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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制度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10月23日早晨9點，法國政府投資部負責帶領記者在巴黎進行采訪報道的塞弗琳，提前20分鐘便來到了我們所住的酒店。“我沒法預訂到出租車，看來我們現在就得出發，乘地鐵趕去采訪了。”她神色焦急地提示我們，前幾日在巴黎爆發的公共運輸系統的影響似乎還在延續。

由于反對總統薩科齊最近推出的一項針對“特殊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法國工會于10月18日起組織了地鐵和公交系統的。這一改革方案意在延長繳納社會分攤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的年限。以前，像鐵路工人、警察、礦工等從事高勞動強度職業的雇員的繳納年限為37.5年，其他普通職員則須繳納40年。薩科齊希望改革這項福利傾斜政策，讓所有的人在繳納40年的社會分攤金后，才能領取全額退休金。

如是，以25歲為工作開始年限來算，繳納40年的社會分攤金，就意味著得工作到65歲才能退休；如果不能繳納足年的社會分攤金，根據此項改革方案中的“減金制”，將不能全額領取退休金。

10月18日起，這次“法國12年來最嚴重的工潮”，幾乎導致了法國地鐵、公交等運輸系統的全面癱瘓。罷工期間，許多原先乘搭公交或地鐵上下班的人不得不改為搭乘出租車，數量本就有限的出租車變得極為搶手。

不得不改

福利制度向來被視作法國社會最難撬動的內核。薩科齊此次福利改革方案首先觸及的，是退休金制度這一環。

以“和過去決裂”為競選口號上臺的薩科齊選擇將此作為自己改革思路的起點，可謂勇氣可嘉――短視的政治家完全可以為了自己所在政黨能在下屆選舉中繼續獲勝，在一開始就采取討好選民的政策，避免觸碰到福利制度這個敏感領域。

對于薩科齊而言，選擇福利制度率先開刀的道理卻也簡單。在法國，福利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檻，任何一種改革措施的成功推行，幾乎都得以改革僵化的福利制度為前提。

不過，歷屆政府對此領域進行改革的努力幾乎都以失敗告終。1995年，前總理朱佩也曾倡導過類似后延退休年齡的福利制度改革，但終因為期三周的全國性罷工而作罷，朱佩本人不得不引咎辭職。去年3月28日，將使企業解雇年輕人更為容易的新勞工法《首次雇傭合同法》也曾引起強震，從而導致總理若斯潘的此項改革計劃夭折。

然而，高度社會公平的福利制度，卻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法國政府承受能力的極限。對于目前的法國政府而言，公共財政赤字已經到了相當危急的程度。

法國現總理菲永9月在視察科西嘉島時曾語出驚人：“我是一個瀕于破產邊緣的國家的政府首腦；我是一個15年來赤字不斷的國家的政府首腦；我是一個25年來預算沒有一次平衡過的國家的政府首腦。”

根據歐盟的穩定暨增長協定，成員國應穩定其預算赤字水平，使其規范在國內生產總值的3%之內。法國已因多年未能達標，遭到了來自歐洲央行的連番警告。

率先向國有企業開刀

薩科齊經濟改革的思路，主要是以減稅來拉動本國經濟增長，這本來就將在短期內給法國政府財政帶來很大負擔；再加上目前福利制度的拖累，法國已很難完成歐盟指定的在2010年實現財政收支平衡的目標。

在今年7月的歐元區13國財長會議上，法國已向歐盟請求將法國削除財政赤字的期限從2010年推后兩年。

為了應付無法繼續維持的財政重負，根據薩科齊9月向參議院遞交的預算案，法國政府誓言要在2008年以前削減福利系統24%的赤字。這意味著將使公共開支維持在89億歐元的水平上，而今年這部分津貼的預算就已經達到了117億歐元。

為落實此項預算案，薩科齊選擇了向國有企業部門的退休金制度率先開刀。對于薩科齊推出的這項涉及50萬人的首份福利改革計劃，法國國內的國企和私營部門有著不同的心理和反應。

在法國，福利制度所產生的社會負擔，因職業、產業，特別是由于公私部門性質的不同而具有二元特征。因為與政府討價還價能力存在差別，法國國有企業部門是福利制度的較大受益者，他們享受著比私營經濟部門更為穩定的就業保障以及更受優待的工作時間。這在私營經濟部門看來不公平。在法國期間，記者走訪了數家私營企業，他們對法國政府拉平公私經濟部門福利制度差異的改革方案，幾乎無一例外持有正面評價。

“國有企業和我們的勞動合同不一樣，國有企業應該和我們私營部門工作同樣長的時間，這樣才是公平的。”歐萊雅集團卡尼爾化妝品生產中心負責公關事務的瑪麗納（Marina Paris）說。中國國旅法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晉予談到近日罷工時說：“參加罷工的那些國營的公共交通部門，除了工作穩定，他們本身已經享受了全方位的、比私營企業好得多的福利待遇。”已在法國生活多年的陳晉表示，予對這次公交鐵路系統的罷工無法理解。

靜觀其變

11月3日，在薩科齊就任總統接近六個月之際，法國《星期日報》公布了一份民意調查結果：如果再給一次投票選舉總統的機會，55%的回答者表示會將選票繼續投給薩科齊，這一比例高出薩科齊在此前總統選舉中53%的得票率。

在罷工陰影下，薩科齊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應該可以看作是大部分法國人支持改革的表現。

“從外面看，法國似乎抵制改革，但實際上，法國卻是歐洲國家中最先就福利制度進行改革的國家之一。”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短期經濟分析部主任貝菲（Pierre-Olivier Beffy）告訴《財經》記者，“改革需要時間，現在看來已在實施了。但是法國需要對此改革公開辯論，可能和其他國家情況不一樣，在這里每個人都可以對政府實施的改革發表意見。”

法國民眾對福利制度改革的情緒是復雜的，由于“福利剛性”的作用――人們對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允許上升不能下降的心理預期，對于那些享受優厚退休條件的受益團體而言，割舍并非易事。國家理應擔負福利和救濟的神圣職責，更是眾多法國人民根深蒂固的想法。

因此，即使是那些認同商業競爭價值、以私營經濟部門為代表的社會力量，他們對于薩科齊改革方向的態度仍是較為隱晦的，他們不大愿意公開表示對薩科齊改革的支持，往往選擇冷靜觀之。

法國威立雅水務公司CEO安東尼（Antoine Frerot）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便說：“在我們的宗教中，托馬斯阿奎那有句名言，叫‘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薩科齊推行的福利制度改革在法國政治生活中已不是第一次了，我認為最好還是靜觀其變。”

國企制度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與過去國企高管與職工的薪酬差距高達12倍左右相比，央企和地方國企新的薪酬標準極大縮小了二者間的差距，這表明國企薪酬制度改革初步達到預期目標。過去，打著市場化旗號而設置的薪酬制度，沒有如預期一樣催生出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也沒有切實提高國企效率。相反，國企高管自定薪酬，其所得報酬與公司經營業績嚴重脫節的模式，加劇了國企高管行政化、利益化的傾向，加重了收入分配不公，分散了國企深化改革的能量。但國企改革的命題，并非只有縮小內部收入差距這一項。可以說，限薪只是國企改革相對容易完成的第一步，公司治理結構能否完善，國企效率能否提高這些更核心的命題，則需要更復雜的操作和更明確的改革設計。

比如，國企主要負責人主要由組織部門任命，這是以剛性的行政手段限薪的依據所在。但是，激發國企活力，還需要引進合格的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的薪酬標準，通常應以其業績為參照，這與目前以內部職工平均薪酬為參照標準設立的國企高管薪酬體系不盡吻合。彌合這兩者之間的差異，讓職業經理人愿意進入國企，同時明確界定組織系統任命的主要負責人與職業經理人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各自位置，各自發揮作用，是下一步完善國企治理結構必須回答的問題。

又如，在當下去庫存的形勢下，不少國企都面臨轉型轉制、安置職工轉崗的艱巨任務。這是提高國企效率必須要闖過的關口。國企限薪雖然有助于國企轉型，但是也可能導致國企高管出現無為、卸責的惰性，加劇去庫存難度。既要讓國企高管有為，又要防止國企轉型轉不下去，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國企制度改革方案范文第3篇

糾正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過度干預

近年來居民消費率逐步下降，主因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劇下降，其次是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相當一部分人因擔心社會保障的不穩定，有積蓄卻不敢消費。

在農村，主要是在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本應全部歸屬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絕大部分被政府與企業所獲。2001年～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由0.13萬億元增長到2.7萬億元，增長了19.9倍。但農民通過征地拆遷補助和失地補助兩項，僅獲得土地出讓收入的37%。2010年，遼寧、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補償費占土地收入的比重，分別低到不可想像的10.37%、2.91%和12.99%。

在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慢的主因，是薪酬收入偏低、財產收入在下降。過去幾年快速發展的傳統制造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國企壟斷問題嚴重，分紅制度又不健全，且資源稅等要素價格便宜，刺激了第二產業的不斷擴大。而能促進就業、普遍提高勞動者薪酬水平的勞動密集型經濟、服務經濟的發展，在各種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顯抑制。要扭轉此局面，問題直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國企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重要的產業結構調整等。

過去幾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為杠桿，高倍撬動了金融資源，加快了第二產業投資。特別是壟斷性央企，更有條件以獨占的優勢，積累大量利潤和巨額資本，撬動巨額的信貸資金，并實施多元化經營，形成了產業結構的重大扭曲。而對民營投資服務經濟的限制過多、門檻過高，資金難以進入。利率、匯率、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滯后，再遇上前幾年不可忽視的外部需求繁榮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更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加快擴張。要想徹底扭轉此局面，應直指稅收改革、國退民進、落實新非公36條、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的改革。

要糾正扭曲的結構，僅靠經濟體自身的運行解決不了，必須要糾正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過度干預，要重新討論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合理邊界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啟動了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戰略性調整，有利于恢復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而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健康發展，也會促進中國經濟收窄“結構失衡”的缺口。

土地出讓金減少倒逼財稅體制大改革

在全國城鄉，應盡快出臺以“提低、控高、擴中”為主要內容的縮小收入差距改革方案。方案應包括：第一，未來八年中，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城鎮居民最低養老標準、貧困救助線等。第二，逐年縮小城鄉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標。第三，為解決居民預防性儲蓄而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社會保障量化目標。這必然會造成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由此，可進一步倒逼財稅部門通盤考慮財稅體制的改革，制定中長期改革預算。為了解決因長期負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財產損失，也倒逼金融部門制訂利率逐年市場化的改革方案。

在農村，要想真正提高農民收入，必須依法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級差收入和長期增值收益真正歸還給農民。實際上只是在農村經營性用地、宅基地“確權、登記、領證”的基礎上，真正回歸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兩大原則。改革政府壟斷經營土地制度，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出租、出讓、入股、信托等多種方式進入市場。國家應強調“合法補償”，而不是“公平補償”。

財政可在規范、統一契稅、房產稅等稅種改革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房產稅制度增加財政收入。需要引起警覺的是，今后若土地長期增值收益真正回歸農民后，中國經濟馬上會暴露更突出的問題，一是土地出讓金的驟然減少，使原城鎮化建設計劃中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捉襟見肘。目前全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中，土地出讓金僅占20%，絕大部分資金是通過土地抵押從銀行融資，占70%～80%。若土地出讓金減少，不僅會影響地方城市建設，還將嚴重影響農村的教育、農業、水利建設等。絕大多數的地方財政將難以生存。最終必將會要求中央與地方財力和事權的重新劃分。

如果此時中央政府需統籌考慮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中新增的財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積的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化解等因素，國家財政必然難以維持下去，會不得不倒逼財稅體制進行大改革，打破因循守舊，制定中長期的改革預算。當財稅改革進行到一定的地步，現實嚴峻的收支缺口困境決定，會從國企進一步提高分紅比例和出售部分國企股權為內容的“國退民進”改革中尋找出路。

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最大的阻力來自于地方政府，因此在著手這項改革的同時，在理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力和事權關系上，必須有相應配套的財稅改革。伴隨改革的推行，全國農民將新增千萬億元的收入，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民及進城變成市民的農民工，在其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制度安排與內容標準上，應配合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和財稅改革，準備政策預案。

用政府資源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形成

在我國下一輪的改革中，涉及面最廣、情況最復雜、歷時最長、最需要在短期急處理，中期有安排，長期有預期的改革，是財稅體制大改革。特別是在全國地方財政自給率下降到55%左右的情況下，要改革土地征地制度，任務相當嚴峻。

政府應該認真研究1994年“分稅制”以來的經驗與教訓，適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測算中長期國家財政的收支缺口及動態變化，全面制訂中長期財稅體制漸進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項改革的動態過程中，及時修正方案。未來的國家財政出現相當大的收支缺口難以避免，而要真正解決此問題，最有可能實施的制度調整是動用政府手中掌握的現存資源，來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后形成。

國企制度改革方案范文第4篇

會議總結2014年的經濟工作成績;應對當前國際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制定宏觀經濟發展規劃。這是判斷當前經濟形勢，定調2015年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認真解讀的權威風向標。

今年的關鍵詞是“新常態”。新常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將是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工作的理論基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進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明確判斷。

在此經濟新常態下，投資者應該如何從政策的風向標中找到正確的道路，發現藍海，找準投資方向？這也是我們努力思考的方向。

何謂新常態？

自從在2014年初首次使用并在其后多次正式提及，8月份《人民日報》發表一組三篇特別報道，聚焦“中國經濟新常態”，此后“新常態”一詞迅速在媒體升溫并膾炙人口。

“新常態”是國際上近年來提出的重要經濟術語，最先由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提出。“新常態”在宏觀經濟領域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我國的經濟新常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整個國際形勢相耦合。當前全球經濟正處在緩慢而脆弱的復蘇之中，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在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美國在2014年底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歐盟及歐元區持續緩慢增長，日本經濟增速顯著回落，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處于經濟減速過程中。這種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均衡性、脆弱性和易變性，讓各國都進入了深度調整與轉型期，形成了世界經濟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高速增長開始減速換擋，步入“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的“新常態”。

因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中要求，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觀念上要適應，認識上要到位。

也就是說，這個新常態不是中國自己“制造”，而是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準確定位，中國的經濟工作重點，是要去“適應”之。

讀懂中央的要求

讀會議公報，就要提煉出一些關鍵性的“干貨”。會議認為當前形勢的經濟新常態的表現是：

消費需求從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到個性化、多樣化成主流;投資需求從傳統產業到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創新性投融資;出口和國際收支方面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不再;生產要素從勞動力成本到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市場競爭從靠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正逐步轉向靠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

同時公報提出了我國經濟工作要如何應對這些趨勢性變化：要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要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要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并重組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必須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公報要求“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那么這里提出的趨勢性變化也就將成為明年經濟工作的目標。用公報的話來講，就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公報中由此提出八個“更加”，指出了2015年政策的總方向，也是整個經濟工作的宗旨：

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

公報中明確了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如下五點：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尋找藍海

讀懂了會議精神，我們才有可能對各個領域進行對照，哪些領域將處于明年經濟工作重點關注的范圍，成為發展的藍海？

首先看明年的貨幣政策。公報對于明年貨幣政策基調的論述仍然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外界更加關注此次出現的新表述――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如何理解“松緊適度”？招商證券研報和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都認為，明年貨幣政策基調將更為積極，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或將進一步加大寬松力度，降息、降準皆有可能。

其次看戰略性重點發展區域：“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公報中明確了三大新亮點。由此在股票方面要關注的板塊有京津冀、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自貿區、國企改革等概念。

在行業方面，環保、新能源、創新技術、基礎建設等都在報告中有所提及。環保產業將是重中之重，“要堅持不懈推進節能減排和保護生態環境”，凡是與環保相關的節能減排、固廢處理、水處理等領域都將得到高度重視和大力發展的機遇。

“創新”在報告中多次被提及，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創新性投融資，將迎來明確的發展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創新性投融資”、“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這兩個短語，結合目前熱門的如P2P等廣義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發展，與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技術運用相關的金融領域，特別是針對小微企業、小額借貸等方面具有廣闊的想象空間。

基礎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報告別提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基于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仍將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性作用。

農業方面的土地流轉將進一步健全和規范。公報提出要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健全公開規范的土地流轉市場。農地流轉將有更加深入的改革方案。12月底國土資源部土地勘測規劃院院長鄭凌志公開表示，國土資源部2015年將在征地制度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方面，選擇若干試點，進行土地制度改革試驗。

國企制度改革方案范文第5篇

一怕待遇降低

養老制度改革，事業單位人員最怕什么？ “最怕待遇降低。”石教授是浙江一所高校的教授，目前月收入近7000元。據他了解，近幾年學校退休了的教授，平均每月的養老金也有這個數，和他們在職時差別不大。如果不改革，石教授相信，隨著收入增長、教齡增加，自己到60歲時，領取的退休金水準應該和從前的同事差不多。

浙江是國家確定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障制度改革試點省份之一。雖然當地絕大多數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障還延用老辦法，但許多人在了解目前的試點方案后，對改革顧慮頗多，普遍擔心養老金下降。

石教授說，按已公開的試點方案，事業單位人員要和企業人員一樣繳納養老保險，在工資不變的前提下，首先導致當前月薪少一塊。一直以來，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待遇按退休前月收入，結合職位、職稱、工齡等按一定比例確定，通常高校里的教授能拿到在職工資的80%—90%，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會有明顯降低。現在比照企業的養老保險辦法，退休待遇與繳費多少、社會平均工資等聯系，肯定要降不少。

北京事業單位集中，雖然并非試點區域，但事業單位人員對此普遍關注。張教授年過五十，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多年，目前月收入1萬多元，去掉績效的部分有6000多元。他仔細研究過試點地區的方案，“除了強調有職業年金外，其他方面和現行的企業職工養老制度如出一轍。”公開資料顯示，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按制度設計不到60%，實際不到50%。倘若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也依此推進，他估計退休后可能只拿到在職時基本工資的六成，意味著退休后收入大幅降低。至于職業年金，乍一聽很好，但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比如這筆錢從哪兒來、額度多少、會不會逐年增長，事業單位的人員普遍沒信心。

除了擔心待遇降低外，還有人談到，改革容易導致繳費時段缺少連續性、職稱職級與待遇的關系難以確定等，最終影響退休后的養老待遇。上世紀90年代初，在北京媒體工作的不少人辭職下海，近兩年他們相繼達到退休年齡，在領取養老金時他們才發現，當時在事業單位工作時養老金的繳費水平極低，現在只能領到幾百元。

二怕不公平

事業單位人員對改革有抵觸，還因為感到“不公平”。

“為什么改事業單位、不改機關公務員？”吳女士在北京某部委下屬培訓中心工作，事業編制。她沒有詳細了解過相關改革方案，“不用去了解，要是真好，機關肯定會一起改。現在，機關不改，再怎么說好，也沒說服力。”

浙江的石教授說，改事業單位不改機關“非常欠妥”。他認為，從單位性質上看，許多事業單位直接承擔著國家授予或委托的公共職能，有的直接承擔社會管理職能、社會服務職能，還有的承擔文化傳承與創新職能，性質上、職能上與許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并無二致。如果真要改革，不應該只將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向企業去靠攏，而不同步改革政府機關及公務員。何況，許多事業單位人員是從政府機構分流或交流來的，如果不同步改革，必然會引起一系列不公平問題。有人提出，既然企業職工可以接受改革，為什么事業單位人員就不能接受？而事業單位人員則認為，目前事業單位退休待遇高于企業是事實，但事業單位和企業不宜簡單類比。

58歲的李老師在杭州一所高校任職，月收入約7000元。如果不改革，他估計退休時能領到6000元，如果兩年內改到自己所在學校，就很難說了。在他看來，事業單位人員在職收入固定，而企業員工在職時期的收入上不封頂，可以很高，按同樣的方法確定養老金并不公平。據了解，在杭州這類經濟發達的城市，企業里的資深工程師年薪普遍能達到20多萬元。

不少事業單位員工有類似想法。袁先生40出頭，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20年來一直在研究所從事廣電方面的技術研究，全部月收入8000元左右。他對比過到企業工作的大學同學待遇，不論在國企還是民企，作為技術方面的骨干，年收入基本在20萬元以上，有的還有股份。“他們只要按實際收入交養老保險，退休后不會比事業單位的低。”

接受采訪的事業單位人員幾乎都認為，已退休的人員，事業單位的待遇明顯高于企業的待遇，這其中有不公平的因素在，但后續的改革應是致力于提高企業偏低的退休待遇，而不是把事業單位的退休待遇也拉低。

40歲以上人員最緊張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最關心、最緊張的主要是事業單位中40歲以上的人員。

回顧當年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采取的是“老人老辦法”，已經退休的事業單位人員多數認為，改革不會對自己有什么影響，現在領多少退休金以后還能領多少。一些細心的人會擔心，改革后有可能在退休待遇的調整上受些影響，調整的頻率可能放慢、幅度可能減少。“咱都退休了，這事兒也不管了。”剛從一家報社退休的黃女士笑著說。

“70后”、“80后”對改革的心態也比較放松。“離退休還有20多年呢，20年后的事兒，誰能說得準，興許連事業單位這個名稱都改沒了。”一家廣播電臺的年輕記者說。“我倒希望早點改制成企業，那樣大家干得好就能掙得多，不像現在工資管得這么死。”北京一家部委下屬出版社的年輕編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