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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超級秘書網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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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新生代女性流動人口生育保險權利的保護
2.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討
4.從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國人口生育變化的新特點
5.2000年以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計
6.論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
7.人口遷移、生育率及人口穩定狀態的老齡化問題研究
8.中國流動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的分析
9.單獨二孩政策下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試析
10.人口生育和流動管制的經濟后果
11.中國人口生育政策60年
12.中國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處——基于六普數據的分析
13.中國人口生育變化及影響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性別偏好及其決定因素
15.中國出生人口的新變化與趨勢
16.婚姻擠壓下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性別偏好——基于相對剝奪感視角的分析
17.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調整對中國出生人口規模的影響——基于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的視角
19.自主到計劃:人口生育和增長變遷——1950~2014年中國人口論綱要
20.流動人口對當前生育水平的影響
21.論計劃生育權利義務的雙重屬性——以我國人口政策調整為背景
22.城市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綜述
23.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鎮外來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與行為分析——來自深圳調查的發現
25.生育水平評估與生育政策調整——基于中國大陸分省生育水平現狀的分析
26.滯后與壓縮:中國人口生育轉變的特征
27.21世紀初中國人口的生育觀念——基于對山東省一項問卷調查的研究
28.中國農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計方法及其影響因素——基于隊列視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題與中國生育政策演變
30.人口生育觀念嬗變與社會發展
31.遷移流動人口生育特點及相關理論——中外研究述評
32.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應
33.隊列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基于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34.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35.蘇南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吳江流動人口為例
36.不同代別農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廈門市912位農村流動人口的實證研究
37.外來人口與我國城市低生育率
38.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育率變動關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變遷及其影響
40.計劃生育政策、社會保障與人口出生率的區域差異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41.清中葉以降浙南鄉村家族人口與家族經濟——兼論非馬爾薩斯式的中國生育模式
42.1979~2000年中國人口生育趨勢:出生數據和教育數據的比較分析
43.文化適應——研究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新視角
44.人口負擔與人口紅利的權衡——論中國現階段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45.集體化時期的分配制度與人口生育——以日照市東村為中心(1949~1973)
46.人口遷移對延邊朝鮮族育齡婦女生育行為差異的影響程度分析
47.我國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徹底改革——基于人力資本、創新能力的分析
49.從穩定人口與人口再生產認識總和生育率真實涵義
50.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響因素
51.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研究
52.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與人口老齡化
53.人口流動的經濟效應對生育率的影響——基于CGSS農村微觀數據的研究
54.人口老齡化機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續下降視角
55.生育政策潛在人口的結構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對兩項大規模調查結果的分析
56.人口優化理論再探——新人口危機和國家安全
57.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間隔及其影響因素——以上海市為例
58.鄉-城轉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問題
59.我國人口增長的總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預警
60.企業青年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61.云南流動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差異分析——以廣州市流動人口為例
63.基于廣義穩定人口模型的中國生育率估計
64.流動人口生育保險參與及其性別差異研究
65.生育率結構性變化與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實證研究
66.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及相關人口研究問題
67.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該何去何從:近年的爭論和討論
68.中國婦女生育意愿決定研究:基于工資收入獲取視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方法研究
70.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評估
71.低生育時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考證和未來人口發展的策略選擇
73.外來流入人口的分母效應與大城市育齡婦女的超低總和生育率——以京、津、滬為例
74.東部較發達省市人口下降區人口發展趨勢——基于生育政策調整的縣域個案詮釋
75.我國生育政策演進與人口均衡發展——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論家庭變遷與人口的生育行為
77.中國人口生育問題研究
78.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健康狀況調查
79.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系的缺陷與對策
80.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生育轉變
81.生育率轉變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經濟效應評估——以四川省為例
82.婚姻家庭與人口生育立法分離之探討
83.對“單獨二孩”政策新的認識與思考
84.中國省際人口空間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與實證
85.中國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對哈爾濱市已婚在業人口的調查
86.從以人為本看我國人口問題與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研究:回顧與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
89.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綜述
90.高出生性別比地區人口預測研究——基于育齡婦女生育意愿調查
91.中國的城鎮化如何影響生育率?——基于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問題與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策略選擇——以廣東省潮汕地區為例
93.中國的低生育率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轉變論的補充和發展
95.“單獨二孩”:生育政策調整的社會影響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國的福音?——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看中國人口發展現狀與前景
97.現階段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來自戶籍登記數據的新證據
98.上海市閔行區流動人口生育狀況調查分析
關鍵詞:相對過剩人口;資本積累;資本有機構成;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2)9-0088-02
一、相對過剩人口理論
1.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機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出發,論證了相對過剩人口形成的機制。從資本積累的規律看,資本的有機構成具有不斷提高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形成相對過剩人口的必要條件。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直接結果就是可變資本隨著總資本的增加而減少。可變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比重日益減少時,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減少。在生產力迅速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很快時,對勞動力的需求甚至還會絕對地減少。但是,與此同時,勞動力的供給卻在絕對地增加。因此,在資本積累中,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時,必然出現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方面,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地有時甚至是絕對地減少;另一方面,勞動力對資本的供給卻絕對地增加。這兩種對立趨勢發展的結果必然形成大量失業人口,即相對過剩人口。
2.相對過剩人口的作用
相對過剩人口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認為“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第一,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需要有大量的勞動力迅速的投到擴張的部門中去,而又不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勞動力就是由相對過剩人口提供的;第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有效的調節經濟周期波動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起到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第三,相對過剩人口通過競爭對就業工人產生壓力,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積極性,降低工資水平。
二、我國就業問題
1.我國的就業現狀
當前我國就業問題的基本形勢是供大于求,就業形勢復雜。從2011年城鎮就業情況來看,我國新進入人力資源市場的勞動力達到1500萬多人,加上900多萬結構調整等因素新產生的失業人員,城鎮需安排就業人數超過2400萬人,我國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達到1200萬人左右。2012年預計城鎮需就業的勞動力達2500萬人,總量有增無減,比“十一五”時期的年均數多100萬人,而今年年全年新增就業和補充自然減員增加就業仍將是1200萬人,城鎮就業供求缺口會在1300萬人左右。因此,擴大就業,穩定就業形勢是我國今后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2.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原因
當前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我國就業形勢之所以嚴峻是市場經濟的共性原因和基于我國自身的基本國情的個性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分析有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必然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大再生產也以資本積累為前提,存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隨著我國生產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形成社會主義相對過剩人口。
第二,勞動力供給增長過快,勞動力需求相對于勞動力供給增長不足。一方面,我國持續的高自然增長率成為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重要來源。我國總人口由1950年的5.5億增加到2011年的134735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增加為94000多萬人。另一方面,我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潛在的過剩人口。隨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本身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年下降,勞動力長期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會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我國勞動力供給日益增長,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是相對減少的,這勢必造成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局面。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下,技術進步和資本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取代了勞動力而
上升到首要位置,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供給大于需求,產生相對過剩人口;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導致一部分勞動者由于不適應新的工作崗位而變成結構性失業人口,使得相對過剩人口增多。
3.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來開拓就業新領域,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拓寬就業空間。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型企業,擴大就業和創業規模。
第二,創業促進就業。健全創業培訓體系,增強創業的理念,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創業能力。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稅費減免等鼓勵自主創業政策。增強為創業者提供咨詢服務、融資服務、人力資源服務等的服務機制和機構以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
第三,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政府應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就業信息引導,使信息能及時有效的傳遞。進行職業培訓,努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以減少結構性失業。同時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城鎮化過程,消除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更好的實現我國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
[1]馬克思.資本論[M].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董克用.我國就業問題的特點與“十二五”就業規劃[J].中國就業,2010-09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流動進入了活躍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流動人口在規模不斷增大的同時,其結構由原來的“單身外出”方式逐步轉變為“舉家遷移”,出現流動人口“家庭化”的趨勢。流動人口子女是伴隨中國民工潮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是否可以擺脫父輩那種“邊緣人”的命運,真正融入社會的主流?
一、社會融入與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
社會融入是指流動者在流入地不堅持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行為舉止和身份,進入到主流社會,并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主要指流動人口從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身份認同等四個維度融入主流社會。
流動人口子女是指隨父母一起居住在城市而戶籍仍在農村的、年齡在6至14周歲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少年。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作為社會融入中的一個特殊部分,具有社會融入的共性,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點。首先,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過程是一個早期社會化的過程,是人一生社會化的基礎。其次,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過程既不同于農村孩子也不同于城市孩子。
二、我國流動人口子女社會融入中存在的問題
城市生活為流動人口子女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的契機,但同時由于種種原因也存在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社會生活方面的邊緣化
首先,在居住方面,與當地居民相比,流動人口的住房擁有率極低,租賃房屋成為流動人口及其子女在流入城市解決住房本文由收集整理問題最為現實的選擇。而且,由于租金和其他原因,他們租賃的住房主要位于城鎮的邊緣地區,即通常所說的城鄉結合部。
其次,在社會交往方面,進入城市生活的流動人口子女,其人際交往關系大多還是停留在傳統的親緣和地緣關系方面,交往的人群主要是家人、鄰居、親戚等。
再次,在經濟條件方面,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流動人口主要從事服務業和建筑業。這些行業大多工作量大、收入低。
(二)教育方面的邊緣化
首先,在就讀學校方面,由于諸多方面的原因,流動人口子女大多無法進入教學質量較高的公立學校,只能在教學質量不高、教育效果不理想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其次,在學習方面,流動人口子女在學習方面兩極分化較為嚴重,他們中的少部分能正確認識自己所處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學習成績優良。但大多數流動人口子女學習主動性和自覺性較差,學習成績欠佳。而且,受各地課程設置、教學質量的影響,部分流動人口子女難以適應流入城市的教育,跟不上學習進度和課程。
再次,在在校交往方面,陌生的學校、陌生的老師和陌生的同學,再加上在生活、學習等方面與本地學生的差別,流動人口子女極易產生自卑感,因為過分看輕自己,往往表現得比較膽怯。心理上的自我封閉、行為上的自我孤立,使他們在與同學、老師的交往中出現問題,進而在學校生活中顯得非常孤立。
(三)在心理層面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邊緣化
流動人口子女身份認同是指他們在城市生活中如何給自己定位。流動人口子女和他們父母生活在一起,他們耳濡目染了父輩在城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使他們深刻地感受到了社會的排斥以及“二等公民”的不公待遇,產生了更多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以及對城市的敵視態度。這些都造成了流動人口子女心理層面身份認同感的缺乏,阻礙他們的社會融入。
流動人口子女的歸屬感主要是在其就讀學校與同輩群體交往、學校集體活動以及對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發展的,他們與同輩群體的交往程度、參與集體活動的程度以及對社會關系、環境的感受都影響到他們歸屬感的強弱。由于社會、家庭背景的差異,流動人口子女與城市孩子在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價值體系等方面存在差異,在一些方面相互感到陌生和不理解。這使流動人口子女與城市孩子的相互疏遠成為必然。
三、造成流動人口子女社會融入中產生問題的原因
第一,戶籍制度是造成流動人口子女社會融入問題的最根本因素。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社會排斥在社會認同中建構了一道無形的邊界,直接構成了流動人口子女融入流入地社會的障礙,使得他們融入流入地社會相當困難。
第二是社會關系排斥。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義和防范性的管理方式和流入地居民對流動人口子女普遍存在一種戒備、歧視和排斥心理,使得對流動人口子女難以融入流入地社會。
第三是居住隔離和社會網絡的同質性。流動人口家庭大多數租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農居點。而這類居住區的封閉、獨立性最強,致使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生活空間大多與本地人口的生活空間幾乎是一種隔離的狀態,成了游離于城市居民社會的“孤島”。
第四是家庭影響。由于流動人口的經濟狀況及自身素質等與城市原有居民有著較大的差別,這使得流動人口子女在試圖成為一個城市人時,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歧視,他們的社會融入之路顯得格外艱難。
第五是流動人口子女的自身原因。一方面,流動人口子女文化基礎大多相對較差,在流入地的學習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另一方面,社會適應能力是影響流動人口子女融入流入地社會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絕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女由于社會、家庭背景的原因,在城市生活中面臨著生活方式、社會交往關系等一系列的轉變要適應。
四、推動流動人口子女社會融入的建議
(一)轉變觀念,正確認識和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問題。從社會發展的高度認識和重視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問題。一方面,流動人口子女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漠視他們所遭遇的社會排斥和邊緣化狀態,可能引發巨大的社會風險。另一方面,平等的國民待遇是我國國家性質的要求和體現,也是黨和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二)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相關制度。首先,進一步改革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二元社會制度,建立以常住人口為依據的社會管理制度。其次,改革完善教育制度,實行國民教育的公平。一方面,在基礎教育方面應將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納入公辦學校招生計劃,使他們享受同城市孩子一樣的入學機會;另一方面,對打工子弟學校采取扶持、傾斜的政策。最后,完善社會管理制度。一方面,設立專門機構為流動人口子女提供針對;另一方面,完善社區建設,把流動人口子女納入社區管理,為他們的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為他們融入到城市生活創造條件。
(三)加強監督,保證各項有關流動人口子女社會融入優惠政策的貫徹落實。一方面,社會輿論、社區等各種基層組織都應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國家和各級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也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四)流動人口子女應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融入流入地社會。首先,在自身素質方面力求有較大提高,以適應城市生活的要求。其次,在社會層面主動擴大交往,利用較好的社會關系實現自己的社會融入。最后,在心理層面主動強化認同感。一方面,主動通過各種方式增加對自己現在生活城市的了解,重視從心理層面努力適應。另一方面,培養樂觀的心態,自覺增強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及對其市民的認同感。
人類步入21世紀以來,老齡化問題愈加嚴重,據有關調查顯示,我國60、70年代人口之和占據我國總人口的42.6%,而50年代人口占據18.7%。現如今,50年代人群已經完全成為老年人群,60、70年代人群正在步入老齡化,這也是現如今我國需著重解決的問題。本文重點以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作為出發點,進而提出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希望對我國社會發展有所幫助。
人口老齡化過度老齡化問題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現如今耳熟能詳的詞匯,但是在人們認識上卻存在很大差異。部分人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中年人轉向老年人的過程;也有人認為,人口老齡化就是老年人的比重上升。現如今比較主流的觀念是指,中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數量比例偏移,即老年人口上升、中年人口下降。但如果辯證分析,這些觀念都是成立的,但也都是不瀾韉摹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了“世界老齡問題大會”指出,老年人的年齡標準在60周歲,現如今,國家、地區評判人口老齡化是:國家、地區中60周歲人口達到該地區總人口的10%或65周歲人口比例達到7%以上時,即被稱之為老齡化地區。老齡化會給社會生產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也帶來很多風險,因此,我們必須要找出相應的措施,出臺一系列的有效政策,進而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一、人口老齡化簡述及所帶來的問題
(一)適度老齡化與過度老齡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醫療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平均壽命大幅提升,現如今80周歲人口到處可見,人口老齡化是必然趨勢。從客觀角度分析,人口老齡化是自然現象,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以當今人口老齡化定義分析,可以劃分為適度老齡化和過度老齡化。以穩定人口理論可以推導出生育率更替水平,即如果人類平均壽命在60歲左右,那么發展下去人口老齡化將在21%左右,理論上可以稱之為60歲條件下適度老齡化水平。同理,可以推導出70歲在22%左右、80歲在26%左右。根據此類方法推導,如果生育率小于1.5,那么發展下去的老齡化水平就已經達到過度老齡化。
(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
我國老齡化問題正處于初期階段,老齡化的問題還沒有完全彰顯,但從發達國家老齡化問題分析,老齡化無論是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會產生非常深刻的問題。總體來說,人口老齡化并不是全是消極影響,但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是不爭的事實,隨著老齡化分口不斷增多,其影響程度也會不斷增加。具體來講,人口老齡化會造成人口規模縮減,致使勞動力缺乏、有效勞動力下降、儲蓄率下降,引起養老、醫療保障支付困難,加重國家公共財政支出壓力,削弱經濟增長步伐,進而演變出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
以我國人口年齡布局來分析,我國正在醞釀過度老齡化風險。以理論推導分析,計劃生育是導致如今我國人口老齡化嚴重的主要因素,兩個完整的計劃生育家庭結構中,中老年人占據半數以上,即雙方父母4人、夫妻2人、孩子1人或2人,一旦生育率降低到1.5,那么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將極難逆轉,計劃生育期間我國一直處于低生育水平,假設我國生育率在1.5,那么未來我國穩定人口會每54年折一半,到21世紀中葉老齡化將高達38%;21世紀末達到40%以上。過度老齡化會造成我國人口極速縮減、公共財政危機、經濟下滑、老年保障降低等問題。因此,現如今雖然我國開放二胎政策,但以當今人們生活情況分析,二胎家庭少之又少(城市)。
二、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一)原因復雜性
影響人口老齡化的因素非常多,例如經濟宏觀因素,終身發展、全面發展的微觀因素等。其中,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素與社會因素,例如產業結構不適應、公共服務體系落后等。這一系列原因,有的屬于內生性的,反之,也有一些是外部因素引起的。總之,人口老齡化問題是非常復雜的、不可避免的。
(二)傳導機制模糊性
隨著人類社會愈加復雜,人口老齡化問題也變得更加系統、更加復雜,與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聯系,雖然其實質關系非常復雜,但卻非常模糊,即不相關現象。特別是一些內生聯系,其產生環節極其難以察覺,看似不相關的兩種現象,卻有可能是一種共生關系,并非是因果關系。筆者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為例,看似老齡化與經濟并無直接關系,但中間傳導環節依然與國家人口、勞動力人口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受國家傳統、國家制度、國家發展階段、國家產業結構等諸多因素影響。強調一點,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下滑的途徑不是單一的(直接影響),而是諸多影響因素交織在一起的(間接影響)。
(三)發展長期性
解決一個階段的人口問題往往需要一個世紀,甚至是更多的時間。由此可見,在宏觀人口的條件下,人口老齡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同樣也是不可逆轉的問題。以我國當今人口老齡化問題為例,當今40~60的人口比例最大,受計劃生育影響,80后、90后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并且如今的80、90后大多數都是“一家三口”。由此可見,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會貫穿于21世紀之中,各個階段老齡化問題不斷積累、展現,甚至是爆發。以老齡化問題分析,老齡化是不可逆轉的問題,這個問題將終身積累。
(四)風險累積性
如果老年人疾病增多、安全事故增多等問題突然爆發,會給社會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由于老齡化問題具備模糊性、隱蔽性、累積性等特點,一旦爆發老齡化危機,那么就意味著要投入大量的生產力,并且也無法保障取得預期效果。同時,風險累積性也體現在不同年代,60、70后受計劃生育影響,那么80、90后也會形成這種意識,也被稱之為風險沉淀。以我國為例,如今我國是由適度老齡化向過度老齡化過渡階段,雖然我國想要彌補計劃生育帶來的弊端,提出二胎政策,但其效果甚微,很多家庭為了減輕家庭壓力而放棄二胎,或者人們沒有二胎意識,我國生育水平仍然低迷,人口老齡化問題依舊沒有緩解。總之,老齡化問題必須要做到一定的前提性,即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三、結束語
隨著我國社會不斷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社會醫療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必然趨勢。造成人口老齡化的因素有很多,同時人口老齡化也會給社會發展帶來諸多影響。相關部門必須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支持,調整人口結構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