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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發展規劃

環保發展規劃范文第1篇

一、產業現狀和面臨形勢

(一)發展基礎

近年來，我市堅持按照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立足市情實際，依托國家和省上布局的一批大型環保產業，特別是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系列工程，緊緊圍繞能源、化工、機電、果品等領域產業，積極促進環保產業發展壯大，目前已形成了資源綜合利用、環保裝備制造等多類別的環保產業體系，為進一步促進節能減排、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打下了良好基礎。

一是產業發展初具規模。截止年底，全市從事環保產業的企、事業單位有40余家，年實現產值約20億元，其中年實現產值在3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10余家，從業人數達到8000余人。

二是集聚效應逐步顯現。以彬長旬能源開發、禮泉縣廢舊資源再生、渭城區能化產業為載體的相關環保產業體系已初步構建，地區分布特色日益明顯，隨著我市經濟社會的發展，環保產業聚集效應將進一步凸顯。

三是形成一批骨干企業。以環保裝備和環保產品生產為主的風潤新能源、彩虹光伏、綠源地熱，以廢物資源綜合利用為主的彬長集團、星光養殖、清渭中水，以開展環保技術服務的203研究所等一批企、事業單位不斷發展壯大，支撐和引領環保產業各領域加快發展。

四是部分領域基礎較好。依托煤炭開發、煤電生產、水泥生產及農業生產等產業形成的廢物資源綜合利用業快速發展，規模和技術在全省處于領先地位，在國內具備了一定市場競爭力，并促進了上下游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存在問題

盡管我市環保產業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國內先進地區和部分兄弟市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和諸多問題。

一是環保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全市環保產業從業單位中，絕大多數都是小型企業，缺乏大型龍頭骨干企業的引領和支撐，產業規模偏小。從業領域較為單一，大多數企業從事資源回收利用，涉及環境服務、環保產品生產、環保裝備制造等領域較少。同時，絕大多數環保企業自身研發能力不足，未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開發和創新體系，由先進技術向產業化生產轉化的能力還不強，“產、學、研”脫節。

二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缺乏有針對性的環保產業發展專項政策，在資金、人才、服務、要素供給等方面扶持力度不夠；投融資機制尚未建立，融資渠道不廣，難以通過市場吸引社會資金的投入。

三是市場服務體系不夠健全。環境工程招投標、環境工程評估、環境工程監理、環境科研等配套服務方面主要依托西安和其它城市，環保設施專業化營運管理相對滯后。

(三)面臨機遇

一是宏觀形勢為環保產業提供了發展機遇。近年來，由溫室氣體排放所引起的地球氣候變暖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推行低碳經濟，發展低能耗、低排放的環保產業將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選擇。

二是國家戰略為環保產業指明了發展方向。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大力發展環保產業”，要求“開發和推廣節能、替代、循環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隨著循環經濟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公眾對生活質量要求的不斷提高，為資源綜合利用、潔凈產品的發展帶來了更廣闊的市場，我市環保產業面臨極好的發展機遇。

三是轉變發展方式為環保產業拓寬了發展空間。隨著我市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對于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創造了巨大的空間。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有利于我市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循環型轉變。

四是社會進步為環保產業奠定了發展基礎。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日趨完善和執法力度進一步加大，環保投入逐年增加，環保產業將成為最具有潛力的經濟增長點之一。

二、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發展循環經濟為目標，以環保裝備制造、資源綜合利用和環保服務業為重點，推進產業升級。大力培育環保產業市場，建立和完善環保產業行業規范和標準體系，建立健全社會化、多元化環保投融資機制，推進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逐步形成技術先進、功能完備、結構優化、布局合理、市場競爭力強的環保產業體系，推動我市經濟、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

(二)基本原則

1、堅持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加大技術研發資金扶持力度，實施重大項目應用示范工程，促進產業發展。立足于省內外市場需求，結合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擴大產品市場占有率，提高產業競爭力。

2、堅持龍頭引領、產業集聚的原則。依托龍頭企業，實施一批重大項目，延伸產業鏈，建設若干各具特色的產業基地，促進相關環保產業向現有工業園區集聚，形成各類產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3、堅持自主研發、引進合作的原則。倡導企業自主研發和集成創新相結合，加強與省內外研發機構和大型企業集團的密切合作，推進商業模式創新，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著力提升產業自主發展能力。

4、堅持創新機制、規范運營的原則。加快建立有償機制，推進廢物處理收費改革，探索建立環境價格交易市場。開展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扶持在線監測運營企業的發展，提高環保設施運營效率。

5、堅持生態保護、綜合利用的原則。樹立生態保護理念，堅持生態優化發展，實現資源的有效保護、合理開發和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三)發展目標。

到2015年，全市環保產業實現產值100億元以上，年均增長率達到30%以上。力爭培育5家以上年產值超過15億元的龍頭企業，其中年產值超過30億元的1家以上；有10家年產值在5—15億元的骨干企業，有20家產值在0.5—5億元的重點企業；并培育出一批具有市場競爭力的中小企業群，打造一批“拳頭”產品和知名品牌。

三、發展重點

(一)環保技術推廣應用

1、低碳節能技術。在全市各企事業單位、居民小區大力推廣太陽能供熱、照明的產品和技術，使太陽能利用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以太陽能、LED光源、節水(含雨水)設施、節能墻材、低排量汽車、地源熱泵等節能產品應用為主要內容，建設一批環保節能示范小區、酒店、商廈、辦公樓、工廠、學校、街道等。

2、生態環保技術。開發和引進適合中小城鎮、企事業單位、居民小區和農村的分散式污水處理、高效人工濕地、人工生態水處理、固體廢物處理的設備和技術；大力推廣興平市星光養殖場的畜禽糞便綜合利用及沼液處理技術；推廣淳化縣潤鎮中學“生態校園”沼氣應用模式；開展渭河電廠等煤電企業脫硫副產物資源化利用技術研發及集成示范；推廣水煤漿、粉煤等高效節能燃燒先進技術和產品；開展冀東、聲威等水泥生產企業余熱廢物綜合利用技術示范；做好興化集團氨法脫硫技術的試點和推廣工作。

3、環保產品應用。鼓勵轄區企業積極取得生態產品、節能產品、有機食品等相關資質認證，引導廣大群眾和企事業單位優先采購和使用獲得環保資質認證的產品。

(二)環保產品生產

1、污染防治設備。依托涇渭新區、灃渭新區、高新區和各工業園區，借助西安和科技優勢，積極引進國內外大型環保企業和先進技術，重點發展城鎮污水處理、生活和工業廢氣治理、機動車尾氣檢測和凈化、固體廢物處置、環境監控儀器儀表、應急處置與防護物品等設備制造產業。

2、新型環保材料。依托長慶石化、藍德環保等企業，研究開發和生產新型載體填料、絮凝劑、吸附劑等水污染防治新材料，開發高溫過濾及凈化用多孔陶瓷材料、高性能碳纖維材料，生物除臭劑、燃油增效凈化劑等，開發噪聲振動控制新材料和新技術，形成初具規模的新型環境污染控制材料生產能力。

3、節能和清潔生產裝備。鼓勵發展大型國產化潔凈、可再生能源裝備設備，加快CFC(破壞大氣臭氧層的氯氟烴)替代產品、低噪聲設備和各種低排放、低公害產品的研發和生產。加快工業設備的節能減排改造，積極研發節能電機、鍋爐、風機、壓縮機、內燃機、變壓器、調速器等。大力推廣潔凈燃燒技術，發展高效潔凈催化燃燒和循環流化床鍋爐、高效電除塵器、電袋復合高效除塵器、高溫高濾速袋式除塵器及袋式除塵器高效清灰技術。依托我市多晶硅、光伏玻璃、風力發電機組等龍頭產品，大力發展我市太陽能光伏和風能設備制造產業，打造我市可再生能源設備產業鏈。

(三)資源綜合利用

1、工業廢棄物綜合利用。推進石油煉制過程中的火炬氣、酸性氣體等廢氣回收和綜合利用。重點發展從冶煉渣、礦山尾礦、粉煤灰等回收有價金屬技術，提高資源綜合利用附加值。依托彬長旬能化基地，發展煤矸石發電和綜合處置技術，發展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生產新型墻體材料項目。發展造紙、食品、印染、化工、紡織等行業廢液的資源化利用，重點回收可利用資源。推進工業廢水循環利用，擴大再生水的應用，加快實施地熱采暖廢水回注地下和再利用工程，大力推進礦井水資源化利用。

2、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完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規范市場秩序，加快廢舊資源加工利用的產業化，培育再生資源集散加工基地。重點支持廢舊產品的循環利用，引導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向規模化發展，提高廢舊資源循環利用程度，構建廢舊資源綜合利用產業鏈。實施綠色再制造和回收利用工程，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加工、利用循環體系。以省危險廢物處理處置中心為依托，建設營運好禮泉資源再生產業園，重點推進廢舊家電、廢舊輪胎、廢塑料、廢紙、包裝物、廢棄木制品、廢棄油品回收利用的產業化進程。

3、城鎮垃圾及農林廢棄物綜合利用。積極推進城鎮生活垃圾的綜合處理，大力推廣垃圾焚燒發電、堆肥等綜合利用技術，推廣建筑垃圾的重復使用、再生利用和無害化利用。加快發展秸稈、果木枝條、餐廚垃圾、畜禽糞便等生物質能綜合利用，重點在沼氣、建筑墻材、生物油脂、有機肥料、秸稈炭化等產品生產方面有所突破，加快建設市污泥集中綜合利用項目、禮泉縣生物質能發電、富億農金土三十萬噸生物有機肥等項目，力爭在全省率先實現生物質能產業化。

同時，推進農村污染防治，加強生態保護。以農村飲用水源保護和生活污水、垃圾、土壤污染治理為重點，因地制宜開發建設運行成本低廉、管理簡便的污染治理技術和設備；通過不同類型的典型工程示范，加快推進農村污染治理和環境綜合整治的進程。以自然生態系統保護、資源開發的生態恢復、自然保護區建設等為重點，加大生態功能區保護、流域治理、植被恢復、生態恢復與土地復墾、生物多樣性和生物安全支撐等領域的技術開發力度。

(四)環保服務

依托西咸科技力量優勢，加快建立社會化環保產業服務體系，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交流和實用技術的推廣應用。積極支持核工業203所、中醫學院、環境監測站、環保協會、生產力促進中心等單位及中省駐咸機構開展環保服務，培育一批中小型環保服務企業，努力提高全市環境影響評價、環境規劃、環境監測、環境監理、清潔生產審核和環境科技咨詢等方面的服務能力。大力發展重點污染行業的清潔生產技術應用服務、環境工程承包服務，以及污染治理設施和自動連續監測運營的專業化、社會化服務。培育集科研、融資、設計、制造、工程總承包于一體的大型專業環境工程公司。

四、產業布局

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全面實施我市“1352”環保產業振興計劃，促進環保產業集聚發展。即:圍繞一個發展目標，構筑三個產業基地，打造五大產業鏈，實現兩大突破。

(一)圍繞一個發展目標

做大做強我市環保產業，促進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構建三大產業基地

1、固體廢物綜合處理處置產業基地。以禮泉縣資源再生產業園為載體，實施一批危險固體廢物、電子廢物、廢舊輪胎、廢棄油品、廢舊車輛等綜合處理處置項目，以及重金屬吸附材料、生物質能發電、生物有機肥等項目，總投資約40.5億元。

2、能源化工環保產業基地。以彬縣循環經濟產業園為載體，實施煤矸石發電、煤層氣開發利用、煤電企業粉煤灰和脫硫石膏綜合利用、化工廢物無害化處理、清潔能源和環保新材料的生產和應用等項目，總投資約32億元。

3、可再生能源設備制造產業基地。以灃渭新區和涇渭新區為載體，主要包括多晶硅原材料、硅材料加工，光伏玻璃、光伏電池、風力發電機組以及上下游相關延伸產品生產，總投資約78.5億元。

(三)打造五大產業鏈

1、廢水處理產業鏈：以市區各污水處理廠、中水凈化廠為基礎，做好對各縣及園區污水處理廠排放廢水的深度處理回用；加快建設污泥集中綜合利用項目，對污水處理廠和工業企業廢水處理站產生的污泥進行集中處理和資源化利用；鼓勵本地企業生產污水處理添加劑、處理設備、生物菌苗等。

2、生物質能產業鏈:以農村秸稈和養殖廢物綜合利用、沼氣生態應用等項目為基礎，加快建設生物質能發電、生物有機肥生產等項目，積極引進專業化處理技術，對全市秸稈、果木枝條、餐廚垃圾、畜禽糞便等有機廢物進行綜合利用。

3、可再生能源設備制造產業鏈:以多晶硅、光伏玻璃、光伏電池、風力發電機組等龍頭產品為基礎，延伸發展我市太陽能光伏和風能設備制造產業，構筑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可再生能源設備制造產業鏈。

4、能源化工廢物及余能資源化利用產業鏈:以煤電企業的脫硫石膏、粉煤灰以及拆遷建筑垃圾綜合利用為基礎，大力發展新型建材；以彬長礦區的煤矸石發電和煤層氣綜合開發、煤礦疏干水綜合利用以及大型水泥企業的余熱發電為基礎，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大力扶持龍頭企業，不斷延伸我市能源化工廢物及余能資源化利用產業鏈。

5、環保服務產業鏈：以我市現有科研院所、相關協會、專業公司為基礎，以環境影響評價、環境規劃、環境監測、環境監理、清潔生產審核、環境科技、環境信息、項目融資、環境工程以及污染防治設施運營等為主要內容，構筑專業化、市場化、多層次的環保產業一條龍服務體系。

(四)實現兩大突破

1、實現全市環保產業由分散到集聚，由小規模、低層次到不斷做大做強；

2、力爭全市環保產業有若干領域或產業鏈進入全省和全國先進行列,并具有重大示范效應。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建立由市發改委牽頭，市環保局定期組織，市工信委、市科技局、市中小企業局、市財政局等相關部門及縣市區參與的市環保產業發展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主要負責開展政策調研、組織技術推廣、開展交流合作和有關咨詢；指導環保產業相關政策的實施；建立我市環保產業專家庫，組織專家評審，并對中省鼓勵發展的環保產業項目予以支持；組織全市環保產業發展工作的宣傳、培訓等。環保產業發展中有關重大問題，由市政府協調解決。

(二)強化政策扶持。全面落實國家和省已出臺的支持環保產業發展的企業所得稅、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或攤銷等優惠政策，營造和鞏固我市環保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允許符合條件的環保企業以特許經營權等為標的進行抵押貸款。為環保產業項目做好用地保障，環保裝備制造龍頭企業生產經營確有困難的可申請減免繳納土地使用稅。進一步落實好脫硫電價、垃圾生物質能發電政策。及時制訂環保產業鼓勵投資指導目錄，做好項目包裝和儲備，推進環保產業聚集區建設。

(三)加大資金投入。市政府根據各年度項目情況安排資金支持環保產業發展，通過專項補助、以獎代補、貸款貼息、投資參股等形式，幫助企業進行環保產品研發、技術改造、設施運營、項目融資、股票發行等。圍繞我市環保產業政策和發展計劃，探索設立環保產業投資公司、環保產業信托投資公司、環保產業風險投資公司，進一步暢通融資渠道。通過政府投資參股、對環保裝備制造項目給予貼息等形式，幫助企業完成產品研發和設施運營。對科研開發力度大、科技創新投資多的重點企業，以及產生重大經濟社會效益的環保裝備產品和技術予以重點支持。鼓勵支持符合條件的環保企業通過發行股票、企業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方式籌集資金。鼓勵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城建投資等資金加大對環保產業的投入。同時，相關部門和縣市區要積極幫助企業爭取國債以及專項資金，每年要在工業發展資金、農業發展資金、科技項目資金、中小企業支持資金、環保排污費中列支環保產業專項支持資金。

環保發展規劃范文第2篇

1從最優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環境與發展的可持續性規劃途徑

關于方法論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類：即最大—最優化途徑(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約束途徑(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類途徑又可根據經濟和生態指標進一步劃分，形成一個2×2方陣的方法類型（表1)。

表1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可持續途徑[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態最優化途徑和經濟最大效益途徑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賴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學知識，人們能制定一個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約束途徑的一個共同點是追求回避最壞結果的出現，而不是追求最佳狀態。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論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來說明競爭雙方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應采取的戰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種平衡點，這一原理提倡對政策與策略進行多角度的或雙向的選擇，這種選擇實質上是一種反復辯護的過程，本文所取之義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條件下，允許對方尋求最大利益的一種戰略。

2最大—最優化途徑

2.1經濟最大效益途徑

在經濟最大效益途徑中，貨幣價值被用來計量自然資產和人造資產，基本指標是成本效益。它根據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環境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最大社會效益，允許以人造資產來取代被消耗的環境資產。如果這樣，只要最大地獲取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的總和，我們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說當代人的經濟活動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這一途徑在環境的可持續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懷疑和反對[4、5]。理由包括：

(1)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導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為估價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個合理的環境計價必須依賴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雜草也許正是明日的癌癥良藥。

(2)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可持續性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保護環境資產來取得。

(3)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無法指導可持續環境與發展的規劃。

2.2生態最適途徑

生態最適途徑基于資源的適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質、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規劃的目標是尋求土地利用和人類活動的生態最適性。通過景觀規劃師I.McHarg的“自然設計”(designwithnature)[6],這一途徑被系統化而成為本世紀規劃史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大發展。McHarg把該方法總結為“所有系統都追求生存與成功。這種狀態可以描述為負熵—適應—健康。其對立面則是正熵—不適應—病態。要達到第一種狀態，系統需要找到最適的環境，使環境適應自己，也使自己適應于環境”[7]。景觀規劃的目標是尋求一個生態最適的土地和資源利用狀態。這時，對景觀的每一種利用都反映景觀本身的內在價值，而這種內在價值可以通過對所在地進行系統的科學分析來發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們可以因此判別生態系統、機體和土地利用的合適環境。環境在本質上越適合于它們，適應過程所做的功就越小。這種適合是一種創造，這是一種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徑”[6]。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生態最適途徑與經濟最大效益途徑在本質上遵循同樣的理性思維。

生態最適模式在景觀及環境規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廣為應用。但其弱點也很明顯。它被作為自然決定論和技術崇拜論的模式而遭到許多學者的嚴厲批評。Litton和Kieiger[8]認為，這一模式對解決問題并無益處反而有誤導之嫌。

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模型都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科學研究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9、10]。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11]。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2]。他認為人們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決策。人類并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盡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1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并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對這種矛盾的認識，人們提出眾多的通過限制經濟發展來保證生態過程和環境健康的途徑。

3最小—最大約束途徑

3.1對經濟過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標準(SafeMinimumStandard,簡稱SMS)是經濟學家提出的眾多關于限制經濟活動和發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來解決瀕危物種的保護問題。這一概念試圖闡明怎樣避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最壞狀態，如物種的滅絕。這種最糟狀態是不可逆的，而其社會損失又是不可確定的。SMS認為物種是一種可再生的資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閾限之內。一旦超出這一閾限，資源的進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導致人類可利用資源庫的枯竭。由于社會和自然的不確定性，這種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這種災難后果或最壞后果的一個辦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標準。利用這一標準，使足夠的棲息地得以保護。SMS實際上來源于搏弈論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設社會必須在兩種可能的選擇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壩，從而獲得電力，但導致瀕危物種的滅絕；二是根據SMS，不建水壩，從而保存了瀕危生物，但喪失了電力。再假設，可以獲得的電力價值為X；而瀕危物種對未來的價值有兩種可能性：可能性一，價值為0；可能性二，價值巨大，為Y。這樣，兩種政策選擇與瀕危物種價值的兩種可能性構成最大社會損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選擇的社會損失矩陣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發生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具有巨大價值Y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Y；在采取SMS的不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出現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并無價值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X。最終選擇哪一個政策，取決于Y與X的大小比較。如果X

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沒有把利益的代際之間的分配考慮進去，也缺乏可變通性。對此Bishop[15]提出了一條改進原則：除非社會利益的損失大到無法接受，SMS都應該被選擇。至于多大的損失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問題，不僅僅應從經濟上來分析，還應從倫理上來分析當代人會愿意承受多大的損失而不去向后代強加某種不確定的環境陰影。有人認為，SMS概念可以直接應用于所有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規劃問題。因為它允許現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同時能保護它們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間接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而鼓勵資源的節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學者們也提出了其它類似概念，如“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簡稱C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這些概念都強調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而給后代預留以備不測，防止“最壞”事件或“很高損失”的發生。

但這種最小—最大值途徑應用于規劃中同樣產生一系列問題。第一：關于“最壞事件”，在規劃過程中，只能是根據不完全信息來判斷的。最壞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預見的一系列后果之極壞狀態，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壞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作為任何政策的借口，來處理環境損失不可知時的情況，結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辯護性。第二是關于“很高”的社會損失。無論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確什么是“很高”的社會損失[16]。SMS、PP等發展限制概念在發達國家中的小范圍景觀或環境改變時看來有意義，爭議的只不過是新建一個度假區還是增設一塊保護地的問題。但在發展中國家則困難得多，在那里，為了生存而開墾一片自然地也許會帶來非常高的社會損失（包括稀有物種和棲息地的消失),但是不開墾這片自然地帶來的損失也同樣是非常高昂的，因為它關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溫飽。

3.1.2發展閾限概念

發展閾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進一步由Kozlowski等人發展完善[17～19]。該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規劃，特別是居民區的規劃，是針對開發過程中受到的客觀環境制約這一現象提出的。這些限制導致開發過程的間斷，表現為開發速度的減緩，甚至停頓。克服這些制約需要額外的成本，即閾值成本，俗稱“門檻費”。這些“門檻費”通常很高，它們不僅僅是一般投資費用，同時也是社會和生態代價。

在某一地域內的一系列閾限中，有一些是關鍵閾限，比其它閾限強加給開發過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這些關鍵閾限面臨異常的困難，需要異常高的額外成本，并有可能為開發戰略的形成起關鍵作用。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無法克服或只能通過換取地理環境的不可逆轉的損失來克服的閾限，被稱為頂級（或邊界）閾限。這些閾限標志著城市發展和土地開發的“最終”位置、規模、類型和時間限制[18]。

閾限分析方法有幾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種定量化方法，多種開發方案都折算成單一的衡量指標，即閾限費用。盡管該方法聲稱也考慮社會和生態效益，實際上它只落實到經濟成本問題。在房地產開發方案中，效益指標由每一種開發方案中的閾限費用除以住房單元數來求得。其次，閾限分析方法的適用范圍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適用于住宅區的開發，而對其城市發展問題只起到間接的參考作用。

3.2生態約束途徑

3.2.1承載力

承載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發展的一個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態學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維持某一物種最大個體數目的潛力[20],現在則廣泛用于說明環境或生態系統承受發展和特定活動能力的限度。它被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在維持生命機體的再生能力、適應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機體數量的限度”[21]。CC意味著我們應該在對環境造成的總的沖擊與我們所估計的地球環境承受能力之間留有足夠的安全余地，因為盡管我們知道環境存在著某種頂極的界限，但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時候我們會越過這種界限。

正象可持續性概念一樣，承載力也是非常難以定義的。它必須同時考慮資源、基礎設施和生產活動，另外還要考慮社會對生活質量的偏好。在區域環境規劃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22]：①生產過程賴以進行的資源；②人們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質需求和服務需求；③生產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務的基礎設施；④環境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應用較多的是自然公園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這些應用中，承載力的定義包含兩層意義：一是社會承載力，涉及到游人對其體驗的滿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載力，它與自然本身的環境和生物過程有關，并與自然地的保護相聯系。前者可以根據對公園使用者的抽樣調查來確定；而后者則通過某些方法來測定，如簡單的專家評定，復雜的模擬、遙感技術和長期的定點觀察。只有當CC能真正被定義之后，其在環境與發展中的應用才有意義。然而，定義CC的方法遠未成熟，定義CC必須依賴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與增長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很難確定的，這正是CC研究很難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內在的某種數值，環境能承受的沖擊在很大程序上取決于環境管理者對環境維護的目標，所以，有多少觀點就可能有多少種承載力的定義。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載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頂極環境閾限

頂極環境閾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簡稱UETs)是上述城市與經濟發展規劃中的閾限分析方法的最新發展和延伸，用以討論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及其對發展的種種限制。在自然資源與環境強加在發展過程的閾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絕對的、最終的，即頂極閾限。Kozlowski對UETs的定義是“一種壓力極限，超過這一極限，特定的生態系統將難以回復到原有的條件和平衡。某種旅游或其它開發活動一旦超越這種極限后，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生態系統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壞”[18]。

UETs是開發過程的最終環境邊界，它們在為開發過程確定生態上健康的“答案空間”(SolutionSpace)上有關鍵的意義，每一層次的規劃都在這種“答案空間”中尋求開發的途徑和方案。這種“答案空間”被認為是對定義“承載力”的一個貢獻。規劃應在保護自然的同時指導甚至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矛盾可以通過把規劃過程分解成兩個相互獨立的階段來解決：即限制性的和促進性的[19]。在限制性階段中，優先權應歸于生態和資源的保護，而在促進階段中，規劃應注重在“答案空間”中探索各種開發的可能性方案，而這些可能性方案的邊界是由規劃的限制階段所決定的。

UETs從環境的4個方面來定義“答案空間”：地域邊界、定性邊界、定量邊界和時間性邊界，由此來確定特定開發項目的區位、規模、類型和時間。可以通過分析開發活動形式與自然資源的關系并結合對主要環境因素的評價，來確定UETs，這種環境評價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種環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間范圍內出現的頻度；②變異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環境元素或成分偏離原先自然狀態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沖擊的能力和受破壞后的自我恢復能力；④生物學價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雖有許多啟發意義，但也存在著一些局限。其中的一個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確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義基于對發展形式與其對環境沖擊之間的關系的分析，以及對環境因素的評價。但這種分析和評價所依賴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標是為開發規劃定義一個生態上健康的“答案空間”。超過這一空間，自然資源的保護應具有優先權。但當人類自身的生存與其它物種的生存同樣面臨著威脅時，UETs方法就顯得無能為力。也就是說，當人類生存的“答案空間”與物種生存的“答案空間”重疊并相互排斥時，誰應有優先權呢？這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與資源規劃中必須面臨的問題。

UETs方法最早從旅游開發活動中總結出來。在那種情況下，人類生存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旅游活動帶來的生態破壞相對來說較易解決。但在其它情況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應用UETs有許多因難。

3.3安全格局途徑

在分析以上各種可持續規劃途徑，比較其利弊的基礎上，筆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簡稱SP)概念[27～29]。與城市和經濟發展過程的閾限一樣，生態過程也存在著一系列閾限或安全層次，但是這些閾限對整體生態過程和環境來說都不是頂極的或是絕對的。它們是維護與控制生態過程的關鍵性的量或時空格局，如生物保護中體現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護對象的種群數量、保護地的面積、保護地的數目以及與保護地之間的距離等閾限[30～33]。與這些生態閾限相對應，景觀中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構成某種潛在空間格局。這種格局被稱為景觀生態安全格局，它們對維護和控制某種生態過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同樣，景觀中也存在對維持其它過程起關鍵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農業安全格局，它由農田保護地的面積、保護地的數目以及與保護地之間的關系等構成，并與人口和社會安全水平相對應，使農業生產過程得以維持在相應的安全水平上；視覺安全格局，它們由對視知覺有關鍵影響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所構成，使環境的視知覺過程得以維護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們由對鄉土文化有關鍵影響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所構成，使地方精神與鄉土文化過程得以維護，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義、識別和應用的規劃方法稱為安全格局途徑。安全格局途徑認為生態過程和其它過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沖擊的忍受能力是有閾限的，但不承認最終邊界的存在。同樣，經濟發展過程對環境與資源的依賴也是不均勻的，或是階梯狀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為維護各種過程進行辯護和交易的有效戰略，它在盡量避免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維護。不論最終的發展與環境規劃決策和共識在哪一種安全水平上達成，安全格局途徑都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在相應的安全水平上達到高效。同時，安全格局把對應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閾限值轉變為具體的空間維量，成為可操作的城市規劃、景觀規劃、環境及生態規劃設計的語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為一種新的規劃方法論，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安全是有等級層次的和相對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態或其它過程維護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據過程的動態和趨勢來定義，而過程的動態和趨勢是可以通過趨勢表面來表達的。所以，根據趨勢表面的空間特性可以判別對控制過程具有戰略意義的局部、點和空間聯系，即安全格局。(3)多層次的安全格局是維護生態或其它過程的層層防線，為規劃和決策過程提供辯護依據，為環境和發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間戰略。

4討論

作為總結，可以作以下幾點討論：

(1)無論是以經濟最優或是以生態最適為目標的可持續規劃都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規劃不可能是絕對的、唯一的，既非經濟決定論的，也非環境決定論的。規劃是多樣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選擇的，即規劃應是可辯護的。(2)環境會對發展強加某種“最終”的或是“絕對”的限制，對此規劃必須遵循。但是，這種限制或邊界是很難定義的，或是難以接受的，它在規劃中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

(3)在規劃所依賴的許多經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懷疑和摒棄之后，規劃方法論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就需要探討和發展面向21世紀的可持續環境與發展規劃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續規劃更為有效。安全格局途徑正是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嘗試，它是否具有生命力還有賴于廣泛的實踐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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