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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實習心得體會范文第2篇

與此同時，我們還訪問了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有關機構，與專題研究全球信用體系的資深專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座談和討論，聽取了他們對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信用體系基本模式的分析，并得到了他們對歐洲及南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與私人信用調查機構進行比較研究的相關報告。通過討論、座談和參考他們的研究結論，再結合對美國的實地考察，使我們對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模式問題有了初步的了解，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啟示，并引發了我們的深入思考。

我國目前正處在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初期，結合我國的國情和信用體系發育的現狀，選擇什么樣的信用體系模式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公共征信系統與民營征信系統：兩種不同的征信模式

（一）美國社會信用體系是以民營征信服務為特征的市場化模式

考察中我們看到，美國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是以市場化運作方式為主體的具有鮮明特點的征信國家。其具體表現是，不僅具備了較為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和政府監管體系，而且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隨，形成了獨立、客觀、公正的，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方式建立，并依據市場化原則運作的征信服務主體。美國的征信服務機構，都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民營征信機構（或稱為私人信用調查機構），這些機構具有如下明顯特征：

1.在機構組成方面：美國的信用調查機構主要由私人和法人投資組成。美國沒有公共信用調查機構，其信用調查報告幾乎全部由民營調查機構提供。從征信機構的結構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存在著數千家信用調查公司，在此之后，由于競爭的加劇，特別是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使得美國的征信行業進入了一個明顯的市場整合期，通過兼并和合并，征信機構數量大幅度減少。據美國消費者信用協會（CDIA）提供的資料，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由原來的2000余家減少到目前的400家左右，由此帶來了征信市場集中程度的顯著提高。目前美國的消費者信用報告主要由前述的三大征信機構提供，其余的小型征信公司只在某類業務或在一個較小的區域范圍內提供服務。在企業征信服務方面，鄧白氏公司則幾乎占據了美國絕大多數的市場份額。

2．在信息來源方面：民營征信機構的信息來源廣泛。在美國，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的信用信息除了來自銀行和相關的金融機構外，還來自信貸協會和其它各類協會、財務公司或租賃公司、信用卡發行公司和商業零售機構等。其方式是由征信公司與上述機構自愿簽訂協議，由后者按協議約定向征信機構定期提供信用信息。企業征信公司搜集的數據來源與消費者征信有所不同，主要是美國各公司定期提供的公司內部信用信息和一些政府公共信息，而不是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的信息。多數銀行不向信用調查機構報告它們的企業信貸數據（主要是出于競爭和保護商業秘密的目的）。

3．在信用信息內容方面：民營征信機構的信息較為全面。不僅征集消費者的負面信用信息，而且征集正面信息。特別是在對納稅人的基本信息數據、稅收狀況信息、企業地址、所有者名稱、業務范圍和損益表以及破產記錄、犯罪記錄、被追帳記錄等方面，民營征信機構的數據更多、更全面。

4．在服務范圍方面：美國消費者信用數據的獲取和使用要受國家“公平信用報告法”及其它相關法律的約束，只有在法律規定的原則和范圍內，才能使用相關的消費者信用信息。征信機構必須對信用信息的使用和查詢情況予以記錄和保存，以備監管部門檢查。但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消費者信用信息的獲取與其是否曾向征信機構提供數據信息則沒有對等關系，換言之，并不是只有提供數據者才能獲取數據信息，非數據提供者也可在法律的規定范圍內獲取相關信息。這表明，美國民營信用調查機構是面向全社會提供信用信息服務。服務的對象主要包括：私人銀行、私人信用機構、其它企業、個人、稅收征管機構、法律實施機構和其它聯邦機構，以及本地政府機構等，這些機構都是征信報告的需求方。但需要強調的是，美國的信用中介服務完全是依市場化原則運作，即信用調查機構提供的信用報告是商品，因此有價值和價格，按照商品交易的原則出售給需求者（除特殊規定的條件下可免費提供），這是美國民營征信行業得以不斷發展的制度基礎。

在美國，從事消費者征信的機構，均提供消費者的歷史信用數據，美國相關法律規定，一般的消費者信用數據可保留7年，破產信息可保留10年。而企業征信機構，一般提供12個月內的企業信用數據信息。

5．在業務范圍方面：美國的民營信用調查機構在從事消費者征信和企業征信業務上有明確的界限，大型信用調查機構的業務更是有比較明確的界定。比如鄧白氏公司主要為社會提供企業信用報告和評分（特別是中小企業），而很少涉足消費者信用調查業務；穆迪（Moody''s）、標準－普爾(Standard&Poor''s)和菲奇（Fitch）等公司專門從事證券信用評級業務，重點為防范資本市場的風險服務；三大消費者信用局則主要對消費者個人的信用信息進行收集、加工、評分并銷售信用報告。雖然在個人信用局的業務中，也會涉及到企業信用信息（如Experian和Trans  union公司都提供一部分企業信用報告），但是規模很小，不是其核心業務。這種業務上明確的社會化分工，使不同的征信機構重點圍繞著各自的核心業務不斷創新、研究、設計，并不斷推出新的信用報告產品，滿足社會的需求。

（二）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特點與模式特征

在與世界銀行專家的座談中我們了解到，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建有公共信用調查機構（也稱公共信用信息登記系統）。在世行專家調查的56個國家中，有30個國家設有這類機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起源于歐洲，德國于1934年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法國的同類機構產生于1946年。1992年10月，歐共體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將公共信用信息登記系統定義為：“為向商業銀行、中央銀行和其他金融監管部門提供關于公司、個人乃至整個金融系統的負債情況而設計的一套信息系統”。通過參考世行對歐洲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共信用調查機構的調查報告，公共信用信息調查機構具有如下特點：

1.機構的組成和主要職能：公共信用信息調查機構主要由各國的中央銀行或銀行監管機構開設，并由央行負責運行管理。建立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能服務，為央行提供發放信貸的信息，包括金融機構對個人借款人發放的貸款、貸款評級和貸款附屬擔保品的價值信息等，而不是為社會提供個人或企業的信用報告。這就決定了該機構不可能采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公共信用信息成為銀行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機構為本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提供最新的借貸大戶和銀行風險的基本情況，為強化監管和風險分析提供最基礎的數據，有助于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風險進行比較全面而準確的評估。

2.信息數據的獲得：與民營征信機構不同，公共信用調查系統通過法律或決議的形式強制性要求所監管的包括銀行、財務公司、保險公司等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必須參加公共信用登記系統。按法規的嚴格規定，這些金融機構必須定期將所擁有的信用信息數據報告給公共信用登記系統，而不是像民營征信公司那樣，根據與金融機構間的合同約定提供數據信息。這種強制性的征信方式，使公共登記系統幾乎能夠覆蓋一國的全部金融機構，但是它們并不收集所有的貸款資料，而只是在一個規定的起點上收集信息數據。許多國家規定了金融機構向公共調查機構提供信用數據中的最低貸款數額（各國規定不盡相同），低于這個數額則不需提供，這就排除了相當一部分信用信息數據。而民營征信機構的特點則是可以提供每單筆貸款的詳細資料。

3.信息數據的范圍：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信用數據既包括企業貸款信息，也包括消費者借貸信息，與美國民營征信機構中二者在業務上有明顯邊界的特點大不相同。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負面信息。與民營的征信機構相比，公共信用機構的信用信息來源相對較窄，例如，它不包括來自法院、公共租賃公司及資產登記系統和稅務機關等其它非金融機構的信息，也很少搜集貿易（商業零售機構）信貸的信息，只有不到1/3的公共調查機構掌握信用卡債務的信息。對企業地址、所有者名稱、業務范圍和損益表以及破產記錄、犯罪記錄、被追帳記錄等信息基本不收集。許多國家公共信用調查機構只當前的信用數據信息，而不提供借款人借貸信息的歷史記錄。

4．信用數據的使用：許多國家對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數據使用有較嚴格的限制。根據相關法規規定，其數據的提供和使用實行對等原則，即只有為該機構提供信用信息數據的機構才能獲取數據信息，而且這種信息是經過匯總后的，而不是具體的單筆信貸詳細資料。這是因為，公共信用登記系統主要是為監管服務，只有出于提供貸款審查目的才以匯總的方式向數據提供機構提供其他機構的信息。因此，實際上公共信用登記機構的信用數據只是向金融機構提供，而不向社會其他需求方提供，即該機構主要不是提供社會化的信用信息服務。這種對等的原則也決定了這種數據使用不是商業化的，即這類信用報告不是商品，因此，即使有收費也很少。

概括起來，公共信用登記系統模式與民營信用調查機構的模式有著較大的區別。公共信用登記系統是由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地體現了監管者的意志和需要；民營征信機構是由私人和法人組成，采取商業化、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公共信用登記系統主要是為金融監管部門的信用監管服務，而不考慮社會的商業化信用信息需求；民營征信機構是為社會更廣泛的信用需求服務，服務范圍更寬、更廣、更全面。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數據強制性地來自于銀行等金融機構，民營征信機構的數據的來源更全面，除銀行數據之外，還包括來自商業、貿易等方面的信用信息。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數據使用更多地是金融機構內部為防范風險的信息互通，而民營征信機構的信用報告則是商品，強調為需求者提供商業化、個性化服務。

二、兩種不同征信模式產生的基礎與條件

是什么原因決定了不同國家對不同征信模式的選擇？這是我們關注的問題。通過對美國的考察和對世行的訪問，我們感到如下一些因素在征信模式的選擇中不同程度地起著作用。

（一）經濟發展和信用規模的擴大是民間征信業產生發展的客觀基礎

民營征信業的起源來自于經濟發展中信用信息共享方面的需求。我們從美國CDIA了解到，最早的消費者信用信息共享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是從倫敦的裁縫行業開始的，由行業內相互之間對消費者守信情況的互通，發展為在固定時間內進行信用信息交流，防止消費者違約和不守信用的現象增加。隨著發展，出現了第三方專門收集消費者信用狀況并加工生產成信用報告出售給需求者的民營征信機構。在美國，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了對信用信息的大量需求。在這一時期，南北戰爭結束，美國經濟發展速度加快，銀行信用和民間信用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在一些大城市，社會的信用需求和消費者借貸活動的增加促進了金融信貸和其它信用方式的發展，進而產生了金融機構、商業機構對消費者和企業信用調查、資信評級的市場需求，民營信用機構和征信業務便應運而生。在一戰、30年代經濟危機和二戰期間，美國民間征信業曾受到很大影響，制約了其發展進程。二戰后，隨著美國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和信用規模的不斷擴大，征信和信用評級等行業快速發展起來。到60年代，美國全國已有2200多個民營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主要業務是收集、整理、加工、儲存、評估和銷售消費者信用報告。

美國的消費者征信機構首先是從地方發展起來的，在較長時間內，征信業務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顯。由于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交通條件使人們的流動性受到限制，以及對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的規制，消費者更傾向于在本地金融機構或商業機構獲得信用貸款，使得信用信息的供求雙方一般都局限于一個地方或城市，因此，地方征信機構的信息更集中和實用。這就導致了地方消費者征信機構數量的增加。從征信手段看，在相當的時期內，美國民營征信機構是靠手工調查來收集、加工信用信息和生產信用報告。

20世紀60年代后，有三大因素促進了美國民營征信業的發展：一是二戰后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和市場需求的增加，拉動經濟增長，這就促進了信貸消費規模不斷擴大，導致了信貸機構對信用報告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二是電子通訊和信息技術的進步，導致自動化操作手段代替了手工信息收集手段，加上信息技術產生的規模效應大幅度降低了征信行業的生產成本，使其效率和準確性大大提高，并為信用產品提供了新的傳送渠道；三是美國于1971年頒布的《公平信用報告法》（FCRA）使征信行業在法律的嚴格規范下步入了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在有效解決信用信息收集與保護消費者權益和隱私的關系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大大促進了征信行業的規范化發展。與此同時，自50年代開始的高速公路建設，促進了美國城鄉居民汽車消費的超常增長，使人們的經濟活動半徑迅速擴大，客觀上要求信用規模和信用活動范圍隨之擴大。特別是70年代后信用卡等公司的迅速崛起，為征信市場提供了大量的社會需求，促進了征信行業謀求業務量的擴大和跨區域的拓展。這些原因綜合作用導致了美國80年代后征信行業跨區域兼并和重組的趨勢日益明顯，其結果是征信機構數量的減少和市場集中程度的提高，進而促進了征信機構核心業務的發展和數據處理的集中化趨勢，使信用信息更全面更準確。

龐大的消費信貸規模是美國征信行業發展的客觀基礎。截止到1998年，消費者所有的抵押貸款總額達到4.1萬億美元（包括第一和第二抵押權以及房屋產權貸款），另外，非抵押消費貸款（信用卡、汽車貸款及其它個人分期付款）的總額也達到1.33萬億美元。同時，美國征信行業的發展，還得益于戰后美國政府的公共政策長期致力于鼓勵金融機構和其他商業機構向城鄉居民提供貸款和其他方式的信用支持與服務。這種政策的直接結果是美國利用信貸消費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加。1956年有大約55％的家庭申請了某種形式的消費信貸，到1998年，消費信貸已為74％的家庭所利用。這種消費信用的快速發展在提高國民的投資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品質的同時，也更快地促進了美國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迅速增加著市場需求，進而帶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在此期間，征信服務對于消費信貸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信用報告大大地降低了提供信用的時間和成本，降低了信用提供者的風險，使更多的家庭和個人獲得了貸款。

歐洲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隨著技術進步、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和信用活動的增加，產生了對信用信息服務的社會需求，私人征信機構先于美國而產生，并在經濟活動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英國等工業化較早的國家，私人征信業發育更早。實際上，美國最初的民營征信活動經驗更多地是借鑒于英國等國家的征信業務實踐。在20世紀，英國等國家的私人征信活動發展也很快，并且通過兼并和重組形成了一些大型跨國征信公司，如Experian就是一家總部設在倫敦的大型民營消費者征信公司，其業務已發展至世界許多國家，在美國也成為三大消費者征信公司之一。這表明，無論是在美國或是在歐洲，經濟發展和信用規模的擴大是民間征信業產生發展的客觀基礎。

另一些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建立了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而民營征信業相對不是很活躍。但這并不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慢和信用規模小，而更多的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征信理念的差異。

（二）法律制度與征信理念的差異影響了不同征信發展模式的選擇

曾有人提出，促使一些國家成立并利用公共信用調查機構的原因，是由于該國民營征信機構缺乏所致。但實際上許多國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和歐洲部分國家）是在已經建有民營征信機構的前提下成立了公共信用調查機構。根據世界銀行對不同國家的調查結果，選擇不同的征信行業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法律制度和征信理念。根據一些信用專家的觀點，在法律制度上，實行以拿破侖法典為基礎的國家更傾向于選擇公共信用調查模式（如法國、意大利等）。因為在這種法律制度下，對債權人的權利保護相對少一些，相應地限制了民營征信機構的發展，而建立公共調查機構的可能性更大，其目的是補償或部分補償政府對債權人利益保護的不力，從而防止信用活動中的風險。

選擇建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還基于對信用信息共享機制的認識和征信的理念。從歷史上看，影響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民營征信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借款人隱私保護的認識。這些國家實行的是高水平隱私保護制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相關法律文件中規定，必須經過借款人的明確認可，方可征集和使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這一原則還被寫入了于1998年10月生效的歐洲議會95/46號文件中。文件規定：“在個人數據處理和保證個人信息自由流動方面必須保護個人利益。”這一文件也被稱為“數據保護指南”，這一文件的生效使歐洲一些國家的相關立法變得更為嚴格。例如法國的法律規定，不僅每次征集信用信息時必須征得借款人的書面同意，而且每次信用報告時必須再次得到本人書面認可。在這種狀況下，民營征信機構很難有發展空間。二是這些國家明確禁止征信活動中披露借款人的白色（正面）信息，認為這屬于個人隱私，而只允許征集和披露黑色（負面）信息。這種基于對消費者隱私保護的理念和極嚴格的信息保護制度，制約了民營征信行業的發展，使其只能在狹窄的范圍內運作，也在客觀上促成了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建立。因為公共征信機構的信用信息基本上不向社會公開，不存在披露隱私的問題。而以美國為代表的以民營征信服務為主體的市場化模式的國家，在征信理念上不同于歐洲國家。例如，一方面，美國除特殊的情況外，一般不需要經過消費者本人的認可，只要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就可收集、加工、存儲消費者信用信息，并銷售相關報告；另一方面，在消費者信用報告中，不僅包括負面信息，也包括正面信息。根據美國的征信理念，正是正面信息被采集和使用，才保證了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才能創新出更多的信息產品和增值服務為社會所用。這種征信理念所帶來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制度設計，大大促進了美國民營征信行業的迅速發展，并擴大了社會信用規模，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品質，拉動了市場需求，帶動了經濟增長。

(三)強化金融監管是建立公共征信系統的決定性原因

監理實習心得體會范文第3篇

    歐美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水平、農業勞動生產率等都居于世界前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表明，生產率的提高取決于技術的進步，而新技術的產生和應用又有賴于一個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雖然各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盡相同，在供給主體、服務性質和服務內容上有差異，但它們都在確保農業技術從實驗室到達田間地頭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發達國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其農業成功的重要保障。而在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農協為農民生產提供了完善的社會化服務，大大促進了其農業發展。

    目前，我國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農業生產經營的專業化、組織化、集群化趨勢明顯，農業科技貢獻率穩步提升。然而，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還不能充分滿足廣大農民的需求，公共服務能力還不夠強，農業公益能力特別是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防疫、農產品質量監管等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凝聚力、吸引力、服務能力和規范程度也有待于進一步提升；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還不夠完善，帶動能力不強；市場體系中經營組織商業化過于嚴重，服務也不夠規范；同時，各服務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可見，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已迫在眉睫。本文就建立我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必要性、模式選擇等進行分析與思考，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為建立和完善我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做參考。

    一、為什么要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早在1991年，《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通知》就指出，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是深化農村改革，推動農村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項偉大事業，對于穩定和完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健全雙層經營體制，壯大集體經濟，實現小康目標，促進農業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而又深遠的意義。在該通知中，農業社會化服務指的是包括專業經濟技術部門、鄉村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其他方面為農、林、牧、副、漁各業發展所提供的服務。那么，我們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要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一是因為我國家庭經營規模較小，農業勞動力呈現低質化、老齡化、婦女化的特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對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有較大需求。改革開放后，我國家庭經營規模小，戶均8.4畝，而且被分成若干塊，種植2—3種作物，新技術對農戶的吸引力很小，要靠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把農戶引導為專業農戶。同時，農業勞動力呈現低質化、老齡化、婦女化的特點。雖然在農村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占接近70%，但真正留在農村又從事農業生產的文化水平低，有典型調查表明小學文化水平以下的占50%以上。2002年以來，我國農村中40歲以上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占勞動力年齡人口總數的比例逐年上升，2008年該比例首次突破50%，反映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老齡化特點。張紅宇指出，目前我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其中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務農農民年齡已接近60歲。[2]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工業轉移，使農業青壯年勞動力短缺、農忙季節短缺、區域性短缺問題突出，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此外，近幾年來，農業規模化水平持續提高，截至2011年上半年，土地流轉面積占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6.2%，比2007年提高11個百分點①，2010年全國生豬、奶牛規模化養殖水平比2009年提升了3%-4%②，與之伴隨的是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組織化、產業化對農業社會化服務提出了新要求。

    二是因為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業服務供給既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又存在政府失靈問題，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迫在眉睫。一方面，農業(信息、技術、金融等)服務具有公益性質，存在市場失靈。正向的例子是近年來我國選育出一批優質轉基因抗蟲棉新品種，如在國家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五”科技攻關計劃“高產優質抗病蟲棉花新品種選育”項目及“863”計劃“轉基因棉花品種選育”項目支持下，由新疆農業科學院經濟作物所陸地棉育種課題組成功選育出了轉基因抗蟲棉花新品種“國抗62(2000-2)”，農戶在實際種植中效果良好。反向的例子是良種供應，我國現在持證種子經營企業有8 700多家，但99%的企業沒有研發能力，國內前10名企業的市場份額僅有13%，面對國際種業公司的壟斷基本上無能為力③；如山東壽光的蔬菜種子，由于政府缺位，當前超高價位的洋種子正在蠶食菜農的利潤空間。農業金融服務方面，供求失衡問題凸顯，農民貸款困難，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政策性農業金融值得我們借鑒。可見，農業服務的市場失靈要求建立政府主導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另一方面，農業服務也存在政府失靈。政府系統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無法包辦一切，在市場上可以由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提供部分農業服務，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由農民合作組織提供農業服務的經驗也可以學習。此外，行業管理部分(如農業行業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聯合社等)要交給農民自己管理。

    三是因為建設覆蓋全程、綜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要求。發展現代農業要求我們切 實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而農業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現代科學技術傳播，農業現代產業體系建立，農業現代經營形式創建，農業現展理念形成，新型農民培養等，都需要有一個較為完善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來推進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加快農業經營方式轉變。如此，則家庭經營可以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可以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提高集約化水平；而統一經營可以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可以發展集體經濟，增強集體組織服務功能，可以培育農民新型合作組織，發展各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龍頭企業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可以進一步優化，農民組織化程度顯著提高。

    二、建立什么樣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和經營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在開展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實踐，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創新模式不斷涌現。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和全國各地的實踐結合起來，很好地回答了“建立什么樣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問題。根據供給主體、服務性質和服務內容的差異，本文將對不同類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進行概述。

    (一)根據供給主體分類

    一是依托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在國家層面，農業部、財政部聯合啟動了以農產品為單元、產業為主線的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到2010年，全國共建設50個農產品的產業技術研發中心，累計投入財政資金31.218億元。在全國各地，許多地方由當地的農口部門牽頭，聯合相關機構建立了現代農技服務咨詢平臺，為農民生產提供服務，如浙江的農民信箱工程與農技110、云南蒙自的農技短信平臺、山東臨沂的莊稼醫院、陜西岐山的《農民之友》電視節目、吉林省農委與網通公司共同組建的“12316”農業服務網、海南海口的電子農務博客等。同時，一些地方開始實行農技推廣責任制，如浙江省上虞市積極推進農技推廣機制和服務創新，加快構建新型農技推廣體系，在糧食、蔬菜、水產、茶果、畜禽、花卉苗木等六大主導產業中全面推行農技推廣工作責任制度；根據公益性農技推廣機構性質，上虞將全市現有的農技推廣人員分為首席農技師、農技指導員、責任農技員和社會化農技推廣人員，并按產業確定技術人員，按業績對每個技術人員進行考核和獎勵。

    二是農口以外部門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除了農口部門，許多相關部門也在為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作貢獻，效果顯著。如科技部的科技特派員與科技入戶工程，中國科協的農民專業技術協會，商務部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供銷合作總社的新網工程(農資連鎖配送網絡、日用消費品現代經營網絡、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絡、農副產品市場購銷網絡)等。

    三是村集體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村集體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是通過“村集體+合作社+農戶”的形式提供的，包括技術服務、銷售服務、土地流轉服務等，如浙江省桐廬縣中門村依托茭白專業合作社對1 300畝基地500個農戶開展種苗、植保、耕作、品牌、銷售等五統一服務，并利用村的資源開展內外協調和聯絡，村組織為合作社提供辦公和技術服務場所，共同推進統一服務；浙江省安吉縣皈山鄉尚書圩村的農戶在村委會指導下將手中的林地、林木產權經資產評估折成現值后入股，成立尚林毛竹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來負責一切林業生產與相關的經營活動，最后根據合作社的收益進行按股分紅，合作社的財務管理也委托給了村委會；安徽省肥西縣三河鎮木蘭村成立“土地流轉合作社”，483戶農戶以1 600畝拋荒地和低洼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包流轉給32個大戶從事糧油和特種水產養殖等規模經營。

    四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民通過加入合作社，實現農業生產活動與農業經營活動的合理分工，農戶可以專心于農業生產，而將其他農業經營活動，例如農業生產投入品的采購，新技術的選擇，信息的獲取，產品的分級、包裝、加工、貯藏、運輸、營銷以及品牌化等分離出去，由農民專業合作社來統一經營與服務。[3]具體地說，有產前團購與技術服務，如山東省武城縣農民科技信息服務協會為農民朋友提供良種、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團購直購”服務，通過集體向廠家直購，比市場價可節省10%；產中技術指導服務，如陜西省富平縣周家坡蘋果產業化協會成立于2002年，目前有會員1 600多人，擁有2 000多畝的果園基地；產后服務，如山西太谷縣同怡農產品經濟合作社主要從事農副產品加工銷售業務，合作社優先收購會員的葡萄，收購員記錄每戶的價格、數量等信息，結算時拿出凈盈利的20%，按照農戶的交易量分別返還給農戶。

    五是龍頭企業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龍頭企業比較好地解決了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提高了農業經濟效益，其主要通過如下模式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1)“公司+農戶”模式，即龍頭企業為基地上的農戶提供生產資料和資金技術，農戶按公司的生產計劃和技術規范進行生產，產品由公司按照合同價格收購銷售；(2)“公司+合作社(協會)+農戶”模式，此種模式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由農民自己成立的合作社(或專業協會)通過與企業達成一致來提供，由于提供方是農民自己的組織，農民采納新技術、對信息的信任度等等都比原來的“公司+農戶”模式下的要好得多，事實證明，此種模式下，農戶的違約率也大大降低，企業直接與合作社打交道，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3)“公司+政府機構+農戶”模式，即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鄉鎮政府機構對接，利用政府部門的組織資源連接農戶，這樣也可以減少企業與農民的交易成本；(4)“公司+村委會+農戶”模式，即農 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通過村委會作為中介和農戶進行對接，可以節約企業的交易費用，農民對村委會也比較信任，有利于新技術的推廣和信息的溝通，另外，對于農民的生產過程也可以起到很好的監督作用。

    六是不同民間服務主體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除了公共服務機構、合作經濟組織、龍頭企業等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外，其他社會力量，如不同民間服務主體，也因地制宜地提供了農業社會化服務：(1)村級科技服務站(員)的以服務換市場模式。服務站是依托農資供應商、農民技術員或專業大戶，在行政村建立的為農民提供技術咨詢、農資供應和市場信息等服務的社會化服務組織。一方面，具備農業新技術、新產品的信息咨詢和政策宣傳功能，另一方面，具備農資連鎖經營(配送)服務和農產品銷售信息服務功能，可以確保農資優質廉價和農產品優質優價，有利于統一技術培訓，統一物資配送，統一銷售價格。這類服務站為農民提供技術咨詢服務，農民購買其化肥、種子、農藥、飼料等生產資料，是典型的“服務換市場”模式。(2)農村經紀人協會服務模式。在縣或鄉鎮層面上成立農村經紀人協會，把分散的經紀人聯合起來，有利于為農民解決產后銷售問題，促進農民的小生產與大市場的順利對接。(3)農產品批發市場服務模式。許多農產品批發市場(如壽光農產品批發市場、深圳布吉農產品批發市場等)在多年發展中探索出物資集散、價格生成、信息、標準化建設、商品促銷、服務引導、產業帶動等七大功能，并構建了“公司+銷地批發市場+產地批發市場+中介組織+基地+農戶”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在對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七是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全國各地都在探索農村金融機構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模式，如山東菏澤的“農村信用社+專業合作社+農戶”，通過信用社向合作社派駐獨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對稱，提高信用社對合作社的金融服務水平；云南省保山市隆陽區農信社創建了“信用社+養豬協會+農戶”的服務模式，為新農村建設和縣域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湖北省嘉魚縣農信社大力支持蔬菜基地建設，近年來累計投放貸款1.5億元，使該縣成為全國聞名的“蔬菜之鄉”。

    (二)根據服務性質分類

    從上述各供給主體所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具體內容中，我們可以發現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公益與經營相結合的。這也符合農業服務供給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并存的特點：政府失靈的地方，用經營來補充；市場失靈的地方，用公益來補充。此外，由于一些經營也得到了政府相關部門的公益性支持，所以具有半經營半公益的性質。具體地講，依托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口以外部門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村集體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是公益；龍頭企業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民間服務主體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是經營；半經營半公益服務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經濟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其成員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特征決定其所提供的農業服務是半經營半公益服務，與農業公共服務部門、私人部門相比具有獨特的組織優勢。[4]作為構建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基礎，農民合作組織需要獲得更多的政府扶持。

    (三)根據服務內容分類

    通過調研我們發現，不同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供給主體所提供的農業服務有所不同，在種植業和養殖業單項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就種植業而言：民間服務主體在所有服務的提供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除了水利設施及灌溉服務的提供外，其他各項服務的提供比重均超過60%。水利設施及灌溉服務的提供占最主要地位的是村集體，政府作為服務主體在所有社會化服務中起著較大作用的服務項目有：提供水利設施服務、施肥指導服務、購買良種服務、打藥技術指導服務和灌溉服務。村集體在所有社會化服務中起著相對較大作用的服務項目是：提供水利設施服務、灌溉服務、機耕服務和提供租用農機服務。合作組織在所有社會化服務中起著較大作用的服務項目是：農產品儲存、打藥技術指導、施肥指導服務。龍頭企業在所有社會化服務中起著較大作用的服務項目是收購與銷售、加工、包裝和運輸服務。科研單位在所有社會化服務中起著較大作用的服務項目是購買農藥、良種和化肥的服務。就畜牧業而言：政府作為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在養殖業各環節單項服務的提供中，占比重較大的是畜禽防疫、飼養技術和優良種畜禽的提供。村集體在養殖業各環節中提供的服務所占比重較大的是畜禽產品的運輸和加工服務、畜禽的治病服務、畜禽的防疫服務。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社在養殖業各環節的社會化服務提供中所占比重較大的是飼養技術的提供、畜禽的銷售、畜禽的治病及優良種畜禽的提供等。

    從農戶需求角度來看，我們調研發現農戶對綜合性社會化服務需求率從高到低的順序分別為：技術信息、價格信息、政策法律信息、信用等級證明、貸款擔保、介紹貸款渠道、組織集體貸款和組織外出打工。農戶對種植業單項社會化服務需求的順序分別為：購買化肥、購買良種、購買農藥、灌溉服務、收購與銷售服務、水利設施提供服務、購買農機、機耕服務、播種服務、打藥的技術指導服務、施肥服務、租用農機、大宗農作物收割服務、農作物采摘服務、大宗農作物脫粒服務、農機修理、運輸、農產品包裝服務、農產品儲存服務、農產品加工服務。農戶對養殖業單項社會化服務需求順序分別為：畜禽防疫、畜禽治病、畜禽銷售、飼養技術、優良種畜禽提供、飼料供應服務、屠宰服務、畜禽產品運輸和加工服務。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就服務內容來看，無論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供給方還是需求方，都有著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之分，所以在構建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時要注意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的協調發展。

    三、怎樣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為新時期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 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按照建設現代農業的要求，建立覆蓋全程、綜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服務體系，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多主體、多樣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格局。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將有利于強化雙層經營中“統”的功能，為農民生產經營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務，把千家萬戶的分散生產經營變為相互聯結、共同行動的合作生產、聯合經營，實現小規模經營與大市場的有效對接，提高我國農業的整體素質和市場競爭力。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一)制度建設

    制度建設要圍繞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的“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和經營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要求展開，在農業技術推廣服務、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農村商品流通服務、農村金融服務、農村信息服務、農產品質量安全服務等方面進行制度優化，形成長效機制。具體地說，農業技術推廣方面，由各級農業行政部門主管，上聯農業科研、交易單位，下聯村級服務站點、科技示范戶、農業企業、合作經濟組織與農戶，專職從事公益性農技推廣服務；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方面，要發揮專業服務公司的作用，讓農民可以隨時找到與之相應的耕地、灌溉、植保、收割、運輸等服務；農村商品流通服務方面，要充分發揮供銷社的流通功能和合作社的組織功能；農村金融服務方面，推進小額信貸公司、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要逐步建立由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金融、民間金融組成的，相互配套、功能齊全、分工合理的農村金融體系；農村信息服務方面，要實現農村信息服務內容多樣化、渠道多樣化、手段現代化；農產品質量安全服務方面，農產品安全的監管、檢測、法規、科技支撐、標準體系建設等都需要逐步建立與完善。

    (二)主體建設

    就政府主體而言，要加強農業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創新管理體制，提高人員素質，在全國普遍健全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動植物疫病防控、農產品質量監管等公共服務機構，逐步建立村級服務站點。其中，縣級技術推廣機構的改革是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重點之一。無論是農業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管理體制創新，還是鄉鎮農業服務機構健全、村級服務點建立、高素質農技推廣人才隊伍的培養，都需要在縣級技術推廣機構的指導下進行。目前，縣級技術推廣機構還存在許多問題，如縣級農業技術推廣機構不同專業分屬不同的部門領導，降低了農業技術推廣的效率；縣級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知識結構老化、人員老齡化現象嚴重；縣級農業技術推廣資金投入嚴重不足等。縣級技術推廣機構的改革定位是確定公益性農技推廣的職能，構建公益型推廣模式，主要推廣以下幾類技術：政府重大發展戰略的相關技術，以及對整個國家、地區產生總體性影響的技術；難以保密的公益性技術；一些經濟效益不太明顯但公益性明顯的技術。2009年，農業部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鄉鎮或區域性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改革與建設的意見》指出，深化改革、加強建設、因地制宜、鼓勵探索；堅持公益性定位，在人員編制、財政經費、服務條件等方面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在運行機制和服務方式上不斷創新，增強公共服務能力，切實增強為農服務實效；強化縣級農業主管部門的管理指導職責，切實解決鄉鎮或區域性農技人員服務缺位和不到位等問題；與各地鄉鎮機構改革相銜接，統籌規劃，綜合建設，全面推進改革與建設工作。在政府主體建設過程中，還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針，理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牢固樹立全局觀念，摒棄利益部門化；相信和依靠群眾，充分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5]

    同時，支持供銷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服務公司、專業技術協會、農民經紀人、龍頭企業等提供多種形式的生產經營服務。要切實加大對供銷合作社改革發展的支持力度，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支持發展供銷合作事業，加強供銷合作社人才隊伍建設，充分發揮供銷合作社在活躍農村流通、完善商品流通體系、建設現代農業、拉動農村需求、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按照服務農民、進退自由、權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使之成為引領農民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現代農業經營組織；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滿足合作社實體建設的金融需求與農戶資金借貸需求。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結構升級，扶持壯大龍頭企業，培育知名品牌，優化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方式。繼續發揮專業技術協會在信息傳播、技術培訓、生產服務等方面的作用。推進農民經紀人立法工作，規范農民經紀人隊伍。鼓勵農業專業服務公司的發展，扶持農民創業。穩定和壯大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加強農業技術推廣普及，開展農民技術培訓。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產學研、農科教結合，支持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同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農戶開展多種形式技術合作。

    此外，還要認識到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建立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如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等)的發展會促進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配套，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配套反過來又會提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建設水平，同時促進農業組織化、規模化、集群化的發展。

    (三)市場建設

    一要開拓農村市場，推進農村流通現代化。加快農村日用消費品和農業生產資料連鎖經營網絡建設；建設以綠色農副產品物流交易中心為龍頭的農副產品流通網絡，帶動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食品安全和農民增收。充分發揮信息網絡在農村流通現代化中的作用，如商務部、中國農業銀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近期達成“萬村千鄉市場工程”信息化建設合作協議，該協議旨在以“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建設的流通網絡為載體，通過實施信息化改造，促進農村商流、信息流、資金流融合，加快農村流通現代化步伐。要加快推進供銷合作社現代流通網絡建設，支持社有企業參與“萬村千鄉”和“雙百”市場工程以及“農超對接”、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等工作，鼓勵社有企業積極利用農村物 流服務體系發展專項資金、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中小商貿企業發展專項資金開拓農村市場。

    二要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完善農業信息收集和制度，發展農產品現代流通方式，減免運銷環節收費，長期實行綠色通道政策，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運行效率高的農產品營銷網絡。要以加強產銷銜接為重點，加快建設高效、暢通、安全、有序的鮮活農產品流通體系，深入推進“農超對接”工程；著力提高農產品流通的組織化程度和現代化水平；健全覆蓋生產、流通、消費的農產品信息網絡，完善儲備調運制度；加強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建設，落實索證索票和購銷臺賬制度；制定實施全國和地方農產品市場發展指導文件，促進合理布局，有效解決批發市場重復建設與零售網點不足并存等問題；通過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盡可能減少購銷活動的中間環節和費用，實現流通體系高效運轉。

監理實習心得體會范文第4篇

構建“和諧社區”是自覺踐行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十七屆三中全會、全國“兩會”、市委十一屆四次全會及上級有關會議精神的重要任務，也是力促地方經濟發展，構建“五型社區”的首要職責。按照創建“和諧社區”的要求，必須始終堅持貫徹落實上級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創新實踐；必須始終堅持結合社區特點，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必須始終堅持抓住重點、突破難點，切實提高“和諧社區”創建水準。必須進一步堅定了“踐行科學發展觀、打造‘和諧社區’”的信念及“有為有位”的信心和決心。必須樹立“四種意識”，構建“和諧社區”。

一是樹立“爭先創優”意識，構建“活力”社區。堅持將上級的要求、社區的追求、群眾的需求作為和諧社區創建工作的突破口，社區領導班子必須高度統一思想，深化創建理念，立足社區實際，狠抓措施落實。主要是著眼長遠、立足當前，制定好我們短、中、長期“和諧社區”創建目標，在規劃制定、創建方案、實施措施等方面，統籌兼顧，注重實效。既考慮實現目標及創建過程的統一，又考慮有針對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特別是要堅持以人為本抓創建的新理念，樹立社區與駐區單位共創共建的新舉措。如，深化“社區與共建單位聯抓聯創制”、“樓院與居民聯戶共建制”、“骨干與群眾聯手共促制”等等。通過優化社區綜合管理手段，營造“千家萬戶抓創建”氛圍，夯實“共創共建”基礎，激活“和諧社區”創建活力，彰顯“和諧社區”特色。

二是樹立“有為有位”意識，構建“五型”社區。堅持將“和諧社區”的創建，與當前創建“全國生態市”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與創建“平安型社區”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與創建“綠色社區”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與創建“省級和諧社區”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要在社區黨建、社區環境、社區平安、社區民生、社區管理、社區文明等方面出新招、亮實招、促實效。特別是，要根據社區各項工作增多、外來人口比較密集，管理難度相對增加等特點，在鞏固提高的基礎上，加大“人性化管理”的力度。

監理實習心得體會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