科學操作透明的，但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在商業中，一些行為雖然合法但卻被認為是錯誤的，引發了商業團體或專業機構對市場調查中的道德問題的關注。

在這里根據道德問題涉及的雙方，市場調查行業的道德問題可以歸納為三種類型:

一、調查提供者和被調查者之間的道德問題

在市場調查中，調查提供者經常隱瞞被調查者真正的調查意圖，因為如果被調查者知道了調查的真正目的，他們就不會以一種公平的態度來回答調查問題，那么得到的調查數據也帶有主觀色彩，不能全面反映客觀事實。因此，調查提供者通常都會隱瞞真正的調查意圖。舉例來說，一個金融機構對自己在一個給定的市場區域內的形象及其主要的競爭對手的形象頗感興趣，它委托調查公司進行一次營銷調查。在調查公司進行調查過程中，他們通常給被訪者一個研究是關于什么方面的說明，而不會提到該金融機構。研究行業的經驗表明，告訴受訪者主辦機構的名字后不會得到對那所公司公正的評價。

同時，被調查者也會對調查提供者提供虛假的個人信息及不客觀的問題答案，因為被調查者擔心自己真實的個人信息透露給對方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他們的憂慮也不無道理，現在存在調查提供者為了個人的利益將被調查者的個人信息以高價賣給調查購買者及委托調查提供者的公司廠家。這樣的情況讓被調查者很傷腦筋，他們將成為調查購買者進行潛在推銷的客戶。為此，他們會提供不真實的信息造成市場調查的失真。針對上述現象我們建立一個博弈模型。

我們設博弈雙方為調查提供者和被調查者，他們的支付矩陣表示為以下形式:

根據劃線法可知，該博弈存在兩個純策略均衡：（9 ，9）與（7，7）。還可以計算出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的平均利益比7與9更低。毫無疑問，結果是（9，9）優于其他均衡策略。那么（9，9）是否是進行博弈的最合理的預測結果呢？如果在博弈之前，雙方不發出任何信號，都只知道“對方是個理性人”這樣的單純信息。而且得益矩陣完全已知，由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得益最大，（9，9）的得益使得它有可能成為聚焦點。但是從風險占優得角度來考慮，按調查提供者的觀點，隱瞞比不隱瞞更“安全”一些，因為調查提供者只要選取了隱瞞這個策略，不管被調查者如何行動，自己都能夠獲得7的回報。但是當選擇不隱瞞，盡管他可能獲得博弈的最高得益9，然而也存在一無所有的可能（當被調查者選擇隱瞞時）。從這個角度分析，調查提供者會選擇隱瞞，同理推倒出被調查者也同樣會選擇隱瞞。（7，7）則是要優于（9，9）。

那么從聚焦和風險占優得出了不同的預測結果，但是如果在博弈之前，博弈雙方預先進行交流，雙方透露給對方都有不隱瞞的信息，那么就會增加雙方選擇不隱瞞策略的信心，使Pareto最優均衡（9，9）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調查提供者和調查購買者之間的道德問題

營銷調研信息經常被用于做出重大的決策，決策的結果通常會影響公司將來的發展。調查購買者當然希望調查提供者供應真實的調查結果。但如果調查提供者知道對方的意圖并想在今后獲得營銷調研服務就會更改結果或者扣留部分資料，來符合調查購買者的意愿。維護調查的真實性已經成為調查行業中最重要的道德問題。

三、被調查者和被調查者之間的道德問題

在市場調查中，調查機構會根據調查目的的不同采用多種調查方法，抽樣調查應用的比較普遍，抽樣調查中也有很多方法，其中的小組訪談法就很有可能出現問題。小組訪談法是將一些被調查者聚集到一起就某個專題進行討論，被調查者可以選擇說假話也可以選擇說真話，建立兩個被調查者的博弈模型：

可知，從個人理性的角度出發，該博弈的結局是甲乙雙方都選擇說假話，那么這樣的市場調查就會失去本身的意義。

以上的三種類型就是市場調查中出現的問題，我們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策略應對，減少道德問題的發生，使市場調查順利進行，保護每一方的利益，讓市場調查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美]克雷普斯:博弈論與經濟模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7

市場體系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移動通信；市場營銷；管理體系；建立和完善

在我國科技發展的不斷推動之下，移動通信行業愈加壯大，但是在急速發展的背后，行業發展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需要根據其在市場中的實際發展情況建立相關的營銷體系并加以完善。

一、移動通信市場營銷管理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一)規劃市場,取得效益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現階段的市場中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不同，大致可分為八種類型，而當前的移動通信市場主要充分需求與潛伏需求為主，是開拓市場，發展經濟的關鍵時期。因此，為促進移動通信市場的更好發展，應該與消費者與市場發展現狀相結合，建立更為完善的營銷管理體系。市場營銷主要是對市場經濟發展進行管理，其實質是需求管理。通信企業為促進市場營銷發展，應該在實際開展過程中對市場銷售設立相關的經濟目標，且需要與日常的交易水平相符合，確保對市場需求的準確把控，實時精確營銷。在現階段的移動通信企業發展中，營銷管理體系的建立需要以市場發展為基礎，根據目標市場中消費者不斷變化的多樣需求對營銷管理的思路加以完善與更改,在對當前市場進行研究的同時，需要以發展的眼光對待市場變化，對市場未來的發展與變化相結合，實施市場細分與目標市場的新選擇同步發展，對市場需求的未來發展進行準確地把握以及對市場的預測。由此可知，在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中，根據市場營銷需求管理的發展態勢，企業在市場營銷中的管理體系建立不僅需要與市場需求相結合，更要根據消費者的價值觀念以及消費觀念與生活方式進行不斷的創新與完善，移動通信市場在改變中迎合市場需求，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能夠促進對市場營銷管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二）市場營銷渠道管理

市場營銷模式下的渠道管理是對移動通信公司的產品銷售渠道進行管理與完善，根據分銷的目標對渠道之間的相互協調進行合作推動。為了更好地服務顧客提出與建立的相關體系，能夠對市場發展中的現有客戶與潛在客戶達到準確認知，根據通信商品在初期銷售中的實際價值對進行重要定位。移動通信市場的專屬營銷渠道再過去是是以傳統的線下營業廳為主，而隨著經濟發展的促進以及大眾對商品認知度的加強，分銷商、商場、超市、專賣店等多樣化的銷售渠道層出不窮。多種形式的銷售渠道對管理方式的要求更加嚴格，需要對其展開正確引導，促進其積極發展，通過與總市場中心的聯系對其同步實施維護與控制，統一管理的方式提高了移動通信市場營銷管理水平。除此之外，通信企業為促進在移動通信市場的更好發展，需要加強對自身產品的售后服務以及對技術的提高，增加自身附加產品的價值，是促進當前移動通信市場渠道管理的良好發展方向。

（三）市場營銷環境管理

市場營銷環境的建立是促進市場營銷管理體系建立的重要環節，在通信市場的發展中，營銷系統中存在多種不可控的因素與力量，對營銷活動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導致實際的銷售活動以及銷售目標無法有效落實。因此，在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中，為了促進市場服務與市場營銷管理得到更好發展，作為一個服務行業需要與其環境相融合，良好的營銷環境能夠促進多方面市場關系的建立以及市場營銷策略的更好建立與實施。

（四）市場拓展管理

市場的拓展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移動通信市場的發展，其主要是對市場營銷模式的規劃，首先需要對市場有一個充分的了解，以及對市場發展的準確預判。在市場的營銷管理工作中，相關體系的建立需要對市場有一個充分把握與洞察，通過與多種營銷方式結合實施，在實際促銷中對市場情況進行記錄與觀察，對消費者的替補需求以及對產品的互補性意愿加強服務，提高移動通信在市場中的占有率以及在市場營銷下的影響力提高，是營銷管理體系的重要環節，能夠有效促進市場營銷管理體系的完善。

（五）市場營銷組織管理

移動通信市場營銷管理體系的建立除了與消費者需求相結合，更需要與通信企業相結合，通過與通信企業銷售部門相關職能工作的充分協調與配合，創造更能夠滿足顧客需求的市場目標，對市場營銷計劃的落實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因此在移動通信市場營銷管理工作中，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應該是市場需求與市場營銷網絡的綜合組成，建立良好的循環管理模式。隨著我國科技與經濟發展的綜合影響，我國通信市場成了主要的發展競爭力，隨著通信技術的不斷提高與推廣，在未來的發展中，通信市場在面對全球大環境的沖擊與影響下，需要時刻保持對市場營銷創新管理理念，在管理體系不斷加強的同時促進通信市場的更好發展。

二、結語

總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斷完善，我國通信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為促進移動通信市場的更好發展，需要樹立自身特有的競爭優勢，對市場發展態勢做好詳細的調查與研究，制定關于自身更好的銷售渠道，建立我國移動通信市場下的良好營銷管理體系。

參考文獻：

[1]楊忠榮.如何建立和完善通信市場營銷管理體系[J].現代商業,2013(29):47-48.

市場體系的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國家干預；經濟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

有一句話是這么說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當中的社會主義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施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典型國家――中國。提到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得不想到與之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對應著相應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二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以公有制為主體和私有制為主體的財產所屬制度，以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主要的經濟運行方式。

有人說，社會主義也有改革開放，有之后的市場經濟。同樣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間也采取了國家干預的手段。因此，不能把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區別作為區分兩種政治制度的依據。在我看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確不是完全對立的，但二者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中所占分量的高低可以決定國家的經濟制度，從而決定國家的政治制度。原因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市場經濟的分量不可能高于計劃經濟，公有制也終將不會被私有制取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能夠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既然經濟制度是與政治體制相適應的，為何資本主義國家頻頻爆發經濟危機？且危機的深度和廣度能涉及到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2008年的次貸危機對經濟的影響更是一直持續至今。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經濟的運營模式致使其有一些難以避免的弊端。

對于08年的經濟危機，準確地來說應該是次貸危機。這與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產出過剩，供需不平衡所導致的經濟危機是不同的。所謂“次貸”，是指“次級按揭貸款”。“次”的意思是指與“高”“優”相對應的，形容較差的一方，在“次貸危機”一詞中指的是信用低，還債能力低。在美國，貸款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地人很少全款買房，通常都是長時間貸款。可是在這里，失業和再就業都是很常見的現象，也就是說，很多人的收入并不穩定，甚至一些根本沒有收入的人，都能貸款買房。購房者在前幾年可以單單支付一定的低利率的利息，而在大約五年只有便要支付高額的還款金額。

雖然這次經濟危機和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危機原因不盡相同，但是歸根結底都是由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導致的。市場根據當前消費者的需要出臺相應的金融產品和政策，本著經濟利益至上的原則大肆地攫取金錢，只顧眼前利益，不為長遠的發展考慮。同時，在資產證券化和金融化的大背景下，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們將財富玩弄于指掌，即使在最蕭條的時期銀行家們仍能賺取高額的利潤。而政府對此不能起到很好的監督和管制作用，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與市場的需求和巨大的經濟泡沫比起來太薄弱，只是在危機出現后，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撥款救濟即將倒閉的銀行。

與之相對應的，在社會國家中，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引導力度比較強，能夠比較有效地控制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以我國為例，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公有制占據了主體地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重要公共產品等行業中，國有經濟起到控制作用。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力量。在這一點上，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不同，財產的私人占有必然導致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和社會的兩極分化。而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不至于導致兩極分化，社會矛盾也會相對較弱。

第二，在分配方面，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這樣的分配方式與經濟制度相適應，有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社會主義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并且以實現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比如，對于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次貸問題，也就是房地產問題上，國家的宏觀調控能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不會發生諸如銀行為了賺取一時的金錢利益而勸誘消費者盲目借貸購房的事情，這也是中國暫時沒有爆發跟美國一樣的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比如，政府出臺的限購令，以及銀行的加息政策，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穩定房價，給市場降溫。

市場是由買賣雙方根據各自的需求和持有而自發形成的交易體系，不是某個集團或政府強行制造出來的。既然這樣，為何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市場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度過危機？事實上，市場本身有一定的調節能力，但這種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市場本身有一定的缺點：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必須有政府的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通過經濟社會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穩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會經濟環境。

試想，如果美國施行的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許經濟危機不會那么快地爆發，影響不會如此之巨大。也許是美國人骨子里的自由思想作祟，他們寅吃卯糧的消費習慣也被視為擁有良好信用的標志，再加上美國有比較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人們的危機意識較弱，最終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發生。如果能有效地加強政府的監管作用，對盲目過分借貸進行限制，也許產生如此嚴重的后果。

但是，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的做法無不充滿著社會主義的味道。為了阻止房價進一步下跌，政府甚至直接推出了為首套房屋購買者提供8000美元的財政補貼。再看私有企業，本來私有企業的成敗興衰均由市場來決定，但危機后這樣的規律行不通了。以三大車廠為例，因勞動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在金融危機之下瀕臨倒閉。對汽車購買者，政府又鼓勵民眾舊車換新車，最多可以獲得4500美元的補貼，最高可達新車價格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