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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加工貿易論文范文第1篇

當國內有些軍工企業還在疲于轉換機制和扭虧為盈時，周邊環境已經推著這些企業必須邁出新的步伐，在加快軍工企業改革的同時，適時地研究和調整企業發展戰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調整國內軍工企業，拓寬民品開發的路子，在開發生產成套設備產品的同時，積極開展對外加工貿易，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盡快提高軍工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適應國際分工、占領國際市場的能力。

一、加工貿易是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重要鏈條

從一般意義上講，對外加工貿易是指一國從國外進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國內加工、裝配后再出口的一種貿易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加工貿易通常是外國企業以合資、合作方式，把某些生產能力轉移到東道國，或者利用東道國的已有生產能力為自己加工、裝配產品，然后行銷到全世界各有關地區的一種貿易做法。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是參與亞太區域乃至世界產業分工的重要鏈條，符合當今世界貿易發展的潮流。例如發展“兩頭在外”的輕紡、機電產業，通過對外加工貿易擴大了出口，適應了國際市場，有力地增強了國際競爭能力；同時也加快了國內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進程。

我國航天系統對外加工貿易的發展顯得不太平衡，地處內陸的企業發展比較緩慢，而地處沿海的企業，有的已通過對外加工貿易形成產值數億元的規模。例如八院的上海儀表廠，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業急于尋找海外生產廠家謀求發展的機遇，同美能達公司簽訂了多批合作生產復印機組件的合同，第一年產值就達1億多元，第二年接近3億元，出口創匯達2500萬美元，產品直接銷往歐美等國家。這在當今不少國有大中型企業舉步維艱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個奇跡。上儀廠通過對外加工貿易，不僅使企業生產經營快速增長，而且還通過組織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建立了一家新的專門發展對外加工貿易的企業--航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這就是抓住了國際產業分工的機遇，通過對外加工貿易有力地激活了企業，同時增強了軍工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二、加工貿易的結構已發生很大變化

從加工貿易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加工貿易是我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重要一環，符合當今世界貿易發展的潮流。加工貿易的發展實際是我國通過對外開放承接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某些中等技術產業，充分發揮了我國的優勢，包括廉價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業和技術基礎等，加快了國內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進程，增強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90年代以來，我國加工貿易的結構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外商投資的合資企業逐步取代了小型企業和鄉鎮企業，成為加工貿易的主體；二是加工貿易產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由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為主導，逐步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三是加工貿易的技術檔次在逐步提高，出現了一批批技術先進、規模領先的大型項目；四是加工貿易企業相互之間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業使用國產原材料和國產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斷提高，加工貿易與國內產業的協作聯系正在加強。從這些情況看，加工貿易升級的步伐在明顯加快，今天的加工貿易同改革開放初期的加工貿易已產生了質的差別。事實上對外加工貿易已成為我國現代工業生產和流通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貿易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加工貿易迅速發展后，其經營格局對海關監管和整個經濟管理形成了日益嚴峻的挑戰；二是加工貿易的外向循環與國內產業的循環，未能形成有機的聯系，因此制約了加工貿易對國內產業帶動作用的發揮；三是走私漏洞現象增多，這對國內的生產經營和市場競爭，都形成了不小的沖擊。因此，置于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大背景下來認識加工貿易，并在此基礎上理順加工貿易的政策，加強和改進加工貿易的管理，仍是當前一項緊迫的任務。

三、加工貿易將發展到一個高級階段

從當前世界貿易的發展趨勢看，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加快，必將推動全球加工貿易以更大規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圍得到發展，并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一種主要方式。當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發展迅猛，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增長速度已大大超過其他非高技術制品。高新技術產品的部分加工組裝業務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

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研究與發展領域的突出優勢，不僅將加劇其產業向國外轉移的過程，并且也將以具有較大接納能力的市場，作為其轉移的目標。在這個發展趨勢中，中國將成為未來高技術產業結構轉移的主要目標。其次，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具有成熟技術的產業，也將逐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對外加工貿易將會獲得進一步發展，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建筑等支柱產業，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術產業的加工貿易，均會有一個長足的發展。

像日本與韓國等國家一樣，我國的加工貿易今后必將經歷一個從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在加工貿易內涵、市場營銷和科研開發等環節，不斷優化和升級。實現這個轉變，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別是外貿制度與政策環境面臨重大抉擇。其中國有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經營機制難以適應

激烈的國際競爭需要，自主技術開發能力和國際市場營銷能力極為薄弱的狀況，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變。

對外加工貿易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 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地位突出、影響廣泛，因此對加工貿易發展現狀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研究意義深遠,但加工貿易的發展不能一蹴而就。總之，從中國加工貿易的現狀、從國際化背景到中國的自身條件和需求、從己經取得的成就到存在的制約因素等多方面進行了較為系統、全面的分析，從整體上進行把握，對我國加工貿易發展的趨勢進行分析并在多方面提出建議。

一、引言

我國的加工貿易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而發展的，我國的加工貿易1978年起步，從無由有，從小到大，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顯著。加工貿易已經占據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在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大背景下，必須借鑒世界其它國家加工貿易的先進經驗，并聯系中國的實際，從戰略的角度來思考和改革我國的加工貿易。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繼續發展加工貿易，著力吸引跨國公司把更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和研發機構轉移到我國，引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為加工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明確了方向,也標志著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開始。

二、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原因

加工貿易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一種重要方式。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加工貿易己成為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方式之一，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但加工貿易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目前，新一輪全球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呈現新的特點，中國的加工貿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因此，我國加工貿易迫切需要轉型升級，以實現平穩發展。

1.國內原因

(1)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發展的現狀。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轉型升級進程加速。具體表現如下:①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明顯改善。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帶來大量新產品、新技術,形成了新的產業。②加工貿易的產業鏈不斷延伸。隨著加工貿易規模的擴大，產業集聚效應導致產業鏈向上下游環節的延伸，同時還將一些本土產業納入加工貿易引致的國際生產活動，從而不斷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③加工貿易“區域化、網絡化”的發展趨勢日益明顯。

(2)我國加工貿易作用。①增加外匯收入。②增加勞動就業。③吸引外商投資。④促進產業升級。

(3)我國加工貿易現存的問題。隨著加工貿易的發展，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也日益顯現出來。①加工貿易產品技術含量低，產業升級作用有限。②與國內產業的關聯度低，產業波及效用小。③利用加工貿易走私、騙稅的情況嚴重。④加大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2.國際原因

(1)國際環境存在的機遇。國際環境是影響加工貿易發展的外部條件，在新的世紀里，國際環境將呈現新的特點，這為中國加工貿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①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發展為加工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②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發展和國際資本流動的繼續擴大為發展加工貿易提供了良好的環境。③新一輪世界經濟結構的再次調整和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為我國加工貿易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帶來了新的機遇。

(2)在國際環境中面臨的挑戰。①發達國家壟斷高技術產業的加工貿易。②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價格持續低迷。③區域內貿易額占本區域對外貿易額的比重越來越大。④國內市場被外國產品占領的份額明顯提高。

三、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制約因素

近年來，我國加土貿易的蓬勃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加工貿易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小容忽視，正確認識和解決這些制約因素將成為我國加工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1.產業基礎問題

(1)勞動力供給。(2)技術水平。(3)技術吸收和創新能力。

2.監管體制缺陷

(1)加工貿易遍地開花對監管形成了嚴峻的挑戰。(2)加工貿易的監管政策滯后于業務的發展。(3)加工貿易周期長，涉及部門多，監管難度大。(4)現行分類管理辦法不利于加強懲罰走私的力度。(5)海關本身的監管力不足，監管任務重，法律意識有待提高。(6)技術標準不規范。(7)審批把關不嚴。(8)保證金臺賬制度需要進一步落實。

3.政策環境弊端

(1)沒有退還企業所繳納的全部增值稅。(2)免稅優惠造成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3)走私活動猖撅。(4)加工貿易政策嚴重威脅某些地區、某些行業的就業。(5)外資在加工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6)地區差距拉大。

四、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策略

1.改善產業基礎的策略

(1)仍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短期內，雖然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增殖率低，但畢竟能吸納一部分人就業，增加一部分國民收入，國家也能得到稅收，所以，目前我國仍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生產環節的加工貿易。

(2)加大人才引進與培養的力度通造就大批適應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所需的技術和管理類人才,吸引國外高層次人才到我國創業,為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提供智力支持。

(3)提高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優化產品結構、企業結構。提升加工貿易企業技術開發、創新和行銷能力, 著力吸引外資公司把技術水平高、增值含量大的研究設計和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重點發展電子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生物醫藥產業, 升級加工貿易產品結構。實現加工貿易的主體要由外商投資企業為主逐步向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為主轉變。

(4)優化加工貿易產業結構。需要國家在促進加工貿易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方面,設立具有標志性的國家級研究開發中心,制定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扶持性政策。在制定加工貿易政策時,應將高新技術產業與一般制造業區別對待,鼓勵企業利用加工貿易參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分工。

(5)促進加工貿易產業內優化升級。要實現加工貿易產業內優化升級,除了在產業鏈中游精選,從事加工制造鏈增值大的環節之外,還可進入如下三個產業鏈的重要延伸領域:向產業鏈上游發展,提高技術研發和產品設計能力；向產業鏈下游延伸,積極發展國際物流和配送業務；向產業鏈配套拓展,進入關鍵零部件和設備制造業。注重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促進加工貿易由OEM向ODM、OBM轉變；以保稅區轉型和建立保稅物流園區為中心；促進加工貿易國內配套產業的發展。

2.改革監管體制的策略

我國在改革加工貿易的監管模式時，要盡量吸取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但不可完全照搬任何一國的模式，必須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加工貿易監管模式。

(1)主動突破傳統監管理念，創新引領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在這看似合理的傳統監管理念上制定的加工貿易產業政策，己嚴重不適應當前產業垂直分工引起的產業鏈環節外包化的加工貿易發展趨勢，如不加以調整必將嚴重制約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2)正確處理“加強監管”與“促進發展”的關系。從本質上講，“加強監管”與“促避發展”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促進發展”是目的，“加強監管”是手段.

(3)完善加工貿易管理制度的原則。首先是規則化管理，不能隨意改變或任意解釋:其次是有明確的執行程序，公開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組織架構，這種架構應是由海關、邊檢、工商、稅務、口岸管理等縱向一體化組織分別管理向扁平化的綜合協調監管的組織架構過渡;最后，監管應當是簡明有效。

(4)博采眾長，優化我國加工貿易現代監管制度。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目前我國加工貿易管理制度應選擇銀行擔保為主、先征后退模式，以后逐步引導加工貿易企業進入出口加工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在未來形成多元化的加工貿易管理體制格局。

(5)貫徹分類管理的思路，實現多種管理模式的共存。根據國家產業、環保等政策以及監管成本效率，明確加工貿易政策的適用范圍；完善特殊區域管理政策，進一步落實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的政策定位，充分發揮其區域封閉管理的優勢；加快對出口規模較大的加工貿易企業推廣電子聯網、電子手冊等新的監管模式，為大型企業創造更加有效率的運行環境，對信用記錄不良、運作不規范，或首次從事加工貿易、信用無法判定的企業要實行“保證金實轉”、擔保等辦法，在提高政府退稅效率的前提下，還可以考慮對其深加工結轉時部分稅金實行“先征后退”。

(6)積極采用信息技術，提高監管水平。大力發展電子化監管體系,從而形成有形和無形監管相結合的新監管體系。

(7)健全加工貿易服務體系。首先，健全和完善國家相關政策.如稅收政策,金融政策,外經貿政策,產業政策。其次，加強監管部門的有機協調與配合，形成對加工貿易協力共管的格局，提供優質服務。最后，大力發展我國服務業，提高服務水平。

(8)大力推廣“大通關”試點取得的成功經驗，提高監管的效率。要大力推廣已經在上海“大通關”改革試點中的成功經驗，實行“異地報關、電子報關、提前報關”，實現“一次報關、一次查驗”，“全天候查驗，24小時通關”。對于對通關效率有特殊要求的商品，實行“提前報關、艙單后核;即時提貨、機場直遞;實時監控、卡口驗放”的通關模式。

3.優化政策環境的策略

(1)產業政策引導。從事加工貿易必須以不損害國內產業和同類產品生產者的利益為前提。因此，必須將加工貿易的發展納入國家產業政策的范疇。可采取以下措施:國家經貿委有關部門應對加工貿易合同進行必要的評估；提高企業加工貿易中的國產原材料的采購率；促進加工貿易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的國產化。

(2)經濟政策支持。在貿易政策上，應當對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放開加工貿易經營權，對不具備加工能力的協資企亞取消其加工貿易經營資格，確保加工與貿易有機結合。在財稅政策上，實行擔保條件下的保稅政策和財政信貸政策支持下的“先征后退”政策相結合的制度。在有條件實行封閉式監管的保稅區域；對沒有條件實行封閉加工的企業，實行財政信貸政策支持下的“先征后退”制度。作為境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境外加工貿易是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的重要方式，對推動企業國際化經營、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擴大出口具有重大的意義。

(3)海關監管制度。參照國際慣例，結合我國的國情，制訂統一的加工貿易管理法規，用法律來明確加工貿易的概念、性質和制度程序。進一步加強監管海關力度，促進企業的依法納稅意識。在堅持銀行保證金臺帳制度的基礎上，落實好分類管理，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對資信良好的企業繼續實行臺帳空轉，對資信不好的企業和敏感商品征收一定比例的保證金，以增強海關監管的有效性。運用出口加工區模式管理加工貿易。在借鑒國外的經驗后，本文建議把出口加工區模式作為加工貿易制度變遷的合理選擇，主要有以下幾點建議:引導現有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向出口加工區轉型，成本低，見效快，符合國家規范加工貿易管理的初衷；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在不同的地區設立不同層次的出口加工區；在中西部地區設立出口加工區，享受與沿海加工區同等的優惠政策。

五、結論

綜上所述,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戰略。首先,應把引進來、扎下根、本地化作為不同階段的目標和任務,創造產業、產品、工序的轉型升級和技術進步的良性機制;其次,加工貿易應由加工制造為主逐步向采購、加工制造、分銷服務、售后服務以及研發、信息資訊等方向轉型升級,沿著價值鏈逐步由低向高、由簡單向復雜、由生產向綜合服務和全球運營方向轉型升級,其中全球化綜合人才的培養和選擇機制至關重要；再次,加工貿易的未來轉型升級應與新發展觀相一致,向經濟、社會和自然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型。

參考文獻:

對外加工貿易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內容：近年來，我國加工貿易發展迅速，然而隨著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有關知識產權的爭端也越來越多，其中商標糾紛尤為嚴重，侵權案件層出不窮。我國在商標權方面可謂厲經坎坷，遭遇頗多。本文從一實際案件出發，著重分析侵權責任的劃分，商標侵權的主要形式，商標侵權帶來的危害，以及如何防范商標侵權。

論文關鍵詞：加工貿易知識產權商標侵權防范侵權

隨著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有關知識產權的爭端也越來越多，其中商標糾紛尤為嚴重。我國作為加工貿易大國，在商標權方面可謂遭遇頗多。僅2001年至2005年，國內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就查處涉外商標侵權案件1．8萬多件，在剛過去的2006年里，共查處商標侵權案件3．39萬件，其中涉外商標侵權案件7439件。本文從一實際案件出發，著重分析侵權責任的劃分，商標侵權帶來的危害，以及如何防范商標侵權。

一、案例再現

浙江經協國際經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經協)于2004年1月至8月期間，在未向對方索取商標權屬證明情況下，擅自接受外商來樣定貨出口訂單，并委托寧波萬亞傳動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亞)加工生產標注“GATES”注冊商標標識的傳動帶27350根，非法經營額達260422元，侵犯了“GATES”商標所有權人美國蓋茨公司的合法權益。杭州市工商局責令浙江經協國際經貿有限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并處以390000元罰款。這一判決引發了人們對加工貿易中商標權保護問題的思考，侵犯商標權的后果是嚴重的，那么如何劃分委托方和加工方在侵權中的責任呢?

(一)、國內委托方和被委托方(加工方)的侵權責任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第52條規定：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銷售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均屬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商標侵權行為強調的是“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這一法律要件。在上述案例中，美國蓋茨公司是“GATES”商標在中國的合法擁有者，受到中國《商標法》的保護。經協在未經蓋茨公司的許可下，就將“GATES”商標提供給萬亞進行加工生產，顯然侵犯了蓋茨公司的商標權。《商標法))第53條規定：有本法第52條所列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之一，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愿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也可以請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于制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并可處以罰款。因此杭州市工商局責令經協停止侵權行為，并處以罰款。至于在對外加工貿易中完全以委托方的委托為依據行為的加工方，國內目前還沒有具體法規來規定其是否應該為這種完全被動的行為承擔責任，但是我們可以從《商標法》中分析一二。商標法第56條規定：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因此在上述案例中，杭州市工商局未對萬亞做出處罰。

(二)、貿易雙方(國外委托方和國內被委托方)的侵權責任劃分

那么經協在受到處罰之后，是否可以將侵權責任完全歸咎于外商，向外商索賠呢?我國《關于對外貿易中商標管理的規定》第10條規定：對外貿易經營者在從事進出動中，對他人指定或者提供使用的商標，應當要求對方出具真實有效的商標專用權證明文件或者被許可使用該商標且未超出許可范圍的證明文件，并予以核查。該商標不得與已在我國相同或者類似的商品上注冊的商標相同或者近似，其商品的包裝、裝璜也不得與他人已在我國使用的包裝、裝璜相同或者近似。在上述案例中，經協在未向對方索取商標權屬證明情況下，就擅自接受外商來樣定貨出口訂單，沒有履行對商標的審查義務，結果造成商標侵權。在這種情況下，經協即使是被委托人，也成為了侵權人，它不能將侵權責任完全歸咎于外商，自己也必須承擔責任。至于經協和外商各自承擔多少責任，經協向外商索賠多少，則由二者協商而定。

從上述案例中我們發現，當我國對外加工貿易中出現侵犯國外商標權的情況時，國內工商管理部門執法的對象往往是國內侵權人，根據《商標法》劃分國內責任，并不深究貿易雙方(國外委托方和國內被委托方)孰對孰錯，如何劃分責任；而我國《關于對外貿易中商標管理的規定》及一些國際公約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恰恰對其做出補充——規定了貿易雙方責任的劃分。如《公約》第42條規定：(1)賣方(加工方)所交付的貨物，必須是第三方不能根據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主張任何權利或要求的貨物，但以賣方在訂立合同是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權利或要求為限，而且這種權利或要求根據以下國家的法律規定是以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為基礎的：a如果雙方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是預期貨物將在某一國境內轉售或其他使用，則根據貨物在其境內轉售或做其他使用的國家的法律；或者b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根據買方(委托加工方)營業地所在國家的法律。(2)賣方在上一款的義務不適用于以下情況：a買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此項權利或要求；或者b此項權利或要求的發生，是由于賣方要遵照買方所提供的技術圖樣，圖案，款式或其他規格。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公約》是不適用于加工貿易中的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的，而上述案例屬于來樣加工，因此可以援引《公約》作為參考。

二、商標侵權對我國造成的危害

1、商標侵權嚴重危害了加工企業的發展。對國內加工企業來說，獲得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費，大部分利潤被委托方攫取。隨著國內外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引起商標侵權的風險是巨大的，同時商標侵權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很嚴重的。我國《商標法》第59條規定：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國外對商標管理也相當嚴格，如美國商標法就對偽造商標的處罰做出如下規定：對個人偽造的，罰金25萬美元或者處以5年以下徒刑；再犯者處100萬美元罰金，或者處l5年以下徒刑；對合伙偽造的，處100萬美元罰金；再犯者處500萬美元的罰金。加工貿易這種風險大，利潤小的生產方式從本質上決定了加工企業的不利地位。企業一旦被卷入商標糾紛，完全是得不償失。

2、侵權嚴重影響了我國外貿環境及國際形象。近年來我國加工貿易中侵權案件頻頻發生，貨物被海關扣押或者沒收，這些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產品的出口。此外，美國海關曾列出五大侵權“黑名單”，中國大陸居于黑名單首位。美國公布2006財政年度海關知識產權類扣押案件比上年增加了83％，海關共扣押仿冒品1．4萬余起，案值超過1．55億美元，原產自中國的涉案產品金額約1．26億美元，占所有被扣侵權貨物總價值的81％；這些統計無疑會使中國的貿易合作伙伴降低對中國產品的信任，提高與中國合作的警惕，影響了我國外貿環境和國際形象。

三、我國加工企業防范商標侵權的對策

面對侵權風險，加工企業要以積極的態度面對，防患于未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考慮：

1、在接受定牌時，要求委托方提供商標合法性的證明文件。如果是他人的注冊商標，委托方需提供合法的商標使用轉讓證書。委托方如果提供了證明文件或轉讓證書，即使驗證過程可能很繁瑣，企業一定要驗明其真偽。如發現可疑之處，企業應當婉轉拒絕。

2、當企業知道委托方提供的商標可能存在侵權問題時，千萬不要抱僥幸心理，貪圖蠅頭，拒絕為妙。要特別注意的是，按照我國加入的《商標注冊用商品與服務國際分類尼斯協定》，對于馳名商標來說，不但不得在相同或近似類別的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而且不得在不同類別甚至性質不相關的商品上使用與馳名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否則，就構成對馳名商標的侵權。

因此當委托方提供的是其他商品的馳名商標時，企業要高度警覺，調查清楚該馳名商標能否用于自己生產的產品之后，再決定是否接受。

3、為避免卷入侵權糾紛，企業與委托方應該事先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當委托方指定的商標被第三者控告使用侵權時，應由委托方與控告者交涉，與加工方無關，由此給加工方造成的損失由委托方負責賠償

對外加工貿易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外匯儲備；過快增長；成因；對策性建議

[中圖分類號]F822.2；F830.7［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1）05-0062-06

一、增長過快已成為我國外匯儲備的突出特征

2001年以前我國外匯儲備經歷了波動增長的短缺階段（1979年~1989年）、緩慢增長的初具規模階段（1989年~1993年）、逐步積累的穩步增長階段（1994年~2000年），進入2001年以后我國的外匯儲備進入了超常增長的階段，這一階段，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之快、規模之巨大是我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更是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自2006年2月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國以來，2007年~2010年以每年4,000多億美元的速度不斷增加，至今一直保持在第一位，截至到2010年末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28,473億美元（見圖1），是2001年外匯儲備總額的13.42倍。

二、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通常而言，國際收支的順差是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是導致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直接原因，但國際收支順差背后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是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更為根本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宏觀經濟根源：儲蓄率過高

根據支出法和收入法的國民經濟核算公式分別為：

GDP=C+I+G+X-M （1）

GDP=C+S+T（2）

其中，Y表示國民收入；I表示國內投資；G表示政府支出；X表示出口；M表示進口；S表示國民儲蓄；T表示稅收。

假設政府支出等于政府收入（G=T），由上述兩式可得：

S-I=X-M（3）

該式的含義是，當S-I>0時，存在凈出口，實質上是儲蓄凈輸出，在國際收支上表現為儲備資產增加；當S-I

余永定、覃東海（2006）[1]對于中國儲蓄――投資缺口和外匯儲備變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更加深入和細致的分析，得出：

（sp-ie）+（sg-ig）=if -ca（4）

式中，if -ca正是外匯儲備的增加。其中， sp、sg、ie、ig、if、ca分別表示國內私人部門儲蓄率、政府儲蓄率、本土企業投資率、政府投資率、外資企業投資率、經常項目逆差與GDP之比。

公式（4）所表示的含義為：正的家庭和政府儲蓄――投資缺口之和等于外匯儲備的增加。

因此，可以說外匯儲備增加是一國對外經濟不均衡的反映，而對外經濟的不均衡實質上是國內經濟運行不均衡的外在反映。國際收支雙順差從深層次上體現了我國內部經濟的失衡，是國內相對儲蓄過剩在對外經濟上的反映。

我國居民儲蓄率自1992年以來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多數年份高于40%，只有1998年~2001年低于40%，2002年后，儲蓄率開始顯著上升，且以居民儲蓄平穩增長，企業儲蓄明顯上升為突出特點。2007年達到49.9%，其中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2008年中國的儲蓄率為51.3%。當年，美國的儲蓄率僅為12%。

2. 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相當一部分靠出口拉動，并且這種趨勢不斷加大，雖然自2008年以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了一定的減弱，個別時間甚至段出現了負貢獻，但是，這并非常態的發展，近十幾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多數年份維持在50%以上，在貿易方式上，以加工貿易為主，尤其是隨著國際制造業轉移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加工貿易的最大集聚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民幣名義匯率波動缺乏彈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背景下勞動的無限供給、資源要素市場分割和價格非市場化所帶來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使得我國在加工貿易方面具有相對價格優勢。據國家海關總署統計，2009年，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9,093.2億美元，占我國進出口總值的41.2%。其中進口3,223.4億美元，占同期進口總值的32.1%；出口58,69.8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48.8%。加工貿易項下順差2,646.4億美元。但是，眾所周知，加工貿易只是一種簡單的規模擴張，其帶來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較小，而且低端出口的擴張很容易造成國內資源向出口部門的逐步轉移，這不僅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而且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目前，加工貿易的擴張不僅加劇了我國資源的緊張，而且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對高技術、高附加值制造業以及服務業的“擠出”效應，造成我國自主技術和自主品牌發展緩慢，使得我國一直處于國際產業鏈的底端。由此可以說，我國相當一部分的外匯儲備的形成是因為低端貿易的規模擴張拉動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2]

3. 制度因素：人民幣匯率制度及其外匯管理體制

（1）匯率制度影響外匯儲備的作用機理。長期缺乏彈性而不是建立在外匯市場供求基礎上的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增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通過影響商品出口造成儲備規模的變化

當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εx+εm>1（其中，εx、εm分別表示本國進口需求彈性和出口商品彈性），當本國的出口商品價格彈性和進口需求彈性足夠大（即兩者之和大于1），則本國的貿易收支會因本幣貶值而得到改善。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沒有加入競爭性貶值的行列，從而贏得了良好的國家聲譽，加之當時美元只需走弱，導致人民幣匯率長期處于被低估的狀態，人民幣匯率的低估，提升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促使了我國貿易順差的增加，這種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造成了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幅增加，即使是2005年7月21日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兌美元持續走高也沒有削弱我國出口持續增長，原因在于人民幣兌歐元等其他國際貨幣并沒有大幅升值。

缺乏彈性的匯率成為外匯市場達到均衡（市場出清）的障礙

情形一：固定匯率制度

如圖2所示，E0為外匯供求均衡時的匯率，即市場出清匯率，E1為供給大于需求的匯率，E2為需求大于供給時的匯率。當需求不變，供給曲線向右移動到S'時，這時市場出清的匯率應該升值（以直接標價法表示），匯率向下移動到E1。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制度安排對非中央銀行限定其外匯頭寸最高限額，對非中央銀行會員的外匯持有頭寸的額度實施管制，超出外匯規定額度必須在外匯市場拋售。外匯持有頭寸的限制，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必然在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點出清形成新的人民幣匯價，但是我國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在實際操作上允許匯率浮動的幅度相當有限，如果匯率一直維持不變，則出現超額供給（Q2-Q0）。為了使外匯市場出清，中央銀行必須增加外匯購買，以吸收供需缺口；相反，如果需求曲線向右移動到D'，使市場出清的匯率應該貶值，匯率向上移動到E2，出現超額需求（Q1-Q0 ）。為了使外匯市場出清，中央銀行必須減少外匯購買或賣出外匯儲備，以補充供給缺口。由此，如果把中央銀行合意的外匯儲備作為正常的外匯需求的組成部分，外匯市場的供需缺口實際上是在某一非均衡市場匯率(指市場出清的市場均衡而不是宏觀經濟均衡)下形成的外匯過度供給或過度需求，也是實際外匯儲備規模與合意外匯儲備規模之間的差額。即：外匯超額供給=實際外匯儲備規模-合意外匯儲備規模。[3]

情形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浮動管理制度下，匯率的浮動范圍處于嚴格的限制當中，假設匯率波動的上下限區間為（EL，EH），均衡匯率（市場出清匯率）為E0∈（EL，EH）（圖中供給曲線S和需求曲線D交點對應的匯率水平）。

如圖3所示，假定供給曲線不動，需求曲線D向上移動到D'，此時市場的均衡匯率為E2，假設E2超出了波動范圍，即E2>EH，為了使得波動處于限定范圍內（只要市場出清匯率處于EH即可），此時所需的外匯供給缺口為（Q1-Q2 ），央行進入外匯市場通過賣出外匯，彌補外匯的供給缺口，使外匯市場達到出清狀態，這就會必然造成外匯儲備的減少。

假定需求曲線不動，供給曲線S向右移動到S'，此時市場的均衡匯率為E2，假設E1不在波動范圍內，即E1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匯率允許的浮動區間與市場均衡匯率不一致是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不適度的重要原因。

（2）我國外匯管理制度對外匯儲備的作用機制。長期以來，我國外匯管理的主要特點是強制結售匯，《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除經外匯局批準的捐贈、資助及援助合同規定用于境外支付的外匯，外國駐華使領館、國際組織及其他境外法人駐華機構、居民個人及來華人員的外匯，在外匯局核定的最高金額以內的外商投資企業經常項目下外匯收入等準予保留的一定數量的外匯其余境內機構經常項目下外匯收入必須結匯。企業外匯結算賬戶限額為上年經常項目收匯額的30%或50%，超過部分必須結匯，從而使企業不能按預期存儲自有外匯，只能賣給外匯指定銀行，需要使用外匯時，又得從銀行購買外匯。2008年8月，國務院公布了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2008年8月1日國務院第20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對于結售匯特別是經常項目結售匯的限制已經較為寬松，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但是對于外匯的兌換仍然有著諸多限制，突出表現在經常項目支出和資本項目的結售匯兩個方面。在外匯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改革的情況下，外匯市場的需求和供給被人為的改變，堅持多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成為外匯積累的最重要的政策因素，并且雖然有所放開，甚至鼓勵私人持有外匯，但是，在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的背景下，企業和居民缺乏持有外匯的動機，因此，央行只有以外匯儲備的形式持有相當部分的外匯。

4. 外國直接投資的持續流入

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外匯儲備的增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影響效應（直接效應），外國投資的增加直接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二是間接影響效應（間接效應），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導致了進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間接提高了我國境內企業的出口創匯能力，當前我國加工貿易大幅度上升，其凈出口增長速度要高于原料進口增長速度，中國通過加工貿易進口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然后再把生產的制成品出口到國外，形成貿易順差，而從事這些加工貿易的絕大部分來自外資企業。[5]

如表1所示，外國直接投資影響國際收支的渠道主要有九種，這九種渠道實際上都會影響外匯儲備的變動。其中第1-2種渠道體現了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效應，而其他的則反映了FDI對外匯儲備變動的間接效應①。加總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可以估算出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其表達式為：

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效應=直接效應+間接效應=FDI凈流入+FDI凈出口-直接投資收益-專有權使用費用和特許費（5）

通過測算得出結論：1986~2007年FDI對外匯儲備的實際貢獻約占外匯儲備規模的50%。2003年以前直接效應占居主導地位，但從2004年起，間接效應大大超出了直接效應，是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6]

5. 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與外匯儲備增長

資本項目成為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后，反映了我們的外匯儲備有一定的水分，即投機性資本的流入。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的動因，主要是套匯、套利和資本溢價，我國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進一步加強，以及人民幣與美元存在的較大利差，促使越來越多的投機性資本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渠道流入到我國，它們棲息于我國的股市、樓市等待人民幣的大幅升值。當前對于熱錢規模的測度方法不一，如果外匯儲備的增加大大超過貨物貿易順差和FDI之和，就會被認為是無法說明來源的熱錢。按照這個標準，僅2009年上半年我國熱錢流入就達到378億美元。投機性的短期資本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重要因素。

三、抑制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對策性建議

外匯儲備的增長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經濟層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層面的原因，由此，要想從根本上抑制這種過快增長的局面，必須從多方面著手，需要多方面政策的搭配，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

1. 切實轉變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如前所述，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相當一部分規模的增加是靠低端貿易的規模擴張拉動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因此，當前切實轉變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成為抑制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根本舉措。在國內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工作中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要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一是抑制特定產業出口，改變“一刀切式”的獎勵出口的外匯政策，減少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擴大高附加值高技術產品出口，出臺相關政策，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構建質量效益導向的外貿考核體系和調控體系，增強外貿發展的自主調控能力，促使外貿出口從規模導向轉向效益導向。二是鼓勵特定產業進口。增加鼓勵進口的外匯政策，擴大國內目前緊缺或預期未來緊缺的資源性產品、戰略物資、先進技術及設備的進口，并給予稅收優惠，加快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和人才，努力增加戰略資源、大宗原料等物資的采購和儲備，從而逐步改善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局面。

2. 注重引進外資的質量和產業融入機制

在資金相對充裕的今天，吸引外資時應弱化“彌補資金不足”的作用，強化其“吸收先進技術”的功能，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積極有效地引導外資投向國民經濟急需發展的部門，主要是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企業技術改造，投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提高國家整體的技術及管理水平，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逐步減少對外資和外國技術的依賴，從“優惠政策”轉向“市場導向”，依靠改善投資的“軟環境”和“硬環境”，提高辦事效率和減少交易成本來增強投資的吸引力，靠經濟的發展和政策的穩定來吸引外資，真正做到以市場經濟的原則來處理經濟問題。依靠有吸引力的市場、高效健全的管理機制以及優越的投資環境來增加投資的吸引力。

3. 繼續鼓勵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

支持有條件企業“走出去”，可以做到“藏匯于企業”，自然而然就可以減少官方儲備增長的壓力。我國的大多數企業的“走出去”實際上還處于很初級的階段，“走出去”的表現形式主要是開展出口業務，對于那些著手實施海外投資的企業，除少數外，大多數從事的是貿易型領域和礦產等資源開發領域，且投資規模仍普遍偏小。也就是說，在國家化的道路上，我國的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政府應該繼續落實鼓勵企業“走出去”的各項措施，如制定并落實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等，并且還要不斷完善鼓勵境外投資的配套措施、項目核準制度和國內協調機制，支持和引導一些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進行跨國并購。另外，積極發展境外加工貿易，轉移部分的經常項目順差，鼓勵一部分企業把后序加工能力轉移出去，帶動我國加工設備和上游產品的出口，從而促進就近開拓市場。最后，鼓勵國內企業直接所取得外匯利用在國外進行投資，既可以減輕我國外匯結售匯所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的壓力，又可以吸引東道國的優秀人才，實現投資收益。

4. 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

首先，穩步增加匯率波動彈性，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通過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增加匯率的波動彈性，不僅可以降低公眾對匯率失調的心理預期，而且可以增強匯率對外部經濟不平衡（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能力，匯率的雙向自由波動也有利于提高市場參與者防范風險的能力，并且能夠抑制套匯型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增加匯率波動的彈性，進而實現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不是完全放棄匯率穩定的目標，盲目追求匯率的波動，這種市場化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開始可以先確定小幅浮動區間，有效利用銀行間市場匯率浮動區間，使市場逐漸適應匯率波動，隨著市場交易主體的不斷增加，企業與銀行交易意愿的逐步釋放，再逐步加大波動幅度。整個過程中，中央銀行不能頻繁地干預市場，不同階段可以設定一定的目標區間，只有當匯率超出這個目標波動區間時才入市干預。

其次，繼續放寬結售匯制度的限制，最終實施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當前可以隨著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增加，不斷提高企業和個人購買外匯的限額和比例。當前成功實行了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QDII），QDII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引導居民通過正常渠道參與境外證券投資，減輕資本非法外逃的壓力，將資本流出置于可監控狀態，現在應該放寬居民在境外購買債券的管制，可以允許有出口創匯收入的大企業用留用外匯購買國外債券；同時，還要放寬對外直接投資的管制，特別要建立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金融支持體系。然后，在企業積累了一定的用匯經驗后，隨著外匯市場的逐步完善，企業用匯比例、用途和結售匯限額逐漸擴大，居民用匯逐漸放寬。隨后，隨著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逐步實現，最終過渡到完全意愿結售匯，徹底減輕中央銀行被動發行貨幣的壓力，實現“藏匯于企業”和“藏匯于民”。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從強制結售匯向意愿結售匯轉變并不是不可逆的，部分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國在危機時可以恢復或加強資本管制。

最后，積極分步驟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抓住自身經濟快速增長和人民幣匯率具有較強升值預期的這一黃金時期，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向外輸出人民幣。具體可以采取以下步驟：一方面，要明確人民幣可兌換和國際化分步推進的戰略。首先要認真研究設計人民幣可兌換的路徑選擇，同時還應提高人民幣可兌換的效率，使人民幣能真正國際化。如果過早地實現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而同時人民幣并沒有真正成為國際化的貨幣，其收益也就無法得到真正體現。因此，貨幣可兌換的進程必須要同未來國際化的程度相結合進行。當然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個分步驟推進的過程，可以先選擇與我國對外經濟關系比較密切，對我國經濟依賴性強的經濟體，提高經濟交易中人民幣的結算比率，并且在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貸款中，爭取使用以人民幣作為投資和貸款貨幣，著手建立區域性的貨幣聯盟。當前倡導實行的東亞國家建立區域外匯儲備庫安排、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啟動以及與若干貿易伙伴開展貨幣互換等一系列舉措都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很好的嘗試。另一方面，從技術方面來看，應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一要鼓勵以人民幣計值的對外經濟交易，二要倡導和鼓勵人民幣的對外清算中心的形成，目前在中國香港已經形成了人民幣的清算網絡，在總結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應將其升級，使之更為便捷，功能更為齊全。三要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兌換，繼續放松對外匯交易的管制，讓獲得外匯收入的經濟主體可以自由選擇是出售外匯還是保留外匯。[8]另外，從國際經驗來看，日、英、德等國家從經常賬戶開放到資本賬戶開放、貨幣可兌換分別用時16、18、20年，我國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可兌換應該結合金融體制改革的情形，制定具體的目標時間表。

5. 加強對短期投機資本和非法資本流入的監管

對外加工貿易論文范文第5篇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