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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翻譯 文化認知 文化差異
一、語言、翻譯與文化的關系
語言與認知存在著緊密的關系。語言是用來構建和交流意義的,是了解人類思維的窗口(Fauconnier, 1999)。語言是人類智慧的表現,體現著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不同地域的人類,由于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不同,對世界的認識不盡相同。這種對世界認識的差異,則會以語言作為媒介表現出來。翻譯不僅涉及兩種不同的語言,更涉及兩種不同的文化。翻譯是將一種語言所承載的意義轉換為另一種語言的跨語言、跨文化活動。翻譯的表象是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然而其本質卻是兩種不同文化之間認知的轉換。準確又具有欣賞價值的譯文,不僅僅是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更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一種跨文化的溝通。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一定要深入了解譯文的源文化,以及受眾讀者的文化背景和認知能力。
二、文化認知在翻譯中的重要性
文化是人類意識的產物。研究對外漢語教學的趙賢州先生(1996)認為:跨文化交際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人類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際之所以產生某些偏差,是因為雙方不能共享另一些有差異的文化信息。譯者在開始一個譯者的職責之前,首先應作為一個讀者,正確地理解原文所承載的文化信息。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在形式上的轉換,更包括兩種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似性和兼容性。劉宓慶先生(1999)認為:文化的可譯性是由認識的同一性及語義系統的同構原理和人類思維形式的同一性原理決定的。但除了同一性之外,文化間的差異性也不容小覷。因此,譯者在翻譯時要采用一些方法和技巧,最大限度地傳遞譯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1.文化認知造成的語義差異
由于譯者和作者來自不同的文化領域,彼此身上都承載著各自民族文化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形態。母語的文化特征多多少少會影響跨文化語言交際,因此,如果譯者本身沒有強烈的跨文化意識,不深入地了解作者所處的文化,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對譯文的誤讀和誤譯。
中國文化受佛教的影響很大。“龍”這種生物,就是佛教宗教背景下的產物。“龍”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吉祥神圣之物,形似蛇,有爪,身披鱗片,頭頂雙角,能浮于云端,吞云吐雨,是皇權的象征,代表了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尊貴。在古代,“龍”是皇帝的象征,古代的皇帝身著“龍袍”,把自己稱作“真龍天子”。中國人把自己稱為“龍的傳人”,把對子女的期望描述成“望子成龍”。巧妙的是,在西方國家,也存在“龍”這種傳說中的生物。西方的“龍”在英語中叫“dragon”, 和中國“龍”是同一個詞。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這種在東方神秘尊貴的生物被描繪成有翼、有巨爪鱗片、會噴火的巨大的蛇形怪物。其脾氣兇惡暴躁,是傳說中的怪獸,也是罪惡的象征。兩種“龍”,雖然長相相似、名稱相同,但兩種文化中所代表的意義卻一褒一貶、截然不同。
例如,“這個企業在該產業中起龍頭作用。”這句話如果翻譯成“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the dragon head role in that industry.”則是不恰當的。因為在西方,“dragon”扮演的是邪惡的角色。正確的譯法應為:“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at industry.” 又如,撒切爾夫人在保守黨年會上發言時曾說:“... but we have other dragons to kill.”這里的“dragon”代表西方惡龍,應譯為“……我們還有很多的困難需要克服。”,這里如果理解成東方神秘高貴的“龍”,就會造成誤解,甚至是誤會。
在中國,我們把怕老婆的丈夫戲稱為“妻管嚴”,這個詞和“氣管炎”諧音,所以有時開玩笑時我們會說:“這個人有氣管炎。”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把這句話譯為“He has rachitic.”,那么外國賓客就會以為這個男人得了“氣管炎”這種病。由于譯者沒有準確把握原文的文化,因此造成這種誤譯的產生。我們在翻譯這句話時應該體現源文化中的隱含意義,那就是 “怕老婆”。因此,上句應該譯為“He is a hen-pecked man.”
在以上兩個例子中,雖然詞匯相同,但詞義卻千差萬別。譯者在翻譯時,要倍加注意,強化跨文化意識,避免誤譯的產生。
2.文化缺省
不同語言文化之間會有文化現象的不一致和文化缺省。文化缺省是指原文中所含的文化信息在譯文的文化中沒有相應的“對應語”來表達。這一語言現象與兩種不同的社會的風俗習慣和社會構架有關。雨果曾說:“翻譯如以寬頸瓶中水灌注在狹頸瓶中,傍傾而流失者必多。”(毛榮貴,2001:250)譯者應尊重兩種語言各自的文化,采用合理的手段,彌補文化缺省,達到促進文化交流的目的。
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陰陽八卦的“陰”“陽”,分別被音譯為yin, yang。Yin 和 yang 在詞典中被分別注釋為 “yin, the feminine or negative principle in nature; yang, 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 nature”,即使如此,由于英語中沒有“五行八卦”這一概念,即使有了注釋,對于有些英語母語的讀者來說也仍然很難理解。
再比如,中國古代的“梅、蘭、竹、菊”被譽為花中“四君子”,這是古代詩人根據這些植物的外貌和開花特性,發揮了自己的想象能力,進而引申成了君子的某些高貴品性。因此,這些植物被稱為“花中君子”。在西方,它們并沒有任何特殊的意義。
中國有個習語叫“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諸葛亮”是中國有名的聰明人,是三國時期劉備的軍師。而“皮匠”這個職業是由于其發音和“諸葛亮”諧音相似,才被拿出來補全句子結構的。這句話的原意是指眾人的智慧遠超過一個人的智慧。但西方人并不知道“諸葛亮”是誰,也不明白為什么會拿“皮匠 cobbler”和“諸葛亮”相比。對于這句話,正確的處理方式是避開文化認知中的信息缺失,直接根據句意翻譯,應譯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正如“諸葛亮”代表智慧一樣,有些人物因為太過出名并且有自己獨特的特點,我們常用他們的名字來指代某種性格或含義,英語中也是如此。例如,“I am not Hamlet.”(賈立偉,2008)。這里的“Hamlet”是莎士比亞筆下的一個人物,是丹麥王的兒子。然而有一天丹麥王的鬼魂來找他,告訴他自己是被當今國王,哈姆雷特的叔叔害死,要他為自己復仇。哈姆雷特一方面對父親之死產生懷疑,一方面又擔憂是魔鬼意圖蠱惑他,猶豫不決,左右為難,最終為了避免叔叔的懷疑,開始裝瘋賣傻。現在用“Hamlet”這個名字代表猶豫不決、優柔寡斷的人。由于中國文化中沒有 “哈姆雷特”這個人物,因此,這里翻譯成“我不是哈姆雷特”是不恰當的,也不利于目標讀者理解句義。如果根據涵義譯為“我不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更合適。
由上可知,文學典故和文化形式的不同,必然會產生許多的文化缺省,為目標讀者的閱讀和理解制造障礙。跨文化譯者在翻譯時,應該注重其意,對形式上的不同做適當的取舍,才能達到準確傳遞信息的目的。
三、結語
翻譯既是語言之間的溝通,又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文化認知的差異對翻譯實踐至關重要,會對翻譯實踐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作為連接兩種文化的橋梁和紐帶,要提高自身對文化的感知和對兩種語言的運用能力,努力準確傳遞原文信息,實現譯文在兩種文化認知中最大限度的自然轉換。
參考文獻:
[1]Fauconnier,Giles.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in T. Jansen and G.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Scope and Methodology,The Hague:Mouton De Gruyter,1999.
[2]賈立偉.翻譯中的文化缺省透視[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08 5(10):345.
[3]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M].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4]毛榮貴.英譯漢技巧新編[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關鍵詞:俄語;本科;培養方案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7)01-0070-03
哈爾濱理工大學俄語專業成立于2004年,2005年9月第一次招生。目前共有俄語專業教師14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6人,講師4人,助教2人。每屆本科招生人數為50人,文理兼招,不限語種。在十年發展中,俄語專業以《高等學校俄語專業本科教學質量標準》為依據,視教學質量為第一目標,并努力順應時代新要求,不斷完善人才培養方案,至今已有2005版、2010版和2015版三版人才培養方案。
一、2005版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
(一)培養方案的內容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扎實的俄英雙語語言基礎和比較廣泛的科學文化知識,能在外事、經貿、文化、新聞出版、教育、科研、旅游和企業等部門從事翻譯、研究、教學、管理工作的俄英雙語應用型人才。
畢業生應具備的素質:了解我國有關的方針、政策、法規,了解我國和對象國的社會和文化。
畢業生應具備的知識:掌握扎實的俄語語言學、文學及相關人文和科技方面的基礎知識,了解本學科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畢業生應具備的能力:具有較熟練的聽、說、讀、寫、譯能力,具有較好的漢語表達能力和基本調研能力,具有一定的英語實際應用能力,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進行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專業方向:A:俄英雙語、B:科技俄語、C:經貿、旅游俄語。
主干學科:外國語言文學。
主干課程:俄語精讀、視聽、會話、泛讀、寫作、翻譯理論與實踐、報刊選讀、文學作品選讀、俄羅斯文學史、俄羅斯概況、俄羅斯影視作品欣賞。
(二)課程設置
為實現培養目標,使本科生具備必需的素質、知識和能力,該版人才培養方案將課程體系分為公共基礎課與人文、社科、經管類素質課,技術基礎課,專業平臺課,專業方向課,任意選修課五部分。其中人文、社科、經管類素質課為學校開設的共同課,而公共基礎課則是針對專業具體需求開設的公共必修課。圍繞培養俄英雙語能力的應用型人才這一專業特點,在該版的公共基礎課中開設了七個學期的“第二外語”課程。此外,根據理工院校的特點,在第二學期開設了“數學”課程。
俄語專業知識由技術基礎課和專業平臺課兩部分構成。技術基礎課包括基礎俄語、俄語精讀、俄語會話等開設多個學期的核心課程。專業平臺課則開設在高年級,是專業知識的進階階段,包括俄文寫作、俄語口譯、多學科閱讀等。
專業方向課是在掌握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根據本校特色和就業領域調研為提高本科生就業競爭力而開設的課程。該版培養方案設有三個專業方向,每個方向在第六、七、八學期開設四門課程,課時總數為136學時。俄英雙語方向的課程包括英美文化、英美寫作等。科技方向的課程包括科技俄語語法、科技俄語俄譯漢。
任意選修課主要針對的是培養本科生基礎的科學研究和調研能力,讓本科生了解俄語語言學、俄羅斯國情等本學科的理論研究方向。
在理論課程之外,還設有實踐性教學環節。該版培養方案除畢業設計之外,只在第七學期開設了一門為期兩周的翻譯實踐,安排在學期末進行,以集中訓練大四學生的俄漢口譯互譯能力。
(三)培養方案的特點
2005版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是哈爾濱理工大學俄語專業首次制定的培養方案。在制定之前,對國內眾多開設俄語專業的高校進行調研,走訪多個用人單位,在綜合本校實際情況和調研結果的基礎上,以專業教學質量為根本,力求夯實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因此技術基礎部分的課時占到總學時的60%。以此為基礎,面對市場上俄英雙語和科技俄語人才的供需失衡所形成的極大就業缺口,加大對零起點學生英語和科技俄語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根據課程難度在三個學期遞進式設置四門專業方向課程,形成較完整的知識套系。
二、2010版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
(一)培養方案的內容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堅實的俄語語言基礎和交際能力,較強的經貿能力,一定的英語交際能力和計算機操作能力,掌握廣泛的人文學科和科普知識,綜合素質高,能從事外貿、外事、教育和科研等部門工作的應用型俄語專業人才。
畢業生應具備的素質:對獨聯體國家社會、政治、文化等有較廣泛的了解,具備良好的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
畢業生應具備的知識:俄語語言學基本知識、俄羅斯文學基本知識、俄羅斯國情文化基本知識、專業俄語基本知識。
畢業生應具備的能力:跨文化交際能力、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
專業方向:A:俄語語言文學、B:科技俄語、C:經貿俄語
主干學科:俄語語言文學
主干課程:基礎俄語、高級俄語、視聽、會話、閱讀、寫作、筆譯、報刊選讀、俄蘇文學史及作品選讀、俄羅斯概況、影視作品欣賞。
(二)課程設置
2010版人才培養方案的課程體系由公共基礎與人文、社科、經管類素質課,學科基礎課,專業平臺課和專業方向課四部分構成。其中人文、社科、經管類素質課由8門必修課和3門選修課構成。公共基礎課設有3個學期的“外語”課程和1個學期的“現代漢語”課程。
學科基礎課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部分。必修課包括掌握俄語基本專業知識的核心課程,如基礎俄語、高級俄語、俄語會話、俄語視聽等。選修課則主要針對提高學生的口語與閱讀能力,包括俄語語音語調、俄羅斯影視作品欣賞和俄文報刊選讀3門課程。專業平臺課仍主要開設在高年級,以夯實學生俄語書面寫作和培養其人文素養為目的,設有俄語應用文寫作、俄語筆譯、俄蘇文學史及作品選讀等課程。
專業方向課由方向必修課和選修課構成。該版的人才培養方案仍是3個專業方向。每個方向的必修課設在第五、六、七學期開設,共四門課程,課時總數為120學時。俄語語言文學方向的必修課包括俄羅斯藝術文化簡史、現代俄語通論等。科技俄語方向的必修課包括工程概覽、科技俄語翻譯等。經貿俄語方向的必修課包括國際貿易實務、旅游俄語。專業方向選修課也開設在第五、六、七學期,目的是加深學生對所選方向的認識,將知識結構向縱深發展。
2010版的人才培養方案豐富了實踐性教學環節,開設了技能訓練、生產實習、課程設計和學年設計環節。開課學期從第一至第八學期,課程包括俄羅斯文學評論、俄語口譯、俄語演講、俄語戲劇表演、寫作技能訓練等。
(三)培養方案的特點
2010版人才培養方案是在第一版人才培養方案實行5年后的首次修訂。此次修訂是按照學校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為契機,以畢業生擇業為參考,經過多次專家討論和答辯確定而成。在5年時間里,有兩屆學生參加了俄語國家專業水平八級測試,五屆學生參加了俄語國家專業水平四級測試,過級平均率分別為70%和90%。在校學生多次參加國內外俄語競賽,都取得了優異個人與團體成績。這表明制定的第一版人才培養方案是可行的。但同時根據學生的實際課堂接受程度,學習成績,在國家俄語水平測試中發現的問題在新版培養方案中對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
首先,意識到漢語素養對俄語專業學習的重要性,因此去掉公共基礎課中的“數學”,開設了“大學漢語”。其次,調整課程在課程體系中的分配,將俄語實踐語法從專業平臺課(第五學期)調整到學科基礎課必修課(第一、二、三學期),將俄羅概況從技術基礎課(第四學期)調整到專業平臺課(第三學期),將經貿俄語從專業方向課(第六學期)調整到專業平臺課(第五、六學期)。該調整保障了學生對基本專業知識的全面掌握,也將學生接受專業知識的次序合理化。此外,變更了專業方向,不再開設俄英雙語方向,改設俄語語言文學方向,由對雙語人才的追求轉變為對俄語精鉆人才的培養。最后,科技方向中新開設的工程識圖和工程概覽課程的授課教師由哈爾濱理工大學在俄羅斯獲得博士學位的理工類教師擔當,既保障了課程講授的系統性和準確性,也保障了學生對工程類俄語詞匯的掌握。
三、2015版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
(一)培養方案的內容
培養目標: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人文素養,掌握俄羅斯語言、文學和國情文化知識以及基本的科技和經貿知識,具備俄語運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和創新能力,能從事涉外工作、語言服務以及俄語教育并具備一定研究能力的多元化俄語人才。
畢業生應具備的素質: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具有深厚的愛國情懷和廣闊的國際視野。
畢業生應具備的知識:掌握俄語語音、詞匯、詞法、句法等基礎知識,具有熟練的聽、說、讀、寫、譯言語技能,掌握基本的科技和經貿知識,掌握俄蘇文學發展史及與俄羅斯相關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等各種國情知識,掌握第二外國語語言知識。
畢業生應具備的能力:具備較強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基本的第二外國語語言運用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團隊協作能力和創新能力,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及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獲取相關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實際工作能力。
主干學科:外國語言文學、中國語言文學。
主干課程:基礎俄語、高級俄語、俄語語法、俄語視聽、俄語會話、俄語閱讀、俄羅斯概況、科技俄語閱讀、經貿俄語、現代漢語。
專業方向:A:科技俄語、B:經貿俄語
(二)課程設置
2015版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課程體系包括通識類課程和專業課程兩部分。其中通識類課程分為人文、社科、經管類必修課程和通識選修課。在必修課程中,開設了四個學期的英語,包括第一、二學期的英語二外,第三學期的英語口語實踐和第四學期的商務英語口語。通識選修課提供了工程概覽、工程識圖理工類課程工學生選擇。
專業課程由專業核心課和專業選修課兩部分組成。專業核心課包括學科、基礎課和專業平臺課。學科基礎課仍然由使學生掌握俄語專業基礎知識的俄語語音、基礎俄語課程支撐。專業平臺課則是以提高學生俄語水平,完善其對俄羅斯基本認識的晉級課程,包括高級俄語、俄語翻譯創新實踐、俄蘇文學史及作品選讀。
專業選修課包括模塊選修課,學科、專業任意選修課和專業模塊任選課三部分。模塊選修是根據專業方向設置的配套課程。每個方向設有3門課程,開設在第五、六、七學期。學科、專業任意選修課是針對全體俄語專業高年級學生設置的選修課,提供了7門課程,學生需從中選出4門選修。該模塊課程旨在加深學生俄羅斯語言學方面的知識,拓寬學生對俄羅斯了解的層面。專業模塊任選課則是為選擇具體專業方向學生開設的對專業方向知識補充和深化的課程。
2015版培養方案的實踐教學環節更加多樣,設有言語技能訓練、學年論文、語言實踐、翻譯實踐、筆譯實踐、專業實習等多個環節。開課學期是第二至第七學期,周數為2―6周,多為學期末進行。
(三)培養方案的特點
該版培養方案將培養多元化俄語人才為目標,整合了課程體系,突出了本專業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課程體系由2010版的四個組成部分調整為通識課和專業課構成的兩個部分。通識課以專業特點為出發點,服務于人才培養目標。因此細化了英語教學內容,加大了漢語課程的比重,加強學生的英語口語表述能力和漢語素養。
在課程體系中的專業課部分以高等學校俄語專業教學大綱要求保留了核心課程,同時提供模塊選修課與專業任選課,讓學生能夠根據自身的興趣與能力選擇專業方向,加深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新版的實踐教學環節更加注重為學生提供社會實踐的機會,校外與境外實習基地的建立,將課堂教學延伸到真實的社交環境中,借助哈爾濱世博會和俄羅斯高校短期進修的平臺,在實戰中鍛煉學生的聽、說、譯技能,使他們直接感受俄羅斯國情文化,加深對所學語言國家的認識。
新版的培養計劃重視對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對授課方式和授課環節進行改良,增加翻轉課堂和創新課堂的設計,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與創新精神,培養其善于思考、自主學習的良好習慣。
四、新時期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特色
三版俄語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在培養目標,專業方向,學分設置,課程體系,授課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教學實踐的不斷探索和時代新要求下,培養目標從2005版的俄英雙語應用型人才調整為10版的適應不同工作單位的俄語人才,在2015版培養方案中定位為多元化俄語人才。目標定位日趨明朗,培養方向實際可行。
培養目標的調整也相應地引起專業方向的調整。在新版的培養方案中,專業方向從最初的3個更改為2個。將專業知識與科技領域和經貿領域知識相結合,既保證了對基礎專業知識的掌握,也更加符合理工院校的特點,可以更好地服務區域經濟與國家經濟發展,形成鮮明的專業特色。
三版培養方案的總學分從185學分降為174學分,總學時也從3034學時縮減到2472學時,其中專業課學時縮減了700多學時。在此情況下,要保證專業知識的完備性與系統性,必須要合理安排通識課與專業課的比例,高效利用通識課,在掌握必備的人文政治素養基礎上,設置與專業培養目標密切相關的課程,與專業課一起構成豐滿堅實的知識框架。因此2015版的培養方案重新調整了通識課課程,側重其中英語與漢語知識的教授,并且將俄語授課的工程類課程引入課堂,深化相關的專業知識。實踐教學環節比重呈遞增之勢,越來越強調在實訓中提高專業水平,拓寬文化視野。
授課方式和考核方式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以培養具有思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創新精神的新型俄語人才為目標,在保持傳統課堂教學的基礎上,改革授課方式,借助翻轉課堂和案例分析,全面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在俄語翻譯創新實踐課等新型課程中,以學生為課堂的主導,在此過程中提高其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為多元化奠定根基。考核方式也從重結果轉變為重過程,在教學過程中全程檢查學生對專業知識的掌握情況,避免突擊復習的學習方法,利于學生形成扎實的知識功底。
經過對培養方案的兩次修訂,哈爾濱理工大學俄語專業逐漸明確依托理工學院特色,善用理工院校資源,將專業基礎知識與模塊知識相結合,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切實從經濟與文化發展角度,為國家培養所需的俄語人才。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
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各項戰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發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揚優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展。因為西部大開發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